1940年上班第一天，我跻身公司顶尖销售员行列——公司为了照顾我，一笔同美国钢铁公司的业务落到了我头上。这笔生意金额巨大，经过一天的“工作”，我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定额。公司内部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配以大字标题：“小托马斯・J·沃森，在1940年第一个获得业务绩优奖章（HPC， Hundred Percent Club）！”我却觉得很难堪，大家都知道，那全因为我是老沃森的儿子，否则我怎么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下如此高的销售额。从这一刻开始，虽然我很难想象IBM之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想办法离开IBM了。

如果不是二战爆发，我人生的转折点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美国参战似乎在所难免，我想参军，我希望自己在战时担任飞行员。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考虑的是怎样逃过上飞行学校，因为我觉得那些军规军纪会让我被淘汰。

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了，我已经26岁，有着丰富的驾驶飞机的经验，不想再到某个培训学校听理论派的老师说一堆口水话。当我听说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海培・阿诺德（Hap Arnold）将到纽约来为新兵队伍发表演说时，就准备去请教他。阿诺德是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人，不太有耐性。当他演讲完进入提问环节时，我举起手来，他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问道：“我有一千多个小时的民用飞机驾驶经验，我想知道，我能不能不上飞行训练学校，直接加入空军部队。”

“没那可能。去上飞行训练学校。下一个问题。”

但我仍然站着，继续说：“可是，将军，进行重复训练似乎是浪费政府的钱。”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行，你那些民用飞机驾驶时间不算数的。”他满脸不耐烦，好像是在命令我坐下。没办法，我只能坐下来，心里却暗想：“我得继续说服他。”

我想躲避上飞行训练学校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眼睛有点毛病。我私下里找过一个医生为我进行加入航空部队必经的视力测试，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有一个测试仪器是测试眼部肌肉平衡感的，当你往里看时，一只眼睛看到点，另一只眼睛看到线，然后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应该能重叠起来成为一个球形。当我做完这个测试后，医生摇着头说：“你会驾驶飞机径自和别的飞机相撞，你完全没有深度知觉。”

“可是医生，”我回答说，“我已经在天上飞了一千多个小时了，飞行经验有七年之久了！”

“好吧，总之这很危险，非常危险。”他解释说我眼部肌肉完全没有平衡感。我的左眼视线偏下，右眼视线偏上，偏差程度是空军入伍指标的三倍。但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我的飞行员之梦。后来我买了一架这种测试仪器，在家练习将那些点线视像重叠起来。练习之后的结果相当不错，我不仅成功通过体检加入了空军，而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每年体检我都顺利通过此项测验。

春天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不去上飞行训练学校，那就是加入国民警卫队。要成为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只需要三百小时的民用飞机驾驶经验并通过一次飞行测试。我立即报了名，不到年底我就得偿所愿，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第102侦察中队的少尉。平时我仍在IBM混日子，到了周末就前往位于纽约史坦顿岛的中队飞机场进行训练。

父亲几乎没跟我谈起过关于战争的事情，但在我入伍几周后他把那枚希特勒颁给他的勋章退了回去。我知道他对通过国际贸易促进世界和平寄予了很大希望，而大战的爆发让他无话可说。他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但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参战，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反映在他对军需品生产的态度上。一些公司，像北美航空，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就已经开始向海外出售战斗机。但父亲不喜欢把恩迪科特变成军工厂的想法，当1940年秋天美国陆军部将一份生产机枪的合同强加给IBM时，父亲不是很高兴。他在纽约州的波基普西市建了一个子公司以完成这项工作，并责令其同母公司保持距离。当然，在美国最终参战时，IBM全力投入其中，父亲非常自豪地将公司的名字印在出厂的武器上。

1940年8月，罗斯福总统对国民警卫队发表动员演说，我终于达成了夙愿：成为一名整装待发的空军飞行员。不久我所在的中队转到麦克莱伦军事基地进行训练。这个基地在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附近，天气闷热潮湿，生活枯燥乏味，跟它比起来连恩迪科特都像是一座花园。但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终于摆脱了IBM，可以每天飞行。我有个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住在基地附近的城里，周末时我可以去找他。在纽约IBM公司过了三年循规蹈矩的生活之后，我开始作出许多极其幼稚的行为。

我还记得辛辛那提市的一个晚上，在那个疯狂的夜晚有一个宴会，我是宴会上唯一身着军装的人，宴会中途一个念头突然蹦进我的脑子：这些人多像罗马焚城之际仍在饮酒作乐的市民。宴会的主人与我大概同龄，十分富有，在这座美丽的城镇拥有一所漂亮的房子，还有个让人羡慕的家庭。不知怎么的，当时我想，他真应该应征入伍。

我走到房子外面透气，发现房子旁有条浇花用的橡胶软管。我从小就喜欢拿这玩意儿玩闹，此时它看起来正像是我对屋子里那些自鸣得意的家伙表达厌恶之情的最好工具。我拧开龙头，拎着水管回到饭厅，对准所有的宾客哗哗地浇了上去。两个大块头男人回过神来，想上前来制止我，但那时我已经跑出屋外，一头扎进游泳池。反正要是被他们逮到，我也会被扔进游泳池的。之后好多年，还会有人在看到我的时候说：“你是不是那个在某某家的宴会上，拿水管大闹宴席的家伙？”而我则会回答说：“不，你认错人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应该成熟起来了。每当奥莉芙在周末来探望我时，我的表现会好很多。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我能感觉到她的深情，越来越想改掉那些恶作剧，变成一个认真可靠的人。当时我俩都还同其他异性有所往来，但随着战争的迫近，结婚日渐提上了我们的日程。我知道她想成家了，而可能战死沙场的想法使得我也有着同样的愿望。

在1941年11月，我回纽约探亲，带她去了华尔道夫饭店顶层的星光舞厅跳舞，在那里向她求婚。我口袋里揣着一枚钻戒，是那天早些时候在珠宝大王哈利・温斯顿（Harry Winston）的店里买下的，当时我穿着皱巴巴的军服，以没钱为借口，从他那儿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折扣。这也是我和父亲之间又一个相当大的区别——为了买一枚过得去的订婚戒指，他会举债借贷，而我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讨价还价、量入而出。奥莉芙和我在纽约长岛洛克斯特谷（Locust Valley）举行了盛大的订婚宴，她的姑姑奥莉芙・谢尔（Olive Shea）也住在那里。她的姑姑嫁给了乙基公司(Ethyl Corporation)的总裁埃德・谢尔（Ed Shea）。在订婚宴上，我们宣布在圣诞节次日举行婚礼。

我一直以为将美国拖进战争的罪魁祸首会是希特勒，却没想到日本会率先发难。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我正在驾车返回基地的路上，同行的还有我们中队的一个伙伴约翰・格温（John Gwynne）和他妻子。我们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但各个电台都在播报着同样的新闻。我们沉默地坐着，最后不知是谁说了句：“我们的生活要发生巨大变化了。”

国民警卫队的人都知道，我们不会一直待在安尼斯顿，上面会对我们中队重新进行训练，把我们送去开轰炸机。基地里的每个人都脸色严峻，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日本人会随时对美国西海岸发动袭击。不到一周我们就接到命令，中队将调往加利福尼亚州。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分钟也没耽搁，马上给奥莉芙打电话说：“你现在就到这儿来，我们马上举行婚礼。”起初她泣不成声，说婚纱还没准备好，不过最后她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个突发事件，在商店花了一下午，当晚就同她母亲坐上了火车。之后我还给家里打了电话，他们第二天也来了。我邀请父亲做我的伴郎，这不是传统的做法，我倒是可以让格温或某个大学时代的朋友来做，但这些人父亲都不熟。在当时，父亲在我心里占了很重的分量。在我心里所有那些对他的不满、厌烦，所有他那些在“IBM开放日”上夸张的做法引发的难堪情绪之下——是对他深深的爱与尊敬。我对他再不像曾经那样怨恨，因为我们之间原本也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问题。硝烟已起，我想自己有可能会战死沙场。在此风云巨变之际，我将所有的积怨通通放下。这就是我为何会邀请父亲做我伴郎的原因。

安尼斯顿唯一可以用来安置婚礼宾客的是基地附近一家廉价旅店，旅店的大堂里甚至还摆着痰盂。我在基地根本脱不开身，所以奥莉芙只得自己去买结婚戒指。驻地的小教堂每15分钟举行一场结婚仪式。轮到我们时，差点耽搁了，因为基地的哨兵不让奥莉芙进来——我忘了将她的名字报告给士兵了。等她终于赶到时，大家早已坐立不安。我们一股脑儿涌进教堂当中的走道——整个婚礼匆匆完事——就这样，奥莉芙和我结婚了。我知道她很失望，如此草草地就结婚了。尽管我只有两天婚假，但我还是决定好好安排我们的蜜月，补偿奥莉芙的失望。我在安尼斯顿找到一处砖石别墅，院里的篱架上爬满常青藤。我租下别墅，往里面塞满美食和香槟。父亲再次表现出他的考虑周详——安尼斯顿没有花店，所以他打电话找了个亚特兰大的花商。就这样，当我抱着奥莉芙跨进别墅大门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玫瑰花海。

结婚之后，你不知道第一次吵架会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婚礼如此仓促，甚至连吵架也匆匆而来。

就我们而言，似乎每件事情的进程都加快了，所以婚礼举行6天后，我们中队就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路途。我开着飞机过去，奥莉芙则同另一位少尉的妻子玛姬・杜瓦尔（Marge Duval）开车到达目的地。她们开着杜瓦尔的敞篷车，我雇了个高中教师开着我的车一路随行。那是一辆我从基地指挥官手里买来的，半新的林肯车，因为当时我预料到很快汽车就会脱销了。

在我们分别之前，我不厌其烦地叮嘱奥莉芙：“我希望你记住三件事情：别超速行驶，别让任何人搭车，别让我的车超出视野范围。要是它撞坏了或是丢了，我们就没的替换了。我们加利福尼亚见。”我们俩都非常独立，但我自认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要比她多，所以觉得能够通过告诉她该怎么做来避免麻烦上门，可惜我对即将到来的麻烦毫无概念。经过那么些镇子、那么些交通信号灯，她和玛姬很快就发现很难让这两辆车不分散。等她们在第三天到达得克萨斯时，已经完全不知道那位高中老师和我的车现在何处。接着她们停在一个加油站时，加油站的人跑过来问：“你们能让我儿子搭个车到下个镇子吗？他得赶火车去报到，要是赶不上的话，他就会触犯军纪。”于是她们让那个男孩爬进后座。最后她们开始超速行驶，因为路又平坦又漫长，而且她们担心那个高中老师已经开到前面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中队只飞到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就停了下来，因为前方的气候非常恶劣。我在一张地图上琢磨了那两个姑娘可能走的路线，然后想：“奥莉芙可能今天到这儿！”于是我带着破旧的柳条箱，夹着份周日的报纸垫着屁股坐在一个铁路岔道的附近的高速公路旁边等着。不到一个小时，她们来了——两个漂亮姑娘坐在一辆蓝色的折篷汽车里，车顶没有打开。我把报纸扔向空中，大声欢呼，她们停了下来——从我身边开过去好远，因为她们的车速实在太快了。第一条犯了。当她们倒回来时，我看到后座上有个面相不善的士兵正在呼呼大睡。第二条也犯了。我十分生气，质问奥莉芙那家伙在车上干什么，并命令那个可怜的家伙立刻滚下车去。

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那辆车完全不见踪影。我开始嚷嚷：“我的车呢？我的车在哪儿？”奥莉芙也慌了，她压根儿说不出自己最后一次看到那辆车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她脑子里可能正在想着和我离婚吧。就在这时，一辆火车从旁边隆隆驶过，巧极了，火车上运的正是我们中队的士兵和地勤设备。他们认出了我们，探出窗口向我们欢呼致意。要不是当时我那么生气，肯定会觉得这一幕有趣极了。碰巧的事还不止如此，等我们回到旅馆，我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之前那位老师也恰巧给他们打了电话。我的车安然无恙，皆大欢喜。当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瓶香槟，最后我终于不再生气了。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基地是圣博娜迪诺一处尚未启用的机场，距离洛杉矶大概50英里，机场连路面都还没铺好。我们圣诞节都是在帐篷里过的。此地非常荒凉；带家眷的同僚不多。奥莉芙幸运地在当地旅馆找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旅馆相当不错，很久以前我曾和父母在那里住过。圣诞节前夜，她和我搞到一些波旁威士忌和大概十加仑牛奶，我们到帐篷去，给全中队的人做了蛋奶酒。

起初我们中队待在这个地方无所事事，但就在圣诞节后的第四天，我们接到了指令。我们的任务是沿着西海岸来回飞行，寻找日本潜艇。飞行路线始终如一。我们径直飞过洛杉矶上空，飞到距离海岸大概十英里的海面上，然后以四千英尺的高度与海岸线平行飞行，以便最大限度地看清水下的情况。当往北飞到萨利纳斯镇时，我们拐进内陆加油，再沿着同样的路线折返。

我们驾驶的是一种笨重的飞机，叫作O-47。机上携带一名飞行员、一名观察员和一位机枪手。它就像个大腹便便的动物，观察员蹲在它的肚子处透过小窗向下巡视。机上装有一架点30口径的机枪，要是我们真的发现了日本潜艇，可不打算用它——它只会打草惊蛇。一旦发现日本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确定其具体位置，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告给位于洛杉矶东边的三月机场（March Field），那里有整装待发的轰炸机。用我们的飞机执行这一侦察任务其实相当荒唐——要想准确定位需要缓慢飞行，而我们驾驶的飞机又笨重、速度又快，要做到这点实在太难了。

不执勤的时候我过得很开心。新年过后，我在镇上找了座粉饰灰泥的小房子供奥莉芙和约翰・格温的妻子同住。那栋房子有两间卧室，铺着廉价地毯，配以汽车旅馆常用的那种家具。浴室和厨房是公用的——条件非常简陋。我们中队的人会在这里的露台上举办聚会，我们提供酒、干姜水和三明治。一天晚上我请来了所有的十三位军官，聚会热闹极了，最后招来了警察，警告我们安静一点。我们辩解说：“哎呀，我们就要去打仗了……”于是警察们摘掉警帽和配枪，加入了我们的狂欢。

离基地不远的圣贝纳迪诺山里有处度假胜地，叫作箭镞温泉旅馆（Arrowhead Springs Hotel），不执勤的时候我会和奥莉芙开车去那里。我记得在那里见过不少像拉娜・特纳（Lana Turner）之类的电影明星。我们不允许离开驻地方圆30英里，但一次，我和格温得到整整24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们四个便去了洛杉矶。我猜那里的人没见过多少飞行员。约翰的妻子柯丽和我的妻子奥莉芙又长得很美，于是有人拍下了我们的照片，登在了《洛杉矶时报》第二版上。值得庆幸的是没人注意到，我们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活动范围足足二十英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个月里，日本似乎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志在必得。他们攻占了香港，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占领了，只剩下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他们往东占领了威克岛，在那里建了个基地。不难想象加利福尼亚将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队连一艘日本潜艇也没见过。洛杉矶经历过一次空袭警报，全城灯火管制，机枪对着天空一顿乱射，结果只是虚惊一场。渐渐地，日本战线拉得过长、不会前来进攻的事实变得明晰起来。巡逻海岸侦察潜艇的任务变得没有意义，我们的士气开始消沉。

我得特别留神避开我们中队的指挥官尼尔松少校。我与他首次冲突还是在安尼斯顿的时候，当时我是中队的安全员，他觉得我做事情过于较真。我们的飞机很难操纵，跑道很短，一端还有座山，在我看来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在他看来却不值一提。不管何时我提议完善安全规章，尼尔松都会取笑我。他觉得我是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而我觉得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上司。到了加利福尼亚几周后，我们中队的人开始被抽调前去填补那些在新几内亚岛被击落的飞行员留下的空缺。尼尔松告知我们此事的方式是在一天早上将整个中队集结起来，念了三个名字，然后说：“这是给你们这些剩下的家伙上的一堂课。老实点，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我暗想：“怎么能把人就这么送走呢？”要是上级让我们的人待在一起，再配上合适的飞机，编成一支轰炸机中队的话，效果会很好。我们中队的人彼此熟悉、互相了解，能够很好地协同配合。但上级显然只打算将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抽调走，而我们的指挥官对此毫无异议，压根儿都没想为自己的手下争取最大利益。

我决定尽一切所能在尼尔松把我送走之前自己想办法调走。尼尔松训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麻烦正在一天天逼近，所以此后一直躲着他。我觉得即使那会酿成错误，我也绝不轻举妄动。我联系了所有我认识的指挥官，表达我想驾驶轰炸机的意愿。我跑去见我们的总指挥官，试着说服他，我在别处同样能为军队效力，但他根本不为所动。在此期间，我们中队又集合了三次以抽调人选。每次尼尔松让我们列队站好，我都在想：“这次轮到我了。”最后我走投无路，只好给父亲打电话。我跟他说：“我不是想逃避。我希望你能把我弄去开轰炸机。我知道有个轰炸机中队刚刚组建起来，我想加入，这样我就能赶上训练，同战友尽快熟悉起来。”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汤姆，我很不情愿这样做。我担心自己可能会把你送入一个比你现在还糟糕的境况中去。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会让尼科尔先生去见见马歇尔将军。”

我说：“哎呀，那……”要知道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是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弗雷德・尼科尔则是我们在IBM培训学校歌里唱到的那位总裁，深受父亲倚重的左膀右臂。就像我们在恩迪科特学到的那样，父亲着眼高层——直接联系手掌大权的人。

当时我心里真没觉得尼科尔能把这事办成。可就在大概一周后，我被叫到人事行政参谋的帐篷里，一份电报放到我手中，上面写着让我前去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报到。我对那是个什么地方全无概念，于是说道：“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一个其他部队的上校正好站在旁边，他开口说：“见鬼，把这份电报给我好了。你不去我去！”我这才明白这份电报意味着什么。莱文沃思堡的这所学校是全军最让人眼热的去处之一。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去过那儿进修，将军们会直接在毕业班里挑选自己的助手。

不过两天时间，我和奥莉芙已经坐在前往堪萨斯州的汽车上了。车里载着我们的狗和三四个干姜水的箱子，箱子里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此时我们结婚已经两个月，奥莉芙怀孕了。我们想办法搞到了足够的汽油票，我们结婚时没有进行蜜月旅行，这次旅行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遗憾。第一个晚上我们停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看到了淡淡月光下雪花纷飞的梦幻景象。到达莱文沃思堡后，我们搬进镇上一所老旧的大房子。房子用纤维板隔成好多间公寓，隔音效果很差，甚至当奥莉芙在浴室洗澡而我在厨房做饭时我们都能互相交谈。不过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

全班一百多名学员中，我是唯一的中尉，其他人都是上尉、少校甚至中校。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一类的大人物会来给我们讲话。多亏父亲的帮助，我才得以加入军队精英的行列。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对战略战术相当熟悉的职业军官，学校也就是为这些人建立的。我们学习的是有处山谷需要防守时，你该怎样布置机枪兵之类的理论。这些内容与飞行毫不相干，但军队还是不断将航空部队的军官送来学校，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进修。

我们需要完成13篇论文，如果有3篇不及格，就得卷铺盖走人。评分等级被戏称为“USA”：不及格（Unsatisfactory）、及格（Satisfactory）和良好（A）。我的第一篇论文破天荒得了个A，但第二篇得了个不及格。我被吓坏了，跟奥莉芙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再得两个不及格我就得走人了。我真得好好用功了。”于是我从我们的公寓搬出来，搬进基地分派给我的宿舍，开始没日没夜地苦学。我亲眼看到比我年长的资深炮兵部队军官和骑兵部队军官因为不及格被退学，他们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泪流满面，他们的前途就这么完了。我的下一篇论文又不及格，但我的成绩有了起色，没再得第三个不及格。

奥莉芙忍受着独自生活的不便，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她的美丽和善良正是我娶她为妻的原因，她清楚地看到我需要多么努力才能通过考试。她似乎还对我与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惊人直觉。我是在某天晚上了解到这点的。当时我的一个损友尼克・兰肯——就是在IBM培训学校对我开了那个天大玩笑的那个——来看我。他刚从入伍体检中被淘汰下来，我则刚有篇论文又得了及格，我们俩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中。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烛光舞会，在那里，尼克对我说：“我们坐的这些椅子都是铁质的。我们偷偷溜到桌子底下把蜡烛放在某个人的座椅下面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意妙不可言，于是我们这么做了。我刚坐回自己的位置就听到一阵尖叫，被我们戏弄的人，忙不迭地蹦离座位。接着我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是基地副司令的副官，他语带讽刺地说道：“你一定很高兴知道沙伦伯格上校觉得你们的把戏非常有趣。”

奥莉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之后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应该长大一点了，”她说，“你父亲会来出席你的毕业典礼，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在班里像个小丑吧。”她这番话让我大感意外。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因为她没看好我的车而训斥她，不过她比我更清楚，我怎样做才最为符合我父亲的期望。从那天晚上之后，她一直提醒我这一点。

父亲真的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他对我取得的成绩相当骄傲，虽然在我看来他有些压抑着这种情绪。他在镇上的时候，从堪萨斯艺术学院找了个人为我绘制肖像画——IBM同那所学校有来往。画像不是很时髦，而当我明白了父亲画这幅像的用意后，看到这幅画像我总会觉得很不自在。父亲知道毕业意味着我离战场又近了一步，也许我会在战争中牺牲，而他在给自己作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