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我们在十月份抵达莫斯科时，冬天的迹象已无处不在。城市里破败的建筑和暗沉的天色让我想起二战期间在俄国度过的四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年轻飞行员，担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将军的副官。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热情，但战争期间在俄国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将军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间，我们在那间老的美国使馆里办公，老使馆位于莫克哈瓦亚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宫对过，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国军队正步步逼近。我们飞越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还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带被困了一个星期。击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苏联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我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一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不过我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对往事的怀恋能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尽管我觉得因为战争的缘故我同俄罗斯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我很清楚苏美关系的现状。1979年，“缓和”战略收效甚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签署算得上积极的进展。

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交给我的任务清晰明确：之前驻莫斯科的美国使节得到的待遇同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希望我能改变这一局面。多勃雷宁出任苏联驻美大使二十余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会见美国总统。他的专车甚至有美国国务院停车场的许可证。我们的驻苏大使则同多勃雷宁形成鲜明对照，花了十年多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还是混不开。在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谈判中，卡特政府为了方便起见，经常让多勃雷宁往莫斯科传话，我们的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反而被晾在一边。既然现在协定已经签署，卡特总统希望美国使团能够在苏联重新建立起威望。

虽然这份新工作的具体细节我得一一学习，但对于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大使，我早已心中有数。我为自己树立的榜样就是我的好友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他曾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我第一次见到汤普森是在1942年，当时他还只是一名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当时绝大多数使馆人员已经被疏散到距离莫斯科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市，汤普森被指派看管使馆的财产，于是留在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期间的任务之一就是驾驶飞机载他一路飞去德黑兰为使团人员采购生活物资，因为当时整个苏联的食物都十分匮乏。我记得我们往飞机的炸弹舱里装了整整两吨物资——克宁牌炼乳、罐头豆子，你要是看到那些东西，绝对想不到是给外交官吃的，但在战时，那就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我渐渐同汤普森熟悉起来，我很佩服他，一个年轻人看待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人时都会这样。他又高又瘦，俄语讲得十分流利，有一点害羞和矜持，不过他从未让自己的性格影响事业。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他走遍了整个苏联，几乎每天都同苏联高官进行社交性往来。他和他的夫人很懂得怎样营造温馨气氛，他的官邸斯巴索府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数不清的苏联重要人物，从苏联政治局常委到芭蕾舞女演员，不一而足——那里是苏联上流社会人士能够公开前往的寥寥几个“堕落场合”之一。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喜欢汤普森，经常同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汤普森不是“遏制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那样的天才理论家，但他对苏联人的行事方式十分了解，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了解拯救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剑拔弩张的时刻，赫鲁晓夫给肯尼迪传达了两条相互矛盾的讯息。他的第一封信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很明确地表示希望避免核战争；第二封信则充满了挑衅的论调，几乎激得肯尼迪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性行动。直到汤普森进言，肯尼迪和他底下的人才暂时按捺下来。汤普森说，第一封信也许更接近赫鲁晓夫的本意，也就是说，苏联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只是为了在别的事情上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据汤普森的分析，约翰・肯尼迪作出一个惊人简单的决定：无视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只回应第一封信。肯尼迪在回信中提议，只要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将努力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实施“缓和”政策。赫鲁晓夫收到回信后的第二天就下令从古巴撤出导弹。

站在斯巴索府大门口，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踏进大门时，我的心情就像刚刚步出大学校园进入IBM工作时那样，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二战期间，我曾在斯巴索府参加过一次招待会，同温斯顿・丘吉尔握了手。我也曾以IBM总裁的身份到此地拜访过汤普森。此时，在65岁的时候，我作为驻苏联大使又一次站在了这里。我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苏联的记忆，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还会遇到什么值得向后人讲述的事情。

斯巴索府比奥莉芙和我住过的所有地方都要豪华很多。它简直就是一幢大厦，外墙粉刷了灰泥，距离克里姆林宫大概两英里远，由一位拥护沙皇的糖业大亨在一战前夕修建。房子落成没多久俄国革命就爆发了，这位大亨害怕得没搬进去住过一天，不过倒是在那里举行过几次舞会。在列宁执政时期，这幢房子被拆分成许多公寓房间，供政府官员们居住，一直到1936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开启了外交关系，当时罗斯福委派的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从俄国人提供的五六个候选房子中挑中了斯巴索府，也许是因为它从里到外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昌盛。整幢房子的核心是一个优美雅致的大厅，里面有装饰华丽的柱子、拱门和阳台，大厅的拱顶有三层楼那么高，垂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走出大厅，一连串的凹室将你的脚步引向一间正式的餐厅，再过去便是为大使及其家人准备的卧房、书房、起居室以及数不胜数的客房。餐厅旁边还有一个舞厅，是美国人后加的，可以容纳二百人看电影、听报告。房子外面耸立着高高的锻铁雕花门，门后是一片广阔的草地。在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夜晚，当这座雅致的房子里所有窗口都被灯光点亮时，看上去就好像正在对你发出热情的邀请。

一位新上任的大使到达派驻国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递交国书，他将同国家元首或其代表进行一次正式会见。苏联人知道怎样把这种仪式性场合搞得排场十足。10月29日，星期一，我的专车被一长串车队前拥后呼地从斯巴索府护送到克里姆林宫。一路上所有其他车辆通通停下来等我们经过，每转过一个街角都有警察向我敬礼。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我在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几个极大的厅，大厅墙边摆着玻璃柜，陈设着赠予历代沙皇的礼物及俄国革命后的手工艺品。最后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铺了一块有着钻石图案的地毯，苏联人告诉我站到地毯上钻石的尖端处。从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位小个子绅士，嘴里用俄语说着什么，他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Vasili Vasilyevich Kuznetsov）。接着仪仗队领队小声对我说：“请宣读国书。”我读了，然后是鼓掌、握手、香槟。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仪式结束后，库兹涅佐夫副主席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用美式英语对我说：“您是喝咖啡呢，还是威士忌？”

“您喝什么，副主席先生？”我说。

“咖啡。”

“那我也喝咖啡，先生。您的英语说得真好。”

“我曾在匹茨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随后又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三年。列宁刚刚掌权的时候，派了一些年轻的技术专家到美国去学习，我便是幸运儿之一。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回忆与库兹涅佐夫会见的情形，回想递交国书的仪式，回想我骄傲地站在克里姆林宫中的画面时，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1937年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间接见会时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认父亲喜欢众人瞩目的性格多多少少也传给了我。

美国驻苏联大使团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我一到任便着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肯定都已经在报纸上读过我的那些轶事，像是我把图恩大使的名字写在大拇指上之类的，我想他们肯定对我的到来心存疑惑。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我的经验欠缺。于是我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先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GAC的工作，正是我在那里的工作表现使我得到了大使的任命，然后我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图恩大使多次说过，这个职位需要一位具有领导能力的内行来担任，显然我不是一个内行——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尽力协助我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我还在讲话的结尾加了点IBM式的润色，说我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有问题、有建议或是有新想法的人敞开。他们看起来似乎对这番话印象不错，对我重塑美国使团威望的使命也积极响应。我想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我与图恩处事方式的极大不同。他有点拒人千里。我关注的东西则和在IBM时一样——培植忠诚度，鼓舞士气。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和奥莉芙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邀请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参加，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进到斯巴索府里面。

苏联方面则好像很高兴看到一张新面孔。我拜会的第一个苏联官员是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来IBM的工厂参观时他就陪同在侧。当时苏联官员所穿的西装剪裁之差众所周知，但在我的印象中葛罗米柯却是个例外，他穿着十分精致，谈吐不凡，举止无懈可击，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逐渐教会自己的同僚，外交官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在国务院有个绰号叫“冷面人”，不过我倒觉得他很有演戏的天赋。他只在需要的时候面无表情；其他时候他会表现得对你说的某件事情很感兴趣，你甚至能在一次谈话过程中看到他脸上变换五六种不同的表情。我在莫斯科同他进行正式会见时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会打电话安排一次约见——通常提前一天就行——然后第二天我到外交部去，在他办公室旁边那个小会议室里等他。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各端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谈犹太人出境签证问题，给我们发放许可兴建新的使馆楼，推动美国参议院通过《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或者当天发生的任何同外交事务相关的事情。

我所期待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斡旋，发生在与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的会谈中。当时他告诉我他们有多么想念卢埃林・汤普森，我乘机提醒他说，汤普森可是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苏联的政治局常委，我之前的几任驻苏联大使就没有这个运气了。我说：“我也想（像汤普森那样）同政治局的每一位委员聊聊。如果这事能成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对你们的国家也有好处，而且我也可以借机让我的上司万斯瞧瞧，我的确是在这里积极开展工作，而不是光坐着读托尔斯泰。”

亚历山德罗夫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听完我的话后他爆发出一阵大笑，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虽然他没有明说这事行不行，但在我们使团的副团长马克・加里森（Mark Garrison）看来，我没有遭到当场拒绝这事很值得琢磨。加里森是个苏联问题专家，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头脑非常冷静，后来我同他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亚历山德罗夫的态度，他同我一样好奇，对于此事是否可行也持怀疑态度，但他仍然耐心地教我身为大使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项，我对他十分倚重，就如同在GAC时倚赖比尔・杰克逊那样。我的另一个得力帮手是罗伯特・杰曼（Robert German），他是使馆的政务参赞，在我出席官方场合时会一直陪同在我左右。罗伯特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得克萨斯人，原本学的是法律，他帮我避免在外交场合中出现失礼行为。我常常让他对我的表现作出直言不讳的评价，可对于这个要求，他表现得太“外交化”了，当他想说什么的时候，总是让加里森转达，最后我听到的话都是经过加里森“过滤”了的。

我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收到报告说苏联军队在阿富汗边境大量集结。也许当时美国应该对此事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白宫和国务院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此时发生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尽管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因为阿富汗总统阿明（Amin）没能将国内的伊斯兰反抗力量镇压下去而很不高兴，但美国方面完全没有料到苏联会因此入侵阿富汗。二战结束以来，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驻扎过自己的军队。对我而言，此次入侵行为更是难以想象，因为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对阿富汗有所了解。就在四年前，我曾带着女儿珍妮特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先是游览了喀布尔，然后沿着古代的贸易通道翻山越岭，晚上就睡在帐篷里或者简陋的小旅馆里。我们会在凌晨起床，跑去参观骆驼市场，为了买块小毛毯同商贩们讨价还价。这次旅游中，阿富汗人民给我留下了坚忍耐劳的印象，而那块土地则有一种苍凉的美。

我还记得1979年的圣诞节，我的孩子和孙儿们从美国远道而来看望我们，斯巴索府热闹非凡。过去的两天里，使馆一直接到警报说，阿富汗边境的苏联军队集结速度明显加快。12月27日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使馆，说大量苏联伞兵已在喀布尔机场空降。那天晚上我通宵达旦地阅读情报。数千名苏联士兵已入侵阿富汗，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整个世界的重量压迫着：我面临的不是如何搭建苏美之间的友谊桥梁，而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针锋相对那些日子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天亮之前，我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命令，要求克里姆林宫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我要求会见葛罗米柯，但苏联外交部说他不在，我们唯一能够联系上的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名叫马尔采夫，我之前从没见过他。那天上午我同他会谈过后，默默地给他取了个外号：“不先生”。因为此人十分粗鲁，不苟言笑，面对他就像回到了冷战时期最糟糕的日子。他说对此次入侵没什么可解释的，因为这不关美国的事。他还说，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同苏联签过协议；阿富汗总统阿明曾要求苏联帮忙对付那些威胁他政府安全的叛乱分子，苏联是应他的要求而发动此次行动的。最后马尔采夫说：“总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份备忘录里。”说完递给我一个信封。

“你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我说，“不过，还是很感谢您。”

我正准备站起来，却听到罗伯特・杰曼开口说道：“我想大使先生一定愿意读一读这份备忘录。”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没有犯下大错，如果我不读备忘录就离开的话，便会被人看成美国接受了苏联的解释。这份备忘录是用英文写的，不过是重复了马尔采夫刚刚对我说的那番废话。我告诉马尔采夫说，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接受。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接到消息说，两个师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苏阿边境，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苏联人推翻了阿明政府，废黜了阿明总统，把一个之前一直躲在苏联境内、此次随俄国空军一起飞到阿富汗的傀儡领导人扶植上台。

我们的使馆简直变成了沸腾的油锅。每个人都是好几天没合过眼了。我是个新手，又不年轻了，加里森、杰曼和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仿佛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忙个不休，使馆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文速度之快我根本跟不上节奏。于是我对他们说：“嘿，伙计们，这些事情你们是很熟，但不管怎么说我才是这里真正的负责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还是按照规定来吧。”但他们还是继续自行其是，我终于发火了，我对加里森说：“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跟你在这个使馆共事。”

加里森知道我能将他解职，但我的话一点也没把他吓到。他径直回道：“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跟我共事，而是我们在今天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能不能共事的问题吧。”我马上冷静了下来。最后我们给国务院发去了一份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的分析报告。我们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将此次事件称为“苏联对外政策严重而令人无法接受的错误”，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政治措施，一定要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设法撤军”。就在这一天，卡特总统通过电话向勃列日涅夫传递了一个讯息，告诉他不撤军的话，就等着看美苏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

想来当时克里姆林宫里肯定比我们还乱。他们犯下了十多年来最大的外交政策错误。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仍在讨论苏联人为什么决定入侵阿富汗，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我们认为，这次入侵可能是俄国人向波斯湾地区扩张战略的第一步。卡特总统在电话所传达的信息就基于这一推论，所以我很快就接到了苏联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说葛罗米柯回来了，愿意见我。我们依然在他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小会议室里碰面。我对他说：“我真是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同马尔采夫先生谈过，你肯定已经知道了，不过我也不能理解他给出的解释，那些理由在我看来实在太不能接受了。”

“为什么？”葛罗米柯问。

“你看，虽然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但你们一到那儿，那个根据条约请求你们出兵帮助的家伙就死了，新上台的领导人是坐着你们的军用飞机去的。这听起来可不像是阿富汗国内事件导致的政府更迭。”

我从未见过葛罗米柯生气的样子，可他听完我的话之后一跃而起，头发都竖了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冲我嚷嚷道：“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接着他走到我的跟前，说：“你们的总统冲着云彩大喊，他听着云层反射回来的声音，却把那当成上帝的声音！”

这些话都是翻译官翻译过来的。我吃惊得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然后我说：“我想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部长先生。”

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大使先生。”我站起身来，开始朝门口走去，但我的思想却在作斗争。我想：我今后还得跟这个人打交道，现在我还能够做点什么，我真的要这么拂袖而去吗？最后我在离门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对翻译官说：“请告诉部长先生，几个星期前我到克里姆林宫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作为一名新大使有没有掌握一点在外交界游泳的技巧。”翻译官把话翻了过去，葛罗米柯怒气冲冲地回答说：“Da（是的）。”

“请告诉他，经过今天这样的对话，他让我觉得我快淹死了。”

葛罗米柯听完我的话后一下子大笑起来，他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可别淹死。蹬腿、用你的胳膊划水，这不过只是工作而已。你做你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不要让工作把你淹死！”他又大笑起来，并在我离开之前使劲地同我握了握手。

几天后，卡特总统将我召回华盛顿。我出席了白宫召开的一系列协商会议，讨论美国应当对此次入侵事件作出何种反应。卡特决心要让苏联人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但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事态还没发展到能让我们发动轰炸或是出动地面部队的程度。白宫和国务院拟出一长列抵制苏联的可能性方案——其中包括我们使馆提出的建议——最后卡特总统几乎决定全部采用。这意味着我们将取消几乎所有在“缓和”战略下与苏联建立的合作项目，从艺术展到新的粮食出口措施，甚至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在讨论的时候，我插不上什么嘴；我唯一一次发言就是反对特别贸易制裁，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头了。比方说，美国的企业曾向俄国提供生产设备，现在美国企业将被禁止向苏联人提供维修这些设备所需的配件，哪怕这些设备仍在保修期内。我告诉总统说，这样做很没道理：要是你想宣战或是进行贸易制裁，没问题，但不遵守对客户的承诺，那肯定是不对的。卡特总统无视了我的意见，我猜大概是因为他想让苏联人瞧瞧，是他们的错导致美苏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

我跟卡特总统不是很熟，对他反应如此激烈有点吃惊。但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苏联此次入侵阿富汗完全毁掉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这个协定对维持世界安全至关重要，为了达成协议双方作出了非常艰巨的努力——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参议院绝不会批准这项协议了。美苏关系的变化着实让我感到震惊。我刚开始慢慢熟悉我的工作，现在人们已经重新开始谈论美国驻苏联使团需要一位精明务实的职业外交官来应付新的冷战形势。向总统述职后，我曾对底下人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变色龙。我又得变色了。”返回苏联后第一次同葛罗米柯会面时，我为打破两国之间的僵局作了最后的努力，我以个人名义提出诉请，我告诉他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并非出于官方指示，但我想现在是时候谈谈我们该怎么办了。为什么不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揭过去呢？”

“我很遗憾，你没有得到指示。”他说，“我很遗憾，你们的政府与你本人的感觉不同。”听了他的回答我感觉无比绝望。葛罗米柯说这句话时语气冷冰冰的，就好像在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工夫坐在这里和你交换非正式的观点。”

我回到使馆时已临近黄昏，我的心情也十分沮丧，因为我将不得不再在这个牢笼里困上一年。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前，我找不到离任的合适借口。我已经66岁了，浪费一年生命是多大的损失呀。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捕鼠夹逮住的老鼠。

接下来我在使馆的日子渐渐变成枯燥无味的程式。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有50到200封电报在桌上等着我，还会有几十封电报在这天里接下来的时间陆续到来。电报内容涵盖了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本应将它们一一过目。外事人员入行之初就得学会快速阅读电报内容，但这实在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没有一天能把所有的电报通通读完。时不时的，美国的政治家们会前来访问——国会代表团，或称Codels。接待他们是我的工作，但有时候看起来这些人感兴趣的不过是照些照片好拿去登在美国的报纸上。每个政客来了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都是同使馆地下室里的五旬节教派人士谈谈。那几个异教人士两年前到使馆来寻求庇护，想方设法地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以得到出境签证。我向那些国会议员解释说，我们越把公众的注意力拉到这些人的身上，苏联政府就越不可能松口。但这些国会议员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提高知名度的大好机会。有个家伙甚至把自己和那些人的合影夹在圣诞卡片里寄出去。

当我因为无聊而情绪低落时，会带着照相机出去拍照。我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有时是在上班时间，有时是在业余时间。有一次我信步走到了一处露天宠物市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自由市场在莫斯科依然非常少见。市场上出售的有刺猬胖胖的豚鼠、猫、狗，甚至还有热带鱼，你能想象在二月的莫斯科居然会有热带鱼的存在吗？那时候我已经能说一点俄语了，在这样的闲逛中我遇到了许多普通老百姓。有些非常容易激动——当地商店的店员会嚷嚷道：“别插队，排到后面去”，有时候会有老妇人在街上拉住我的袖子说：“Shapka，shapka，kholodno，kholodno！”意思是外面很冷，戴上帽子。孩子们看上去总是一脸幸福——我一直非常赞赏苏联人对下一代的关爱，即使是在二战中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忘这点。但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起来就有点儿压抑和颓废了。你肯定听说过俄国人酗酒成风的传闻，但在公共场合你很少能看到有人这么做。俄国人总是在周六下午带着女朋友或是老婆或是一帮子朋友关起门来饮酒作乐。伏特加酒瓶没有软木塞——你只要拧开金属盖，一仰脖就能喝。所以俄国人总是一瓶接一瓶地喝，不醉不休。

撇开工作上的失意，就个人而言，奥莉芙和我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时间过二人世界。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奥莉芙把斯巴索府布置成了一个温馨舒适的住处，我们在外交场合结识了不少朋友。这是我和奥莉芙第一次为了一个目标协同合作，我们发现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堪称天生一对。为了鼓舞美国侨民和使团人员的士气，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找人办了场方形舞会，安排关于俄国历史和艺术的讲座，接待了鲍勃・霍普（Bob Hope）和父亲的老朋友、著名电台主持人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奥莉芙和我还一起出门旅行，走遍了苏联的每个角落。我们去过好几次列宁格勒，这是自然，我们还往南飞到格鲁吉亚，参观了巴库——它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站。我们搭乘汽船从敖德萨港启程，沿着黑海海岸前往参观雅尔塔和土耳其边境的工业城市巴统。接着我们一路往北，前往摩尔曼斯克，那是北极圈以北的一座城市，人口将近50万，接着我们还参观了毗邻北冰洋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还去过伊尔库茨克，它位于西伯利亚的腹地，哥萨克人世代在此定居。我们离莫斯科越远，当地的官员看起来就越是友好，人们对近来发生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恩怨也越不关心。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二战留下的创伤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和奥莉芙曾在伊尔库茨克附近遇到一位妇女，她的父亲曾在贝加尔湖经营一处渔场，向斯大林的军队供应鱼类食品。贝加尔湖长约400英里，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但在1941年到1944年间，为了给士兵提供食物，湖里的水产资源几近枯竭。我在二战期间曾在俄国为战争出过力，这些人因此对我很有好感，我很遗憾不能利用这种好感为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点什么。

我在驻苏大使这个位置上远不如我在GAC表现得出色，这个事实一直折磨着我。我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在这些风起云涌的大事件中，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走卒，我眼睁睁地看着吉米・卡特的人气一路下滑。到11月大选时，我已经不敢确定卡特能击败罗纳德・里根了。当时我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大选当晚我上床的时候，心里想着，一切就要有个了结了。醒来后我便得知里根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我感觉有点沮丧，有点失望，同时又有点解脱。我想：“只要再忍耐两个月，我就可以走了。”

当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刻到来时，苏联人表现得颇为动容。我想他们大概不愿看到我在美苏关系如此低潮的时候离开莫斯科，因为他们对二战老兵怀有深深的敬意。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雅恩科对我说：“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我们多少能有所表示的吧？”

我说出了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中的回答：“对你们来说，最好的表示就是让那几个五旬节教派人士坐我的飞机一起走，怎么样？”

科尔尼雅恩科看起来很是惊讶：“呃，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外交部。不过说实话，我想我们不会同意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是真想要我们那么做。”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如果他们真的同意了，以后就会不断有人怀着到美国去的希望跑到我们使馆来寻求避难。苏联外交部没有答应我的这个请求，而是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午宴。1981年1月15日下午，我和奥莉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搭乘一架美国军用喷气机离开了莫斯科，结束了这段短暂的、令人不愉快的外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