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台湾观光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府召见了孙科、吴铁城、彭学沛、邵力子等，听取国共谈判及第三方面调停的进展汇报。

孙科首先汇报了与周恩来的谈判毫无进展情况，并指责第三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了“折衷方案”又半途收回。

当蒋介石听到第三方面“折衷方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后，蒋介石颇为高兴地说：“这些酸秀才，不知天高地厚，给他鼻子就要脸。”见大家笑了，他又说：“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如期召开‘国大’。当务之急是要他们都交出国大代表的名单，全力以赴地争取他们，特别是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工作。”

孙科又具体汇报了张君劢、沈钧儒、黄炎培等人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言谈，他说：“第三方面的很多人都希望政府能在‘国大’召开前与中共方面达成某种和解，他们有点迫不及待想实现这一目标。这几天，我们虽然与他们多次交谈，但主席既然回来，不妨面谕为好。”

“第三方面的工作是要做的，而且，余要亲自来做。至今，他们还存在着很多糊涂的观点，需要纠正。”蒋介石说：“事不宜迟，下午就让他们来吧。”

孙科让邵力子立即去通知民盟和第三方面的代表。

下午，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郭沫若等都来到了总统府。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第一批接见民主同盟的代表。

梁漱溟、罗隆基担心蒋介石问起“折衷方案”之事，在路上就商量了托词。谁知，坐下来后，蒋不仅没有追问此事，而且，在谈到这事时，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指出：“余不能接受第三方面的提案，第三方面也不应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是，第三方面既然出面参与调解，那么就应该按照他的意见去说服周恩来。民盟代表面面相觑，十分尴尬。蒋介石又说：“过去所提8条必须得到尊重，这是政府与中共谈判的基础。国大代表名单必须提交，可以一面停战，一面交出名单，对此绝对不能让步。”

见到有人点头称是，有的相互使眼色想发表讲话，蒋介石又搬出他老一套的训词：“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准永久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余10月16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各党派，社会贤达，应精诚团结，与政府通力合作，以和平之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目标。”

怕有人听不懂他的意思，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强调：“如果第三方面交出名单，虽中共不交亦可下停战令。”

在接见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时，蒋介石在讲话时就更露骨了。他说：“召开国大，乃完成宪政之关键，不容耽搁。国大结束，就要进行政府改组。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为国家分忧。”

第三方面的多数人这时看清楚了，国民党当局对谈判没有丝毫诚意，即使提出新的方案也不会被蒋介石接纳。这件事使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受到了教育，从心里感到，那三点建议确实错了，认识到处理问题过于简单化。这为他们以后认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本质，拒绝参加伪国大，准备了很好的思想条件。当然，蒋介石的话也正中第三方面的某些人特别是青年党政客的下怀，他们希望尽快召开“国大”，以通过政府改组，好尽快分得几个部长做官发财。

29日，第三方面的代表围绕蒋介石提出的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的问题，与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在梅园新村又进行了商谈。

周恩来说：“停战与交国大名单，是两回事，蒋介石拿停战作为交换的诱饵，是假停战。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我们坚决不接受。中共认为，提交国大名单并不能保证停战，必须实行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为什么不能把三人小组会和综合小组会先开起来呢。”

董必武说：“军事与政治不可分割，政协五项决议也不能分割。”

李维汉补充说：“如果政府答应开这两个会，其程序也不能片面规定。”

针对李璜、胡政之等人在发言中态度暧昧，观点不明，周恩来诚恳地说：“蒋介石是真想停战，还是假想停战，这段时间来已经很明白了。我们要的是真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上述意见立即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下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的意见，不以国大名单交换停战。

次日，民盟代表在蓝家庄开会研究下一步民盟的对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今后不再提出新的方案，尽力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推上谈判桌直接谈判。会议建议，重新召开政协综合小组、国共五人小组和国民党、共产党与美国代表的三人小组会议。同时，向政府表明，中共不交出国大名单，他们也不交，寻找一个下台的比较光彩的办法。

尽管第三方面人士求和心切，接二连三地提出了种种方案，而蒋介石却始终寸步不让。国民党坚持以提交国大名单为停战条件，使第三方面人士参与调解的热情受到严重打击。黄炎培、郭沫若、张君劢、章伯钧等人感觉在南京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相继离开南京回上海。

但是，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第三方面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马歇尔、司徒雷登尽心竭力的鼓励下，留在南京第三方面代表张申府、李璜、梁漱溟、沈钧儒等人不甘心调解的受挫，仍在孜孜不倦地每天去交通银行，寻求调解国共双方矛盾的方式和方法。

国民党的宣传造势逐步升温。为拉拢第三方面，诋毁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给蒋介石脸上贴金，营造国大召开前的喜庆气氛。在陈立夫、彭学沛的策划下，国民党政府在媒介上公布了《绥靖区域土地处理办法》，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比共产党的斗地主、分田地的政策好。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成篇累牍地发布农业改革政策，鼓吹进行“农业改革，繁荣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等等。

10月31日是蒋介石60岁的生日，《中央日报》提前1个多月通告全国：“本年10月31日是总裁60大寿，中央通令，除文字致敬外不必举行任何仪式”。10月30日又发表消息称：“励志社设寿堂，市民可自由参加，5万人前去祝寿，并有万人大合唱，祝万寿无疆”。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兹因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蒋主席中正任期延至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职之日止。”暗示全国，今天的蒋主席，即是不久的蒋总统。

在交通银行的碰头会上，张申府提出了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或非正式综合小组会的新建议，获得在场各位贤达的赞成。政协综合小组会成立于1946年1月23日重庆政协会议期间，由于当时政协各组在许多基本原则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获得一致协议，为使各项议案经各方代表充分协商，达成协议，成立了政协综合委员会，即政协综合小组，成员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5方面代表11人组成。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民主同盟代表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曾琦，无党派代表王云五、傅斯年组成，召集人孙科。

11月3日，第三方面的代表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告诉了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并说他们已制定好有关这次会议的计划，还要草拟一份政协不同委员会讨论各种突出问题的议事程序和日程。

对第三方面的努力，马歇尔深表赞成。

当梁漱溟等把尽力促成国共直接商谈，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的这个想法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当场也表示7同意。

而当梁漱溟找到国民政府代表孙科时，孙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拐弯。他矜持地说：“这个问题我无法决定，你们最好直接请示蒋主席。”

孙科的态度为何变化这样快？离开孙公馆，梁漱溟等还十分纳闷。事后，一名了解国民党内幕的人士告诉梁漱溟：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经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已经把副总统的宝座许诺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后来，第三方面的人士一打听，果真如此。

6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答复：无论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还是非正式综合小组会，必须以11月16日的提出8条前提为商谈条件。

第三方面代表的参与调解的愿望再次遭到打击。

由于第三方面的调解一再受挫，梁漱溟悲壮地表示：今后不再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南京也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