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四、第三方面的动摇和分裂

随着“国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为蒙蔽社会舆论,欺骗善良的人们,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研究军事行动和宣传工作。会后,陈立夫和彭学沛进一步行动起来。报刊上不断公布了一些人们感兴趣而无法兑现的施政方针,以收买人心。诸如,“肃清官僚资本”、“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整编军队,务使军队国家化”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各报刊杂志上。

在一系列的和平攻势下,第三方面开始动摇了。

在马歇尔公馆,罗隆基及第三方面的人士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又继续讨论起国共调停的问题,罗隆基建议再由美方来帮助恢复两党直接谈判。

司徒雷登认为第三方面都调解不了,美国调人更无能为力了。他摊开双手说:“事已如此,还是开过‘国大’,看看形势发展再说。”显然,他是依照蒋介石的意旨,想把第三方面的代表留在南京参加“国大”。

就在三人小组会召开的同一天,张君劢赶到了南京,召集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大行宫交通银行再次讨论第三方面参加“国大”的问题。

张君劢说:“蒋介石对‘国大’的延期不是不可能的,我曾经私人向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

“国大”延期?与会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有人附和说:“怎么早未想出这个好主意!”

于是,大家马上就集中力量来讨论“国大”延期的问题。有人提议延期半年,有人提议延期3个月,亦有人提议“国大”开幕后休会,等到和谈有某种结果后,把通过宪法、组织政府等事项都纳入政协决议案的正轨程序上去,莫衷一是。其实,张君劢早就有“国大”延期召开的念头,不过未到提出的机会。在上海,他就与重庆时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多次沟通,希望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在调解国共和谈中捞取政治资本,为加强参加政府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谁知,蒋介石就是不买他的账。眼见“国大”就要召开,只好赶快再使出“国大”延期的诡计,如果能够搞出点眉目来,同样使第三方面既能光荣参加“国大”和政府,又能向蒋介石邀功,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张君劢坚定地说:“明天‘国大’就要召开了,事情已经到了第三方面赶快下决心的紧要关头,我看还是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有人连忙附和:“我同意给蒋介石写封信,建议‘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又有人补充说:“蒋介石不是担心我们不提供参加‘国大’的名单吗,信上签的姓名就作为出席会议的名单”。

会议室有现成的砚台笔墨,当场推定无党派的胡政之老先生起草给蒋介石的函件。

建议信文字不多,要点是请蒋介石将“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以便进一步进行国共和谈之协商。信函写好后,在场的人士立即签名,并当场推选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五位代表于当日下午4时往见蒋介石,当面送交函件。

莫德惠,1883年生,吉林双城(今黑龙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

王云五,1888年生,广东香山人。早年入同文馆学英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秘书,后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

钱新之,1885年生,浙江吴兴人,名永铭,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分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银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曾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筹款,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地方维持会理事、副会长。曾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等组织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并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胡政之,1889年生,四川华阳人,当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大公报》总经理。1945年3月曾作为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缪云台,云南人,民族资产阶级人物。

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签名,经过张君劢等人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

离开交通银行,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没有回家,把信的原稿拿到梅园新村给周恩来、李维汉看。

周恩来从励志社参加三人小组会刚到梅园新村,他接过信看了一遍说:“你们上某些人的当了,”见沈钧儒等人有些不解,他进一步说:“且不说蒋介石会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既然签了字,就意味着赞成国大的合法性,如果蒋介石同意你们的意见,延期了,但和谈没有成功的机会,你们也就失信于人了。这是自投罗网的错误做法!”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急忙赶回交通银行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

当日下午4时,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等五位所谓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准时去总统府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听说信上涂掉了几个人签过字的名字,他马上问:“涂掉的是什么人?罗隆基涂了没有?”五位贤达就把信交给了蒋阅看,并据实回报,力请延期一个月。

蒋介石说:“依照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国民大会应于本年5月5日召开,但中共与各党派拒未提出其代表名单,俾各党派可于此四个月间,作一切这商谈与准备,对于此点各党派曾表示异议,谓政协会议同意改组政府之步骤尚未实行。惟余欲有所说明者,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此种状况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成果。”

蒋介石又说:“现国民大会依法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岂有再延之理。如若延期,势必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

蒋介石目光盯着莫德惠、胡政之,阴沉着脸地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莫、缪未敢吱声。胡政之冒昧地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介石的训斥:“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实系国家盛衰之重要关键。”

蒋介石又说了许多如果延期一个月,困难太多的话。为敷衍这五位“贤达”,最后,他说:“既然各位一片诚意,就延期三天召开。”

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的就是中共方面接受他的八条。蒋也知道中共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疲于奔命的两头跑。

在国民党的利诱与高压下,第三方面中某些党派和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开始剧烈动摇起来。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的会议。会上,就是否参加“国大”发生了争论。张申府、沈钧儒说出了涂去自己姓名的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

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陈说的是张申府等人,实质上矛头指中共。

周恩来立即驳斥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等当场拂袖而去。

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周恩来对在座的第三方面人士说了一番感人肺腑,情真意切之言。他说:自离开上海,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到全体,变成中间人背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十分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

陈启天说:“青年党陷16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

吃饭时,李维汉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想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你们也应该知道。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究信誉。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

饭后,周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当日晚,周恩来通知董必武、李维汉等同志到他的房间去开会。大家一起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作了各地分头做第三方面工作,争取多数人不参加“国大”,粉碎蒋一党国大合法化的阴谋结论性发言。

会议结束后,他立即起草了告中共中央并吴玉章、叶剑英、方方等的电报:蒋介石为拉拢第三方面,欺骗人民,宣布“国大”延期,我们态度是坚决停开“国大”,即使第三方面参加,中共也决不去,社会贤达六人为换取三天延期已答复参加“国大”,青年、民社两党必继之,民盟分裂已不可免。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会议后,又分别访晤了司徒雷登、马歇尔,向他们表明态度,周恩来说:国民党政府应停止召开违反政协决议的“国大”,否则应负分裂责任。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说:政府如真有和平诚意,就应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双方军队之位置,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当天,中共代表团包括驻沪办事处和四川省委又有30多人乘飞机返回延安。

14日,“国大”召开的前一天,第三方面人士在交通银行举行最后一次集会。参加“国大”一事已到了最后抉择期。第三方面的分裂已在所难免,民盟代表再次表示不参加“国大”。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政之等人决定晚上向“国大”报到,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由曾琦向蒋介石面递名单。

由于国共之间的斡旋已难以为力,大家坐在一起也无话可说。

会上宣布:第三方面自明天将不再集会。

会后,青年党宣传部长左舜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功罪是非,见仁见智,一切惟有听当代贤豪以后历史学家之公断。”想以此为遮羞布掩盖他们完全倒向国民党去“吃官饭”的行径。

民盟留南京的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召集了一个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很快统一认识并通过了“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正式严正声明”,并以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五人的名义向社会发表。声明指出: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国大的各项手续完成之前,决不参加“国大”。但未就民盟成员民社党参加“国大”发表评论。这个声明,当天早晨就派人送到南京的各报馆。但是,在“国大”丑剧锣鼓喧天的当儿,没有任何报馆敢于发表民盟的这个声明。

当晚,民盟主席张澜由重庆电话通知留南京民盟代表: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决不可稍有变动,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在他的影响和吴玉章的工作下,无党派人士邵从恩也拒绝参加“国大”。14日,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又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绝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当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全国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一党国大。

留沪“国大”代表谭平山、李济深、褚辅成、孟宪章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停开“国大”。

郭沫若就政府宣布他为“国大”代表一事也对记者说:这是政府片面的宣布,不符合政协原则,我绝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