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华盛顿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懂。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这是我来到美国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零零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零零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零零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零零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我的姐姐静宜和姐夫李佑厚医生千里迢迢从台湾赶到华盛顿，安排丧葬事直，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8月将尽，他们也得离开了。我到机场送他们时，真想要求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有无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从今开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别替我担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虽然内心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们放心回台北去。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我自己觉得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说来惭愧我没有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念过书，而我的妹妹们却都是在加州受中学大学教育，只有我战时留在中国，我所受的中国教育还可以拿来骗骗人——在美国学府里，我也算是一个中国学者了。因为在中国，我写过几本书，无聊时也写些诗和小说。做过中央社记者也算一招。因此还被聘为美国之音做节目及广播。后来又为《新生报》、中央社、《民族晚报》写些专栏。还好对于读书我还有兴趣，有些聪明才智过人，但是却忙得无法定下心来读书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是，无论多忙，一个人总该找出时间念书，自修充实自己。而我，因为想教书的缘故，开始研究公共演讲这门课，还有如何发音等，不过我至今仍然不会唱歌，但喜欢唱，唱走了调儿，唱错了腔，满不在乎。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为了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大典，我牺牲了一双价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华盛顿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党败北，而且票数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丧，但友人一再邀请，我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就职大典。肯尼迪夫人有她的风度，但许多审美专家认为她的一双大脚，是美中不足。

整个白天和晚上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但来自各地观礼的人仍是兴高采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但是惬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负责主持他的就职事项，非常有趣。其后尼克松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泰国参加各项大典。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以后再谈。

我记得初次与肯尼迪总统正式单独会面会谈是在1962年的5月，那时我因事蒙总统在白宫召见，他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后在好几次要会中也见过他，但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时他的背痛病发作，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务中，他还是很详细地问及我们的近况与工作。临别还送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原子笔作为纪念。

肯尼迪总统遇刺前的一段时间，报纸上不但常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肯尼迪夫人也回到华盛顿来——她自从1963年夏天小产后即很少见客，后来又到欧洲去散心，回美后才在正式场合重新露面。她对于竞选运动一向不太热心，据内幕人说，她这次欣然陪着夫婿出去拉选票是很难得的，想不到竟会发生流血惨剧。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而在死神之前，无论王者之王也罢，一个平民也罢，都只有低头。

悼肯尼迪总统

在我的客室里有一帧我和肯尼迪总统合照的彩色照片。

现在我要把它好好地收藏，因为我们和他永别了。

报纸、电视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分析这场可怕的梦魇。两年后，我得识当时在场的德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单只听康纳利夫人讲述那可怕的一日，就足以打消人们当总统的欲望。话又说回来，政治与权力的诱惑委实太大了，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住上个4年或8年，是政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康纳利当年任德州州长，他们夫妇是招待肯尼迪总统夫妇的地主。为此康纳利州长夫妇和肯尼迪夫妇同乘一部敞篷的大轿车，副总统约翰逊夫妇的座车随后，当然前后左右还有数不清的侍从人员和警卫。

凶手奥斯华到底向肯尼迪开了几枪，至今仍为悬案。有些人说凶手之外。还有别的同党，这也是有关当局意见分歧，至今未得真相大白的一件事。由此可见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其生死也只是一发之间而已。后来奥斯华在狱中被另一人开枪打死，而杀奥斯华的凶手劳比也不久病死狱中，于是有关该案的人证都很奇妙地先后惨毙，造成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谜。

最近美国国会又旧案重提，要再彻查肯尼迪被刺案，但到哪儿去找人证物证，真非易事。

康纳利州长当时因为与肯尼迪同坐一车，也受重伤，子弹穿过他的胸，再入背脊，虽然送到医院开刀，无法取出。不过他大难不死，为的是康纳利夫人听到枪声后，立即把康纳利的头按下来，所以第二枪只从上面射过，而没有再打到康纳利。

这些都是康纳利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数年后康纳利脱离民主党，1972年加入共和党，而且入阁为尼克松服务，做过尼克松的顾问，也做过商务部长。1976年，很有希望做福特总统的竞选伙伴，可惜有些党内人反对，所以功败垂成。

回头再看肯尼迪这短暂的一生，50不到，正是生命的光华时代，贵为美国总统，富贵荣华，可说一生享受不尽，但一颗无名子弹就结束了那灿烂的一生。人生如梦，富贵尘土，只看肯尼迪家族的许多不幸就是明证。

肯尼迪一气绝，约翰逊马上就接任做总统，这是美国的宪法。所以约翰逊宣誓就任时是在自德州回华府的总统专机上。肯尼迪夫人还穿着当天早上参加德州群众欢迎会时的那套衣服，衣服己染上了血迹，那是肯尼迪被枪杀时流的血。

肯尼迪是波士顿的天主教徒，当时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不可能被选上，因为美国人信新教者为多，但肯尼迪打破了这个观念与成见。约翰逊的个性与肯尼迪完会两样，但两人各有建树，各有千秋。

1963年11月22日晚上，新任总统约翰逊刚回到华盛顿，被刺的总统还未入土，白宫里有一些人已在讨论要把肯尼迪办公厅里的东西搬出去，好让新任总统用白宫的办公室。

果然第二天星期六大清旱，代表肯尼迪的摇椅已被搬了出来，到了中午，那间肯尼迪曾经用过将近3年的办公室已空无一物，只剩下搬不动的红地毯和总统用的电话。

我当时曾对一位参议员说：“你们西方人太现实了。最低限度，等总统葬礼完成再搬也不迟。难道多等一天都不可以！”

“一国元首的责任与工作太重大了，为了不失去一天时间，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

谁是？谁非？总言之，肯尼迪的时代只是一个很短促的时代，但这个短促的时代给美国人带来了朝气，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历史。因为，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他走马上任以后把许多年轻的教授、律师招罗门下。他这虽然短促但却异常轰动的朝代可与罗斯福的硕长（14年多）朝代相媲美。

我们目睹这位46岁的总统在阿灵顿军人坟场的葬礼，民众30多万人沿途相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毫无保留地哀哭。他那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肯尼迪夫人在百般伤感中却表现得无比的勇敢，她已于葬礼完毕后迁出白宫。她在维琴尼亚（离华盛顿不远）有一所新居，是总统遇刺的上一个月才完全布置好的，当时在麻省也有房子，而她自己的母亲与继父则住在美京的高尚住宅区乔治亚城。大家都认为前任的第一夫人应当得到哀伤中的安静。她的男孩子那天刚好3岁。

或许她有更深的感触，因为许多与肯尼迪夫人接近的人曾说，她对于白宫的生涯并不大感兴趣。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她并没有作公开的演说等等。她甚至并不太希望自己的丈夫做总统——假如肯尼迪竞选失败，或许他今日还会健在人间。

肯尼迪夫人与她的丈夫在医院中吻别时，她自无名指上脱下了一枚戒指，放在已安息了的爱人手中。

美国人说林肯被杀后，美国差不多费了近100年的时间才把元气恢复，因为林肯的继承人不知好歹，对南北大战后怨声载道的南方人加重压迫，以致美国虽说南北统一，但还是四分五裂。还好，肯尼迪的继承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30年前到华盛顿来时只不过是一位众议员的助手，但在这30年中他做了众议员、参议员，又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后来虽然竞选总统候选人时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接受肯尼迪的邀请，竞选副总统。在副总统任内，他并没有完全被肯尼迪重用，因为肯尼迪有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属，和自己的亲信。可是他代表肯尼迪访问了许多国家，做了许多睦邻的工作。他甚至把一位巴基斯坦的马夫请到美国来做他的嘉宾，虽然有点近乎噱头，但十足表示他做政治做得非常到家。

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强硬的，不妥协的。许多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是主张强军卫国，同时他的政策是反共的。他对于越有的政局的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人觉得安心，因为翰逊的性格人品虽并不像肯尼迪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位当年55岁的南方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对内对外都有见地。他声明他将继续肯尼迪的政策去做。当然肯尼迪也有他的短处，在他的新朝代中拥有不少“书呆子”，古巴的失败是一个例证。

约翰逊在民主党中是被认为保守的，许多左派的民主党人（如最左的美国民主公会）曾极力反对他。在1960年时，他们甚至反对他与肯尼迪做伙伴。由此可以证明约翰逊的思想是比较不左偏的。

约翰逊夫人不但是一位老练的女政治家，而且是精明的女老板，她有电台，有农场。她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大家对她也都有好感。

肯家的风流是公开的秘密，但在60年代，新闻媒体对一国之尊的私生活往往多所保留。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对于丈夫的拈花惹草当然心里有数，但肯家当时似乎有一不成文规定，那就是做了肯家的媳妇，有名有利，但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得容忍男人的风流。

杰奎琳入白宫做女主人是1961年的事。她嫁给肯尼迪时他是麻州的参议员，当时两人已闹意见，老肯尼迪尚在，他知道假如儿子离婚则白宫宝座免谈。30年前选民较今日保守，前任副总统洛克菲勒做过加州州长，而且是美国有名、有财、有势的大家族，但洛克离过婚，共和党不敢冒这个险，后来他于1973年做了福特的副总统。

60年代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他的夫人与他兴趣不同，但为了保诗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场合仍尽量一同出现，同时每次出现在荧光幕时，都带着年幼的一子一女亮相，使人对美国第一家庭有种亲切之感。

肯尼迪做了总统之后，就推选他最亲挚的抱弟罗伯特为最高法院法官，有些人批评肯尼迪任用私人，肯尼迪直认不讳。肯尼迪被刺杀后，罗伯特竞选参议员，后来于1976年在加州竞选总统时被枪杀，与乃兄一样死于非命。肯氏家族虽然有财有势，但似乎注定匮运笼罩，比方说，大儿子在第二次大战中于英国空难死亡；大女婿也死于空难；两个女儿都有婚变；大家称做Teddy的最小儿子爱德华，现任麻州参议员，他在10年前酒醉后与女书记同车出游，人车同坠河中，爱德华大难不死，但他却没找人去救那个女书记，数小时之后才由友人陪同到警局报案，酒醉驾车失事已不成体统，又带了女友夜游，坠了河不但见死不救，而且带着律师投案，并非亲自报案。当抢救人员把那女子捞上岸时已气绝多时。这件事假如发生在别人身上，极可能以谋杀论罪，但爱德华再竞选连任时竟依然当选，你说奇不奇怪。办这个案子的证人和警察，退休者有之，病死者有之，不知去向者有之，而死者的父母也默不作声，其他和爱德华共度那疯狂周末的人也都一声不响，只有爱德华的夫人不久之后提出分居，其后离婚。她受了这个刺激之后常常借酒消愁，几次入院戒酒都不太成功，有三四次被警察开罚单，因为她酒醉驾车出事，有一次还撞倒一棵大树，被警察局罚款，并限制她在一个月内不准驾车。新闻媒体对肯家总是手下留情，不过肯家的女人并不太好做。

肯尼迪夫人未嫁之前做过小报记者，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继父是做地产生意的，颇有积蓄，因此杰奎琳和当时的肯尼迪参议员缔结连理可说是门当户对的。杰奎琳的母亲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女儿做了第一夫人之后更是目空一切，但她忽略了华府的当仅派女主人，而大家对她们都不敢等闭视之，连总统也另眼相看。

约翰逊就任总统时，我在华府已住了4年。

我初次参加白宫晚宴，是在约翰逊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我相信对任何人，初次以总统宾客身份参加白宫宴会，都将是终生难忘的。以后在尼克松、福特当政时期，我经常是白宫的座上客，吃午餐、饮茶、参加酒会和晚宴。虽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对于总统仍旧怀有无比尊敬，对总统宫邸日常发生的一切，感到钦羡和好奇。肯尼迪文化中心总统的包厢我也用过多次，这是白宫对功臣们的一种礼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页历史收场，新的历史在上演。

愿肯尼迪的灵魂安息。

高华德真人真事

1963年下半年，参议员高华德成了美国新闻报道中的热点。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在第一版至最后一版读到他的消息。当时他是亚里桑那州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内希望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华侨报纸把他的名字直译为金水（Gold Water）。他是半个犹太人，但信奉基督教。他的太太芭妃（Peggy）是印地安那州人，两人已结婚近30年，有两子两女，大女已婚，且有4个孩子。但他们夫妇两人都长得非常年轻，高华德太太是个美人典型，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高华德是在电话亭里向她求婚的。他们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女记者们聊天，高华德太太非常得意地把手上戴着的金链让记者们传观。金链上有7个小如意，一个是钻石的，一个是绿宝石的，一个是红宝石的，一个是珍珠的，一个是玛瑙的，一个是玳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一时也记不清楚了。

我认识高华德夫妇时，他还没有像1963年那么红得发紫，因为他是空军里的人，官阶少将，而且他们的朋友中有的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常有往来。高华德的住处与我的只隔一箭之路，所以我们也可以算是邻居。高华德太太和我用的是同一个理发师，有时我们就在理发店中聊天。1963年下半年来，他们夫妇而人都忙着政治活动，因为大选就在1964年。当时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在大忙特忙地作准备。

纽约州长洛克离婚再婚后，声望大减。本来他是共和党中呼声最高的人。但自从他在一年之内与他的30年老伴离婚又与一个离婚而又有4个孩子的少妇结婚后，他就马上被大部分共和党人放弃。这是他意料中所不及的。我说这项措施出乎他意料之外，并不是说他没有料及后果，而是说他没有想象到后果会如此严重。有人把他比作弃位的英皇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洛克既爱“美人”，又爱“江山”。我没有见过新的洛克太太，但许多人说她与前任的洛克太太很相似，只不过年轻十多二十年而已。美国人离婚再婚的很多，可是却对洛克州长如此苛求，我当初也有点不解，后来我问了许多人，他们都给我同一的答案，那答案是：“美国的选民一半是妇女，而且以中年妇女为多，这些中年妇女都认为洛克此举给中年男子一个坏榜样，那就是说中年男子假如想休妻时会说：‘我们的总统都可以离婚、再婚，难道我不可以吗？’这对美国中年妇女是一个要挟，所以洛克若出未竞选，中年妇女是不会投他票的。”

于是我提出史蒂文生，他不是也离了婚吗？他们说这不可以并论，因为，史蒂文生虽然离了婚，但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他没有拆散别人的家庭云云。不过，史蒂文生也三次失败。

这是题外话，我们且不说它。

当时，共和党里有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以高华德为代表；另一派是自由派，以洛克州长为代表，这两派虽同属共和党。

但政策有点分歧，所走路线也有异。这在民主党中也有同一现象，即他们分南北两派，尤其是1963年那段时间因为闹黑白种族平等运动，南方议员多主张用温和政策，北方议员支持政府，非要把南方的黑白问题解决不可。这样一未，激怒了不少南方人，本来南部各州90％是民主党人（副总统约翰逊即是德克萨斯州人，上次肯尼迪为了要拉南方人的票数，特地把约翰逊捧出来做他的副手），他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林肯解放黑奴后他们祖先所遭受的灾害，所以很少人愿意加入因为林肯而享盛名的共和党。可是自从黑白之争开端后，许多南方人已改变了主张，他们说：“我不管是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我要选能干而合适的人。”他们都认为现在的政府对他们太强词夺理，把州的权力削减。所以都说要支持高华德。从当时的情况看，肯尼迪若要把南方的人心收拾，还得大费心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现象——南方人要选共和党人做总统——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南方的票数并不能操纵竞选者的成败。票数多的地区是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南方的大州是德克萨斯州，自从出了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陶尔之后，这一州几乎全部是拥护高华德的。这一州由陶尔领导，首先展开了拥高华德运动，这是1963年四五月之间的事，想不到俄顷之间，一呼百应，高华德不到一年工夫已成为共和党中炙手可热的人。据联合社的调查所得，共和党领袖中有85％强是支持高华德的。

共和党于1964年7月13日在加州的旧金山举行竞选大会，公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开会地点是芝加哥，大家都在招兵买马，真可以说是各地英雄好汉大显身手。

参议员高华德与纽约州国会议员来勒获得提名，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副总统。民主党则推出了约翰逊和韩福瑞做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伙伴。

当时，高华德54岁，但看上去只不过40多岁，他通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热诚、有毅力。他反对签核子禁试条约，他反对卖麦子给苏联，他反共……有些人说，他反对的事很多，我们要听听他的计划、他的政策，这当然也有道理。

高华德太太很喜欢故乡亚里桑那州，她起先对于丈夫的竞选总统这件事并不太热心，可是大局已定，她也和她的丈夫一齐出马。她人缘甚好，对竞选颇有帮助。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她开玩笑，问她对于高华德的将来如何看法，她说：“都是你们这些人搅的，还问我！”

我们的朋友对她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向你借用你的先生4年至8年而已。”

竞选期间，民主党指责高华德好战，理由是他主张美国在越南采取强硬立场，然而事实却是，当约翰逊人主白宫之后，他所采行的越战政策正是高华德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政见，这就是政治！

那时我住在教堂大道4201号屋顶的公寓，我的居所，成为许多共和党高阶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高华德竞选期间，许多支持他的人常在我那儿喝咖啡、喝酒讨论战略与计划。高华德出师不利，对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士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也因此使高华德成为共和党一位有力的代言人，甚至我们可以说，高华德这次失败，为4年后尼克松的东山再起，铺了一条路。

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美国是一个极度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新闻记者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冕皇。约翰逊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们不知怎的，忽然太岁头上动土，和约翰逊总统大闹别扭，和一国元首过不去。各地的报纸与杂志纷纷评议总统，有的说他控制新闻，有的说他不礼待新闻从业员，有的甚至说他独裁。约翰逊总统在应付越南战事与多米尼加政变之外，还要应付一群对他诸多批评的记者，于是乎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心情是不太舒畅的。

本来在美国，新闻记者和一国元首意见相左也没什么大不了。在以前，罗斯福总统算是最会对付记者的，有时也不免挨骂。杜鲁门在位时，有一次因为专栏作家皮尔逊批评他的爱女马格丽特的歌声不好，杜鲁门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骂了一顿。肯尼迪总统的人缘不错，与记者们甚为相得，可是有时因为取消记者招待会，或是因为哪一个白宫记者受了专宠，得到独条新闻，也有几次受到“群起而攻之”的袭击。

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做了多年的议院南面王。

参众议院往时有一句话：“约翰逊所想要的，约翰逊必得。（what Johnson wants，Johnson gets．）”除了两年多的副总统任内不太得意之外，在朝人物大家都敬他三分。想不到做了总统之后，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头条新闻，而且他的外交与内政有时也受到责难，有时记者们还来个不合作，于是使得约翰逊总统大伤脑筋。

话说回来，美国当时也实在是个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与新闻界的纠纷大概由没有派副总统韩福瑞到伦敦去吊邱吉尔之丧开始。邱吉尔世界名人也，也是美国友人也，他的丧礼当然隆重，但在当时美国正是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既派了大法官华伦等人做代表，新闻界实在不该小题大做。报纸上有好几天议论纷纷，说约翰逊总统不够大量，不重用韩福瑞，这一来，不但使韩福瑞左右为难，而且使约翰逊总统大为生气。

1965年3月间，一年一度的新闻界同乐会在华盛顿举行晚会，虽然没有成文法，可是每年在任的总统是固定的上宾。

约翰逊总统破例不参加，而且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州去。晚会后有余兴，当晚只招待男宾，第二日也邀请了一些女宾，我也在场，新闻记者们在台上把约翰逊总统大大地挖苦了一番。

当然他们说那是逢场作戏，无伤大雅，可是据说约翰逊总统就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约翰逊总统这个人有非常的魄力，有时喜欢独断独行，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许多新闻记者常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有关的机密问题，这对约翰逊总统无形中是一种刺激，我听某参议员告诉我说，有一天约翰逊总统在招待参议员的晚宴中问艾度奥（Idoho）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却其（Frank Church）说：“你近来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请问你是根据谁的看法？”却其答曰：“我曾和德华利蒲曼谈过好几次。”（按：利蒲曼是华盛顿的权威专栏记者，是犹太人，“两个中国”等谬论他也有份。）约翰逊总统说：“贵州（指艾度奥州）将来若要建筑大桥，你也去问利蒲曼好了！”却其大窘。这种离散民心士气的论调，当然不免使有决断的约翰逊感到不安。

有些记者们说：“我们总统的脸皮太薄了，他太经不起批评了。”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据。但外交方面，从越南战争到多米尼加政变，内政方面从总统的亲信积肯斯出毛病到各地的民权先锋滋事，约翰逊的处境也够辛苦的，假如他怕舆论攻击，而不当机立断，恐怕问题更多。所以约翰逊总统上任后，他的措施虽然不是样样如意，可是他的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是值得支持与赞佩的。

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情报局局长换了新人，是个海军，民航局局长也换了新人，是个空军。其他的任免也有好几个。西内人批评约翰逊总统独揽大权，没有和有关当局商量，使许多人心中不受用。我不是圈内人，所以无从定真假，不过想来这些更动中的枝节也是新闻资料。

有一位记者说，“约翰逊总统请我们到他的家庄去野餐，我们当然去，可是受了他的招待之后，我们若写反对他的文章，或是对他有所批评，他就不高兴了。”

我想：总统也是人，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时值多事之秋，总统若发点脾气，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