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祈祷会

1991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早餐祈祷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参加的人比1990年还多，而且因为中东战局紧张，总统布什又在会场上宣布2月3日（星期天）全国民众为和平祈祷、为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眷祈祷。我们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假如战事速战这决，我们的和平愿望早日实现，那我们多多祷告又何妨！只是战争易打，和平难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担忧。问苍天？问鬼神？

总统祈祷会本来规模不大，虽然早先只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每周三早上上班前的两个聚会，交换心得互相勉励，读一两段圣经为有困难的同僚祷告，不谈政治，但经常也有政府部长级人物参加，一切保密。后来这种类似的周三祈祷会逐渐发挥影响力，流风所及华府的企业界、妇女团体，各自有不同方式的早祷会、午祷会、晚祷会等，总言之，这都是为祷告而聚，为互相鼓励、安慰而聚。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基督教基金会初对规模不大，而且活动范围只在国内，但1970年初国内因为助战与反战声浪高涨，外国权贵访问华府次数增加，许多外国领袖不时也参加了小型的晚祷会。现任国务卿贝克的夫人安妮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徒，她对组织读经会及祈祷会兴趣浓厚，而且发动力甚大，那时贝克刚加入德州政治阵营，为福特总统竞选连任。贝克和安妮两人都是二度结婚，两人的子女年纪还小，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当然常使为人父母者困扰，安妮承认，祷告对她心灵的帮助甚大。其后不少名人也当众报告他们借助祷告而获得心灵的寄托。基金会主持人是一位和善的清教徒叫德格斯柯尔，他的儿子因癌症去世，年不满30，儿子去世后德格斯柯尔的精神领悟又更上一层楼。他夫妇两人除了协助国内的祷告者之外，同时展开了一个更大的国际组织，和各国人士结交，为世界和平工作，为人类福祉努力。

三年前柯尔访东南亚，他告诉我想到缅甸去，我说那儿没有基督徙，他说他要带些圣经去分发。他从缅甸回来之后，我问他：“你分发了多少本圣经？”他回答：“5本，但这总比一本都没发出去好些吧。”这就是他奉献的人生。

让我们来看看每年参加总统祈祷会的各路人马是何许人也，这真是很有趣的华府政治写照。我协助安排华府的总统祈祷会已多年，可谓看尽人生百态。

我已说过祈祷会最初是小型的，后来因为总统参加，在朝的文武百官也一律奉陪，参众两院的议员也不甘寂寞，于是雪球愈滚愈大；后来索性把各国使节（大使级）也请来，不管佛教、伊斯兰教，大家一起来和总统祈祷。国会每年选出参众议员代表一人，做为节目主持人，也以这小组的名义分发请柬，请柬只说祈祷会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华府举行，它并非发自总统府。有些人在报上说是应白宫之邀来华府参加总统祈祷会，这说法显然有误，因为美国总统与副总统每年都参加，也是客人，因此邀请函是由小组经过考虑才发出的。许多人是向大会要求才被邀请的，许多人被邀请是因为在财务上有所奉献，凡此种种，大家心照不宣，勿需多作宣传，未被邀请过的人也不必太在意，三千多人挤在一个大餐厅里，位子排得远的，不要说看不到总统，连想和要员握手的机会都难。但每年都有一两千人不远千里而未，就是要吹一下“我接到白宫的请柬”，假如明年我们宣布总统不准备参加，我相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不必再为安排位次而大伤脑筋，而且保管大半参加的人都不会6时起来参加7点半的早餐。

我是天主教徒，早年住台北时，星期日只到天主堂做弥撒，从来没有参加过蒋介石夫妇在士林的礼拜，但当年有不少朋友虽非教徒却以被邀参加高官的析祷会为荣。宗教该是无我、不沾人间烟火的，如果也染了深浓的政治与金钱色彩是相当可悲的。

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有上教堂的习惯，尼克松喜欢邀请葛尔的支持者到白宫参加礼拜，那份请柬是大家争取的。

里根夫妇在位8年，似乎没有上过教堂。美国最负盛名的布道家比利·葛尔已近80高龄，但他是每一任总统的精神支持者。原为布什总统做礼拜的教堂主持，在中东战争展开后，参加了白宫反战者的游行队伍，布什当然不便请他为参战者做祷告，于是就把比利·葛尔夫妇请到华府来，参加了早餐祈祷会。

吸毒的华府市长和米茨自杀

1990年春夏之交，华盛顿发生了两条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新闻。

第一件是华盛顿市长贝利尔因吸毒及说谎而被审判。贝利尔是华盛顿特区第一任民选市长。她的前任也是一位黑人，由政府委任，这位名为华盛顿的市长，奉公守法，与护士出身的太太，同受市民的尊重。

数年来，我和贝利尔及其夫人菲菲曾在公共场合有过多次接触。有一次我和菲菲同桌吃饭，她说她正在写自传，我问：“这不会影响你丈夫竞选连任吗？”

她说：“我不打算马上出版，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而且我们的儿子也快十岁了，他已受到很多压力。”

这是1989年的事，是伏笔。那时里根任内的一位法官和我相当熟悉，他被委任专门调查贝利尔市长与吸毒者、毒贩的关系。这位法官调查了约三四年，弄得筋疲力尽，又斗不过华盛顿的黑人社团势力，后来干脆辞职不干，到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赚大钱去了。

贝利尔风流成性，虽然已三度结婚，和菲菲也有了一个儿子，但身旁总少不了女人，而且多半和他有不寻常的关系，这是贝利尔的败笔之一。大家应该还记得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位民主党竞选人参议员哈特（Hort），闹婚外情，但又说谎不肯承认，后来记者把他和女友拥抱以及女友坐在他膝上的照片公开，他才承认有这回事，并向他的夫人道歉，但选民并不宽恕他，哈特只好退出选举。

贝利尔事件从1989年开始酝酿，1990年初成为每日的新闻，等到法院宣布公审贝利尔市长时，华盛顿这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就像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了。

首先，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华府一家叫维斯特（Vista）的酒店，逮捕到贝利尔和一位女友在房间内吸毒。那是1990年1月18日的事，联邦调查局事前早就准备了录影机，搜录一切。那个女人叫露丝妲慕儿，也是一位瘾君子，和市长发生关系有年，直到1988年两人关系才告一段落。露丝妲慕儿原是70年代红得发紫的模特儿，许多时装画报都用她做封面，是纽约各经纪人争取的客户，不幸她和毒贩混在一起，而且下嫁一名走私贩毒的黑道人，虽然后来分手了，但她的前程也跟着完蛋了。当报纸公布出她当模特儿的照片时，我们都说：“这个女人真漂亮！”但再看到她和贝利尔市长同在房间吸毒的照片时，我几乎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前后不到三五年光景，妲慕儿已经变得又胖、又老；毫无动人之处，这就是吸毒的结果！

许多黑人仍然支持这位吸毒的市长，而且自动组织了教会、工会以及黑人的新闻从业员、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等，以种族歧视为口号，控诉美国法律以不同尺度对待黑人，并且攻击联邦调查局以引君入瓮的手段来诱捕贝利尔。但控方律师说将有100多名证人，其中有三四名女性已出庭作证、宣誓并说明她们经常供应华府市长毒品，而且和他发生性关系。

去年在华府被捕的路易士（贝利尔的朋友），他曾和贝利尔在巴哈马岛上的另一家旅店玩女人、吸毒。但路易士为了减刑，后来反而是控方的证人，其他的女性与控方有类似的协定。

这些京城丑闻，成为美国报纸、电视台每天报道的焦点、与国际新闻一同在黄金时段播出。这代表什么？代表黑人在美国的政治力量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同时也说明了华府的一举一动，无论好坏都将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光下。

这一场官司结果很难定断，惊人的花费最后还是得由倒楣的纳税人来负担。光是选择12名陪审员就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贝利尔夫人菲菲曾上电视接受访问，记者问：“你对你先生和女人胡混有何感想？”

她答道：“他真傻，我已多次警告他，有朝一日政府会用‘女人计’来找他麻烦。”

记者又问：“他经常和女人发生关系，你如何处理？”

她说：“在华盛顿，你若有名有位，总有女人自己送上门来。还好他每晚都回家。不过，我们结婚12年来，大概只有八次在家中一起吃晚餐。”

菲菲的话并不说明偌大华府里有名位的人皆是如此，但却是华盛顿危机日渐加深的警讯——由吸毒而犯罪，再借权势不择手段去枉法。大家若再不警惕、改善，华京极可能沦为罪恶之城。

另一件大新闻发生在1990年7月5日。最有名的流浪族领袖米茨·史纳德（Miteh Synder ）在华盛顿的流浪者之家上吊自杀，年仅46岁。

大家会问，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而每年缴纳重税的公民会更问，假如我们国内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今后如何继续肩负经援贫穷国家的重担？

米茨留了一纸遗书，但当局并未将全文公布，只说他结束生命并不是因为公事，而纯属私人事件。什么样的私人事件会使得他自我结束生命呢？当然大家就要问和他同居多年的女友嘉露芬丽妮了。米茨不但和她一同工作，而且分分合合之后，不久前竟宣布将于1990年9月结婚。但据说后来两人又有争吵，米茨非常沮丧，而且说过几次要自杀的话。

他的女友在他死后接受访问，但她不谈私人事件，只说米茨之死对他们的蜗牛运动是一大损失。去年她曾和米茨一同绝食，向政府抗议，后来两人都被送入医院救治。嘉露芬丽妮在乔治亚城区有自己的房子，有儿有女，已和丈夫离婚。

1990年4月，报上曾登载过税务局正在调查他组织下的税务。不久前，电视台以米茨为主做了一项电视节目，提到这些收入原则上是捐赠予流浪者之家的，但数目还未搞清。

米茨之死代表今日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吸毒、爱滋并犯罪、贪污、日月激增的流浪族，而这些流浪在各大城市的人中，有些是真正的流浪汉，有些则是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可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人才是真正该被援助的？

在华盛顿第二街和西北区D街有一所很大的流浪汉收容所，建于1986年。那儿收留了一千余名的精神病患者、酒鬼、失业者、老年人、少年人以及刚出狱的罪犯，据说只要一入此境甚难自拔。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说免了。君不见城中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人，就在我们办公大楼的门前，每天都坐着一两个流浪汉，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

米茨的世界并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完结，他的去世只是一记警钟。在今日全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有谁能化解这些危机？

米茨代表这个时代的悲剧，而这似乎才只是序幕，以后会怎么发展，全世界对无家可归的人将如何处置，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人把米茨和修女德瑞莎相比。德瑞莎真是个圣人，1988年我在香港国际合作基金会上颁世界和平服务奖给她，她一生默默工作，不求名利，只在奉献，和米茨的作风有点不同。米茨近年来天天上报，而且有许多好莱坞的大名星正替他筹款。当然他的贡献不少，但出世入世之同，两人还是大有差别的。米茨的情人泪洒电视台，为了哀悼他的早逝。我们希望她继续做米茨未尽的工作，为流浪族更尽心力。

护花使者

我30出头就到华府打天下，单枪匹马且不知天高地厚，更杯着一片赤子的心情。

10年的花样年华我有一位爱我护我的丈夫，一旦他走了，我以为只要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总能把苦痛的日子挨过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30年前的华府还是男人和白种人的天下，我虽独善其身，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郎难免会受到些狂蜂浪蝶的骚扰，有些人稍假以颜色还可对付；但有些权贵常常自作多情，应付这些政要就得大费周章了。

美国上流社会宴客时，宾客总是一男一女赴会，即使白宫的国宴上也是如此安排。舞会时你若没有舞伴干脆就别去参加，不过女主人也常会替你安排，于是在宴会散后同坐的客人或舞伴，就很自然地请求送你回家。有些人因为这一面之缘，并不找你的麻烦，但仍有不少人自作多情，送花、送糖果，打电话约你吃中饭、晚饭，或参加另一个晚会。找你10次，万不得已只好勉强应付一次，这些人大都是单身汉、离了婚或是丧偶的，你只要对他表示没有兴趣，很多人也就知难而退。最讨厌的是那些已婚的男人，仍常有非份之想。而那些贤内助或许还猜疑我这个东方小妇人和她的老伴私下有约，瓜田李下令人含冤莫白。

我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华府当年红得发紫的名律师葛柯伦是外子的好友，情如兄弟，他的夫人比外子早去世一年，我们两人都独身，虽然他比我年长30岁，但最低限度仍可权充护花使者。我们约法三章，他有宴会时我做他的女主人，我有宴会时他做我的男主人，这样追求他的女人也就会死了心，找我麻烦的男人也不敢太无法无天，而那些猜忌我的中年妇女从此也对我另眼相看。

不再设莫须有的“马奇诺防线”了。

许多人以为我和葛柯伦已有婚约，对这些谣言我们两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和我皆尊重各人的自由，他有时“有女同车”，我也经常换一下“舞伴”。葛柯伦是政界的一流教授，我从他的经验和指导中学到不少社会常识及政海的运作，70年代许多报章杂志称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客和律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白宫主人都请他做顾问，声誉40年如一日。

1981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台北开会，葛柯伦急病入院开刀，我赶回华府对他已过世了。我们这段情前后维持了20年之久，谁说男女之间没有友情。

我回想，他真的不只做护花使者，心中确曾爱我。有一年，我生日时他请我去纽约百老汇观赏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歌剧《My Fair Lady》，中文译作《小家碧玉》，那歌剧在纽约一演数年盛况不衰，一票难求，两位作曲家也是一时之选，因此剧中名曲至今仍是大众喜欢听的谰调儿。那天早上，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他带我到纽约有名的第五街，逛世界知名的珠宝店芭素娜狄首饰店（总行在意大利罗马）。此店创业百余年，每样首饰只制造一件，不大量倾销，每一个女人都以拥有芭素娜狄的珠宝为荣。

我问他：“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他说：“你进去选一样自己喜爱的东西嘛。”

我说：“芭素娜狄的珠宝我已有好几件了。谢谢你，我真的不要你送我什么东西。”

他望着我，有点惊奇地说：“你真是一个使人费解的女人！你大概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芭素娜狄名贵珠宝的女人，假如他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失望。”

我笑说：“他失望，我却替你省了一笔钱，对不对？”

他说：“我总得送你一份生日礼物。你想到哪儿去挑选？”

我说：“前面是‘双日书店’，我们去那儿看看。”

他说：“书何必自己去买，打个电话让书店送来好了。”

我说：“你每天都这么忙，今天就陪我逛逛书店，给我一点你宝贵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好不好？”

他看看表，我知道他下午还有公事。我说：“只要1小时。”

他说：“好吧，今天让你随心所欲。”

他虽然如此说，但我知道，他仍以为我是一个令他费解的女人。

在“双日书店”我选了两本书，他说：“我们到泛美大楼的‘云天阁’去午餐，晚上我回旅店接你去观剧。”

我没说什么。

今时今世，男人聚在一起时谈的不是球经（尤以高尔夫球为最时髦的话题），就是股票、政治和女人；女人谈的则是时装、牌经和男人。有情趣去论诗品茶或逛书店的人已不多见了。

在纽约泛美大楼的“云天阁”，我临窗外望勿忙熙攘的人潮，想起许久以前和那很遥远的地方。

抗日战争8年，我从中学而大学，在香港，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都很苦，经济更困难，爱看书，但常常没钱买书，于是只好到书店浏览，但书店主人对于只来看书而又买不起的人并不太欢迎。

有时为了买一本书，我就只好节省午饭钱。我有一妙计，吃两片面包，两片面包当中洒些白糖，吃起来不致太淡然无趣，然后喝一杯开水，很奇怪，不知是何道理，开水比冷水有味道，尤其是吃白面包的时候。

有一次为了想买一套中译的俄国名著，那套书共有4册，厚厚的4册，价钱太贵了，只好和另一位同学约好，两人合买，于是两人一同节食。但她对于白面包、白糖和开水的午餐无法欣赏，只吃了一天就要中途撤退。我对她这样放弃当然不甘，于是答应她替她到图书馆去手抄李清照的词笺共21首，她这才同意继续牺牲到底。

大后方的书本纸张之劣无法形容，印刷也极差，但我们每得一书就如获至宝。等到我的女儿在加州斯坦佛大学读东方语文时，随时开个书单，今天要一套二十四史，明天要一套文选，后天又要一套诗品，顺手拈来，得之毫不费功夫，与我们当年做学生时的境况真是天壤之别。可是也许为此，他们也无法享受我们当年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乐趣。

在岭大的校园内，我们读文科的学生常爱到吴教授的宿舍内听他谈诗论词。而他的福州茶泡在小小的茶壶里，再倒入玲珑的小杯中也别有一番情趣。

他从屈原说到杜甫李白，从东方文学说到西方文学，兴致来时还要挥毫写一两首诗。有一次他还开我们女生的玩笑，他写了一副对联：“几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读人如玉。”

我说：“老师该罚。”

他说：“该罚，该罚。”喝浓茶一杯。

此情此景，何处追寻。

在纸乱金迷的“云天阁”，用的是英国最名贵的瓷壶，和镶了金边的茶杯，但茶叶却是放在纸包里的——我认为茶包是最煞风景的品茶方式。

零乱茶烟，昨口脏今日，今年老去年。奈何，奈何。

油荒中的美京

华府是世界经济的寒暑表，当中东局势告急、1990年世界油荒步步紧迫之际，华盛顿的经济专家天天上电视，警告经济不景气已经开始。美国政府从白宫到参众两院都互相指责，没有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时总统还去缅因州度假三个星期，而国会诸公也各自散会返乡竞选，要到9月上旬劳工节后方复会。虽然白宫己派兵到中东协助沙特阿拉伯“保护领土”，又派海军封锁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但美国已人心惶惶——油价带动物价上涨，美国储蓄银行相继倒闭，许多靠存款利息过日子、靠银行贷款买房子的市民已面临绝境。其实，中东变局只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有识之士早已警告世界不景气的来临，如今大家想极力延迟处理的问题，已到了面对现实的时候。

从华府餐厅和美容院的生意好坏、顾客的多寡，就可以观察美国股市和经济的起落。1990年七八月间华府发生了两件大事——不是华盛顿市长的受审，不是布什总统的儿子牵连银行贪污案，而是一家有名的美容院，和一家高级的法国餐厅同时宣布破产。

伊利亚沙伯艾登是华府历史悠久的美容院，许多名女人和要人的太太、情妇都是那儿的常客，美容师也常被召到白宫替第一夫人美容、理发。这家美容院因为有名女人棒场，门庭若市，想去“修理”一番，得提前一星期预约时间，生客还不能随便上门，否则除了得吃闭门羹外，还会看冷面孔。20多年前，水门大厦的美容院开业时，抢了一些这家名店的生意，但在尼克松时代，朝中财主不少，还可平分财源。

女子美容院可能是广播新闻与谣言的好地点，有些美容师遵守白宫约定，勉强守口如瓶，但大多数都爱东家长、西家短，在熟客面前表示自己见闻广博，以及受名女人青睐。当然，他们的消费价格十分可观，没有100美元休想进去。时移世易，如今手头能一掷千金的女人已不多，而且任何行业都不能永保江山，这家在华府闹市中的美容院已于两年前宣布关闭分店缩小营业。

一位在那儿服务多年的理发师说：“现在的新潮女性根本不注重美容。”我想，现代妇女比较注重自己的钱包吧。

至于那家一流的法国餐厅，开业不到10年，女主人是越南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这位嫁给美国人的越南女子工作勤快，长得非常漂亮，把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安抚得服服贴贴，午餐和晚间皆座无虚席、门庭若市，要讲排场，非此店莫属。美国唯一的女大使张之香赴尼泊尔上任前，女主人替她饯行，当时许多政客与巨贾、权贵都参加了。

这家餐厅开业之初，是向我担任董事的那家大银行贷款。董事会知道他们的财务出问题时大为惊奇，一位董事说：“他们生意不是很好吗？”另一位董事说：“这年头有谁能够吃七八十元的午餐和一二百元的晚餐？”

另一人说：“现在我们发现汉堡一样可以充饥。”

时代真的变了。

美国首都确曾有过数段歌舞升平的繁华时代。60年代虽因越战而有各种游行与抗议，但当年各国使馆经济较宽裕，竞两个女人爱荻曼斯1990年出版的美国《幸运杂志》评定83岁的福乐德曼斯是世界第二大富，私有财产20多亿。他的夫人爱荻1989年秋天去世，享年77岁，也算福寿了；她一生虽然享尽荣华富贵儿孙满堂，但她并不太快乐，去世前不久刚和她丈夫度过50金婚，但他们的婚姻并不是最恩爱的结合。还好他们有的是钱，在美国东、西岸和南方都有房子。爱荻喜欢华盛顿，一年总有四五个月在华盛顿小居。她是我的芳邻，住在美国有名的水门大厦。

喜欢吃糖的人，尤其是喜欢吃朱古力糖的一定对M＆M这个牌子很熟悉。彩色而圆形的小粒朱古力糖不溶你手、只溶于口，这是较普通的糖果；其他各种精装的叫做艾多乐（Eathel），乃是曼斯老先生为纪念他母亲而命的名。当然，这只是他们家族的企业之一，他们也是宠物（猫与狗）。食品的大商人，这两项生意足以做视欧美其他商人。

一般富豪多半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尤其是暴发户；但真正的阔佬是深藏不露的，而且从来不谈“钱”这个字，有些甚至故意衣冠不整，免得引人注目。数年前我到他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别墅作客，那个80岁的老头儿居然开了一部旧汽车到机场来接我，司机替我放好行李后，坐到后座去，这位仁兄要自己开车。他说：“你看，我这部旧车顶管用的，比其他的新车都好，因为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作客，所以我自己来接你。”

后座的司机说：“曼斯先生喜欢这部老爷车，我们佣人是不准动用的。”

曼斯加了速笑道：“什么老爷车！这部车子何时上过修护厂？那些劳斯莱斯反而常进厂修护。英国人以为自己什么都了不起。”

到了一条幽静的大道，又转入一幢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别墅，两部旅游车的游容刚好参观完毕。一一上车，站在入口的警卫向曼斯先生打招呼，我一看那儿不但有各种热带花木，而且有许多不同造形的石块。曼斯对我说：“到了，这是我家。我就喜欢大自然。”好一个大自然，他自己买下一座公园！他又笑说：“我的太太——你的密友喜欢城市的繁华，因此她选择了水门大厦，我可不欣赏华盛顿那些伪君子和充阔佬的废物。”

我说：“我也是来自华盛顿的，那你连我也骂了。”

他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不同，你不同，不然我怎会请你到我这儿作客？”

爱莎有两条小狗，雪白白的，爱莎到哪儿这对小兄弟就跟到哪儿。女主人还未下楼迎客，那两条小狗已叫个不停，老先生说：“他们对你熟悉，表示欢迎你呢！”

我在那儿度过了轻松而又愉快的周末。

男主人陪我去参观他的糖果厂，清洁、明朗、效率一流；那间工厂是他到了75岁半退休时才盖的，现在已一本万利了。

对经营生意这位老兄真的很有一套。他又亲自陪我去参观他的“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每天早上开放给游客参观，但一定要预约，不是随便可以进来的。

他把一花一木，一山一石都当成新朋旧友般的对待，他说：“我就是喜欢这儿的清静和花香鸟语，比那苟苟营营的上流社会好得多了。”我说：“假如我有一座这么美的私人公园，我也不做华盛顿的游客了。”

他说：“你也劝劝你的老友，请她多在这儿住些时日嘛。”

我无言，我知道爱荻不喜欢赌城这个地方。

晚餐就只有我和他们夫妇俩，一个很好的倾谈机会。

老先生喝了两杯酒，大谈谈当年追求太太的浪漫史。

他说：“我是在跑马场上看到她的，啊！她真漂亮，而且骑马的英姿真把我迷住了。”

爱荻的确是个美人胚子，一举一动都是名门闺秀的样儿。她笑说：“你不要扯这些陈年往事好不好，你这家伙除了懂得赚钱之外实在一无可龋”老先生又说：“你告诉安娜你捐了多少钱给台湾的癌症医院，我们去台湾住的那家圆山饭店并没有特别招待我们，大概根本不知道我是老几。”

爱荻说：“你不是说别麻烦人家吗！怎么又来找碴儿了。”

老先生说：“我们到大陆时他们可真会招待呀！欢迎我们的晚会有许多的政府官员，不就在那个什么宾馆请客的吗？”

爱荻说：“那是北京钓鱼台宾馆，都是你的面子嘛。”

我说：“你们下次再去时先告诉我，我来替你们安排一下。”

老先生说：“我们下次去北极，南极我们已去过。”

这两人真是游兴不浅。

选大会，这年8月共和党竞选主席团推出布什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一同参加各项活动和宴会，夫人兴趣甚浓，老先生说这种政治活动一生参加一次就够了。他还笑说：“这次我来都是你和我夫人请客（意即我们两人捐了不少钱），否删我才不干呢。”

爱荻说：“你这家伙怎么最近一反常态，斤斤计较，口不离钱？”

老先生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愈来愈要充阔，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人当年的辛苦埃”对的，老先生心情不好是有原因的——一个女儿已三次结婚，一个儿子两次离婚，另一个儿子最近也三度结婚，可是他们两老已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1988年的冬天爱荻病了，是乳癌，开了刀，也做了治疗。

但不久发现癌细胞己扩散到其他部位。她不愿去西部，而老先生又不肯搬到东部来，只有她入医院接受治疗时他才来水门“作客”。在她患病期间，我们相聚的时间较多，她精神稍好时晨间照样跑步，晚间去看戏、听音乐会、宴客……她说：“我不要把自己当病人。”

她真有勇气。不过我知道，她也知道，她来日无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死。

一天晚便后，她打电话请我去看她，我们是邻居，当然很方便。女佣人说夫人在卧房等我。卧房外尽是各色各样的花朵，在水晶盘里、在瓷瓶中，我说：“我明天开始不再送花来了。花太多对你不好，快请佣人把它们搬到客厅去吧。”

她说：“你说得对。今天，我一直在床上，所以佣人才把花放在这儿让我看的。”

我坐在她床沿，她握着我的手，她说：“我想在我还不太难过的时候和你私下道别，以后人来人去，大概我们说私心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把我另一只手盖在她的手上，我流泪，说不出话来。

她说：“我这一生并没有白过，虽然和我的老伴常有争吵，但大家不常在一起，各做各的，也无所谓了。这10年来得一知己如你，也算有福气了。”

我仍说不出话。那两条小白狗窝在我的脚边，不吭声。

她把整盒纸巾给我，我看到她眼中也有泪水。

她说：“人生总不能十全十美，我初认识你时常想问你，你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丈夫，为什么不再嫁。现在我明白了，你自己独立，能够有朋友，不寂寞，又有自由，这样很好。”

我终于说话了：“你我能知心，因为大家都无所求，只是缘分，中国人相信缘分。”

她说：“我也相信，假如我是男人我一定会爱上你。你知道，我那老家伙对你也相当另眼相看呢。”

我笑了，她也笑了。

他说：“我相信我不能过完这个夏天，你什么时候又要出远门？”

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生病我不会出远门。”

她说：“我想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你是否可以等我眼睛闭上了再出国。”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窗外的雨下得很大。

她的病势急转直下，每天医生都说随时会去，但她仍然很清醒。

丈夫、孩子、孙子都来了。她说得对，以后我们即使两人独处一室，她已有气无力，不能再多说话了。

一个周末的清晨她与世长辞了，不在医院，是在自己的卧房里。

我晚间离开她时，她轻轻地说：“安娜，我们再见了。”

她的丈夫站在门外，痴痴地。

许多人帮忙处理后事，一切都与我无关，我要帮忙也帮不上。

于是，我离开美京，出国办我的事。

两周后我回到美京，老先生急着找我。

我和他吃中饭。

他谈了些她的身后事，忽然问我：“你知道吗？她把全部遗产都捐给慈善机构了，而且交给芝加哥一间律师事务所去分配，不准我过问。你知道吗，她那4000万全是我给她的，她一句都没和我商量就捐了出去，而且又不要我来管理。”

他似乎有点生气。

我说：“爱荻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谈过钱的事，她只说要把自己的所有捐给社会，因为你的钱用不完，孩子们的钱也用不完，而且这是你给她的钱，她当然有权自己处理。对不对？”

我心想你们这个家族是世界亿万富翁中排行第三（1990年8月的美国《财星》杂志公布世界亿万富翁的财富，第一位是文莱的统治者贺山纳柏加苏丹，拥有250亿财富；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德和法德王的家族，有180亿财产；第三位就是美国的曼斯家族，有125亿元财富；第四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自二世，她不需要纳税的个人财产总值117亿元），每年都是前5名亿万富翁中的翘楚。爱荻真有智慧，她就是怕子子孙孙连4000万也要瓜分，才把自己的私房钱捐了出去，而且水门大厦的自有公寓也声明只可以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才可出卖。两个照顾房子的佣人照常上班，清理房子。

爱荻的确是个善良而富有智慧的女人，我怀念她。

赵银梅

赵银梅是民国初招商局局长赵铁桥的女儿，排行老五。

抗战胜利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协助战后接收及救济工作，顾问团中有一位广东台山籍的中尉，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州人，在上海认识了赵银梅。

一年之后，两人在南京结婚，赵银梅随着新婚夫婿回到美国中部的威斯康辛州去。赵五小姐是上海长大的姑娘，她的夫婿叫黄亨祥，不识中文，连台山话都不太幢。赵小姐不但要下厨作羹汤，还得照顾丈夫及婆婆。婆婆是个道地的台山婆。

儿子从中国娶了个“上海妹”回来，她老人家真不是味道。老人家英文不太幢，只会说台山话，于是黄家少奶奶只好猛恶补台山话了。银梅的英语马马虎虎，而台山话不仅不会说，连听也听不懂，除了和丈夫尚能对话外，简直成了哑巴。婆婆把她当作外来人，因为其他女婿和熄妇都是道地的台山人，而银梅是外省人，说的是上海话和国语。但这个年轻外来熄妇很懂事，很灵巧。她远适异地，一定要尽力适应环境，于是她除了学习台山话之外，也找了英文教师补习英语，又到学校去学家政，为此和一位专授缝纫的女家政教授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银梅的时装设计、剪裁皆在水准之上。她又习西洋画，我看过她的几张油画，实在很有天分。

1954年我与黄氏夫妇相识时，黄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黄亨祥已脱下军装，成为该州数一数二有名的牙医生。

很少人知道赵银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丽亚。

茱丽亚和我初见时就觉得我们两人很相像，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我们是不是姐妹。

茱丽亚住的美国中部50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于是她也得多和美国人交际。黄医生喜欢各种运动，尤其是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定和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去打野鸭、猎鹿等，夏天则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钓鱼，冬天又去滑冰。总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户外运动。茱丽亚也学会了滑冰、钓鱼，但打猎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长，他一连三任，三任完毕决定不再竞选，当时州长没有限期，只是他对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转入企业界。既然好友是州长，我去时当然就往在州长官邸，后来州长夫妇两人离婚，我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长家作客，于是黄民夫妇请我住到他们家中。直到州长夫妇办妥离婚之后，我才再到那华美的官邸作客，为此该州州长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黄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周末我到该州作容时，男人出去打猎或钓鱼，我和茱丽亚两人就有聊不完的话。她喜欢作画、做女红、织毛衣，是一位贤慧的主妇。他们的一男一女和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同，因此他们若到华府作客，也把两个孩子带着。那时我们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又不完会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阶段。有一天茱丽亚和我说：“孩子在12岁到18岁这阶段，最好把他们都冷冻起来，等到了19岁较懂事时再放出来。”

我说：“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拉夫妇在那时期就常为了孩子的事而发生争执。

有一天晚上我们4人（黄氏夫妇、州长和我）吃完晚饭回家，已是12点多了，黄家女儿出去，讲好11时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见人影，后来还出动了警察，因为怕孩子驾车出事。结果女儿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和同学去跳摇滚乐，忘了时间。太太于是怪丈夫宠坏了女儿，倒是女儿乐得轻松，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也。

茱丽亚的丈夫养狗，女儿养金鱼，儿子养鸟，家中经常要有佣人清理，还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动物园中。

银梅的两个孩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男的有一个女孩，女儿则没有生小孩，几年前先后到台北数次由天主教会协助领养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岁，小女孩也4岁多了，都是正统的台湾人，非常可爱，也非常顽皮，可能是父母太宠爱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黄家人相聚，而我和银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