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

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

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90诞辰之际，我追述这段往事，以志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

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我们想周恩来那么忙，不会给我们回信。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了一些时候，竟然接到周恩来的亲笔回信。当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的信，有8页信纸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

在我记忆中他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反抗侵略者，是正义的，它也将得到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二、国民党内有投降派，他们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一伙卖国求荣的反动派。国民党之中也有动摇派和力主抗日的开明之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共联合是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力争和他们组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还是个强大的、凶残的敌人，我们又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它。因此，中国人民这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长期的持久战。周恩来在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形势，精辟地论述了战争发展趋向，指出了可以战胜敌人的主客观条件依据。最后结论是“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信末，他嘱咐我们今后把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要寄到武汉去。

周恩来的信，从跑马场的工友手中很快就传阅到跑马场外的华籍工人中去。我想，既然这么多侨胞争着要看周恩来的信，干脆拿到报社去发表，让更多的侨胞都能看到。于是，我去找我的朋友林秋野。他是《曼谷时报》的副刊编辑，以“酱油二郎”的笔名，专写“花边”杂文。他看了周恩来的信很高兴，答应一定说服总编，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出去。

不久，《曼谷时报》果然把周恩来的信，删去头尾有关捐款部分，用《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将信中有关抗日战争问题的论述，一字不改，全文照登。这一来，轰动了整个曼谷华侨社会，到处在谈论这篇文章。从此，侨胞中对抗日战争的疑虑、担忧、徬徨、争论不休的局面，逐渐消失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心和团结增强了，同时狠狠打击了那些汉奸亡国论者。不久，我们成立了“曼谷洋务工人抗日后援会”，更活跃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捐献活动，直到日寇侵占泰国为止。

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偷袭珍珠港，同时也在泰国登陆，我不得不把周恩来的信烧了。但是他对侨胞的关心，对抗日战争的论述，却深深铭刻在侨胞心中，它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侨胞们的抗日信心，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