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

1976年1月，我们跟随周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在长安大街上向西行进。凝望着在凛冽寒风中肃立两侧悲泣送灵的百万群众，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受到人民如此倾心地爱戴！我们把周总理送到八宝山灵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声大哭，久久不忍离去。

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使下属如此深沉地留恋！

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荣幸。我们曾经跟随周总理，整治祖国的江河。

今天，我们治理祖国的江河，仿佛又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到周总理的召唤！

“其功不在禹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从1958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责成我们一些有关负责人亲自去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京向他汇报后，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总理尖锐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基础上，周总理又引导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们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向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是：以蓄为主的片面性，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我们提出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这是为了纠正当时实际工作中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兴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的偏向。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1965年9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大家简称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大家以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进，再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争论了。

谁知在“文革”中，蓄泄之争又重被挑了起来。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们是以“三五”方针抵抗“三主”方针。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同志，要求我们恢复“三主”方针。总理指示当时水电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以后，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中，周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导我们，排除“左”的干扰。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的领导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我们，坐直升飞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跃进”中，由于忽视质量，一座大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总理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瞎指挥风，嘱咐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也头脑发热，在10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再三说服，我们修改了这个口号。

改建三门峡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部分输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约束洪水。在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阴，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准河的水系，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聘请外国专家协助，在1954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三门峡水利枢纽为第一期工程。国务院据此在1955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经审议通过。由于我国当时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外国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门峡虽已于1956年开工，但是它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疑虑，陕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审议。1958年4月，周总理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在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总理果断地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积情况比原设计要坏得多，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虽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炸掉大坝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建方案。

1964年12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治黄座谈会，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倾听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王化云等主管同志，个别征求意见，酝酿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政治影响不好。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错误就要彻底改正，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总理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改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时如无防洪需要，应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时为了协助下游防凌（汛）可适当蓄水，并拆除原来的高水头水轮发电机，改为低水头发电。这个方案简称为“蓄清排浑”。1968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显著。1969年起进行第二期改建，于1973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当我们被交相指责的时候，总理和我们一起承担困难，并鼓励我们：“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治黄座谈会总结时，总理要我们送给与会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确实，中国的泥沙专家们，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8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大坝会上，我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198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我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我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1973年，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曾要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属实。今天，当黄河治理开始走出一条路子，当我们制定下一阶段的治黄规划时，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听听我们的汇报啊！

华北抗旱

华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总理的心上。

1950年，在治淮的同时，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

1958年，周总理高瞻远瞩，根据北京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亲自视察后毅然决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云水库。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密云水库建得又快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并且成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陆续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库。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海河规划，决定在下游开辟排洪入海的新河。这些规划深得群众的拥护，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实施。现在，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

在洪水威胁缓解后，干旱成为华北地区的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水库拦蓄地表径流，还不足以满足华北的洪水问题。

1966年2月，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会后，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提出由各有关领导分别任各省抗旱组长，要求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并以抗旱工作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怎样？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告奋勇，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3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可惜到5月以后“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

“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总理就是华北机井建设的创始人。

治理长江

1958年2月末，周总理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视察长江，历时一周。同行的领导干部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一路上看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的讨论。3月5日船抵重庆，6日总理在重庆做了讨论总结，这就是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做的准备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长江荆江大堤的问题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荆江，是指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两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荆江大堤是指从湖北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全长180多公里的长江北堤。在古代，长江出三峡后，洪水在北岸的云梦泽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调蓄，然后进入下游。经过相当时期，长江洪水挟带的泥沙，使云梦泽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这些土地上围堤筑垸，垦荒种植。到明代以来，北岸建成荆江大堤，云梦泽和长江完全隔断，逐渐变为江汉平原。洞庭湖虽然还保留调蓄作用，但由于淤积和围垦，容积也日益缩小。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胁严重，形势十分险峻，清代曾多次溃口，造成严重灾害。1951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对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用公安县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预期效益，荆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单靠荆江分洪工程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长江两岸，受洪水威胁的土地共约9000万亩。1954年，除武汉市围堤、荆江大堤和其他少数围垸勉强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4700多万亩，受灾人口1800多万，京广线100天不能正常运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灾。因此，长江防洪和黄河防洪一样，都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在黄河上可以修建三门峡水库控制洪水，在长江上也可考虑修建三峡水库控制洪水。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开发长江三峡水资源、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专家协助下，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周总理正是带着这个问题视察长江的。视察后的基本结论是，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和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在那次视察中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汉江是长江中游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胁武汉。1935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决，死亡8万多人。丹江口水利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的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1958年冬开工，克服很多困难，于1967年建成。1974和1983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削减了40％和60％，免除了下游的洪灾。

1958年以来，周总理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工作。

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我们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总理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我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总理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设想把工程停下来，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72年11月，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是问题没有议透，认识没有统一。最后，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我们9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总理指定上述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同志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1974年9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1981年初截流成功，6月第一期工程开始通航发电，第二期工程从去年起已有5台机组开始发电。从1984年起，葛洲坝的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周总理批准葛洲坝复工时，他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总理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实践证明，总理关于葛洲坝停工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当时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胜利。实践也将证明，周总理关于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决策是正确的。

敬爱的周总理，宏伟艰巨的治水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按照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完成您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