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组织领导下，我国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发展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科技工作者，就我亲身的经历，追忆那些往事，以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

当我还在法国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和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勤工俭学时胸怀大志，从事拯救危难中国的事迹。正是通过这些事迹的熏陶，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钦佩和景仰的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势报告，手无片纸，而所举的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全场听众的心自始至终紧紧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今日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2月底，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丁瓒同志电话通知我，党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团员之列，要我协助办理出国事务。丁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们互相知名但未见过面。我那时回国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质上困难很大，很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我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我把这个想法向了瓒谈了，但又有些后悔，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要拿出外汇购置仪器图书实非易事。丁说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几天过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我会面，他对我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副团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听到这个传达，当时真是心里暖呼呼的，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知道，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向法国使馆办理到巴黎去的签证时，结果被拒绝入境，戴高乐政府反对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的代表去巴黎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苏联方面及时和法国的约里奥一居里（世界和大主席）等联系，决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大会，一个会议两个会场，重要发言两个会场都能听到。4月20日大会开会时，约里奥一居里对法国当局不给签证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议，他还讲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签证”的警句，全场为之热烈鼓掌。第二天正在开会过程中，忽然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充满了欢呼声、掌声，互相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这时主席台前几个外国代表把身体比较轻的我国代表丁瓒，抬起来向空中抛举，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时形势下，原以为能去巴黎见到约里奥一居里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经过与刘宁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团款项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经费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来布拉格开会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国代表，带给了约里奥一居里。后来从法国和英国回国的我国核科学家即用这笔经费购买了仪器和图书带回国内。原来预计定购回旋加速器电磁铁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从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瓒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重复，人力分散，要我趁筹备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机会，开始注意到会科学家们的专长、成就和学术见解，以备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对组织全国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提出调整方案意见，提供领导参考。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据政务院决定就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发出指示，其要点可概括为：⑴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建立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⑵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洽学习，使他们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各大学联系，互相协作，统筹专门人才的培训；号召海外的科学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⑶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把彼此独立、性质相同的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征求财经部门的意见，按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解决实际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国家建设需要而目前尚无基础的学科的科学研究。

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须、副局长钱三强曾经召开过八次科学家座谈会就各学科研究机构的调整提出方案，最后形成北京以数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为重点，上海以化学、生物科学为重点，南京以地学、天文学为重点，东北以技术科学为重点的布局，逐步调整实施。自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道路。

1951年底，周总理亲自处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问题，并决定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派遣科学家代表团来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特别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会议主席约里奥一居里等的正义呼声下，终于通过决议，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由英、法、意、苏联、巴西、瑞典等国科学家组成，我国卫生部门和科学院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配合。委员们到达北京后，周总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还委派我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战争行为。调查结束后，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对他们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我由衷地感谢周总理给了我锻炼的好机会，感谢他给了我许多亲切有益的教诲。一年多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科学院决定组织访苏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代表团的组织工作是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负责的，由即将到职的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任代表团支部书记，我任团长，武衡同志任秘书长。代表团由26人组成，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地学、农业、医学、工程、历史、语言、教育等19个学科的专家。我们在苏联期间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也来到莫斯科。就在这十分繁忙而短暂的时间里，周总理还认真听取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给以指示和具体帮助，由于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总理赴苏）的关照，我有机会参观了一些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当时这方面工作苏联列为保密范围，因此引导参观和谈合作问题都是由苏联物理研究所所长斯柯贝尔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语进行，不用翻译，斯柯贝尔琴青年时期曾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懂法语。交谈中我曾试探苏联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他的回答是回旋加速器的技术已较成熟，通过外交途径，苏联可以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现在还不能提供，将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汇报，并向科学界介绍了有关情况，如半导体研究等。周总理对这些情况十分重视，并结合我国实际对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遴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了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分别负责领导本学部的各研究所。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并颁发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奖金等等。

（二）

周总理大力支持发展新兴学科，特别是原子核科学，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为基础，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开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为原子能的应用作准备。1950年由吴有训副院长兼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由钱三强任所长，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从人力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参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十余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理论基础、培育人才和物质条件方面为进一步发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发现了铀矿资源。国际上准备在日内瓦召开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苏联表示愿意对其它国家给予科学技术上的援助。在这样的形势下，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亲自召见李四光和我，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详细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薄一波、刘杰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总理告诉我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我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和我的汇报。根据周总理会前的嘱咐，我们用铀矿标本和探测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总理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我们抓住重点，讲得尽可能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上毛主席问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从哲学角度考虑，提出中子、质子也是可分的观点。周总理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加强。这是一次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原子能事业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学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组织协调等方面都困难不少。然而这一切困难，周总理都想到了，并且在会后立即扎扎实实地组织抓了下面几件事：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开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据我们的建议，周总理决定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上海复旦大学的卢鹤级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教学用的仪器设备由近代物理所帮助解决，并且在所内挂了“六组”的名义，便于取用器材。教学和生活用房由科学院负责修建。紧接着，清华大学自告奋勇办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到200名。1958年聂荣臻同志提议，并在周总理支持下，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及时统筹调整留学人员专业，以济急需。周总理亲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带着留学生名册找到科学院干部局郁文同志，要他和我们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中，挑选一些适合转方向的留学生转到原子能有关专业。最后我们选定了300余名，他们后来都在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反应堆、核化学和化工、铀矿地质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这项工作完全是周总理替我们谋划安排的，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3．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党的机构有两个部，即宣传部和组织部，我们历来是宣传先行，然后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同时还叮嘱我们宣传不单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说行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讲团试讲并作示范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去宣讲。结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

4．周总理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他决定由军委政治部选派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干部李毅同志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并选派了三个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强了研究所工作人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对贯彻上级领导的决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科学院系统为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吴有训分别为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1955年苏联正式通知我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实习。为了安装这些大型设备及其发展的需要，选定北京远郊区坨里为实验基地。同时在中美日内瓦外交谈判之后，一批留美、欧的科学家陆续回来，其中核科学方面科学家有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10人。国务院根据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冯麟、力一、何泽慧率领实习团30余人去苏联实习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和在这些设备上进行研究工作的仪器等。1958年夏，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由我任所长，李毅、赵忠尧、郑林、王淦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里的实验基地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仪式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

至此，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初步形成。许多领导同志和战斗英雄、劳动英雄陆续参观了研究所，特别是1958年8月22日周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研究所，受到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

研究所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科学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

这个阶段，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核科技合作与交流主要是通过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国退出了联合所。

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195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条件，周总理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十二年规划中绝大多数项目提前实现，使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一激光，及时地被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总理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三）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对此，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工作，并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基地一原子能研究所，当即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和推荐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工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由于苏联毁约停援的行动，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承担任务感到莫大光荣。当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铀一235、钚和锂一6的核燃料和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为了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原子能研究所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实现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保证。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强有力的领导，使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周总理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