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

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我有幸多次跟周总理出国，亲眼看到他在建国初期的几次外交活动的情况，深深体会到这位杰出外交家的非凡才干。

我虽已到耄耋之年，但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一直没有忘怀。

一、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

为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1949年12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新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塔斯社记者提问时，阐明了他在苏期间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以及苏联对中国贷款和中苏贸易往来问题。然后，电召周恩来同志率领有关人员前往莫斯科协助商议和解决以上各项重大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毛泽东同志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前往的代表团成员有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另外有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何谦等同志。当时，我是作为翻译，随毛泽东同志第一批赴莫斯科的。当周恩来同志路经西伯利亚抵达新西比尔斯克车站时，同毛泽东同志通了一次电话，但因线路有问题，听音不清楚，谈话很快中止了。

1月18日，周恩来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又同毛泽东同志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毛就自己同塔斯社记者谈话的主旨，以及周抵莫斯科后如何进行工作并企望获得什么结果，还应考虑提出哪些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1月22日，即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在斯大林会见毛泽东同志和他时，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谈判中苏两国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即谈到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斯大林表示同意以上意见。随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同苏方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负责协商起草各项文件事宜。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同志偕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长）、罗申（驻华大使）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同志也一道参与会谈。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同志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恩来同志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以后，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周恩来同志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签字仪式完毕后，毛泽东同志再次邀请斯大林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爽快地回答说：我历来是不出席这类宴会的，但是当我知道是中国同志有这个愿望时，我们中央政治局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让我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因此，我将参加你们的宴会。毛泽东主席说，如果你身体不支，可提前离席，斯回答：我不会提前离席，既来之，则安之嘛。

约两个多小时后，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一家大饭店里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热烈庆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苏获得成功。这次酒会气氛热烈。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布琼尼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这次破天荒地出席由一个国家的大使举行的招待会，这不仅仅轰动了莫斯科和苏联，而且轰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同志致了一段很长的祝酒词，主要内容是：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时，斯大林也大动感情，举起酒杯，同样讲了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希望加强中苏友好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欧阳铁和我等一行17人先期回国，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则留在莫斯科就一些未了的单项经济协定同苏方继续会谈。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返抵北京。

二、第二次出访苏联

1952年8月，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同苏联政府协商、研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援建项目等问题。

周恩来同志这次出访的背景是：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到1950年底朝中两国军队便把美伪军赶回了三八线一带，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在朝中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1951年7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谈判朝鲜的停战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谈判又采取了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实现其无理要求。朝中军队经过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愈来愈大的杀伤，同时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挫败了美帝的企图。

鉴于朝鲜战争短时不可能结束并不可能逆转的局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决策，责成国务院着手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

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1952年4月政府各部门初步整理出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材料。到8月，这些材料被汇编成两大册。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问题听取苏联政府的意见。所以我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为首的，包括各部门、各行业负责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偕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同志，听取周恩来同志介绍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问题。周恩来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周的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一方面，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提供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斯大林以上的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到达莫斯科后，为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周恩来同志为了使代表团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终获得圆满成功，真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啊。

各个组的工作大致走上轨道以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整个战争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的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德军破坏的实际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他参观了当年的几处重要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北菜园、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游览中，周总理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热烈欢迎。周总理还参观了拖拉机制造厂、化工厂，游览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战争结束已经6个年头了，然而所到之处遇到的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处处是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的痕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座遭受深重的战祸灾难的城市，当年只不过恢复了某种生机，远远谈不上向前发展了多远。

周恩来同志回到莫斯科后，对代表团各组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对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随后指定李富春同志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谈判工作。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同志一行17人返回北京。

三、对苏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和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周恩来同志去莫斯科进行了两次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商议和协调中苏等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并预测会议的进展与可能获得的成果。周恩来、张闻天同志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举行了会谈，双方互相通报了自己的打算，提出了一些待商的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一次带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应抱过高的希望。在国际斗争中，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进行。因此，我们只宜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和意欲达到的目标。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同志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事情作出解释和澄清性质的声明，也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们对会议既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周恩来同志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这次会议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苏方向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启程回国（我仍留在莫斯科等候他），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几天后，他返回莫斯科，同苏方最后商定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策略，以及苏、中、朝（或越）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问题。周恩来同志对会谈所获成果甚感满意。

4月中旬，周恩来返抵北京稍作休整后，于20日率领有122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各种座谈会，邀请苏联外交部的葛罗米柯等介绍经验，回答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方面的经验介绍和对问题的回答也比较仔细。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后，各国新闻记者发疯似地抢拍镜头，周恩来同志没有多停，就驱车前去住地了。但没隔多久，他又赶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走下飞机，先同周恩来握手、拥抱，然后并肩前行，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蜂拥而至，拥挤在机场通道的两旁，窗口上也爬满了人，大喊大叫，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个拍摄镜头的机会。因此，莫洛托夫说，我们走得稍微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就可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了。后来外国记者们对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亲近姿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

日内瓦会议开会后，先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继则讨论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朝、中、苏或越、中、苏在会议中从始至终都坚持了密切合作、互通情报、协调对策的原则，因而几乎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揭露了美国阻挠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阴谋，孤立了美国。

在当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对策，统一行动，相互配合。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住处，因为那个地方是苏联购置的一座别墅，保密条件好，便于研究协商问题。在这里，莫洛托夫还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莫洛托夫也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过一两次。在他来中国代表团住处时，特别说明：由于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很难保证人家事先没有在屋里安装窃听器，甚至录像设施，这样便影响我们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和商议工作。因此，经常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去。这虽然是因工作需要，但从现象上看，总是来而不往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怎样，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你们，这才是正理。不过，当天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还是在留声机的音乐声中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斗争尤为复杂曲折。事后，才弄清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根本不顾及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中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顽固坚持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因此，不管我们提出多少合理建议和解决方案，都被他们否决了，最终毫无结果而散。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会议的形势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法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在奠边府之役中遭受到严重损失，使法国政府大丢面子。这样，法国政府同法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在法国总理皮杜尔倒台后，新上任的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也只有在解决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后，才能得到巩固。因此，法国政府也想早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中积极斡旋，推动了越南同法国的接触，沟通了思想，加深了了解。

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同孟戴斯-弗朗斯在伯尔尼的会晤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既照顾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根据法国的切身利益所陈述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孟戴斯-弗朗斯深为感动，他向周恩来说，他自己是坚决主张停火的，并愿以一个月为限期，如果在此期间仍不能实现停火，他就向政府提出辞职。他并且交了底，说道：“现在，越盟方面不必为越南南北分界线在十七度线或十五度线上硬争，法国是不会长期呆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总之，周恩来同志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打开僵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法国代表以及与会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日内瓦会议终于在7月20日至21日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等项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

7月23日，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沿途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于8月1日回到北京，圆满地完成了缓和世界和亚洲紧张局势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