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亮

十年乱斗的第二年秋天，不记得怎么出来一个斗批的间隙，有一天，总理召集在国内挨批斗的大使们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了一次小会。

总理也邀了陈老总，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给大家做些思想工作。会上总理说起建国18年来，在外交部他和陈毅同志前后任领导，从建国到1958年是自己兼部长，1958年到1967年是陈老总兼部长。

当时陈总马上补充：“我当部长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之下嘛。”

那时在座的同志们可能还没有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位受尊敬的老领导，离开我们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我曾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可不是，正是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深受大家爱戴的领导人，在两个9年里，率领着我们这支在刚刚建国时还是一支没打过外交正规战的、比较年轻的外交队伍，从无到有地把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拓出来。只用十几个春秋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形象在国际上光荣地矗立起来了。初期参加外交工作的同志们心中有数，这是费了多少心血、力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业啊！

一、组建队伍，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外交部首席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重视的。在开国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请周恩来总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来。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从南京飞回延安后，在转战陕北期间，他一面协助毛主席歼击胡宗南大军并指挥全面解放战争，一面在戎马倥偬中，充满必胜的信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将面临建国的问题。在当时，组织军、政、工、农、商、学的机关已各有一定基础。但在外交方面，还是个新课题，并且需要大量人才。当时，首先考虑的是把在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一批干部列出名单来；已在晋西北中央外事组的一批干部就先集中起来，有的进行学习；有的积累资料（当时因国际上对立面主要是美国，便开始编辑“美国手册”）；也有的干部到农村去参加一段土改。总之，不让这支外事干部、翻译人才队伍散掉，好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准备一个初步的班底。

建国后，周总理又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党、政、军、民、学组织中抽调了可观的一批干部，一个初具规模的外交队伍逐步集中起来。首先建立起部领导，党、团组织，划分了地区司、业务司、办公厅和各局处，宣布并讲授了中央和部领导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纪律，规定了工作制度、各项外交任务，讲解了各种外交文书、礼仪；讲授了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如何树立新中国外交人员应有的崭新风貌等等。随即又请专家讲授外交业务，并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制订了外交部与其他外事部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间的关系，驻外代表及驻外机构组织的建立等等，也都随之逐步开辟起来。通过实践又形成各种内部和涉外的规章制度，于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建国初期，虽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种国际交往则逐年增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会议，加上国与国的互相访问，要派代表团参加。总理总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团出国活动的机会，从外交部的地区司、业务司和有关部门选出一些同志随行工作，亲自带队练兵。

二、以身垂范，开创无产阶级外交新风

50年代初期，国家正展开工农业建设，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务繁多，加上商谈建交等外事活动、交涉谈判，接连不断。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要统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央各部委会、各专业部门、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问题也都向国务院报告、请示。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又要亲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开一、两次会研究外交部的工作。虽然助手中有几位水平高的副部长主持日常部务，部长也还要出席部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等必要的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司长回去传达。部长日常要接见外宾，参加会谈以及宴会、招待会等对外活动。遇有涉及几个部、委、会有关的问题，周总理多半在西华厅召集有关人员逗情况，研讨对策，制定方案，取得较成熟的意见再上报中央。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培养干部，使参与讨论的同志收获极大，逐渐提高了外交业务水平。总理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问得相当详细、具体。对于总理的刨根问底每个与会同志都心里打鼓，大家给起了个名字叫“考试”。我们有时也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去谈某项具体工作。经常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时秘书拣出几件特急件，拿到总理面前，先请总理批发。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宾的紧张日子里，急着要汇报、请示工作。有时由于时间太紧，就被总理叫上他的汽车，在从钓鱼台到人大会堂或中南海这一段仅仅十分、八分钟的路上，边赶路边汇报请示了工作。对于一些重要并且时间性很强的涉外问题，常常是总理派秘书分别联系（几位秘书各有分工）。

50年代后期经常和我联系工作的是马列同志。有一段时间，马列同志经常在凌晨两点多钟打电话给我。我拿起耳机，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先说一句“哎呀，对不起，又把你吵起来啦！”我问他总理还没休息？答称：“还得一会儿哪！”然后他把总理刚刚对我们呈报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示和口头嘱咐及要求通知我。有时还向我打招呼，总理说：汉夫同志血压高，已经是深夜，就不要惊动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连夜赶办，早晨上班前就可办好，再请主管的章汉夫副部长过目发出。

总理要求地区司、业务司上呈的案卷要将报告缮写清楚，并将有关来文、报告附上，重要的还要把有关档案附呈。总理阅批文件、电报总是高度负责，十分细心。特别对重要公报、声明、照会和其他要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仅从方针、政策上反复考虑，就连用语分寸，用辞的审度也要一一斟酌得体，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改得准确。他总是用墨笔把有错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误，以保证文件的质量。总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大家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他修改过的文稿送到中央传阅时，毛主席、刘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删改动。遇有要对外发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马上把总理审定稿抄回，先进行翻译、打字，以争取时间。待中央传阅完毕，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准备对外发出。主办起草文稿的地区司在总理改过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认真传阅学习，以便提高水平、改进工作。这就给对外工作建立了一种严肃认真细致负责的作风。大家都为总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响他的健康而担心。记得有一次，薄一波副总理看到总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对我们说，应该配备几个象我这样的干部给总理当秘书，以尽量减轻总理的负担，来保证总理的健康。

偌大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外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接管下来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物资财力严重不足，各种人才，特别是科技力量极为缺乏，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包围封锁。台湾在美国支持下还叫嚷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在国内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周总理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掌管着国家政务，组织全国人民救灾渡荒，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他不仅要领导我们从头创建全国的政法、财经、工农业生产、军事、国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等等，还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承担大量的工作，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为了减轻具体外事活动方面的负担，集中精力考虑方针政策问题，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长的请求，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为了选择一位最合适的同志接任外长职务，党中央经过认真慎重地考虑和反复遂选，最后选中了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周总理对外长继任人选是很满意的。陈老总在继任外长时提出，请允许他跟随总理学习一段时间，总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签发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任命书，陈总将外交工作的担子挑起来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些重大的问题陈老总仍然报请总理审批。

1960年周总理出访亚洲六国，陈毅同志作为总理的主要助手随行。陈总常常同我们谈到要好好向总理学习，特别是对外工作，总理掌握政策明确，运用策略灵活，国际知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谈问题总是以理服人，这都是不容易学到的。总理在访问中，非常重视发挥陈总的作用，有些场合总理常请陈老总代表他出席讲话。陈总的讲话总是博得阵阵热烈掌声。陈总有时为了整个讲话放得开，讲得透，难免有说得过头的地方。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总理总是笑着对我们说，不要只看到陈总讲话个别地方有点过头，要看到陈总通篇讲话讲得深，讲得透彻，能抓住听众的思想感情，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总理的话不仅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谦逊好学，看问题全面深刻，高人一筹，更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使陈总这位元帅外交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

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正是中柬友好关系良好发展的时期。那几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频繁，我每次回国述职和返任前都要先向总理办公室和陈毅同志的外事办公室打招呼，听候安排召见。总理、陈总在百忙中总是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两位领导也有时候在一起接见，垂询使馆工作，并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交代具体任务，予以指示。因此，我切实地感受到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党，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又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了周恩来总理这样卓越的外交家，在国际上呈现的形象确实是光荣而伟大的。

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特色

从万隆会议到十年动乱之前，在10多年的对外交往中，我经常听到各国外交界人士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敬慕和赞佩之言。他们不仅为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周密严谨的思维逻辑及敏锐的洞察力所惊叹，为周总理豁达大度、高瞻远瞩的气魄和庄重儒雅的仪表风度所倾倒，更为周总理贯彻原则的坚定不移，掌握政策的灵活巧妙，折冲樽组的外交才干所折服。

1955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台湾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事件后，又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继续进行暗杀破坏。代表团要我将这个内部情报通知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以引起东道国的高度重视，印尼方面答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数以千计，加上各国代表每天早午晚进出独立大厦会场，会前、会后出入大厦都要步行一段，街道两侧商店、居民楼林立，每逢代表路过，沿途群众围观，就象电影院散场似的，秩序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陈总嘱咐我们说，看来保卫工作不好做，不能靠少数人，咱们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性命保卫总理。大家都按照陈总的指示，怀着高度的警惕，自觉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总理包围在中间，蜂拥着通过这些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总理所经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处境虽然相当危险，可是总理在任何场所镇定泰然，精神焕发，不住地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把紧张危险转化为轻松安全。

在万隆会议内外到处听到外国朋友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这样一个会议，整个的会议形势常常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着。会议刚刚开始时，会议内外的舆论大多都没想到端正会议方向，引导会议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过邀请参加的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重要的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讲坛上的发言，站得高看得远，表达了刚刚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求联合起来维护独立、主权的强烈愿望。他在发言中，紧紧地抓住了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指导原则，以真诚而谦和的态度和有力而艺术的语言，深深打动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心，驱散了前两天会上聚集的片片乌云，成功地绕过了有人企图破坏会议的暗礁和中伤诬蔑，把万隆亚非会议导向胜利成功。

总理对我们讲解“求同存异”时说，不能拿我们的所有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白写着人民信仰自由。人们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不是都有吗？所以意识形态的“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中就有一位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他在伊斯兰教中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万隆会议内外同一些亚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接触交往，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们都佩服周总理早在筹组代表团时就已考虑到这样高明的政策问题。

在亚非会议上，有的国家开始不愿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提不出有力的反对意见。针对这个情况，周总理提出可以不叫“五项原则”，结果把会议的僵局打开了，产生了“万隆十项原则”。其内容和基本精神仍是“五项原则”的演绎。总理对此问题的处理，是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运用的一件非常说明问题的实例。印尼总统苏加诺有一次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象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

对周总理的敬佩赞扬是经常会听到的。50年代后期，有一位才递交国书不久的驻华大使在总理接见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你们的总理知识真渊博，令人敬佩，他对我们国家的生产情况，乃至具体数字比我还清楚。

60年代，有一位巴基斯坦大使对我说，在巴基斯坦，周恩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我敢说，如果周恩来这样的人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必将获得最多的选票。

我所接触的不少使节和外交官都说，周总理是他见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曾对我说，50年代后期，他在伦敦的蜡像馆里曾发现东方现代人物的塑像里只有一位周恩来。当时他还不明白，乃至见到了周总理以后，他才感到周恩来的塑像首先在伦敦蜡像馆里出现，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感到原来的那座蜡像塑得气魄还不够。当然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国际人物是难以用形象表达得了的。

四、修睦四邻，以利国家建设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处亚洲大陆中部，陆上边界很长，邻国很多。旧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多未正式划定，只有中越之间曾根据清朝同法帝国主义订的中法界约划过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修睦四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搞好国家建设，周总理倾注大量心血，亲自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新中国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缅两国。缅甸在英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就同当时的清朝政府存在边界争议。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侵华最严重的日子里，英国利用中国在战争中的困难处境，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逼使国民党政府用换文形式将阿佤山区划了一条边界线，即“1941年线”。解放后我国曾宣布不承认这条并非由中缅正式划定的“边界”。

1955年周总理考虑两国边界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既不应妨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又要为以后与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作出楷模。遂布置亚洲司研究解决中缅边界的方案，并指示先约请几位国际法专家研究。当时我请了周续生、梅汝璈、刘泽荣诸老，先把情况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位老专家根据两国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从法理上阐述了我们在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吸收了这几位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历史背景和边界现状，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和准备进行谈判的意见上报周总理。总理和中央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复考虑，批准了外交部上报的方案。以后中缅两国政府经过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精神，使解决两国边界的谈判和调查得以顺利地进行，得到彼此满意的结果。中缅边界解决后，两国总理在边界进行过几次友好会晤，与民同欢，对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在周总理的积极安排下，我国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各友邻国家都通过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一系列成功的边界谈判是非常英明的，在我国外交全局上，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赞扬。

对于我国与有些邻国发生边界争端，周总理一方面以理服人，努力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另一方面总是耐心地把事实真象向不了解情况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作详细的说明，使他们了解我国对边界争端的公正立场。1963年春，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当时正值印度把中印边界问题在国际上大加歪曲喧嚣，硬要把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背着清朝政府私自同西藏地方官员以秘密换文方式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不丹以东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对于这条由英国人自行在英国地图上划的非法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新中国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亲王并不了解中印边界这些历史情况。

周总理感到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同我们这位好朋友谈清楚。于是，在西哈努克亲王到达我国后，即先同亲主讲明了，要用一些时间同他和随行的少数高级官员把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彻底谈清楚，同时请夫人和其他不参加的朋友们去游览风景名胜。西哈努克亲王同意后，总理就在昆明的宾馆与亲王长谈了7个小时，清晰地把边界的历史沿革情况、先后交涉经过及现状作了详尽的说明。中间，亲王也提过一些问题。周总理为了便于亲王了解情况，把有关边界的新、旧地图和资料提供亲王参阅。最后亲王说，现在他明白了，这个问题只有靠中印两国双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外人最好不参与。

五、对弱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援助

在对外援助方面，周总理真正做到了讲信修睦，真诚支援。特别是对被压迫民族，他总是满怀着深厚的同情和关切。在援助弱小国家时，他总是要求我国的援外部门和人员，对每一援外项目，从生产质量、包装运输到装配运转都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负责到底。要求我们不要象某些国家那样，“欲取姑予”，在提供援助时，早就把对受援国觊觎已久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记在账上，准备进行换算。在援外方面，周总理首先强调急人所需，助人为乐，使人得益。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也要从别国学到人家所长。要求我援外人员处处为受援国设想，使受援国人民真正得到好处。我们给予人家的每一项援助，都应当是受援国需要的，并且是真能够获益的。我们援助人家，要力所能及，做到真诚无私。要考虑受援国的原料来源，生产成本，产品销路，能否盈利。还要防止援助项目产生污染，并且要求负责为受援国培养一支自己的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

1958年，西哈努克亲王第二次访华时，正赶上我国“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头上。根据我国一位领导人的建议，要为柬埔寨建一个小型炼钢厂。为了了解柬埔寨有无建设炼钢厂的条件，周总理很快派出了包括地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考察组帮助柬埔寨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地质勘探。结果没有找到可以用于冶炼的煤和铁。周总理便实事求是地把勘探结果报告给毛主席，说明在柬埔寨不具备建设钢厂的条件。并要我也把勘探的结果告知宾努亲王。后来，柬方同意把建设小炼钢厂的设想做了改变。

1961年到1962年初，我国援柬的川龙造纸厂正在开始兴建，那时我正从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来，接替王幼平同志任驻柬埔寨大使。在总理召集的一次援外会议上，总理问外经部，川龙造纸厂废水处理是怎样解决的？设计人员说，大部分废水将排入循公河。总理当即说：“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循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循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要求立即改进设计，必须做到排除污染。设计人员按照总理要求，随即查阅了不少造纸工业先进国家的资料，改变设计，增加设备，对川龙纸厂的废水处理采取了有效措施，改善了污水处理工艺。直到问题解决了，报告总理，得到同意后，才交付柬方使用。

总理早在开国建部之初就教育干部，对外要做到不卑不亢。对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要一律平等相待。特别叮嘱对小国弱国切不可犯大国主义错误。亚非拉国家，大多是或曾经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尊重他们的人民，我们互相尊重，就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曾有个别大使因对驻在国不够尊重，而受到周总理非常严厉的批评。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除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主动交往，积极工作。在亚非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5个会议发起国的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但闭幕会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总理先向宴会的主人致歉说：由于还有一场约会须应邀前往，先请陈副总理代表相陪诸位，我去一下就回来。原来总理是应尼泊尔主国代表团的邀请出席招待会去了。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各代表团交往频繁，日程排得很满。总理真正是见缝插针地出席活动，进行工作。尼泊尔代表团的招待会被挤得安排到大会结束这天。该代表团也知道大会结束之后，5个发起国总理当晚要宴请周恩来总理，使私下向我礼宾官透露，如果周总理届时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结果出乎他们的意外，周总理准时应邀亲自出席了，并且还带去好几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尼泊尔代表团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尼泊尔代表对此非常满意，十分感动。

周总理对弱小国家的尊重、关心和细心地做工作，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把他的3个儿子交驻华大使兰.涅特带到中国来学习，请中国政府安排他们进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件事十分关心，指出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嘱咐我们为3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并同校方研究商定，对3位王子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都做好安排。周总理和邓大姐自己出面作这3位王子的监护人。总理还指示要同学校谈好，对这几位少年外国留学生在汉语、英文、数学、纪律、品德的教育方面要求要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象对中国学生那样要求。3位王子中只有尤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其余两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在学，学的都很好。纳拉迪波王子学习的成绩特别好，几乎门门功课都得5分，西哈努克亲王对此表示很满意。

1965年夏天，柬埔寨的元老重臣、西哈努克亲王的顾问宾努亲王来华医病。周总理交代由中西医会诊，中医针灸。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时间虽然不久，已显著见效。宾努亲王返国前，总理还亲自陪同到昆明湖游览，在船上做了非常亲切友好的交谈。同年，柬埔寨宋双副首相因公访华，那天正值他的50寿辰，总理嘱外交部礼宾司代定制一只色彩缤纷的鲜花篮，送给宋双。宋双收到后感到十分意外，深受感动。事后还对我说，象周恩来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对他如此亲切友好，使他终身难忘。

总理在各种场合对不少驻华外交官进行过个别交谈。有的不仅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官员，甚至连一些人的名字都能记住。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感动。在当时使团中纷纷传述，极为叹服。1952年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率印度友好代表团访华。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侍候夫人的仆从。总理在迎接潘迪特夫人时同代表团人员见面握手后，也主动走到离代表团稍后一些的这位随从人员跟前，同他也握了手，这使得在场的印度外宾都感到意外。周总理用这样看似细小但意味深长的举动，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的总理看待外宾，即使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的仆从，同样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应一视同仁。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

六、对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守则

外交工作，在一般人心目中都看作是个美差。人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外交人员对外，以国家外交代表身份出现，有它一套被规定给予的国家外交代表身份的生活方式，这是人们看到的。但是，对他们所担负的繁难的工作任务和内外职责，一般人是不够了解的。记得建部初期，我们从上海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的至今还勤勤恳恳地站在各自的外交岗位上，多数都成了骨干。曾有一位青年人，英语讲得相当漂亮。我们问他：“你的志愿是什么？”他爽快地答出：“Make money！”（赚钱！）后来，我们只好把他介绍到能赚钱的地方去了。我们觉得象这样的同志当一名新中国的外交战士是不适当的。因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对外要代表国家，他必须体现出新中国外交代表的风格，应当有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道德风貌。所以周恩来总理一开始就提出，外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四条基本原则：1．站稳立场；2．掌握政策；3．钻研业务；4．遵守纪律。这四条原则也易也难，表面过去就易，严格要求就难。

（一）站稳立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应该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在一切外事活动中，既要坚决维护祖国的正当权益，又要勇于捍卫国际主义与和平，维护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只有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才能分清敌友，判断是非，爱憎分清，旗帜鲜明，从而得到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支持。

这是周总理兼外长向我们宣布的开宗明义头一条原则。我国在与外国建交问题上就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即可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国与外国建交时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中英建交过程，就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最好实例。英国承认新中国，但是仍然保持其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所以我们同英国虽然从1950年3月就已经开始建交谈判，但是，到1954年6月却只同意互换代办。直到1971年，英向我表示愿撤销它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改变了它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态度，希望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英在1972年3月才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中英建交过程长达20多年，它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即新中国”，这个基本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二）掌握政策：政策是国家根据当前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制定的各项行动准则。固然，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基础。但是，有了正确政策，还要在实际行动中很好地贯彻执行。这就要求全体外交人员明确并掌握好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因此，周总理非常重视对外交干部进行政策教育，常常亲自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政策。比如，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它也表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为了使外交人员和党的负责干部们充分了解对美政策，1971年8月20日周总理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部声明”，1972年3月3日总理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百余人讲解中美《联合公报》。先是请人逐段宣读，然后总理逐段做了详细讲解，说明形势变化和我国政策的发展，使大家切实明瞭《联合公报》的精神和意义。

（三）钻研业务：我国的外交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大多数人不懂外交。有的虽然读过中外历史，但是没有多少人学习过国际关系史，学过国际法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建部之始，总理就强调外交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要求大家结合工作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文献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文章，并结合自己主管的具体工作，在实践中学习有关业务知识。总理还叮嘱负责干部要尊重客观事实，深入了解驻在国及邻国的情况，加强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么忙，每天要细心阅读国际新闻，了解当地情况，勤于思考，加深认识。

1965年，总理对外交部指出：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再从反面考虑。总理不仅这样要求各级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多方面听取意见。他召集会议，为了集思广益，了解情况，常常把有关部门的干部多找一些去。总理尊重人才，不以级别为重，有的会议一竿子插到底，把副部长、司长、专员、处长、科长以至主管科员、翻译等有关人员都找到一起去开会。会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既可以全面了解情况，便于解决问题；同时又可以借机了解干部，培养干部，鼓励独立思考。总理要驻外的重点国家大使们每月至少要写一篇情况汇报，或是专题的或是综合的，报给部里。到时不报的，总理就要主管地区司拍电去催，问大使或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情况报来。

总理对大使馆和地区司的报告批语，总是写得明确具体，指出其优缺点。总理还教育干部，写文章不要使人看了味同嚼蜡，至少要使人感到看了有所收获。写调研文章，最好使人看了开头，就想一直看下去，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这样对中央才有参考价值。对使馆报的情况报告，看到写得较好的，总理往往在报告上写上简单批语，例如：“所报情况值得注意。”“分析得不错。”“使馆看法与国内看法一致。”“内容重要，××司注意研究”。也有的批上：“告使馆再作深入了解。”总理要求使馆对所报情况要加以分析，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说明，不要求使馆对形势情况判断准确。因为情况报告要求及时，使馆在国外，地处一隅，不可能对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因而也就不可能要求做出准确判断。你们把情况及时报到中央，中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比较容易全面看问题，也就容易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来。

（四）遵守纪律：总理常对外交干部讲：“路线的正确执行须靠纪律保证。”“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事，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件事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来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提出或解决的时机是否得当，因此同样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决定。”

周总理有一次对回国开会的驻外大使们说：你们都是特命全权大使，说老实话，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有限。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动、正式讲话，事先必须请示，事后必须报告。没有中央授权，不准在外滥发议论，特别是同中央原则相悻的言行，绝对严禁。因为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行动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

在我的记忆中，总理在国外参加会议或出访，每夭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凡重大问题的请示，要一直等到中央复电后才执行。总理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大家的表率。

总之，“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这十六个字的外交守则，总理自己都是身体力行的。

二十多年来，周恩来总理同外交部的广大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铭刻在心，不可磨灭。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

为了让后代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我对总理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