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我5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

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

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建国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1955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为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却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5月6日晚，张治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 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

5月12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立即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1949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误。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二）我二上北京，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国定居时机还不成熟

1959年，我回来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接到通知说，先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

9月24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在座的仅张治中、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我说建国仅10周年，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发展是迅速的。

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总理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这是总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总理接着说：“你有一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我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总理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总理还没有说完，张治中插嘴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

25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等。

这次回港以后，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总理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三）我三上北京，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

1960年美国大选，年龄刚过40岁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哈佛大学出身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将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于是在张欲海教授帮助下，写给肯尼迪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李将来去函件都寄给我，嘱送周总理核阅。

1961年6月上旬，总理要我返国一行。在接见时对我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四）我四上北京，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欧洲周报》，刊有意大利女记者玛赛丽写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对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向往祖国的热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11月中我先返国向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举行第三届第四次会议，总理忙得很。

一天晚上，我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华厅等你。

那是晚上7时许，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还是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兰势力。

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殷殷嘱咐，使我深为感动。

1963年12月 19日我飞抵苏黎世，在某饭店同李先生会晤，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校原定时间迟到几天，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离开美国时不致受人注意，终于顺利地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

（五）我五上北京，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

1965年 6月 13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

15日石谢返抵香港，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 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乎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锡同志。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离开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谈话过后，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出名，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

次日我即离京南飞，准备赴欧。

我因签证延误，直到6月28日才飞抵苏黎世，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他们久久未到，有关方面正准备安排我们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却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我们及时启程。在我们起飞不到两小时，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报》 7月 14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六）周总理热情欢迎李宗仁归来，待以上宾之礼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我同李宗仁夫妇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继续起飞，11时抵上海。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我本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均参加了。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总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我与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参加。

总理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总理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待将来时机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过政治途径，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总理讲这些话时，满怀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过，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

7月20日上午，周总理的专机先起飞20分钟。等到李宗仁夫妇飞抵首都机场时，又受到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待以上宾之礼。

总理对接待李宗仁返国异常重视，指定中央统战部成立接待办公室，整个接待工作是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要求而得到总理当面答应的。

9月24日，总理亲自指定吴冷西、龚澎、姚溱、张彦等四同志当招待会的顾问，指示周详，具体而微。

（七）总理对我和石泓的照顾与关怀

总理布置工作，非常细致。1965年8月16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参加者有彭真、陈毅、罗瑞卿、蔡廷销和夫人罗西欧、徐冰和夫人张晓梅、董其武、王克俊、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还有平杰三、刘述周、罗青长、李金德。周总理进来时对大家说，今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辞出，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总理问：“石泓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我说：“18日。”总理又说：“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总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每逢过年过节，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问生活上有无困难。那时我们从海外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所以总不愿意以个人小事麻烦总理，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1972年 2月22日，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他过来向我祝酒，没有说什么。但在9月25日晚欢宴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总理特地到我的面前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健康吧！”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

1972年8月，总理关照统战部写一报告，每月发给我生活费。出乎意外的是，总理除在报告上批照办外，还另外写一张条子，特支我一笔生活补助费，总理想得多么深远，多么周到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从1972年8月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过去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将汽车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从此时起，我虽没有走上工作岗位，但生活却得到殷切的照顾，此皆拜总理之赐也。

1974年9月30晚，我应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25周年招待会。总理以抱病之身，莅临主持。当他步入宴会厅时，立刻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座上响起掌声有10余次之多。总理感人之深，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素来意志坚强，很少落泪。

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一桩桩往事霎那间浮上心头，不禁悲极而哭，盖情之所至，实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