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熊

新闻报道要勇于革新

北京饭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欢声在排成了一个大弧形的人群中沸腾着——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在列队迎候贵宾的到来。突然，笑声凝固了，周恩来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进来。不一会，欢笑声又突然从人群中爆发开来，在大厅中回荡。原来，周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着“大弧形”走来，并且向贵宾介绍着每一位迎候着。人们低声赞叹着：“他，好象对谁都熟悉。”“他，了解每一个人！”

到了吴冷西面前。周总理侧过脸对胡主席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社长。”

“噢，嗅，新华社在国际上可有些名气啊！”胡主席用中国话说，“我们那儿也有新华社记者。”

“可是，他们有些记者写东西总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中夹着严肃，诙谐的语气里带着批评，“定型了。”

我在一旁听了，脸上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一直红到耳根。我觉得周总理似乎不是在谈别人，而是在批评我自己。因为就在几天前，周总理还曾向我指出，我们写的外事新闻好象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除了换一换名字外，几乎看不出一点儿变化。他要我们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们那里也一样，记者太机械了。”

当胡主席与吴冷西寒暄的时候，周总理转过身来问我：“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立下的规矩，写宴会消息，一定要讲‘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

“我也不知道。”我难为情地说，“我们只是按惯例办的。”

“惯例也可以打破嘛。”周总理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改，也要一步步来。你每次都写气氛‘热烈友好’，一下子不写了，人家反而会起疑心。要是读者见多了，你不提气氛，人家也会习以为常。”

我当即向他请示：“那么今晚的宴会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过现场上的活动，来把出席人员的名单带出来，同时也就反映了气氛。”

他面露喜色，点点头：“那好嘛！”

这件事发生在5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从事政治时事采访，非常有幸能经常接近敬爱的周总理，不仅亲身感受到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堪称风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操，而且亲耳聆听了他对我们的采访报道工作的许多深刻、亲切、中肯的教诲。就拿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会上发生的这个小镜头来说，它在周总理日理万机、辛劳繁忙的一生中，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却难以磨灭地铭记在我的心上。

周总理非常关心培育记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同记者谈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严格要求，勉励记者又红又专，关怀记者的成长。他对记者的谈话常常是就某项报道、某篇稿件或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虽然不是长篇大论，谈话的时间一般也都不太长，但是精辟深刻，言简意赅，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给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诲最多的，是关于提高记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问题。其中，他又特别关心文风的改进。对我们新闻报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没有什么创造，文字呆板，不生动活泼，词汇贫乏等现象，他经常提出批评。我还清楚记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前，周总理批评我们外事报道，除了一大堆名单和“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外，见不到一点现场活动的情节和任何变化。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还具体指示各有关部门，趁这次印度文化代表团到外地参观和演出之际，采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团和舞蹈学校要派出一些演员或学员随团活动，这样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员，又可以向人家学些舞蹈节目；二，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新闻单位要派记者随团采访，以便能写些生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报道，而不要老是干巴巴的那一套。后来，代表团去大连等地访问演出时，各有关单位都执行了总理这一指示，我也奉新华社之命随团采访。就是从那以后，我们的外事报道才开始大量减少名单，去掉“空气”，把视野和笔触放在现场情节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闻也才有些可读性。尽管这样，当时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觉得象周总理宴请胡主席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是“十分严肃的事”，可不能“胡来”。结果，又是周总理上述这番话，给我以力量，打开了我思想解放的闸门。

周总理还一直鼓励记者“要积极活动”，“记者采访就是要打听，要了解情况嘛。”“要大胆创新，不要等现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罗马尼亚议会代表团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交谈。他问起记者在改革新闻报道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坦率地对他讲，记者在采访中常碰到一些阻碍，比如有的单位对记者的采访就不开放，不敢谈。他点点头说，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被采访单位来说，“这有历史原因，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幽默地说，“他们过于紧张了，生怕记者乱来。也有的人怕记者把事情弄错了，其实要记者一点不错也不可能。只要注意改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记者本身也有问题。过去记者自己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活动，不敢大胆问，不敢大胆写。”

“你们在文风上要不断改进，要大胆。但是，在内容上要审慎。”他提醒我们，“对于对敌斗争和对外关系的报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总理鼓励我们“创新”，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创优”，使我们的报道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告诫记者，对报道的每一个事情都应该经过自己的深刻考虑，有所选择，“特别是关于外交报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虑它的国际影响。”他强调说：“关于外交报道是不能‘争鸣’的，因为它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观察问题要辩证

1957年5月25日，周总理在彭真招待法国前总理富尔的酒会上，又对我们记者讲了好多话。

在这次酒会上，他本来同富尔坐在一起交谈的。我们几个记者都坐在他们附近聆听。当他们谈到台湾问题时，富尔忽然说：“如果没有记者在场的话，我想同你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周总理指着我们说：“我这里有不少记者呢！”说罢，他们两人就离座到一边去谈话了。酒会是在露天举行的。他俩只带着一位翻译，远远地站在一棵树下，亲切地交换着意见。

过了好一会儿，他俩的交谈结束。周总理特地走过来，向我们交代说：“关于我们刚才谈及的台湾问题，你们不要报道。”

开始，我们都有些失望。因为，就在头天即5月24日，刚好发生台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这事在当时震动了世界，因此是人们最关心，也是人们交谈最多的话题。记者们遇到这两位重要人物谈论这件事，当然都不愿把它放过去。

这时有个记者忍不住问总理：“笼统地写一写可以吗？比如说，你们谈到‘美蒋矛盾尖锐化’这句话。”

总理摆摆手，说：“我正是怕你们写这句，你们偏偏要写这句！”

谈话就是从这里引起的。他教导我们，报道的事实要合乎逻辑。这就是说，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条理分明，要不牵强附会，要不乱拉乱社，要使人看来合乎道理。周总理说，“但是，我们绝不能使它变成了形而上学。”周总理又进一步严肃地指出，“我们还必须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他说，“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听了一句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这是因为，“许多事情从现象上看是简单的，但是它们却常常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接着，他仍以台湾问题为例，问我们：“你们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台湾？”

我和别的记者都回答：“希望。”

他紧追一句问：“如果美国更加紧控制台湾，是否有利于我们解放台湾？”

我们都摇摇头，至此，我们都已开始明白总理问话的用意。

他指出，“现在美国已增兵三个师去台湾，舰队也加紧了活动。如果我们再在这里大嚷美蒋矛盾尖锐化，不是火上加油吗？不是更促使美国加紧控制台湾吗？”

我们听了，这才恍然，都点头称是。

“今天《人民日报》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说得很对，这是台湾同胞的反美运动，是人民同美蒋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接着，他又关切地对我们说：“当然，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总希望一下把台湾问题解决，总希望美蒋之间一下闹翻。你们总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们总是心急，客观现实的发展本来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们却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个直筒子。”

说到这里，周总理到临座去向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敬酒。敬完酒，他见我们记者仍围成一圈，在低声谈论，便又言犹未尽地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不会辩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许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国古话所说，弄得‘事与愿违’，得到同你们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他告诫我们不要“一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动起来，就急躁起来，就要大讲特讲，弄得很紧张。”他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因为，头脑冷静了，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我们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处。只有这样，外事报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

关于如何辩证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周总理对我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例如，他对记者有关他的报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紧。他曾对我讲过：“恐怕最近报纸上，登我的活动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别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没有经过我阅看嘛。”只要他发现了报道中出错，必定严肃指出。他一再强调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等拿现成的，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影响会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报道一条外事消息时出了错。周总理特地把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总理办公室秘书韦明、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以这条错误报道为“麻雀”，进行解剖，总结经验教训。他就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问题，谈了个把钟头。其中，他特别阐述了关于记者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记者要采访和报道的问题博大精微，面临的情况又错综复杂，常常会发生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这样，记者就要多向别人请教。比如说，这次涉外新闻，要不要报，如何报，就应请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嘛。”

他停了一会，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记者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他拿我这篇出错的稿子为例说，尽管他是经过别人审阅签字的，“在手续上是完备的”，但是错误并不会由于有人签了字就不出现了。因为别人只能从稿子本身去看，情况是否对头，事实有无出入，内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关系的问题，报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会引起什么影响等，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这就得靠记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记者考虑问题要特别精细，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就是对我的讲话，你要发表，你也要认真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如果发现有错，也应指出。”

他的话，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词意却又恳切动人，使大家听了，都觉得虽然挨了批评，却心情舒畅，获益不浅。他的谆谆教导，对我个人来说，更永远是一个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处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致的贺词副本时发现，把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位于南岸。尽管此件已经毛主席审阅，但是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教诲：不管是处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编发什么人的文章或讲话，也不管是谁签字定稿的，记者都要独立负责。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立即紧急通知已经到达地拉那，告诉即将在大会上发言的康生，从而防止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笑话。

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

我在采访中，曾一再听到周总理这样教育我们：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因为记者的活动天地就是社会。他认为，我们的记者，首先要政治上坚定。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要思想敏锐，业务过硬。而搞外事报道，还得通晓天下大事，能认识和掌握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规律。

在那次招待富尔的酒会上，他在向我们记者谈及如何做好外交报道时就说，“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总理为记者设想地说：“因为你们接触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这个，明天可能那个又不懂了。”“因此你们就要多学习，多钻；要多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周总理微笑着说：“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

语短意长。这些话，对我们做外事报道的记者来说，确实非常深刻而重要，在这方面，我是不仅有切身体验，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总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负责人找去谈话。他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原来在头天即5月20日晚上，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为周总理举行宴会。宴会正在进行时，外交部有人给周总理送来了一份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于19日刚发表的联合声明。周总理看了后，在会上讲话时，临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锡兰时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这番话很有新闻价值，应当成为宴会新闻的重点，在导语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导语里，那就会太长，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商量，用转述的形式，把他的话概括成了一句：“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具体内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总理在21日看到报上登的这条消息后，立即召见亚洲司负责人和我。他说：他并没有讲要“支持”这个声明，也不能“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在这个声明中有两点我们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厉谴责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对氢弹问题上，它把带有打破美、英核垄断性质的苏联核试验，同美国、英国核试验相提并论。并对我说，“我赞成你打破成规，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导语里，问题是导语中把我的讲话精神弄错了。”

他还称赞亚洲司负责人与我共同研究稿子的办法很好，“问题是，不该对我的言论轻易地加上‘支持’这样有分量的字眼。你们就没有想过，要是声明同我们主张完全一致，我会不用‘支持’这个字眼吗？我又何必仅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谢’它如何如何？”

他转过来对我说，“这事说明，你们还缺乏国际知识，对世界大事还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彻通晓时势这一点，应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他谆谆教导说，“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接着，他热情地鼓励我：“你们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当然，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各有各的规律，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我国对外政策。”

当时我听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记者要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报道为我国外交政策服务，但是不能把外事报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来。而要掌握这种艺术，就要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观察和独立思考，并且要培养敏锐的嗅觉。1956年“五一”前夕，周总理在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日本一位民间代表团团长曾对周总理说，“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一起带来。”写稿时，我想起了总理的教诲，便根据中日关系现状一再考虑，如果照发此人的讲话，是会对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过总理秘书对总理讲了，他非常赞赏我们为客人处境着想，并要我们征求客人本人意见。于是，我通过接待人员同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为“希望能够”。他对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总理还常常为记者创造采访条件和学习条件。

有一次，他要见外宾，见我写完消息就走了，当即通知秘书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在一旁听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做好报道工作嘛。”

还有一次，我到总理办公室给他送审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侨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样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那时，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我还是初次接触，既陌生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机密事宜”，我应“主动回避”。

想不到，就在我转身走的时候，周总理却把我喊住，在问明我没有其他急事要办以后，让我坐下旁听。他甚至为我和另外两位也是后来的同志扼要讲解了有关双重国籍问题的来龙去脉。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一名记者的信任、关心、培养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平静，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冲击，在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