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明

我和贺龙1942年结婚后，就不断听他谈起以前的经历，特别是在“文革”中，贺龙和我被关押期间，对我谈的更多，其中有不少是他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一）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即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上豁然开朗。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贺龙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周恩来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且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大意是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共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但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弹药缺乏，部队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凡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按照党的指示和恩来的叮嘱，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个小划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辗转到了上海。恩来已先行一步到达上海，在党中央工作。贺龙一见到恩来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心里有好多话顿时都涌上心头！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恩来语气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悬赏十万大洋捉你。贺龙紧紧握着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恩来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当时贺龙对那时的失败很不甘心，觉得自己托枪托了半辈子了，还是继续托枪的好。早在北伐时，贺龙就与周逸群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这时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当谈到今后去向时，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湘鄂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别是在湘鄂西，要组织队伍，没有问题。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我还是适合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我想找恩来谈谈。

当贺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恩来时，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这一路上，你怎么从上海走出去？听了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从内心敬佩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

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恩来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贺龙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觉得心里踏实，非常高兴。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其亲属的关怀上。1927年11月，贺龙到达上海之前，恩来就派人到武汉把贺龙的家眷接来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听了恩来的话，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组织上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离开上海后，贺龙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同志接上关系，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子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他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卢冬生的报告和收到1928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象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贺龙经请示中央分局后，处决了蒋介石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派来的说客熊贡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策反阴谋。

（二）

1949年10月建国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贵州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总理，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总理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周总理再三向李讲道理，怎奈李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恩来同志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总理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周总理故意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贺总说：“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恩来同志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贺总知道恩来同志是在向他示意，贺总对李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李赶紧点头答道：对，对，确有此事。贺龙接着厉声问：“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也已给你准备了些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到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惭愧，惭愧。见此情形，恩来同志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

1957年，我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总理要贺总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总理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请了假。我们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过几天，周总理来了。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当时昆明市正发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饭时，周总理说：“薛明，给我一杯酒。”我说：“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周总理听后笑着说：“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我还是半信半疑的，问：“能喝吗？”他说：“给半杯，就给我半杯。”当我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他时，他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说完又紧接着问：“你们两位有联系吗？联系上了没有哇？”我马上说：“下午，我就给邓大姐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告诉邓大姐，恩来同志身体很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得很周到。邓大姐听了非常高兴。

中缅双方会谈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总理，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也应邀来了，他们见到周总理，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为周总理敬酒。恩来同志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杯。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是××敬总理的，我替喝，很感谢你们。”恩来同志深知贺总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便说：“你别喝，这杯我喝。”贺总还是抢着要替恩来同志喝下去。周总理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会上他们两位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宴会散后，回到招待所，上台阶时，恩来同志对我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你是1942年和贺总结婚的吧？”我说，“是啊，总理您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啊。”他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我很感动，立即转告贺总。贺总回招待所后，叮嘱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体。”宴会上二人争相饮酒，回来后又互相关照，此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周总理讲的话意味深长，我一直铭记在心。

晚上，又举办了欢送吴努总理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演员们精湛动人的表演，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恩来、吴努、贺龙等上台接见演员，祝他们演出成功。

周总理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之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一顶十分别致的用白布条缠成的小帽，只见他手提花篮，翩翩起舞了。他庄重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熟练轻快的舞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周总理一跳舞，台上的演员们也欢乐地和着他的舞步高兴地跳了起来，乐队的同志立即奏起乐来了。吴努总理见周总理跳得这么好，也试着跳了起来，嘴里一再说：“总理，您太热情了。”贺总也跟着跳起来。看到这动人的场景，观众席上掌声哗哗地响了起来，后边的同志们站到凳子上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送走了吴努总理，云南省请恩来同志作报告，地点是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贺总陪同恩来同志一块去，我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卫维持秩序，可是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总理到广场上去作报告，要经过一个高坡。可是人们争相挤着要看总理，他怎么也过不去。见此情形，贺总急了，他怕挤坏了总理，便大声说：“别挤了！怎么这么乱啊？怎么这么不遵守纪律啊？警卫都到哪里去了？快维持好秩序呀！”我当时也为恩来同志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生怕挤坏了他。恩来同志很快站在高坡上，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我今天是来看大家的，和大家见见面。”接着又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吗？让我过去嘛，过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见我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人群忽地自动闪开了一条路。他大踏步地走过高地，登上了讲台。周总理讲完话后，秩序井然，人们一点儿也不挤了。他最后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群众频频挥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再见，再见！”全场掌声雷动。记得那夭，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周总理向人们招手时，那神采，那风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人民是那样深深地热爱着总理。

（三）

解放初，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大军区撤销，调到北京后，贺总和恩来同志的接触就多了。

贺总对恩来同志特别尊重。每次恩来同志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跑去迎接恩来同志。落座后，贺龙坐沙发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恩来同志的尊重。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恩来同志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好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群众对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了解得很少，很多青年人更不知道。那时请吃饭没有叫公家掏过钱的，都是由个人负担。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陪着周总理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聂总（聂荣臻）请的客。请客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几个老总聚在一起闲聊，贺总便跟聂总开玩笑，说：“聂老总，你请客吧。”聂总满口应允。吃饭时，大家都很客气，特别是陈老总，显得非常拘谨。因为张茜关心陈总的健康，平时限制他吃肥肉。恩来同志有意把张茜支走，笑着说：“张茜呢，你去告诉服务员，我们这些人想吃点素菜、小菜，特别是陈老总，要吃点素菜、小菜。”张茜一走，聂总、贺总赶紧给陈总夹了几块回锅肉。陈总刚吃了两块，张茜已回转来，见陈总盘里还有块回锅肉，聂总赶紧打圆场，说：“就这一块了，让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们让他吃的。”陈总很幽默地说：“好吧，就最后这一块了。”张茜关心地边说边用胳膊碰陈老总，恩来同志非常坦然地把手摆在桌子上，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敲点着桌子，很随便地说：“有意思，有意思。”稍停了一会儿，又说：“张茜呢，我也给你说几句话。一般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都不适宜吃肥肉。我也不赞成吃，医生也告诉过我。但是偶尔吃上一两块，也不要紧，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你放心。比方说，医生只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欢吃蛋白。我蛋黄、蛋白一块儿吃。蛋黄里有胆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块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学嘛！还是不要硬性规定，我看平时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时少吃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要灵活一点。”恩来同志分析形而上学弊病的话很在理，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恩来同志说完后，聂总紧跟着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外出。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还是薛明的方式比较好。”恩来同志也接上去说：“我今天才发现，吃饭时薛明也不说话，贺总也很自觉，是养成习惯了吧？”我忙说：“是他自己不吃。”总理风趣地说：“嗅，你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桌面上不讲，等回到家里再上课，单个教练吧？”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周总理和几位老帅都已年过花甲，关系这般融洽，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952年底，国家体委正式成立，贺总当了体委主任。周总理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连体育馆怎么设计，也多次和贺总一块商量研讨。

1961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举国欢庆，总理、陈总、贺总、彭真等同志都非常高兴。球刚打完，彭真市长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各国运动员。休息时，张茜、张洁清和我等女同志在场。张茜提议，以后每次得了冠军，都应有所表示，在场的人轮流请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1963年4月，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男子队以五比一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这次是周总理请吃饭，大家都很高兴。陈毅、贺龙都去了，见了运动员，纷纷向他们祝贺。总理勉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总理身边，说开始打球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记得陈总吃完饭，用餐巾一抹嘴，两手一摊，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水果嘞？”大家告诉他，今天没水果时，他说：“没有哇，没有就算了。”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乒乓球队又得了冠军。这回轮到我们家请客了。贺总向体委的同志说：“上次总理请客是四菜一汤，自带粮票，这次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其他备什么菜我不管，可千万别忘了‘红烧狮子头’，我就要这个菜。”因为这是周总理喜欢吃的菜。

周总理对运动员们很关心，对他们的技术进展情况也很关怀。有一次，下围棋的运动员和乒乓球队员都到了陈总家。陈总谈笑风生地和运动员们尽惰地交谈。这时周总理也来了，他风度源洒，讲话很风趣。总理在和运动员交谈着，忽然话题一转，便谈起中央准备取消军衔的事，总理说：“取消军衔他们（指贺、陈）都是同意的。张茜、薛明你们两位的意见如何？发表发表。”我俩齐声回答说：“同意，同意。”总理听了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同意了？同意了就好。同意了，那元帅夫人可就当不成了。”取消军衔，都是普通一兵，那时中央有那时的考虑，中央作了决定，老帅们都拥护。总理在谈笑声中就做了元帅夫人们的工作。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些，我就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总去接总理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总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总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总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着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总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原来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总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总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总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总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给贺总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华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华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贺总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中南海里也分成了两派。1967年1月19日，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总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总和我虽然并不了解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总理紧紧握着贺总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总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总理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我和贺总离开了西华厅，由杨德中和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总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

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总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零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贺总非常感激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洽、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华厅时，我悄悄地把西华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总被迫害致死。贺总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总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总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总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看望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着贺总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总平反前，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询问“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做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总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

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

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总理抱病去参加了。

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

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

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籁籁地流了下来。

我望着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7个躬。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

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们的遗愿将会变成灿烂光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