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这是邓颖超同志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后，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的谈话。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

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了。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今天在座的，有为恩来治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

这些同志，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最大的职责。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

恩来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

癌症终于夺去了恩来的生命。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

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

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

恩来虽然去世了，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

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华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华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

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的悲伤。

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新的革命路上永远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