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如是说：乐观者在困难中看到机会；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苦难。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诚来到人世时，世界已不太平。尽管此时北伐已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依旧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经济经历长久繁荣后，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殖民主义帝国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更多地把眼光瞄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国。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更大的苦难降临在中国人民面前。1939年6月，潮汕沦陷，日寇横行，宁静而美丽的潮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潮州城到处飘扬的是横行霸道的太阳旗。潮州人开始四处逃难。李云经痛苦万分，他虽有报国之志，还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密谋抗日大计，但是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小，不能抛下家室前往抗日前线。不过，潮州城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1940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投靠在后沟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家。当时李云经一家生活无着，还有家人染上了疟疾，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这一年，李嘉诚的祖母去世。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全力草草为母亲办了葬礼后，由于找不到教职，还是没有经济来源。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心长期受其接济。李云经与妻子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静庵。庄静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时，内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为战时内地人所向往的避难所。1940年冬天，李嘉诚一家就踏上艰难的旅程，准备去香港度过这艰难的生活。当时去香港也是要穿行枪林弹雨，爬重重的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李云经的妻弟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州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布质、皮质表带做起，一步步做大。他的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后来开始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等李嘉诚一家来到香港的时候，庄静庵为他们腾出住的地方，然后设家宴为他们洗尘。但是面对姐夫一家的困境，庄静庵却根本没有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因为他不会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庄静庵从来都是在商言商，即便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而当时他自己正忙于扩大经营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仅属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

生性清高的读书人李云经也没有向自己的妻弟求情，于是打算自己出去找工作。庄静庵极力赞成说：“香港时时处处都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能吃苦，做生意个个都不错。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的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但是对于李云经这个儒家读书人来说，在大商业社会的香港找工作确实不容易。几经碰壁之后，李云经后来终于在一家潮商开的公司做上了小职员，算是找到了一家人谋生的工作了。

小小年纪的李嘉诚还没有彻底的看到这个动荡的时局，商业社会里这冷漠的人情世故。在潮州逃难的时候，李嘉诚以前虽然常从书中读到有关国破家亡的描述，但没想到此种凄惨景象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美好的童年生活彻底结束了。日本人横行潮州，逼得潮州人们四处逃亡，很多人都妻离子散，这凄惨的情景还有父母脸上愁苦忧伤的表情，深深印在李嘉诚的脑海里。到了香港以后，他又看到清高的父亲为了谋生不得不辗转在商业社会的各个角落，吃尽了苦头。在李云经终于承认“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候，他开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以及对儿子的教育观。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里，李嘉诚不可能再去向父亲请教古书上的问题了。父亲慢慢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后，李嘉诚就得到了父亲另外一种教育。他不再以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李嘉诚“学做香港人”，从而融入香港的商业气氛之中。李嘉诚还通过舅父看到了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这些经历使李嘉诚感受颇深。他小小年纪虽然不会明白这一切人情世故的根源，但是这些人情世故对他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商业社会的冷酷无情对一个少年来说是灾难，但它催人早熟。商业社会是现实而理智的，它迫使少年李嘉诚丢掉幻想，自我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人生总要碰到逆境和顺境，真正的成功都是从逆境中磨炼出来的，因此不惧怕逆境是一名大商人必须锻炼的能力。

创业感悟：“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经历硅苦生活的磨炼更能激发一个人的奋斗力量，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