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宾塞笔下的《仙后》时代，英国的宫廷曾经像一座供人崇拜的玫瑰香闺，闺中英俊洒脱的豪侠之士鳞集，他们一个个匍匐在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脚下。伊丽莎白一世尽管年事已高，却始终保持着神秘莫测的女神形象。然而如今这位绝代佳人——上帝保佑——正变得一文不值，至少在年轻贵族眼中已是如此。她依然在施展她那女性的艺术——朝三暮四、变化莫测、狐疑不决、喜怒无常、恩威兼施——但是这样做非但不再能够销魂夺魄，反而令人心烦意乱。她毕竟是个老妪，瘦削的长脸，参差不齐的黄牙，红色的发套下掩盖着灰白、稀疏的头发。诚然，她思想敏捷不减当年，即席以拉丁文怒斥一个侮慢的外国使臣，一时传为佳话。她运用法文和意大利文巧妙熟练，宛如训练有素的译员。她依然是一代奇才，胜过英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君主。论起君王气概与尊贵的风度，没有哪位欧洲国君堪与她媲美。但是，她已不再能够赢得本国以埃塞克斯为首的年轻人的忠心。秉公而论，埃塞克斯即便没有理由胸怀二心，也是有理由心怀不满的。

英国人在加地斯打了胜仗之后，西班牙国王尽管财源枯竭，还是重建了一支无敌舰队。女王认为，要挫败他进犯英国的计划，最好是双管齐下：攻打西班牙的费罗尔港，同时伏击它停泊在亚速尔群岛满载西印度群岛金银财宝的船队。加地斯战役的英雄埃塞克斯执意要求由他一人统帅这两次行动，并且如愿以偿。远征军几经迁延终于出航之后，埃塞克斯与海军少将罗利之间发生了意料之中的不和。个人的恩怨使埃塞克斯丧失了判断力，酿成指挥上的严重失算，以致驻守在费罗尔的西班牙舰队得以离港驶向英国，幸亏途中风暴迭起，才阻止了它袭击法尔茅斯。他也未能截住运载财宝的西班牙商船。回到国内，埃塞克斯的名声不佳，而女王偏偏触他的痛处，册封海军大臣霍华德为诺丁汉伯爵——这是地位更高的头衔——并且在嘉奖诏书中将他并列为加地斯的共同征服者。女王这样做虽然有其理由，却有失审慎，因为视埃塞克斯为那次远征的唯一英雄的烈性青年太多了。埃塞克斯愤然拒绝进宫，终日悒悒不欢，郁闷成疾。

随着西班牙的威胁逐渐消失，平息爱尔兰的反叛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伊丽莎白召集了一次会议，以便决定爱尔兰总督的人选。出席会议的只有埃塞克斯、诺丁汉、小塞西尔和一名掌玺官。女王希望将这个职位授予威廉·诺利斯爵士，但是埃塞克斯却主张任命乔治·凯鲁爵士，想乘机把自己的这个敌手赶出宫廷。女王否决了他的提议，他便逐渐怒形于色，干脆扭头不理女王。女王打了他一记耳光，让他滚出议事室上吊去。他本相毕露，站起身就要拔剑，只是让诺丁汉制止了。埃塞克斯指天发誓，说他绝不会容忍这种侮辱，随即忿然离去。

朝廷分裂为各种派系，像一窝任意狂吠的狗，乱作一团。全国在受到无敌舰队威胁时那种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顿时化为一股冷嘲热讽、怨天尤人的情绪。南安普顿的监护人伯利勋爵之死，预示着治国之才拥有高贵风度的那个时代已结束，以新一代治国志士自诩的正是像埃塞克斯那样的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之死——死时全身溃烂，连御医见了都不免作呕——又标志着英国人视为荣耀的一段斗争历史的结束。法王亨利四世已屈从于天主教，说巴黎应该望弥撒。至此，英国已经既无真正的盟友又无真正的敌人。于是她便从与西班牙大帆船搏斗，转向在一个到处是沼泽的岛屿上镇压一群满身臭气的村夫。

戏剧的调子变了。人不再是马洛笔下那种有毛病的庞然大物，而是变成了一个可怜虫；他做的蠢事一定要受到申斥，这是为了他好。戏院里的新格调应该是讽刺剧。新戏剧家所关心的是眼前的生活，不是已经死亡的罗马或远方的维洛那。莎士比亚的天才尽管得到承认，他在有些人的眼中似乎已经属于前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假若他、伯比奇、肯普和宫内大臣剧团的其他成员曾经偷偷潜入河岸边的玫瑰剧场去看海军大臣剧团在做什么，那么他们会发现乔治·查普曼在诸如《趣日的欢乐》（A Humourous Day's Mirth）的喜剧中表演伦敦的时尚而博得观众的喝彩；他的人物有老夫少妻中好吃醋的阔老头儿，宫廷中机智风趣的男子，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人。当时，humour一词正变得时髦起来。它不是直接指喜剧，而是与讽刺作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体液决定脾性”的机械心理学有关。其实它是老掉牙的东西，一些所谓最新潮流往往就是老掉牙的东西。莎士比亚并不相信机械心理学，他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到那些追逐时风的人们也不能理解其现代之处。

体液决定脾性的说法来源于古老的科学。它认为如果世间一切物质是由不同比例的空气、土、火和水四大元素混合而成，那么人的思想，确切说是气质，就是由各种比例的原液组成；这些原液一经进入人体，便决定人的性格。原液或体液有四种，即血液、黏液、胆液或称黄胆液，以及忧郁液或称黑胆液，与四大元素对应。一个人的体内血液多，他就是乐观开朗的多血质性格；黏液多，就是冷漠迟钝的黏液质性格；易怒的黄胆液质性格是黄胆液过盛；抑郁的黑胆液质性格是黑胆液过盛。不过，体液调配得巧妙还可以产生其他类型的气质。正常人的体内各种原液是完全保持平衡的。但是新喜剧作家需要的是不正常的人，是脾气暴躁的黄胆液质士兵和头带黑帽的忧郁症患者。哈姆莱特对众伶人讲话时提到的那个“humourous”的人，并不是指滑稽有趣的角色，而是戏剧舞台的某种产物，是按那种假科学的原理炮制出来的，不是按威尔的方法对实际存在的人进行观察之后才创造的。

性格剧的泰斗当推本·琼生。他比莎士比亚年轻八岁，并将在埃塞克斯进行所谓海岛之行的1597年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活力。琼生自称出身贵族，却从未说过自己有什么家徽。莎士比亚想跻身贵族，主要是琼生出来嘲笑他，虽然这种嘲笑也是出于善意。琼生授予自己剧中一个人物一幅家徽，图案是一只猪头，格言是“不无芥末”。他说他父亲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丧失了全部土地，然后入教会任职，又在儿子出生前一个月溘然长逝。他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泥瓦匠，琼生自己虽然由别人帮补上过威斯敏斯特公学，还是被迫入了继父的行业学艺。他讨厌泥瓦匠的活计，于是便去低地国家打仗，自称曾在两军的营垒前按古典的方式杀了一个敌人，并且取得其财产作为合法的战利品。后来他进入戏剧界，随一些三流剧团去各地巡回演出，《西班牙悲剧》中的希埃洛尼莫是他演过的最主要的角色。不过如今他寓居伦敦，在天鹅剧场为彭勃洛克剧团编戏。

琼生在1597年编的一出戏叫《狗岛》，是一部有关时势的讽刺剧，诗人纳什也参与写了两三幕，此人也写政论小册子，是已故格林的朋友。它是一部奇巧的喜剧，轻慢无礼，有股聪明劲儿，但是在那些人心浮动的日子里，如此辛辣地针砭当地时弊却是不明智的。枢密院说这是诽谤和煽动。市长进一步把所有的戏一概斥之为伤风败俗，淫乱猥亵，说剧作者佯装以现代手法鞭挞罪恶，实则意在向观众进行灌输。他要求枢密院查封一切剧院，而枢密院则比这小小的建议走得更远，下令将泰晤士河两岸的戏院全部拆毁。这项命令确实令人生畏，它意味着全部清除伊丽莎白朝的戏剧。演员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职业竟然就此告终，他们把一腔激愤发泄到那个该死的泥瓦匠身上。

那该死的泥瓦匠（他把他那摞砖一块块地轧在每个人的脚趾上），连同彭勃洛克剧团的另两名成员加布里埃尔·斯宾塞和罗伯特·沙阿一起，被关入马歇尔希监狱。当局也在搜捕纳什，但是他逃到了雅茅斯，住在那里吃鲱鱼，并且在《纳什的斋食》中写到鲱鱼；《纳什的斋食》是一部乔伊斯式的作品（“法兰西有圣丹尼，西班牙有圣詹姆斯，爱尔兰有圣帕特里克，英格兰有圣乔治作守护神，而雅茅斯则有红鲱鱼”）。琼生并不愚蠢，他在身陷囹圄之前加入了海军大臣剧团，从亨斯洛手中预支了四镑钱，足以使他在狱中过舒适的生活——当然是指到用完为止。各剧团无所事事地度过了整个夏季，他们不敢想象秋冬雨季的前景。我们可以断定，莎士比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斯特拉福。他买下克洛普顿的一所旧宅，即“新宅”，终于使自己在幸晋为乡绅之后又添新喜。不过，此情此景的悲剧将再次向他袭来：他有一幅家徽和斯特拉福最好的住宅，却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这份荣誉。

天底下的事难得真像看上去那样糟糕。枢密院对于戏院的破坏性和煽动性影响的怒火逐渐平息。关于拆除戏院的命令，即便有人曾经认真对待，至少在秋季来临之前肯定没有付诸实施，因为1597年10月初各剧场又都响起开场锣鼓了。国会要开会，整座城市挤满了人，一个演出旺季即将来临。10月8日，琼生与同剧团的另两名演员从马歇尔希监狱获释。10月11日，他们在玫瑰剧场与海军大臣剧团在一起。

倘若伯比奇曾经请求莎士比亚试写那种新奇的喜剧，写写辛辣的讽刺和各种气质型人物，那么自从《狗岛》事件之后，他可能不再提这件事了。在莎士比亚与伯比奇看来，不去反映当前社会风气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反映了就有被指控为进行煽动的危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胁着威尔的却是一部对当局无害的历史悲剧。他写《理查二世》，是因为要写一部关于玫瑰战争的史诗，就必然以此为开端。如今，虽说废黜国君那一幕已被删节，他这部剧本还是让安德鲁·怀斯拿去出版了。人们读这部作品并不是为了欣赏作者的文采，而是因为他们在波林勃洛克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埃塞克斯的影子。这位愤懑的伯爵周围那些性急的追随者，正在今昔两个历史时期中寻找相似的事件，而莎士比亚的剧本就是他们的教科书。至于那位替他们说话的剧作家，他襟怀坦荡，漠然注视着别人硬把自己的作品纳入宣传领域，一心想着此时此刻正可继续再现那一段伟大历史，并从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中寻找关于亨利四世的材料。

可是，宫内大臣剧团在演出场地上遇到了麻烦。“剧场”戏院的地契即将到期，而地皮的主人贾尔斯·阿莱恩却并不急于续订租约。演员们似乎必须另寻露天剧场，但也在考虑有否可能找到一个室内剧场。詹姆斯·伯比奇是在1597年2月去世的，他生前曾认为戏剧的前途或许主要不在于争取平民观众，而在于争取有教养的绅士，因为平民缺乏欣赏能力，只会嚼香肠、大蒜，任意嘘叫、吐痰，绅士们却能够欣赏名言妙语、优美的诗句和精到的掌故。李利曾经开设一家私人戏院叫“黑僧”，经营得很不错，一些小男孩儿在那里演过几出优雅的小戏，深受上流社会的喜爱。剧场的房子包括一个演出厅和几间作为公寓出租的房间。李利与房东发生了纠纷，人家把大厅转租给一个意大利击剑教师。现在击剑活动停止了，伯比奇便花了一大笔钱买下那大厅，把它改成适合宫内大臣剧团演出的戏院。但是，公寓中的有钱住户要求枢密院禁止剧团在他们旁边演戏，这是枢密院求之不得的。眼下，即1597年10月，宫内大臣剧团感到前途未卜，这是不难理解的。诚然，自詹姆斯·伯比奇去世后，贾尔斯·阿莱恩在续租“剧场”戏院那块地皮的问题上口气确实有所松动。可能是由于詹姆斯·伯比奇的儿子理查作为领衔演员的说服力，贾尔斯·阿莱恩开始松口，大家依稀地感到还有一线希望，只是无论怎样都无法诱使他立下什么字据，连理查和他的兄弟卡斯伯特主动效劳起草的一份新契约，他也不愿意在上面签字。这时，宫内大臣剧团因为失去了留在这块地皮上的合法权利，便搬出了“剧场”。所幸的是詹姆斯·伯比奇和约翰·布雷恩约在十年前买下了邻近的帷幕剧场，只是谁都不愿意认为它可以代替原来的基地，因为那座建筑物年久失修，缺乏舒适宜人的环境。

这部历史剧上下篇的背景都是战争，是内战。其中有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哈里·潘西酷似埃塞克斯，并且也像他一样喜欢谈论自己的荣誉。不过，在剧中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的是福斯塔夫的声音，而福斯塔夫对荣誉毫无兴趣：“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感觉的吗？嗯，对于死人是不能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的人生存在一起吗？不。为什么？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这样说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了。”福斯塔夫至少不是一个伪君子。要是打仗，他一定会尽可能发战争财的。在埃塞克斯最近两次远征期间，葛罗斯特郡曾经发生强行征兵的事情，福斯塔夫和夏禄法官在教区挖掘兵源也发生在葛罗斯特郡。福斯塔夫要了霉老儿和小公牛二人三镑钱之后才放他们走。在现实生活中，葛罗斯特的长官要贪婪得多，通常的要价是每条腿五镑，不然是不会让你躲过兵役的。

福斯塔夫何以成为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人物之一，这在那些以为可爱即美德的人看来永远是个谜。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官方宣传、怪诞的清教主义、辛苦的工作、迂腐、利甲人的信条均无德行可言；他们反而珍爱着堕落的人性，喜欢它耍无赖，有机智。福斯塔夫精神是文明的伟大支柱。国家太强盛、人们过分为自己的灵魂操心的时候，这种精神也就消失了。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精神，有时主要是指福斯塔夫精神。在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史密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呼唤莎士比亚的名字。他在无意识中并不是在召唤一个雄辩的爱国者莎士比亚，或召唤一个极力主张在他那个超级国家中遵守秩序、服从命令的人；他是在把民间的精神，把巧妙、鄙夷地嘲讽政治口号的人，把那咂嘴吐舌的老西勒诺斯，化为莎士比亚-福斯塔夫。福斯塔夫精神在当今世界已微乎其微，所剩者也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被肃清。我们是以强烈的思旧之情怀念福斯塔夫的。

我认为，从这个粗俗、好酒又怯懦的胖神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不但作为富于想象的剧作家，而且作为人的某些东西。福斯塔夫不只是从那个瘦削的本分人躯壳中挣脱出来的肥胖的叛逆者。他是一个小宫廷中聪明的弄人——宛如南安普顿府上的莎士比亚。人们容忍他，但是从骨子里鄙视他。最后，他的朋友成了国王便将他抛弃，敕令他跪下祈祷上苍。他还欠了别人一千镑钱。

大约就在威尔创作《亨利四世》的这个时候，他与南安普顿的友谊想必是终于结束了。被这位伯爵勾引的女王的侍女弗农小姐，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伯爵像个男子汉，悄悄把她带到巴黎结婚；但是回来时，女王狠狠地惩罚了他们，将这对伯爵夫妇双双投入了监狱。从此以后，南安普顿的事业将全部服从于埃塞克斯的事业，他自然再也无暇听取一个市井诗人的忠告，或在伶人中培育放荡不羁的友谊。不过尽管为时已晚，他还是接受了一个忠告，并且盲目地步其良师益友的后尘——先有孩子再完婚。

于是，就莎士比亚而言，可告慰的是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也积攒了一大笔钱。毫无疑问，他将发现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受到广泛的欢迎，宫廷也在向他微笑。据说，因为女王还想看到这位爵士，莎士比亚便接着写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让福斯塔夫堕入情网。就其本意，他或许希望这个人物到此为止，不愿再写下去了。《亨利五世》是以一场崇高、正义的战争为主题，没有玩世不恭的酒鬼容身之地。莎士比亚很明智地在一场哀婉动人的戏中宣布了他的死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斯塔夫并不讨喜；渔色之徒的形象不适合他，而他的风趣机智在更合适的场景中已经用尽了。

本·琼生虽然指摘莎士比亚缺乏艺术与古典文学的素养，但他显然是会赞成福斯塔夫的。在他看来，福斯塔夫是个设计尚属精心但被安插在一出未经精心设计的戏里的人物。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戏缺乏严谨的形式——它们到处乱爬，不遵守古人的遗训；古人要求限制时空，巧妙地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如有可能，则尽量把故事情节限制在一天和一个场景之中。无论如何不要学莎士比亚，任凭故事情节延续许多年，由一个城市发展到另一个城市，甚至由一国移至另一国。那样做使观众都糊涂了，应接不暇了。这可能就是琼生给新剧作家的忠告。琼生与威尔在“美人鱼饭馆”的鱼宴上，或在“三大桶酒店”喝麦酒时，曾经就他们的艺术手法争论不休。人们说，争论时琼生恰似一条西班牙大帆船一般笨重，威尔则宛如一艘英国战舰那样敏捷。

他们二人都各行其是。莎士比亚放下了历史剧，重新拾起喜剧：《无事生非》。琼生改换门庭来到宫内大臣剧团，给了他们《人人脾气好》（Every Man in His Humour）这部剧本。他竟然背弃了海军大臣剧团，阿莱恩对此感到十分愤慨，这个剧团即使在发生《狗岛》丑闻之后仍欢迎过他。亨斯洛想起那预支的四镑钱，说他忘恩负义。与琼生一同锒铛入狱而至今忠于海军大臣剧团的加布里埃尔·斯宾塞找他吵了一架，并在离帷幕剧场不远的霍克斯顿空地与他利剑相交。琼生的身材又矮又胖，他的剑也比斯宾塞的短十英寸。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剑穿透了对手的右胁，送了他的命。

琼生自然是被捕入狱了。但是在过堂时，他要求享受牧师的待遇。这是利用clerk一词模棱两可的词义进行诡辩的老把戏。clerk一词既可以指牧师，也可以指会读会写的人。本·琼生会写会读，因此他就是文书，因此他就是牧师。人们是不能够绞死一位牧师的，自然，也就不能绞死本·琼生，但是可以在他的大拇指上烙上一个T字，即Tyburn（泰伯恩刑场）的意思，提醒他倘若再犯刑律定将严惩不贷。还可以没收他的财产，可是本·琼生与大多数剧作家和诗人一样，财产都在脑袋里。

就在琼生等待过堂（或者是为《狗岛》事件服刑）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一位神父到狱中探望了琼生并且使他皈依了天主教。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从此便信奉天主教，直到1610年为向英国圣公会表示和解，才一口饮尽圣餐杯中的全部圣酒与天主教分道扬镳。这件事之所以蹊跷，是因为他虽然皈依天主教，却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事业。枢密院对于琼生的天主教信仰，一如以往对于马洛的叛神言论，似乎并不在乎。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琼生曾经秘密加入特务机关，并且如今已不只是在一个方面成为马洛的继承人，那么疑窦便会涣然冰释。他事先佯装与国会炸药案的主谋罗伯特·凯茨比交朋友，炸毁国会的图谋未能得逞，或许主要是得力于琼生的间谍活动。在英国一年一度庆祝粉碎这一阴谋的焰火会上高唱《独为我饮》也许是一种合乎礼仪的姿态。人人都会唱这支曲子，但不是人人都知道《听！听！云雀在歌唱》或《西尔维娅伊何人？》的。这是琼生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莎士比亚已长大成人，能够承认这一点了。

莎士比亚继续执着地避免卷入密探或政治活动，此时即将掀开他作为剧作家的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一页。我们总是把伟大的剧作与伟大的剧场联系在一起，如今这将成为事实。人们至少可以争辩说：贾尔斯·阿莱恩要是同意续订河岸沟那块地皮的租约，就不会有新的剧场对新的工作提供的那种刺激了。不管怎样，到1598年9月底，宫内大臣剧团对续订契约显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灰意懒之后，重新产生了一阵兴奋。说来事情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说是带有伊丽莎白朝的特征。

在1576年签订的那份租借契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设于河岸沟的建筑物倘在租借期满之前搬迁，它将归伯比奇兄弟所有。卡斯伯特与理查·伯比奇原以为阿莱恩会同意续约，便没有动“剧场”戏院，深信他们不久仍将回去演戏。但是，当他们看到阿莱恩在1598年拿来的新租约条件订得如此苛刻时，他们气愤地拒绝在上面签字。这是阿莱恩预料中的事；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无法签字，想自己利用“剧场”的房子。他根本不想续约；他想要回自己的地皮，还想白赚一座戏院。

宫内大臣剧团一怒之下，便开始行动，并在他们的对手海军大臣剧团的玫瑰剧场附近找到了新的场地。那是靠近淑女巷的一块园子地，他们签订了一份契约，圣诞节那天就可以搬过去。资金自然是需要的。伯比奇兄弟二人答应出一半，剩下一半由莎士比亚、海明琪、菲利普斯、波普和肯普五人分摊。这意味着莎士比亚除了是剧团本身的股东之外，还对这座新的剧场拥有十分之一的股份。建造新剧场的合同给了建筑大师彼得·斯特里特。但是，他们哪里去找木料呢？

答案只有一个。在圣诞节的假日里，十几名拆迁工人在伯比奇兄弟二人的率领下，趁阿莱恩不在伦敦城，来到河岸沟，把那座旧戏院的木料全部拆下，然后用马车运过河，堆放在河岸边的新戏院工地上。12月底是严寒的天气，泰晤士河上结着非常厚的冰，但是拆迁工作照样进行。他们根本无需经过伦敦桥，就在冰上运木料，像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红海上如履平地那样。上帝是站在宫内大臣剧团一边的。

第二年整个春季，工人们日夜加班，建造伦敦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剧院。演员们胸有成竹，他们要的是圆形的剧院，是一个木头圆圈儿，所有设施一应俱全：有突出的裙台，幕布遮住一间暗室或书房，上面是廊子或楼座，再上面是乐台，此外还有设计合理的地下室和翻门。这些东西已经使伊丽莎白朝的戏剧成为一种迅速、亲切和文辞华丽的艺术形式。演员们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新剧院升旗仪式的到来，那旌旗上印着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背负地球的图案，其格言是：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大意是“全世界是一个舞台”。这座剧院的名字就叫“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