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1925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两百一十九名学生排第八十三名。同年夏，他在一艘游轮上做甲板水手。之后，凯南到华盛顿学习，准备参加驻外事务处的招聘考试，1926年9月成为一位外事官员。凯南在信中对姐姐坦言：“虽然我对柯立芝总统及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深怀敬意，但他们在我看来都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他还补充道，“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 Bryan）在晚宴上用葡萄汁代酒，震惊了外交使团的时代相比，美国国务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过依然不时显得滑稽可笑。”二十三岁，凯南获得了第一个驻外职位，担任美国驻瑞士日内瓦的副领事。1927年8月，国务院将他调往驻德国汉堡领事馆。

5月16日，日内瓦

我们乘船沿湖而下，勃朗峰（Mont Blanc）渐渐淡去。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轮皎洁的明月从浓密的云团里跳出来，夺人眼目。月光倾洒下来，我们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航行。这月亮不是苍白、柔弱、充满阴柔气质的月亮，而是一轮耀眼的大圆盘。它爬上天空，就像一位明星充满自信地登台亮相。

写日记的这会儿，月光仍然照亮着天地，照亮了河对岸萨雷布山（Saleve）上影影绰绰的悬崖峭壁；它把草坪变成了质地同样（原文如此）奇怪的柔软地毯；月光透过窗子肆意倾泻，照入我的房间；平静的日内瓦人因这月色而激动，全城人都到码头闲逛；月光震撼了我那可怜的小夜莺，它只能静静地伫立笼中，把舞台让给了蟋蟀、蚱蜢和远处喧嚣的有轨电车。

5月24日

我又对美洲人（Homo Americanus）——或者随你怎么叫——的性格进行了思考……

现在有这样一位A先生，是个待人坦诚、头脑敏捷的美国商人，被派驻欧洲。他的特征并不明显，相貌平平，毫无特别之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一副玳瑁眼镜，面无表情，身材中等。他开着一辆美国车，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如何花了好多天从勒阿弗尔（Havre）一路驾车到日内瓦。

他善于分析，从纯理性的角度深刻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开创了辉煌的事业。他先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公司对他的经营能力高度认可，派遣他去日内瓦，然后表面上切断他与公司的所有官方联系渠道，使他成为欧洲灯具卡特尔独揽大权的人物之一。公司非常清楚，他始终是公司在那边的非正式代表。现在，他在这里过着安静、平淡、不引人注目的生活，总体来说，可以把他归为巴比特式的人物。

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像刘易斯和塔金顿（Lewis and Tarkington）笔下的人那样满嘴蠢话，夸夸其谈。他从不嘲笑艺术和美；他对艺术和美还没有关心到要去嘲笑的程度。他对理想的破灭毫不失望，也不憧憬未来，他只对工厂的目标利润和灯具的销售感兴趣。他告诉我们：“有些人声称，如果对人类没有助益，他们就不会从商。我不是那种人。我确信，这个产业正在上升，而且已经对人类有所帮助。”他接着解释了更好的照明条件如何提高了劳动效率。

也许他是对的。晚饭后，我在阳台上来回溜达，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思索着这件事。

5月26日

这是一个干净通透的小镇，仿佛一幅蓝白相间的奇特画作，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特质。在日内瓦老城，住着大约十万法裔瑞士人，他们朴实无华，勤劳肯干，跟世界上其他小镇的居民一样，小富即安。一个真正的日内瓦人则会思考商业如何运作，市政措施如何，孩子明年能否去上学，全家去朋考特（Pent-cote，原文如此）的萨雷布山野餐的计划怎么样，新火车站建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沉吟：“从商业角度来说，国联的成立是件好事，会给这里带来很多游客；如果它能阻止各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大好事。”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重点。外交人员、政治家、游客，日内瓦人接受他们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关心自己的生意，当他的事情让他和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对他们既不尊敬也不蔑视。事情办完，他和这些外国人便各走各路。

跟所有瑞士人一样，日内瓦人基本都是所谓的无辜旁观者。他们永远都在观看。比如说，勃郎峰大桥码头的船每天都来往二三十趟，但是每当有船离开，总是有一群表情平淡的日内瓦人盯着看，好像目送海怪利维坦（Leviathan）离去一样。主要街道上的交通警察做着完美的指挥动作，虽然从没有人遵守，却总能吸引三四十个瑞士人好奇的目光。在大街上换轮胎也引得一大群人默默围观。主街上正在拆除的大楼引发了公众两个星期的密切关注，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派遣专门的保安人员将好奇的观众控制在安全距离之外，以免被飞崩的砖块砸中。在这个国家，哲学家少之又少，瑞士人喜欢观看，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想要学习和模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观看这些事物有趣。尽管他们也讲述自己在战争中饱受的苦难，不过，我怀疑当他们站在山顶上，目睹欧洲其他国家兵戎相见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庄重专注，但就好像观看拆除大楼时那样，我想他们肯定也同样感到乐趣十足。

7月4日

下午，我感到非常烦躁和困倦。昨天在洛桑吃的那顿糟糕的午饭让我一直难受到现在，但是我还必须穿好衣服到美岸大酒店（Hotel Beau Rivage）参加7月4日的国庆招待会。

美国人都到场了，女士们都穿着缀有荷叶边的漂亮夏装，显得热情洋溢、清新可人，她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接下来谁将步入会场之类的事情上。男士们则直白地表现出对这种场合的厌倦和反感，只有两三个来欧洲旅行的大学生看起来活力十足，他们碰巧赶上这场招待会，到场的名人之多让他们感到惊讶。塔克（Tuck）以他一贯的友好真诚的态度主持着招待会，我则无事可做。在招待会的第一阶段，我躲到大厅里读了一会儿杂志。茶歇结束后，大家都挤到宴会厅，听海军上将希拉里·琼斯（Hilary Jones）发表演讲。这时轮到女士们感觉无聊了，男士们则变得兴致勃勃。演讲内容是关于裁军会议（Arms Conference）的，这相当于掴了大不列颠两记耳光。之后不久，我给一个英国朋友讲解“会议材料”，讲着讲着突然心里一惊，如果塔克发现他的副领事四处闲逛给别人讲解代表团的演讲内容，他会怎么想。

7月14日

这里的人对萨克和范则蒂案的反应很强烈，领事馆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请愿书，甚至有一次领事馆外的人行道上都被涂满了请愿内容。今晚的报纸公布了萨克和范则蒂将在8月10日被处决的消息。我正要离开领事馆，门房的太太在大厅里拦住了我的去路，这个身材纤瘦的老妇人因为愤怒而浑身发抖，她用谴责的语调对我说：“先生，萨克和范则蒂就要被处死了！”说完之后，她用挑衅的姿态站在那里等待我的答复，我想我似乎应该答应她，马上给总统先生打电话放了那两个人。遗憾的是我无能为力，只低声地说了“这真是糟糕”之类的话，就满脸羞愧地溜了出去。但是我忍不住想，她的行为里面饱含着难得的情感，一位干瘪可怜的小老太太，整日忙碌于日内瓦办公大楼脏乱的地下室，竟然会愤怒得发抖，企图攻击一位副领事，只是因为她觉得远在千里之外某地的人会残忍和不公正地对待她的两个同胞。

9月10日，汉堡

今天要去大西洋酒店（Hotel Atlantic）参加一场婚礼，感觉真是糟透了。世上所有争斗、悲剧、不和谐以及和谐都令我感到内心纷乱而无力应对，我尤其不喜欢参加这样的婚礼，但还是赶到大西洋酒店的宴会厅，去参加可怜的H的婚礼。H性格温和，相貌普通，他的新娘更是平淡无奇。他们跪在英国教会的牧师面前，带着所有的缺点、所有的弱点、所有微不足道的虚荣跪在那里颤抖，激动地向对方承诺着彼此的一生。他们身后是一小群心不在焉的熟人，这些人聚在那里只是为了给婚礼仪式增添一些体面而已。真是可惜啊，可惜啊，可惜：竟然用如此冷漠和敷衍的态度对待眼前的美景和梦想。

典礼结束之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喜宴：席间的谈话拖拖拉拉，就像是时钟在滴滴答答悠悠作响，带着点儿模糊和嘈杂。有人举杯向新娘祝酒时，我也三心二意地跟着应酬，感觉自己与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色彩艳丽的餐桌上摆放着成堆的红玫瑰和精美的卡片，还有高脚杯，所有这一切，旨在庆祝两人爱情和婚姻的坚贞与荣耀，似乎都不是为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刚从工作中脱身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真心为这场婚礼感到幸福和欢欣鼓舞的人准备的。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无论居住在哪里，其实都是侨民。我们恐怕都来自另一个更温暖更纯真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们的记忆，而记忆的色彩正随着我们童年的流逝而褪去。

但是惨淡的现实生活让人忧伤难过，恐惧就像远处的惊雷在地平线上空久久不去。

10月10日

今晚，参加了一部戏剧的首演……其中有三幕讲述了一个孤苦无辜的女孩如何受到全世界的欺骗和虐待，演员倾情投入的表演让我备受感动，感动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舞台上一位寡妇在法庭审判现场抱住了被告辛德瑞拉大哭：“嗳，嗳，没关系！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真想把头靠在那位身材肥胖的女士的宽肩膀上大哭一场。只是碍于作为领事的尊严，同时想到身为领衔主演的这位女士在现实生活中接人待物也可能缺乏公允，我才没有那样做。

10月30日

城市是很奇怪的：有些城市只是各种建筑物的集合体，比如日内瓦和费城，它们缺乏活力，毫无人情味；还有些城市，比如汉堡，当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它们会跟你亲近，将美丽和邪恶的触角同时悄悄地伸向你。它们会与你建立起一种你永远都无法撼动的亲密关系。现在身在汉堡，这个城市在向我倾诉，用安静华美的街道和湖泊，展现着秋天的忧郁之美；用海港那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声，显示着令人窒息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还用一种无法言表的恐怖声音诉说着痛苦，无论是圣保利那丑陋的烟花柳巷，还是涌入领事馆海事处的德国民众，都让我感受到这种痛苦。

11月1日

欧洲的政治圈真是一个独特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对民众来说毫无意义的演讲、声明和社论。一位比利时内阁大臣在某座小城为一家战争纪念馆揭幕，他说德国人是一群坏蛋，正伺机侵略比利时。90%的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对演讲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知道。但第二天，德国所有宣扬民族主义的报纸都刊登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抨击比利时的“洛迦诺精神”（Locarno Spirit）已死，没完没了地瞎扯“比利时的游击队”，哀号外交关系“遭到了破坏”，造成了新一轮“紧张”的政治气氛。他们从没有想过所谓的“政治气氛”，其实仅仅存在少数职业政客和多疑的记者所在的阶层而已，在他们这个阶层的下面才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核心力量和基础阶层，而且这些阶层在发展壮大，并没有被那些尖刻小人的胡说八道影响。

11月7日

昨天是星期天，天空中下着细雨。早晨我步行去邮局，偶遇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游行示威活动。蒙蒙细雨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手举红旗，臂戴袖章，站在达姆托尔车站（Dammtor Station）前聆听临时演讲台上演讲者的发言。他们高唱国际歌，跟在了无生气的横笛手和鼓乐队后面游行，购买宣传印刷品以及印有萨克和范则蒂头像的明信片。

我站在外围看热闹，观察眼前的游行队伍，仅仅听到演讲者的只言片语。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蔑视这些共产主义者的荒谬、可恶和煽动行为，但当我第一眼看到沿着大街游行的队列时，我也有一种想要呐喊的冲动。示威者都衣衫破旧，被生活摧残得无精打采。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认为：尽管这是莫斯科豢养的一小群遭人唾弃的寄生虫，但这些愚蠢无知、惹人讨厌的家伙毕竟都是人，经过几百年的沉默和绝望，他们第一次努力表达和证明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下，找到了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是值得信仰并为之骄傲的东西。就像昨天一样，明天这些人又会静静地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在驳船、铁路、货运马车上，在工厂、街车里或者其他地方劳作，而另一些人，那些实业家、新闻记者和政客则攫取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今天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大日子，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下游行，虽然旗帜可能会被玷污，但他们还是神情严肃、斗志高昂地迈步向前，心中满怀希望和热忱。

在我看来，这些游行当然是错误的、可恶的、让人怜悯的，但同时也是严肃的、认真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毕竟，在当今世界现有的状态之下，我认为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都是让人振奋的，虽然理想主义的道路会因为各种曲折、敌视以及糟糕的领导而难以实现。

11月12日

今天下午，在崭新的“开普艾柯纳”号（Cap Arcona）上举办了慈善茶会，“开普艾柯纳”号是往返于德国和南美洲之间最新的最大号客轮。客轮静静地停泊在海中，海豚在周围快乐地嬉戏，我们通过栈桥，轻柔地踏上了客轮的甲板……

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希望拥有神奇的魔力，将自己身穿的常礼服变成水手穿的粗布工装，将舒适华丽的舞厅变成不定期货轮那被煤烟熏黑的船头，驶入黑暗和夜雨之中。

11月30日

昨晚我去了“多姆”（Dom）……这座城市有闪烁的灯光、帐篷、货摊、各种各样花哨的棚屋、又长又脏的泥泞街道、赌场、卖甘蔗和香肠的食品摊、枪支打不准的射击场、摩天轮、鳄鱼表演、疯狂屋、观光火车、西洋景、充满美国西部风格的骑术表演和回旋轮。密集的人群沿着大街缓慢移动。一个秃头小个子站在帐篷前的平台上，对着人群发表长篇大论。他身后站着六个外套光鲜却围着破旧披肩的女人，这些被冻得半死的可怜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涂抹着浓妆的脸颊显得分外憔悴……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尖叫：“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害怕什么？”循声望去，还以为会是一个布道者，原来是赌场的吆喝。满身脏兮兮的速记员在回旋轮周围摇摇晃晃，大声喊叫……

男人在叫喊，车轮在滚动，灯光在闪烁，哨子在吹响，人群在欢笑，人们在进餐。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而又一成不变，在极度虚荣和无涯苦难的长河中向前流淌，在这一切行为的后面，正如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所写，众神在极度的冷漠中狂舞。

12月20日

我在阅读《布登波洛克一家》，它就像古老的吕贝克城（Lubeck）上演的《福尔赛世家》。我只能遗憾自己没早出生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过于丰富而让人无法理解。太多的城市千篇一律，人们的相遇和分离不再是因为感情受伤，因为这种聚散实在太常见了。同样，我们的朋友太多，却没有真正的友谊；书籍太多却无法吃透其中任何一本；质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就这样，生活开始变得像电影一样，成百上千帧万花筒式镜头在我们的感知世界中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它们就已经消失了。

我希望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次旅行是长达几个月的事；社会和政治问题只从简单的“自由”与“保守”两个角度考虑；外国依然遥不可及；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依然不为人知，充满魅力；仍然有值得为之效命的战争，以及值得崇拜的众神。

1928年

1月，凯南离开汉堡回美国休假。因对驻外事务处不满，他考虑辞掉职位。另外，他与埃莉诺·哈德订了婚，她是华盛顿新闻记者威廉·哈德（William Hard）与安妮·哈德（Anne Hard）的女儿。但未婚妻随后解除了这桩婚约，凯南因此深受打击。同时，他的情人夏洛特·博姆和其他德国人的生活因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影响遭遇了“真正的悲剧”，这也让凯南备感沮丧。他看不起很多美国人抱有的“永久繁荣”和“无节制的乐观主义”态度。“……或许这就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极端激进主义者的原因。”

情场失意的凯南事业却更上一层楼，美国国务院一项为期三年的语言学习项目接受了他的申请。凯南选择了俄语。凯南家族里还有一位乔治·凯南（1845～1924），他曾在俄国探险，是凯南祖父的堂兄，是一位杰出的楷模。两个乔治生日相同，其他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国务院派小凯南先到柏林，再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德语中称为“莱瓦”（Reval），那里是了解苏联的窗口。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自学俄语了。

3月1日，纽约

百老汇街和33号街这里有五层交通网，五层闪烁的铁轨和震耳欲聋的车轮响声！

在这座城市地下交通的最深处，城郊通勤列车从回荡着轰鸣声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驶出，沿着地下更深处的交通线急驰，直到再次上升，到达灯火通明的长岛站台。这趟路线的上一层是进入33号街车站的B.M.T.地铁，长途特快列车在拥挤的站台驶入驶出，刹车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与第三条铁轨相交时蹭出的电火花四处乱溅。再往上一层是幽深的哈德森隧道（Hudson Tubes），俗气的白色圆柱与拱顶建筑，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车站的投币箱叮当作响，盖过了列车的轰隆声。顶层的街面上，车辆嘎吱嘎吱地行驶在“L”形的柱子间，而头顶上的高架铁路列车正往来于另一个平面里的站台之间，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穿行。

中央车站北面，一座崭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楼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经过车站汇聚到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各条高架桥街道却不打算绕过这座全新的建筑。两个巨大的拱门从北向南穿过大楼，在不久的将来，拱门间川流不息的车辆会让人依稀想起游人如织的加利福尼亚，那里总是有汽车从大树底部的洞口钻出来。

我满脑子奇思怪想，黎明时分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徘徊，欣赏着这里无限的变化，即使在这么早的时间，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无尽的活力。

3月17日，华盛顿

我像个迷路的人一样漫步在这座城市：穿过高架桥，走上岩溪公园（Rock Creek Park）泥泞的小路，那里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然后穿过16号街和公园之间一排排带有白色柱廊的房屋。我了解这座城市，就好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曾了解。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安静的街头，肯定存在着解开这个谜团的真正的美和生活。在某个地方，肯定隐藏着一把钥匙，能破解这个荒谬可笑的星期日下午的意义！

或者根本就没有钥匙？难道在这个国家的工厂和办公室里，所有的生活都索然无味，所有的追求都毫无意义吗？当工厂关闭、办公室下班的时候，除了那些死气沉沉的钢筋混凝土巨型建筑和无所事事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没有剩下吗？那是一群迷失的面孔，在浮躁和空虚中无助地漂流。

车辆在沉默中缓慢前行，没有答案。湮灭一切的无聊心绪和难以名状的沮丧笼罩着这座城市。只有在“U”街和16号街交角处，一辆豪华轿车的车窗后浮现出一个年轻女孩鲜活的脸孔，她的笑容像山中吹来的一缕清风，散发着生命和春天的芬芳。

3月26日

这个晚上，我最后一次不情愿地向华盛顿那些无名的神灵表示敬意，向那些爱嘲弄人的冷酷神灵表示敬意，他们偷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两年时光，却没给我任何补偿。这些神灵居住在充满我个人体验的华盛顿，这是一个令人惆怅和忧虑的华盛顿，一个傲慢、光鲜、在无数承诺与背弃中颤抖前行的华盛顿，而非作为旅游景点或者首都的华盛顿。

在得知最终要离开华盛顿的消息后，我的离开远非身体离开那样单纯，我对华盛顿的回忆突然变得异常清晰：炎热的夏季夜晚在教堂街上拉手风琴的男人；16号街上的灰白色公共汽车，从苏联大使馆百叶窗的阴影中驶过；衣着讲究的人群；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举办的慈善舞会上，豪华舞厅里迈着悠闲舞步的人们；夜总会里愉快的氛围和轻快活泼的调子，与客人的寒酸和粗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春日下午潮汐湖（Tidal Basin）畔的小路；乔治城（Georgetown）里绿树成荫的大道两旁，古老的砖房仿佛在为自己吟唱着属于遥远年代的平淡歌曲；岩溪公园曲折迂回的车马路；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喷泉边玩耍的孩童；月色中华盛顿纪念碑那冰冷的尖塔和林肯纪念堂高大的拱柱；寒冬夜晚波多马克河（Potomac）上闪烁的微光；国务院里阴暗的走廊；这些回忆再加上其他千万段回忆都来奚落我，只因我对它们充满敬意；它们像火焰一样烧灼着我，只因每一段回忆都闪烁着失败的光芒！

4月18日，柏林

在美国大使馆的会客厅里，坐着一群暮气沉沉的绅士，他们身穿黑色大衣和条纹裤子，例行公事般地闲谈。只有大腹便便的施特雷泽曼一边说话，一边来回摇晃着身躯，看起来充满生气和活力。人们都好奇藏在他那颗硕大光头里的欧洲秘密，觉得他这样不严肃的举止对他所负的重要使命简直是一种亵渎。

5月6日

我的窗户正对着舍恩贝格市政厅（Schoneberg Rathaus）前面的广场。这可是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好地方……晚上，一阵急促的鼓声让大家注意到这次游行活动。穿过广场的队伍色彩并不丰富，人们的热情也不高涨。一小群纪律严明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一两面横幅，还有几个人吹打吱吱呀呀的乐器伴奏。他们经过我的窗前，四人并列一排，有男有女，衣着破旧寒酸。他们不是共产主义宣扬海报上那种年富力强、身穿工装裤的无产阶级。我怀疑，尽管他们公开宣称社会主义，但他们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还未可知。他们更像是各阶层衣衫褴褛的人们的大杂烩，更像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合，每个人的银行户头里都有一定的存款，每个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社会理想。

因为过于朴素，这次游行显得很不起眼，很寒酸，但是这安静和朴素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有着比共产主义者和钢盔团（Stalhhelm）发出的噪声和怒吼更为强大的东西。这些来自柏林阁楼的默默无闻的可怜人，在历经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带来的恐怖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承载着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他们那狭窄的肩膀上担负着未来子孙的命运。

8月5日

周末，我去了卡尔森在哈普萨尔（Hapsal）的假日别墅。

我怀着恶劣的心情离开塔林，感觉异常疲惫。我憎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憎恨我。我憎恨塔林，憎恨那里所有人，我不想去看望卡尔森，但是我又不得不去，这让我非常愤怒……卡尔森诚挚的邀请显示出他的热情和善意，但是这些人有什么权力强迫我加入他们枯燥乏味的世界，遵守怯懦的中产阶级规范？他们有什么权力恣意要求我适应他们的习惯，迎合他们的弱点和偏见？

晚饭吃了很久，卡尔森一家一直和一个英国人聊天，我觉得非常沉闷。我听到外面的乐队在演奏《骷髅之舞》（Dance Macabre），我们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管弦乐队经常演奏这首曲子。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市（Saratoga Springs）的一所寄宿女校演奏《骷髅之舞》。当时正值隆冬，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高大光秃的桉树像弯弓一样俯看着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些日子里抱有的期望还没有实现，秘密还没有解开，但我觉得它们没有消失，还在那里。此时此刻，坐在这里闲聊海外殖民地八卦的家伙们，怎会了解我的期望和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谈论海外殖民地这类庸俗的话题，还想把我也拉入他们的队伍。

英国人问我会不会玩桥牌，我说会，但不想在塔林玩，因为我要做点儿研究，可能会很忙。

他笑道：“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是很快就开始四处闲逛，和大家一样寻开心去了。”

他的话让我火冒三丈，这该死的家伙，我跟别的什么“大家”一样吗？他以为我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一个像他们那样，在枯燥乏味的海外殖民地社交生活中苦求解脱的人吗？

早晨起来，我感觉透不过气，心中烦躁不安。阳光射进清冷的花园，嘲笑我的痛苦。早餐时我觉察到不友好的气氛，我不奇怪，这是我自找的。没等大家都吃完饭，卡尔森夫人就建议我喜欢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我懂她的意思，随即就退了出来。我能感觉到，我走之后他们会在背后谈论我。他们都觉得我是异类，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租了一条划艇，向海湾进发。遒劲而清新的风从西面刮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水在舞动，在冒泡，在翻腾。几艘帆船从我旁边经过，正朝湾口抢风行驶。白色的单桅船逆风而行，冲过浪端的白色泡沫轻快地前进。我朝西划过去，感受着风的威力。我享受这种逆风而行的艰难。这是对自我的挑战，我可以借此发泄我的愤怒，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与之对抗。到了湾口，我的手上磨起了水泡。该回去了。

下午，那个英国人提议我们乘划桨船横穿海湾，这种轻快单薄的小船在波茨坦周围的湖面上随处可见。我们登上小船，迎风出发了。海浪一瞬间就冲上了船头，拍到我们的头上，衣服也都打湿了。很明显，如果继续划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全身湿透，但是我们两人都很倔强，他毫无怨言，我也默不作声。我们就这样继续迎风前进，冰冷的海水扑面打来，刺骨的海浪持续不断地撞击着我们。因为上午划船用力过猛，我的胳膊和手腕一直酸疼。现在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每划一次都疼痛难忍。

我们划到了海湾的另一边，将船停靠在一座小岛上，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放在船尾干燥的小船舱里，然后穿上泳衣往回划。回程似乎永无止境，我的左臂已经抽筋，几乎无法继续划桨。彻骨之寒让我们两个都感到非常痛苦。

现在，我正坐在返程的火车上。感谢上帝，那个英国人还要留住一宿。爱沙尼亚阴郁的风光从车窗前飞速掠过，在耀眼的落日映照下，远处松树黑色的树顶构成了一道锯齿状的暗色地平线。在晴朗的红色天空中，云彩组成了一条条平行的彩带，有的金黄，有的深蓝。慢慢地，云彩后那斑斓的天空渐渐消退，与之一起逝去的还有这个不愉快的周末。

9月4日

欧洲的美国化，新世界对旧大陆的文化和商业冲击，欧洲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欧洲的不完美。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是一种疾病，只会侵袭那些虚弱的身体。我对反对美国汽车和美国唱片涌入的欧洲人失去同情心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如果旧世界缺乏足够的活力来抵挡新世界的野蛮入侵，那么它必将被淹没在这场洪流当中，就像以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一样。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对传统的热爱和对过去成就的尊重而停止前进。

两三个月前，我梦到自己遇到了C，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问他工作怎么样——在梦里我似乎回到了美国。

他回答说：“都是老一套，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但是看看好的一面，也就看开了。”

我要转身走开，感觉自己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沮丧裹挟。在我看来，美国到处都是困惑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悲剧当中，借助所谓的工作业绩，为自己抛弃了真正的生活寻找借口。

9月6日

有时候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欲望，想去游览，去新奇的地方，做异乎寻常的事情，见陌生的人，从而摆脱我们这个平庸而空虚的时代。我总是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地方，美国人没有去过，我到那里以后，就能抛弃旧环境中的一切束缚来提升自己，超越那些依然待在原地的同胞。

这是个危险的错误，因为探索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在无聊生活的煎熬之下，那些傻瓜为了猎奇和追求异域情调，几乎踏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到现在这个时候，有待发现和有待描述的地方几乎没有了。米利波顿（Milliburton）的旅行演讲者、阔绰的教授，都蜂拥到为数不多的落后地区去了，那些地区到目前为止仍拒绝20世纪的文明。任何人都可以去，只要身体健康、耐力超常就可以去。电影、广播、广播剧，这些所谓现代文明的东西很快就会毁掉那些为数不多的世外桃源，那些不同寻常的地方仍然保存着与世俗不同的风貌。

那么，能够逃脱这樊笼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有机会让自己逃离这些循规蹈矩的旋涡？如果需要的话，我甘愿做出牺牲或忍受艰难困苦。

文明在于深度而不是宽度。我们的文明就像缺乏深度的水体，漫过自己的河岸，淹没了乡村，但只是浅浅的污浊之水。就像一个贪吃的人，为了攫取新鲜珍稀的佳肴，没等消化掉肚里的食物，便在短暂且让人难以理解的好奇心驱使下，去攫取一个又一个新玩意儿，每次都是剥离表面的那一层，然后像傻瓜一样盯着看，接着就把它丢到了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就是这样总去追求新的东西，天哪，一直求新。

是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深度。从一般意义上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不用离开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太远，我们就会有伟大的发现，但是审视我们的内心深处时，尽管我们了解一切，却什么都不懂……

【为了探寻1917年以前俄罗斯文化的痕迹，凯南来到15世纪普斯科夫-派克斯基（Pskovo-Pechorsky）修道院和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Narva）。在学习俄语的同时，凯南也在完善自己的德语。】

11月4日，爱沙尼亚，纳尔瓦

一切都让人感到费解，千丝万缕找不到头绪。细节堆积如山，我深感倦怠，但是依然没有看出它们有任何意义，秘密不会自我揭示。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孤立无援。我没有从同一个角度观察过两张图片，我从没有做过比较，我必须无望地忍受这种没有尽头的感觉。每天我都挣扎着希望获得另一种世界观，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那样，但是很显然，我不是德国人，我没法成功。

1929年

1929年初，国务院任命凯南为驻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大使馆的外事官员。在里加期间，凯南游遍了波罗的海地区。他很敬重德国记者阿方索·帕克特，受后者所写游记的激发，凯南也竭力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位初出茅庐的外交官被派往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学习俄语和俄国历史。凯南对10月的股市崩盘未做评价。

3月5日

柏林冰雪初融，到处都是泥巴，色彩单调。无声的经济大萧条给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房屋罩上了沉重的气氛。政治已经破产，经济危机肆虐。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有关赔款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但似乎毫无前景可言。

雷马克（Remarque）和雷恩（Renn）的作品在各个书店均有销售，他们的书描写了上一次战争中极端恐怖的情形，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没有丝毫的热情，只有几个愚蠢的游客在选帝侯大街上莫名其妙地大笑。

3月29日，前往爱沙尼亚多帕特（Dorpat）途中

与老式俄国宽轨铁路上运行的列车一样，我们乘坐的二等车车厢宽阔又坚固。坐席平坦宽敞，配有皮坐垫和漆木靠背，无疑比西欧车厢中那种气味难闻的古板内饰要舒服多了。同车厢的旅客有三五个犹太人，几个衣着整洁的拉脱维亚军官，他们都系着山姆·布朗恩（Sam Browne）皮带；来自里加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是去乡村度假的，看起来是相当聪明的一家人，他们说拉脱维亚语，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行李牌争论不休。有的人在吸烟，有的人在用德语、俄语或者拉脱维亚语聊天，有的人在读晨报，也有的人蜷缩在长椅上沐浴着阳光睡着觉，还有的人凝望着窗外。

站台旁的台阶上熙熙攘攘。沙俄时代留下来的灰色木质结构车站前面是尘土飞扬的站台，那里站着一群农民，他们穿着并不合身的节日服装，等候从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火车拉着他们进城。一脸疲倦的铁路工作人员身着卡其布外套，不时挤过人群。农妇背着牛奶罐站在行李和肮脏的手推车中间。车站里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斜靠在栏杆上，观察着火车和人群。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穿着沾满烂泥的俄罗斯长靴、肮脏的厚呢大衣，头戴芬兰式厚皮帽，耷拉着皮革帽遮，皮帽的大耳罩扣在两边。

3月30日，多帕特

爱沙尼亚的学生们坐在咖啡馆里，对户外的好天气视若无睹，也对遥远世界的喧嚣无动于衷。如果咖啡馆有独特的氛围，能在整个冬日帮助一个爱沙尼亚的波西米亚人成长，那也不是坏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不过是那种无法描述的空洞建筑的低劣复制品而已：典型的北欧咖啡馆，用深红色的窗帘将健康的光线挡在外面；咖啡和蛋糕都摆在放着餐巾的小餐桌上，桌面是仿大理石的；无聊的旅行推销员读着日报，欣赏着女人；女士们耐心地独坐，希望自己因为沉默寡言而显得更加浪漫神秘，希望有朝一日能碰到梦中的白马王子，就像小说杂志中描写的邂逅一样；二流管弦乐队演奏着无人听的曲子。总之，这里甚至连让人迷醉、邪恶和绝望的诱惑都没有，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沉闷、无聊和浑浊的空气。

4月9日，立陶宛，科夫罗（Kovno）

这些在建的建筑崭新鲜亮，即将成为政府办公大楼和银行，而对它们得以建立的法律依据或必要性，必须进行深刻的思考。世界上没有哪个首都的营建过程，经历过像这里一样奇特的命运轮回。通往欧美各地的命运之线将由这个贫瘠的犹太村庄来负责，它坐落在冰冻的河边，或许应该被称为泥泞之都，四周环绕着泥泞贫瘠的村庄。

它已经接受了这一奇特的命运安排，不激动，不感激，好像一个饥饿的动物接受了一顿意想不到的美餐。当命运的潮汐退去，当官员和外交官离开时，政府大楼就像犹太商人的店铺一样空空如也，只剩下混乱不堪和相互指责，但不会有真实的悲伤，因为真实的希望从来没有存在过。

5月26日，拉脱维亚，里加

夏天已经降临在波罗的海，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白昼。夏日的骄阳让这座城市沉浸在金色的温暖怀抱中。皇家花园（Kaisergarten）里到处都是鲜艳的植被，蒲公英在浓密的草海上漂浮。人们沿着砾石小径散步，在长凳上晒太阳，倾听演奏台上军人的音乐会。不同的语言和声音混杂在一起，有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看不见的昆虫的鸣叫声，暖风吹拂新鲜树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汽车的轰隆声和喇叭声，孩子的叫喊声和年轻人的笑声。

这个夏日实在过于丰富、过于盈满了，超出了一个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以致人们都想请求诸神将它们褫夺。诸神把毒液般的雨雪泼洒给我们，长达数月之久，此刻我们应该怎样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温暖和爱怜呢？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想要抓住它，留住它，但是它太过巨大，太过虚幻，我们无法掌控。我们没有爱，没有值得庆祝的胜利，我们只能眯起眼睛，在公园里被炙烤的小路上困惑地走着，令人烦恼的是，我们无法享受荣光，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阻止了我们分享那种荣光。

夜幕降临，在无法抵御的烦躁的驱使下，我又来到公园的小路上。在高大树木的掩映下，小路显得很昏暗，只有那寂静的潟湖还保留着一丝天光。人们依然在小路上漫步，人类的本性和丑恶已经被丢在一边，它们变成了暗影，被赋予了神秘和美丽。

【在夏天赴瑞典和丹麦的旅行之后】

在欧洲饱受战争洗礼的地方待了两年半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令人惊奇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这里从未经历过战争。在其他地区，历史只有一个分界线，即战前与战后，但在这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914年～1920年期间没有出现过饥荒、革命和通货膨胀，几代人之间潜移默化的融合也没被打断。

【秋天赴汉堡旅行期间】

怎样解释汉堡的魅力？为什么这座城市比别的城市吸引的游客更多，更让人为之着迷？为什么当其他城市变得空虚无聊、索然无味时，汉堡总能吟唱出多元化的欢快歌曲，并且这歌声里还蕴含着对人类所有希望和恐惧的表达？我知道没有答案。我只能承认，对我而言，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女神，她的存在让我充满活力。

1930年

193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柏林度过的，他有自己的私人教师，同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国务院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他获得了俄国革命前沙俄富裕阶层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凯南试图了解苏联的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前景。大多数时候，凯南都感到生活厌倦无聊，不过他发现俄国“是一个魅力永存的地方”。

1月18日

我要续写这本长期被弃置一旁的日记，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出缘由。首先我要保存……一封写于里加却没有寄出的信件：

实际上，我对驻外事务处的分支机构和国务院都极其厌恶。至于驻外事务处，只能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并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商业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超越了政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交活动，其重要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因此，我不该选择继续留在欧洲负责本国的驻外事务。

当我看到这里的运作方式后，我不得不转而质问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此建立使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遵守国际惯例，和欧洲政府维持亲密关系，保持来来往往的例行交流？或者是为了维持反应迅速的情报活动，报道、解释和预测政治趋势，以便我们的政府根据这些趋势来考虑外交政策？我想这一点适合大多数欧洲使团，他们将外交重点放在与政府官员和外交使团保持亲密无间的友谊而非执行真正的外交任务上。社会威望与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斗争的国家来说，如果外交官通过私人关系能随时掌握城里一切事情的内幕，那么这样的外交官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这里的一个瑞典人盘问拉脱维亚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想了解当天办公室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很能体会他这么做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不必这么做；不管怎样，报纸上那些无足轻重的流言蜚语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淡化逝去，或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不再被当作娱乐大众的小丑。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玩桥牌，与别人的妻子跳舞，筹办宴会，表现自己，仿佛我们的生活正有赖于此，借此显示自己与这个空洞虚伪的社会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外交和政治。我们做到了，上帝可以作证。在欧洲很多国家，我们当中受尊敬的代表对当地的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当地人。当地的新闻媒体为他们大唱赞歌，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穷于应付的各种邀请，他们带着千篇一律的官样笑容来摆放每一个花环，赠送每一件礼物。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在等着看，等着看这些代表精心打造的交际圈是否对美国怀有真正的热爱。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我们这个身份本应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我们努力了，欧洲人也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给予回馈。能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的确很高兴，很乐意应邀来参加宴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但他们知道不必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论他们给还是不给，宴会都会照常继续。所以，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心的话，他们的回复方式是，以信心满满的语调将早晨发布给媒体的通稿再低声重复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拂袖长笑而去。

1月26日

“你好，是L……小姐吗？我是前几天晚上在俄罗斯剧院与您聊天的美国人。您看，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时间，非常不易，真想出去狂欢，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狂欢吗？”

“对，绝对过瘾，而且我差不多有两年没跟美国姑娘约会过了。”

“好啊，我很乐意。”

“好，到时候我去接你……”

回到家，又喝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就我国国民的美德长篇大论起来。与此同时，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我在与美国女性相处时还能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礼。

3月3日

在我的下方是一艘巨大的拖船，它后面拉着一串大驳船，泊在岸边。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包括我在内，注视着一位生病的女士从驳船上被运下来，抬到一辆干净小巧的市政马拉救护车上。像以往一样，我充满好奇。我想在这样的驳船上当一个甲板水手，跟着它溯流而上，去了解在船上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是什么，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什么。这艘驳船与其他船只一同沿易北河溯流而上，到时一定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关注。美国副领事引用的数字会稍微做些修改，他会这样写：“与去年同期的AA吨、价值BB百万马克相比，今年3月易北河上游地区的货物交易量为XX吨，价值为YY百万马克。”国务院的人会读到这份报告，查看是否存在印刷错误，然后商务部的人读到它，将这些数字跟本部门外事处送来的数字比对（希望抓到这个领事的疏忽之处），之后将其永远封存到档案库的深处。没有人会提起船上那位生病的女士被抬到马拉救护车上的事情，但谁能肯定跟那些货运数据相比，她的故事毫不重要呢？

4月15日，里加至维尔纳（Vilna）的列车上

我挚爱的可怜的道加瓦河啊，你从苏联流出，在这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穿过沉闷乏味的拉脱维亚乡村，你从没追问过你存在的秘密吗？穿越这寂寥荒凉的乡村时，你心中没有涌起丝毫的挣扎吗？你不问问自己到达终点后会面对什么样的美好事物吗？你会继续流向里加城（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会在铁路大桥和交通繁忙的浮桥下流淌；你会轻轻拍打码头的四围、轮船、石堤和石桩；你会用你粼粼发光的背脊运送拖船和渡船；接着，你会沿着最后的几英里泥沙河道默默地流入陌生而孤独的海洋。但是，当你注入大海之后你会怎么样？我无法告诉你。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你的个性将融入一个更广大的个体当中。你从普斯科夫（Pskov）的高地上一路奔腾而来，这漫长而神秘的旅行值得吗？明媚的天空和清新的春风，这些诺言都实现了吗？你知道这个沉思静默的俄罗斯乡村关于世界问题的答案吗？我同样为你感到难过，站在你的角度，我希望你能流经大城市和港口，流进浩瀚的海洋，这样文明社会喧嚣和吵闹至少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冒险精神。

8月

问题：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共产主义没有掩饰其对物质的轻视，它只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行将就木。共产主义也没有伪饰会让人类变得更好，它只是让广大的民众更舒适更自由。

回答：共产主义摧毁了源自私有财产的个人主义，随之也击碎了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虚伪理想。这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进步，将人性从宗教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为真正的发展进步铺平道路。

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人们——完全遵从共产主义模式，生活在统一的公房，工作在工厂，身心备感舒畅（我们暂且这样假设），既不相信超人也不相信个人主义，头脑中完全是东方的信念，认为自己的灵魂与他人毫无关系，他们被灌输的理论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基于获得更多物质的愿望而向前发展的——比起他们的资本主义先驱来说，难道这更加体面、更人性化、更大公无私、更富于勇气吗？

回答：那某些共产主义领导者个人的无私和勇气呢？

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些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和自我牺牲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顾一切的纯粹拼命，狂热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都存在。当斗争取得胜利，当催生共产主义斗争的资本主义私有工业集团被完全消灭之后，那些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坚会怎么样呢？

回答：你怎么能说失业的产业工人是好战的共产主义的骨干呢？共产主义的骨干是产业工人，是被雇佣或解雇的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无产阶级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社会。

问题：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有不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吗？一个人一旦得到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除非狂热的独裁统治持续不断地刺激他，他的无产阶级热情会出现什么变化？这样的心理状态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到底有何区别？除了个人所得之外，他还有什么兴趣？除了薪资的提高和个人生活的改善，他还关心什么？除了建设自己的小巢之外，他还考虑什么？

回答：当然没有什么区别。在对物质和私利的追求上，工厂的工人与五金零售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工人没有剥削他人的劳动，五金零售商很可能就剥削了。工人没有在虚幻的理想和谬误的制度下，试图掩盖物质追求的愿望，而是承认它是一个特定的方面，认定它是自然而正确的东西，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构建，而非忽略它，否认它。

问题：那么，你承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鼎盛阶段，自我利益——或许它是进步的，排除了通过资本控制剥削他人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自我利益还会是个人行为的指导动机吗？

回答：是的，但是我们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点，即自我利益可能蕴含的进步性及其对剥削的排除本身会让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一定的改善。

【凯南因私事返回美国。】

8月9日，纽约市

我们乘坐出租车进城。我已经忘记了这座城市的大街有多脏，忘记了贫民区儿童穿着泳装在室外公共游泳池里嬉戏……意大利裔的男孩要么倚在出租车的备胎上，要么成群结队地在城里四处闲逛，他们是未来的公民，他们勇气十足，巨大的建筑遮蔽不了他们，他们的同胞也不能压制或者影响他们……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应对周遭环境的能力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10月14日，赴欧洲途中

又是极好的天气。折叠躺椅已经准备好，花了一整天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昨晚有几个小时躺着睡不着，我在想，一个激进的反民主的政党，一个本质上属于法西斯的政党能否在美国获得成功，不管这个政党是合法建立的还是非法建立的，也不管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合适与否。无论怎样，我都无法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愿意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生活——包括情感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上的美国人的形象。不过，年轻一代倒是有可能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个问题。

10月21日

今天读完了费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验》（The Experiment of Bolshevism）。它让我思考了资产阶级的未来，却并没有思考什么共产主义世界的问题。

当一个人看到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重要特征，即人口过剩、生产过剩、知识集中化时，他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该拯救这一文化。任何希望开展拯救行动的人都不得不倡导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至少这个方法能够消除大托拉斯的竞争。其次，这个人还要支持生育控制政策。再次，这个人会要求享有完全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以及代表小出版商利益的保障措施。另外，还要考虑“每月读书俱乐部”、电台、电影院的问题，可能的方法是不干涉他们，很明显，在民主体制下国家不能直接生硬地干涉此类问题。

不过，我认为产生在智力水平上有所区分的文化产品，这种希望并不大，我也不会要求太多。这只是意味着不该让《星期六晚报》一枝独秀，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更平庸的报纸，因为据我观察，从目前新闻报业的发展来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日期不详，可能是11月～12月】

有没有人不考虑政治内涵而只从经济学意义上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任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运转陷入一个自行崩溃的混乱阶段，几百年来累积的文化成随之土崩瓦解，向勃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就好像荒弃的热带植物向丛林植被屈服一样；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精英阶层可以借此将经济生活置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而不必把政治权利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如果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毅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西欧文明就已经死掉了，消失了，没有希望了……

真有人相信当今英格兰、瑞典、中国或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吸引力和必然性与沙皇俄国时代的不差分毫吗？共产主义的信条具有完全的国际化的特性，仅仅把它视作一个精神因素，一个有关阶级意识的不可靠因素，而忽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所有差异，忽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很显然是荒谬的。

1931年

1月，凯南将满二十七岁，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应该成为一个波西米亚人，努力去思考。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一方面，我只能在婚姻和愚蠢之间选择；另一方面，是在婚姻与精神疲惫、枯燥无聊、虚度时光之间选择，我选择了前者，我会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与二十岁的挪威女孩安娜莉丝·索伦森相遇相爱。两人在1931年9月11日举行婚礼，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七十三年。

3月8日，瑞士冬季度假胜地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雪橇出租车，还有开车的司机，他们看起来更像外地人而非本地人。他们的脸庞晒得黝黑，整日里用一种几乎难以辨别的德语交谈；主街上熙熙攘攘，交通混乱得令人吃惊，从早到晚一直如此；不戴帽子、闲庭信步的行人；戴着墨镜、拄着雪杖、面色严峻、意志坚定的滑雪者，他们估评估滑行风险的方法很独特，雪橇压过满是积雪的地面会发出干涩的沙沙声，这就是他们判断危险的不二法门；酒店的服务生用小雪橇运送客人的行李箱和旅行包；结实的黄色邮车车轮上缠着防滑链，后面拖着游客的雪橇；牵引机拖拉装雪的翻斗车；当地人的小雪橇由一对对警犬拉着，它们很兴奋，用力拖拽着雪橇。雪橇上的铃铛声，公共汽车的鸣笛声，雪橇在积雪地面前进发出的摩擦声，还有远处滑雪场喇叭里传来的嘈杂音乐声……

一起游玩的，是来自四五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各色各样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位迷人的青年，他长着灰色的卷发，黝黑的脸庞，还有单薄而不讨人喜欢的嘴唇。缺少丈夫陪伴的英国少妇，她们看起来面容冷漠，却极力表现出快乐的样子，结果只是徒劳。一个身材魁梧、前额稍窄的美国大学生直言不讳：“我宁愿笨嘴拙舌也要体魄强健，反过来我可不干。”还有一个法国家庭，一对荷兰夫妇，他们的教养和姿态显得与众不同。

晚上在赌场的俱乐部跳舞，轮盘赌桌多得数不清，有时人们会坐在那里赌上十个法郎碰碰运气。来瑞士疗养的欧洲人是舞池中的常客，戴着垫肩、喷着闪亮发胶的专业舞者也会来这里娱乐，他们常偷偷瞟着年轻的英国女人。长夜漫漫，当你觉得自己的青春在悄悄流逝，无论是好是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悄悄逝去时，夜晚会显得格外漫长。“你来这儿很久了吗？有没有到处去转转？喜欢玩桥牌吗？”

舞池里充斥着音乐声，黑人吹奏短号，曲调格外动人，音符在那些中规中矩的欧洲演奏者中间舞动着，回旋着。

“我满含泪水，跳着舞步……”

（哦，哦，你去想一想，你满含泪水，跳着舞步，是不是？亲爱的，你知道，你太严肃了。）

“不，我还没机会四处瞧瞧，你看，我来这儿是滑冰的。”

（我的好朋友，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眼眸里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很有男子气概吗？）

“因为我怀里的女孩不是你。”

“是的，我能想象……但如果你能理解，那就太好了。”

（无论如何，现在别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年轻人会哭出来，会哭出来，我提醒你，别像个招人讨厌的小孩那样哭泣，就因为你不得不与自己不感兴趣的女人跳舞。）

“不，我很久都没玩桥牌了，一直都没时间。”

（由于这样的原因，一个年轻男子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不觉得有些异样和尴尬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表现缺乏女人眼中男人该有的力量和自信，这一点你不明白吗？你根本不需要作为恋爱对象的女人，你需要的是慈母一样的女人，靠在她的肩头，擦干你的泪水，赞美你那脆弱的小自我，照料你那身体的小需求。胡思乱想的年轻人，你这样做真是糟糕至极，你最好马上改正，如果你不想让那姑娘难过，不想让你那横飞的泪水毁掉她的妆容，最好不要和那无人欣赏的可怜姑娘跳舞，你最好离开舞池走到外面，告诉自己，母亲身在远方，没有人能理解你，别人是否理解对你并没有多少意义。你不妨改变一下，试着去理解别人吧。）

5月30日，柏林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瓦洛佳那样的人，向往狂热，头脑中总会蹦出以前从不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说过，我无法接受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天性懦弱，恃才傲物。

共产主义者认为西欧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们就像逃避灾难的老鼠那样抛弃了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来拯救它，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弃船时，他们抓住了经济调节的理论，这种理论尽管有些过时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个理论纵身跨越深渊，那是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渊——那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他们自认为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祖辈。他们嘲笑几个世纪以来让人困扰和烦恼的一切事情，认为祖辈们和当代多数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瓜。我说过，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这种亵渎文化和知识的粗鲁态度震撼了我，这是对人类世界以往一切斗争、苦痛和牺牲的莫大亵渎。我认为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必将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罚，正像一切无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惩罚一样。

我想努力陈说清楚，上述情况只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方面。作为一种只在苏联才出现的现象，它可能有着不同的蕴意；对苏联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建设的必然发展模式。但是对我们西方来说，它只能被看作落日余晖，意味着衰退。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搞清它为什么会改变我们。我们袖手旁观停止斗争，就因为情况对我们不利？当比赛分数对自己球队不利时，足球运动员就要离开球场吗？真正的战士面对战争来袭时，应该焦灼地盘算自己到底该不该参战吗？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个人行为要合乎礼仪准则，希望这些准则能够对人类的自我完善发挥效用。这些准则与经济学无关，我们拥有这些准则不光是因为我们是资本家，还因为我们是人文主义者。单纯的经济体制变化不会把它们从我们身上带走。这有赖于我们来保存和捍卫保卫它们，不要因为它们岌岌可危就放弃掉。

伦理学家凯南登场。

【日期不详】

笔记：俄罗斯人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能妥协。战争爆发之前，愿意妥协（ma komupouuce）的主张足以导致政治生涯的终结。对于（苏联）共产主义者来说，妥协一词同样是矛盾的；他们承认“暂时退让”，但是从来不承认妥协，这跟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理论恰好相反。后者将妥协视为政治进步的精髓。

【日期不详】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相当幼稚的国家里才配得上心理学家的美誉。

他创作的所有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是合乎情理的正常人。没有一个是血肉丰满的，没有一个能和读者产生共鸣，建立联系。书里全都是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坏蛋，这两种人物相互对立，上演了一场场疯狂可怕的斗争。书中也有些卑劣的人物，但是整体上缺乏具有理性、温和可敬、懂得工作和人情世故、健康、幽默、自律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化人，他只了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波西米亚人的生活：非常态的、扭曲的、狂热的生活，泥土、灰暗和凌乱是其主要元素。他对外国充满仇恨，缺乏了解。那么他渴望回归哪里？当然不是俄罗斯乡村，他从来没注意过那里，也从不关心。当然，也不是俄罗斯人民大众，他和人民很少有联系。他回归的是俄罗斯城市的波西米亚精神、道德和肉体的紊乱和不当，那是他渴望和热爱的。这里没有纪律，没有行为风度，没有规律生活，没有整洁有序，没有诚实，没有节制，没有限制。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轻松自在。

【日期不详】

问题：共产主义教育强调辩证法，忽视科学的独立思考精神，大量预先设定的结论和为数不多的建设性精神训练，这难道没有毁掉一代人吗？现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做些什么？归根结底，他们对俄罗斯的贡献是否弊大于利？最终他们会不会破坏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回归到最后一个人文主义者契诃夫所在的原点上？回到奋发图强、认真负责、谦虚努力上来？共产主义者已经实践了契诃夫的一部分理想。通过压榨大众而非个人，他们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他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丧失了对个体的尊敬和同情，毕竟，那些个体的命运就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最终结果。其次，他们摒弃了谦虚，变成了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自大狂。正因如此，他们失去了所有能让俄罗斯获得真正援手的机会。

5月14日

在共产主义者心中，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两个概念大相径庭。比如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根据个人创造力分配。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金钱不会存在，甚至连国家本身也是多余的。

共产主义的上述特征，在当今的苏联一样也没看到。工资分配不均，金钱依然存在，所有试图贬低金钱重要性的努力都被定为异端邪说。国家显然存在，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国家会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现今如此运行的苏联与共产主义观念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吗？苏联领导人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下，国家经济会以最先进的形式存在，但代表的不是大众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某个特定群体即金融寡头的利益，国家经济由他们集中掌握和垄断管理，大众饱受其苦。在苏联，国家经济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无产阶级控制和管理。

现在可以说，在苏联，国家也在利用经济权力来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认为在共产党统治群体内部，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本身的热爱和追逐代替了对财富的渴望，而财富刺激了或者说被认为刺激了资产阶级金融家。但是为了辩论方便，我们判定共产主义领导者追逐私利的行为无罪，并假设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在控制苏联的经济生活。

但是这样的经济生活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吗？绝对不是，这比资本主义国家强不了多少。俄罗斯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就是明证。

当前苏联的经济生活是代表一个信条的利益在运行，这就是宣扬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信条，是宣扬阶级斗争在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信条。这个信条让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令红军的存在变得不可或缺，令五年计划中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变得很有必要，间接地使得人民大众不断地做出物质牺牲，从身心道德方面毁灭了一代人。

6月26日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任何目标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个人能力的界限在哪里？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的界限在哪里？没有，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没有意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就算能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的那么重要。

如果共产主义对人类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除了满足物质需求之外，还要满足精神需求。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没表现出这一点，它甚至连这种打算都没有。性、儿童、家庭、艺术表达，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规范，用来满足过渡阶段的要求。这些规范从某些方面看是很不错的，它们在很大限度上使年轻一代摆脱了自大主义、浪漫主义、白日梦和抑郁症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它肯定降低了年轻人对这些疾病的天然抵抗力。未来会怎么样？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物质发展阶段，当前所有的能量全都集中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成功。接下来会怎么样？工业化和经济的表现力——电冰箱、汽车、收音机——都有局限性。（以下使用俄语）人取得的成功越大，就越希望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堕落，他们面对荣誉裹足不前，投机钻营寻求奖励，军人不再坚守阵地。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会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自我，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而活。

第二，物质发展阶段失败。事实证明，工业化的强劲和快速发展政策是一个经济错误。建设速度无法维持下去，农业集体化不能循环吸收大量的短期劳动力，这些没有什么理想的劳动者背井离乡，他们不希望总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成群涌入大城市，心怀不满。政府消费不断增长，海外信贷崩溃，通货膨胀超过生产占据上风，出现大灾难，然后是体制终结。

上述两种情况，我们会看到哪一种？我们将会看到，保障俄罗斯年轻一代自信和精神健康的条件消失了；防止他们自大、浪漫、白日梦和抑郁的条件消失了；我们将会看到，斗争精神消失了，直接、具体的目标消失了，已有的哲学消失了。年轻的俄罗斯人将会怎样？完全没有经过独立思考的训练，不习惯审视自己的灵魂，既不受传统和榜样的引导，也不受自己应对他人负有责任的影响，他们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幼童一样脆弱，不定和内省的恶魔很快就会把他们干掉。苏联将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精神上最团结的国家，变成道德崩溃混乱的场所。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而这些，就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出的硕果。

一年半以前，我曾在柏林与一位苏联共产党官员吃午饭。我跟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之中潜伏着最大的危机，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

6月16日～18日

从柏林到伦敦，再回柏林。

下午我们沿着莱茵河谷飞行，飞行高度为两千英尺左右。

从空中俯瞰西欧的乡村已不再让我兴奋了，在高速穿越边境的途中，我会这样告诉自己：下面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省份”一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国际概念，不因国旗和人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站在我这样的位置，我不仅看到了历史传统的离奇古怪，而且看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到了愚蠢的报纸；上映好莱坞电影的俗丽不堪的影院；闷热的餐馆和沙龙；狭窄的街道上说长道短的人们；商店小橱窗里反映出物质和创意匮乏的陈设；监狱、贫民收容所、精神病院和妇产科医院；提供插画杂志的理发店；殡葬公司；教堂；乡村火车站。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一样。如果一位智者仔细观察的话，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另一部《主街》。它们的上方仿佛弥漫着有毒气体，充斥着枯燥无聊的邪恶气氛，这是琐碎羞怯的生活中一种让人窒息的枯燥无聊，期待着下一次战争无谓的杀戮来打破它的沉沉死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儿为英国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喜欢你，就会对你坦诚相待。就个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不是聪明的美国人的对手。但是，如果利用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总体来说，他们是相当正派体面的人，比我们拥有更健康、更睿智的本性。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迁就他们，偶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在美英关系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英国和他国关系上支持英国。毁掉他们，无疑就是割断我们自己的根。对一个基本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并兼具新世界观的美国来说，我们该用什么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构建一个持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呢？

1932年

对凯南来说，1932年是艰难的一年。在柏林完成俄语的学习之后，他没有被派驻苏联，因为当时华盛顿政府仍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他被派往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在这个被遗忘的国家里负责情报通信工作。凯南与妻子安娜莉丝的婚姻很美满，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约束令他感到苦恼。6月5日，女儿格蕾丝·凯南的出生将家庭的纽带绑得更紧了。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凯南就得到消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被姐夫在股市里投机输掉了。另外，国务院也降低了他的薪资待遇。

从1932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难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跟安娜莉丝说清。平时工作中撰写的报告与苏联事务毫无关系，这让他感到异常压抑，但是又不敢提出辞职申请。他向姐姐坦言：“我最想写的就是短篇小说，我的生活恰恰是最不幸的一个题材。”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南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世界的看法都变得很悲观。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他的生活似乎出现了一抹亮色。12月8日，安娜莉丝写信给身在挪威的乔治，信中说：“今天是大选日，我希望罗斯福能当选……不知道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会是什么样。”

5月7日，里加

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反思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回顾去年的日记，也算是对自己懒惰的一个惩罚。

我记得，当时从伦敦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回来，船上有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在日记上找到了这样的内容：

“船上坐着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又觉得点儿尴尬，不是因为这能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或者好处，而是我想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些东西，一些可以让我有依附的东西。毕竟，首先我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尊贵的先生或女士。他们的利益正是我打算要捍卫的。我不后悔那样做，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好人，大多数都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他们工作勤勤恳恳，理应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孩子，你不能训诫他们，不能教他们保护自己，你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还是摘自日记的内容：

“高尔夫球这种运动是为那些喜欢散步但又害怕独自思考的人准备的。”

“桥牌是为那些甚至连散步都不喜欢的人准备的。”

这很奇怪：现在我要动笔了，才发现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今年可以说是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的一年。然而，在我来欧洲的这些年当中，今年比往年也坏不到哪里去。显而易见，说到生活，无论何时，只要你细心考察，都是那么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

关于1931年6月和7月在柏林度过的日子，我的印象不深，也不想记得太多。况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日子似乎多种多样，多种多样之中却又显得千篇一律，所以现在无法回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丢失这些记忆比较可惜，它们是如此深刻，如此让人心酸。甚至悲剧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的挣扎回忆都是徒劳。

1931年8月上旬，我离开柏林。

通往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的路况实在糟糕。田野里，农民们正忙着收割庄稼。

8月8日是星期六。村庄中大街上挂着横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乡村的上空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谁也拿不出一分钱，我们的钱都被法国人抢走了。”

在斯德丁，我驾车径直朝码头驶去。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装卸工在仓库的一角打了起来，沉重的拳头击打声和鹅卵石路上的杂乱脚步声，在船舶停靠的寂静水边回响着。

等候开船时，来跟我道别的瓦洛佳和舒拉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我想，他们用手里最后一点马克，把整个花店的花都买来了。他们把我的这次离开看得很重，凭着直觉而非理智他们就能明白，虽然不久之后我们可能再次相见，但今天的这次告别标志着我在柏林生活的终结，这是一次真正的离别。船从码头驶出，一辆出租车喇叭嘀嘀直响，朝我们开过来。一位矮胖的女士下了车，手里拿着十几个包裹，她举着伞朝船的方向示意。我们的船又折回来，当那位女士在围栏上整理包裹的时候，我和瓦洛佳又有机会再次握手，他递给我一张揉皱了的纸条，上面是他们的新地址。我们又重新出发了。一离开泊位，轮船的引擎便猛然突突响起来，推着船开始前行。我站在船尾，像个传统的德国人那样挥舞着手绢向送行的人们道别，直到码头那些舞动的白色小点最终从视野中消失为止。（哦，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说的？现在我又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可写的？这个世界的不公和混乱，不是已经在歌中被吟唱了百万次吗？世事总是不完美的，我加入自己的声音有什么用呢？）

我们沿河而下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以后了。这次旅行失去了浪漫的意味，因为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波罗的海时曾经路过这里。这只能说明我有了别样的眼光，或者说我就是太疲惫了。

6月13日

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感觉让人痛苦，让人崩溃，让人精神扭曲，我试图寻觅某种解脱。无聊让人食不甘味，使人精力枯竭。整个世界变得虚弱而麻木。

6月14日

女人就像帆船上沉重的稳向板，功能是保持船只平稳笔直地航行，但并不是推动帆船前行的动力。事实上，如果想冒险乘风疾行，有时候你不得不把它们拆掉。一个就足够了，多一个就会把你拖垮。

【日期不详】

星期六下午，杂想随感。

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是多么的衰弱。我们的先人，那些开拓者和冒险家，怎么会培养出这样胆怯小气的政府官员呢？

与较为熟识的人相比，为什么我们反而和较为陌生的人要显得亲密得多呢？对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我们从没想过对他们说些体己话，却总是写信给不在身边的人倾诉衷肠。我们全都是伪君子，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去博取对方的同情。如果此时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出来。他们太容易看穿我们，他们会看到我们根本不值得同情。

7月13日

从广义上说，现代文明并没有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多少有些卑下的种族，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目前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生物过程。只要我们纵容这种不健康的个体大量繁衍，并让他们的后代存活下去，那么再多的教育和训诫都无法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考虑过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不要期望从中获得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任何一个派别对此都束手无策，除非给现今这不成器的一代提供一种特别的教育和训练，否则他们后代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这些政治派别对环境的影响是持久的，他们的本性不会变。

8月4日

我正处在一场精神危机当中。回首前尘，我能想起很多这样的危机。但是，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一次特别的危机。过去总是会出现新市场来吸纳经济迅猛扩张的洪流，继而在不可控制的冲击下轰然崩塌。所以，一直以来人们不断有新的幻想、新的希望来吸纳能量和注意力，结果导致对前进动力和方向的错误判断。现在一切都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处于艰难境地，而我则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将我视作异类，称我为孤独的智者。不管这是赞美还是指责，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思考过程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理解。

12月17日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它的影响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大批人口回归土地，不是种植经济作物的产业农民，而是类似于欧洲那样半独立的农民——这听起来或许让人难以接受——以那样的名义复苏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民主，但是过于软弱的民主无法将人们送回土地，也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实行经济独裁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激进主义的浅滩上搁浅。我相信独裁的力量，但不是无产阶级的那种独裁。无产阶级就应该像一个家教良好的孩子，乖乖待在那里不要吵闹。无产阶级应该有像样的吃穿和福利，但是不要戴上道德光环，最重要的就是不该允许他们做出任何跟政府作对的行为。

1933年

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局限让凯南备感压抑，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里加反思。去年国务院拒绝了他访问苏联的请求，他感到很失望，他如此迷恋俄罗斯，却永远无法与之再续前缘。得知父亲认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后，凯南就催促父亲给赫尔写信，让他称赞自己为“俄罗斯问题专家”。

不过，真正的重大时刻在12月来临，当时凯南正在华盛顿休假，他与新任大使威廉·布里特攀谈。布里特被这位年轻人丰富的学识所打动，推荐凯南帮助筹建新使馆。几天之后，他们动身前往莫斯科。

【接下来的记录，很显然是凯南以第三人称口吻写的自我反思。】

1月，里加

总体上说，政府成为阴谋集团这一悲哀的事实，很大限度上是民主导致的恶果。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民主，跟以往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财物没什么两样。

作为公众人物，大政治家的优点是能够暂时忽略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财产，让自己的微小利益屈从于他所从事的事业。

而小人物，比如诚实的自耕农，可以将家庭视为自己的城堡，享受个人生活的尊严。

但是，小官员这两点都做不到，他牺牲了个人生活，却难以取得让公众认可的成就。

婚姻的技巧，从本质上来看不过是一种装糊涂的艺术。

只有对婚姻充满绝望或者厌恶之情的人，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女人被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看待时，她们会受宠若惊，欢欣无比，但她们会忍不住利用这一点。

凯南家族对什么是爱一无所知，他们只重视友谊。在他们那里，所谓爱的体现是，当朋友有难时，要坚定地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的人，他们认为后者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自己。毕竟，在兵戎相见的时刻，友情比爱情更有用。从精神意义上来说，凯南家族很少为别人承担责任（当然，这条只适用于家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认为那份责任该留给上帝。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明确或切实的理由，就表现得郁郁寡欢，他们就会认为这种抑郁的情绪是由于肝火虚旺，或者做了什么有愧于心的事情，然后就建议此人服用蓖麻油，同时去教堂忏悔。

他觉得自己本该成为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天才学者。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所建树，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他挚爱的小说写作领域。

可是，就算他才高八斗，又会有什么不同？生活中怀才不遇之人还少吗？在战场上殒命的成百上千万人中有多少天才呢？算了，算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天才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为了充实人类。大自然是丰饶多产的。

对于同时代的人，他的看法极为悲观。他相信这个种族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事。在他看来，种族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正派、聪明、勇敢的人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相对来说，这些人无权无势，饱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生活在注定失败、缺乏效率、即将被淘汰的意识中。总体来说，他们的处境就像移居到西欧城市的俄罗斯人一样。

多年来，他一直拒绝认真研究俄罗斯移民问题，他认为研究此类问题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忘的族群，他们的缺陷众所周知。因此，他把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的未来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身上。但是，一旦认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的注意力就逐渐转移，研究方向转到了移民问题上，因为在这些移民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他怀着急迫的心情仔细地审视他们，想搞清这些人是否拥有一种能够自我纾解的人生哲学，这些人的困境是不是一种无法减轻的痛苦和悲剧。

首先，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满，他在现实中被迫接受所谓纯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让他深感恐惧。很明显，在他看来这种中产阶级生活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他们一生都在为一件事情做长期而精心的准备，即最后能拥有一套华丽的棺木，由城中最好的殡仪员主持体面的葬礼。难怪革命者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有产阶级：准备好迎接死亡，正是中产阶级好市民人生哲学的精华所在。

婚姻已然无法改变，经过两年的困惑，他开始面对现实，最终彻底屈服。他还能做什么？他已经承担起与自己的工作、理想、生活有着直接冲突的家庭责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事情就是这样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自己已经步入婚姻的事实，并且善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要试图去冲破婚姻和家庭的羁绊。最好的缓解方法是重温一下记忆中的美好生活，不妨透过婚姻的栏杆看看外面的生活，即使你无法参与这种生活。个人的尊严和心灵的追求与应当肩负的责任无法和谐统一，岁月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让他逐渐放弃抗争。

于是，他成了一个模范丈夫，不论从肉体还是精神层面来说，他对妻子都非常忠诚。他认为所谓忠诚，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荒谬和不健康的理想。但是，如果要严肃认真地看待自己的私生活，那么你就没有选择，只能像做其他事情一样，在性生活方面保持谨慎和纯洁。滥交算不上什么罪过，只是有些草率，没有规矩，最终的结局通常都是混乱、无序和迷茫的。如果一夫一妻制不健康，那么肉体方面的些许不适就是为个人尊严而付出的代价，为个人生活的纯洁和确定性所付出的代价。

在向婚姻屈服了一年之后我又看到了他，他抱怨了几句。放弃希望，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去感受自己是怎样慢慢地变得愚蠢，怎样逐渐失去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力，失去了对悲剧的感知力，必须承认这真的很难，让人感觉生活失去了最终的意义。

如果不是妻子一直那么依赖他，他很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自杀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为家庭牺牲了太多，也基本没考虑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生命也就没那么难了。

很早以前，他就已经丢掉了与爱国主义有关的一切。“为什么？”他以前常常这样问自己，“我应该爱我的祖国吗？它一次又一次欺骗我，什么也没教会我，我出生的祖国完全漠视我的存在，我为什么不能对它采取漠视的态度？”

“毕竟，‘美国’是一个太宽泛、太令人困惑的概念，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忠诚都无法保证。我与南方的普通人，纽约的犹太人，或者其他上百种类型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美国几乎不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国际实体概念了。世界各地的人口犹如洪流一般涌入这片辽阔的大地，湮灭了先辈的遗产。这泛滥的人口洪流在蒙昧无知、卑鄙贪婪中恣意地扩张，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社会，秉承的理念是别人的痛苦与己无关，这样的社会无法管理公共事务，只会愚蠢地等待灾难的降临。”

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依然意志消沉。但是当你询问他失望的原因时，他却无法陈说清楚。他所担心的已然过去，这一点他都已经忘了。或许他的心力和精神已无法回想起当初带走他全部希望的那个微妙的过程了。

但是，这种记忆的丧失并不重要。因为就像人们所表现出的很多其他本性一样，人们对一些事物有所希望和失望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任何直接刺激的结果。

“德国觉醒！”报纸上疾呼。

他说德国是否觉醒他并不关心，对他来说，清醒跟沉睡一样让人不快。就像很多人一样，睡着时惹人怜悯，只是让人稍嫌反感，醒来时则胡吹乱侃吵吵闹闹，只有上帝才知道哪种情况更可取。

无论如何，他都认为纳粹革命不会是真正的觉醒，他确信，那只会是一场噩梦。

2月26日

晚上去看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有声电影，见识到有声电影对优秀默片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一些精彩的喜剧默片里，表演者的沉默恰恰是无声电影的魅力之一。而这次看到的有声电影是一部杂乱无章的黑帮片，里面充斥着令人作呕的道德说教，情节的粗制滥造和演员的矫揉造作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只有不时闪现的几个旧无声电影的精彩片段让人稍感平复。

6月22日

我厌倦了自己，厌倦了周围所有人。多么可怕。接受过精英教育的聪明人一点点地消磨着时光，因无所事事而开始堕落，此前的积累和准备都白费了。当然，他们也为人服务，尤其是为英国人，不过其表现完全不符合他们所受教育的预期。好吧，好吧，换一个思路。我曾经以为自己的精力每况愈下是因为索求太多，是因为担心虚度时光，但事实很明显，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此刻我无欲无求，虚度了一年而毫无悔意。再过几年这样的日子，我就会成为一个腼腆、年老、干瘪的公务员。然而，我没法放松，没法调整好，我只能用一家之主的压力来代替脑力劳动的压力，成功概率有多大？

7月2日

假设我是为了家庭迷失了自我，那么至少家庭生活应该是有尊严的、平静而美丽的。但是，这一切需要金钱，我怎么挣到更多的收入呢？

我写不下去了，感觉想象力匮乏至极，我只能描述自己所见，在目前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这样吗？他们能批准我彻底离职吗？

7月21日

给儿子的建议。

无论何时，如果你被一位女性的魅力打动，进而想侵犯她的贞洁时，你都要记住，如果你这样做了，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不管将来什么时候你们相遇，你得到的只有憎恨和责难。不管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多么微乎其微，她都会视之为无价之宝，有理由相信，她总觉得自己所做的牺牲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女人从来不会原谅那些逼迫她臣服的人。

永远不要制定私下交往的计划，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付诸行动。不羞赧、不自满，这二者都不是重点，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只有注意力集中才能克服布设在敏感天性前的小陷阱。

【日期不详】

在欧洲生活了六年半之后回到美国，他发现美国人说话的口气像英国人一样做作。所有人，包括那些年轻美貌的姑娘，真的有必要显得那么强硬、那么可畏、那么无情吗？英国人有必要在谈吐中加入一种暗示，就为了显示自己的生活更神秘、更充实吗？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说话方式只是为了避免卑下之人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可笑之处表达一种含蓄的调侃呢？是什么样的潜在危险威胁着这些善良的美国公民，以至于他们要用深深的敌意、粗暴无理和不祥的预感来武装自己？是因为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充斥着恶意的嘲弄——这种嘲弄往往像闪电一样令人措手不及——才使得美国人要这样武装自己吗？是美国人夸大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怯懦吗？

尽管智力非凡，潜力无限，但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优秀公务员，工资几乎入不敷出。即使就你的职业来说，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两年来，你完全是在原地踏步，所学的知识非常有限，健康状况亦不如从前，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话，那就是精神力量。你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神经衰弱比较严重，你的工作能力每况愈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家庭保障也岌岌可危。

不错，有些情况的出现情有可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形势，它们不是问题的主要诱因。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关于他痛苦的“主要诱因”，确切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有证据表明，这指的可能是凯南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他必须在作为丈夫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与他所渴望的性自由之间做出抉择。凯南认为他的创造力和活力有赖于这种自由。】

（但是这种变化几乎将我毁掉，我必须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越雷池一步，我真是无言以对，备感单调和乏味。）

婚姻破裂的后果是严重的，覆水难收。

8月17日

结婚头两年，我心甘情愿任由自己受婚姻和家庭的羁绊。第三年，派驻苏联的任命让我兴奋异常，不过现在婚姻生活和派驻苏联都不值得高兴了，因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我失去了自尊。

每当我要努力思考的时候，都会陷入一种心情忧郁、思维停滞的状态，表现就是精神备感空虚和萎靡，这种空虚和萎靡又会反过来使我更加忧郁和迟钝。

我放弃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去思考的话，自己会被撕成碎片。现在，如果能重拾自尊的话，我宁愿被撕成碎片。

8月20日

我不再为神秘的事物而神魂颠倒了，挣扎了整个春天，我已经心力交瘁。做一个外交官已然够辛苦，当一个已婚的外交官就更加辛苦了。苏联对我来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认识到这个铁一样的事实后我深受打击，我开始变得冷漠，就像明白自己无法拥有某样东西时的那种冷漠。

10月31日

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不用担心，精神失常是你意识不到的，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疯了，那么你就还没有疯掉。

如果你觉得伟大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不要忘了，它天性爱捉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堪称伟大，那说明你还不够格。我们不算文明人，我们只是用着痰盂、穿着衬衫、逛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代人。我们依然是一群农民，我们的祖辈是否有教养还说不清楚。

12月20日——回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列火车载着第一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及其随员在薄暮中穿过波兰与苏联边界，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布里特探险队的元老”。在波苏边界，茂密的森林分布在铁轨两侧，整片森林被冰雪覆盖，寂静无声，令人生畏。林间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木制岗亭，周围环绕着带刺的铁丝网，岗亭里有一名波兰士兵模糊的身影，他背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身穿厚厚的大衣抵御寒风的侵袭。在距离边境不远的地方，火车在一个小村庄附近减慢了速度，身着紧身大衣的边防军和头戴蓝帽子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军人登上了火车。几分钟之后，车窗外亮起了灯，伴有嘈杂的人声，火车驶进了涅戈里勒（Negoreloe）车站。人们将车厢围得水泄不通，一位衣着整洁、相貌英俊的小个子挤过人群来到大使乘坐的包间，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致辞。他是明斯克外事办公室的，偶尔会被派到边界地区来。

他们在车站的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我们与前来迎接的苏联记者和美国记者同坐（部分美国记者有女眷陪同）。从餐车里出来的矮胖光头服务生四处忙碌，为我们没吃什么东西而感到苦恼。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之后参加的俄式宴会上，还会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宽大的俄式卧铺列车正在轨道上静候，上面挂着醒目的标牌：“斯托尔布齐—符拉迪沃斯托克（Stolpce-Vladivostok）。”火车檐壁上的积雪闪闪发亮，隔着满是冻霜的双层玻璃车窗，依稀可见木柴燃烧的烟雾从烟囱里冒出来，过道上方车厢顶部的单排照明灯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西欧列车的卧铺车厢是由钢铁和玻璃制成的狭小隔间，而俄国的卧铺车厢主要是木质结构，宽阔敞亮。它们就像是带轮的木船，为那些踏上漫长旅程的人而设计，这趟长途陆地旅行所花费的时间比乘船跨越大西洋的时间长得多。虽然年代有些久远（这种“国际”卧铺列车的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但是卧铺车相当温暖舒适。

离开涅戈里勒已经是俄罗斯时间晚上八点了。大使整晚都坐在餐车里，以他独特的方式招待来访的记者。

我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驻莫斯科的代表共住一个隔间。他身着内衣，舒展四肢躺在床铺上，睡得很香。回想起来，我并不能抱怨他什么，因为接着他就像日后大多数与外国人有来往的苏维埃公民一样，要么用被子完全蒙住头部，要么把头埋在一个并不那么舒服的枕头上。

至于我自己，我几乎彻夜未眠，看着窗外寂静的白俄罗斯和西部州（Western Oblast）被寒冬笼罩。对我来说，与苏联的第一次接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花了五年时间精心准备，我认识一些在俄罗斯本土以外出生和长大的人，我掌握的俄语词汇比他们所有人都丰富，我一个人代替了两三位经过专门训练、原计划派驻苏联公干的同事。我对俄国的文学和历史了如指掌，可以说与旧学校里受过普通教育的俄国人旗鼓相当，比苏维埃政权教育出的“产品”更是强得多。最后，我花了两年时间编撰和分析苏联的经济数据，这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且我还有个习惯，一直在收集安东·契诃夫的传记资料。这些工作的益处在于，我对俄罗斯的一切都饶有兴致，充满好奇，第一次跟苏维埃世界的真实接触让我既紧张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