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1938年上半年，凯南仍在华盛顿国务院任职。6月，他骑自行车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横穿家乡威斯康星州。8月，国务院派他前往布拉格。短短几周之后，德国以开战相威胁，向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紧接着，慕尼黑会议召开。

2月9日，华盛顿

（梦境）莫斯科，一个（难以辨认的）公寓内。他们都去剧场了，我没去，还有一个女佣凯也没去。此刻，她正穿着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坐在镜子前梳头发。

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D马上要走了，用不了几天他会连人带物从这个公寓里消失。大家都面临着离别，世界又将重新变得陌生而冷漠。

我的目光落在空空的屋角，家具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地板。地板已经磨得褪了色，落满灰尘，此刻在强光的照耀下，它孤独地向我暗送秋波。这一切都在向我暗示，一场悲剧即将发生。带着强烈的恐惧、孤独与惴惴不安，我将头转向了女佣。我俯下身去跪在她的身旁，我想拥抱她，紧紧地拥抱她，让时光就定格在这一刻，从此大家不再分离。

可是，对于这一切，她显然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她为D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她正因为穿了新衣服而喜形于色，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和美好的憧憬。她还年轻，她是我们当中唯一不受这场离别影响的人。

2月11日

今天去了办公室。胃炎犯了。由于对孤立主义的理解不同，我与格弗勒发生了一场让双方都很不愉快的激烈辩论，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了。

下午去拉脱维亚公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欧洲，一切皆有可能；在这里，却困难重重。

【日期不详】回乡之旅

作为一名在美国土生土长并接受过完备教育的精英，为了让自己这颗爱国之心免遭任何质疑，我将大好年华全献给了国家的海外事业。

上次重返家园的时候，我眼前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化的美国与童年记忆中的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我深感迷惘。无论是坐火车还是乘汽车旅行，都无法消除这种困惑。造型优美的空调列车安静而迅疾地奔驰在看不到尽头的轨道上，工业专用线、废弃房屋、废旧汽车和几近荒凉的村庄从窗外闪过。蜿蜒曲折的高速公路一直通向远方，路边的加油站一个挨着一个，加油站之间散布着广告牌、警示标志和热狗店。高速公路只是城市街道的延伸而已，千篇一律的城市街道就是高速公路的终点。

为了净化自己的灵魂，也为了弄清“乡村”本身真诚而质朴的内涵是否依然存在，我利用最近一次回国的机会重返家乡，花费几天时间骑着自行车漫游。那里，才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故土。

除了承载了我的童年记忆，这块土地还具有其他特点，这使它成为此次探险的目的地。首先，威斯康星州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州；其次，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既不太守旧又不太前卫，处于东部和西部的中间地带；最后，威斯康星州的经济比较繁荣，社会也在进步。在那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找到最鼓舞人心的、最具现代美国特色的成就。

我随机选择了威斯康星州中北部一处地方作为出发点，那里的风景独具特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怪石林立的峡谷、瀑布和悬崖峭壁，打破了乡村美景单调乏味的格局，不过也阻挡了喜欢驾车出游的旅行者。他们只有乖乖地从腰包里掏出几美元，坐上小飞机才能快速而无聊地穿越这片平原。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广告、纪念品、问询处、旅馆和旅行者之家，营造出一种类似于中欧宗教朝圣地的氛围。而我在六月炎热的清晨，在明媚的阳光下，洗去轮胎上的浮尘，兴高采烈地蹬车出城，越过山丘向东直行，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旅行。

一路上阳光明媚，空气中溢满了初夏的芬芳，那是新割的牧草的味道。湿地里有各种活跃的小生命。这条公路虽然算不上主干线，但是很宽阔，上面铺着厚厚的沥青。

实际上，随后我骑车经过的道路，无论位于城市还是农村，都修得很平整，周围的景色也非常美丽。沿着道路骑行，可以看到很多人丁兴旺的富裕农场。农场里是一排排宁静而宽敞的农舍，农舍前面是绿树成荫的草坪和砾石车道。每走十至十五英里，就会看见城镇或者村庄。但对我来说，这些漂亮的高速公路却是我走过的最冷清的地方。在一百英里的行程中，在空旷的道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骑行者或徒步的旅行者，就连赶马车的旅行者也没有碰到。至于驾驶着机动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当地居民，很显然并不关心脚下这条高速公路的社会意义。他们倚在流线型汽车的座椅上，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前行。两侧的世界幻化成两条朦胧绿带，被远远地抛在身后。这些人与高速公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待在飞机——偶尔有客机从公路上空飞过——客舱里的旅客亲密多少。此刻，他们的思绪早已飞向天边，飞驰的汽车仿佛让他们翱翔在另一个维度，在那里，空间仅仅存在于时间当中。对于居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生物——鸟儿、昆虫、蛇、乌龟、金花鼠，以及像我这样孤独的骑行者来说，这些机动车只是危险的代名词，一如自然界里的闪电、地震和洪水。对于某些自然灾害，我们还可以预测和应对（几英里的路面上到处散落着乌龟的尸体，看来它们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机动车却让我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交流，它的发明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孤独感。对于整天抱怨现代生活缺少僻静之所的人，我建议他们沿着公路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他很可能好多天都遇不见一个人。但是，有人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受限制的自由交往是健康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对于这样的人，我不建议他们这样旅行。因为这些人既会满怀遗憾地追忆乔叟时代英国公路上那浪漫多姿的生活，又会为现代旅行中走遍天下却仍然萦绕于心的孤独而忧虑。

即便如此，上午的阳光对冷清的公路却毫无怜悯之意，像对其他地方一样，开始了对公路的炙烤。我蹬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需要小憩一下，欣慰的是，正好在湖边发现了一个小村庄。村中的旅馆是一座比较新的小楼，它的原址是一家拓荒时代就存在的老客栈，新旅馆中装饰着从附近村庄淘来的“老古董”，我不确定这里是否比我儿时见过的那种摆着黑色皮长椅和痰盂的乡村旅馆强。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游了一会儿泳，还花六十五美分吃了一顿午餐，午餐很丰盛，有洋葱、白萝卜、搭配苹果片的烤梭鱼，还有黄油面包、樱桃菠萝沙拉、牛奶、冰淇淋和草莓。尽管家乡炙热的阳光让我感觉极不舒服，但正午刚过，我还是顶着炎炎烈日开始了第二站的征程。

第二站的行程特别枯燥。沿途只路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子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字——奋进村。我是在下午三四点钟路过这里的，遗憾的是，在村子的先辈们心中，“奋进”这个名字的含义主要是道德规范方面的。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来应该开“小酒馆”的地方，被一座坚固的“福音堂”占据了。我问两个穿工装裤的男人哪里能买杯啤酒喝，他们咧嘴笑着对我说：“这里买不到，这地方啥都没有。”不过，他们对人倒是非常热情，我刚刚骑出村口，他们就开着福特车追上了我，朝我大喊：“前面一英里，在你的左手边。”骑了一英里之后，果然在左手边看见了酒吧的标志。我走过去，在旅馆后面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酒吧，里面很凉爽。酒吧里四个醉醺醺的男人正勾肩搭背，一遍又一遍真诚地互相询问：“感觉难不难受？”

四点，我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这是一个落后的村庄，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新铺的混凝土公路离村子还有半英里。通往城镇的铁路支线已经停运，更糟糕的是，当地人告诉我，他们拆掉了火车站。如此一来，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影响，但至少现在这个村子不用担心被腐朽的都市生活同化，周围已经有太多的村庄被城市发展的洪流所吞没了。

对我而言，这里的主要魅力在于，这里与我祖父的庞大地产毗邻。那些地产都是他从南北战争的战场归来之后获得的，大部分土地都用来耕种了，用五道围栏围了起来。我家里还保留着父亲回忆童年旧事的记录，那是他去世之前不久写下的。我惊奇地看到，七十五年前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前往外界的交通工具——来往于狭窄河道的燃木汽船至今还在为当地人服务。每年的特定时节，印第安人和成百上千的野鸭都会来到小溪旁，采食沼泽地里疯长的野生稻谷。

进入村庄之后，我去了一间酒吧，这种地方往往是消息最为灵通的。果不其然，没让我失望。酒吧里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德裔农民以及一个来自相邻镇的上了年纪的报纸编辑。他们正在收听华盛顿参议员队和芝加哥白袜队的棒球比赛广播，一边预测路易斯对施梅林的拳击赛结果。那位编辑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给了我一些建议，让我去拜访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长者的家。老人保养得极好，已经九十多岁了，留着浓密的胡须。我们并肩坐在门廊前面的摇椅上，他跟我讲起了旧日的时光。他还记得南北战争爆发前少年时代的往事……在他的建议下，我又去拜访了一位农场主，他的农场过去是凯南家族的产业。这位农场主相貌英俊，一双蓝色的眼睛闪着柔和的光芒，上扬的嘴角流露出他坚韧而敏感的个性。四轮马车慢慢地在田间转了一圈又一圈，机械收割机无情地割断了干草，年轻的农场工人顺势把干草装上马车。碎干草屑漫天飞舞，我一边跟在马车旁边走，一边和农场主讨论家族史。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今晚在他的农庄过夜。房子里有浴室也有餐厅，不过我们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厨房里洗漱和吃饭的。这个大厨房占据了整栋房子的中心位置。与我共进晚餐的有农场主夫妇、他们的儿子，还有三个农场工人（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印第安人）。这顿晚餐是农场主太太亲手准备的。她没有“帮手”，一个人做好了所有饭菜。餐桌上摆满了熏鲤鱼、洋葱、奶油土豆，配着当季草莓脯的小圆面包、巧克力蛋糕、奶油草莓和柠檬汽水。

晚餐过后，工人们相继离开，只剩下我们坐在“客厅”里闲谈。农场主的儿子二十多岁，眼睛近视，性格温和，有些愚钝。在整个闲谈的过程中，他几乎没怎么说话。到了深夜，农场主的女儿回来了。她跟朋友们在城里玩了一整天。她是一个大学生，准备做一名体育教师。这样一个聪明、时尚、自信、身强体健、精力充沛的女孩走进来，仿佛给这个陈旧农舍里令人疲倦的夜晚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新鲜气息。看不出女孩是否愿意像她妈妈一样甘心做个农场主的妻子，跟她妈妈年轻时相比，她显然接受了更良好的教育，视野也更加开阔。二者比较，结果孰优孰劣，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实际上，城市生活虽然变幻莫测，但也充满机会，它会像接纳其他农村孩子一样接纳她。无论她的未来是暗淡还是光明，她都应该驰骋在更广阔的空间当中，而不是拘囿于一个小小的农场。

第二天，我顺利骑行了四十英里……晚上，步行回到了我曾经住过的房子。家里没有人，一片黑暗，我在门廊里独自坐了很久。在弧光灯的映照下，可以看到两旁绿树成荫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两边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一条深色的汽车车流在路中间流动，有的进城，有的出城。每辆车里都有两到四个人，他们一心想着寻欢作乐和各种各样的消遣，通常是看电影、跳舞或者参加青年男女的爱抚聚会（在这种晚会上异性之间可以亲吻和拥抱）。如果年轻男女不能像这些夜晚驾车出行的人一样，享受出双入对的私密约会，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悲。所有的夜生活都以这种方式顺着高速公路蔓延，人们两个一对或四个一群地组成一个个安静的群体。在那些小群体内，他们变得无拘无束。这里没有像巴伐利亚啤酒屋或者俄罗斯游乐园那样供陌生人自由聚会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人们聚在一起，分享结识新朋友的快乐，而这里的一些酒吧甚至都无人光顾。

此刻，这种安静的夜生活就像是流动的监狱，紧闭的门窗，封闭的人群，这似乎间接证明了美国人极度偏好个人隐私的夸张说法。英国上流社会这种邪恶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全体国民的癖好。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悲哀，是忘记了如何去共同思考、共同生活的一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致他们都不敢随意跟陌生人有一星半点的接触。他们对乐意分享生活和分担难题的大多数人，既失去了好奇心，也失去了责任感。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种聚会正如常常被证实的那样，具有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同样是这些人，在面对诸如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这样的灾难时，会挺身而出，舍弃个人利益，戮力同心地应对灾难。我不禁想到，一个人似乎应该欢迎任何社会灾难的到来，尽管这种灾难是痛苦的，人类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它至少能够驱散人类保守的个人主义，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寻求幸福和救赎，而不再以自己或者某个小团体的利益为中心。这种社会灾难似乎即将临近，也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就会发生；我发现自己竟然很期待这种灾难，这跟19世纪90年代的安东·契诃夫颇为相似，他怀着既期盼又恐惧的心情迎接社会剧变的到来。“残酷而猛烈的暴风雨正朝我们迎面扑来，它已经很近很近了，不久之后将彻底席卷这个社会的惰性、冷漠，对工作的偏见，以及所有让人厌烦的腐朽事物。”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乡村的新一天，与以往一样，孤独的高速路，炙热的阳光，公路旁酒吧间里凉彻肺腑的啤酒。不过，依然没有出现能让我的想法有稍许改变的东西。由此，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面临崩溃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再维系下去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牺牲掉什么，心灵上的交流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虽然目前这种交流已经降至不可想象的程度。

9月16日

我很厌恶自己在精力旺盛的中年时期就变得了无生气，碌碌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令人生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跟别人炫耀。

华盛顿的美也仅限于它的公园、树木和花园。

【在慕尼黑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凯南横渡大西洋赴布拉格工作。】

9月27日

今天上午在船上给大使馆打电话，请他们帮忙预订从巴黎飞往布达佩斯的机票，我希望经罗马尼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看到英国报纸说美国的公使馆已经从布拉格撤离，由于没有提及公使馆最终迁移的地址，我决定穿越鲁塞尼亚旷野继续我的行程。

9月28日

在普利茅斯卸下一些乘客后，我们开始穿越英吉利海峡。船里所剩的乘客已经不多，海面如同湖面一般平静。海鸥像往常一样追逐飞翔，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海面。没有谁能预料到，在这样美好的天气里，竟然有一场动荡和骚乱在前面等待我们。

船刚刚在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放稳舷梯，沸腾的欧洲危机立即呈现在我们面前。勒阿弗尔的领事在第一时间登上船，告诉我不能再继续前往汉堡了，我们只能把乘客卸在这里，然后尽可能多地搭载想避难的美国人返回美国。家人在慌乱之中迅速地将物品收拾进汽车的后备厢和手提行李箱，我匆忙地做了一下安排，把车子暂留给领事看管。通过电话，我终于联系上大使馆的负责人，下午五点半左右，全家人被送上一列拥挤不堪的海陆联运列车，向巴黎进发。

在途经无数脏乱不堪的村庄之后，温和而富庶的诺曼底终于出现在眼前。从勒阿弗尔开往巴黎的火车始终在山间运行，乘客们常会感到列车正猛冲进狭窄的山谷，山谷里整齐地坐落着法式住宅，每座房屋前面都有一个菜园，随着柏油路蜿蜒开去。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晚上到巴黎接上我们，为了避免遭到空袭，城里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我们只能一路沿着漆黑的街道向宾馆驶去。

9月29日，布拉格

早晨五点钟就起了床，吻别还在睡梦中的家人，出发前往勒布尔热（Le Bourget）机场。那里到底还是有一架飞机飞往布拉格，大使馆已经为我订好这次航班的机票。

飞机在迷雾中起飞，花了四十五分钟穿越白茫茫的雾霭，之后一切才变得清晰起来。

斯特拉斯堡是我们唯一经停的站，那里很多房子的房顶上都悬挂着红十字标志。除此之外，这个平静的小城嗅不到一丝紧张的气息。

在布拉格，我发现大家对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即将出席的慕尼黑会议并没表现出过分的忧虑。然而，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家眷们都已经离开布拉格，大多数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住进公使馆，公使馆成了临时宿舍。我和另外一名秘书，还有总领事住在一个房间。他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夜晚已经没有一丝光亮了，走在外面很难找到路。

下午在市中心散步，我完全被这里的建筑和整个城市迷住了。我想，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一年一定在我心中埋下了钟爱巴洛克艺术的种子。

在酒店和休伯特·伦弗罗·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等新闻记者见面，他们的窘境让我哭笑不得。他们就像食腐的秃鹫一样，依靠这个正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小国家提供的新闻维系生活，他们的职责是向世界各地报道这里的热点新闻。然而，实际上，他们整天聚集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几个人围着一台借来的收音机，疯狂地从伦敦广播电台的报道中搜索信息，试图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9月30日

今天起得很早，早饭前在朦胧的晨光下散了一会儿步。站在宫殿的护墙边望向整个城市，此刻它正安静地伫立在山谷之中，笼罩着一层轻纱似的薄雾。伦敦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播发了《慕尼黑协定》的具体内容，整个早晨我都在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众会怎么看待这份协定。

去市中心吃午饭。街上很多民众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凡是张贴报纸的地方，周围都聚集着一群读者。路边广播喇叭的周围也挤满了听众。除此之外，街上很平静。

下午回到公使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通过广播发出通知，告诉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情。

晚上，我们沿着马内斯桥（Manesuv Bridge）散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天地间一片宁静，但路人的脸上分明写满了悲伤和痛苦。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再也听不到法语和英语了。

10月2日

清晨在市中心散步，顺便走进市政广场旁边一个小型巴洛克教堂。现在，它主要用于捷克斯洛伐克教会的集会活动；捷克斯洛伐克教会是反对天主教的宗派，起源显然可追溯到胡斯时代。教堂里座无虚席，人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高高的布道台上站着一位神父，他正就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高谈阔论。此时，这里没有悦耳的仁慈之音，也没有狂热的盲从，只剩下痛苦、凝重、清教主义和偏执，早期新教教义的影子仍依稀可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背叛了捷克人民，把他们推向了对立的一面。捷克人民不得不放弃对人类品德的所有美好梦想，转身去向公正、冷峻、严厉的上帝寻求慰藉。

中午去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烟雾缭绕，肥胖的犹太人正沮丧地望着他们眼前的咖啡杯和德语报纸。

10月9日

我坐在围墙上吃了一个三明治，面前是一条绿树成荫、铺满鹅卵石的公路。真高兴又回到了欧洲。我骑车穿过切尔诺希采（Cernosice），进入树林和山间。在一个乡间酒馆里又吃了几个三明治，还喝了杯啤酒，给我端啤酒的是一个矮胖的老女人。酒馆的墙边摆着一圈木制长椅，木椅上坐着一个小伙子，他带着一个装着鸽子的布袋，他旁边还有一个抽着长烟斗的老头儿。从卡尔施泰因（Karlstein）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列火车，车上载满了复员军人，我听见他们冷漠地开着政治玩笑。

10月13日

情报员希金斯（Higgins）和小肯尼迪（Kennedy）今早都到我这里来了。让大家感到好笑的是，两人都是从巴黎坐火车出发的，他们天真地认为前往布拉格的铁路还是畅通的，结果在匈牙利埃格尔（Eger）就被赶下车，不得不绕行其他路线过来。我再次承担起护送他们出去的任务，下午两点钟，带着从德国公使馆办理的证件，我们坐着本国公使的林肯车前往占领区。刚刚割让给德国的苏台德区显得有些单调和贫穷，波西米亚和中欧的魅力已经逝去，而德国特有的整洁完美的形象尚未建立起来。

10月17日

下午去拜访了C太太。为什么美国当权者的太太都有那么强的戒心呢？我怀疑是因为当权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作为妻子的她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她们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心想丈夫既然能轻易地被自己的甜言蜜语所哄骗，也就很可能轻易地被其他人哄骗。

1939年

随着德国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国务院将凯南调往柏林，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这一要职。这一年的日记在1939年6月末，也就是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及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戛然而止。

6月7日，柏林

清晨，乘火车离开布拉格……我们在边境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不同部门的人员查验了我们的各种证件。格蕾丝说：“我们国家都不向他们要通行证，他们凭什么要我们的？”……刚过中午，我们就到达柏林。在车站发生了一场争执。索尔韦把手提箱忘在洗手间了，手提箱里装着琼的瓶瓶罐罐，她回头去取时，手提箱已经被打扫洗手间的女服务员拿走了。我们找到服务员，可是她坚持不予归还。她说她的职责就是把拾到的东西交给列车长，再由列车长交给失物招领处，如果这个手提箱属于其他人，而她擅自把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她就会有麻烦。我抑制不住愤怒，这趟车只有我们带了孩子，成年人是不会带这些瓶瓶罐罐出来旅行的。我们很着急，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我从她手里一把夺过行李箱跑掉了，动作干净利落，没容她做出任何反抗。抢过行李箱跑开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们德国人那样，需要依赖进一步的会议和谈判来重新拿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像希特勒所说，我恐怕要等上二十年才能拿回自己的箱子。

6月8日

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在车站送别孩子们和索尔韦，两张小脸儿探出车窗向我们微笑。火车开动的时候，格蕾丝兴奋地跟我挥手告别。我当时又心烦又疲惫，所以没有精力去体味这最后一次离别的意义；十二个小时以后，夕阳渐渐坠入辽阔的北海，我不由触景生情……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伦敦短暂休假。】

6月11日，伦敦

星期天，整个上午都待在家里。中午，下楼吃饭。下午，安娜·弗洛伊德来访。她人到中年，深邃的双眼略显疲惫，生就一张敏感而睿智的面庞，总之，她是那种你看过一眼便再也无法忘怀的女人。

稍后我们去了市区。围着白金汉宫绕了一圈，还顺路去一座公园游览，园中的池塘非常漂亮，满是嘎嘎欢叫的鸭子，不过气味非常糟糕……再往前走，见到一家很大的电影院，我们进去看了《再见，奇普先生》，我非常讨厌英国上流社会所喜好的那种多愁善感和浪漫情调。

1940年

1940年2月，国务院派凯南陪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前往欧洲。威尔斯肩负着与欧洲各国首脑和谈的使命，但这次斡旋最后无疾而终。作为一名谨言慎行的外交官，凯南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和谈之事，看上去威尔斯也没有采纳凯南的建议。与此同时，不断扩大的战事已经殃及凯南的家庭生活。凯南让安娜莉丝将格蕾丝和琼从她的挪威老家克里斯蒂安桑接回来。安娜莉丝接回孩子们仅仅几天之后，德军于4月9日入侵挪威。安娜莉丝带着孩子们回到美国，乔治·凯南则在柏林承担起美国大使馆的大部分重要工作。

4月15日，柏林

安娜莉丝上月中旬去了挪威。4月4日，我特意给她打了长途电话，让她马上把孩子们带回来。她第二天就动身了，那天是星期五，她们当晚到达奥斯陆，星期六晚上乘坐卧铺车前往哥本哈根。

我乘坐星期六下午的飞机从柏林飞往哥本哈根，想在那里与她们见面。那是个非常晴朗的下午，能见度非常高。这是一架瑞典飞机，飞离柏林时不得不先朝相反的方向飞，致使飞机在空中浪费了一个多小时，往东南绕了一个大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遵守德国军方的空域管制规定……

第二天早晨，刚刚吃完早饭，我在车站见到了家人。格雷丝和琼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外衣，戴着《快乐流浪汉》（Happy Hooligan）里漫画人物同款的小帽子，两个人都身着崭新的百褶毛裙，这让她们感到颇为自豪。回柏林途中，两个小家伙一路都很兴奋，这样的状态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星期一早晨，听新闻说英国人的水雷已经布满了挪威海岸线。当晚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来自奥斯陆的一条报道说，一艘从德国驶往克里斯蒂安桑的运兵船中雷沉没。不明真相的挪威人出动了附近区域所有的救护车，尽一切可能对幸存者实施救援。在成千上万好奇的挪威人的注视之下，幸存者们被带回克里斯蒂安桑。这些天真的挪威人注意到救起来的都是年轻人，留着统一的军人发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几乎没有人能猜到，这些幸存者原计划第二天早晨在这里登陆。

星期二早晨，我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国广播电台，听到的第一组新闻就是丹麦和挪威各港口被占领的消息。中午，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听克里斯蒂安桑遭到空袭以及德国海军炮击城镇的新闻，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便开始绕着一个圈子运行，即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抽空听听收音机，试图从一波又一波充斥着连篇谎言、自我吹嘘和闪烁其词的消息中挖掘出一些真相来，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在欧洲反复地传播着。安娜莉丝还不知道她的父母、兄弟以及她家的房子有没有出事。德国人对克里斯蒂安桑的灾难保持着不祥而可怕的沉默，这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厄运已经降临到那块土地上，克里斯蒂安桑恐怕面临着一场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更加恐怖和悲惨的劫难。这一家人想要毫发无损地从这场劫难中走出来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算用尽所有办法，也不可能躲过这可怕的打击。安娜莉丝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沉着和大气面对着这场灾难，但是很显然，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担心我们俩都扛不住这种压力，不过最终还是挺过去了。

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感受，与苏联或者这片大陆上其他不幸的地方相比，我时常觉得克里斯蒂安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真实感。那种龌龊、反动、残酷、在强大武力统治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允许克里斯蒂安桑体面、舒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几百英里之外安然存在的。人的直觉往往是准确的，随后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预感，这似乎让我如释重负。至少，事情变得很清晰了：两种生活方式不能共存。因为没有人与我分担这种不安全和焦虑的心情，以致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可如今一切都找到了解释和理由。现在无须再自我检讨或者担惊受怕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需要再去问任何问题了。除了被动接受，我们别无选择。可能我们也无须再去纠缠谁对谁错，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就像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再重要一样。唯一的问题，就像列宁所说，最后是谁征服谁的问题。我们只要对自己的立场有清醒的认识就足够了。甚至连我们的生命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世界再也不会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利益而转了。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我们的生死也只会对我们在乎的事情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我们只需要像最初的原始人类那样，团结其他人，做自己能做的事，同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少用说教和哲理来打扰我们的大脑。我们去爱，我们去恨，就让一切到此为止。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家人。我已经为安娜莉丝和孩子们定好了去曼哈顿的船票，5月4日从热那亚起程。但我还不能送安娜莉丝走，她要搞清楚远在克里斯蒂安桑的家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也许会推迟她的行程。同时，欧洲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新的战事，如果战争真的蔓延到南欧，那么返回美国就会变成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许多人甚至希望这种痛苦的现实最好早点儿降临这个地方。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回国安排只能寄望于形势的发展和我们的运气了。

实际上，还是应该感谢上帝，我们的生活总算还有可喜的变化。我的工作业绩得到了肯定，这让我的薪水名义上涨到了六千美元。这个岗位的实际收入，包括房租津贴、货币增值补助等等，每年大致有一万三千美元。这种美事儿还能持续多久另当别论，但就目前而言，这个数字在同行业同龄人当中已经位居榜首。按照程序，七八年之内我再升迁三次就能成为部门的负责人，进而坐到公使的位置，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而言，也许根本不会变成现实。恐怕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位置越高的人树敌越多。不过，能意识到自己离目标并不遥远，仍然是一件让人颇感惬意的事情。即使再无升迁的机会，至少我还能在目前的岗位上坚守多年，从而确保自己维持一份收入可观、责任重大的工作。

求求你们，不要再为写信向我们描述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的奢华生活而道歉了，那里——以及纽约——是我们如今尚能保持理智的唯一理由，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再次充满阳光。

如果安娜莉丝去你那儿，她一定非常想跟你去松树湖（Pine Lake）避暑。之后，我们就要再看有没有机会了。我希望能在年前回去，不过照目前的形势看，简直是异想天开，如今在欧洲没有人会去想一周以后的事情。

我还要长期坚守在这个令人心烦的岗位上，看来没什么希望在短时间内摆脱这种境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要想一周以后的事情呢？光是想一想，就比过去和平年代中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更痛苦。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跟威尔斯代表团的合影，我在里面，不过我有特异功能，能够游离于照片之外。今天，在德国政府提供给我们使用的专车上看到《生活》杂志（LIFE），上面有我们的合影。屋子里的人全被收进照片里，不过你们能看到的我的形象，就是桌布下面的一个隆起，那是我的膝盖。

【6月14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巴黎，经过德军的特许，凯南前往海牙和鹿特丹，与滞留当地的美国外交官恢复联络。】

6月14日，海牙

将近一点钟，我坐上开往海牙的崭新特快列车离开柏林。在柏林和汉诺威之间的田野上，一些囚犯正在劳作，可能是波兰人。阳光炙烤着光秃秃的平坦田野，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命令下，囚犯排起了德国式的整齐队列。

过了汉诺威，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装满囚犯的闷罐列车，这些人是来自西欧的新战俘。列车唯一开放的地方，就是每节车厢靠近尾部上方用来采光和流通空气的小窗口。通过这些小窗口，我们能看见战俘的脑袋和苍白的面庞，他们充满忧虑和乡愁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车外极度荒凉的德国平原。

我看着他们，看着田地间劳作的农妇，看着秩序井然的铁路货场，不禁想到，在过去的战争中，个人的信念和决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自由的民族才能造就更优秀的战士。在目前的机械工业时代，被奴役的民族更占据优势，因为机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刀剑等冷兵器相比，它在奴隶手中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其杀伤力。

我们在边境遇到两列运载纳粹党卫军的火车，它们正在旁边的轨道上等待出发，平板车厢上装满了机动车辆、高射炮和行军炊具。与刚才看到的战俘列车不同，这些闷罐车厢的滑动门敞开着，士兵们挤在车厢门口四处张望，表情都很相似，有的盯着我们乘坐的豪华列车，有的聚精会神地读着我们这边的乘客扔过去的报纸和杂志。

进入荷兰境内，列车途经之处只能看到少许由战争造成的破坏。铁路两旁偶尔能看见一间被烧毁的农舍，或者一座空空如也的仓库，不过一切都被爱整洁的荷兰人彻底清理过了。艾瑟尔河（Ijssel）上的大桥曾被撤退的荷兰军队炸毁，如今被德国人彻底修好了，我们这样的重型列车经特许可以通过。

到达代芬特尔（Deventer）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列车不得不按照战时灯火管制法规放下百叶窗。整个夜晚，我耳边都萦绕着一个自以为是的德国商人跟一个荷兰第五纵队成员的谈话，他们的对话使这个夜晚更加难熬。我不得不紧抓着头等车厢提供的靠垫来克制自己的冲动，以免一跃而起去拆穿他们言谈中的自满与虚伪。那个德国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头冷漠而自大的猪猡，他只是《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的传声筒而已，不值得一提。倒是那个头脑聪慧敏捷、语言组织能力出色的荷兰人，对我着实是个考验。他表示他充分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理想，并跟德国人讲起荷兰的传统以及荷兰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不无遗憾地表示不知道怎样去培养荷兰的年轻一代，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羸弱的国家可以依靠，无法指望通过伟大的征服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列车开进海牙站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驳斥了那个荷兰人，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很难在荷兰开展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想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荷兰，那么他们将面临一场注定会失败的竞争，德国政府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对立的运动存在的；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泛日耳曼主义的荷兰，那么荷兰人的民族价值观就会丧失殆尽，拥护者不会成为上等的荷兰人，而只能成为下等的德国人。

6月15日

下午，出去散步很长时间。市镇前面的房屋看起来整洁而匀称，散发着宁静的清教主义气息，也彰显着固有的不张扬的繁荣。这里繁缛的礼节让人不难想象出此前那一批批前来讨茶的游客，要怎样去面对服务员充满怀疑的眼神，在这里他们的社交水平受到了最仔细的审视。很明显，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成年人不懂得享受生活，就无权要求获得温暖、宽恕或者柔情。但是，文明的确就是如此，我悲哀地意识到，我所受的教育竟然让我显得如此缺乏修养，粗鲁不堪……

我看着那些强健、冷漠、固执的人骑着自行车，牵引着驳船，毫不犹疑地秉承着既有的习惯和传统，仿佛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他们。或许我看得不是那么准，不过就我分析，他们大多数人都将面临没落和衰退。德国要给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才能使其恢复昔日殖民帝国中心和海外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像挪威和丹麦这些地方，其发展很大限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它们是欧洲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但是，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受到其大陆性的独裁经济政策的限制，至少在北部地区剥夺了所有殖民国家的经济自主权，一个已经将英国这个巨大的经济旋涡拖死在自己海岸线上的欧洲，难道还这么需要通往外面世界的门户吗？鹿特丹依然会保持中转港口的角色，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仅靠中转，以及本地出产的鲜花和蔬菜，几乎难以养活稠密的人口，也无法让沿海省份维持高水平的生活。

人们不但为伟大文明和传统即将被摧毁而深感痛心，也会因外国征服者的剥削和经济衰退而痛苦。总有一天，荷兰绝大多数城市会从昔日的高高在上和无上荣光走向低迷，它们仅仅会成为日后用来教育德国游客的文物而已，或许还会让后人产生一种生不逢时和无奈的感慨，感慨自己的先人竟然会那样肆无忌惮地暴殄天物。

6月16日

我们驱车前往鹿特丹。沿着一条普通的街道进入市区，商店都在正常营业，有轨电车往来穿梭，人行道上忙碌的人们熙来攘往。突然，几乎没有过渡，就像有人挥舞着一把巨大的砍刀一下子把城市劈成两半，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房屋，城市从这里开始变成了一片满是残垣断壁的广阔废墟。残存的墙体随处可见，有些房屋基本框架还在，不过大多数已经被摧毁，夷为灰色的平地。主要街道幸免于难，有轨电车和汽车像往常一样通行，讳莫如深的荷兰人像什么灾难都没有发生一样，淡然地骑着自行车。在城市的一个主要区域，交通仍然十分拥挤，不过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位于乡村的交叉路口，而旁边的旷野则是一个堆积残骸和垃圾的倾卸场。

最让人惊奇的是，市区与这块被彻底摧毁的地方（被毁房屋数以千计）之间竟然没有任何过渡地带。凡是没有被炸弹击中的地方，一切都完好无损，秩序井然；凡是炸弹落下的地方，都片瓦无存。我看到，在城市的一侧，商店正常营业，人民正常生活，完全是一副正常的景象；而在另一侧，触目所及，都化成了一片白地，只剩下冒着黑烟的残骸，此外再无他物。

6月17日

早晨起得很早，乘坐六点的火车返回柏林。火车要用五个小时穿过已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星期天上午的时光就被这该死的旅程浪费了，真是无聊至极。还在下雨，城里空荡无人，好像这里已经被所有人遗弃了，只剩下一些忠心的奶牛。我读着德国报纸，其上“所有抵抗都是愚蠢之举”的宣传让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在这场战争中，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对我产生触动的话，那就是抵抗导致鹿特丹变成了一片废墟。

1941年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即使发生了这些重大事件，凯南仍然只写了几篇日记。

安娜莉丝原本打算带着两个女儿在美国等待战争结束，但是4月，她将女儿托付给凯南的姐姐珍妮特，只身返回柏林。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丈夫有了外遇。数十年后，当有人问起当年为什么抛下女儿冒险回到战区时，她轻描淡写地说：“为了挽救婚姻。”9月，珍妮特无法再照顾孩子们，安娜莉丝才回到美国。

8月31日，柏林

天色灰暗，天气寒冷。

上午，在大使馆正常工作。

下午，同凯蒂（Kitty）和安娜莉丝开车去乡下，到森林里散步。砂石路和橡树看上去都湿漉漉的。我们来到位于森林中间的小屋，坐在带有顶棚的走廊上避雨，其间我以对面的谷仓为题材画了一幅素描。后来，太阳出来了，雨后的树叶被迟到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我们动身返回时，天边出现了彩虹。

夜里，空袭警报足足响了一个小时。我们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敞着阳台门，等待着枪炮声，不过最终并没有等到。可爱的弯月挂在空中，明亮的月光洒满阳台，月亮的周围是几片斑驳的云彩。

针对美国的现状，我们在夜里争论了很长时间，当然，是隐晦地争论。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晦涩的寓言故事，以此来隐晦地表达我们对真正想说的事情的看法。这些话以前我们可能都说过，但是现在“隔墙有耳”。

9月1日

今天是美国的假期。上午，又有工作任务。下午，我们去湖上泛舟。相较于6月轻快、晴朗又有些无聊的下午而言，秋日的哈维尔湖显得有些冷清。尽管6月航行时我抱着满腔的怒火、烦乱的心绪和无尽的心痛，但它留给我的是幸福的回忆。

1942年

1941年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不久，凯南和美国大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以及许多记者，就被德国拘禁在巴德瑙海姆的杰斯克大酒店，华盛顿和柏林方面直到1942年5月才开始谈判遣返事宜。凯南作为被拘禁人员的领导者，除了负责要事的决断之外，还要负责很多费力不讨好的琐事。对食物短缺的抱怨声终日萦绕在凯南耳边。

虽然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并没给凯南带来太大的困扰，但个人生活的危机却让他痛苦不堪，他对一段无疾而终的婚外情感到深深的绝望和极大的屈辱。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协助组织了“巴德海姆大学”（Badheim University），他很享受在那里讲授俄国历史。

【下面的日记表明，凯南一天需要完成大量工作，这些工作让他伤透了脑筋。他不得不去跟德国人周旋，解决美国同事们关心的问题，应付瑞士人心血来潮的想法，还要处理和纳粹官员的关系。】

1月25日，巴德瑙海姆

1. 格拉菲斯问，他昨天（星期六）下午留给我的备忘录是否已送到瑞士。

2. 费了好大劲儿，把哥本哈根的行李抬到楼上去。

3. 斯佩克和施塔特勒来拿文具。

4. 莫里斯先生过来告诉我，行李出了问题。

5. 史密斯来跟我抱怨，说他妻子丢了两个包裹。

6. 辛克尔跟我说，他不想主动向妻子示好。

7. 扎巴小姐来询问拜访奥尼尔的相关事宜。

8. 劳森小姐要去给奥尼尔送钱，我安排她与扎巴小姐联系。

9. 乔克来问我，他能否在我的阳台上拍照。

10. 与贝斯特讨论他继续留在德国的事宜，承诺写进声明。

11. 莫里斯先生来向我陈述酒店工作人员无礼对待瑞士人的经过。

12. 给帕扎克写备忘录，报告休姆斯小姐丢失胭脂盒一事。

13. 给费舍尔写备忘录，提醒他往里斯本寄信的事情。

14. 给霍华德写备忘录，把瑞士公使馆的信交给他。

15. 就格勒博夫一事给瑞士公使馆起草信件。

16. 给瑞士公使馆起草一封信件，提交洛克纳的要求。

17. 给贝利和劳克胡夫写备忘录，要求他们阐述对瑞士公使馆来信的意见。

18. 跟奥克斯纳探讨格拉菲斯的事情（格勒博夫）。

19. 跟塔克讨论他在报社的工作，以及为英语课堂准备卡片的问题。

20. 楼上楼下都没有找到惠特科姆，想针对他提出的要求跟他谈谈。

21. 为了贝斯特的事，向瑞士公使馆起草信件。

22. 跟德梅尔小姐谈了谈她的事，为她的签名给莫里斯先生写信。

23. 为了行李的事，到处寻找卡亚-波迪尔。

24. 跟查理·史密斯商量给奥尼尔写信的事情。

25. 去看望帕扎克，跟他谈了谈行李的麻烦。

26. 和莫里斯见面，再次跟帕扎克交谈。

27. 再次看望帕扎克，向他解释误会。

28. 晚饭。

29. 与莫里斯和卡亚-波迪尔谈话。

30. 跟佐恩谈起酒店的管理和一些窍门。

31. 起草秘书章程。

32. 看到惠特科姆的申请。

4月19日

1. 人在抑郁时，想法往往比平时更加接近现实，接近那种悲惨而忧郁的现实。换句话说，并不是这种抑郁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盲目的希望在平时占了上风。

2.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纵欲行为显得优雅而自信，就必须得掌握克制（划去了“禁欲”一词）的艺术，这种说法很极端吗？“能克制才能自我把握。”怎样掌握克制的艺术？如果通过节食或者强行压制来实现，那么一个人也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一个人不能仅仅为了去克制特殊的强烈欲望，就去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那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奴性，难道是他错了吗？

3.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你已经不止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放弃希望，承认自己老了，别再去想那些事情。上帝呀，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还在期望什么？

4. 你能自信、自豪、精力充沛地去做这件事吗？那是你的问题，你看到答案了吗？

4月20日

一个人可以继续这样漂泊吗？他就不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和路线吗？

我应该把自己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像整理桥牌一样，经过精密严谨的思考，然后决定最后的出牌策略。

我这一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哪些愿望才是可能实现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想要：（1）幸福、和谐的个人生活；（2）让人备感愉悦的职业。第一个愿望已经化为泡影，因为我个人的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第二个愿望也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而无法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被欺骗了，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但如果一个人骨子里已经自甘堕落、萎靡不振，那么他注定没有希望了。不管结果如何，战争本身已经将他折磨得伤痕累累。那些有权力的人或许还能做些什么，但在美国没有人拥有权力。体制不允许任何人拥有那种权力。或许有人会为了夺取权力而试图推翻这种体制，就算他成功了，也只是开启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潘多拉魔盒而已，他自己最终只会沦为一种暴力的摧毁工具。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去做个园艺工人——美其名曰乡绅——也只有这个职业，才能让我这个年龄的老男人手里拿着玩具一样的工具而不招人耻笑。这样做也算给了我一个机会，为这个地球上的一小块土地尽一点点责任。毕竟，我们人类对地球进行了那么残忍的虐待和破坏。

虽然我是个自我保护意识相当强的人，但我对家人的愿望比对自己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希望他们免受他人残忍的侵害，免受自然灾难的伤害，孩子们有机会在和平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怎么做才能确保这一切？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不管是做驻外工作还是当园艺工人，都无法彻底保障我实现这些愿望。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将二者合一，因为同一种灾难不见得能同时将这两条路都摧毁殆尽。

驻外工作是件苦差事，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拿到现金报酬，除此之外再无可取之处。如果不是为了家人，可能我不会在这里再多待一天。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家庭，我想象不出离开这里我还能去哪儿。我不能要求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跟着我去过早期基督徒那种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比如去务农，那就意味着孩子们将无法享受先进的教育和所有先进的生活服务设施。我必须把握住现在，以防发生那种更大的不幸。但我还不至于马上变成无产阶级，从理论上来说，有一天我可能真的会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做出现在这副样子？坦白地讲，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心怀愧疚和耻辱。

可以说我感到震惊、感到沮丧、感到丢脸。在我眼里，这是一件让我一直感到内疚的荒唐事，真的，虽然它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还有很多机会去补救。它以如此可笑和耻辱的方式惩罚了我，深深地挫败了我。上帝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惩罚我呢？

不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还要坚持自己，而不去做一些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无法面对这些人。我的愤怒和屈辱在体内燃烧。因为我是乔治·凯南，我必须隐瞒一切。如果我走到他们当中去，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日后一旦那件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最终我只会落得个双面伪君子的恶名。无论如何我必须远离他们，而且应该马上去做。

另外，对我来说，跟他们相处是什么感觉呢？我对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竭尽所能了；上帝知道，他们也不能再为我做什么了。

不过，以前你并不这么想。

不，我想过，偶尔想过。不过这次的事给了我巨大的也是最后的触动。这里当然包含有一些孩子气的固执和任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挫败感当中，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时，我就象征性地搞些破坏以示反抗。我说如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我就永远不会停下追求的脚步，我永远不会为一点点的成绩而骄傲自满。

可这种想法现实吗？哪些“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你不曾拥有的？

女人，这是其中之一。自由，也算一个。内心的宁静算作第三个。这还不够吗？

是的，我认为已经足够了。

4月22日

关于年龄，跟其他事情一样，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一个男人会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时间让我感觉到我已经老了，它强迫我感觉到我老了。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面对，我会很坦然也很有尊严地去接受它，带着勇气、决心和毅力，尤其会带着那种义无反顾的骨气。

为什么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呢？这是不是有点儿愚蠢，又有点儿走极端呢？

凭我的经验，如果一个男人感觉自己很年轻，那就说明这个男人内心一定很强大，非常乐观，他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非常融洽，不过相对地责任心就差一些。上述这些特点我都没有。因此我无法做到年轻有为，但我也不允许自己继续年轻时的无为。人生彻底失败的结果远非我所能承受的，并且会影响到我爱的人。

5月5日

今天早晨，帕扎克正式向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一周之内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里斯本，12日晚上10点26分的火车。这个消息，我们已经在这间宾馆里足足等了一百三十六天。我把消息拟成通知，并让主管的官员签上字，贴到了门厅前面空荡荡的布告栏里，然后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去关注同被拘禁的同事们会做何反应了。几个月以来，我们这些负责人一直不停地为政府官员卖命，一直生活在自我压抑、自我克制和煎熬之中。可是，这里的很多人都缺乏一颗谅解之心，等他们恢复自由以后，回报给我们的无非是忘恩负义和无情抨击。所有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想我必须重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整理汇集自己的思想历程，作为一个纪念留给未来的自己。这五个月来，持续高度紧张的生活让我心力交瘁。我跟另外一百三十五个同伴共处一个屋檐之下，其中没有一个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要尽全力帮助他们排除危险，却得不到他们的丝毫感激。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生活和我的压力，在最后的四天里，我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温暖、慰藉、放松和热情的状态。如果这种记录（偶尔地记录）能够帮助我重获精神力量，那么这段时间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下午，被拘禁的同伴们为行李的事情吵了起来，其中也包括某些高级官员。他们不想按照德国人的要求，除一个过夜包外将其他所有手提行李都放进行李车，也不同意离开柏林的当日背着过夜包上火车。这弄得我心烦意乱，对他们来说仿佛这就是头等大事了……就在同一天，英国军队已经开始挺进马达加斯加，法国命运未卜，成千上万的人正面临死亡和饥饿，这些人却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事而争吵不休。我要提出正式的控诉：如果你们能够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自己真正要肩负的重任，其成败关乎着人类文明的存亡，那么现在你们根本就不会介意拿不拿手提包了！

我打心眼里讨厌这场最后的告别仪式，一个个装腔作势，虚伪透顶，所以我没去跟他们共进晚餐，而是整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5月14日

我们前天晚上八点一刻离开巴德瑙海姆，我把临行人员集中在宾馆大堂里，然后集体步行去火车站。那是一个温暖的五月夜晚，只是天色有点儿阴沉。当地居民有的站在路边，有的透过玻璃窗，貌似平静地目送着这些“该死的美国佬”离开。尽管德国军队一路凯歌，但也许这些居民中大多数人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掺杂着敌意、嫉妒，也许还在不安地发问：“如果美国人赢了，结果会怎样？”

九点半，车轮缓缓转动，我们在巴德瑙海姆五个月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中午时分，火车顺着环形铁路线开进巴黎东南部的郊区。眼前是一个废弃的网球俱乐部，满院的杂草足足长到了三尺多高。这个景象直截了当地显示了城市的衰败是如此迅速和可怕，昔日的繁华都市突然之间失去了灵性，沦落为呆板的建筑物和废墟的集中地，湮灭在乡野之间。

下午，我们途经奥尔良和图尔市向南行进，我们后面跟着一列电力机车。我们这列带有卧铺、司机和行李车厢的长途列车，很显然在这个被管控的占领区引起了轰动。中午吃饭时，一沓信件一类的东西打破餐车的玻璃窗从我面前飞过，破窗的声音听起来像爆炸，破碎的玻璃片雨点般地落到窗前乘客的桌子上，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沿途中有个人站在田野当中，手里举着美国国旗，列车经过时，那个人使劲地挥舞起国旗。在车站，我们看到一列火车经过，车上坐着几个法国人，一个女人将脑袋伸出车窗外朝我们做鬼脸。

【日期不详】

是你们——一同身陷绝境的伙伴，

不同级别的同胞，

是你们陪我度过艰难的拘禁时光，

在守卫森严的杰斯克大酒店，

是你，我勇敢的储藏室保卫者，

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持久战，

这样强大的心灵，这种势不可挡的热情，

痛饮是你无望的战斗，

是你，我的朋友，从你不良的消化中，

从你爱唠叨的痛苦中，

你日渐消瘦的身躯和糟糕的肠道：

请允许我现在温柔地和你道别，

五个月里你有温床可供沉睡，有食物可供享用，

或者在宁静的乌萨河岸边漫步，

吃着你的面包卷而不愿吃你的果冻，

与此同时，有的人在辛苦劳作，在四处流浪，在战斗流血，

食物配给措施可能让整个世界哽咽，

中国人可能在挨饿，波兰人可能在挥霍，

可是上帝保佑你——我温柔的宝贝——

保佑你免受终日素食的苦楚。

【9月，国务院派凯南去里斯本完成一项任务，当时的里斯本是交战双方暗中角力的焦点。作为美国公使馆的参赞，凯南帮助盟国阻止了葡萄牙向德军提供钨砂，并游说葡萄牙同意英美在亚速尔群岛（Azores）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乔治、安娜莉丝和琼（格蕾丝在华盛顿的寄宿学校）带着美国政府给予的丰厚津贴前往葡萄牙。7月，他们斥资一万四千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柏林买下一个面积二百三十八英亩的农场。农场距离华盛顿很近，这样方便周末出行。凯南做好打算，必要时他们可以种地为生。】

8月28日，华盛顿

上午在国务院开完会，中午动身返回乡下，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海外履行国防义务做最后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与以往截然不同。以前，那种冒险、期待、兴奋的感觉总是伴随着我，而这一次，所有这些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六个月前，我还是德国首都的一个囚犯。现在，作为一个了解内情的人，要是让我来分析，我们当时能否被交换回美国，我想概率各占50%。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获释，就将大祸临头，不但人格会彻底堕落，肉体也会饱受摧残。

我发现对于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游移不定。真正临危不惧的人是那些经历过巨大失败或听天由命的人，可能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类人。

这一次，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够完全摆脱过去的阴影。危险（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危险依然存在，但是我能）还是很大，我依旧只能跟命运唱对台戏，命运曾垂青于我，希望这次依旧如此。

这一次，我的身份跟成千上万正随大部队远征海外的战士一样，不过说真的，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任务很单一，只要他们能活着回来，哪怕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头上也会戴着英雄的桂冠。

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我无法完成。我只能期待比缺乏经验的人做得好一些。我取得的成绩只有少数人能看得到，能够心存感激的人更少。而且，我的努力很有可能最终会给我和家人带来灾难。

那就是战争。我记录这些让人沮丧的预言，而不是写下充满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是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能不断地为自己记录下这些想法，我就能更加释然、轻松、满怀喜悦地去做好我的工作，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兮兮的。

【随后的日记摘录了乔治写给姐姐珍妮特的一封信。】

12月1日，里斯本

这份美差经常让我在办公室忙到晚上七点才能下班。我的工作承载着一大堆的社会责任。结果就是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近距离地欣赏葡萄牙，这可是个风景优美的国家。我们的经济状况还跟以往一样拮据，尤其是购置了家乡的农场之后，我们几乎被推到了贫困的边缘……

我的生活既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难过。按照我的意愿，我不会选择生活在这里。我还是习惯于北方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我认为这里不能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这里的风景很美，冬天从不下雪，夏天热得你一动都不想动，这里的草很绿，庄稼都在秋季成熟。可是，我要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该死的战争。

1944年

尽管日记中缺少对1943年的记录，但这是对战争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一年，也是凯南作为外交官职业发展较快的一年。经过在苏联、意大利和太平洋上的几场鏖战，盟国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里斯本，面对国务院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关于亚速尔群岛基地权利问题谈判的命令，凯南感到非常困惑，他不顾指令，直接向白宫发出呼吁。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完凯南的建议之后，非常支持这位外交官的计划，同意接近葡萄牙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

1944年3月，美国国务院将凯南从里斯本调往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G. Winant）的政治顾问。怀南特也是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美国代表，他的职责是商定战后占领德国的计划。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凯南被派往苏联，成为苏联大使馆第二号人物，协助埃夫里尔·哈里曼。由于德国仍然占领着大部分欧洲地区，凯南不得不乘坐军用飞机从意大利出发，辗转埃及、伊拉克、伊朗，最后到达莫斯科。7月1日，凯南抵达莫斯科，安娜莉丝和孩子们晚些与他团聚。

1944年3月

我们（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团的规程完全没有提及外交政策。

显而易见，我们宁愿看到德国的附庸国在轴心国的武力打击之下分崩离析，也不希望背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采取其他政治选择。

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失导致了以下后果：

1.苏联人对我们的误解与日俱增，我们却任由其发展。这些误解与实质问题无关，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比如战争罪行条款或占领区域划分，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关于投降条款的建议书，我们完全没有写清楚我们未来将在德国承担的具体责任，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三个同盟国对德国的未来承担无限责任。建议书还显示出，我们无意从德国人民当中争取同盟者和帮手。

哪怕从军管政府的立场出发，我都很怀疑这些观点的公正健全，但是又插不上话。

我知道，处理德国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够健全。

如果我们无法同苏联人就政治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上帝保佑，我们就不要在双方政府都最困难的时期，盲目地同他们一起承担那些不必要的重任，即管理一大批民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无法打败德国，如果就德国未来的重建问题无法跟他们达成一致，那我们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还是正确的吗？条款中毕竟包含了我们的重大承诺。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纳粹领导人的恐惧心理，保留他们以便控制德国领土，除了这条出路外，他们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可以搁置关于战犯的所有讨论，以及我们在德国的终极控制权，等等。为了赢得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必须集中精力推行裁军措施，解决德国问题，这跟苏联人的部分主张类似。不过，在合理的基础上，三方就军事占领问题应该达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协议，并且在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应该积极敦促建立一个拥有最低而非最高权限的直接联合军管政府，同时尽可能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解散政府或遣散军队的措施。我们应该本着这一原则筹划占领措施，以便将我们对这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要对德国这么“宽容”呢？

首先，这不是“宽容”。实际上，裁军是我们除了肉体毁灭以外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

其次，除了上述措施，其他措施都需要更强的决策力量和更清晰的政治目标，需要统一步调，而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缺少这些条件，实施高压政策和干涉内政的策略就会捆住统治者的手脚，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变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困扰，”吉本说，“他们首先要考虑好要不要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他们激起了自己一直在努力扑灭的火焰；形势很快就变成了有必要严惩违抗命令的人，这也是一种犯罪，他们也是罪犯。”

在我们依靠武力或高压政策对德国内政承担起任何重大职责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慎重地考虑一下吉本的建议，是否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这么做。这可能需要我们付诸武力，而这种付出与我们想要的积极结果是不对称的；这也可能需要我们的军队学会残忍，而这种残忍只能让军队自身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也许只能成为政府一次最坏的教训。若想成功，就需要我们与苏联在目标和方法上令人信服地达成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

我们是应该跟纳粹德国长久地战斗下去，迫使他们盲目地臣服于我们，还是应该马上让他们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结束敌对状态，哪种做法更有价值呢？

对于德国目前的情况，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才能接受？我所说的接受，是相对于我们当前的责任而言。

1. 完成德国裁军计划。

2. 为了确保完成第1点的任务，同时做出心理示范，完成盟军占领行动。

3. 剥夺纳粹领导权，惩罚战犯。

4. 战争赔款和赔偿。

第3点和第4点相互对立，所以彼此抵消。

现在假设我们只坚持第1点和第2点，苏联已经颇为完美地将它们阐述清楚了。

我们必须在观念上将处理德国的计划和我们所期待的投降协议分清楚，后者应该服从前者。

想要在委员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找一个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取代怀南特，这个人可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中。

2. 撤换斯塔克海军上将，委任一个单身的年轻军官接替其海军顾问一职，这个岗位的职责就是严格地仅就重要的海军事务向代表们提出建议，相应地，他无须直接与海军部对接。

3. 设立军事顾问，这个职位不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而是只对代表负责的独立顾问。

4. 停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委员会工作决议的参与。

5. 增设战争部和海军部的代表。

6月16日，那不勒斯

同墨菲和奥菲开车在城里绕了一圈儿，所见景象让人心情不是很好。人们看上去还算营养充足，但是衣着破烂肮脏。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我看见三辆脏得要命、破旧不堪的有轨电车在郊区的街道上爬行，还看到一辆美国红十字会的巴士载着乘客，除此之外再没见到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古老的马车被迫重新走上街头，这可真是既滑稽又可怜。

我们在一个非常时尚的别墅内用餐。别墅建在高处，俯瞰整个城市。这里是咨询委员会法国代表的住地，我们回避着所有存在争议的话题，但在快乐的聚会和美丽的夜晚背后，是日益凸显的大量复杂矛盾和一系列难题，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意大利人都是如此，这必然会影响到法国国内政局及其国际地位的恢复。对美国人来说，法国的复兴之路困难重重。法国人非常明白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头脑清醒，对所追寻的目标却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6月17日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发展我们军队的作战手段更值得期望的事情，那就是在人们对这些手段习以为常时，还能再次将它们轻掷一旁。

……

山姆·雷伯也在晚宴上，他是从罗马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度良宵的，传说纳粹党卫军曾经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剥掉了，据说他把大量烈性炸药藏在德国大使馆里。

我听到很多有关德国囚犯的报告，报告提到他们在囚禁中的各种反应。有些说他们很沮丧很气馁，有的说他们充满怨恨，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控诉：说我们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我们对欧洲大陆一无所知，对它的未来也缺少规划。面对这些指责，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如果你仅仅把欧洲看成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正在发展的文化栖息地，那么这种责备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每当有人危及英国的安全时，我们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欧洲大陆的人民不希望不可理喻的美国佬把如此严重的灾难带到自己的头上，那他们就必须学会别去招惹英国。让德国人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再做蠢事。

今天，我还看到了有关我们远程战略轰炸进展及其效果的记录。这些记录彰显了一种学者风范，一颗尽职尽责的心，一种对细节的忠诚，一种创造力，这是对聪明智慧的美国人民的回馈。晚上我躺在床上，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大雨顺着房檐倾泻而下。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从军事艺术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诚，倾注到人类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当中去。

6月18日

午饭是在科克的“藏娇金屋”里吃的。那是一栋靠近海边的房子，曾经住过一个王室成员的情妇。我坐在苏联代表的妻子旁边，整个午饭期间及饭后，我们都在谈论苏联。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非常勤奋，跟所有履职国外的苏联官员的妻子一样，她凭借着女性的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凡是要了解苏联的人，都应该留心观察苏联妇女：不光是大都会酒店里的酒吧女郎，还有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据我所知，她们所接受的训练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苏联妇女的道德和修养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而不是私人生活中。她们的尊严不仅仅通过女性和母性的魅力展现出来，更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她们不会为了去爱而活着，也不会为了活着而去爱。我国的女性也工作，通常也很独立，但跟苏联妇女是两回事。对于我国女性来说，个人的基调往往定位在：随机应变，希望体验作为女人的快乐，憧憬着未来美满的个人生活。我国女性的奋斗也值得骄傲，然而她们在思想独立方面与苏联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苏联，女人工作不是为了装点个人生活，而是严格地为国家履行义务，在这方面苏联跟纳粹德国并无区别，思想独立是自甘堕落、多余、危险和邪恶的表现。

在我看来，无论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最大也最让人绝望的差别就在于心态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别根本无法消除。苏联教育模式下的人们对权威异常迷信，我看不到冲破这种束缚的方法。党在路线方针上的矛盾和倒退对他们而言毫无所谓。即使党的路线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也一定能为之找到充分的理由。一个国家的挫折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所造成的，这些人比他们的领导人从事着更加罪恶的工作，他们任由自己冷漠，甚至强化自己本已狂热的信仰。他们被告知，要热情而真诚地去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就算他们相信的东西逻辑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热情和真诚。

离开科克家，我们开车穿过海港地区。战火给这块狭小区域造成的破坏是我平生所罕见的，不亚于在鹿特丹看到的悲惨景象。我相信，大部分破坏都是盟军轰炸造成的，可我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

话题转移到政治事件上来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心胸狭窄的政权最善于将周围的人都看成邪恶和图谋不轨的敌人，出于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狭隘态度，他们经常成功地把明明没必要视为敌人的对象发展成真正的敌人。举个例子，当我被问及米科瓦伊奇克、体面而不快乐的法国人，或者波兰人和芬兰人是不是希特勒的特务时，我的回答是：“还不是，但如果在飞扬跋扈的人那里受到的偏见和敌意让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最终有可能会沦入希特勒的阵营。”只要联合阵营内依然存在这种偏见，那么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们视为正派的团体，原来是恶魔的真正代理人。如果我们与野蛮势力同流合污，一道宣扬仇恨和污蔑之词，那我们就真有可能促使他们成为恶魔代理人了。

6月21日，开罗

这两天的经历非常相似，无法分开来描述。埃及正忍受着热浪的侵袭，这是一片由灌漠土围绕着被污染的河流形成的三角洲。撒哈拉的暑热笼罩着数英里长的褐色灰泥墙；市郊的滩涂像蒸笼一样在炙热的非洲天空下散发着阵阵恶臭；在外国人居住区的街道上，别墅的水泥墙之间洒着刺眼的白光。人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躲避热浪，豪华轿车停放在阴暗的地下车库，以免过热无法乘坐。

第一天晚上，太阳西落，天气凉爽起来，热气从火炉般的地面升到天上去了。英国老绅士睡眼惺忪地从午觉中醒来，悠闲地走出屋子去打高尔夫球。一些阿拉伯行商躺在人行道旁墙根的阴凉处度过了炎热的白天，此时也伸展四肢站起身来，抖落长袍上的尘土，赶着慢悠悠的驴子继续漫长的跋涉之旅。他们从不知名的地方来，要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吉普车和指挥车从金字塔旁边的路上直冲下来，穿过了一串缓慢行进的单峰骆驼队伍，这支队伍正耐心地穿越永恒的沙丘和沙漠。在梅纳家酒店，大门都朝露台敞开，对外出售各种饮料。酒吧精心设计成摩尔风格的格子间，一个面色苍白的波兰女难民带着一条狗，坐在钢琴边演奏肖邦的曲子；一只被高温折磨得晕头转向的寂寞老鼠，在砖地上的盆栽之间可怜地左躲右闪，寻找通往黑暗和新鲜空气的花园入口……

天一亮，我就起床赶往飞机场。这时的天气很凉爽，清新的空气温柔地环抱着这个沉睡中的城市。没过一会儿，红红的太阳又不怀好意地爬上了晴朗的天空。我知道，用不了多久，炙热难耐的天气就会再次肆虐这片肥沃而又命运多舛的土地。

【凯南将下面这封信抄进了日记。】

6月21日

我最亲爱的安娜莉丝：

最近这几天的随笔也许能为你呈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我坐在从阿尔及尔飞往那不勒斯的军用运输机的斗式座椅上，挨着一位严肃又聪明的军人……他反复地跟我宣扬《P.M. 趣味》杂志上的那些陈词滥调，还坚决让我为国务院保守做派导致的失误承担责任。奥菲来机场接我，中午跟科克、墨菲还有奥菲一起在俯瞰海湾的屋子里吃饭，科克一如既往地妙语连珠，矛头直指咨询委员会里的美国成员（尤其是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晚饭是在一个华美现代的别墅里吃的，那里是城市的最高点，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自由法国（Free-French）的代表。在军事指挥部，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帐篷。晚上，盛夏强烈的雷阵雨顺着帐幕飞流直下。与几位将军和其他名人共进午宴；与一位比我年轻四岁的美国空军少将磋商，他和我见过的一些军官一样年少有为。看起来懒散冷漠的美国青年负责那不勒斯大部分的工作，竟然干得棒极了。山姆·雷伯从罗马回来了，带回一大堆有关德国既残忍又愚蠢的故事。在那不勒斯附近山上的森林里散步；沿着那不勒斯海岸线漫步，触目所及是一片广阔而又让人备感压抑的战争废墟。和王室成员喝鸡尾酒，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再次去科克家吃午饭，共进午餐的有一位苏联代表的妻子，还有几个不停赞美莫斯科剧院的蹩脚作家。从意大利飞往埃及，在飞机的斗式座椅里坐了十三个小时，漆黑一片（光线太暗，无法看书）的旅程。

6月23日～25日，巴格达

在巴格达停留了三天。对夏季的巴格达最主要的印象是幽闭恐惧症。白天一整天我们都待在使馆里（温度从来没有低于九十华氏度），以躲避外面强烈的高温天气。我们可以从窗户往外看（就像一个人在北方零华氏度的天气里从窗子往外看一样），看见夹杂着热浪和灰尘的风撕扯着桉树，平地上晒得发白的乡村笼罩在沙漠透明的阳光之下；阳光肆无忌惮，没有遮挡，没有影子，它甚至不会让你的皮肤变成褐色，而是用强大邪恶的力量直接攻击、穿透甚至熔化你。置身于这种高温的地狱之中，正如诺埃尔·科沃德曾经唱过的，只有“疯狗和英国人”才会梦想着来此冒险。晚上，天气变得相当凉爽，我们舒服惬意地睡到屋顶上。不过，此时真正的疯狗和豺狼会从沙漠里跑出来，一个人走在公使馆这种偏僻的地方很危险。一天当中唯一可以忍受的时段，也是我们唯一有可能从监狱一样的公使馆走出去放放风的时间，也许就是大清早了……

有可能留在巴格达工作吗？在这个国家里，自私和愚蠢的人民几乎毁掉了全部的自然生产力，只有在穿过沙漠的大河岸边生长的植被才有可能幸存下来，气候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在不卫生的传统习惯影响之下，各种疾病肆虐，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民众越来越执着于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无所不在的信仰原则指导之下，整整一半的人口被判有罪，换句话说，是作为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无限期地变相软禁在家里，被限制和排斥在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之外，田园生活的心理习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也一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别。

这个民族现在已经能够充分地接触到西方世界，这让他们的上流社会越来越渴望从西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又使他们更愿意从我们这里获得这些东西。他们很乐意把我们作为英国人的替代者，从英国人加于他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或许暂时能博得这部分人的欢心，但英国的影响力相应地就会减弱，而且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都要对伊拉克人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如果他们开始做一些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影响了世界格局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如果英国人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至少我们自己应该受到一些谴责，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

我们情愿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吗？我知道，每一个务实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不愿意。在距离本国领土千里之外的地区，我们的政府无法去构思和实施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在外交领域，我们采取的行动都是政治家对国内政治生活做出的过激反应，而左右国内政局的总是能发出声音的少数派。

对祖辈的拓荒生活尚有记忆的少数美国人，如果不是对开垦荒地和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存有浓厚兴趣的话，几乎不可能去考察伊拉克的沙漠。如果这里曾经生长过树木，怎么就不可能再次生长？如果这里曾经降落雨滴，怎么就不可能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将雨水再次吸引？是气候无法改变，还是疾病无法根除？

正在从现实中寻找突破口的美国人可以追逐这些梦想，甚至走上实现梦想的漫长荆棘路。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回想一下祖国糟糕的水土保持状态，回想一下国内有待实现的社会发展问题，回想一下外交事务中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他们恐怕就愿意抑制自己的兴奋，以沉默来面对伊拉克沙漠，然后像个失望但听话的孩子一样，重新面对故土可悲的贫穷与麻烦。

在伊拉克期间，我得以有机会思考波兰与苏联的问题……在我们国内，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考验，检验苏联是否愿意追求一种正派、人道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欧洲政策。如果苏联倾向于制定这样的政策，那么美苏关系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不是，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仅能保留其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与苏联建立一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关系。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苏联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将会成为其与西方关系的试金石。

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样，能够理解苏联所处的尴尬境地。引发实质性矛盾的当然不是领土问题，而是波兰政府的问题。苏联政府正在给自己设置不必要的麻烦，很明显，负责制定苏联政策的人要么从当权者那里接收了错误的信息，要么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能够理解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由于它对欧洲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不能也决不允许其被政府内部的某些团体或者个别人过去的错误判断所左右。我相信不管波兰政府过去犯过什么样的战略错误，在目前的形势下，它依然能够像其他政府一样理解这一点。苏联凭借自己所有的记录、档案和记忆，要求完全控制和清算波兰政府，这一要求的实质是为苏联政府内部某些团体的利益服务，这些团体非常清楚自己对过去的错误负有责任。它不符合苏联政府或者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波兰目前的政府倒台或陷入绝境，该政府的核心力量——波兰移民必然会继续他们多年来的行动：宣传苏联当局曾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并对波兰的军人和平民犯下一系列暴行。然而，如果能对波兰政府做出合理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也未必会排除大面积领土协议或者重建波兰政府，包括吸收维托斯等人），波兰领导人毫无疑问都乐于既往不咎；苏联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力量，也能够一直保障这种安排。如果现行的路线得以继续，那就意味着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格局中，苏联将被自己内部少数人的政治安全所拖累，毕竟是这些人给出了不完善的建议或者做出了不适当的决定。

6月28日，德黑兰

傍晚，出去散步。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俄罗斯风情浓郁的城市里。笔直的鹅卵石大街上，竖立着俄语标志和高大的栅栏，人群在夜色中漫步，操着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这里轻声细语，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多年前在爱沙尼亚瑞威尔（Reval，塔林旧称）的那个夏天，夜色中熟悉的气息。想到那两个首都就让人激动，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却又感觉如此接近，俄罗斯细致入微的深刻影响将这两个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开始阅读伊利亚·爱伦堡的战时文章全集《战争》，结果令我大失所望。除了让人厌恶的战时宣传之外再无其他：对这场战争悲剧没有做出任何评价，文章中充斥着对德国人的控诉。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对这些内容本是三缄其口为好（除非德国人身上邪恶的东西在苏联人看来是正义的），通篇是对引文幼稚的曲解和误读，对我们面对的敌人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本质性的剖析。难道这次战争中的苏联真的那么脆弱，以致需要通过这种虚假的胡言乱语来保护自己？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爱伦堡文风低俗，扭曲事实的做法丑陋无耻，其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比戈培尔博士那些人更崇高。要么是爱伦堡有问题，要么就是苏联在战争中的立场有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如此自贬身份地对人下诅咒。纳粹德国的过错也没有这么复杂敏感，根本不必以如此夸张的手法去蒙骗读者。

7月1日，莫斯科

在斯大林格勒，除了（现在仍在使用的）机场大楼之外，所有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生活现状的人，都会对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至于政府宣传的惺惺作态，则另当别论。

8月1日

昨天，在英国大使馆同波兰总理米科瓦伊奇克及其随行人员共进晚餐。他们已经来了两天，总理已经见过莫洛托夫，尚未与斯大林会晤。他本人明显受到了莫洛托夫谈话的鼓励，不过其随行人员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

英国大使提议为他们完成使命而干杯，因为米科瓦伊奇克是受我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鼓励才出访莫斯科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信心和乐观的态度。

这可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可能是现场唯一对东欧的复杂因素有着透彻理解和深刻体验的外国人。我知道波兰人和苏联人极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份协议中甚至还可能包括坚定保证波兰独立的条款，我还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庄严地承诺不干涉波兰内政，我也知道苏联红军在军事占领期间，会堂堂正正地善待波兰人。

但是，我同样知道，这样全然不顾对方现在的意图而强压波兰与苏联磋商，最终会将这样的一份协议由章程变成套在波兰人身上的绳索。从长远角度来看，苏联目前不会再像百年前的沙俄一样，他们甚至会承认波兰人的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连苏联人都不曾拥有。苏联人绝不会宽容那些逾越其限度的事情，其现行的警察制度也必然渗透到波兰人的生活当中，除非波兰人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渗透，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将不可避免地被莫斯科视为挑衅和反苏行为。总之，我知道苏联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克里姆林宫充满猜疑和偏执的双眼最终能够区分出谁是附庸，谁是敌人。苏联的邻居们如果不希望屈尊成为其附庸，就一定会成为其敌人。

面对这些情况，我只能感觉到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整个行动有些草率。我反思大国对小国漫不经心地提供的建议，建议所涉问题关乎着后者的重大利益。现在，我很难过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这一失误决策中的一部分。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发表那打着官腔的乐观言论，我真希望我们判断准确，我真希望我们从敌人手中挽救忠诚的盟友时，也能挽救他们于我们的朋友之手。对于波兰人民遭受的悲剧，我们应该俯首沉默。

8月2日

今天有很多新闻。土耳其跟德国决裂了。在芬兰，曼纳海姆取代了吕蒂。我们的军队从诺曼底桥头堡突破了。苏联人一路挺进到图库姆斯（Tukums）海边……因为德军的撤离，里加的局势得到全面缓解，有些人因红军将要到达而备感欣喜，也有一些人感到恐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为民族独立的梦想而感觉些许失望和悲伤，这个梦想如昙花一现，曾经短暂成为现实，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不可能再次实现了。经过五年的变迁，这个梦想对于继续留在里加的人来说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了，这些人热爱生活中温和的东西，比如平静、隐私和人格尊严，想必他们一定已经彻底绝望了。对于幸存到今天的思考者来说，东欧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红军部队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他们正沐浴在海湾微咸的波浪里，洗去此前征战中疲惫的尘埃。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会鄙视列托人（Letts，生活在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少数民族，与立陶宛人相近），认为其民族独立的愿望缺少力量和尊严。在他们看来，从小受教育，一丝不苟地追求生活艺术的人，就是在徒劳无益地矫情。能激发人兴趣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主流。

8月3日

中午在大使馆与波兰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共进午餐，今天他们要与斯大林会晤。

一个波兰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他们的机会有多大。我说我的想法是苏联人从全局考虑希望达成协议，但是我说不准他们会不会按照波兰所期待的方式达成协议。我想波兰人可能认为，如果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么他们就可以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然后为波兰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我提醒他，我通常都会考虑悲观的一面，并建议他也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8月4日

因为感冒，一整天都赖在床上。阅读了各种文件，包括我们政府关于相关组织的建议书，这个组织被我们简称为“一个国际组织”。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它能够保障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有关该组织的计划将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讨论。那是一份冗长而详细的文件，文件的宗旨很明显是要求维持现状。而现状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实际上，华盛顿官方就像多年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声称的那样：“如果我们制定出文件，那么现状如何就无关紧要了。”

我们拥有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独特体系，虽然世界上还有其他民主国家，但都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实力和有利的战略态势。他们都面临着长期而巨大的危险，以致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相当谨慎和务实，否则灾难顷刻之间就会从天而降。他们谁都不敢去制定那种能深受国民欢迎的外交政策。

在我国，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制定欧洲政策，都要受到特殊规则的制约。我们的民众是在欧洲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事务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进入国内公共舆论的某一领域，尤其是外语问题以及新到的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对组织恰恰仍然保持着欧洲式的热情，从比例上来说，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内原有的各族裔居民。我们的政府就欧洲事务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招致这些团体的批评，所以没有一个总统甘愿去冒被抨击的风险。结果就造成在制定欧洲政策方面，公众舆论成了永恒不变的制约因素。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普通美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理解欧洲人，甚至很希望灾难降临到欧洲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可以表现出一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他们的心中，欧洲承载了罪恶，对欧洲感兴趣的人也是罪恶的。他们认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真思考欧洲问题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参与”欧洲事务的总统会受到他们的指责，而装腔作势对欧洲持傲慢态度的总统则会受到赞扬。

新来的移民对美国的欧洲政策颇有怨言，这些人利用大众的普遍偏见，只要我们的政府在欧洲做了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会迅速而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扬，说这是一种背离美国基本原则的行径。

总而言之，我们政府的整个体系与我们追求的目标——建立并推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始终如一的欧洲政策，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政策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建立并维持下去，可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却始终掌握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

这样的一种政策只能谨慎地建立并推行，其间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而我们却坚持要把手里的底牌都光明正大地放到桌面上，以便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见……

美国公众决不是对欧洲漠不关心，他们当然希望通过欧洲获得利益，愿意让欧洲成为一片文明、和平、稳定的土地，愿意通过妥善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务，以避免我们被欧洲问题所困扰。他们不愿意瞻前顾后，尤其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欧洲诸国的矛盾冲突而卷入战争。

迎合美国民众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已经成为美国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的职责：一方面要求我们避免卷入欧洲恶劣而复杂的政治现实当中，一方面又敦促我们的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免欧洲成为一个麻烦策源地。当面临这种困境时，总统和国务卿们永恒不变的对策就是求助于一份抽象的方案，这种方案能够暂时掩盖具体对策的一切缺点，迎合了美国人喜爱的崇高道德原则，同时将未来可能爆发暴力冲突的责任抛给下一届政府。

为保障国际安全而设立一个组织机构的整体构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能够有效地维持现状，那么欧洲可能就不会再爆发战争，我们关注的欧洲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这种误判形势的推理已经屡见不鲜，它催生了神圣同盟、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感到很满意，而且不希望看到它发生改变。这些组织永远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唯大国利益是从，毕竟是大国满足了它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以及其他需求。一旦这种形势发生改变，变成了某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去改变现状，就没有一个条约体系能阻止这种改变。

国际政治生活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它的根本就在于应时而变。长期有效地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体系，必须足够灵活巧妙地进行自我修正，顺应时势，这样才能适应不同成员国间的利益和权势不断发生改变的现状。

一个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设立的国际组织，无法代替一种严谨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维持现状，我们专注于构建法律体系，但是，要知道我们越是忽略政治，处在国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体系就会越快越猛烈地分崩离析。

我们方案的宗旨是阻止大国征服和控制小国，这种思想是天真的，也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完全忽视了傀儡国家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亚洲和苏联所有政治思想的基础，偶尔也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它嘲弄着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规则。试问蒙古共和国的领袖，蒙古是否对苏联心存不满？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想法。他本身就是苏联警察体系中的一员，他的人民生活在红军阴影当中，我们凭什么推断苏联在西部边界建立的“依附莫斯科”的政治制度当中，蒙古会成为一个例外呢？难道我们没看见苏联越是加大控制力度，附庸国的抱怨就越少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处境马上要跟囚犯一样了吗？他们对眼前的狱卒有着太强烈太直接的恐惧感，以致不敢冒险去求助于更遥远、更高级别的权威。或者采取另一种比喻，受美国黑社会威胁的受害者，难道没有因为担心遭到黑帮报复而放弃向警察局求助吗？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和鼓励接受法律观念，但是法律还不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来取代实力。实力会很快渗透到我们建立的旨在调控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体系当中，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使法律体系徒留一个形式。国际安全必须依靠实力，而不是依靠它所披的法律体系的外衣。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国际组织设计方案当作一个逃避的借口，而不去严肃认真地与欧洲人民建立一种纯粹以实力为主导的关系，那我们基本上就成了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罪人。

8月6日

米科瓦伊奇克前天如期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在声明中对波兰的秘密行动（从声明上看，斯大林不太可能预先得到准确的通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示出就苏联对边界的态度做出解释的意愿，但同时他也让米科瓦伊奇克向波兰委员会咨询最重要的波兰政府改组问题。

昨天，波兰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在一个名叫贝鲁特的人带领下到达莫斯科机场。东道主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以最高规格接待了他们。我至今对贝鲁特还一无所知，据说他是波兰全国委员会（Polish National Council）的主席。苏联的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盛况，却只字未提此次访问跟米科瓦伊奇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实际上，苏联的民众也从未被告知米科瓦伊奇克曾经来过。

与此同时，在华沙，据说米科瓦伊奇克的支持者已经封锁了整个城市，拼命抵抗以防其落入德国人之手，这时苏联的军队就驻扎在布拉格郊区的河对岸。很显然，两股势力没有联络，也有一些怀疑者称苏联军队故意不去支援，因为他们发现情势便于让德国人和米科瓦伊奇克的秘密组织互相残杀。

现在，驻苏的英国人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请求派遣红军向受困的波兰人空投物资和军需品。苏联政府给出的答复是，未来我们还要在欧洲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可能比今天米科瓦伊奇克与波兰委员会谈到的合作还要多。

9月18日

1. 自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结束以来，苏联的政策一直保持不变。苏联政府从慕尼黑会议后就没有懈怠过，一直在欧洲和亚洲的邻近区域寻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本国在当地的权力至高无上。在克里姆林宫高层的心目当中，这是苏联战后政策的应有之义。在考虑和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时，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自己这一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至少应该得到对方的默许。他们从未意识到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意味着彼此间关系的长期缓和，反而一直力图阻止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苏联，同时也阻挠苏联人民从外部世界学到更多的东西。

2. 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苏联政府马上意识到没有必要去拂逆西方国家的民意，所以他们暂时隐忍，尽量不去强调苏联在这些方面的政策。随着今年春天军事形势的改善，苏联对西方大国的依赖意识逐渐降低，因此也越来越频繁地公开发布上述政策。

3. 或许，威胁和诱惑都不足以促使他们真诚地、永久地停止执行扩张政策。过去几年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取得的进展，让苏联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愈发没有回旋余地。很显然，这些收益触动了苏联最高层敏感的神经，让他们更加无法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

4.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找到调整的方法，修正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分析，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对苏联现在的形势感到绝望，我们也不必担心它会危及世界的和平。

5. 如果我们想针对苏联目前的形势有效地进行调整，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a）我们必须正视事实：除去已经并入其领土的地区，苏联势必要坚持其在西部边界的既有利益范围。大概他们自己都还没决定究竟要把势力范围扩张到哪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等待我们对这种扩张做出反应。我们必须与英国协力，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在大陆共同的重要利益，也就是说，我们不允许苏联超越界限去行使无限制的权力，或者采取完全的单边行动。我们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明确地让苏联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如此一来，我想我们双方无须进行任何直接的讨论，就能够充分理解各自的底线在哪里。我们必须准备好利用各种手段来维护我们的立场。

（b）双方通过上述方式对彼此的底线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我们可以继续接受苏联对其他各项计划的参与，包括为和平与安全利益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这些计划可能不会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有广泛的影响和严格的约束力，但通过对彼此的真正了解，会加强苏联对这些计划的支持。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总的原则——比如“协作”或“民主”，对苏联来讲拥有更特殊的意义。我们无须期待他们参与各种合作，毕竟有些合作与他们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背道而驰。

【尽管凯南对苏联政府多有批判，但他对苏联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都很热衷。七年之后重返莫斯科，凯南发现自己“每一分钟都陶醉其中……它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满足感，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这些苏联人身边，感受到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活力，我有时候宁愿自己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肯定会被送去），也不愿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上”。亲近苏联民众的渴望让凯南难以接受克里姆林宫的做法，苏联政府严格限制本国公民与外国人联系，让他感到自己“始终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局外人”。】

1945年

1945年是凯南处于过渡期的一年。伴随着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以及5月8日纳粹德国的投降，美国的对苏政策开始倾向于凯南所主张的强硬路线。这是凯南一举成名的前一年，他前往西伯利亚旅行，在那里他享受着与苏联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官员在一起的快乐生活。

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和斯大林斯克（Stalinsk）之旅

1945年6月

6月9日星期六下午三点，我踏上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离开莫斯科……一个多小时之后，列车在扎戈尔斯克（Zagorsk）停下来，我们遇到了第一批兜售食物的妇女和儿童。接下来的四天四夜里，每停靠一站，他们的同行就会蜂拥而来，或光着脚或穿着拖鞋，不过头巾都很干净，这让我觉得各个车站的小贩看上去都很相像。为了将手中的东西卖出去，他们都拥到车前，兜售的东西有牛奶，分新鲜的、煮熟的和凝乳三种；松软的干酪、冰淇淋、生鸡蛋和水煮蛋、萝卜、浆果、薄煎饼、水煮土豆、圆葱、大蒜、腌萝卜、西伯利亚黄油。有些人在铁轨近处搭建的木棚里售卖，大多数人还是在列车旁边吆喝叫卖。在大群的乘客、车乘人员和站台上殷勤小贩的脚下，是布满黑色煤渣的铁道，上面混着油和列车排放下来的粪便，黏糊糊的。没有人在乎身边混着煤烟和灰尘的蒸汽，大家关注的是繁忙的生意：小贩笑容满面地把牛奶从旧罐子里倒进空的伏特加酒瓶或军用水壶里；沾满火车煤烟的双手迅速将油腻的蛋糕递给乘客；买卖中的讨价还价；一锤定音的成交；乘客们满载着战利品好不容易挤出一条路回到车厢；羞怯的小姑娘光着脚丫站在那里，因为没能把手中的东西卖出去而略显忧伤，不过她没有流眼泪，只是耐心地等待着有人光顾，一如她的民族一样坚忍克己。火车开走以后，小贩们会带着没卖出去的东西回到家中，等待小姑娘的将是母亲的恼怒……

有时候，能见到一些比较稀罕的商品。美国咸牛肉每罐三十卢布，一罐（芝加哥德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维也纳香肠在一个车站卖到一百二十五卢布。（一位苏联红军军官看了一眼，厌恶地转过身去嘟囔着说：“这东西我吃了四年，我才不会让你赚走一百二十五卢布。”）

商贩与客人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尔发生一次，通常都是因为分量不够，而非价格不公道。因为买方和卖方使用的容器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得自备大容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有时会因分量不足而争吵。狠话也说过，但说过也就说过了，大多数纷争都有着幽默和温和的结局。我亲眼目睹过一幕，一个军人跟一个上了年纪的乡下妇女理论牛奶分量不足的事情，身边围着一圈同情他的看客。他幽默地说：“你最好仔细点儿，我的大娘，别想着算计完我后能逃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跟你说连大天使都是我的朋友。”面对哄笑的人群，老妇人赶紧溜走了，一个小插曲就在这样的笑声中结束了。

负责我们车厢服务的是两个身体强壮、性格温和的姑娘：泽尼亚和玛露希娅。她俩有个小厨房，在那里用一个俄式茶壶给乘客沏茶喝，燃料是她们从旅途中捡来的废木料。她们的职责是每到一个车站要举起小红旗，守住车厢的入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以及试图躲到车厢台阶、连接处或减震器下蹭免费车的人。她们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精神抖擞又不失威严，但没有一丝愤怒。两个人轮流值班，一个睡觉的时候另一个坚守岗位……

车上的大多数乘客对我比较友好，但没有和我过多地交谈。只有一个夜晚，我正在为俄语杂志撰写稿件，其他乘客在车厢过道上召开了一次气氛活跃的会议。会议的组织者马上主持并发表演讲，议题是他们如何担心未来，如何信任罗斯福而不信任杜鲁门，对其同伙赫斯特（Hearst）则拭目以待。这种愉快的气氛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突然大家不约而同感受到演讲者身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会议悄然散去。演讲者被要求闭嘴之后，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再跟我说过话……

现在列车正驶在拥堵的铁路上；我们乘坐的列车只是长长的火车队伍中的一员，不得不受制于前面列车的速度。列车就像一只蠕虫一样向东爬行，动作非常缓慢，时走时停，穿过漫天尘霭、沼泽遍布的巴拉宾斯克（Barabinsk）草原。列车停候的时间比运行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能看到堵在后面的货运列车，能听到它们猛烈地鸣笛请求先行，那低沉的笛声是苏联和美国列车特有的声音，也勾起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思乡之情。

突然吹来一阵夹杂着灰尘的暖风，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煤灰和尘土。当列车在一块沼泽地当中停下时，我们爬下路堤，脱掉衬衫，拨开沼泽地水面上黄色的浮渣，用来自地底的阴凉液体洗手。

晚上九点，我们离开莫斯科已经九十八个小时了。列车慢悠悠地通过鄂毕河（Ob River）上的长桥，然后加速驶入了新西伯利亚车站。列车进站时，新西伯利亚市苏维埃副主席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捷列先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Tereshchenko）正站在月台上，穿着别扭的装束：扎着领带，穿着夹克，戴着只有正式场合才会佩戴的礼帽。他满头是汗，搞不明白自己干吗要跑到这儿来。见到不想看见的人，再加上四天来一路上的颠簸劳顿和糟糕饮食，让我对他的态度有些冷淡。我猜他一定想知道，他这顶帽子戴得是不是有点儿多余……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和我共进晚餐。我没有胃口，几乎没吃东西，也没喝什么。伏特加、里亚比诺夫卡（一种浆果酒）、河鱼、鲑鱼、冷盘肉、萝卜、黄瓜、奶酪、煮蛋、黄油面包、汤、啤酒、牛排、煎土豆、炒蛋、蛋糕和茶，接二连三地摆到我的面前。我的每一次婉拒都被认为是暗示那道菜做得不够好，热情好客的主人和服务人员便再去施展新的绝技。

耳边的声音一直未曾间断：“凯南先生，您为什么不吃呢？不喜欢吗？想吃点儿什么？”

从我抵达西伯利亚开始，这些话就始终伴随着我，直到我离开…………

像新西伯利亚市这样偏僻和落后的地方，竟然建成并运营着一个堪称世界最大的歌剧院，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场惊人的冒险。想想就觉得有趣，中央政府拒绝提供建设资金，州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它……历史上可能没有比这更值得炫耀的叫板了，将来可能也不会再有比这座屹立在偏远鄂毕河畔的神奇建筑物更骄傲更自信的展示了。

西伯利亚人中确实不乏工程和艺术方面的天才。我毫不怀疑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有更多的建树，提高西伯利亚草原上和森林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否一举提高到歌剧院这种宏伟的设想上，这一点我非常怀疑。除非其他建设能够同步，否则歌剧院大楼会永远保持今天的样子：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脱离了周围的现实环境……

尊敬的东道主博罗杜林先生（Borodulin）提议找天晚上去“体验”一下新西伯利亚市（很显然他在共产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使得他在当地的威望与他的官衔极不相称）。我们首先参观了新建的火车站，这是苏联最大的火车站之一，我们说服一位满脸胡须、有点儿不知所措的站长带领我们上上下下参观了一遍。就苏联车站来说，这里还算不错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为带着小孩的妇女设立专门候车室，配有护士和医生、淋浴设备和儿童游乐室。要不是看见一名妇女用力拉扯站长的衣服，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控诉自己跟孩子在车站已经滞留数日，却始终买不到车票继续行程，我对这个车站的印象可能会更好一些。

离开车站后，我们去了公园，观看了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舞蹈团的表演。观众们看上去非常高兴，不过我个人主要是为邓肯本人高兴，庆幸她没活到亲眼看着自己的艺术被糟蹋。行程以一场马戏结束，所谓马戏的全部内容就是驯狮表演，狮子把生肉从女驯狮员口中叼出来。女驯狮员长得非常丑陋，我们对两者的勇气都深表钦佩。但这种表演竟然配了一曲有些哀伤的音乐，让我们昏昏欲睡，于是我们决定就此结束对新西伯利亚夜生活的体验。

6月20日，库兹涅茨克

我们去了“文化宫”，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俱乐部。战争期间这栋大楼曾经被征用为军队医院，最近才恢复其原有的功能供工会使用。这里有各种房间供业余剧团、音乐团体、国际象棋协会等组织使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图书馆，藏书有数千册。最顶层是一个展示冶金领域发展成就的科技博物馆，有各种车间的模型、原材料样品、成品等等。我在一个展厅里看到一本尺寸巨大的书，摆放在一个非常正式的托架上，书中记录着车间里像斯达汉诺夫那样的工人名字（因为现在车间里70%的年轻工人都知道要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所以我想只有领导们才热衷于展示这种荣誉）。离开博物馆之后，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很多展品，是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活动准备的。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大型图表，上面记载着工厂的产量。这些数字还需要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保密，因此虽然我权当消遣，主人却是极为敏感和小心。结果，我们只能快速地穿过整个大厅，无法去仔细欣赏每一件展品……

每个公道的旁观者都会理解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创伤，以及他们为之做出的牺牲。如果将战争中的磨难坦白而真诚地一一道来，那么每个怀有正义之心的外国人都会由衷地表示同情和深切理解。但令人反感的是，苏联官方总在不断地强调，这里展示的是一种先进而高度民主的工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明显比西方国家现存的任何工会都要优越。只要这种傲慢和无知的自吹自擂还存在，明眼的外国旁观者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一种怀疑和愤怒的态度，从而谨慎地去选择苏联工会为他提供的一切信息；他会发现，按照西方的标准，苏联的制度存在大量刺眼的缺陷，而此时想去原谅制定这种制度的主人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6月21日，也就是星期四，我回到新西伯利亚。与在斯大林斯克照顾我的女服务员们告别，在此停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原本打算在这里住上几个月的，而不是短短的二十几天……

启程回家之前，我在新西伯利亚待了一天……我提议去游泳。我们乘坐廉价的高尔基小汽车一路颠簸到鄂毕河岸边，我脱掉衣服游泳，之后我们坐在一块岩石上，享受西伯利亚热辣辣的阳光。全身赤裸的小男孩们沿着河岸用力划着一艘漏水的破旧划艇，看来这是每个地方的男孩都喜欢玩的游戏。在河流的下游，可以看到长长的货运列车缓慢地向东爬行，穿过了西伯利亚主干线上的大桥，在晴朗的蓝天下，车厢和火车头的轮廓就好像一个黑色的小玩具。你会看到河对岸还有很多列火车在排队等待通过大桥。远处的河流上游还有一座桥，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是一座新桥，从斯大林斯克方向开来的运煤车从桥上通过。

我们所坐的沙滩上碎石很多，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修整过。身后有一间公共浴室，外表很破旧，也褪了色，明显已废弃不用了。（导游）向我保证，日后这里的条件会有很大改善，会有美丽的公园和浴室，还有各种体育设施。人们都在努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只是很想知道，有了歌剧院这种前车之鉴，苏联人的想象力和那些瑰丽的梦想，会不会还像以往一样不顾过去与未来的要求，会不会再次无视现实而启动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草草地用劣质建材先建造一部分，但整个项目永远也不会竣工，任凭已完工的部分渐渐腐蚀坍塌，或者被用于与建设初衷毫无关系的用途。当然，与此同时，鄂毕河仍会继续向北流入海洋，静静地，永不停歇。也许，不管河岸上的建设奇迹有没有出现，在无数的夏日里全身赤裸的小男孩们依旧会继续寻找布满孔洞的破旧小船，然后用竹竿划着船在河上顺流或逆流而行，度过夏日时光。河岸上满是他们兴奋的尖叫声和四处溅起的水花，坚硬的岩石划破了他们的双脚，每次对河流以及河底世界的重大发现都令他们兴奋不已。

我决定坐飞机返回……旁边坐着一位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职业女性。她长着一双男人一样的大手，是建筑行业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次是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很聪明也很机敏。在飞往鄂木斯克（Omsk）的途中，她与我长谈，她对飞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会充分地展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女性的敏锐和魅力。我们在鄂木斯克机场停留了一两个小时，正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烘烤着大地，我跟她在飞机尾部的阴凉处分享了我的午餐，她让我大声地给她朗读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First）。其他旅客也渐渐加入进来，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有一半左右的旅客都在听我朗读。

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书记博罗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体验”了新西伯利亚的夜晚。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飞机上相遇，现在他已经很信任我了。他成功地为我们俩争取到一个四人间，并且把其他几个想找地方睡觉的讨厌旅客拒之门外。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然后说：“带着你们的行李，从这儿出去。”我想一定是这种语气透露出这个要求背后蕴藏的不可冒犯的权力，因为那些人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看来很难找到白天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车，没人能够保证当天往返。时间慢慢消逝，博罗杜林和我都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烦躁，他决定另辟蹊径。他找到一部电话，摇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然后叫嚷着跟对方说了几句话。他不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开着一辆卡车，看上去有些害羞。我们坐上这辆老旧的道格拉斯车，马达轰鸣，很快进入一条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头顶的天空中有一层厚厚的乌云。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到达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场的负责人很清楚，没有我们，他的周末会过得安宁一些。

到喀山后，我们被仓促地安排到机场酒店。看情况，莫斯科当天好像举行了一场胜利阅兵仪式，机场已经停不下更多的飞机了。我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一晚。博罗杜林和我再一次抢到了最好的房间，所有的后来者都被我们拒之门外。

傍晚，我们坐在“商业自助餐厅”里，小店里放着两三张桌子，一个自助餐架，还有些已经不新鲜的蛋糕，价格都高得离谱。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时的灰色旅行装，她虽然默不作声，但俨然已经将自己与我和博罗杜林划在了一个阵营，自视为旅客中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只要随便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车带我们浏览整个喀山的美景。基于这种轻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将餐厅的女孩叫到她面前。

“你知不知道，”她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在喀山到底从哪儿能叫到一辆车？”

我们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服务员。“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女孩回答，说完她就迅速走开，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中年妇女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没出现。我们决定步行出发，一直走到一个游乐园。天马上就要黑了，人群正在往那边聚集，去参加一种叫作“大众健走”的活动。我们从素昧平生的人手中借了二十戈比，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决定让汽车开到游乐园来接我们。

我们买了一包瓜子，然后走进游乐园，但是很快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决定到城中心去转一转。我们沿着一条又长又宽的街道走下去，路两边栽满树木，一栋栋高大漂亮的建筑向路人表明这里是一座大学城。一些大楼已经改成了军队医院，伤病员们穿着苏联医院怪异的法兰绒病号服三五成群坐在花园里，一边怀抱着手风琴，拉着琴，唱着歌，聊着天，一边对铁栅栏外过路的姑娘评头品足。坦率地说，夏季的夜晚沿着伏尔加河畔漫步，悠闲地吃着瓜子，随意地吐着瓜子皮，真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事情。吃瓜子会让你体会到嚼口香糖一样平静而优越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忘记了自己正身处一个对所有外国人都毫不信任和心怀憎恶的国度。不过，我马上就清醒了。

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那位女士认为车是来接我们的，但没等我们挥手示意，它就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们又步行着返回游乐园，又看见一辆车，果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辆。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亲自来了，还带了一个司机。他对那位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但跟我握手时脸上明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他拒绝跟我们同坐吉普车，宁愿步行也不愿意公然跟一个外国人坐进同一辆车……

第二天，我在那辆苏联道格拉斯卡车车尾的手提箱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眺望着喀山和莫斯科之间的森林和农场，努力把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留有印象的事情搜罗到一起，记下来。

很显然，在这里，在我们脚下延伸出去的广袤平原上，生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他们才华横溢，心地善良，魅力非凡，有着丰富的阅历；他们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残酷和粗率行为却又高度重视伦理价值的民族；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创意又具有强大耐力和活力的民族，他们深信自己一定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有益的角色，并渴望这种梦想成为现实。

在他们和外部世界之间，横亘着一个无比残忍和充满猜忌的政权。这个政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俄罗斯人民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哪些事情具有可行性，哪些事情具有危险性。这个政权把人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外部世界影响到他们。基于这个目的，其首要策略就是教育人民既不要惧怕外国强大的武力，也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苏联政府必定将自己塑造成世界上唯一正确、高尚、慷慨的角色，对所有持怀疑态度或者不顺从的人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愤怒。正因为如此，其整个制度体系要力求避免本国公众的思想受到任何外国因素的影响，要把可能对苏联人民产生影响的外国政府或者个人的行动，转变成对苏联政府自身有利的行动。

美国民众读了新近的盟友——苏联人的奋斗史和苦难史之后，迫切地要帮助他们。他们向红十字会或者苏联战争救济会捐款，毫无怨言地负担因对苏联实施《租借方案》而产生的额外工作和税负，并善意地接受了给予苏联政府最大限度贷款的观点。有多少旅行者亲眼目睹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也看到了他们坚强的勇气：年轻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享受不到丝毫的舒适或放松；中年人的记忆里满是没有安全、没有和平的人生经历，也不敢再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寡妇和因战争负伤的残疾人挤在狭小的住宅里，穿着破旧的衣服，对着空空的米袋，境遇非常可怜。舒适和便利——这难道就是他们对未来所有的渴望？这就是他们的希望和秉承的信念吗？当然，这个充满天分和魅力的民族，在摒弃了一个较为宽容的社会中那些空虚庸俗的困境后，已经组织起来，准备建设一个公正理性的社会，之前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还有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这里，这里就是实用天才的用武之地，他们渴望对他人有所价值，这些恰恰是美国人的鲜明特征。

但事实是：没有途径去帮助苏联人民。当一个民族把自己交到一个无所顾忌的独裁政权手中，那也就意味着它享受不到任何援助。因为所有馈赠都会被政权独占，并且会迅速用作增强实力的武器。如果这些援助直接给予人民，那就暗示着他们做出了让步，这个政权足够聪明，他们懂得怎样从居心叵测的外部世界攫取利益，并挫败这些利益背后邪恶的阴谋。那些想分享利益的人最好稳稳当当地站在他们一边，这些精明强干的掌权者可是在保卫大众的利益呢。另一方面，激怒这个政权对受其控制的人民并没有好处。当遭遇外来打击时，这种打击会立即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个政权在表示了同情和义愤之后，则会以这个高贵国家的保护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猛烈回击拒绝接受他们的邪恶外部世界。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一系列无知、自大和挑衅的政策，真正的灾难会降临到国家的头上，而这个政权则会迅速放下架子站到遭受苦难的民众那一边，依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忠诚等让人惊叹又似乎永远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来支撑自己摆脱困境，这些精神财富似乎正是人类为这种情况准备的。换句话说，仁慈的外国人无法帮助苏联人民，而只能帮助苏联政府；相反，他伤害不到苏联政府，而只能伤害苏联人民。这就是苏联现行政权的运作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这样想，在西伯利亚的所见所闻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那种环境之下，最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援助也不伤害——向苏联朋友讲清楚跟他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最低条件，表明自己的愿望和耐心的限度——保证不让苏联人民受外国反对势力负面情绪的影响，让苏联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渴望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凯南寻找机会陪同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去了列宁格勒和赫尔辛基，在那里他记了下面两篇日记。】

9月，列宁格勒

我只在列宁格勒待了三天，但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我读了那么多有关此地的资料，在波罗的海诸国生活的那几年，我已经爱上了北方一马平川的平原、倾泻而下的阳光、冬日里的严寒，但最难忘的，还是让人备感温暖和充实的人际关系……

对我来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心酸的一个群体：一个让人哀伤的伟大城市，在这里，智慧的人民总是不得不冲破黑暗、潮湿和寒冷，才能感受到光明，也正是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一种莫名的激动和一种莫名的魅力。我知道在这个我从未生活过的城市里，因为某种奇特的命运安排——也许是前世生活过？——储存着一份我能够去感知去热爱的能量，换句话说，储存着一份我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是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苏联人所不能相信的。

9月7日，赫尔辛基

我们到达新的芬兰边界，并在芬兰第一站停下来。眼前所见一下子变得整洁起来，让人感到很愉快。新的车站大楼已经竣工，虽是简单的木质结构，但有种别具一格的现代格调。站台修葺一新，非常干净。站台上有一个刚刚刷过油漆的报亭，上面摆放着报纸，食品摊则闲置着。不过，这个车站几乎空无一人，天空一片灰色，眼前的一切让人有点儿忧伤。

苏联的牵引火车头正在整修，留下我们这几节卧铺车厢，还有两节载满苏联人的“软卧”车厢，他们即将前往波卡拉―乌德半岛（Porkkala-Udd）新建的海军基地。大家等待芬兰方面的火车头过来牵引，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风中的月台上走来走去，俨然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锻炼习惯的奴隶。车厢里的苏联人茫然地注视着窗外苍茫而又让人哀伤的俄罗斯世界，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写满了坚忍和空虚。

铁路线上停满了满载着芬兰货物的货运列车，这些货物都是作为赔款运往苏联的。一些平板货运列车上还载着规格稍小的车厢，这种车厢的车轮及轨道是为伐木作业的窄轨铁路专门设计的，车厢因发亮的外皮材质和刚喷刷过的油漆而显得格外耀眼。这些车厢都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牢牢地固定在平板车上。其他的货车上，每节车厢都载满了堆垒整齐的原木，原木切口整齐，精心地堆在一起。所有物资按顺序编了号，充分展示出芬兰人严谨有序的工作态度。看到这些，我首先想到的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偶尔在大量制造低劣产品的苏联民众中唤起某种令人痛苦的羞愧之情，不过我随后就释然了，觉得自己的判断或者说担心有些多余。

除我之外，这个站台几乎无人光顾。有个步态轻盈的芬兰青年来回走动，腰挂着一把刀。他是扳道工，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巡视的过程中他满含敌意地向旁边看了一眼，鄙夷地看着苏联人的车厢。火车头冒出的股股黑烟迅速随风散去，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北方家乡的树林，站台上始终整洁干净。一个身穿制服的芬兰铁路工作人员神态安详地骑着自行车来到车站大楼前，停好车后走进大楼开始自己的工作。一驾乡村马车载着一家人驶来，这家人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不过马儿膘肥体壮，鬃毛泛着亮光，它迈着轻蹄欢快地慢跑着，苏联的马可没有这样的神采。整个画面看上去让人感到一切都高效、整洁和宁静，不过也有些许资产阶级文明的无聊之感，此情此景突然让我这样一个旅行者重新忆起了久违的资产阶级生活……

11月24日，莫斯科

与挪威大使馆的武官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几位客人，其中一位是司徒登诺夫上校（Colonel Studyenov），晚饭后我跟他进行了一次坦诚的长谈。我们就苏联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渊博的学识。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美苏关系以及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我对他说，我理解苏联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某些做法，我知道过去二十年间很多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很冒失和愚蠢，我毫不怀疑有很多人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如此，我认为苏联政府有必要重新斟酌某些做法，至少应该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善待那些诚实善意的外国人。我说在美国与人相处就容易得多，比如同英国人，我们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能经常和职位相当的英国客人会晤，坦诚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甚至对本国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当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要叛国，也不会给其他政党留下虚伪的印象。我指出这在苏联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英美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力量上来，平衡双方关系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因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又何止万千。我告诉他，在战争期间至少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美国军人在英国同当地姑娘结了婚，现在美国政府允许这些妇女到美国去生活，这就意味着每一桩婚姻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会强烈反对美英两国之间产生实质性的麻烦。我引用了发生在苏联的一起事件：十二个美国工作人员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现在仍然有好几位女士被限制离开苏联，无法到国外与丈夫团聚。我说这些人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成千上万美国人在伦敦过着正常的生活，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在美国过着正常的生活，也有无数的旅游爱好者自由地穿梭在两国之间。上校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强调，虽然高层之间在政策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苏联民众中，没有人愿意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对待任何事情都更加小心翼翼。我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想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将会非常非常困难（有些话应该说，但我忘记了，那就是两国关系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在战争期间的联盟没什么差别，那时两国联手摧毁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谁都不藏任何私心）。

上校断然答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用我们苏联的话说，”他说，“‘困难’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那就罢了。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去抱怨有困难。”

分手时我告诉他，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但是如果我们对困难视而不见，面对眼前这些共同的而非单方面的障碍，还想沿着老路取得任何进步，这可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他对这一点表示赞同。

后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在那种环境下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出内心的答案，我更应该把这个任务归类为“不可能”。只要苏联公民的个人生活还像现在一样受到秘密警察组织的监控，只要秘密警察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依然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依然害怕明媚的阳光照进苏联，那么我一定会说，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希望。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一个事实，即高级外交官不可能随时都对人坦诚相待。作为驻苏联的美国代表，我不应该说的一句话是，我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深感绝望。

11月26日

下午和大使谈话，商量了几件事。我提到，我认为我们应该关闭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领事馆，因为我方人员遭到了无礼的对待（被完全孤立，对他们的监视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屋里安着泛光灯，街对面房屋的玻璃窗后密探的面孔时隐时现，种种手段，不一而足），我们在办公室外的行动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又如何来维持领事馆的运作？大使说他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设立领事馆对我们的政府很有益处，应该保留下去。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见了一群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他们热衷于分析斯大林的地位，分析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客观。当然，探讨的结论说不上成熟，但有一点已经明确地凸显出来：苏联在大国会议中呼风唤雨的快乐日子已经结束了，苏联统治阶层也没什么动力再将斯大林推上英美苏三方角逐的政治舞台了。这就要求明确苏联到底是由斯大林个人领导，还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义集体统治，而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这就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候退休。我同莫斯科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意见一致，我们认为此时的斯大林是否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独裁者是值得商榷的。我怀疑权力掌握在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核心的政治局手中，我想他们可能不但希望斯大林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现有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而且莫洛托夫也不希望继续一次次亲自面对外国代表，他将会放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也许在选举之后，会有人接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12月5日

下午去见了大使。最后，经他同意，我不再负责行政事务。

【9月在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采取了更柔和的姿态，他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并提议制定一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协定。与伯恩斯相比，凯南和哈里曼认为这种努力实际上是美苏在“二战”期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延续，对其能否奏效心存怀疑。】

12月7日

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发现大使的情绪很糟糕。他刚刚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大意是国务卿伯恩斯先生将在当天下午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并提醒会谈的内容将包括原子能问题。而这一点之前并没有跟苏联人说过，大使担心他们会因此心生怨恨。

12月12日

阿特金森上午来找我讨论会议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觉到，让一个像我这样对我们正在着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讨论这些真是太不合适了。

12月14日

热闹的一天。我们期待着国务卿一行的到来。猛烈的暴风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给苏联气象部门打电话询问天气状况，他们回复说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不可能也不会有飞机降落。大约十二点，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官员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务卿的专机已于十一时从柏林起飞，但苏联红军和机场的人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下午一点半，我刚要去吃午饭，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通知，他们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已经折回柏林。我分析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闲地吃了一顿午饭。回到办公室后，看见同事正在接电话，是外交委员会的人打来的。来电者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说国务卿的飞机马上就到了，随时有可能在中央军用机场降落。我问大使在哪里，他们说他已经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城南某机场，因为他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可能在那里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开着值班用车一起往中央军用机场赶去。暴风雪还在发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让你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们到达机场时，无线电广播车已经悄悄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苏联车辆。我们被带到机场边上的一栋小楼里，两三个新闻记者随后也跟着进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看见一架四引擎飞机掠过了小楼的屋顶。我们冲到外面的平地上，风雪减弱了一些，能见度也提高了。迪卡诺索夫带着一名助理和内务部的一些人站在那里。有人举着两根铁杠子，上面悬挂着苏联和美国国旗。驾驶员想方设法让飞机平稳着陆，但飞机显然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到我们面前。机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们跟随着苏联接待人员一同迎过去。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科恩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凯西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12月17日

在大使官邸吃午饭，我与国务卿相邻而坐，这让我有机会向他陈述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波伦和以赛亚·伯林来吃晚饭，我们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见多识广、最聪明睿智的外国人，他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观点仍然存在冲突；（b）对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感到在苏联体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至关重要；（c）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对苏联人民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政策要想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伯林坚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此为基础。我问他苏联人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这种冲突爆发，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他们坚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而导致的。他回答说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是社会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会说，也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为自己对苏联很友好，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他们依然是存有敌意的，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

12月19日

下午应大使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会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变成了两次碰头会，每次时长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贝文看上去对整个议程极其不满，他的表情告诉每个人：他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来莫斯科，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一事无成。苏联人了解他的立场，但仍然希望从他身上尽可能地榨取利益。至于伯恩斯，在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可靠的爱尔兰人，跟他做码头工人和工头儿时认识的那些人一样。伯恩斯经常忽视英国人的感受，对英美关系也漠不关心。他自己构思了整个会议的内容，随即与苏联联络，在此之前没有向英国人透露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告诉英国即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伯恩斯之前已经冒犯过英国一次了，因为他把埃瑟里奇报告的副本直接送给了苏联而没有送给英国大使馆，而英国大使馆还曾向埃瑟里奇开放相关文件，当时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访问，那次访问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国人促成的。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来莫斯科后将一份关于核问题的文件交给了苏联，而那些跟美国一道保守核工业秘密的国家对这份文件一无所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艾德礼访问华盛顿并与总统会晤的六个星期之后。当时贝文就对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在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苏联提交任何相关文件，伯恩斯答应给他两天时间，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伦敦提交这份文件，以便获得英国内阁的批准。贝文确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证，后者在此期间不会再把任何东西交给苏联，实际上伯恩斯的话也不能另作他解。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没有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就把文件给了苏联人。贝文只能把这次被骗的经历当成一场教训，为此懊恼不已。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向桌前倾斜着身子，嘴里叼着根苏联香烟。他扫了一圈在座的各国外长，双眼中闪着满意和自信的光芒。很明显，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各国与会者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面对娴熟、强硬、果断的苏联外交铁腕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兴致勃勃的扑克高手，知道自己手中的同花顺马上就能将对手置于死地。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是唯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愉悦心情的人。

我坐在伯恩斯的后面，看不清他的表情。这次会议他只是一个听众，没有清晰的思路和预定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底线。他对自己的机敏和沉着颇有自信，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利用战略上的缺口有所斩获。本次会议上，他处理苏联问题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他将与会的主要目的仅仅定位在达成协议。他认为协议背后的现实问题与己无关，因为只有他毫不了解的朝鲜人、罗马尼亚人和伊朗人才会去关注那些问题。他只想要一纸协议，以便回国后扩大他的政治影响。苏联深谙这一点，他们将会看到，为了表面上成功的一纸协议，伯恩斯将在现实面前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会议结束后我跟马修斯步行回家，他留下来吃晚饭。弗兰克·罗伯茨和他太太也来了。马修斯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因为从罗伯茨那里听说的事情而非常沮丧，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就试着去逗他开心。向新来的人介绍苏联的现实状况通常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如实陈述现实；其次，帮助新来者调整心态面对这些现实。

12月21日

上午与保加利亚外长会谈。他首先指责反对派没有参加选举，声称是他们自己主动退出了保加利亚的政治舞台。我有点儿不耐烦，跟他说让我们烦恼的不是议会代表或者程序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动用警察镇压的政府，这种肆无忌惮的镇压以最残忍的方式挑战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权。我们认为在这种恐怖与威胁的气氛之下，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存活。这个问题让他非常兴奋，之后说起话来就坦诚多了，他承认虽然共产党只是少数派，但他们的愿望是最终获得和平，并将苏联军队赶出他们的祖国。

与罗伯茨、卡多根还有英国代表团的另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奇普也在，我俩打算用我们对付苏联政府时练就的那套技巧动摇卡多根的镇定。

12月23日

今天，去大使官邸参加了为莫洛托夫和贝文举行的午宴，来宾全是男性。我旁边坐着察拉普金，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午宴期间，贝文和随员妙语连珠，俏皮话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他们的随便让苏联人坐立不安。当有人建议为国王干一杯酒时，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说“也为所有的码头工人”干杯。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玩笑。当哈里曼举起酒杯预祝未来的会议成功时，贝文表示赞同并补了一句：“并且希望我们大家伙儿回去的时候都不要被解雇。”午宴一结束，莫洛托夫就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又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一直忙了大半夜……

今晚，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苏联排演的专场《灰姑娘》（Zolutchka）。直到傍晚我才听说，觉得应该去看一场，幸好还剩最后两张门票，这是专门分给大使馆的。我们到达剧院时，里面已经座无虚席，聚光灯对准了空空的上等包厢，那里是为外交部长们预留的位置。莫洛托夫和他的随员正焦急地在外面的大厅里等候。厚重的帘幕放下，剧场里面变得非常闷热，观众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扇风。管弦乐队已经就位，等候着演奏国歌。我和大使的助理，还有大使的一位私人秘书被安排在同一间包厢里。又等了大约十五分钟，我笑着对大使的私人秘书说，我猜国务卿把看剧的安排给忘了。私人秘书回答说：“哦，没有，他们正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一边聊着天一边喝酒，没人敢进去打扰他们。”我立即走出包厢跑下楼去，找到剧院负责人的办公室给大使馆打电话。有人正在用电话，我站在拥挤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想找机会赶紧打电话。轮到我的时候，我正要拨打大使馆的号码，一个身着亮蓝色便装的男人走进办公室，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秘密警察。他走到我身边，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对我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我返回包厢，果然五分钟之后伯恩斯先生到了，他让包括多名苏联政府高官在内的几千名观众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演出的水准绝对是一流的，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但观众的反应很平淡。我知道斯大林虽然没有坐在最高档的包厢里，但他肯定就坐在剧院的某个角落。据说除了外交使节团以外，其他观众几乎都是秘密警察的人，基于斯大林在场的缘故，他们显然不敢对演出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因为那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