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义利”观

“爱国爱港、心系内地”是霍英东传奇一生中最可圈点的华彩乐章。他自小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立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宏愿。

1962年，霍英东事业初兴时，就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文革”期间，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并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登上世界体坛奔走呼号。

动乱刚一结束，霍英东便率先在内地兴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他为中国申奥成功作出的努力更是功不可没、有口皆碑。

在有限的生命里，他扮演了一位慈善家的角色，乐善好施。1984年，他出资10亿港元，成立了“霍英东基金会”。截止至2005年，给内地的捐款已达40多亿港元，是国内捐款数额最多的华人企业家。

霍先生这种拳拳爱国报国之心，将其高德懿行推向极致，赢得炎黄子孙对他的敬重传颂，值得我们见贤思齐！

鲜明的人生哲学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霍英东的传奇一生中，很好地诠释了这样一个人生哲学，同时更加彰显了财富的意义与责任。

客观地说，霍英东的个人财产在香港的富豪当中不是属一属二的，美国《福布斯》今年宣布的全球500位大富豪排行榜中，霍英东的财产约有14亿美金，排名也就排在全球的400余名，在香港则排名第8位。然而他在国内所获得的社会声誉，可以说是超过所有在港的顶级富豪。

霍英东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以及家乡建设所捐献的款额已过40亿港元。2002年，霍英东退出澳门娱乐业，并将其所持有的67亿港元股份全部捐赠给他在澳门成立的基金会。霍英东对社会和祖国的贡献还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捐赠上，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香港和祖国的很多重大事件当中，都有他所起的独特作用，他可以说是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香港富豪。

创富经 老板要有企业社会责任

从霍英东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他所获得的财富路径有着独特的昭示，“义”与“利”的完美结合。在“义”中得“利”，以“利”回报“义”。如仔细去研究霍英东经商的传奇一生，可以很好地来解释他的“义利”观，也可以很好地体会到他的财富路径选择及他的人生理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的企业发展和他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抛开“名”和“利”，一个企业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在一定的政策指导和规范下开展企业内外部活动，这是企业产生和长期发展的外在因素。而企业的内在因素则是企业应加强内部的管理，包括对职工的岗前培训、改善就业环境和职工生活条件及养老就医保障、特困帮扶等等，这就是企业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企业的人心向背问题。有了这种凝聚力才能开展安全生产活动、保证产品的质量、开发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把这种凝聚力上升到爱国的角度，就是企业应为社会解忧分担，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和发展作些贡献。

现代社会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让一些勤劳的企业家们先富起来，比尔·盖茨曾在计算机软件业发动革命，他也以相同的方法从事着慈善事业。在世界经济论坛的2008年年会上，他提出大企业要在做生意的同时做好事。这个概念之下有两大目标：企业除了获利，还要改善未在现行市场机制下受惠的人的生活。这等于是将当今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企业制造出盈利以外的驱动力。

（1）企业内部发展需要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感。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家的纯经济行为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企业发展的维持力和动力地位，企业文化已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企业文化是企业家人格精神的延伸，企业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人格。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将作为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继承下来。企业家办企业要有崇高的宗旨，才能有利于企业长久发展。

（2）企业外部环境需要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往，企业只是把股东、职工或供货者、顾客等作为市场的相关者看待，但现在不能不注意到第二层的关系，比如行政机构、社会运动、舆论宣传等。影响企业发展的社会因素增多，也意味着企业在制定发展计划时要考虑的社会因素增多。因此，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日益重要。如果企业家只追求个人或集团利益，忽视社会综合因素，企业就无法继续得到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