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孩子，除了对速度的梦想，或者与之有关的事物之外，也还都有着重塑地球、影响脆弱的环境（除非他是具死尸，顺从地等待着环境来改造他）的人类的基本冲动。这就解释了孩子喜欢挖掘，为自己最喜爱的玩具筑路修隧道的原因。我们的儿子有一辆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的蓝鸟车的小模型，钢制涂漆，有可拆卸的轮胎，他会无尽无休地在地上玩它，太阳会把他偏长的金发照得如一道光轮，把他赤裸的后背晒成中褐色，上面交叉着他针织的海军蓝短裤的背带（脱掉衣服后，看得见在短裤下面的屁股和背带下面是自然的白色）。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里那样，坐在这么多的长凳和公园的椅子、石板和石阶、露台的矮挡墙和喷泉池沿上过。柏林绿树林公园中的湖边很受欢迎的长着松树的沙土灌木地我们很少去。你质疑一个到处有这么多的垃圾、比邻近的城市的光洁的、自觉的街道上的废弃物要多得多的地方自称森林的权利。在这个绿树林公园里会发现很奇特的东西。看到一张铁床架在一片林中空地的中央展示着它弹簧的结构，或女装裁缝的黑色人体模型躺在开花的山楂树丛下，人们会奇怪究竟是什么人不怕麻烦地把这些和其他散布得到处都是的东西运到一片没有路的森林中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面外形损坏严重但仍然很警觉的、里面满是森林的映像的镜子——仿佛是喝啤酒和芳香草白兰地的混合饮料醉了——带着超现实主义的时髦风度斜靠在一棵树干上。也许，对这些市民的游乐场所的这种侵扰是将要到来的混乱的片断景象，毁灭性大爆发的警世噩梦，有点像预言家卡廖斯特罗在一座皇家花园的暗墙中瞥见的一堆死人的头。夏天，在离湖近一些的地方，特别是在星期日的时候，到处充满了处于不同程度的裸露和日晒状态的人体。只有松鼠和某些毛毛虫还保留着身上的衣服。脚丫子发灰的主妇们穿着有背带的长衬裙坐在滑溜溜的灰色沙子上；令人生厌的、穿着灰暗的游泳裤、有海豹样声音的男人四处蹦跳嬉戏；注定要在几年后——确切地说，是在一九四六年初——突然生下一批在他们无辜的血管中流淌着突厥或蒙古血液的婴儿的出众地漂亮但是打扮得极糟的女孩子们，被人追逐着拍打屁股（挨了打她们就会大叫“嗷-哇！”）；这些可叹的欢乐嬉闹的人们和他们脱下来的衣服（整齐地摊放在地上各处），混合着死水的臭气，构成了一个气味的地狱，不知怎的，我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发现这种气味重复出现过。在柏林的公共花园和城市公园里，人们是不许脱衣暴露的；但是可以解开衬衫的纽扣，会有一排排明显具有北欧日耳曼民族特征的年轻男子，闭着眼睛坐在长凳上，把他们前额和胸脯上的粉刺暴露在全民称道的太阳的作用之下。在这些记载中存在的神经质的、可能还是夸大了的厌恶，我想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生活其中的、某种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污染的持续的恐惧。你向来认为，那种觉得小男孩为了讨人喜欢，就应该讨厌盥洗、热爱杀戮的观念陈腐得令人憎恶，并且还有一种特殊的市侩味道。

我希望记住我们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小公园；我希望有哈佛大学和阿诺德树木园的杰克教授对学生说的他具有的能力，闭着眼睛，仅凭嫩枝在空气中摇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就能够将它们分辨出来（“鹅耳枥，忍冬，钻天杨。啊——一个折叠起的副本”）。当然，我经常能够通过某种特有的特征或者特征的组合断定这个或那个公园的地理位置：沿着狭窄的碎石小路边的矮黄杨树，所有的小路都像剧中人物那样相遇在一起；紧靠着长方形的紫杉树篱的一条低矮的蓝色长凳；周边镶嵌着天芥属植物的方形玫瑰花坛——这些特征显然是和柏林郊区街道交汇处的小公园区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明显的，一张薄铁皮椅子，它的蛛网似的影子落在它下面稍稍偏离中心的地方，或者一个令人愉快地目空一切的、虽说明显有点变态的旋转洒水装置，在它喷出在晶莹的青草上方的水雾中悬着一道属于它的彩虹，这就是巴黎的一个公园；但是，正如你能够很好理解的那样，记忆的目光是这样坚定地聚焦在一个蹲在地上的小小人影身上（往玩具大货车里装石子，或琢磨花园里浇水用的软管的发亮的湿橡皮，上面有软管拖过时沾上的碎石），以至于那各种各样的地点——柏林，布拉格，法朗曾斯巴德，巴黎，里维埃拉，又是巴黎，安提贝角，等等——失去了一切的独立的主权，将它们僵化了的通常特点和落叶汇合在一起，牢固地建立起它们交织的小径之间的友谊，联合成了一个光和影的联邦，裸露着膝盖的风度翩翩的孩子们穿着呼呼转动的旱冰鞋在其间飘然滑行。

时不时地，被辨明的历史背景的碎片有助于确认地点——并以其他的联系取代了个人所见产生的联想。在柏林（在那儿，当然，没有人能够避开和无所不在的元首像的亲密接触）那个微风拂面的日子，我们的孩子想必快要三岁了，当我们，他和我，站在苍白的三色堇花坛前，每一朵花仰起的脸上都有一片像八字胡样的发黑的污痕，在我相当愚蠢的怂恿下，我们议论起它们和一群脑袋上下摆动的小希特勒的相像之处时，感到开心极了。同样，我能够说出巴黎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的名字，在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我在那里注意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安静的女孩，她有着毫无表情的白色的脸，穿着黑色的、破旧的、不合时令的衣服，看上去好像是从孤儿院里逃出来的（和我的猜测一致，后来我瞥见她被两个衣衫飘垂的修女簇拥着带走了），她灵巧地把一只活蝴蝶拴在一根线上，正在用那调皮的绳子扯动（也许，那是在那所孤儿院里大量精巧的针线活计的副产品）那只漂亮的、无力地扑动着的、稍稍受伤的昆虫进行炫耀。我们在比利牛斯山或阿尔卑斯山旅行期间，在我不带感情地从事昆虫学研究的时候，你常常指责我不必要的冷酷无情；因此，我把我们孩子的注意力从那未来的泰坦尼娅身上引开，不是因为我可怜她的红纹丽蛱蝶（俗称Admiral），而是因为在她愠怒的消遣中有着某种隐约令人反感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可能会使我想起法国警察所耍的简单而老式的花招——无疑现在还在耍——当他们把一个红鼻子的工人，一个在星期日闹事的人带到监狱去的时候，会把一种小鱼钩钩在那人被忽视然而敏感和有反应的肉体上，将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驯服，甚至是乐意的追随者。你和我尽我们所能，以带有警惕的温柔包围我们的孩子轻信的温柔，但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的事实：年轻的无赖们留在儿童游乐场沙地里的污秽只是可能的恶行中最轻的，前代人将其视作时代错误、在心理上已经抛弃了的，或者认为只会在遥远的可汗统治地和帝王时代发生的恐怖事物，在我们周围到处都存在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笨蛋创造的历史的阴影甚至破坏了日晷的精确性，我们更加焦躁不安地在欧洲搬来搬去，似乎不是我们，而是那些花园和公园在旅行。勒诺特尔的辐射式的大道和复杂的花坛被留在了身后，就像岔道上的火车。我们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去布拉格，让我母亲看看我们的孩子，那里有斯特洛莫夫卡公园，自由的波动起伏的僻静氛围越过人工修整的藤萝架。你也会回忆起那些种着高山植物——景天属和虎耳草——的假山庭院，可以说是它们把我们带进了萨瓦的阿尔卑斯山，和我们一起度假（费用由卖出了我某个作品的翻译们提供），然后跟着我们回到平原上的城镇中。疗养胜地的古老的公园里，钉在树干上的带袖口的木手指着传来乐队演奏的音乐的低沉的嘭嘭声的方向。一条聪明的步道伴随着主车道；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和它平行，而是自由地认清它的引导，从鸭塘或睡莲池蹦跳着回过头来，在这儿或那儿公园发展起了对城市元老的反常依恋后凭空修建起一座纪念碑的地方，加入到梧桐树的行列之中。根，记得的绿色植物的根，记忆和有刺鼻气味的植物的根，总之，根能够越过一些障碍、穿透另一些障碍，巧妙地爬进狭窄的缝隙，从而横跨漫长的距离。就这样，那些花园和公园和我们一起横跨了中欧。碎石小路汇集并终止在一个rond-point，看着你或我弯下身皱着眉，在水蜡树树篱下寻找一个球，在那里，在潮湿的黑土上，除了能够发现一张打过洞的紫色的电车票或者一小块脏纱布和棉花之外，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围着一棵粗大的栎树会有一圈座位，能够看到谁正坐在对面，结果发现那里有一个情绪低落的老头在读一张外语报纸和挖鼻孔。叶子有光泽的常青植物围着一块草坪，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发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只活青蛙闯进修剪成形的树木的迷宫，你说你觉得要下雨了。在更为往后的某个阶段，在不这么阴沉铅灰的天空下，有一片美妙的景象：玫瑰谷和交织的小径，花格凉亭上的匍匐植物摆动着，如果得到机会就会变成有圆柱的棚架上的藤蔓，或者，如果没有机会，就会暴露出古怪有趣的公厕中最为古怪有趣的一座，一个拙劣的瑞士农舍式的东西，不太干净，在门廊上守着一个穿着黑黑的针织衣服的女服务员。

走下一片斜坡，石板路穿过一个蝴蝶花园，在石板路上小心迈步，每一次都先伸出同一只脚；到山毛榉树下；然后变成了一条可以在上面迅速移动的泥土路，路面印着粗乱的马蹄印痕。我们孩子的腿长得越长，花园和公园似乎随之移动得越来越快，在他大约四岁的时候，树木和开花的灌木坚定地转向了大海。就像人们看到的独自站在某个火车并不停靠的小站的被速度缩短了的站台上的厌倦了的站长一样，这个或那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公园看守渐渐远去，隨着公园不断流动，把我们带向南方，朝着橘子树和野草莓树和雏鸡绒毛般的金合欢树以及一片无可挑剔的天空的pâte tendre。

山坡上的梯级式花园，那是一系列从每一级石阶都会弹射出一只艳俗的蚱蜢的平台，一层一层地往大海而下，橄榄树和欧洲夹竹桃急着要看上一眼海滩风景，简直倒在了彼此身上。我们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在一片颤动着的雾蒙蒙的阳光下以闪烁的大海为背景照相，在我们保留的快照中，海是模糊的乳白色的一片，但是实际上是泛银白的蓝色，远处有大片的紫蓝色，是暖流造成的，配合和证明了表达力丰富的老诗人和他们欢快的明喻（听到了在退去的海浪中滚动的卵石了吗？）。在大海舔食过的糖果球般的玻璃——柠檬、樱桃、薄荷——以及有斑纹的卵石和有着光泽的内壁的有沟槽的小贝壳之间，有时候会有陶瓷的碎片出现，釉层和色彩仍然很美丽。这些会被拿来给你或我查看，如果上面有靛蓝的锯齿形图案，或者叶形装饰条纹，或者任何欢快的标志，并且被判定是珍贵的，它们就会咔嗒一声落入玩具桶中，如果不是，一声扑通和一道闪光标志着它们重返大海。我并不怀疑，在我们的孩子发现的那些稍带凸圆形的意大利锡釉陶器的碎片中，有一片上面的涡卷装饰的边缘和我在一九〇三年在同一个海滩上发现的一片上面的图案完全吻合一致并且是延续下去的，这两片又和我母亲于一八八二年在门通海滩上发现的第三片吻合，和她的母亲一百年前发现的同一件陶瓷上的第四片吻合——依次类推，直到各种碎片，如果全都被保留下来了的话，可能重新拼合成完整的、绝对完整的一只碗，那是被某个意大利小孩在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打碎，现在被这些铜铆钉补了起来。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们回到了巴黎，在次年的五月二十日前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海边，这回是在法国的西海岸的圣纳泽尔。在那儿，最后的一座小花园环绕在我们周围，你和我和在我们中间的孩子，这时已经六岁了，穿过它到码头去，在那里，在面对着我们的建筑物的背后，尚普兰号班轮正等待着把我们送去纽约。那座花园按法国人的语音称做skwarr而俄国人称做skver，也许因为它是通常在英国的公共广场里或附近会发现的那种东西。它展开在过去的最后界限和当今的边缘上，仅仅作为几何图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果我不慎打破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去打搅、并恭顺地倾听的纯粹记忆的寂静（也许除了由于我自己的疲惫心情的压力造成的偶尔的耳鸣以外），无疑我可以很容易地用貌似可信的花朵的颜色来填补进去。我真正记得的有关这个颜色不确定的开着花的图案的，是它和大西洋彼岸的花园和公园有着巧妙的主题关联；因为，突然，当我们来到小路的尽头的时候，你和我看见了某种东西，我们没有立刻指给我们的孩子看，为了充分享受这极乐的震惊、狂喜和欢快，当他发现在澡盆里玩弄的各种各样的巨大得不真实、真实得不现实的玩具舰船的原型在他面前时，将会体验到这一切。在那里，就在我们面前，一排不连贯的房子耸立在我们和港口之间，在眼睛碰到各种各样的花招的地方——诸如在晾衣绳上跳阔步舞的我蓝和粉红的内衣，或者，一辆女式自行车和一只条纹猫奇怪地共享着一个很初级的铸铁阳台——最令人满足的，是从屋顶和墙壁时错杂的角之间辨认出一艘辉煌的巨轮的烟囱，它像一幅杂乱的画里——找出水手藏起来的东西——的某种东西那样从晾衣绳后面呈现出来，找到的人一旦看见了它，就再也不可能看不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