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是杜拉斯的全部根基，它又一次出现在她脚下，这一次将把她带回法国。中国情人的故事已经落幕，那是一场消耗殆尽的激情，残留下来的只有拒绝与无奈的余味。

母亲又一次把所有一切拱手送给自然的力量，送给了风、雨和海潮。堤坝那儿的土地已被遗弃，送给了留在那儿的人，任由重新掌权的时光加以侵袭。脆弱的堤坝最终还是屈服了：“加尔各答，句号。”——杜拉斯后来这么说道，她所暗示的，是那些喜欢在别处或是在严重损毁、有待翻新的城区旁边进行重建的印度建筑师。可见，青少年时代给玛格丽特留下的印象主要是抛弃的观念，她将把它化为自己的力量与作品。从堤坝那儿迁居，带走的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行李箱里的几件物品，一些熟悉的东西，别无其他。“空手离去，不带家具，什么也不带，”母亲说，“真开心！”失败变成了解脱。普拉提耶是他们要回的地方，母亲为了不时之需保住了那儿的房产，她对此感到高兴，庆幸自己的远见之明。

1931年2月24日，当局批准玛丽·勒格朗休一段带补贴的假，以便让她返回法国。她还会回到印度支那吗？她暂时不得而知。当月27日，一家人乘坐“Compiègne”号邮轮，开始穿越一片又一片海域。

他们乘坐的是法国海洋运输公司一艘巨型邮轮。当几艘拖船把邮轮拖出城区，牵往广袤的大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看到了码头上有一辆阴暗的轿车，黑得像一具棺材，那是中国情人的轿车，他坐在车里，目送她离去。

回国之旅长路漫漫，中途多次沿岸停靠，那些停靠港的名字千奇百怪，像凭空捏造的一样，比如加尔各答、拉合尔、科伦坡，港口的岸边镶嵌着一座座王宫，比如威尔士王子酒店。邮轮载着年轻的玛格丽特，把她带往她的宿命。冥冥中似乎有人对她说，必须沿着她的命途，一直走到最后。作为中国情人的“小姑娘”，作为“孩子”，她将去往另一个世界，另一片土地，那是法国的土地。她还能与印度支那再会吗，她怎样才能让它的气味与声音复苏，让那片天地里的男男女女复活？她整日漂在大海上，那是一个无法被殖民的巨大空间，漂在一个运动的平面上，那是一个谁都无法定居并彰显其傲慢的地方。为了消磨时间，有人在邮轮上组织举办晚会，而每当邮轮中途停靠在名字奇奇怪怪的港口，她还能瞥见岸上白色的小木屋和茂密丛林的边缘。

晚餐时分，她有时会遇到一些与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相像的人，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但引起她注意的，是低等舱和甲板上那些盲目赶时髦的人，那些可怜的、佝偻的土著民。白色的邮轮把大海劈开，有时候她会对大海心生畏惧，她趴在船舷上，看着一团团海水相互吞噬，不断泛起绒毛般的水花。大海撞击着船体，她害怕这个不知何处的地方，像母亲看着潮水涌向堤坝一样，吓坏了。她靠着船舷的栏杆，大海让她忘掉了一切，好像所有一切全都陷入了那千年不变的暗夜，化作亿万个不知名的、互不相关的微粒。在邮轮上，她惊恐地得知，一个青年男子越过船舷，跳进大海，他自杀了，融入了海洋中的万物，融入了它那总在躁动的、杂乱无序的混合物。

她心想，那具远去的、永远消失了的尸体，正是她的中国情人。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盯着大海深处想知道那儿到底有些什么，想知道它在泡沫后头藏了些什么。波涛之下，有一个秘密的故事，故事里既一无所有，又包罗万象，是跌宕的，也是喧嚣的。

她暂未洞晓一切，只知道她正朝着法国前进，据说那是她的祖国，那儿有她的种族和她的文化，可她不懂。她的心里只有一些别的知识，比如茉莉花和夹竹桃的香味，黏附在她身上的麻风病的怪味，她曾走过的泥泞的稻田，拍手时听起来像气球爆炸一样的孩子，以及她内心深处对中国情人的绝对欲望。

在这艘白色的轮船的航迹里，有一艘“黑夜号轮船”，是那些深藏在她童年和人生里的画面——主要是爱情和死亡——所留下的黑影。该怎么描述这些画面呢？它们藏在陷阱里，藏在字里行间，她仿佛看到了它们，它们就在海浪构成的深渊里，在邮轮划出的那一道宽广的、吞噬着泡沫的缝隙里。她不知道这艘轮船将驶向何处，只知道它仍在“黑色的墨汁般的大海上”前进。她意识到，对于远方那些富有异域风情的土地，她闲置而多孔的内心有一种特殊的认识。她把她内心深处的那些画面放在“黑夜号轮船”的货舱里，随身带着它们，它们以及永隆的那个女乞丐从此都将偏转航向，穿越一片片陌生的领土，而她的书则将变成一个又一个中转站，为的是理解时光和她人生的脚步。

旅途中，她把中国情人的整个故事带在身边，好像她已经写完了《情人》。此书虽然直到1984年才在她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一直处在她记忆的中心，犹如一场熄灭不了的熊熊大火。记忆将化作美得令人钦羡的书页，化作近乎神奇的散文，玛格丽特·杜拉斯将得到上帝的圣宠，写出那样的散文。海上，有天晚上，她来到头等舱的甲板上，听见酒吧里的钢琴师在弹奏肖邦的一首华尔兹舞曲。音符从大厅里逃逸出来，扑向大海，而她，则潸然泪下。她为谁而哭，为什么而哭，是为中国情人而哭吗？这值得我们怀疑。她所哭的，主要是她的过去，那是她的载体，她感觉到了它的强度，好像她注定要承受世间所有激情和感觉，将来某一天为世人把它们记录下来，写进书里。

1931年4月，抵达普拉提耶之后，玛格丽特再次闻到了法国大地的味道和气息。她闻着这些味道和气息，既带着一种愉悦，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隐隐觉得自己无论在哪儿都是个异乡人，没有籍贯，除了她在孤独时臆想出来的那些想象中的大地。房产自1924年起就已荒废，此后几乎没有进行维护。花园里杂草丛生，屋子里家徒四壁，已不如往日那么舒适，甚至无法居住。于是，多纳迪厄一家求助于邻近的一户农家，也即布盖一家，在他们家借住。玛格丽特年方十七，她又见到了伊维特，但对她已体会不到往昔的友情。自两人上次相聚以来，很多事情已成过眼云烟，期间玛格丽特养成了一种略显高傲的优雅气质，以及一种有判断力的、令小镇杜拉斯的乡下人感到不适的眼神。她孤芳自赏，不知羞耻，性感，聪颖，在当地农民的眼中已判若两人。她又一次摆脱了别人，摆脱了她的“水乡祖国”，她深感孤独，但同时也感到内心被一种阴暗的、野蛮的力量所占据。

玛丽·勒格朗终于决定卖掉房产，这也是为了远离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卖掉房产，是一种轻装出发、重新开始、寻找新的自由的方式。说实在的，她在那儿怎么可能待得住？那所房子是亨利为全家置办的，附近是他安眠的莱维纳克公墓，他一直安眠在前妻一家的影子里。房产的出售于1931年5月19日完成。没有人对此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都有必须走的新的人生路。卖掉房产是玛丽·勒格朗一个奠基式的行为，也是一个决裂的行为，使她得以从此自行选择自己的人生。

6月初，一家人离开普拉提耶，途经波尔多，赶赴巴黎。杜拉斯记得这次火车之旅，在写《厚颜无耻的人》时讲述了她对这次旅行的大体印象：“从波尔多开出的火车经过于德朗下方之时，莫德和他的母亲勉强向他们的房子投去了最后一瞥。”火车上，一车厢人都已入睡，玛格丽特躺在整排座位上，旁边有一个男旅客，她感觉到那个男人的一只手碰到了她的身体接着抚摸了她的脚和她的腿，并一路向上，伸进她的腿间。她什么也没说，任由那只手钻进她的胯下。男人开始抚慰她，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屏住呼吸，像死了一样，却又异常清醒，还把下身的肉体挪近陌生人的手指。她把这段回忆收入了1987年出版的《物质生活》。谈到男人的手时，她写道：“它抚摸我的全身，继而抚摸我的乳房、腹部和腰际，带着一种温柔的意味，这温柔有时会因重燃的欲望而加剧。它时而停下来。它摸到我的下体，颤抖着，准备要咬我似的，再次显得灼热。接着，它拿开了。它有了一种理性，变得知礼了，亲切地向我这个孩子告别。”的确，她说得不错：这正是童年的终结，也是成年的开始，是一场启蒙仪式，在她笔下有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格调。

玛格丽特和家人在万弗定居了下来，巴黎市政府在那儿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公寓。房子是装饰派艺术的风格，外墙闪闪发亮，显得非常明媚。地址并不特别出名，但听起来很舒服：维克多-雨果大街16号。《厚颜无耻的人》记录了关于那段日子的模糊记忆：“他们住在‘八层’，好像高得令人头晕目眩。那儿可以看见一道喧嚣而深邃的风景，一直延伸到塞弗尔丘陵的余脉。”

尽管米什莱中学离家不远，但是玛丽·勒格朗还是让女儿在西昂西亚中学——巴黎16区的一所私立学校——报了名。她将在这所学校备战中学毕业会考，至少要准备会考的第一部分。这家教育机构相对高贵，学生主要来自16区的上流社会。不知羞耻的玛格丽特所需要的，真是这样一所学校吗？她入学的日子是1931年10月1日，距全家抵达法国只有几个月，但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抵达普拉提耶，卖房产，离开普拉提耶，爱的悸动，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某些新事物即将登场，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命运扑朔迷离的人。

在校期间，她坚持写日记。带着惊愕，她把同学们的不良习惯一一记下。屡禁不止的抄袭现象令她“恶心”，她写道。她学习勤奋，但也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她没有忘掉娱乐：去莫利托溜冰，走访朋友——主要是男孩子，因为她不太喜欢和女性朋友相处，觉得那是件烦人的事——观看戏剧演出，热衷于马里沃和拉辛。难道她已知道这两人将在戏剧方面成为她的导师？她经常去电影院，为《蓝天使》的上映而雀跃，也为解闷的情感喜剧和间谍片而欣喜。她依然喜欢调情，非常大胆，但从不动真感情。

她的日记里流露出一种不为人知的痛苦和一些她无法医治的伤痕。母亲似乎对她视而不见，不爱她。对此，她体会到了一种折磨，并将其吐露在笔记本中：这种折磨会不会在她的痛苦之上平添一份悲怆？不过，有些语句读起来依稀可见一种不设防的坦诚：“小日记，今天晚上，妈妈觉得有必要，”她写道，“于是一只手亲热地握住了我的手——本能般地，像是一个自然的动作——但我很快就抽走了我的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从来没有拥抱过妈妈，虽然她不会把我当作一条烦人的小狗似的推开。”上帝也出现在这样的个人忏悔中，她的某些实话饱含有节制的情感，令人惊讶。内心的寻觅始终都在，从未离开她。在她的祈祷中，她看到一些闪光的字词，也看到了她与她视为朋友和亲信的日记之间的关系：“是他，他是伟大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所有那些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只能凭着你可怜的理性和智慧去想象，别无其他方式。有些东西是你所不具备的，或将是你所不具备的。你太远，太低，所以不知道。未来，如果你愿意，如果他愿意，也许你将知道一些，那将是无上的幸福。歇歇吧，别再想了，别再费劲了。爱他吧，相信他吧，崇敬他吧，因为他是好人。他太伟大了，以至于无法不伟大。我的上帝，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她有时也去外省远途旅行，游览诺曼底海岸、特鲁维尔、多维尔，还有利雪，她去那儿主要是为了朝拜令她无比感动的圣女特蕾泽：“这个小圣女得到了太多圣宠，”她写道，“年轻，可爱，小小年纪就被上帝选中。大家无法取笑她，我很爱她，每当说起她，就会热泪盈眶。只不过，我从不向她祈求什么，因为我不配得到圣宠。”1932年4月4日，她庆祝了她的18岁生日，成了“到了烦恼期的忧郁的大姑娘”，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怀孕了，男方是一个名叫勒考克的人，她曾连续几次与他相会。男青年的母亲一手处理了此事，瞒着多纳迪厄夫人，让她堕了胎。玛格丽特把此事当成一个创伤，后来写道：“以为清理了一个胎儿，其实怀的已是一个孩子，而堕胎，就是杀了这个孩子。谎言又一次掌握了统治权，还有虚伪，这是女人们的绝望。”对于日后将签署“343名婊子的宣言”的她而言，宣布自己曾做过人流，这是一句恐怖的坦白……幸好，这出悲剧没有妨碍她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1932年夏末，很多事发生了反弹，相继到来。母亲休假行将期满，返回印度支那迫在眉睫。玛格丽特必须与母亲同行，因为母亲虽然希望妇女解放，但并不打算让女儿只身留在巴黎。再者，她得回那儿去准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二部分。9月13日，他们登上“Bernadin de Saint-.，返回殖民地。当局把玛丽·多纳迪厄安排在西贡男子高等小学，让她教一个班。抵达首都后，她在欧洲区买了一栋别墅，位于代斯塔尔街141号，离著名的夏斯鲁-洛巴商业街不远，同时还买了一辆轿车。

平日里，玛格丽特步行去附近的高中上学，继续读她的哲学课程。在学校里，她装成一个富家少女，穿着合身的轻质印染丝裙，蹬着高跟鞋或高帮鞋，喜欢化妆。闲暇时，她要么读书，要么打网球，有时还试着弹奏肖邦的练习曲或迪亚贝利著名的变奏曲，这些乐曲在她未来的作品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年时光如梭，没发生丑闻，也没有特别的意外。玛格丽特是一个专心而勤奋的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她的品行脱胎换骨了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有什么不端的言行举止，但所有人都说她非常神秘和冷漠。

1933年7月初，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对此母亲倍感自豪。玛格丽特终于得到了母亲的许可，获准去巴黎继续学业。玛丽·多纳迪厄之所以答应，是因为总督已批准“多纳迪厄小姐，为赴巴黎继续学业，乘坐法国海洋运输公司1933年10月2日自西贡始发的一艘邮轮之头等舱，费用在南圻地方预算中列支。”

10月3日，她踏上了“Porthos”号邮轮。70年后，马克斯·贝尔吉耶，同校的一名寄宿生，向《解放报》记者克莱尔·德瓦里厄讲述了当年的场景：“她母亲和保罗·多纳迪厄送她上船，由司机开车。谁都没有哭。保罗·多纳迪厄想必心有不舍，我发现他们兄妹俩很融洽，比母女之间还要融洽。”漫长的海上之旅期间，她遇到了一个朋友，罗杰·蒙拉于克。两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又一天，双双出入头等舱甲板、休息室和舞厅。玛格丽特没有表露出任何遗憾，而是诸般炫耀她的化妆品，甚至与她的朋友大胆地调情。她解放了，是的，她真的解放了。

从此，她再也不会回到那片土地。法属殖民地已离她而去。配有木制和锌制齿形花饰的白色宫殿已人去楼空，酒吧里弹奏的伤感音乐、如泣如诉的探戈舞曲已烟消云散。白种人的印度支那化为了废墟，废墟上将上演新的战争，新的血流成河、手足相残的战役，以及新的殖民政权，将使那片土地变得荒无人烟、夷为平地，而她将再也看不到那里青葱而美妙的丛林，看不到上等街区妓院里一夜之间悉数绽放的茉莉花。

虽有归途的短暂快乐，但留给她的，只剩下黑暗，降临于她的出生地、使她成为一个无籍贯的新生儿的黑暗，只剩下的她所想象的永隆和柬埔寨。留给她的，只剩下一些碎片，那是她每个日夜的素材，而令这些日夜突然明亮和升华的，是女乞丐的出现，是红棕色头发的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静悄悄的路过，是孩子们的哭声及其母亲的哀怨。只剩下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得益于滔天巨浪般的记忆，被千百次地重新构建、重新组织、重新收紧，被带到写作中，带到语言的模糊范畴里，带到杂乱无章的大地上——从西贡到加尔各答从拉合尔到温哥华，这个传奇故事都没有区别，因为到哪儿都是同一个故事，到哪儿它都将重新开始，重新构想。

母亲处事不公，被记恨，被畏惧，也被尊敬；小哥哥的眼神跟安南人一样；大哥是个流氓，是个“走上邪路的人”；湄公河上，那一长串黑色的舢板船慢悠悠地，不知去往何方，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一切就像一个重担，压在她肩膀上，迟早会在文字的伟大而痛苦的分娩中被她公之于世。

不过，她的童年同时也是她的运气，使她的文字有幸诞生和存活，也正是得益于这个运气，她的文字才承载了人生说不清道不明的苦痛。1977年的一天晚上，奥赛剧院上演了《伊甸影院》。当晚，兴许是由于童年的所有魅影突然再次出现，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在《绿眼睛》里详细讲述了那个梦。她说，她走进了一间有许多柱子的房子，房前有几处游廊，她听到了华尔兹和探戈的乐曲，还有卡洛斯·达勒西奥的音乐，那乐声与殖民时代无异，饱含着思乡之情，而母亲就在远处，“已被死神所攫取”，她说是她在弹奏。“‘这怎么可能？你已经死了。’她却对我说：‘我让你相信我死了，为的是让你能写出这一切。’”

母亲挥之不去，萦绕在她的梦和她黑暗的作品中。茫茫的大海，凉爽的夜，邮轮把黑暗劈开，此时的她就已知道，她的母亲，一个“敏感而脆弱的可怜人”，将是她的墨水，是她墨水的取之不尽的来源。

她靠着船舷，离开了那异国风情的土地，那别具一格的光芒，那举世无双的植被，还有那摩肩接踵、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群。在邮轮后头翻滚的海水里，在她这艘“黑夜号轮船”的颠簸中，她感觉到了“由各种呼唤构成的滔天巨浪”。她知道，自己既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好像她所知晓的一切都已提前上演，包括可见的，更包括不可见的，在她的意识里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写作。”

她就要回到法国了。母亲想必一定希望她回到法国北方，那是她自己的出生地，有大片盛产粮食的平原，抑或希望她好好学习，日后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玛丽·勒格朗——她是一个勤奋的奖学金获得者，也是弗兰德斯地区一个“倔强而疯狂”的小农妇——是在做梦，她不明白的是，在女儿玛格丽特那具“瘦削且近乎孱弱的身体里”，是什么令她激动和兴奋。她的身体虽然瘦小，但却无比火热，流淌着无尽的欲望、暴力和野性！

船下方涌动的泡沫，还有那一团团厚重的、黑漆漆的海水，都像是写作的隐喻，像是来自深渊的召唤，写作就应该如此，融入虚无之中，去那儿聆听模糊、喧嚣且野蛮的嘈杂声，像现在这样独自处于海上的黑夜中，既不面对任何人，同时又面对着所有一切，吸收着穿行的事物，以及“世界的尽头、自我的尽头”那些无法言表的、丢失了意义的混沌。

有一种东西她暂时还无法说出来或写出来，只能凭着直觉甚至生与死的本能感觉到，那就是自由。往日，茂密的丛林里有自由，在那里，她和小哥哥在一起；情人的怀抱里也有自由，在那里，她变成了堤岸区的娼妇，并因此遭到旁人的孤立和排斥。如今，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际处仍是大海和黑夜，她感到了“文学的自由”，她猜想那是一个在等待着她的神秘地带，在那里，不同的力量像风一样吹拂着，人生的意义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理解，上帝、诸神和那些“发出召唤”的词语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诠释，普通意义和可见的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得到了解释。

邮轮的船体把海水劈开，坚持不懈地制造着一道深渊，那深渊在不断更新，同时载着邮轮前行。正是在这样的水流和深渊中，她懂得了写作这一行为的本质。

她感到头晕目眩，不是由于使甲板颠簸的巨浪，也不是由于运动着的天空，它像在逃跑，不让繁星成为固定的点，而是由于被海水的深渊掀开的黑暗、厚重、秘密和各种不可见的力量，是由于海水的粗暴，它掩盖一切，几乎同时又揭开一切，使人不得不去理解，去寻觅。

也许，她正是一个寻找意义的人，是一个寻求绝对的人，是的，她对此已有直觉。为此，她将接受所有危险，冒着生命危险去游戏，去消遣，以此获得意义的道路和迹象。她隐约知道这一点，觉得已为此做好了准备。

其实，从西贡那个跑着扑进中国情人私密的怀抱中的小姑娘，到一个酗酒的、悲怆的女人，再到一个破碎了、毁掉了、烧坏了的女人——甚至连嗓音都未能得以保全，因为一根该死的插管刺破了她的喉咙，破坏了她那来自远方的心灵之乐的音律，而那音律是无法模仿的——从邮轮上那个介于茫茫大海和满天繁星之间的少女，到勾着扬·安德烈亚（她唯一的爱，或许是最伟大、最广阔却也最纯真的爱）胳膊的那个驼背丐婆，之间真的过去了很多时间，真的相距了很多年，时间真的被消耗得太多吗？

从殖民地的邮轮所在的30年代初，到往日时光里的所有一切如疾风骤雨般重现的90年代，之间真的流逝了很多时间吗？60年的一河两岸，60年的人生、爱情、抗争与各种战斗，被抛弃，被接受，被追索，被仇恨，一次次乘着“黑夜号轮船”扬帆起航，乘着它去往她一直想去的地方。

她已知晓所有一切，是在黑漆漆的夜里得知所有一切，而且最先是在母亲生下他们几个孩子的那片荒蛮的大地上得知所有一切，在那里，大家在意的不是生活的艺术和考究，而是工作，艰苦的工作，以及“吃和睡”。她的力量，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力量，也许正是来自于那里，来自于她那位“绝望的母亲”。母亲使她对灾难有了直观的感受，她从此背上了对灾难的控诉，就像那个女乞丐弯着同样瘦骨嶙峋的脊背，背着麻风病的包袱和命悬一线的婴儿一样。

她将把她人生中这段刻骨铭心的时光记录在《情人》与《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这两部作品完美地诠释了写作的核心是对往昔的记录。1991年，让-雅克·阿诺将《情人》搬上大银幕，而杜拉斯却对他的导演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他混淆了传记和“翻译”，混淆了邮轮上真实发生的事与她所讲述的故事。她把整个人生和全部史实搬进写作中，这是文学的运作机制，是秘密的，是难懂的。

她的人生可以借助一些典型场景而得以理解：自杀的男青年，邮轮卷起的漩涡，闪烁的夜空，还有街上从酒吧大堂里逃逸出来的音乐，那是“眼下符合青年人口味的”音乐……“述说着初恋时不可思议的幸福，以及失恋后无法抚慰的无尽苦痛”。杜拉斯的人生好像集中在两块大地之间，那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空间，是一个奇异的、被流放的地方。

表面上看，对于母亲时常说起的那个神话般的法国，她什么也不想得到，甚至包括父亲的房子，它位于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镇附近，俯瞰马尔芒德河谷，也包括周边整个地区，那儿有很多小山谷，村庄星罗棋布，远离大型居民聚集区，是一个偏僻而粗鄙的国度，尽管那里的房舍和山坡不失优雅。

欧洲没有亚洲的粗暴，也没有它那粗鄙的感官，不像亚洲那样，各种香气、花香、松软泥土的刺鼻气味、从西贡小巷里飘出来的香料味混合在一起。欧洲盛行的，是一种垂死和恐怖的氛围，这也许已经能看得见和捕获得着。

母亲希望她学数学，日后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对于她的女儿，“最小的女孩”，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她应当追随父亲的脚步，去他曾扬名立万的地方，光耀他的姓氏。

可是，玛格丽特不愿意，就好像她对学习不感兴趣，只想以其他方式去发现这个世界。她总得做点什么吧，母亲喊道，得做点“值得做的”、能算是工作的事，而不是跟开玩笑似的，从15岁半开始就一心想要写作，而写作或许将使她没法糊口，变得一无所有，被人瞧不起，被社会所抛弃。要知道，母亲梦想得到的，是社会的认可，是她尽管付出了太多辛劳甚至遭到了社会的“谋杀”却未能获得的那一切。

然而，玛丽·多纳迪厄这位“上帝夫人”——她的学生们这么称呼她——知道自己是漂泊的浮萍，已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其摆布。在这世上，她已没了地位，她曾寄希望于印度支那那片殖民地，在那儿一直待到1949年才最终回到法国，但那时的她已不抱任何幻想。从此，她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她已经被摧毁，被摒弃——她好像从未存在过——但仍然凶狠地、坚决地挣钱寄给远在巴黎的孩子们，并一再申请延长工作年限，为的是她那个靠临时工、小工程、耍花招甚至吃软饭过活的长子，对此杜拉斯在《情人》中有过暗示。

玛格丽特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她的大学学业，先是于1933至1936年在巴黎法学院学习并拿到学士学位，接着踏入了政治学院。她想学数学，但是由于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养成了太过叛逆的本性，她已无法适应那样一个高度限定的专业，也无意去谋求一个舒适而安定的未来。她坦言，她曾有过一些“非常……广泛的学习，但不包括数学”。“这不是由于（数学有）一种极为明确的倾向，而是由于（它有）一种机械性。”

在此期间，她仍然生活在大哥身边。他的存在是“有害的”，总是令她感到一种恐惧和一种抽象的害怕。他苟延残喘，与他形影不离的，是谎言、偷窃、冷漠和暴力，他有一种隐晦的、无法定义的东西，使他想要掌控和强迫别人，有一种阴郁而狂野的能量，有一些总是愤怒的企图。

关于这一时期，杜拉斯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在一片放逐的土地上定居的时期，是一个不知生在何处的私生子和异乡人融入社会的时期。她声称，她想要把所有一切统统掩埋，不再回想她的童年、殖民地的骗局、黑豹、鳄鱼、舢板船，也不再回想她所想象出来的所有那些对比鲜明、散发着香气、亟待述说的东西。不过，这种身份的缺失和隐姓埋名的状态正中她下怀，增进了她的自由。她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童年、女乞丐永无停休的祈祷、难忘的湿热气候所具有的力量，以及躺在中国情人怀里时她那具有欲望的身体的力量。她暂时还不知道，她出生的那个国度日后将发起“复仇”——这是她的原话。湄公河、午休时分达到最高点的闷热、茂密丛林里的探索……所有一切都将重现，成为她写作的唯一素材，有待她挖掘和加工，她将连续多年陷入繁重的写作，接着又异常轻松地写出最后几本书。

此时的她似乎没有定居的欲望，也不想占有，不想融入社会，成为被人操控的玩具，其中的原因是否正是她曾亲身体验过的、直觉中的与想象出来的经历？

她心中一直留着这样一幅画面：海平线上，一艘艘船横着停泊在入海口附近，不一会儿就钻进一望无际的大海，逃得无影无踪，再也看不见。出发，无法返回，一个又一个中转站，为了再次出发而进行必要的舍弃，盲目地相信那些被时间不断侵扰和摧毁、每况愈下却顽强挺立的事物具有不朽性……这一切恰如人生的表象。

在巴黎，她是一个小“克里奥尔人”<，曾在亚洲殖民地生活，而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一个“被引渡的人”。她不再有回忆，她得适应新的环境。她把一大片由各种景象构成的沃土藏在内心深处，她知道那些景象日后会发芽和生长，比如回国途中在科伦坡中转时远远望见的威尔士王子酒店，与夹竹桃的甜味混在一起、无处不在的麻风病的味道，还有母亲和大哥，还有作为受害者的小哥哥——她很清楚，小哥哥将死于“虐待”，死于母亲出于母性的偏好而给予大哥的那种不讲理的、残忍的爱。

在当时的照片中，她总是面带微笑，但那是一种谜一般的微笑，与它试图表达的快乐和幸福格格不入。她保留住了她那富有穿透力的眼神，那眼神里“依稀含有东方韵味，”克洛德·鲁瓦在《我们》中写道，“在不经意间令人着迷，仿佛正看着比她高大的来者”，同时也保留住了她的烦恼和一种耻辱的压力，也即“原则上不得不过日子”的耻辱。

她像是在用心地微笑，用心地模仿各种幸福、正常及家庭的处境。在花园里陪伴哥哥的时候，她的模样像是一个小商贩，一个卖衣服的小贩，穿着轻质棉裙，腰里紧紧地系着皮带，一只胳膊乖乖地挎着手提包。然而，这些不过是幻象罢了，正如克洛德·鲁瓦说的，“真实的生活在别处”，在对尘世不懈的拷问中，在世间万物的喧嚣中，那喧嚣令人眩晕甚至不适，而她将运用她的天赋将其记录下来。

在她看来，只有充斥着往日时光的文字，才有权讲述她的人生。她深信，把一件件事实罗列出来，以为能从中揭示某种连贯性，没什么比这种做法更错误，更多余，更流于表面。所有一切其实是发生在由留存下来的各种图像所构成的杂乱无序的巨浪之中，在浪涛的脆弱而断断续续的歌声之中在接受遗忘的过程之中。要懂得，她的人生存在于那些被修复的事件的痕迹里，她的人生历程并不“像一条介于起点和终点两个界碑之间的道路”。显然，要让人生渐渐和盘托出，靠的不是搜集各种事实与日期，像校正一台机器的零件那样对它们进行调整，而是观察它们在人的内心深处、在她所说的“内在阴影”（ombre interne）这一最为隐蔽的地带留下的痕迹，那里才是“自我的档案”（archives du soi）所在之处。

因此，未来的她将拒绝为日期所累。在她眼中，日期并非修复记忆的必由之路：“书里的东西比写书的作者更真实……”她说，“莎士比亚讲的故事比莎士比亚的人生更能见证莎士比亚。”她相信，她的故事和她的人生存在于作品中，存在于各种空洞和孔隙中，存在于阴暗的陷阱中，存在于文字中，存在于印度支那的那些藏着各种秘密、不断被大海冲洗、移动和淹没的稻田和浅滩中。

她很早就已知道，自己心中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永远不以物喜的怪癖，母亲对此深感伤悲，有一种永恒的不满足感，有一种想死的欲望，这欲望特别强烈，令她落泪，而她却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一种忧郁，这忧郁不妨碍她开怀大笑，不影响她的讽刺和愉悦，也不妨碍她去爱，去崇拜，去学习，去喝酒和抽烟。

她唯一确信的，是她未来的书。在那些黑色的书页中，在那些深奥的文字里，在她痛苦的愉悦里，在她所说的“奇妙的灾难”中，一定可以慢慢找到她的真实人生，而可怕的是，那人生是易碎的，有待缝补，有待理解。

在印度支那，她读过的书只有历险记，一些贵重的书籍，以及所有读来令人感觉舒适的文学作品，作者主要包括皮埃尔·伯努瓦、皮埃尔·洛蒂、克洛德·法雷尔、罗兰·多热莱斯，那是殖民地图书馆独有的馆藏，此外还有《戏剧小画刊》里的“林荫道戏剧”。“我每期都读，只有那玩意儿，”她后来对《早报》的戏剧评论员吉尔·科斯塔兹倾述道，“里头主要是林荫道戏剧。”此时，身在巴黎，她可以去看画展，去剧院，读小说，见识新的作者。

卡亚维写的戏剧台词令少女时的她捧腹大笑，皮托埃夫家族则让她看到了戏剧的真谛。作为马蒂兰剧院的常客，她没有错过与该剧院密切合作的皮托埃夫家族的任何一场演出。“那是我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她告诉科斯塔兹，“剧院里有十五个人，我每场必到。长此以往，皮托埃夫一家认识了我，有时还向我问好。那时我18岁，看了《玩偶之家》《交换》和《海鸥》等戏剧。”

她的选择已经确定，一种自发的方式。她不喜欢法兰西喜剧院，“原因在于语调和诗体”，不喜欢因《安菲特律翁38》而广为人知的让·季洛杜，对马塞尔·阿夏尔、萨沙·吉特里和雅克·德瓦尔也不感兴趣。她觉得自己属于皮托埃夫家族，因为他们有着斯拉夫民族的浪漫心灵，也有将从俄罗斯民族、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伟大典籍中汲取而来的“音乐”（musica）。除了超现实主义的创新之作，她还阅读当时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包括安德烈·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朗西斯·卡尔科、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当海明威、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芙、艾米莉·狄金森被译介到法国之后，她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因为他们也听到了来自内心的狂野话语、闷在宛如泥沼深处的腹中的吼叫，以及灵魂的呼唤，而这些都是难以察觉的。

30年代的巴黎是欢快的，也是阴沉的，既有浩劫的迹象，又拒绝相信它的来临，而是沉醉在喧嚣和创作中。殖民博览会的盛事行将落幕，有些人就已不怎么相信法国将有幸保住帝国的疆土。“疯狂年代”已风光不再新的年代显得令人忧虑不安，危机重重。杜拉斯容易受到人与世间所有大事的影响，捕捉到了这种质疑和不适。在她生活的那个城市里，罗杰·马丁·杜·加尔、路易·阿拉贡、儒勒·罗曼、让·季洛杜、保罗·尼赞、艾曼努尔·贝尔勒、安德烈·布勒东等人正在创作他们强有力的作品，赋予作家一个更为介入政治的新地位，尽管她并不赞同他们在写作方面的选择。那年头，积极分子的战斗精神正在诞生之中，已开始引起她交往和频繁出入的共产党和“法国大学生运动”组织的注意。

不过，她一直在忍受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是母亲将她置于这种感觉之中，同时忍受着一种深深的孤独，这种孤独滋养着她对大哥的仇恨和嫉妒。她想理解母亲与大哥对彼此的依恋，搞清楚这种关系的底细，以及爱和溺爱在这种关系中所占的比例。那是她最大的肉中刺，是她最大的痛苦。她记得，离开印度支那之前，有一天晚上，在小木屋的游廊里，母亲对她说：“我的小丫头！”那绝对是母亲第一次这么称呼她，第一次真正地看着她。那一刻，爱四处漂浮，一直蔓延到对面的暹罗，蔓延到群山之间。

这种痛苦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她的前三本书全都以此为主题，她沉迷于心碎，一心想要理解这种强烈情感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对于大哥，她体会到了一种恐惧，这恐惧一直在侵袭她，聊天时，散步时，酒吧里，花园里，它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剧烈而致命的恐慌。她的私人影集里有一些她和大哥的合影：大哥的脸令人感到恐怖，头发抹了发膏，贴着头皮梳向后头，眼神冷漠而尖锐，穿着一件开叉西服，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小白脸；她坐在大哥身旁，眼神显得紧绷绷的，使她看上去像是安南人，像是家庭里的一个错误，是一个早已经被抛弃了的人，无法补救。

尽管她声称她有力量同大哥做斗争——她过去曾拒绝屈服，向大哥发起挑战，而当母亲因为她结交中国情人而揍她的时候，大哥却站在门口煽动母亲的怒火，并为自己的举动暗自欣喜——尽管有一天大哥让她去卖淫，尽管两人都生活在洋溢着暴力与悲哀的地方，她知道，她与大哥之间的关系必将破裂和毁灭。

二战前的巴黎对她进行了知识培养，使她得以成长。与往日走遍堤岸区大街小巷一样，她“在一种缺失法律的状态中”，在对自我的挑战中，遇见了未来的“她的孩子的父亲”——迪尤尼斯·马斯科罗后来这么说道。她觉得自己完全自由，可以自由地去爱，去感受，去认识所有一切。

她将爱上一些男人，一些大学生，其中包括一个犹太青年。她记得，他曾为她朗读《圣经》和《旧约》，书里涌现出以色列国王、耶路撒冷国王等伟人。也许，正是多亏了他，她才记住了圣人，记住了《圣经》里那些难以理解的景象与“神圣的沼泽”里发现的辽阔疆土。也许，与1990年出版的《夏雨》里的欧内斯托一样，她也意识到了这种秘密的知识，那是任何大学、任何知识都无法教会她的。

她一直爱着男人，需要男人，对他们抱有欲望，即便是70年代在《巫婆》杂志和“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那些美好日子里，当围在她身边的似乎只有往往不爱男人的女性之时，她仍然对男人抱有欲望。她在他们身上寻找故事，那些故事是隐藏的，是神圣的，是他们从往昔和母亲那儿保留下来的，会使他们变得暴力而野蛮，也会使他们变得像用缸里的水为她冲澡的中国情人那样甜蜜而温柔。

在巴黎法学院度过的那几年里，她将邂逅罗贝尔·昂泰尔姆，他和她一样，也是大学生。他出生于科西嘉的萨尔泰纳，家里有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弟弟。他的童年漂泊不定，因为父亲先后在奥洛龙圣玛丽、伊泽尔省的维埃纳、巴约纳等地担任区长。后来，他在巴黎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主修法律。

他出身富家，受过基督教培训。他和杜拉斯组成了一对亲密搭档，一起开展精神层面上的思辨，但他们身处尘世，已预感到大规模运动的暗涌。

然而，与他那一代人一样，昂泰尔姆的青年时代也被战争的幽灵吞噬了。他于1937至1939年服兵役紧接着于1939至1940年走上前线，直到不祥的1944年6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陷入一连串永生难忘的悲惨遭遇。

在欧洲继而巴黎被套上桎梏之前，杜拉斯在昂泰尔姆身旁度过了最后一段灿烂而幸福的时光。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一种平静，一种他内心拥有的平衡，一种对性格的有力控制。很久以后，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扬·安德烈亚告诉她，罗贝尔给她打了电话，在电话里说拥抱她，说想“看到她平静下来，这是他的原话”。她答道：“天哪！都三十年了，他时时刻刻都想看到我平静下来。这确实是他的风格。”

对于当时那个陷入险境、遭受仇恨和暴力的世界，她感觉到了一些先兆，看到了整个时代在抽搐，谎言的狂热在四处蔓延，对犹太人的迫害已初露端倪，言论也已遭到钳制。凭着本能，她感觉到了一个野蛮时代的到来。

她用毁灭、疯狂、死亡、分解等景象哺育了一个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对这个野蛮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预言。她曾行走在殖民地那海绵般的泥泞土地上，身后跟着一帮随从，其中有灾难，有恐惧。早在18岁时，她就已发现一个定格的画面，“人与人之间无法补救的别离”，发现一件改变不了同时也忘记不了的事，那就是什么也无法改变那些“可憎的背景”。由此，她认为，她已结束了学习和成长，已像死去了一般，虽然只有18岁，但她的认知已毁掉了她的希望。就连她的脸，也使她显得如菩萨般凝重，显得衰老。是的，事实就是这样。应该有一张她18岁时的照片，照片里，她的小皮帽放在一旁，她面带微笑，那微笑是戏谑的，是心不在焉的，是被另一条路吞没了的。与此同时，正是由于这张年轻时就已被毁掉了的脸，她才决定书写和讲述大海的暴虐，它把一切掀翻，把堤坝摧毁，把大地淹没，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土地吞没。写下她所发现的一切，“除了自身，别无其他可写，那不存在”，她说。

1937年初，她向殖民部提出申请，想得到一份行政工作，此举不经意间沿袭了母亲昔日同样的行为。6月9日，她被招聘到殖民地信息与档案处。她是个举棋不定的人，既参与维护殖民体制，同时又发自肺腑地否认它，她了解它的所有机关，也了解它的所有狡诈！1938年9月1日，她还被任命到法国香蕉推广委员会。她的工作得到了赏识，因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她的工资涨了两次，一次是1938年11月，一次是1939年3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是支持殖民体制的游说团成员。在杜拉斯这儿，陷阱是幽深而阴暗的。在这一职业选择中，有挑战，有流放的痛苦，有对父母认可的呼唤，有她成为小说家之后将进行加工的模棱两可的素材。不管怎么说，从她在殖民部度过的1937年和1938年来看，她是忠于职守的，是爱岗敬业的，尽管她在1963年曾对此别有说法，写了一篇猛烈抨击乔治·芒代尔及其治下的政府部门的文章——此文写得有点晚。杜拉斯就喜欢这样，凭经验重新塑造历史。作为一个叛逆而又保守的职员，她一边揭露她所在的“铁桶般的部委”，一边悄悄地实施她的计划，就像她写的那样，“等待着她的时刻”，以便尽早摆脱“部委的蜂箱”。在现实与她一生都在铸造的神话之间，我们看到的是玛格丽特（此时仍然姓多纳迪厄）的举棋不定。不过，不久后，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将使她得以高傲地自称为一个悲情英雄。她终将发现，这一身份更符合她的真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