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朋友们以及马斯科罗、昂泰尔姆等人继续在圣伯努瓦街那间公寓里相会，那里已成为一个谈天说地、尽情发言的地方，处于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热忱之中。用马斯科罗的话说，那个地方已“犹太化，共产主义化”。他们心中有一种失而复得的自由，有一种耐心与知识分子的兴奋，这一切使他们离正统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但他们仍然隶属其中，这种偏离暂时还不明朗。就像马斯科罗所说的，他们已“走在革命的前头”。杜拉斯本性粗野而反叛，心中悄然萌生了神圣的作家观念，这更像莫扎特或兰波的经历，而不太像纯粹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圣伯努瓦街的公寓已变成一座行宫，在那里，一些与斯大林的思想渐行渐远的人物也参与到那些非正式的聚会之中，比如埃德加·莫兰，他当时年方二十四，思想上特立独行，性格热情，就像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再比如莫里斯·布朗肖，他已悄悄地走进写作的黑暗迷宫。

那里刮着一阵阵强劲的逆风，传来一句句质疑莫斯科的话语。在那里，“黑夜号轮船”在乱流区前进，无法闯出一条航线，也没有任何一张地图标出航线。

在解放后兴起的所有聚会地中，或者说在那些从地下转为地上的聚会地中，圣伯努瓦街的这一个必定是最富有想象力、观点最多、最自由的地方之一。那里流淌着一种任性而宽松的生活气息，大家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比如克拉拉·马尔罗、莫里斯·梅洛-庞蒂、弗朗西斯·蓬热、安德烈·于尔曼。在咖啡的浓香中，争辩的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不愿‘走到人民中间’，只想与之同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在身在党内与心怀自由的欲望之间，他们在这个翻开新一页的世纪相互交往。

克洛德·鲁瓦也频繁出入此间，他像以往一样，兼具凶猛与温柔、懒散与突然发作的暴力。据他描述，此时的杜拉斯像修女一样激情满怀，像伊迪丝·琵雅芙一样粗鄙、紧张而脆弱，像黑钻石一样坚硬。有时，她会突然长出“疯狂的羽翼”，带着“山羊那般的粗暴”走上战场。

她心中有一些混杂的、相冲突的力量，这些力量揭开了她内心深处的矿藏。她日后将从中掘取鲜活的小说素材。

大家的聊天总是围绕着同样的质疑：怎样继续身为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接受党的妥协，并以一种默许的方式认可党的偏移？怎样继续忠于党的新生理想，相信只有党才能保护受压迫的人，相信世界将在党的保护下发生改变？

怎样不去怀疑党曾许诺的、所有人也都天真地信以为真的新人类？

对此，从恐怖中归来的昂泰尔姆用他那既粗糙又好笑的农民般的智商无所谓地说道：“对，党创造了一个新型傻帽。”

此时，既有激情，也有某种凝重。在所有往昔的日子里，这是一个沉重的时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就像古典悲剧的时代一样。1946年，埃德加·莫兰在宇宙城出版社出版了《德意志零年》，马斯科罗则出版了《圣茹斯特〈作品全集〉导读》。至于杜拉斯，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广岛的大屠杀，她变得强大而沉闷，她睁开双眼，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此将一直带着昂泰尔姆盲目而无言的痛苦的记号。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时期的杜拉斯仅仅想象成一个悲剧里的女主人公。她是个多面人，也能呈现出一个欢快而幸福的形象，她那悲怆的人生有时允许她这样示人。她无时无刻不灵活多变，她对世界、对自己有着残酷而清醒的认识，她有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欢欣，她深信自己令别人痴迷：只有根据这些状态，我们才能准确无误地定义她。凭着一个特征或一个眼神，她就能把握一个形势或一个人，她极为聪慧，能够洞悉一切，谈笑风生。

她也在重新学习战后的生活。作为一个感性的人，她需要重新体味大自然的气息，重新潜入凶残的大海，心无畏惧，任由海水附着她的肌肤。她撩起裙子，感觉身体上的海浪，感觉马格拉河口的风从脖子上温柔地拂过。在她心中，两种力量合二为一：斗争与凝视，对未来的激情与对假日的冷漠。

1946年，按照她的最终决定，她与昂泰尔姆离了婚。她想给马斯科罗生个孩子，一年后，她有了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名叫让·马斯科罗。昂泰尔姆仍然在他们身边，就好像他仍然需要她（她也需要他），需要柔情，需要私密，需要往日的爱仍然呈现在眼前，哪怕于事无补。1947年，继莫兰与马斯科罗的著作出版后，《人类》也终于面世了。这本书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承载它的像是一股劲风与一种狂乱，而这狂乱是有节制的，就像文字里的一颗小石子。书中，昂泰尔姆变成了悲剧里的领唱，正如杜拉斯所言，他那命悬一线的漂泊“占据了文学的绝大部分”。然而，那确是昂泰尔姆的真实人生，是人生之上的人生，是人生的另一个侧面，宏伟壮观，无法想象，把他带到了制高点，带到了灵魂的最高层。怎样才能在《人类》之后再创作一部作品？怎样才能再次达到同样的思想高度，怎样才能做到哪怕最简单的笔触也能“令文学蒙羞”？

1949年6月，经过与莫里斯·布朗肖的《以火之名》一番角逐，由罗贝尔·马兰修订的《人类》获得了“爱情海岸”文学奖。评委会由九位女士构成，其中包括加拉·巴尔比赞（未来的梅迪西文学奖的创立者）、奥黛特·茹瓦耶、多米尼克·罗兰、克罗德-埃德蒙德·马尼、阿奈特·维扬、尼科尔·维德莱斯。渐渐地，这本书完全得到了认可，但仍处于一种沉默无言和遥不可及的状态中，而所有那些包含着可怕的真理的神圣书籍都是这样。

关于生活，杜拉斯想要认识并经历其中的一切。她心怀好奇，总是打破常规，对认知与破解秘密的渴求达到了最高的程度。生孩子不仅仅是爱情的证明，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得到了圆满，是一种高级别的认知，是她想要填补的一个空缺，她觉得所有女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她虽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她的绝对自由主义精神扫除了一切成见。她对现状心怀不满，相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她更亲近虚无主义。她敌视所有机制，但却想要孕育生命，实现这一奇迹，在她看来，这对女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带着女性的这种遗传，她想要从内部重新看一看生命的神秘演变，以及来自于她同时又来自于别处的无声的喧嚣。

她未来的作品将从她经历过的认知中汲取养料，随处可见她宣布事件的欲望，这种欲望从一本书传递到另一本书，从未间断。她将讲述人生中的所有内在活动与陌生的路途——在这样的路途上，人生将发生偏移，却不明所以，接着又继续盲目地前行，用她的话说，那是为了“处在的‘圣灵显现’状态下”。

这种探索的欲望，这种走到自我的深处、一直走到沉默与空白处的欲望，使她很快就明白：共产党永远也无法为她实现这些欲望提供一个契机。她天生没有耐心，而是兼有狂躁与马斯科罗所说的“灵活”（mobilité），所以她坚持要把圣伯努瓦街的公寓变成一个流淌着“精神”（esprit）的地方，一个思想沸腾的地方，要把话语权交还给知识分子，让他们扮演挑衅者，扮演思想的跳板，以怀疑为荣。

萨特住的小公寓位于波拿巴特街的拐角，离圣伯努瓦街很近，他在那儿接待他的朋友，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夜晚——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对此有过描述——其中哲学或政治方面的讨论常常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杜拉斯那儿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不久，她便怀疑萨特的革命动机和自己的不一样，觉得他正如马斯科罗所言，是个“浪费机会的人”。萨特扮演着“媒介”（médium）的角色，他这么做并非不怀好意，但杜拉斯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他缺乏一种真诚。虽然经常签署同样的请愿书，但他们二人的“介入”却不尽相同：杜拉斯的“介入”更为坚决，更具暴力，不那么“令人安心”，而萨特的态度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人并不属于“同一个帮派”，聚会的地点也不一样。她对萨特的怀疑旷日持久——1984年，在一档名为“质问”的电视节目中，她依然拒绝承认他是个作家。正是在这一点上，二人最终分道扬镳，杜拉斯认为文学是神圣的，萨特却对此予以否认。萨特在思想上不够细润，无法理解杜拉斯那种极为灵活而任性的情感。在他这个哲学家的著作中，并没有欲望在流动，而她却已感觉到语言在她心中四处移动，飘忽不定，像海浪般起起落落，同样的现象日后还将出现在她激情的暴力及其无法预料的攻击上。

她邀请的人大部分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但这却促使圣伯努瓦街的聚会更具有一种学术的风格。根据克洛德·鲁瓦的见闻，公寓的气氛就像“‘知识界’时代的俄国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氛围一样，“每时每刻，进进出出的有三个观点，五位友人，二十份报纸，三种愤慨，两句笑谈，十本书籍，一个开水壶”。其中，灵魂人物非杜拉斯莫属，她有着“奇险的精神”，有着“巴洛克风格且往往离奇不经的猛烈，一种取之不尽的愤怒、欲望、热情与惊奇之源”。

那些夜晚经常持续到很晚，宾客们甚至可以睡在那里，参与会面的除了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和杜拉斯，还有埃德加·莫兰、让-图森·德桑蒂、若尔热·桑普兰、莫里斯·梅洛-庞蒂、克拉拉·马尔罗、弗朗西斯·蓬热、西蒙·诺拉、让·迪维尼奥，巴塔耶与布朗肖也时有现身。在杜拉斯本人的鼓动下，一种破坏性的、激烈的、狂热的活动使她的公寓变成了一个可疑的和“分裂的”地方；一种言论的自由四处流动，它与党支部会议上的发言截然不同，尽管他们几乎全都会去参会。战后，他们一方面隶属于共产主义，这种隶属是全身心的，几乎是神秘的，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显露出卑劣、小气、言不由衷、谨言慎行——路易·阿拉贡的思想即为一例，他变成了他们的众矢之的——因此很快就四分五裂。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他们“一方面隶属于共产党，另一方面隶属于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认为这种“双重隶属”是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事实上已变成一项罪过。他们原以为在“改变文化政策”，此时却进入了怀疑的时代：“所有一切都是在离我们很高且很远的地方决定，不在洛朗·卡萨诺瓦那儿，也不在莫里斯·多列士那儿，而是在那边，在辽阔的北方。因此，文化政策也变成了一种必须承受的宿命。”

如果说她的人生与她的作品中有一个常数，那便是真正具有革命性、颠覆性、反叛性的话语。她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一种慌乱的恐惧，害怕僵化，害怕变得循规蹈矩。她隐约觉得，自己更靠近的是米歇尔·莱里斯、埃里奥·维托里尼、雷蒙·格诺，而非路易·阿拉贡、让·卡纳帕、洛朗·卡萨诺瓦等党的领导人。同样的，1947年春入党的马斯科罗与昂泰尔姆也有这种“志不同道不合”的感觉，战后刚刚五年，他们就将与杜拉斯一样，脱离党组织。杜拉斯的言辞常常与马斯科罗和昂泰尔姆如出一辙，她所推崇的那种言论自由不太符合党组织那套刻板的论辩，她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与当时政界盛行的那种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那副恭顺的模样相去甚远。圣伯努瓦街那间公寓成了知识分子的“修道院”（借用马斯科罗的说法），得到了发展壮大，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立，一道裂痕也日渐明晰。该小组以马斯科罗、莫兰与维托里尼等人为核心，他们不愿对党组织评头论足，而是威胁说要成为“分裂派”。对于这种颠覆，杜拉斯的人格魅力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她是每次聚会的灵魂，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革命者，善于发起辩论，喜欢推介当时知识分子中最前卫的人，把他们召集起来，请到家里。

她虽然仍为共产主义者，但却已失去后继，对她而言，寻求和解已无可能。使她留在党组织这个“家庭”中的，是一种忠诚：忠于战争，忠于包括自由主义者与抵抗派人士在内的所有人并肩参与的战斗，忠于共产党当时宣扬的某些理想，比如与资本主义剥削、自私、不公正做斗争。她已经成为维斯康蒂街党支部的小秘书，怀着某种浪漫主义与天真，对很多类似的抽象字眼仍然深信不疑。然而，她无法忽视的，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计划经济，是被钳制的公共话语，是老套的官方言论，不久后她就将深受其害。她看到，警察躲开人们的视线和舆论，下乱窜。

她天性狂野，骨子里反抗任何形式的律法，所以对警察始终有一种本能的憎恶，觉得他们承载着所有邪恶与所有背叛。盖世太保粗鲁的形象似乎已永远挥之不去。警察、警犬、带刺的铁丝网、集中营的围墙、像同谋一样的森林，这些都是她笔下那个悲剧世界的标志，带有丧葬与不祥的特质。

她之所以怀着博爱的精神加入共产党，其中的原因应该还包括对昂泰尔姆的一种忠诚，因为她想到了集中营，想到了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参与。然而，怎样才能抑制住自己由于痛恨约束与谎言而产生的愤怒以及不为人知的暴力？怎样才能长期管住自己不切实际的纯洁与过分的天真？与党的决裂已渐渐显露。她偏爱破坏，偏爱激进的道路，正是这种偏爱要求她离开共产党。她对党的指责主要是“把智力均等化，恐怖地把人移到他的尸体上”。在维斯康蒂街党支部的会议上，她读到了党中央的报告，从中看到的是拉帮结派、世俗的教条、病态且致命的神圣性，与她在揭露德国纳粹与天主教徒时的所见并无不同。在批评的实践中，在对教条的质疑中，在思想的不断运动中，她觉得自己再一次青春焕发，一直从智力中汲取给养。

她的个人主义迫使她发起一种孤独的挑战，一种不注重意识形态的对抗，一种对自己的不断煽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她深信自己是个作家。共产主义者是次要身份，在更长的时间里，她是个积极分子。她心生疑虑，觉得写作的源泉不可能是那种遮遮掩掩的语言，人们向她推荐的那些沉重的模型，那些刻板而粗暴的框架。

不，作家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这与爱尔莎·特里奥莱和洛朗·卡萨诺瓦所声称的截然相反，他们斩钉截铁地断言，一个“反共产主义的”作家不可能身负才华。“相反，”埃德加·莫兰说，“最高雅的才华鉴别了一切斯大林主义作品的真假。天赋已开始根据政治局的批准而衡量。”

在安德烈·日丹诺夫——苏共政治局成员，负责监督落实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推动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受到了严格的监视。在莫斯科眼中，世上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所有人都反对的苏联，而斗争应当也覆盖到文化领域。所有那些稍有异议的人都被党组织弃之不顾，当作异端分子对待，例如埃里奥·维托里尼，他与中央政治局拉开了一定距离，同时喜欢上了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在米兰创办了《理工科》杂志。

正是出于同样的缘由，杜拉斯喜欢上了埃里奥·维托里尼这个来自锡拉库扎的西西里人，这个思想的贵族，这个“王子与名流以与之相像为自豪的农民之一”——克洛德·鲁瓦这样定义他。

关于文化的自由，他与杜拉斯一样，也是个不肯妥协的人，认为政治无权干涉文化，因为他认定政治讲究的是必要性，从而充斥着阴谋诡计与无法避免的谎言。

事实上，马斯科罗入党后，法国共产党早就开始怀疑他，还由此怀疑上了杜拉斯。维托里尼的立场明确之后，卡萨诺瓦就把马斯科罗与杜拉斯当成“维托里尼派”对待。对于维托里尼马斯科罗与莫兰曾伸出善意的援手，采访过他，访谈录发表在1947年6月27日的《法国文学》杂志上——距他入党还不到一个月。在那篇长文中，维托里尼发表了一种全新的、充满革命性的言论，随即被党中央视为异端。他说：“我认为所有哲学都应当得到补充完善。它永远无法表达某一时期的全部真相。表达一个时期的全部真相的，是由理性的力量与诗歌的力量生产出来的全部作品。”化名“让·格拉提安”的马斯科罗把维托里尼的思维引向了一个党组织所无法接受的方向，他说：“由此可见，作家、诗人才是真理的主要代言人？”“正如艾吕雅所言，作家是在‘展示’（donne à voir）。”维托里尼反驳道。

最后，文章把共产主义放在了一条始终开放的、更为自由的革命之路上：“只有在革命行动中，道德才开始切切实实地存在，”他宣称，“共产主义者不是要构建一个集体的灵魂，而是要实现一个假的差异被清除殆尽的社会。假的差异被清除殆尽之后，再把它们的所有机会让给真正的差异……走向共产主义，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自由的爱，以及对打造完整的人的典范的欲望。”

卡萨诺瓦怒不可遏，带着几分排外主义的酸臭气，宣称：“我们没必要聆听一个意大利人的教导。”

在马斯科罗的推动下，维托里尼也发表了宣言：

“无论如何，‘为达目的便可不择手段’都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这一宣言为马斯科罗及其朋友——莫兰、杜拉斯、昂泰尔姆——与党中央之间的信任敲响了丧钟。他们随即被指认为“工人阶级中不适宜的知识分子”，成了怀疑的对象，说他们制造纷乱并煽动人们偏离党的路线。

1948年9月，在发表于《共产主义手册》的一份报告中，卡萨诺瓦旧事重提。此时，相关人等终于明白，他们的存在是不招人待见的。确实，卡萨诺瓦的报告虽然言辞谨慎，但却充满威胁，其结语便可见一斑：“帮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回归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帮助他们全心全意地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这一任务并没有超出党组织当前的能力范围。党组织将耐心地尽力而为，因为党组织非常需要他们。”

这份报告虽然以虚伪的好意作结，但开篇的方式却颇具争议：“党的总书记发现，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尚未完全融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这一发现具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警示意义，而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指出，应当继续与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讨论。”

报告围绕四条内容展开（面对群众文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革命运动的方向、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习惯与偏见持久存在而产生的危险），再次教导大家要对党忠诚与顺从。卡萨诺瓦害怕这些知识分子变成敌对派，酿成一场道德败坏的危机，因此在详细阐述其中的理由之时，同时采用了三种手段：一是讽刺（“知识分子来到无产阶级当中，这需要他们对之前得到认可的价值观进行批判，这项工作对他们而言有时是繁重的”），二是虚伪的怜悯（“在一段时间内，这可能会在个人立场上造成一些非常切实的不适”），三是正面的攻击（“某些人已开始寻求妥协，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创造出相近的东西，认为这有助于进行过渡”）。

马斯科罗与杜拉斯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却从此遭到当众指责，他们虽然暂未变成被排斥的人或患了鼠疫的人——这是他们三年后的状态——但至少已变成被边缘化的、被监视的、与众不同的积极分子。

在巴黎，所有“异端分子”很快就被记录在案，被跟踪，被推到了绝望的境地。莫兰所说的“第二次冰川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已准备就绪，紧随其后的是50年代初期完成的隔离：“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再一次自行关上了大门，只有一座通往莫斯科的神秘桥梁为其提供补给。”

某些人，比如罗杰·加洛蒂、画家安德烈·弗热隆、路易·阿拉贡，被迫就范并接受了一切：布达佩斯、布拉格、对斯大林的致敬、对人民群众的礼赞、对大团结的咒语般的颂扬。此时，杜拉斯知道自己已成孤家寡人，面对太多的失望与悲伤，她的心中泛起了一阵阵恶心。

她清醒地意识到，法国共产党正在打压作家，把作家变得像阿拉贡那样，成为“垃圾桶式的英雄”（héros de poubelle）。她已经发现，只有在煽动读者的过程中，在欲望与激情、沉默与呼喊的辩证关系中，在作品的多种对比中，作家才有可能存在。作家诞生于轮船不断的颠簸中，那艘船一直在大海上，是一艘航行在“新的天空”之下的迷醉的船。

与杜拉斯离婚后，昂泰尔姆直到1948年才离开圣伯努瓦街，他离开之日也是马斯科罗正式入住之日，这样一来，法国共产党津津乐道的说他们生活不检点的谣言便随之不攻自破。同年，昂泰尔姆邂逅了莫妮克，一个1943年入党的青年党员，他与她频繁交往，并于1953年娶她为妻。

此时，他在“流放者、拘禁者、抵抗分子与爱国者联盟”工作，工作地点是勒鲁街10号，那里是党的一处据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包括埃德加·莫兰以及其他几位同志。

然而，关于集中营的记忆仍然镌刻在他的个人经历之中，试举一例：1949年，他为《教会青年》杂志——由天主教徒中的进步人士主编，1942年创刊，1949年停刊——写了一篇很长的分析文章，并将其题为《穷苦人、无产者、流放犯》。在这篇研究性质的文章中，他在《人类》中表述过的所有辩证思想得到了展开与确立，他把流放的考验拓展到了战后每天都在继续的政治斗争的考验。他断言：“人剥削人的‘常规’制度与集中营的制度之间没有区别……集中营的形象很简单，就是一个多多少少有所遮掩、里头很多人还活着的地狱……在那儿，人们无法获得任何道德或价值观，除非它们已切实地普遍化，也就是说，除非我们首先认定人剥削人的情况应当消失。”

昂泰尔姆、马斯科罗与杜拉斯执意追求一种自由的话语，却无法从党的必读书目所规定的那种话语中得到满足。杜拉斯太过明智，太过独立，对谎言与背弃的力量太过警觉，她无法保持沉默，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使得她于1950年1月决定退出法国共产党。同年3月8日，根据巴黎第6区第722分区党委的系列报告，特别是雅克·马蒂内与科莱特·马蒂内一再坚持的意见，法国共产党最终决定开除杜拉斯。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昂泰尔姆、马斯科罗……

最先寄出退党信的是马斯科罗，他于1950年1月11日记吕西安娜·萨瓦兰。他的信想要避开一切争议，表面上态度中立，但是用党组织的话说，却显得更令人愤慨，更为“傲慢无礼”。

亲爱的吕西安娜：

我在此向你确认一事：我不能再持有我的党员证了。此事两周前我曾告诉过你，这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我希望这些原因是暂时的，但不幸的是，它们是迫切的。

我必须告诉你，并请你转告诸位同志，我完全赞同党的政治路线。我知道，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那是错误的……

重申一遍，我的理由均出于个人原因，但此时完全无法克服。

请转告同志们，在离开他们的同时，我仍然断定我对党的忠诚没有变，身为共产主义者的理由与我入党时是一样的。真正了解我的人一定知道，我的理由是认真的。

致礼，

迪尤尼斯·马斯科罗

马斯科罗提出退党后不到一周，杜拉斯便趁热打铁。相反，她的信充满了敌意与争议。单单这一封信中，她那挑衅的脾气，她的暴力，当她觉得遭到背叛时那种无情的仇恨，她那尖酸刻薄且独具一格的讽刺，全都跃然纸上。信中的某些表述甚至宣告了她未来的戏剧中的幽默感，比如《萨加语》和《是的，也许》。

亲爱的同志们：

我向你们确认，我不再持有我的党员证了。12月27日，吕西安娜把我的税票带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已将此事告诉过她。

我之所以没有参加上周三的会议我之所以没有参加上周三的会议，是因为我已不再把自己当作党的成员。我若是去了，那可能是以前党员的身份，目的是让周四会议的有关真相得到尊重。然而，坦白地说，一想到又得迎战那帮可怜的跳梁小丑使出的既可耻又可笑的阴谋诡计，我就体会到一种恶心而且应该说是荒谬的感觉，我未能克服这种感觉。那帮人或许也可称作“马蒂内派系”，既然“派系”这个字眼已被滥用。

我退党的理由不同于迪尤尼斯·马斯科罗。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我是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且早在马斯科罗之前。我仍是共产主义者，发自内心的，全身心的。此时距我入党已有六年，我知道，除了共产主义者，我将永远无法扮演别的角色。关于我退党的理由，假如我不知道某些同志决心不择手段地歪曲最基本的真相，那么我或许会主动把它们说出来。放心吧，这些理由，既然无法在你们面前说出来，我便不会告诉世上其他任何人。

我对党仍然信心十足。我甚至确信，在时间的帮助下，党组织终将把马蒂内派系远远抛开。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通过一种所谓的警惕——实际上是邪恶的——仅仅满足他们的尖刻与个人仇恨，并从中谋利。我觉得，马蒂内派系其实入错了行。他们本该参加的，并非共产党，而是消防队（除了制服的魅力，他们还有机会接受有益健康的淋浴），或是神父（可以尽情享受忏悔室的乐趣）。不过，党组织知道如何让他们回到正道，我对此深信不疑。你们看，我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定，我的乐观主义是多么的高涨！

致礼，

玛格丽特·杜拉斯

又及：我没有把共产党与马蒂内派系混为一谈。

至于昂泰尔姆和他的女伴莫妮克，两人在一次支部会议上也遭到了分区党委的检举。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会议宣布把昂泰尔姆开除出党，并要求莫妮克不再与昂泰尔姆见面——如果她还希望留在党内的话。莫妮克当然没有同意，于是她也被开除了。为了表示慷慨大方，党组织同时还责令莫妮克的前夫贝尔纳也即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做出选择，而他也随之遭到了驱逐。

经调查与广泛讨论，党组织于1950年3月8日将同一份复函下达给杜拉斯与马斯科罗：

圣日耳曼德普雷党支部现告知您：

1．经审查您总体上的政治态度——您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文学与艺术以及科斯托夫与拉伊克两起诉讼的态度，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分歧；

2．经周三与周一会议期间党支部内部的长时间讨论——您拒绝参会并作出解释；

3．经阅读并广泛讨论您的退党信——此信对党以及经民主选举的领导机关傲慢无礼，且无任何政治依据；

与会党员中的大多数（19人中的11人）决定，立即将您开除出党的队伍。尽管您已断然拒绝，但仍有七位同志在严厉谴责您退党信中的言辞的同时，希望听取您的陈述之后再作表态。

上述决议理由如次：

1．试图通过离间党支部，对党组织进行破坏，同时采用侮辱与诽谤等手段，不断对分区党委进行攻击，并以各种借口掩盖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深层次分歧。

2．与大卫·鲁塞等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工人阶级与苏联的其他敌人保持交往（特别是原南斯拉夫使馆一名随员，现为《斗争报》主编）。

3．频繁出入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各家夜总会，其间充斥着政治腐败、学术腐败与道德腐败，多为劳动人民与当地正派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地谴责。

上述开除决议已于1950年2月16日经分区党委一致通过。根据党章第35条，在总部党委对党支部与分区党委的决议作出表态前，您的党员身份暂时吊销。根据上述条款，您有权对上述决议提出上诉。

党支部书记：A.万维尔

四人中，仅昂泰尔姆和他的女伴提出了上诉。一年后，支部书记通知他们重回党组织，但他们拒绝了。

从此，杜拉斯以一种抒情诗和宣示神谕的方式，不停地揭露法国共产党的盲目与黑暗，包括他们的屠杀，他们的集中营，他们的谎言，他们的征战，他们对悠悠之口的钳制。这成了她的访谈以及部分作品的主题，她所吟唱的是她的伤口，是因为被蒙骗而产生的愤怒，她的言语是不经权衡的，是野蛮且可怖的，因为她的激情总是处在突然迸发的状态。“跟那些人在一起，所有我们能体验到的，是一堆狗屎，完全是一堆狗屎，只能这么说。”她在1990年这样说道。“那些人”，按照她一贯的说法，是一些与世隔绝的人，是一些死了的人，被固定在“封闭的沉默”之中。相反，她想要选择自己的人生，迎着海浪前进，错了便退一步，接着再前进，前进得更远，发怒且哭泣，喝酒且一直醉到极限，放手去爱且一直钻到爱情的最隐秘之处。可以是在海上前进，但也可以是在沙漠中前进，因为二者全都无边无际，千变万化，在强劲的逆风中闪闪发光。

她，还有昂泰尔姆和马斯科罗，三人有点像从皇家港修道院中被开除出来的人。怀着一种冉森派风格的世俗贵族气质，他们没有被共产主义小布尔乔亚式的形式主义所击垮，也没有在党组织的逼迫下屈膝就范。

得知自己被开除出党，像埃德加·莫兰所说的那样，被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党支部拿去“献祭”，她并没有感到任何苦涩或失望。最多只有愤怒与仇恨，这仇恨将滋长、分泌并催生一种洪亮的反共产主义的呼喊，为她的论辩提供给养，一直到最后。当然，与几个月后同样被开除了的埃德加·莫兰一样，她一时间也体会到了迷茫的感觉。她曾满怀希望地加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并天真地以为这个家庭此后将永远是自己的家，不料却被剥夺了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她怎样才能为此而感到高兴？这像是一种流浪，使她与其他人远隔万里，他们全都“处在热火上，处在火炉中，处在会议中”，怎样才能接受这种流浪？怎样才能装作什么都听不见，听不见性别歧视的辱骂——若尔热·桑普兰曾说过这样一句闲话：“杜拉斯是个荡妇。”——也听不见四处传播的谎话与背信弃义的言论？

她刚刚失去了信仰，却也清楚地看到了往日那种博爱的局限。日子一天天流逝，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与致命的精力，她又回到了自由之中，但就像埃德加·莫兰所呼喊的那样，还是个“共产主义者，一直是，永远是，但却是自由的，终于成了自己，成了自己的负责人”。

写作也教会了她如何战胜痛苦，因为她想写的，是人生中的陷阱，是人的灵魂的脆弱性，是世间万物无法言表的秘密，是试图理解这些秘密的人默默无闻的故事。如果说她的慌乱不过昙花一现，那么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却不一样，特别是昂泰尔姆，他的创伤是无限的，是无法修复的。发表《人类》之后，被开除出党之后，他又一次进入到“还俗的、无国籍的、四海为家的、被排斥的”状态之中。

他拒不妥协——堪比与冉森教徒绝交的帕斯卡尔——不签署投降书，也不开展自我批评，这使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了殉道者。周围的人全都疯了似的，容不得他的反叛，使他成了一个无论在哪种集权制度中，人们都加以驱逐的那种巫师。他逝世后，皮埃尔·戴在1990年10月30日的《费加罗报》上撰文向他致敬，回忆了这段悲惨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写道，“昂泰尔姆前来告诉我他所在的支部把他开除出党的那天他那张震惊的脸。我朝他伸出一只手，意思是这不会在我们之间造成任何改变。犹豫片刻之后，他握住我的手。‘那又怎样，已经结束了……’那一刻，相比我们所面临的事，任何话语都不合时宜。他冲进电梯，背更驼了，人也显得更笨拙了。”

从这天起，他沉默不语，埋头写作。经历了集中营，经历了开除出党的侮辱，他像布朗肖一样归于沉默，进入“白描式写作”（écriture blanche）的秘境，那是一个一切均已造就的空间，既哑口无言，又充斥着来自别处的喧嚣，并在沉默中得到保护。

相反，杜拉斯是一个人为两个人说话。她以叫骂进行攻击，她的疯癫就像她的母亲，在写作中像她那样朝党组织叫喊，而党组织则声称，她已被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收买，是敌方智库的成员。

在访谈与文章中，她常常回忆起这一时期，同时又认为自己已经从这一时期中脱身而出，这表明，她的失败显然是一道鲜活的伤痕，甚至也许是她的一桩痛苦。

她说过，法国共产党把被开除出党的人丢进颜面无存的境地：“你在小区里认识六百多个人，而一夜之间，大家都得到了命令，不再来看你，也不再和你握手。”

她将记在心里的，正是这种损失与暂时无可奈何的愤慨，日后她将把它们化作文字，化作具有破坏力的反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带着明目张胆的喜悦，庆贺法国共产党的瓦解及其历史上的失利。于是，党变成了杜拉斯仇恨的对象与载体，维系着她的社会言论，哺育着她的复仇之心——这种复仇支撑着她的话语，解释着历史的进程，促使她未来对“人生的无法构想的命运”进行思考。

多年后，到了1980年，在《绿眼睛》这部文集中，她的仇恨仍未死去，她的怒火永远也无法平息；每当提及，她就会找到咒语般的节奏、急遽的暴力以及预言式的话语：“我希望它们死去。”她说。于是，她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停地向她称之为“对人民的背叛”这一重大罪行发起冲击。米什莱说过一个传说：过去，若是有女人同树木和动物说话，与大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关系，那么男人就会当她是巫婆，对她加以迫害——杜拉斯借用了这则寓言，用它来影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也在围捕那些不听话的人、不守纪律的人与崇尚自由主义的人。对她而言，谴责共产主义者，就是不断地恢复自由的言论与写作。在她眼中，作家变成了作恶的人，在荒无人烟之处揭露丑恶，同时凭着本质中固有的一种双重性的、可疑的女性特质，想要“打破普遍法则以及心理健康的法则的纯粹性”。

在貌似博爱的团体中，在机制化的同志关系中，在表面上的平等中，在漫无边际的谎言中，她已不知道自己是谁，除非凭着写作这一行动。写作是一个孤独的行动，是唯一一条求知之路，无法折返，漫无边界，它不愿不惜一切代价去见证事物与世界的秘密，或是痛苦，或是水流的奥秘，或是充满了水、无法进入的地方，或是空间里广袤而灼热的沉静。

写作变成了最具反共产主义特征的行动，因为它是孤独的，因为它摆脱了机制的诉求，而接受写作的挑战的人既为自己找到了“疯狂的目标”，又没有因此而变成疯子。这是一项如激情般火热的事业，是飘忽不定的，是个人的，是崇高的，也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