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3

“老天，我认为他去巴兰基亚是为了新鲜的空气、更自由、更高的薪水。”四十多年后，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如此解释朋友的决定，他为何从卡塔赫纳这个历史城市往东八十英里去到热闹的海港城市巴兰基亚。1949年12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卡塔赫纳时，已经又开始实施宵禁，在傍晚宵禁开始前抵达巴兰基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口袋里揣着路易莎偷塞给他的两百比索，另外，一位大学教授马里奥·阿拉里欧·菲利伯则不知道塞了多少钱给他。在波哥大搜查来的皮箱里放着《家》的手稿，一如往常，他比较担心弄丢的是手稿而不是钱。虽然他再次独自一人度过圣诞假期，却仍然非常兴奋；毕竟，如同一位喜好卡塔赫纳的人后来所承认：“在那个年代，来到巴兰基亚就像回到现实世界，真正的行动中枢。”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向加西亚·马尔克斯保证，自己会动用一切关系帮他在《前锋报》找到工作。

巴兰基亚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历史，也没有杰出的建筑，却很现代，积极进取，充满活力而友善，而且距离糟蹋哥伦比亚内在的“暴力事件”非常遥远。此处人口接近五十万。“是巴兰基亚使我得以成为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3年这样告诉我：“这里有哥伦比亚最高的移民率——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如同中古世纪的科尔瓦多，是一座开放的城市，里头满是聪明但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是否很聪明的人。”

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知名的精神创立人是加泰罗尼亚人拉蒙·维耶斯，他注定要成为《百年孤独》中有智慧的卡泰隆老书商。他于1882年出生于山村贝尔加，在巴塞罗那长大，在西班牙小有名声，后来才于1913年移民至谢纳加。巴兰基亚的谣言至今仍传说他是同性恋，这似乎其来有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勒比海时期两位重要的导师萨巴拉和维耶斯似乎都是同性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他时（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维耶斯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材稍微粗壮，满头白发，额头上的头发像鹦鹉一样不受控制。他有办法让人同时感觉既害怕又友善，他虽然酒喝得不多，但很会聊天，有着非常细腻但尖酸的幽默感，偶尔也有非常残酷的坦白。他在团体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知道自己不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广泛阅读，对于文学的观点开阔而精辟。他从来不曾富有，但总是轻松以对。维耶斯使这个团体的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信心相信即使身处一个默默无名、显然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大学，没有有教养的统治阶级，但他们还是有可能受教育，而且很容易走在时代的前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忘记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福克纳住在巴兰基亚，他会坐在此处。”这一点也许是真的。早在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之前，他就已经以此为自己的中心思想。

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出生于1917年，是名作家何塞·菲利克斯·福恩马佑尔之子。他是团体中最安静的，也许是年轻团员中最认真的一位，但也是最关键的人物。首先是由于他和上一代有直接的关联，其次是因为他借由自己先前的关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最后则是他首先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换到《前锋报》，福恩马佑尔自己工作了二十六年的地方。他广泛地阅读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作品，表面上缺乏远见，安静，谨慎，但如同其他人一般是经验老到的酒客，对于整个团体的和谐来说如同坚定的润滑剂。他有严重的口吃，但朗姆酒或威士忌常有舒缓之效。他强烈偏好古典文学和字典，无疑是此团体中真正博学、最广泛阅读之人。

赫尔曼·巴尔加斯是福恩马佑尔的好友兼同事，1919年出生于巴兰基亚。他身材高大、有双具有穿透力的碧眼，是位永不满足的读者；他做起事来既缓慢又谨慎，有点难以接近。福恩马佑尔虽然严肃，但不可避免地经常出错、邋遢又有趣，巴尔加斯则总是穿着白衬衫，一丝不苟——虽然偶尔在判断上冷酷无情，但非常牢靠。（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都是寄给他征求第一印象，写信要求增援书籍或金钱也是找他。）他是个老烟枪，烟草颜色越深越好。虽然他和福恩马佑尔是最安静、不好动的，喝起酒来却不遑多让，特别是一种主要配方为“兰姆、柠檬加兰姆”的酒。

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是这团体中具活力的引擎，英俊、潇洒、有着全世界最开朗而明亮的笑容，女性无法抗拒——他和哥伦比亚一些重要女性艺术家有过很公开的罗曼史——却也受到男士的欢迎。他于1972年英年早逝，因而成为巴兰基亚的传奇。他于1926年3月30日出生于巴兰基亚，但总是声称自己出生于谢纳加，香蕉工人大屠杀所发生的地点，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出生和这可恶的“卡恰克人谋杀‘岸边人’”的悲惨历史事件有某种渊源。他的父亲是保守党的政治人物，在阿尔瓦罗小时候就发疯去世，使得这小男孩儿身上带着一股悲剧的味道，但被他奔放而令人难忘的成人性格所掩饰。塞培达是个充满矛盾的个体，总是以愤怒的咆哮解决这些矛盾。他的外表像个流浪汉，1949年到1950年他在美国时弄到了一笔钱，和当地上流社会总是有紧密的联系，包括巴兰基亚商人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他有一小段时期曾经是会员，后来成为哥伦比亚首富，也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更具自杀性而情绪不稳定的人物是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巴兰基亚时，他并不在此处。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时候，欧布雷贡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但偶尔还是会来此探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停留期间的前后他都是重要的会员。欧布雷贡是位画家，1920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其家族拥有巴兰基亚的欧布雷贡纺织工厂，以及市内的豪华旅馆“绿野饭店”。他结婚又离婚数次，如塞培达一般吸引女性。欧布雷贡是典型的充满激情的画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声誉往上攀升，在费南多·玻特罗成名之前，于20世纪后成为哥伦比亚最知名、无疑最受喜爱、最受推崇的画家。他通常只穿条短裤，就这样。在巴兰基亚，他的“功绩”是个传奇：单挑数位美军陆战队队员，因为他们苛待一位妓女；一口吃下另一位酒客训练的蟋蟀；从当地马戏团租来一头大象，砸烂他最喜欢的酒吧的大门；和朋友玩儿威廉·泰尔游戏，只不过用的不是弓箭而是酒瓶；他最喜欢的狗在一桩意外之后瘫痪，因为他一枪打在它的头上。如此这般。

这些是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闻名的主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受邀参加他们所安排的永不间断的嘉年华会。其他许多成员几乎同样的多彩多姿、深具个人特色。赫尔曼·巴尔加斯在1956年写到这个团体的多元兴趣，谈到他的朋友在“后现代主义”存在之前就已是先驱之士：“他们可以以同样的兴趣，毫无偏见地思考不同的现象，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柯尔·波特的音乐、阿夫列多·斯特凡诺的技巧，或威利·梅斯的技术、安立奎·葛劳的绘画、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雷内·克雷尔的评论、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梅伦格舞、加夫列尔·费格罗阿的摄影，或是‘黑色亚当’、‘黑色尤菲米亚’的生命力。”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认为友谊比政治更重要，虽然塞培达倾向无政府立场，加西亚倾向社会主义，但他们几乎都是自由党。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这群朋友之间拥有所有令人想拥有的书，他们常会于夜深之际在妓院里引述书中内容，第二天早上把谈到的书借给他，而他读的时候还处于宿醉之中。

这个团体似乎反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但其实他们更反贵族阶级。塞培达和欧布雷贡都和城里一些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有关。他们最惊人的立场是对于北美许多事务的共鸣。在当时的拉丁美洲非常罕见。当时波哥大和拉丁美洲大多受到欧洲文化的束缚，巴兰基亚团体则认为欧洲已经成为过去、传统，比较偏好美国更直接而现代的文化例证。自然这样的喜好并不应用在政治问题上，也并不是不加批判。但不论好坏，这样的立场使得这个团体领先拉丁美洲其他重要的文学或知识运动大约二十五年。

当然，这样的倾向几乎使他们反卡恰克人，最极端的是塞培达，他对加勒比海大众文化深具信念——也就是反对安第斯，倡导现代化。他后来鼓吹加勒比海共和国的成立。1966年接受波哥大记者丹尼尔·桑佩尔的采访时，他强调“岸边人”“不是先验论者……不发明神话。我们不像卡恰克人是说谎的人、虚伪的人。”桑佩尔是卡恰克人，不知道他的哥伦比亚同胞竟然可以做到这样，因而深深着迷于此超然的个性。塞培达率先热衷于不说废话的北美作家如福克纳与海明威，积极倡导这团体最喜爱的消遣：格兰德大妈主义（独裁主义）。

他们出没于巴兰基亚市中心的几条街。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世界从圣布拉斯街开始”，此处最近重新命名为三十五街。事实上，圣布拉斯街夹在进步街（四十一号公路）和7月20日街（四十三号公路）之间的那一段，就是“世界书局”的所在之地，哥伦比亚咖啡馆、哥伦比亚电影院、快乐咖啡馆、美洲小馆也都在这里。往北一条街是“美洲撞球室”，往东一条街是位于西蒙·玻利瓦尔步道的罗马咖啡座。再过去一点儿是露天市场旁的哥伦布公园，维耶斯就住在那里，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教堂，此地以“穷人的教堂”而广为人知，距离《前锋报》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

“世界书局”属于一位前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艾德立奇所有，在精神上被认为继承维耶斯在遥远的20世纪20年代就烧掉的书店。每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这个城市时，都会来到此处，几周后他母亲来找他时也是在此地找到他。如果喝酒喝到午夜或超过午夜，团体成员通常会到巴兰基亚的许多妓院之一再聚，通常在所谓的“中国区”，虽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还是“黑色尤菲米亚”，当时位处三十几条街外的市郊。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整个团体里最年轻、最天真、最没有经历的一位——根据伊巴拉·梅拉诺所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不但不会骂脏话，也不喜欢别人骂脏话。他酒喝得并不多，也从来不打架，虽然证据显示他经常与女人暗通款曲。赫尔曼·巴尔加斯后来说道：“他很害羞，很文静，就像我和阿方索一样，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最具小镇性格……也是最有规矩的。”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间，他一直处于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妻子，甚至好几年都没有正式女朋友的状态（和梅塞德斯之间半想象的感情使他免于拥有真正稳定女友的命运）。他像一些永远的学生或波希米亚艺术家一般，后来虽然回想当时很快乐，但从不认为自己会熬过来。

他付不起真正的房租，结果几乎有一年都住在后来改名成“纽约宿舍”的妓院里；由于这栋建筑物高四层楼，在当时的巴兰基亚并不寻常，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遂为它取了个“巨塔”的外号。这栋建筑物位于皇家街，以“犯罪街”闻名，差不多就在《前锋报》办公室对面，非常接近维耶斯在哥伦布广场的家；一楼是公证人和其他办公室，楼上是妓女办事之处，由老鸨大卡达丽娜严格管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栋建筑的最上层租了一个房间，一晚上只要一点五比索。房间只有三平方公尺大小，比较像一个小隔间。一个叫“玛丽亚化身”的妓女常常每周一次帮他烫两条裤子和三件衬衫。有时候他没钱付房租，只好给门房达马索·罗德里格兹一份最新的手稿作为抵押品。

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近一年，夹杂在街上的吵闹声、妓院中的多元噪音、讨论生意和女人之间激烈的争吵中。他和妓女成为朋友，甚至帮她们写信；她们则借他香皂，分享自己的早餐，偶尔他唱几首波丽露或瓦伽娜多曲子回报。他特别欣慰的是，几年后他曾经崇拜的威廉·福克纳强烈推荐妓院是最适合写作的地方：“早上很安静，很平静，晚上有派对、酒，可以和有趣的人聊天。”透过薄薄的墙壁，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许多大开眼界的对话，被他大量运用在未来的文学创作里。其他的时间里，他和一位开出租车的朋友“猴子”葛拉漫无目的地在夜间兜风。后来，他一直把出租车司机视为具有常识的榜样。

他继续沿用在卡塔赫纳使用的笔名“塞提莫斯”，每日专栏命名为“长颈鹿”，秘密地纪念他少年的缪斯梅塞德斯，因为她的脖子修长而纤细。从一开始，这些专栏就带有崭新的光彩，即使当时有审查制度，内容也常常低俗不堪。

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尽力维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不合时宜）。他在《前锋报》的事业之初就显示，自己不会受到吸引他的拉丁美洲左派、庇隆式的民粹所影响。写到艾娃·庇隆访问旧大陆时他说：“第二幕是艾娃袭击欧洲。在国际上煽动民众的炫耀行动中，她把整个财政部挥霍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身上——与其说是慈善，不如说是在引人注目。在西班牙，那些政府丑角以对待高尚共事者的热情接待她。”1950年3月16日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道，每日以开式剃刀帮共和国总统刮胡子的理发师手上握有大好机会，但他的这篇文章逃过一劫。1950年7月29日，以仿佛是熟识之人的身份，他冷淡地写了苏联最有效的宣传之一，伊莉亚·爱伦布尔访问伦敦一事。1951年2月9日，他大胆地言明“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比西班牙的长枪党更令人反感”。（当时的哥伦比亚由劳雷亚诺·戈麦斯主政，是拉丁美洲首先与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恢复全面关系的政权，虽然有联合国的强烈警告，但他们视而不见，希望和佛朗哥以同样方式掌政。）

如果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审查制度，那么他的主题之一便是寻找主题。两者都在“长颈鹿的朝圣之旅”中幽默地提到这是他的每日功课：

长颈鹿这种动物对于任何轻微的编辑举动都很脆弱。从这个每日专栏的第一个字在这里生出来开始，在矮木丛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长颈鹿变成悲伤、无法自卫的动物，随便转个方向都有可能折断关节。首先必须谨记在心的是，不论作者的气质多么的愚蠢，每天写这十四公分的胡说八道可不是个笑话。接着还有“两个审查制度”的问题。第一个就在这里，在我身边，面红耳赤地坐在电风扇旁，准备好阻止长颈鹿拥有任何自然公开可允许以外的颜色。然后还有第二道审查，什么也不能说而不冒着长颈鹿的长颈被减少到绝对是最短的风险。最后这个无法防卫的动物进到排版的黑暗密室中，恶意的同事辛苦地把本来以光和昙花一现的树叶所写的东西变成铅字。

在许多这些文章中，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还有写作的快乐。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几个星期里，他首先持续地享受着这个乐趣。

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渐渐习惯他的新生活时，却出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2月18日星期六的午餐时分，就在四旬斋嘉年华会开始的前一天，他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从苏克雷搭船到来，在“世界书局”找到他。他的朋友很谨慎地没有叫她去“巨塔”找人，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这个时间点作为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开场陈述。他的家人又缺钱了，路易莎·圣蒂雅嘉正在前往阿拉卡塔卡的路上，开始办理出售父亲老家的手续。十五年前，路易莎一个人回到阿拉卡塔卡见她几年前留下、其时已经遗忘的小男孩儿，如今母子俩将走上同一条路。就在贾布二十三岁生日的几个星期前，她又回来了。

写完第二天的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路易莎坐上七点的汽艇横跨谢纳加大沼泽，回忆录中以令人难忘的方式重述了这段旅程。从谢纳加到阿拉卡塔卡，他们搭乘的是许多年前奔驰在两个城镇之间依然如故的黄色火车。他们到达阿拉卡塔卡后走过空旷的街道，试着在胡桃树下避暑。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趟旅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因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文学职业和志向，并催生他认为第一篇严肃的作品，也就是小说《枯枝败叶》。这也正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为何以这段往事开场，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刻；无疑，这段精彩的描述赋予整本回忆录鲜活的生命。

这趟回乡旅程的影响不仅令他叹为观止，似乎每一条街都带领着时光倒流，引领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房子里。这真是他童年的阿拉卡塔卡吗？破落的房屋、满布灰尘的街道、颓落如玩具般的教堂。他记忆中忙碌翠绿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仿佛永远不会再鲜活起来。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每一桩事物似乎都覆满尘埃，以他无法想象的程度老化。大人看起来都病恹恹，虚弱，狼狈，他的同辈老化的程度超过真正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无精打采，大着肚子。流浪狗和秃鹰显然占据了这个城镇，放眼望去仿佛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他和母亲活着。或者，如同童话故事一般，他自己也死了，只是现在又复活过来。

这两位旅人接近艾斯毕霍先生大道上、外公旧家斜对面的街角时，在委内瑞拉医生阿夫列多·巴尔波萨的旧诊所停下来。在柜台后方，他的太太阿德莉亚娜·布度多正在缝纫机上工作，路易莎脱口而出：“教母，你好吗？”那女人看看四周，惊讶地想回答却说不出话，两人一语不发地拥抱，哭了好几分钟。加西亚·马尔克斯看着这一幕，惊讶地肯定这些日子把他和阿拉卡塔卡分开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时间本身。他曾经害怕的老药师如今一副可怜兮兮的光景，干瘦得像根棍子，头发稀疏，牙齿松动。他们问候他时，老人结结巴巴，以几乎控诉的语气说：“你们无法想象这个镇经历了些什么。”

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前往阿拉卡塔卡的那一趟旅程中，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我了解到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而我现在才开始察觉到这一点。从开始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开始，我了解到自己想成为作家，没有人能阻止我，我唯一剩下能做的，就是尝试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除了所有回乡所带有的讽刺意味之外，此行本身的目的则完全失败，他的母亲无法和现任房客达成协议。的确，整趟旅程都是因为误解而来，而路易莎自己对于卖房子这件事也还犹豫不决。至于他，在他写下回忆录，详细描述自己和路易莎一起巡视摇摇欲坠的老家之前，他总是坚持自己那次无法踏入房子里，从此也没有进去过——“如果我进去了，我不会再成为一名作家。关键是里面。”他曾经这么说。不过，在他书写的回忆录中他的确进入了房子里。

他说自己马上决定放弃《家》的写作，转移方向。乍看之下这似乎很令人意外；有人可能认为，回家一趟应该只会鼓励他继续回到因这房子启发而萌生的小说，而不是如同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他把焦点扩大到这房子所在的整个城镇。然而事实上他笔下重现于《家》中的那一栋房子其实上并不真的存在，而是为了掩盖真实的那一栋房子所虚构的结构。如今，他终于准备坦白地面对这栋纠缠他许多年的建筑物，顺着存留在他记忆之中的印象重建整个旧城镇，马孔多从而诞生。

这实在令人很难不想到普鲁斯特，除了一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虽然阿拉卡塔卡本身在很多方面都已死去，但他毕竟还活着。奇迹似的，他也重新拥抱、得回他的母亲；他完全没有和她一起住在那房子里的记忆，但如今他们总算一起回去过，是他一生中首次和母亲单独外出旅行。自然，他并没有说什么——对此他什么也没说——然而，他们前一天在“世界书局”的会面重现了他六七岁时，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的故事（他所记得的第一次）——因为在后来的那一幕里，正如“俄狄浦斯王”所启发的角色，主人公加西亚·马尔克斯让她说：“我是你的母亲。”

这趟旅程不只引发他的记忆，改变对于自身过去的态度，也让他知道如何写新的小说。如今，他通过福克纳和其他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给他的镜片看待自己的家乡。《家》的构想起源其实是19世纪小说，卡塔赫纳人所推崇的书让他得到启发，如霍桑的《七角屋》。如今他已意识到可以用时间本身多重面向的叙事结构进行，他已经不再和外公一起埋葬在那冷冻的房子里，他已经逃出来了。

很明显，这在他对于文学和生活之间关系的了解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几个星期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小说的问题》，奚落当时在哥伦比亚和美国大部分的小说：

哥伦比亚尚未出现一本明显而幸运地受到乔伊斯、福克纳，或弗吉尼亚·伍尔芙影响的小说。我说“幸运”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哥伦比亚人在此时此刻能够免于受到影响。在《奥兰多》的序曲里，弗吉尼亚·伍尔芙承认她的影响。福克纳自己无法否认他受到乔伊斯的影响。有一些东西——特别是对于时间的掌控——是赫胥黎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共有的。现代世界的文学中到处可见弗兰兹·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如果我们哥伦比亚人要走正确的路径，我们必须不可避免遵循这道强流。可悲的事实是，这还没有发生，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发生。

无疑，在重新改造的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再流亡于自己的人生之外，他终于重获自己的童年。而且，他也发现了（或者更棒地揭露出）新的身份。他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全都是因为突然之间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前卫作家如何学习从自己的艺术意识中观看这个世界。

不论在卡塔赫纳或是巴兰基亚，少有朋友知道他的出身。如今，“苏克雷来的男孩儿”成为“阿拉卡塔卡来的男孩儿”，他再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出生地了。如果有理由相信在此阶段，《家》是一部与苏克雷有关联的小说，那么，这本书如今会进化成为一本关于阿拉卡塔卡的小说，虽然书中使用的地名是马孔多。的确，要不了多久，前一本书会完全让出位子给新的这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写出更直接的自传式作品。此刻他告诉朋友和同事的笑话有了新的笑点，比如说，他“回家”去拿出生证明，市长手上没有正式的印章，所以要人拿一根大香蕉来，切一半盖在文件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朋友保证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只是他没办法证明，因为他把出生证明留在“巨塔”里。他们哄堂大笑，但多少还是有点儿相信他。不论有没有出生证明作证，来自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大师诞生了，下一次化身时，他会成为来自马孔多的魔术师。他终于知道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

1950年2月，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从阿拉卡塔卡回来后不久，在“长颈鹿”上写了标题为“阿贝利多·维亚·艾斯克隆那及其他”的文章。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和母亲的这趟旅程让他想起自己已经走过的旅程，同样重要地，这趟旅程也启发他未来计划的方向。此文短暂地回忆了1949年和萨巴塔·欧立维亚一起走过的探险，颂赞马格达莱纳和帕迪拉地区吟游诗人的生活和冒险，并特别对于另一位年轻人的作品赞许不已，不只是在他了解瓦伽娜多音乐上，同时也在他直接参与大西洋岸偏远地区文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位年轻人就是瓦伽娜多作曲家拉法叶·艾斯克隆那，他和萨巴塔·欧立维亚谈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也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撰写赞赏他音乐的评论，打算认识他。1950年3月22日，他们在巴兰基亚的罗马咖啡座首次单独见面（也许前一年已经见过面）；此时他针对1949年旅程的这篇文章发表还不到两个星期，距离改变他此生命运，与路易莎·圣蒂雅嘉同行的旅程不到一个月。为了让这位年轻的吟游诗人对自己印象深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去罗马咖啡座见他时，还唱着他作的曲子《中学的饥饿》。在一张来自那个年代稀有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着艾斯克隆那唱自己的一首歌，他撅着嘴，手指敲着吧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是唱歌时习惯这么做，还有抽烟的时候，生闷气的时候——不论对象是他如何迷恋的男女。

1950年4月15日，维耶斯离开徒弟返回来处。他离开前安排了欢送晚宴，真的是最后的晚餐。在当晚的照片中，维耶斯兴奋地把手绕在闷闷不乐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身上，他们身边是唯一没有穿西装或打领带的男人，也就是穿着鲜艳热带衬衫，在场最年轻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像鱼骨那么瘦”，“美洲撞球室”的女服务生说到。他的眼光炯炯有神，他在场时表情欣喜，真诚中带着些许讥讽，但最重要的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

在这之后，他很快地被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说服，开始帮一家新的独立周刊写稿，在《前锋报》的工作室里以小报风格出刊，名为“纪事”（Crónica）周刊，于1950年4月29日首先创刊，一直维持到1951年6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纪事》周刊一手包办所有事务，身兼周刊主任。他的有些文章是情急之下从真实生活中取材而来。《六点钟出现的女子》这个故事是来自福恩马佑尔设下的挑战，他想看他能不能写侦探故事。加西亚回忆一件逸事，欧布雷贡第一次尝试在天主教的巴兰基亚找人体模特儿，他的朋友着手寻找愿意的妓女，终于找到一位很有意愿的人选，她先要求欧布雷贡帮她写一封信给一位于布里斯托的水手，并同意第二天在艺术学校出现，之后却不见人影。《六点钟出现的女子》是关于一名似乎刚谋杀了一位客户的妓女，她进到酒吧制造不在场证明。在这篇故事里，来自他新近热衷对象之一海明威也许是“杀手”）的影响明显可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少数直接以他身处当时的巴兰基亚作为场景，又显而易见的少数例子。

《杓鹬之夜》（The Night of the Curlews）是另一篇更成功的故事，受到波哥大鉴赏家如穆蒂斯和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推崇。这个故事源自某次造访德利西亚斯的“黑色尤菲米亚”妓院，那群朋友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来此。后来福恩马佑尔坚持，仿佛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女人，不是为了“那些为了一口饭吃而上床的可怜小女孩儿”，而是为了用十三比索的价钱买一瓶朗姆酒，观赏美国水手踉跄地倒在地板上，醉卧在驻扎的杓鹬之中，仿佛他们丢了自己同为人类的伴侣，因而想和红羽毛的涉禽跳舞。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里打盹儿，福恩马佑尔把他摇醒说：“小心别让杓鹬啄了你的眼睛！”（哥伦比亚人相信这种鸟如果看到小孩儿的眼里有鱼在移动，会把他们啄瞎。）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直接回到办公室里，写下了三个朋友在妓院里被鸟弄瞎眼睛的故事，只为了填满《纪事》周刊。根据作者之后的表述，那是他笔下第一篇没有在半世纪后让他难为情的文学作品。

他深深地着迷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成就，对于他们的名声和声誉也感到好奇，包括一些作者如何看待这些关于他们自己及其作品的神秘色彩——主要是福克纳，最重要的是海明威。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缺，福克纳虽然在瑞典学院中赢得多数票的支持，仍然无法得到一致同意。4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又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写道，他预测自己总是称为“福克纳大师”的福克纳永远不会得到这个奖项，因为他是一位“太优秀的作家”。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1950年11月补颁给福克纳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告这是迟来的荣誉，因为福克纳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古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此刻必须接受“成为流行的不自在的礼遇”。在更久之后，他会解决这个巨大的两难——福克纳还是海明威——据他表示，福克纳滋养他的文学灵魂，海明威则教他如何作为一名作家。

出名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自己一再地被诱导去讨论他的作品受到多少福克纳的“影响”；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个更阴险的问题： 他是否“抄袭”福克纳？也就是说，他是否缺乏真正的原创性？如果考虑到他们背景的相似度，福克纳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没有更大也许才是令人意外之事，何况福克纳无疑是整个巴兰基亚团体最喜爱的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具有同样决定性影响力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则不常被提到，詹姆斯·乔伊斯几乎完全没有。就算被拿来与他相比较的作家众多，就算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位密西西比人抱有短暂的热情，他自己的原创性仍毋庸置疑，但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共同点，也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担心有人把他降格成“哥伦比亚的福克纳”。我们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时期的任何私人文件，甚至连他故事和小说的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然而，1950年中期，大约同年10月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受到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也许是酒精），写了一封两页的信给波哥大的朋友卡洛斯·阿雷曼，这封信奇迹似的被保存，以下是摘录：

我没有胡安的地址我要寄一封给你转给他

阿雷曼我写这封信回复你寄给我的荒谬的信因为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在这封信里写句号或是分号还有所有的标点符号我根本没有时间回信可惜没有心电感应可以用心电感应的信件回信一定是最棒的因为可以逃过审查如你所知我们在做纪事周刊让我们没有时间去探索寻找麻醉的草所以目前你只能满足于一般直到纪事周刊倒掉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出没的地方做夜之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问候你还有他的女儿瑞米迪奥斯半个婊子后来跟歌手出去推销员那儿子托比亚斯成为警察他们被杀了所以只剩下没有名字的女孩儿永远也不会有他们只是叫她那女孩儿整天坐在她的摇椅里听留声机就像世界其他东西一样都坏了现在房子里有问题因为镇上唯一知道怎么修机器的是个意大利鞋匠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鹅卵石做成的留声机他去到房子试着敲敲打打修理又没效而其他水上男孩儿都在吐口水吹口哨结果留声机的碎片跑到每一家房子里说奥雷里亚诺上校弄坏同一个下午人们穿衣服关门穿鞋子梳头发去上校的家他没有期待访客因为镇民已经十五年没有去他家因为他们拒绝埋葬葛列高里欧的尸体因为害怕警察上校侮辱神父镇民党员离开市议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因此十五年后留声机坏掉的时候人们会回到房子里发现上校和他的妻子索利达夫人完全不知道……那女人整个晚上在角落里谁也不理索利达夫人难为情终于捱到天亮人们离开只是东西你知道因为儿子变成警察警察去他的葬礼时上校如往常坐在门边他看到葬礼队伍接近时把门关起来向这样好像发生在蒙波斯这样你可以看到伟大的书进行得怎么样那部分我可以告诉你赫尔曼·阿方索·菲古利塔和我杀时间都是讲话写东西喝酒做纪事周刊不像以前喝酒嫖妓抽烟抽草因为人生不能像那样如果你不喜欢弗吉尼亚你可以去死拉米罗喜欢她而且比你懂小说所以去告诉拉米罗我欠他一封信但12月还是写给我我会向纪事周刊要一个假期帮我在公寓里留一个房间拉蒙阁下离开有写信都很好布林葛伊·爱德华多·布特伊叔叔老福恩马佑尔结果是个好人我们都问候你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你热情的朋友贾布

这封信揭露了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鲜少提及之乔伊斯明显的影响—— 以及弗吉尼亚·伍尔芙——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生活以及他兴奋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一位年轻人的思考方式仍然像个敏感的小男孩儿，完全沉迷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但对于那些熟悉他发展的人，这也显示了一位认真而投入的作家长期以来在《家》 和另一部《枯枝败叶》之间适应转变的过程；同时，他也写出许多后来出现在诗文选的故事，以及他的每日专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最为人知的角色，他就出现在信里。然而，他很快就被放到一旁，在一本又一本的书里像传奇人物一样被提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属于他的一刻终于来临，不过此刻还要等上一阵子。很显然，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放弃《家》的创作，虽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主张。他尚在致力于细节，经过雕琢和修正之后，最终成为《百年孤独》的一部分。

因此，也许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细节是解释上校和镇民的问题，他为什么把房子关起来。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说明的理由，他们不让他埋葬他的奴隶葛列高里欧，所以他自己把奴隶埋在院子里的杏树下。在这本小说里，上校有责任安排一名男子的葬礼，而这名男子又为他的镇民所痛恨，他自己因而受到包围。毋庸置疑，此作品不仅是《枯枝败叶》的第一颗种子，也是《百年孤独》的种子，故事中的主人公被绑在院子里的树上，最后在树下死去。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此时期他受到的另一个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很多期的《纪事》周刊中纳入了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故事。就在1950年8月，保守党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就职的那一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读到的“奇幻文学”典型似乎开始发酵。博尔赫斯最有名的是灵感来源俯拾皆是，他已经写过这方面的散文表示，所谓“影响”的概念是误导的，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创作自己的先驱”。对于拉丁美洲的作家而言，这样的态度令人大大地解除束缚，而博尔赫斯对于他所使用的来源毫无敬意，这点也非常令人耳目一新。他有时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卡夫卡”，然而，我们在他幽默的讽刺之中却找不到一丝丝卡夫卡的影子。更确切的是，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吸收了许多博尔赫斯的想法（虽然并不是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影响），选择写一个关于自杀的嘲讽故事，标题是“卡夫卡的漫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卡夫卡（以及他对他的“影响”）放到过去，并且通过博尔赫斯较为怪诞的镜片检视卡夫卡的主题。我们可以说，《家》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带有许多卡夫卡式的风格，而《百年孤独》出现时，则明显是一本博尔赫斯风格的书。

后来出现的小说《枯枝败叶》写的是对于荣誉、责任和羞耻的不同设想。马孔多这个镇上一位公认的贵族上校发誓负责他的朋友比利时“医生”的殡葬事宜（当然，“医生”这个角色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代阿拉卡塔卡的“艾米里欧大爷”），就算医生背叛他的好意，和他的仆从上床，他还是想违反妻子和女儿的愿望，只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然而，连镇民都希望看到医生的遗体“腐烂”，因为许多年前他曾在一场政治冲突之后拒绝诊视伤者。如今他犯下更糟的罪，违反天主教徒所诠释的上帝法律，也就是他的自杀，上校只能希望把他埋葬在未被奉为神圣的土地上。

虽然这个道德情节是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变体，但在纯粹的事实上，《枯枝败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小说中自传色彩最浓厚的一本。故事中主要的角色来自贾布、路易莎和尼古拉斯的三位一体，形成三方的家族浪漫史。但如果书中孩子、母亲和外公来自这些真实人物，这样的选择便需要压抑其他的真实角色，也就是特兰基利娜（小说中的外婆去世，由第二位妻子取代）、贾布的弟弟和妹妹（那孩子是独子），还有，贾布的生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不过在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例子里，他不是压抑这个角色，而是另行取代。书中的确有一个角色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相近，在小说里是小男孩儿的生父，但他的名字是马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第二个姓是马丁内斯，如果他是婚生子的话就是第一个姓——而且他结婚的动机非关道德，而是为了私利。更有甚者，他在短暂的时间后就抛弃妻子（她对他的感觉显然一直都只有冷淡），离开马孔多，小孩儿在整本小说里完全没有想起他。显然这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些许幻想的空间，他写到母亲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母亲分开的是他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而不是他自己，他的儿子贾布。

这本小说有着双线、福克纳式的情节发展。1928年9月12日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三个角色在医生死去的房间里坐了半个小时，等着他被放在棺材里抬出去。因而处于非常紧张的氛围中，他们害怕痛恨医生的镇民会阻止葬礼的举行。然而在这半个小时之间，经由各自意识的倒叙片段，他们也回想起家人的整个人生，也就是上校来自瓜希拉的家人。这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较为复杂的版本，虽然也是比较静态而有技巧的版本；这本小说是侦探故事，读者必须破解迷宫或拼图。这位年经作家惊叹于福克纳、伍尔芙，也许还有博尔赫斯等天才的作品，既想表现出来又同样地想隐藏，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我们这里同时所见到的是回归，也是抽离——很清楚的是，这关键性的体验非常得强烈，融合了情绪与知识、过去和现在。如果这本小说对于哥伦比亚现实的看法尚且不是残酷的嘲讽，那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希望把外公包括在这责难之中，或是让自己的过去在回顾时太过苦涩（或太过迷惑）。此时，上校这角色虽然自相矛盾，但主要仍是受推崇的对象，只受到最轻微的嘲讽。然而，由于回到他的出生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马孔多已经被一种力量侵袭，此处的居民视之为命运，他现在则视为历史。

许多年后的197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对《枯枝败叶》有很深的感情，对于作者也有很深的同情。我可以如白日一样地看见他—— 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孩儿，以为自己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写其他的东西，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因而尝试把一切都写进去，他所记得的一切，从所有读过的作者中学到的技巧和文学工匠的一切。”未来的许多年里，他会断断续续地维持《枯枝败叶》的写作，不过，这本书后来有完善、真正开始开花结果。这个年轻人虽然永不自满，有了运气加上更多的努力，他的文学未来无疑更加光明。不过，他并不是可以写那些陈词滥调的人——他永远不会再回头。

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需要谋生，他继续帮《前锋报》写“长颈鹿”专栏，几乎每天都写，并且当《纪事》周刊的“发动机”。当时他所写的每一篇作品，不论多么微小，多么赶时间，几乎都在某些程度上带有探索和创造的特征。不过就传记而言，那时期最有趣的文章出现在1950年12月16日，标题为“女友”。西班牙文的“女友”可以是女性朋友也可以是女朋友。简单地说，这是他公开回应再次见到梅塞德斯·巴尔查的兴奋，这篇文章冷淡的语调中难掩兴奋。文中描述这位“朋友”正如当时以及现在的梅塞德斯，也是“东方面孔”、有着“斜斜的眼睛”、“高颧骨”、“黝黑的肤色”，以及“发自内心的嘲弄”态度。梅塞德斯会待在城里是因为家人几个月前面对“暴力事件”时逃离家园，出乎意料地来到苏克雷。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之间的交往从头到尾都很神秘。他们俩常常拿一件事开玩笑，他坚持她九岁时自己就已经决定要娶她，她则坚持直到他在1955年前往欧洲之前，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1950年12月的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做出直接的解释，不过，文章写到两位主角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事实上，1947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锡帕基拉毕业的那一年，他回家度暑假，接着前往波哥大上大学。在那之后，他尽可能少回家，反正梅塞德斯不在苏克雷，而是在梅德茵的修女学校读书，只有在年底的假期才回家。一直不断有故事传说，在1947年之前，她在孟波克斯读书时，贾布会在那里闲晃。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到，他1949年在卡塔赫纳时曾谈到她，但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到后来的六年间，他们俩似乎都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联系，纵然第六年必定已经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年。

一切迹象显示，在他们见面的很久之前，他就预期她会在圣诞节从学校回到巴兰基亚。首先，他终于离开了“巨塔”，搬进一家比较体面的寄宿处；他经由苏克雷的关系认识经营它的阿维拉姐妹。她们住在上城离“绿野饭店”只有几条街之处，距离他的诗人朋友梅拉·戴尔玛的住处不远，这里正好离德梅特里欧·巴尔查在六十五街和7月20日大道交叉口新开张的药店很近。加西亚改变了自己的打扮，剪短头发、胡须也比较整齐、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以较体面的鞋子替代热带凉鞋。他朋友的反应一点儿也不留情，有些人预测他只要离开“巨塔”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次搬家显然刚好碰上他领悟到新小说——一本关于他和自己人生的小说——此刻已是安全的现实，他因而决心要安排巧遇梅塞德斯。毕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崭新的男人，比起过去有更多可以付出给女性。

不过，他的羞怯仍是个问题，家人至今仍然拿此事出来开玩笑。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梅塞德斯搬到巴兰基亚时，贾布花好几个小时在药店里和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聊天，就在他们家隔壁，所以人们对梅塞德斯说：‘贾布还在暗恋你。’她回答：‘不是，他暗恋的是我爹，他总是和他聊天，连一句晚安都不曾对我说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自己当了十年“街角的男人”，在那里闲晃，就为了看一眼高傲又嘲弄的梅塞德斯，忍受一阵阵来自这女孩儿的挫折的痛苦，甚至偶尔的羞辱。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难认真看待他，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后来回忆到，有时梅塞德斯放假，离开学校后在药店里帮忙时，他们开着塞培达的吉普车兜风，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求塞培达慢慢地开车经过药店，只为了看她一眼——无视他充满男子气概的朋友的嘲弄，因为他们对于女人的态度大不相同。梅塞德斯本人只接受过两家报纸的采访（其中之一是她的小姑，带有嘲讽的标题：“贾布等我长大”）。她在1991年告诉我：“我和贾布向来都只和一群人一起出去。但我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姑姑会帮我们掩护，她总是尝试让我们共处，她每次一开口就说：‘等你嫁给贾布的时候……’”

1950年的圣诞节，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贾布终于说服梅塞德斯给他一次机会，带她去“绿野饭店”跳了几次舞。她总是逗他，不肯承诺，却也没有明显地拒绝这年轻男子的追求，他选择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默许的协议，相信自己大有机会。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对于这些早期的约会，至少知道一些内情的是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她被父母亲驱逐到巴兰基亚，只为了把她和自己亲爱的追求者拉法叶·贝雷斯分开。她告诉我：“梅塞德斯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会一起去‘绿野饭店’跳舞，我会和她父亲跳舞，让贾布可以和梅塞德斯在一起。”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想象得到最乐观的心情开始于1951年，并不知道其实自己小心安排、得来不易的新生活正要受到残酷的破坏。1月23日，他又得到来自梅塞德斯的消息。一张简短的字条告诉他，他的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被谋杀了。这两家人非常亲近——卡耶塔诺的母亲胡莉耶妲是南奇的教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发现他的几个弟弟妹妹目睹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时不在苏克雷的只有艾妲、在卡塔赫纳参加保守党会议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贾布自己。

杀害卡耶塔诺·贞提尔的是梅塞德斯在孟波克斯的室友小玛格丽妲的兄弟。她结婚那天晚上，玛格丽妲对丈夫表露自己并不是处女，他把她当成损坏的商品送回娘家去。孟波克斯的谣传之一是，她在“暴力事件”时被一个警察强暴，因为怕被报复而不敢说出真相。她只好说是卡耶塔诺·贞提尔夺去了自己的贞操，而他也的确曾经是她的男朋友。真相永远不会大白。她的兄弟马上出发重建家族名誉，就在整个镇的面前，在苏克雷大广场上把这名嫌犯杀死。三十年后的198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个故事写成他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是一宗残酷的谋杀案，纠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全家人数十年的时间却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后，他还没有机会弄清楚这桩可怕的事件，就先收到一封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参加完会议并没有回到苏克雷，而是去了巴兰基亚。贾布坐公交车到市中心的罗马咖啡座，打算去见他惊慌失措的父亲，他也听到了消息。由于政治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早已为这家人的未来担忧，而这野蛮的暴行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老实说，自从一位真正的医生搬到镇上他住的那一区之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苏克雷的财务状况就不是很好。）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今后的得力助手古斯塔沃一起去过卡塔赫纳，在保守党朋友和城里的亲戚间打听，安排把家人迁到卡塔赫纳。他不但要贾布帮他们安定下来，还要贾布自己也搬回卡塔赫纳，以协助改善家里艰难但尚未绝望的财务状况。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这还有一个好处，贾布可以回去读法律。

乍看之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恐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苏克雷基本上是保守党的地盘，他自己也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应该可以受到保护。如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这样的自由党才应该要逃走——他也的确逃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家人应该可以安然无恙。而且，卡耶塔诺的谋杀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是，当时已开始出现造谣中伤的黑函，暗示了社会的崩解，而且不只是针对主要为腐败的政治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设计用来毁人声誉的性丑闻的指控。复仇的种子开始扩散，当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有自己的性丑闻需要担心。

带着沉重的心情，贾布不情愿地同意父亲的要求搬回卡塔赫纳，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回到苏克雷安排出埃及记，路易莎的心都碎了。莉西亚回忆道：“正如母亲到达苏克雷的时候哭泣，她离开的时候也哭泣。”这家人在苏克雷住了十一年多，海梅、埃尔南多、阿夫列多、埃利希奥·加夫列尔都在此出生，特兰基利娜也在此去世。终于有一次，即使是短暂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一个被水围绕的小镇成就了些许的地位和权威，甚至在那里盖了第一栋房子。然而，正如先他们而去的巴尔查家族，正如1948年的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整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此刻成为逃离“暴力事件”的难民。

对贾布自己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我们只能想象他的焦虑。虽然几乎没有和他们长期住在一起过，他还是让自己被拖回家人的怀抱里。他和《前锋报》的管理阶层协调，继续从卡塔赫纳寄交他的“长颈鹿”专栏稿。他们很大方地同意先付他六百比索作为六个月的专栏稿费，以及每周七篇大致上政治立场中庸的社论。对他而言，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对福恩马佑尔却很轻松。

第一年的情况完全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孩子被送离家读书，比较小的那几个甚至连书都没读。在先前所有的失败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再尝试一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一定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卡塔赫纳以药师的身份生存下去。他也半调子地尝试当医生，但对于江湖医生而言，卡塔赫纳并不是什么应许之地，一年不到他就又离家，在苏克雷地区到处游荡当医生，如同他们搬到巴兰基亚的那十四年间一般。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也无法完全养活妻小，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这家人才有办法说他们已能重新再站起来，而且那也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离家，并且是由玛歌承担大部分的压力。

看起来，很有可能贾布回到卡塔赫纳时本来抱着不需要待太久的希望，但又觉得需要表现出意愿，帮助家人在这个昂贵又不见得友善的新环境安定下来。他夹着尾巴爬回《宇宙日报》，意外而感谢地受到萨巴拉、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和其他老同事展开双臂欢迎——更令他意外而感激的是，他们给他比巴兰基亚更高的月薪。

他没有再回去读书。他不情愿地去注册时才发现，自己在1949年年底结束时不及格的科目是三科而不是两科，这表示他不能升四年级，而是要重读三年级。他很快地放弃了读书的想法，他的父亲听说了这个决定，对推诿的长子发了一顿脾气。古斯塔沃记得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质问贾布这件事时，他们正好在旧城外的“烈士滨海步道”上。听到儿子承认自己决定放弃法律而专注在写作上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所说的话在家里成为传奇，他怒吼着：“你最后会只剩纸可吃！”

对于一个习惯把自己的贫穷与其详情隐藏在小丑的制服之下及其表演背后的年轻人而言，庞大、难以控制、贫穷的大家庭一旦与他自己都市的世界连接，一定让他非常的难为情，更别说感到羞辱。住进新房子的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踢到一包东西，是他外婆的骨头，路易莎·圣蒂雅嘉带来重新埋在他们的新家。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对于这家人的处境感到啼笑皆非，他当时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明的称呼最为传神：“那个种马。”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毫不掩饰自己对儿子的感受。有一次，卡洛斯·阿雷曼遇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当他问候贾布时，身为父亲的他大声抱怨需要儿子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在身边，“叫那流浪的精虫去见他母亲！”他大吼着。艾斯毕里埃亚试图帮贾布说话，捍卫其他的批评，说他现在被公认是“哥伦比亚最好的小说家”，他的父亲暴怒：“他会说故事，没错！他从小就很会说谎！”

7月初还清债务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寄“长颈鹿”的文章到《前锋报》，直到1952年2月都不再有文章发表。在家庭的混乱之中，他同时尽力地继续自己的写作。古斯塔沃回忆一起事件，可略窥他的抱负：“贾布不记得了，但他……曾经对我说：‘你听好，帮我这个忙。’接着，他拿出《枯枝败叶》的原始手稿和我一起看。我们读到一半，他站起来说：‘这还好，但我还要写一些东西，将来读者会比《堂吉诃德》还要多。’”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篇作品在波哥大出版：《纳沃：让天使等待的黑人》。这是第一个听起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标题，开始有他后来作品的风格。

大约在同时，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正在哥伦比亚四处旅行，包括海岸地区，试图寻找具有潜力的作品。他是一位放逐自我的秘鲁政治人物、探险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深具影响力的罗萨妲出版公司在波哥大的代表，当时可以捧红任何拉丁美洲的作家。他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手上的作品时交给罗萨妲，他们会考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作为当代哥伦比亚小说的代表。在兴奋状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崭新的活力和热情着手他的手稿。到了9月中旬，《枯枝败叶》的第一个版本已经大致上准备好了。

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来到卡塔赫纳，后来成为加西亚毕生好友之一，那就是身兼诗人、旅行者、业务主管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他恐怕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唯一能够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对等地位交谈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形容他有“传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巨大的身体，鞋子小得像水牛比尔一样”。他在欧洲受过教育，九岁时父亲在欧洲去世，他也是著名的西班牙—哥伦比亚殖民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堤诺·穆蒂斯的亲戚。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之前，穆蒂斯第一本出版的诗集《两百〇四号》出现在《观察家报》，他的第二本作品《瞭望员马格罗尔的诅咒》在几个月之后出版。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他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之时，穆蒂斯已经创造了马格罗尔，一个同样注定成为世界名人的角色。然而，当时穆蒂斯已经在哥伦比亚保险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巴伐利亚酿酒公司当了四年的公关部部长，接着又当了快两年的广播主持人。如今他是哥伦比亚国家航线公司的公关部部长，也就是之前路易斯·安立奎工作的同一家航空公司，因此，传说穆蒂斯有本事可以在短时间内弄到机票。穆蒂斯刚在波哥大遇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同学贡萨罗·马亚利诺，穆蒂斯特对朋友展现好意热情的方式是，一发现马亚利诺从来没有去过海边，当天就把他的朋友带去。

周末时，他们去《宇宙日报》找贾布，接着去“大口区”，在他们小旅馆的阳台上喝一杯。他们坐在那里喝酒时，热带风暴开始在身边增强，从灰白的加勒比海滚滚而来。最强的时候，身边的椰子都爆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混乱中踉跄着进来，一如往常令人痛苦的消瘦，苍白，瞪大眼睛，原本铅笔一样细的胡子现在变成钢笔的粗细。以及经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热带衬衫。“何谓命运？”他大声问道，如同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见到阿尔瓦罗·穆蒂斯时都会问的问题。接着，三个朋友花数小时的时间讨论何谓命运：人生、爱情与文学，以及其他话题。很难想象有两个人能够比穆蒂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为不同，然而，他们的友谊却维持了半个世纪。他们唯一共同热衷的是约瑟夫·康拉德，而他们一认识就对福克纳意见完全不同。1992年，穆蒂斯告诉我：“他试着表现得像‘岸边人’一样，但五分钟之后，我了解到他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个灵魂困在年轻人身躯里的老人。”这次的拜访时间非常恰当，因为穆蒂斯的人际关系总是让他的朋友很惊讶，他认识罗萨妲的经纪人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负责敦促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快完成工作，尽快把手稿寄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着手把混乱的打字稿整理成能用的稿子，几个星期之后，穆蒂斯回到卡塔赫纳，带着完成的版本一起回到波哥大，以航空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预言式的举动。许多年后，同一个阿尔瓦罗·穆蒂斯会亲自带着《百年孤独》的副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交给另一家大型的阿根廷出版公司“南美洲”考虑出版。

1951年12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现身《前锋报》位于巴兰基亚的办公室，并回答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询问他再出现此地的原因时，他说：“大师，我已经受够了！”如今小说已经完成，也无法再忍受和家人一起住在卡塔赫纳的压力，却让不知感激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逃避责任。当然，他回来的时机也许和年底假期开始，梅塞德斯·巴尔查回到巴兰基亚有关。她在一所暴君式的修女高中读完五年级，此学校由梅德茵的慈幼会经营，女生必须穿着特别设计的连身衫洗澡（她告诉我，“这样我们才不会看见其他女孩儿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使需要额外花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要回去和阿维拉姐妹一起住，而不是回到“巨塔”。

2月初，他收到《前锋报》办公室转来罗萨妲出版公司的信。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先的理解，《枯枝败叶》的出版是几近定局的事，因此，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编辑委员会拒绝出版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拒绝了他时，他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且，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委员会的这封拒绝信以主席基耶尔莫·妥雷的名义发出，他是放逐自西班牙的重要文学评论家之一，刚好是博尔赫斯的妹婿，又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景仰的人。信中承认新手作家有一些文学天分，但宣告他作为小说家则毫无前途可言，毫不委婉地建议他从事其他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朋友虽然同样难为情，但支持他、帮助他坚强地渡过——他正好需要，因为他所受到的震惊和失望已经让他濒临生病的危险。阿尔瓦罗·塞培达不屑地说：“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是笨蛋！”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自己的判断，不同意妥雷的意见。

1952年剩下的时间里，他继续在《前锋报》谋生，“长颈鹿”专栏持续一整年，但那些文章再也不如神奇的第一年那样令人耳目一新、新颖与热情洋溢。没有多久，“塞提莫斯”就消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写“长颈鹿”——可是对于自己和《前锋报》的关系，包括结束的方式与原因，他没有对任何一个团体成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虽然他虚张声势，《枯枝败叶》受到拒绝还是一个很沉重、令人心碎的打击。他的自信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似乎没有理由再继续写“长颈鹿”了。这个专栏给了他什么？他这么努力的工作结果又如何呢？毫无疑问，由于他把自己视为失败的案例，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他觉得道义上自己应该再尝试一次研读法律课程，好养活家人。然而，当他再度看出这是一条死胡同时，便陷入完全的迷惘。

讽刺的是，提供他一条出路的，是他从前的对手，罗萨妲出版公司的经纪人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他也接受了。维耶卡斯开始自己的卖书事业，某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时候，维耶卡斯出现带他去“绿野饭店”，灌他威士忌，允诺给他工作机会，给他卖书人的公文包，然后把他送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自诩要写下“新堂吉诃德”的人，此刻却成了兜售的业务员，在哥伦比亚东北部的小镇村落兜售百科全书和医学、科学手册。他必定想过自己已变成了他父亲的样子。

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有幽默感，并有着塞万提斯式的嘲讽，他大概也会接受这样的嘲讽，勉强可以接受而已。当他旅行在雷山和塞萨尔河之间、乌帕尔山谷满布尘埃的路上时，不用说，唯一的安慰是借由回顾外公许多年前的足迹，他现在可以知道更多的家族历史。这不是基耶尔莫·妥雷的世界，却是他的世界。碰巧的是，他第一次出门就在圣玛尔塔遇到弟弟路易斯·安立奎。路易斯·安立奎在前一年10月结婚，已经觉得婚姻是个枷锁，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解开。他历经一连串实际和虚构的工作，先是在谢纳加，然后在圣玛尔塔。如今，他抓住和哥哥一起旅行的机会。他们一起去谢纳加，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之前短暂住过的一个小镇，贾布在此开始他的新工作。接着，路易斯·安立奎陪他一起走这趟连成弧形的旅程，经由瓜亚马亚尔、塞维利亚、阿拉卡塔卡、丰达西翁、科北、都巴河谷、拉巴斯、玛瑙瑞的路径，他们专门找医生、律师、法官、公证人和镇长。

路易斯·安立奎回到谢纳加之后，贾布去找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结伴在一星期的时间里穿越瓜希拉——乌鲁米塔、新庄、磨坊、圣胡安·塞萨尔，也许还有丰瑟卡。他们在路上和萨巴塔·欧立维亚会合，一起安排巡回的乐团表演，一种瓦伽娜多式的即兴演奏会以及比赛，活动有许多参与者以及大量酒精，包括朋友和亲戚，如阿拉卡塔卡的路易斯·卡梅罗·科雷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表弟，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好友朋丘·科特斯都来了。四十五年后，萨巴塔告诉我：“我们继续着庆祝之旅，某天晚上车子出现，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宿醉在瓜希拉或雪山醒来，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我们去谁的农场，吃参科丘（一种用肉、木薯和香蕉做成的菜肴），或开车越过贝立哈山脉到玛瑙瑞，但最后总是和当代最棒的手风琴家艾米利亚诺·苏雷达、卡洛斯·诺利耶卡、罗伦索·莫拉雷斯在一起。”如此这般，艾斯克隆那带他城里来的朋友去见牛仔吟游诗人，以及当地区的传奇人物。

此时，瓦伽娜多活动的历史中心已经照惯例公认是乌帕尔山谷本身的首善城市塞萨尔，位于乌帕尔山谷（瓦伽娜多就是“在山谷出生”的意思）。只要听过这种音乐，以后马上可以认得出来。传统的瓦伽娜多有着一种动人、轻快的节奏，融合了不寻常的乐器组合，欧洲手风琴、非洲鼓和一种印第安民俗打击乐器“瓜恰拉卡”；由雄浑、坚定、激昂无畏的男声所领导，通常是手风琴师自己。一首阿龙索·费南德兹·欧纳德的歌曲非常简短地道出瓦伽娜多的一般思考模式：

我是真正出生在瓦伽娜多

灵魂血统皆纯正

静脉里流的是印第安人的血

加上一些黑人和西班牙人的

我有瓦伽娜多的作乐方式

女人、音乐、我的手风琴

我所爱的一切

以我的歌声传达

没有几位拉丁美洲作家曾经和可称为真正的大众文化有如此紧密的接触，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下来五十年所做的。他甚至会说，自己和瓦伽娜多音乐以及创作音乐家的相遇才真正给了他《百年孤独》叙述风格的灵感。这样的比较非常有意思，因为那本小说中每一页所描述的事件比任何其他可以想得到的故事都还要多。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更进一步，在瓦伽娜多的具体性与自己小说和生活的直接关系之间建立了对比：“我的书里没有一行字是无法不连上真实的经验，总是和某个具体的现实有关。”这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主张自己并不是“魔幻现实”作家，只是个“可怜的见证人”，抄下放在桌上的东西。也许，这一切唯一令人意外的层面是，一向以对女性的共鸣受人推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如此完全地认同这种非常武断地赞扬男性和男性价值的运动。

和艾斯克隆那在一起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了人生中另一次伟大的神秘奇遇。他们在拉巴斯的小酒馆一起喝冰冻啤酒和朗姆酒，一名年轻人走进来，穿着像牛仔，戴着宽边帽。干裂的皮肤，腰上挂着一把枪。跟他很熟的艾斯克隆那说：“让我为你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男人握手的时候问：“你该不会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亲戚关系吧？”“我是他的外孙。”“那么你外公杀了我外公。”这名年轻人的名字是里桑德罗·帕伽科——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说他的名字是何塞·布鲁登西欧·阿基拉尔，正如《百年孤独》里以他为本的角色。艾斯克隆那总是随身带着手枪，他很快地靠过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他和里桑德罗应该做精准射击，以清空弹匣。三个男人喝了三天三夜的酒，坐帕伽科的卡车在那个地区旅行——卡车主要用来偷渡。帕伽科将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几位上校战时的私生子。

他的朋友和旅伴没有空的时候，这位不情愿从事此行的百科全书推销员待在小而颓废的旅馆里，在高温下热个半死。其中一家比较好的是乌帕尔山谷的“迎宾饭店”。投宿在此之时，他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3月底时出现在西班牙语版的《生活》杂志，由巴兰基亚的朋友寄来。就像“一根炸药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改变了先前对于海明威这位小说家不认同的态度。

除了《老人与海》，他清晰地记得旅程中在其他旅馆或妓院里重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在群蝇飞舞之间和令人窒息的高温之中，也许弗吉尼亚·伍尔芙本人也难以感到舒服的地方。虽然他的笔名来自她的小说，但他以前未曾受到如此的冲击，特别是关于英国国王坐礼车经过的那一段，后来对于《族长的秋天》有重要的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短暂的探险之后回到巴兰基亚，对他而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尾声，经历自己的地区流行文化、他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他如今已准备好栖息在“马孔多”——讽刺的是，正当海明威的例子引诱他离开回忆和虚构故事的世界之时。如今提到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马上密切地联想“马孔多”，既代表拉丁美洲小镇，也是一种心境。然而如我们所知，“马孔多”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事的一半，虽然是这一半给了他国际认同及声名。“马孔多”这个文学镇实际涵盖的地区是旧省份马格达莱纳的北部，从圣玛尔塔到瓜希拉，经过阿拉卡塔卡和乌帕尔山谷。这是他母亲和外公外婆的故乡，他父亲则是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所谓的“枯叶垃圾”。故事的另一半是父亲自己的地盘，即卡塔赫纳市、辛瑟和苏克雷镇，位于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省份，带着狂妄自大梦想庶出之子过去和未来的地盘，因此是个被拒绝的地区；由于此地区具有殖民、压抑的光彩，同时也因为并不杰出的子孙仍然经历的羞辱，这个地区被浓缩成匿名的拉丁村落，不值得给予文学上的名字，但同样代表拉丁美洲——很容易被解读成“真实”历史的拉丁美洲。

如今漫长的旅程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暂时回到巴兰基亚，从最中心检视这整个被征服的空间——至少被他征服——位处整个保守地区的顶点，但并不属于这个地区。巴兰基亚不只是个门户，也是个现代的20世纪城镇，没有殖民式的做作，也没有罪恶感，可以逃离过去的沉重、鬼魅的世代，重新开始。到现在几乎是这样。

整个流浪时期将要结束，政治变化的威胁再度隐约可见。1953年6月1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巴士回到巴兰基亚，得知三军统帅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在政变之后接收了劳雷亚诺·戈麦斯的政府。在政变之前，戈麦斯已经从迫使他将权力交给副总统的疾病中充分康复；他尝试回到权力中心，但军队决定他的复位不符合国家利益，剩下的任期由罗哈斯·皮尼利亚带领他们负责治理。这场政变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连某些全国性的报纸编辑都声援新领袖。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在罗哈斯·皮尼利亚着手推翻戈麦斯的第二天，自己在维耶卡斯的书店里和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激烈地争论着政治问题——维耶卡斯不久后就因为被指控诈欺而入狱。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主动挑衅朋友说道：“是的，我认同我的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政府。”他的立场基本上是随便谁都比戈麦斯的长枪党政权要好，而艾斯毕里埃亚想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害怕军事独裁政权也许比保守党独裁政权还要糟糕，争论不能信任军队。两者都有道理，这是很重要的意见相歧，也具有预言的意义。后来，加西亚好几次争论渐进式的独裁比法西斯政府在民主的掩护下作恶要好。

虽然并不情愿回到《前锋报》，加西亚·马尔克斯逃离这个火坑的方法只是跳入另一个火坑。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已经卖了一阵子汽车，长期以来都有和《前锋报》竞争的欲望，想办一份更好的报纸，主导整个海岸区。大约10月时，他得到一个机会负责《国民报》，希望将之变成他在美国学到的那种现代报社。他雇用新近失业的朋友当助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之一。两个年轻人日夜都在办公室里，却很少有成品出现，也很少准时完成工作。不幸的是，并没有资料留存下来，因此无法评论他们的努力。我们只知道塞培达主持早上的编辑会议，送到内地贩售；加西亚主持晚报会议，在巴兰基亚贩售。他们的结论是，部分问题是有些老员工想破坏这个想创新的报社。不幸的是，事实似乎是塞培达当时无法拿出管理这样的运作所需要的纪律和敏锐度。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地回忆道“阿尔瓦罗甩上门离开”。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还有合约在身，他继续努力试图用旧资料撑下去写稿，但他也因而开始写新的故事《星期六之后的某一天》，这也是少数他后来承认真正喜欢的早期故事。最有趣的是，这篇作品虽然让人联想到《家》，故事背景却是在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不仅如此，去过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马孔多”就是阿拉卡塔卡的化身，虽然带着一点儿神秘感，却有着清晰的透明度，广阔的天空，而不是主导《家》和《村庄》（苏克雷的化身）的黑暗阴沉。而且，这里甚至有一座火车站！同时，这个故事——其实是简短、高度浓缩的短篇小说——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座房子里，也不再如大部分早期的故事以及出版的片段，其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化，专注在市长和当地的神父身上。更有甚者，故事中出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亲戚蕊蓓卡这个“令人难受的寡妇”。作品中还有一名来自镇外的可怜男孩儿，加诸他身上额外的同情明显带着社会和政治批判的意味。同时，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系列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主题，以瘟疫（此处是死鸟的瘟疫）及人类孤独的概念为开端。

阿尔瓦罗·穆蒂斯如今是埃索公司的公关部部长，接近年底时回到巴兰基亚，见到朋友的困境，再次尝试说服他搬到波哥大，说他“在乡下生锈”。穆蒂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得到《观察家报》的工作。这位“岸边人”心里一点儿也不想去，直言拒绝。穆蒂斯说：“那么，我会寄一张你随时可以用的机票给你，你准备好的时候再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重新考虑，但了解到自己即使想去波哥大也没办法去，因为他没有衣服穿。他把身上的比索凑一凑买了一套西装、几件衬衫、一条领带，然后把机票从抽屉里拿出来看着，放在新西装的口袋里。他已经尽力尝试过了，但一个没有学位的穷小子完全不可能在海岸区有像样的收入。也许有一天他能够娶梅塞德斯，他现在已经认定她，至少在心里。他的朋友说：“好吧，但你不要变成卡恰克人回来。”接着，他们带他去最喜欢的廉价酒吧“第三个人”庆祝他的离开。就这样。

赫尔曼·巴尔加斯（后排左三）、奥兰多·里维拉（“菲古利塔”，后排右一）、费列耶多（“鲍伯”，前排左一）、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居中）、拉蒙·维耶斯（前排右二），1950年4月于巴兰基亚的拉蒙·维耶斯的送别会。

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塞培达、阿夫列多·德卡多、拉法叶·艾斯克隆那、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从左至右），1950年摄于巴兰基亚的《前锋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