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55

1954年1月上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虽然他对于飞行的异常恐惧逐年加深，但还是搭乘飞机回来，在机场迎接他的友人则是整个人生中充满飞机、汽车，甚至船舶的阿尔瓦罗·穆蒂斯。这位初来乍到者带着一个行李箱，手里拎两个包裹，交给来接他的朋友放在后车厢收好：那是《家》和《枯枝败叶》的手稿，两者都尚未出版。穆蒂斯直接开车载他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回到冰冷的天气和雨中，回到紧张和疏离的世界，六年前他飞离这个城市时，以为可以从此永远将之抛在脑后。

此时，埃索公司位于波哥大的总部和《观察家报》的新址都在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的同一栋大楼里，《观察家报》从几条街外的旧址搬过来。穆蒂斯公关部门的办公室就在报纸编辑基耶尔莫·卡诺四楼之上。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在波哥大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穆蒂斯既模糊又语意不清——就连在《观察家报》的工作机会都无法确定——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愁苦又焦虑的心情开始越来越差。对于新环境或是陌生男女，他从来都没有自信。人们很少第一眼就对他印象深刻，他只有在亲近、熟悉的环境中，或是在周遭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后才会有信心。不过，穆蒂斯的性格中实业家和唯美主义者的个性似乎以少见的方式融合，他也不接受他人的拒绝。即使在不确定自己的产品质量时，他也可以是业务之神，手上有这样有价值的资产如这位几乎不为人知的作家时，他通常无法抗拒。阿尔瓦罗·穆蒂斯对文学非常关注，是个非常慷慨的人。

两人在外形上天差地别——穆蒂斯高大，优雅，狡猾；加西亚·马尔克斯矮小，瘦弱，邋遢。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十八岁就开始写小说和故事，当时穆蒂斯只写诗，从一系列的美国跨国企业退休之后，六十五岁才开始写小说。即使如今两人都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但这两位哥伦比亚人由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史所分隔。他们在政治上也总是站在两个极端。在一个已经共和制两百年的国家，穆蒂斯却是极端保守派，拥护君主制，以他自己的话说，一直都“对拜占庭帝国落入异教徒手中之后的政治现象完全没有兴趣”，也就是指1453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1917年之后的偏好后来广为人知——虽然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比起其他的意识形态，他一辈子的实践投入的目标还是最接近这个世界观的广义定义。他们的关系长远而亲密，但从来未曾言明。

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坐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而是在穆蒂斯的办公室，抽着烟、发抖，就像他以前在波哥大一样，和穆蒂斯新近指派的“助理”交谈——也就是他的老朋友贡萨罗·马亚利诺，是在卡塔赫纳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介绍他们认识的——或是闲得发慌。有时候，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大部分民众完全没有力量，他也如他们般只能静候情况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小说和故事都是关于等待与希望，因为两者的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esperai——也许永远不会发生，通常不会发生的事。）接近1月底时，《观察家报》突然给他一个职位，月薪是难以置信的九百比索。如果在巴兰基亚想要有这样的收入，他必须写三百篇“长颈鹿专栏”——也就是每天十篇！这是他一生中首度在金钱方面有所余裕，这表示他有能力可以帮助卡塔赫纳的家人，寄给他们足够的钱负担房租和水电费。

他本来暂时借住在穆蒂斯母亲在乌萨昆的家，此刻搬到国家公园附近一家“没有名字的供膳宿舍”，靠近一名法国女子的家，她曾经收留过舞蹈时代的艾娃·庇隆。他有自己的房间，虽然在那里的时间不多，却已是想象不到的豪华。未来的日子里，他偶尔找时间与精力偷带一些临时寄居的女性到房间里。不过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的时间主要花在报社、宿舍、穆蒂斯的办公室，以及波哥大的哥特式剧院里，执行他身为编辑部职员、剧院评论员、最终明星记者的责任。

也许令人意外，波哥大报社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介于两家自由党大报社之间。《观察家报》由梅德茵的卡诺家族成立于1887年（于1915年搬到波哥大），因此比对手《时代报》历史悠久，《时代报》成立于1911年，于1913年由爱德华多·桑托斯买下。桑托斯家族仍然拥有《时代报》，并运营到2007年，才由西班牙出版商“行星”买下大多数股份。那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进入《观察家报》时，当时的社长是基耶尔莫·卡诺，这位创办人短视、谦逊的孙子最近才接手这个位子，不可置信的是他才二十出头。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超过三十年的交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已和两位重量级作家有完整的联系：六年前发掘他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以及他的表弟贡萨罗·冈萨雷斯（“贡哥”），他1946年当法律系学生时就开始在报社工作。后来全世界所熟知“贾布”这个名字首先出自萨拉梅亚·博尔达之口。当时一张闻名于世的照片里出现没有经验、完全令人陌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纤瘦、优雅、考究的面容，眼神中同时充满好奇与狡黠，拉丁式胡须下一抹浅浅的微笑。只有一双手泄露出这男人永恒地生活在紧张之中。

《观察家报》的新闻部编辑是何塞·莫诺·萨卡尔（莫诺是“金发”也是“猴子”之意），一位要求严格、不假辞色的主管，他的口头禅是“新闻、新闻、新闻”。他从小接受报社的雇用，因此所受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和社会大学，因而自成一格。从一开始，他就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声不以为然，深深地质疑他毋庸置疑的文学能力和无可救药的“抒情风格”。

不过几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两篇关于皇室权力与孤独、神话与现实的文章显现了他的价值：第一篇《克里奥佩特拉》非常有趣，文章殷切地期望一座据说是埃及皇后的新雕像不会改变两千年来男性对她的浪漫印象；第二篇《孤独的皇后》是关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新近丧夫的母亲。这也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当代特定主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之作——特别是结合权力、名声和孤独——二十年后在《族长的秋天》中达到最高峰。

当时已经是祖母的皇太后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独自一人。由孤独陪伴着，她漫步在白金汉宫浩瀚的长廊里，想必怀旧地想起那快乐的时光，当时的她从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梦想成为皇后，和夫婿与两个女儿住在亲情满溢的房子里……浑然不知神秘的命运之手会把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嗣变成国王和女王，她成为孤独的皇太后。一位孤独、悲伤过度的家庭主妇，她的家渐渐淡入白金汉宫迷宫般的无边无涯之中，无尽头的长廊，无边际的后院延伸到非洲边界。

很诡异的是，萨拉梅亚·博尔达对于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情有独钟，这篇文章特别说服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准备好迎接更伟大的作品。基耶尔莫·卡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必须适应报纸的谨慎以及似乎有些匿名的风格，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作家开始调整自己，配合新人杰出的即兴创作能力，并且起而模仿。

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自己坐在办公桌前为报纸的“每一日”专栏写文章，在嘈杂房间的另一头，何塞·萨卡尔或基耶尔莫·卡诺会用大拇指和食指告诉他需要多少字数填补版面。他的新闻写作失去了些许的魔力，更糟的是，波哥大并没有提供他在海岸区随手拈来的重要灵感。2月下旬，他已经无趣到快要掉眼泪的程度，说服管理阶层让他尝试电影评论，于周六刊出。能够每周几次逃避“全世界最抑郁的城市里”独裁下生活的紧张、报社里令人厌倦又有些多余的学徒生活，能够逃到电影的幻想世界里避难，对他而言想必这是非常美好的解脱。而他也算是先锋评论员，因为在此之前，哥伦比亚的报纸并没有记者写过常态性的电影专栏，顶多只是限于提供情节大纲以及报道明星的名字。

从一开始，他对于电影的观感就是以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出发，不是针对电影的拍摄手法。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快速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想必使他的思考能力更加敏锐，使他有机会“教育人民”，也许使他们脱离错误的意识，不再偏好整套包装的好莱坞产品，而是以美学塑造的法国作品，他特别喜欢来自意大利以“美学”构想并执行的作品。不过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波哥大的影迷不太可能欣赏电影的前卫评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很执着于从“人民”的角度审视现实，当然他也在进行中修正方向。无疑，他的电影评论所持的是美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可质疑的“一般常识”立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般常识”不可避免的是“正确判断”，几乎从来不是“无稽之谈”。

从一开始，对于自己认为是肤浅的商业片以及好莱坞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他抱持敌意的态度——他认为奥森·威尔斯和查理·卓别林是例外——他时常捍卫欧洲电影，希望把他们的制作和道德标准引进哥伦比亚，成为国家电影发展的标准；再加上拉丁美洲的角度，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永久坚持的目标。相当意外的是，他很在意技术问题，即剧本、对白、导演、摄影、音效、音乐、剪辑、演技，也许由此可见他后来所称自己文学作品的“工匠”；也就是他从来不愿意完整分享的专业“窍门”，至少关于小说方面是不愿意。他坚持剧本应该精简、前后连贯、流畅，特写和长镜头应该有相等的分量。他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故事完整性的概念，终其一生都如此执着，这也解释了他对于《一千零一夜》《吸血鬼德古拉》《基督山伯爵》以及《金银岛》持续的尊崇——这些都是以高明的技巧讲述的大众文学作品；在电影中，他也要求这些元素的存在。主导的应该是客观的现实，然而内心世界，即使是幻想世界，也都不该忽略。他特别提到维多里欧·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中，最杰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性的真实性”和“如人生的方法”。这些主要的概念主导他接下来几年的观点，距离融合成古典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布尔乔亚和社会写实主义也不远，不过并非前卫。对于当时在巴西、阿根廷或古巴电影中可以找到萌芽中的法国新浪潮，他似乎并无察觉。的确，他12月31日所选出年度电影，无疑显示出对1954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才是电影制作的王道。相当讽刺的是，他最喜爱的当代导演德·西卡和无可比拟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从来都没有参与写过像《枯枝败叶》这种情节的电影剧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写像《枯枝败叶》这样的小说。

上班时间紧张忙碌，一周结束时他参加记者的常态聚会“文化星期五”，《观察家报》和《时代报》的员工碰面一起喝酒，互相辱骂，有时喝到清晨。他也参加波哥大的电影俱乐部，策划人是这位年轻作家多年间所认识，众多精力旺盛的加泰罗尼亚人流亡人士之一路易斯·维森，他曾经和伟大的评论家乔治·萨杜尔一起合作《法国荧幕》（L’Ecran Français），此刻在哥伦比亚卖书为生，并和两位哥伦比亚人——影评人厄南多·萨瑟多和画家安立奎·葛劳一起主持电影俱乐部。聚会之后，他会继续参加在距离报社办公室不远之处，路易斯·维森和他哥伦比亚妻子南希的家里的派对，派对常常举行。

然而，在“波哥大人”的世界里，这新颖、颇具中产阶级特色的生活形态无法取代海岸区生活中纯粹的玩乐和振奋，更别说兴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居住的早期写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

如果我告诉您我在这里的状况还算不错，现在还是得再加强稳固自己的处境，您高贵父辈的关心也才能更放心。报社里的气氛很好，目前为止我享受和资深员工一样的特权。不过难过的是我在波哥大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习惯。因为我在这里并没有过着“才智”的生活，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些迷失，因为《尤利西斯》（萨拉梅亚·博尔达），我在这里唯一见到的天才，他总是埋首在大本无法消化的英文小说里。推荐一些翻译给我，我收到一本西班牙文版的《萨托里斯》，但书散掉了，我把它退回去。

新增的富裕并没有让他偶尔回到巴兰基亚拜访朋友，或知道梅塞德斯在做什么，也没有让他和家人保持联系——当然，还有晒晒太阳，以及光是离开波哥大就能得到的舒坦。不过，他的名字出现在阿尔瓦罗·塞培达不久后所导演的实验性短片《蓝色龙虾》中，显示他拜访海岸区的次数还算合理的频繁。

如今，他的老朋友已经有了新的聚会场所，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不再那么自命不凡，不再是“洞穴里的恶作剧”，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五年后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为他们取的名字。他离开巴兰基亚不久之后，这群人就重新聚集，把活动焦点从旧城中心搬到波斯顿区，距离梅塞德斯·巴尔查住的地方不远。阿方索·福恩马佑尔的表弟爱德华多·维拉·福恩马佑尔是个有其他志向的牙医（梅塞德斯曾是他的病人），他开了一家酒吧，原先的店名是“徘徊”，后来这群人把它改名为“洞穴”（就像卡塔赫纳码头边那家酒吧一样）。虽然主角本人无法经常出现，然而，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传说中，此处被赋予名垂千古的地位，如神圣的庙宇一般。店内弥漫着喧闹、大量的饮酒和争吵，维拉最后不得不贴上告示：“在这里，顾客永远都不是对的。”

回到波哥大，1954年6月9日，他在近中午时回到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附近，探视当时正在模范监狱服刑的原来的老板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目睹了新军人政权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他突然听到一阵机关枪的声音，就在惊吓的作家眼前，政府军对着示威的学生开枪，造成严重伤亡，包括多人丧命。这个事件终结了政府和自由党媒体之间不安的停战协定。在《宇宙日报》工作的早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激进的政治观点就很明确，当时正是“波哥大大暴动”的几星期后。但此次第三度住在波哥大，接近波哥大，不只让他决心投入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至少也有几年的时间观察和诠释现实的特定方式，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沟通技巧。这样做的成果就是他的政治新闻报道、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故事。他已经渴望多年有机会成为记者，但《宇宙日报》和《前锋报》总是仰赖国际电讯，加上他们缺乏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政权的审查制度之下，根本无法从事严肃的新闻报道。在许多方面，他们的任务是出版东西，只要不是以往的保守党宣传文宣，什么都可以。《观察家报》的老板是不可动摇的，如今他们手下有这位年轻作家，展现出对于国内不同领域的大众、他们所做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的好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喜欢故事的人，只要有机会就把自己的人生写成故事，他现在会把握这个机会，把其他人的人生也变成故事，抓住读者的想象力。

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新闻通常都很可怕。当时是“暴力事件”的高峰，寡头政治野蛮的准军队杀手在乡间持续地屠杀自由党，他们又被称为“煽动低下阶层革命者”或“鸟人”；自由党的游击队则在许多地区努力地拼斗着无望的战役。酷刑、强暴、凌辱尸体皆属稀松平常。罗哈斯·皮尼利亚在3月6日开始新闻审查，在波哥大学生杀戮事件后又更加严格。前任总统洛佩斯·普马雷霍于3月25日提议两党协议治理国家，这个提议在三年后才修成正果，发明所谓的“国家阵线”，但此刻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这些事件部分反映了冷战狂热时期外围国家的处境。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高峰，艾森豪威尔甚至在1954年8月使共产党成为非法，麦卡锡终于在同年12月遭到参议院谴责。同时，共产党集团正致力于1955年5月签署的“华沙条约”。在巴兰基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朋友和同事更有同情心地聆听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的喋喋不休。他上次在巴兰基亚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后的几个月，哥伦比亚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变的几周后，当时一位假装卖表的男人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招募党员，特别是记者，以手上的钟表交换。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哥大就开始和政治革新派的同事一起工作，另一位卖表的推销员随即又出现，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联系上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西伯尔特·维拉，他秘密地住在距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的地方。加西亚·马尔克斯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从他和塞培达一起在《国民报》共事时就开始关注他，认为他是有前途的人才，但据他所言，他们同意他对共产党最好的用处是撰写严肃的报道，似乎在党提出的条件方面他并没有妥协。在未来的几年间，共产党似乎继续以此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动，可能的话支持他的立场。

7月底，萨卡尔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安堤欧基亚去调查7月12日的泥石流“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搭乘前往梅德茵的飞机，城市东边的“半月”社区在两周前倒塌，死伤惨重。有些存疑者把责任怪在政府的腐败和偷工减料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是到现场重现事故经过。这位勇敢的记者后来承认自己对于飞行感到非常紧张，发动阿尔瓦罗·穆蒂斯和他一起旅行安抚他，把他安置在豪华的奴帝巴拉饭店。他独自一人时因为紧张而呕吐，完全被体能上的挑战和道德责任所淹没，差点在到达梅德茵的第一天就辞去报社的工作。镇定下来之后，他发现“半月”社区已经没有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在他之前其他记者的相关报道。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场暴风雨更延长了他的痛苦。他再次考虑逃回波哥大，最后，完全的绝望以及碰巧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促使他开始行动。他开始思考、真正地思考他在调查的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去哪里、该做些什么？缓慢但带着越发的兴奋，他发现记者工作中调查这部分的乐趣，对事实的创新探索，某种程度上是发明事实，为数以万计人民塑造甚至改变现实的力量。他了解到“遭逢意外之死”就是他的“观点”，他要求出租车司机马上带他到“埃斯堂西亚斯”，这场灾难中最多死者原先出发之处。他很快地发现了官方疏失的证据，短期和长期都有（这场山崩似乎已经酝酿了六十年！），但也揭露了这场悲剧不可预期以及更具戏剧性的一面，大多数的读者比较不想知道的。许多的死亡是因为城市其他部分的人在没有官方指导或协助的情形下试图进行协助，因而引发第二次山崩。他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目击证人，官方单位则包括当地的政治人物、消防队员和神职人员。

接着，他开始写。很有可能一开始是非常海明威式的，但等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风格，独特地呈现出人生是一场戏剧，充满恐怖和命运的讽刺，人类的命运注定活在由时间所主宰的未知的力量中：

经济系学生胡安·伊格纳希欧·安赫尔站在延伸向下的岩棚上，他的前面还有一名大约十四岁的女孩儿和一名十岁的男孩儿。他的同伴卡洛斯·加夫列尔·欧布雷贡和费南多·卡耶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前者一半被埋起来，窒息而死，后者有气喘，停下来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跑不动了！”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和那男孩儿女孩儿一起跑下去的时候，”胡安·伊格纳希欧说，“我来到一个凹洞，我们三个趴在地上。”男孩儿从此没有再起身，安赫尔后来从尸体中辨认出那女孩儿。她起身一会儿但又沉下，看到凹洞里的土又浮起来时，绝望地尖叫着。一阵泥石流崩塌在他们的身上。安赫尔试着再跑，但他的双脚不听使唤。泥土瞬间就到达他的胸部，他挣扎着挣脱右手。他维持这样的姿势，直到雷鸣般的声响停止，他感觉到在浓密无法挣脱的泥沼底部的双脚，那女孩儿一开始用尽力气抓住他的脚踝，朝他爬去，最后，逐渐减弱的载浮载沉之后，她抓住他脚踝的手已经松脱了。

几乎可以肯定副标题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选的，“悲剧始于六十年前”，“梅德茵，自力救济的受害者”，以及“老旧金矿是否加速悲剧发生？”他学到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观融入一套新闻“角度”之中。他朋友的好朋友“贾布”最近才诞生，但伟大的故事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现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很乐意把部分责任怪罪在相关单位身上，但也很在意呈现出所有的事实，包括许多怀抱善意前往救援的人，却无意中增加了悲剧的规模。

下一篇《前锋报》的新闻报道是一系列关于哥伦比亚被遗忘的地区，位于太平洋岸的丘可省。1954年9月8日，政府决定把未发展、森林密布的丘可省切割之后分给安堤欧基亚、卡尔达斯和瓦耶地区。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摄影师基耶尔莫·参契兹前去报道激烈的抗议与冲突事件。旅程之颠簸、飞机之老旧让人惊讶，他记得“飞机里在下雨”，连飞行员都快吓死了。丘可这个省份的居民大多是非裔哥伦比亚人，立刻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阿拉卡塔卡及其周边的环境。对他而言，把丘可地区分割解体的建议就是波哥大冷酷无情心态的表征，虽然其他评论员怪罪的却是具有野心的安堤欧基亚人。他抵达的时候发现示威行动已经逐渐衰落，他就找了朋友安排更多抗议行动！以确保他的任务成功。几天后，随着新闻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记者过来报道，政府取消了原先重新建构四个省份的计划。

10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新的学习典范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正如他迷恋福克纳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每一日”笔名写了一段，重复他先前关于诺贝尔奖现象的评论。这一次，对于这个已经颁发给许多“不值得”作者的奖项，他降低了奖项可能的重要性。至于海明威，他猜测对于一位一生中“充满兴奋时刻”的人，想当然这一刻必定比较没有那么令人兴奋。

1955年刊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新闻报道，来自一场非常冗长的采访，每次四个小时，多达十四次，受访者是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翰德罗·委拉斯科。2月下旬，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要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据说途中因为暴风雨而失去控制，他是八名掉下船的船员之一。委拉斯科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没有食物，可饮用的水很少。他成了全国的英雄，由总统赠勋，受到媒体的致敬，包括新的电视频道，享受一切的光彩，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采访他……这次采访是基耶尔莫·卡诺的主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认为这个故事已经冷却下来。采访在希门内兹大道的小咖啡座进行，委拉斯科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本身又是个叙事高手，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发展出一种能力，可以提出揭露事实的问题，凸显答案的精华或是故事中最人性化的一面。委拉斯科一开始只强调英雄的那一面，和海浪搏斗、控制救生艇的问题、对抗鲨鱼、心灵的挣扎，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断他：“你难道没有发现已经过了四天，你都还没有大小便！”每次采访之后，他在傍晚回到办公室，写相关的章节写到很晚。何塞·萨卡尔从他手上接过稿子，有时候不需更改就直接跑到印刷厂。基耶尔莫·卡诺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他可以写到五十章。在十四章的系列连载结束之后，《观察家报》于4月28日发行完整故事的特刊，这次声称是“哥伦比亚报纸出版的最大发行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详尽而不厌其烦的问题，寻找新的角度，无意中揭露军舰并不是在暴风雨中翻覆，而是因为载有不恰当安置的非法商品而下沉，其安全程序也不尽完善。这篇报道使得《观察家报》和军人政府直接对立，无疑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被认为是政权的敌人、麻烦的制造者。那些经常质疑他的勇气和投入的人应该慎重地回顾他这一时期的人生。无疑，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个被标上记号的人，虽然他惯常对当时的危险保持低调，但不难想象他的感受；他深夜必须走过阴森、抑郁的城市回家，不安地漂浮在军事专政的紧张气氛中。他居然毫发无伤地生存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

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之后，这份报道再度出版，名为“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惊人的是，这本书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售出一千万本。1954到195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保守派政府，但在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中，他所持的观点完全反驳官方版本，因而使许多比他更高声疾呼的左派同行更有效地挑战统治阶层，指引他的是详尽的调查、反思、沟通国内的现实状况。总的来说，他持久而优异地展现了说故事者艺术的力量、想象力的核心重要性，甚至在创作事实题材之时也是如此。

就在这些完全投入和推动性的文章之后，《枯枝败叶》终于在5月底出现于波哥大，由出版商利斯曼·包姆旗下鲜为人知的印刷品牌希巴出版社印制，每本要价五比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家朋友西西莉亚·波拉斯负责设计封面，描绘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腿摇摆，等待着什么——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是的那个小男孩儿，在外公去世之前的梦想时代，如今转移到第一本出版的小说里。画家声称印制了四千本，但卖出的不多。相对于他当时强而有力、高知名度的记者地位，这本书的出版是个奇怪的对比，因为它不仅属于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抛在脑后的年代，也是被抛在脑后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是静止，历经时间折磨，宿命论，虚构的。

不过，总算出现一本印制成书的作品。虽然完全没有解除，甚至平息他的执着，但这本书直接取材于他的童年，五年前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如故事般回到阿拉卡塔卡后，他突然“脱离”《家》而写出的作品。书名是1951年临时想出来的，为了把小说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前的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类似序曲或是尾声的文字，标出的日期是“1909”，使标题更有意义，在历史上和神话上都给小说一个角度，同时理清它的社会意义，增加更清楚的颓废、失落和怀旧感。这些元素都由书中一位类似上校的叙事者传达，这个声音哀悼“枯叶垃圾”的来到，哀悼移民工人——而非哀悼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到来——接着不情愿地接受发生在镇上的事是“自然”情况的一部分，人生本身内在上下起伏的循环。此处所见的是一名二十五到二十九岁的男子，以七十岁的声音写作，但只用一点点儿的嘲讽看待他。此书献给赫尔曼·巴尔加斯，哥伦比亚的评论都还不错，不可避免，许多评论都出自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亲近的朋友和同事。

他非常疲倦，厌倦了波哥大，一篇篇的报道所需要的研究一点一滴地耗费着他的精力，责任感随着期待水涨船高，在使他觉得被掏空，加上其来有自的恐惧，政府也许会对他明显敌意的立场进行报复。因此，可以离开的机会来临时——而且是去欧洲——他很快把握住，虽然后来他反驳并非如此。一如往常，他这趟旅程的理由并不明确。传说他需要离开国内是为了逃避来自政府的威胁，也传言这个解释本身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据称自我戏剧化的直觉行为中的许多例子之一。但不能这么容易的排除政治因素的解释：在许多最具挑衅性的报道之后，他曾经数度到海岸区去避风头；许多《观察家报》的其他记者都受到威胁，或是遭到不具名的人身攻击。这趟旅程也许是伪装在记者任务背后一次短暂的自我放逐，或是伪装在政治动机下一趟自我放逐的游欧旅程。或者，也许只是如同报社所说的：一次短暂的国外任务，从会见“四巨头”开始——在日内瓦开会的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元首。

他离开波哥大的公寓，大多数的东西都送人。他在波哥大也存了一小笔钱，虽然卡塔赫纳的家人仍然窘迫，他还是随身带着这笔钱。他显然同意至少去几个月——在某些报道里，他声称自己本来只打算离开“四天”—— 但心知肚明可能会待得更久。然而，连他都无法想象自己会离开两年半。对于这些不同的版本，最不宽厚、但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无法向贫穷的家人或未来的妻子承认，虽然已经在波哥大待了十八个月，如今自己却必须刻意地遗弃他们更长的一段时间。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但欧洲和未知的诱惑更强烈。

7月13日是他在波哥大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基耶尔莫·卡诺家有一场喧闹的送别会，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而错过了第二天早上到巴兰基亚的班机，不过他还是坐上了中午那一班。据说，他的家人非常勉为其难地同意可以暂时不需要他的资助，然而，他们当然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离开多久。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疲累，然而，还有如今芳龄已二十二岁的梅塞德斯要求会面——可是，他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当然，他还有在当地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办的另一轮送别会要参加。他的心里“认定”梅塞德斯已经超过十年，但现在终于要决定她是否会成为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说，决定他是否也会成为她“认定”的对象。其实，自从当初在苏克雷他要求她嫁给他，已经过了十年。没有人问过她的生命中是否有其他爱慕的对象——她很明确地告诉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认为可以拿她的忠诚冒险——或者，拿她的命运冒险。也许，他准备好接受自己害怕拒绝所带来的含义，以及自己并没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可以提供给她的这个事实，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想的，不论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得到他心目中的女人，不论她此时做些什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她会属于他。这整段离别以许多方式诉说，覆盖着神秘的面纱。

最后，他向梅塞德斯求婚。如同所发生的，也许此事所显示的不只是他的焦虑、恐惧，害怕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以他漫长、非常漫长的方式；但却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害怕自己将失去哥伦比亚，失去未来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联系。梅塞德斯也来自他自己出身的地区、背景，保证会有人站在他这一边，一辈子了解他的“出处”。简单地说，她所代表的不只是但丁式的柏拉图理想——并不是说他不认为她的外表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非常实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完美的结合。他和但丁不同，他最终得以娶到难以得到的“心目中的女性”，她才九岁时他就选择了她。那么似乎肯定的是，他现在之所以求婚，正是因为他打算离开她一阵子。也许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个有名望的记者，带着光鲜的任务要去欧洲，比较能够面对对方的拒绝。也许正因为同样的理由，她比较有可能接受求婚。但事实是，梅塞德斯甚少在回忆录中出现，而他们两位也甚少提供这场惊人恋情的细节。他在1954年离开巴兰基亚前往波哥大之前，他们根本很少有实质的交谈，但他却觉得他们之间存在一股默契。

事实上，在他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典型而顽强的以浪漫之姿出现最多的并不是他的一生至爱梅塞德斯，而是另一名女子马丁娜·丰瑟卡，他的初恋，少年十五岁时在巴兰基亚与之有过一段热烈恋情的已婚女性——直到她选择结束。他在波哥大那一章提过她好几次。她真的存在吗？显然是，因为1954年年底的某一天，他在电话里听到她“开朗的声音”，在大陆饭店的酒吧里和她见面，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她开始显现出“不该有的老年人”迹象，问他是否曾想念她。“那时，我才告诉她实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可是她说再见的方式太残酷了，改变了我生命的本质。”她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带着一丝怨怼，甚至是恶意；她生了双胞胎，但向他保证不是他的。她说想看看他好不好，所以他问：“那我好不好？”她笑着说：“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束这一段感情时，他逗趣地说，一接到马丁娜的电话，他就很渴望见到她，但又害怕自己也许必须和她共度余生，“那天之后，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感受过许多次同样凄凉的恐惧”。

这一段告白非常的引人遐思，更有意思的是，原意揭露了多少，又是为什么。这是关于他和女人的告白吗？也是对女性未曾言明的态度提供某种正当性？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对梅塞德斯许下承诺之前，马丁娜突然毫无理由地出现这一点，似乎有点奇怪。这是否以某种隐含的方式再次确认，在这样的文化中，男人如果和妓女、仆役或他人的妻子有频繁的性关系，就无法与打算结婚的对象有性关系，因而决定把两种感觉分开，一种是非正式的情圣唐璜，对“疯狂的爱情”敞开怀抱，另一种是正式的丈夫角色，在稳定、某种“安排”的婚姻关系中，终其一生厮守身为“处女”的女性（至少对其他男人是如此），一位忠诚、可靠的妻子，“好的爱情”的对象？如果关于马丁娜·丰瑟卡的逸闻是真的——即使是杜撰，其他女性也曾对他有惩罚性的影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在自己的小说和文章里表达对于性爱分离的在意，为什么他许多年来都紧紧抓住这个想法，把自己安排给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子，为什么他在回忆录里没有表达对梅塞德斯的感情（这些感情永远可以、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过我，她（梅塞德斯）“从来没有说过她爱我”，也许这有可能是为什么当我在她的好友南希·维森面前问到她关于他们人生的这一段时，梅塞德斯带着一丝忧郁向我保证（虽然没有一丝苦涩）：“贾布是个非常不寻常的男人，非常不寻常。”对我而言，再要求澄清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当然，这大部分是两个非常坚强、非常讽刺、非常讲究隐私的人之间的游戏。关于他离开之前他们之间的协议，许多年来虽然有许多版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向我们保证，他前往欧洲之前并没有“见到”他的甜心——除非他真的有在街上的出租车里透过车窗看到她，但没有停下来。因此，在没有见到梅塞德斯的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在“洞穴”参加另一场送别会，已经带到波哥大的宿醉又加重许多。第二天，团员还有办法起床到机场送行。对于三十六小时横跨大西洋到旧世界的旅程而言，他的宿醉是最糟糕的准备。不过，他还是准备好迎接眼前的体验——二十八岁的他是个成功的记者、受尊敬的作家、已经出版首部作品，就这样的旅程而言是很恰当的一刻。欧洲闻名的风华等待着他，但了解他的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会以自己努力挣来的角度看待这些风华。不用说，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尤利西斯》或珀涅罗珀。

加西亚·马尔克斯，1954年摄于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