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7

1955年12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法国首都之时，谁知道他在寻找些什么？任何认识他的人都可以猜得到，对这位哥伦比亚的海岸人而言，意大利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同质性比较高。这北方笛卡儿的国度在他眼中相比之下冷淡、自信、具有殖民气息，也更吹毛求疵。从一开始他大致的态度是：欧洲可以教导他的，他大多已经在书上或他处学到，好像他是来这里看着它腐烂——可以说像水煮卷心菜的味道，而非总是触动他心弦和感官的热带番石榴。然而，他毕竟还是来到此处，巴黎。

他从法国文化协会青年旅社搬到一家比较便宜的旅社，此处较受拉丁美洲游客的欢迎。拉丁区里由拉瓜夫妇所经营，位于居亚斯路十六号的法兰德斯旅社。此地正对面是相比之下更为富丽堂皇的圣米歇尔大饭店，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喜爱。其中一位长期住客是颇具影响力的非裔古巴诗人、共产党员尼古拉斯·纪廉，他是一大群独裁者时期流亡海外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作家群中还包括：秘鲁的欧德里亚（1948—1956）、尼加拉瓜的索摩萨（1936—1956）、危地马拉的卡斯帝尤·阿尔马斯（1954—1957）、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尤（1930—1961）、古巴的巴蒂斯塔（1952—1958）、委内瑞拉的裴雷兹·希门内兹（1952—1958），最后，甚至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1953—1957）。整个拉丁区在文化上由相邻的索邦支配，虽然邻近地区的耸然巨物万神殿才是最雄伟的建筑。

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立刻就联系上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他们在1948年4月的暴动前于波哥大短暂相识。门多萨是个严肃、有些做作的年轻人，在父亲的政治挫败及凯坦被暗杀之后几个月的放逐期间，他对世界的观感受到重创，倾向极端社会主义，同样正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麾下。他在波哥大的媒体上读过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的出版报道，“从他的照片和标题上认为他必然是个很糟糕的小说家”。1955年的圣诞夜，他和两位哥伦比亚朋友在拉丁区的“巴黎人马克杯酒吧”与穿着粗呢大衣、从冬日的午后进到酒吧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遇。他们一开始聊到文学、生活和新闻业时，门多萨和他的朋友对这位新人的第一印象是傲慢、自满，仿佛最近在波哥大的十八个月把他变成了典型的卡恰克人。他声称自己认为欧洲毫无赞赏之处，其实他似乎只对自己有兴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只有在谈到第二本的故事情节时才变得活泼起来。

结果，在普利尼奥·门多萨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自己未来最要好的朋友，虽然并不是最经常联系的，但他后来比谁都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比起其他人较不受限于一般自由判断和品位的顾虑。讽刺的是，他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和发展最可靠的证人之一。虽然第一印象是负面的，但门多萨仍邀请这个新人参加圣诞节的晚餐派对，这是由来自安堤安基亚的哥伦比亚建筑师埃尔南·维耶科与其蓝眼睛的美国妻子在位于塞纳河畔葛内果路的公寓举办的。这里聚集了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和放逐者，他们吃着烤猪、菊芭色拉、大量的波尔多红酒。加西亚·马尔克斯拿起一把吉他，唱着由朋友艾斯克隆那所做的瓦伽娜多乐曲，改变了那些哥伦比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女主人仍向普利尼奥抱怨，那个新来的是个“可怕的家伙”，不只看起来以为自己很重要，而且还用鞋底踩熄烟蒂。三天后，在冬日的第一场雪之后，两人再次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来自热带的孩子高兴地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在卢森堡广场上跳舞，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粗呢大衣上闪闪发亮的雪花一般，门多萨对他的保留态度也消融了。

1956年1月和2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后来门多萨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里。在先前的几周里，这两位新朋友的时间多花在门多萨在索邦最喜欢出没逗留之处，苏夫罗街（或雅典古卫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腊餐厅，就在医学院路的尽头。如果让此时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形容他，他们也许会无情地说他并不讨人喜欢，也许普利尼奥·门多萨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况且，少数哥伦比亚人听到他们的名字时会以漠不关心回应，他在哥伦比亚四处以“普利尼奥”闻名，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贾布”闻名。许多人认为门多萨很不老实、偏离正道，门多萨被认为是所出身博亚卡高地的典型产物。但没有人否认他是个杰出的记者与雄辩家。他是个无法预测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会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见）、既热心又慷慨。

1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两位朋友坐在学院路的咖啡座读着《世界报》（La Monde），这才发现，由于审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胁，愤世嫉俗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终于把《观察家报》关门大吉（《时代报》已经在几个月前关门）。门多萨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事件轻描淡写：“‘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只是像斗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后一样。其实事情可严重多了。”报纸在前一个月已经被处以六十万比索的罚金，如今完全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无法负担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让他暂时欠着。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后来慢慢地把他的房间一层一层地往楼上搬，直到最后他住在七楼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她假装忘记他的存在。朋友来访的时候发现他戴着手套、披着哥伦比亚人的厚披巾、戴着毛毡帽在阁楼里写作。

听到《观察家报》的坏消息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生活得很拮据，门多萨很讶异他从哥伦比亚带来的家当这么少。门多萨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纪廉以及另一名共产党活跃分子、富有的委内瑞拉小说家兼记者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他和其父于1943年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加拉加斯《民族报》。就在门多萨前往委内瑞拉之前，他们在居亚斯路的酒吧巧遇，奥特罗·西尔瓦邀请他到雷阿勒市场旁的知名餐馆“猪蹄”用餐。许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朋友，奥特罗·西尔瓦并没有记得这位苍白、消瘦不堪的年轻哥伦比亚人，一面认真地听着他以共产党的观点分析法国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天佑的免费一餐。奥特罗·西尔瓦和纪廉刚听说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苏维埃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出人意表地指责斯大林以及个人崇拜。他们对于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认为它是失败主义者，并焦虑地揣测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

在这段巴黎时期，纪廉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逸闻主角之一： “当时，庇隆统治阿根廷、欧德里亚统治秘鲁、罗哈斯·皮尼利亚统治我的国家、索摩萨、巴蒂斯塔、特鲁希尤、佩雷斯·希梅内斯、史托斯纳尔——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独裁者。尼古拉斯·纪廉习惯早上五点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然后他会打开窗户大叫，如此一来，两家住满拉丁美洲人的旅馆里都可以听得到他，仿佛他是在卡马圭的阳台上。某日，他打开自己的窗户大叫：‘他下台了！’每一个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鲁人——都以为下台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独裁者。我听到他的话，心里想着：‘去他的，罗哈斯·皮尼利亚下台了！’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下台的是庇隆。”

1956年2月15日，《观察家报》关门六星期后，一家新的报社《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成立，直接取代《观察家报》。有两个月的时间由前自由党总统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担任编辑，他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前任秘书长。在相当困难而焦虑的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得以松一口气。普利尼奥·门多萨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时，他很满意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来，生活无虞。加西亚·马尔克斯近三个月来的第一篇文章于3月18日出现在报纸上。他寄出的这篇报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后重印放在书里时将近一百页。这桩审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间谍丑闻中，即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下的最后几个月里，把法国政府的机密送到共产党的手里。1956年3月12日，《独立报》在头版宣布“《独立报》特派员前往采访本世纪最轰动的审判”。（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以夸张闻名）讽刺的是，纵然他在这一系列报道上投注了相当多的心血，《独立报》却在4月15日关门，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机会追踪报道审判的高潮，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对于新闻报道最杰出的贡献，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故事结尾，让他的读者非常的沮丧。不过再一次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遇见了在他后来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场司法审判的明星是前任内政部部长、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轻人、穿着淡蓝色西装，让审判过程多了一丝电影的味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对越南殖民地战争的反对立场，密特朗自己在本案中也受到嫌疑。不过目前，密特朗和法庭里的人物正进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小说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梅塞德斯·巴尔查，他相识甚浅的未婚妻从床头柜上方一张裱框照片里凝视着他。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阁楼房间时的景象，“我走到墙边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挂在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孩，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是那神圣的鳄鱼，’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欧洲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写信给他，每星期至少两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认真地回信。寄给她的信通常经由他的父母转交；他的弟弟海梅当时十五岁，记得在巴兰基亚时有时候帮他送信给梅塞德斯。

新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见面时那偏远的河畔小镇，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浪漫，最后的书名是《恶时辰》。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本命运多舛的小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背景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镇的时间，而是设定在几年后，当代都市化的时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对于当地的影响。这是因为“暴力事件”影响着海内外所有哥伦比亚人的思维——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位间接的受害者——离开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闻报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场更鲜明而尖锐地表达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的确，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苏克雷成为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地表达着其暴力充斥的命运。

许多年后才有人开始注意这个河边小镇原有的身份，的确，大多数的读者持续但徒劳地试图使这些相当不同的描述和气氛符合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来的年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苏克雷，就像他几乎从来不曾提到自己的父亲，这两个事实必然密不可分。在某个场合中他曾经提道：“这是一个村落，这里没有魔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写到它时总是带有新闻性的文学意味。”然而可以说，他用来在批判写实主义占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苏克雷——对抗他的父亲、对抗哥伦比亚保守主义，启发他创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忆起德·西卡的《风烛泪》或《偷自行车的人》——在社会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并非如此不同，的确，如他的弟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作证，在某些方面苏克雷更具异国情调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贾布住在苏克雷时，并不是以婴儿到十岁的孩子立场体验此处，如同他体验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爱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那里住过，因为他被送去读书——虽然被送去读书是个特权，然而，当时他无疑解读成再次被家人排挤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经济热潮时期，苏克雷时期则是见证“暴力事件”的开始。

《枯枝败叶》在他离开波哥大之后、前往欧洲之前出版。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共产党朋友曾经评论说，虽然这本书很杰出，但对他们的品位而言，书中充满太多神话和诗。加西亚·马尔克斯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他们当时同意共产党员的批评，他发展出一种罪恶感情结，因为《枯枝败叶》这本小说“既无谴责也没有揭发什么”。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遵从共产党针对投身社会文学的概念，唾弃资本主义的镇压，刻画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对于大部分的共产主义者，小说形式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工具；电影是20世纪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体。

虽然《恶时辰》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意在“揭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个敏锐的叙事者，拐弯抹角地批判政治和意识形态。例如，他甚至没有明示自己所描述进行压制的政权是个保守党政府——不过当然，这一点对任何哥伦比亚读者都显而易见。在他所质疑的那段期间，虽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所谋杀，其中许多是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但这本小说里却只有两件死亡事件：一件平民“荣誉犯罪”，预测了后来《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中心事件，另一件则是较可预测、由政府所犯下的政治犯罪——虽然乍见之下比较是无能的结果而非设计使然。事实上，小说的目的是要在没有明白的陈述之下表达出一点，书中所描绘的权力结构一定不可避免地、重复地制造出这样压制的行动；明白地说，如果市长想要生存的话，就得让一些对手毙命。

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静，对于权力本质的了解，使得小说家超越把浅薄的宣传变成道德教化或参与此宣传的欲望，虽然他对保守党的心态深感遗憾，但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自传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市长这个角色是由他的黑人情人“妮格罗曼塔”的警察老公所启发，但赫尔曼·巴尔加斯记得他先前曾经提供另一个解释：“其实，《恶时辰》中的市长，来自苏克雷附近的一个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是妻子梅塞德斯的一个亲戚，是个真正的罪犯。他想杀掉梅塞德斯的父亲，因此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有时只是为了惹恼她，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她，这家伙是来自她的家族。”

尽管他已经尽力，但这小说仿佛顽固地拒绝有所进展，他也开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现的哥伦比亚最沮丧的时期，在他笔下那不再着迷的世界里漫无目地挥舞着双手；随着时序由冬日进入春季，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少见到巴黎。不过，他偶尔也会出门见一见这个世界。“第四共和国”、无精打采时期的法国也是令人沮丧的状况，皮耶·孟戴斯·法朗斯这位理想派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曾经试图劝法国人以喝牛奶代替葡萄酒而名噪一时，他最近被迫下台，由埃德格·富尔取代，但也没有太久。法国在越南被击溃，在阿尔及利亚也力不从心。然而，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巴黎却处于最唤起人记忆的时刻，就在如今的欧洲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变它之前，从烟熏蓝到太空时代的银色。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便宜的学生餐厅吃饭，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卫城”；为了偶尔启迪才智，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觉得需要漫步到索邦或卢浮宫一带，在闪闪发光的巴黎镜子上观看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街道大学上打发时间。

然后，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生活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一位葡萄牙记者为巴西的报纸采访法国间谍案的审判过程，3月的一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葡萄牙记者一起出去时，因缘际会地认识了一位年轻女性—— 二十六岁的西班牙演员塔奇雅，她正要首度发表诗作。将近四十年后，回忆起加夫列尔（她总是这么叫他）拒绝去听她的发布会：“‘诗的发布会，’他轻蔑地说，‘真是无聊！’我假设他痛恨诗。他在圣贾曼德佩大道上、靠近教堂的马毕雍咖啡馆等着，我们在发布会结束后去找他。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像个阿尔及利亚人，卷发加上胡须，我一向不喜欢有胡须的男人。我也不喜欢粗犷的男人，我总是有着西班牙种族及文化的偏见，认为拉丁美洲男人比较低下。”

塔奇雅的本名是玛丽亚·龚瑟希翁·昆塔那，1929年1月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吉布兹哥亚省的内瓦。她是天主教家庭的三姐妹之一，在内战后支持佛朗哥政权。她的父亲喜好诗，在她小时候经常读诗给她听，并不知道这会决定她的未来。1952年，她在毕尔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西班牙诗人布拉斯·奥特罗，她当时在此做保姆，这是佛朗哥时期少数西班牙女性能够独立工作的机会之一。奥特罗比她年长十三岁，帮她取了一个接近“龚奇塔”（小贝壳之意，暗指女性性器官）的新名字：“塔奇雅”，并且色诱她。在那之后不久，她就跑到马德里去学戏剧——虽然当时必须要满二十五岁才能在没有父母许可下离家成为演员，她和这名男子在马德里开始了一段热烈但注定不幸的恋情。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非常反复无常，并且是个无法自制的登徒子。塔奇雅这名字出现在他一些最为人知的诗里。奥特罗疯狂而无法预测的个性让她吃尽苦头，为了离开他——虽然要完全地离开他是很多年后的事——她逃离西班牙：“我在1952年年末生活在巴黎，做了六个月类似保姆的工作。这个城市让我眩惑不已，接着在1953年8月1日，我又回到那里定居。我没有生活需要的技能，只能去上戏剧课试着挤进这一行。”

塔奇雅好冒险、吸引人、好奇、勇于尝试新的体验。虽然她自己的最爱是戏剧，在战后存在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期始于巴黎的新浪潮电影中，像她这样的女性被认为特别迷人：纤细、暗肤色的左岸人、通常身着黑色衣料、留着后来因珍·茜宝而开始闻名的小男生伏贴短发、具有源源不绝的活力。不过在感情上，此时的她并没有归属。身为外国人，她进入法国戏剧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并不打算回西班牙，也没有打算寻找长期恋情。她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段“狂野的恋曲”，从那之后，再没有任何人与事物如此吸引她，或激发她的想象力。如今在这里，她向眼前这不讨人喜欢的哥伦比亚人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会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加夫列尔，他似乎很专横、傲慢，但又很害羞，并不怎么吸引人。我喜欢詹姆士·梅森那一型——布拉斯看起来很像他——就是英国绅士那一型，不是像泰隆·鲍华那种漂亮、年轻的拉丁情人。而且，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年纪大一点儿的男人，加夫列尔和我差不多年纪。他很快开始吹嘘自己的工作，似乎认为自己是个记者，而非作家。朋友十点钟离开酒吧，我们继续聊天，随后在巴黎街头漫步。加夫列尔说了一些法国人的坏话……虽然后来法国人也报了一箭之仇，因为他们太理性，无法接受他的魔幻现实。

塔奇雅发现，一旦和这个擅长讥讽的哥伦比亚人开始聊天，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他的声音、自信的笑容、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直率的年轻西班牙女人开始亲近，很快就十分亲密。这也许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接下来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说是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于196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亚朋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围绕，主要着墨在拉丁区。那漫无目标的主角奥利维拉已经不再年轻、没有工作，也没有兴趣找工作，他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世界、他的灵感、他忧郁的缪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类似嬉皮的诞生，称为“女巫师”、“女魔法师”。科塔萨尔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这样的浪漫，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虽然一开始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之间慢慢地发展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他什么也没有了。”

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的三个星期之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了；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对于一段新的感情是灾难性的处境。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反而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他这么做是来自想要更深入认识欧洲的欲望，想完成新小说的欲望，还是因为坠入爱河？他的《恶时辰》已经写了三个月，他打算继续写。因此，由于诸多原因，他完全没有打算离开巴黎。在波哥大，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写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生活注定会很辛苦。还因为身边有了塔奇雅。

我自己于1993年3月在巴黎见到塔奇雅·昆塔那，我们漫步于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漫步的街道。六个月后，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我鼓起勇气问他：“那么关于塔奇雅呢？”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故事来龙去脉的人则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过这一段。他也同样的深呼一口气，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嗯，是发生过。”我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他说：“不行。”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告诉我，脸上表情像个治丧的人一般，决心把棺材盖子重新盖上，“每个人都有三个生活：公开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开生活摊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资料查访就好了；至于私人生活我则偶尔被允许一窥，显然应该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绝对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总而言之，别担心，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因此，对于塔奇雅·昆塔那这个人，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后，通过在他的书中寻找才能得知。不过，塔奇雅本人倒很乐意诉说她这边的故事。

认识加夫列尔的时候，我正要搬进阿萨路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不记得原来住在哪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巴黎住过多少旅社和公寓。我甚至和比奥莱塔·帕拉同住过一个房间。这个新住处靠近蒙帕纳斯，在“伤兵院”和圣贾曼德佩之间，靠近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圆顶餐厅以及精英咖啡馆，距离卢森堡花园、蒙帕纳斯的剧院、电影院、爵士酒吧都只有几步之遥。我们有时候会去他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间，但大多睡在阿萨路。那是一栋别墅改造的房子，我住在旧厨房里，很小，像女佣的房间一样，佣人房，外面有一片小小的露台院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水果箱，想象一下，以前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张床上。房东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为所欲为。最棒的是露天的小院子，他常常坐在那里等我！通常手撑着头。他真是把我弄得很心烦，但我很喜欢他。

遇见塔奇雅不久之后，这位哥伦比亚人发现自己原本的创作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进展，如今却渐渐地离他而去。许多年后，他成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专业”作家，总是知道要写些什么，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断后又变成另一件，写作是痛苦的经历，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达到预期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在这个时候，书中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此故事为一位羞怯胆小却又顽固不已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来自充满过度成熟的香蕉气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五十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积欠他的抚恤金。原来的小说如今已搁置一旁，这本来是一部冷漠、残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某些疏离，但作者发现自己意外地在热情和艰难的时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亚精神。

正如同陪同母亲的旅程所带来的怀旧心情是催生《枯枝败叶》的力量，在类似的情绪下，感伤的情绪（怀念不可能活在当下）是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译《上校没人写信给他》）从《恶时辰》这本无止境延迟和延期的小说之中独立出来的力量。再一次地，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一位女性；以一种绝望、萦绕不去的方式，这本关于上校的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黎和塔奇雅亲身经历的投射。他们的恋情在意料之外、令人兴奋、热情、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然而，他们很快开始缺钱。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被贫穷制约，接着很快受到悲剧的威胁。因此，这也不是第一次，这部仍然在进行中的第一本小说被一条旧条纹领带捆起来，塞到法兰德斯旅社摇摇欲坠衣柜的最里层；而饥饿的上校与他不幸、饱受折磨的妻子之间澎湃激烈、令人着迷、绝望的故事则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下榻的旅社所积欠的房租令人忧心地不断累积，然而也许显而易见，就算他付不出钱，或者说自己付不出钱，他还是保住了那个房间。几星期之后，他和塔奇雅开始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他以前也在波哥大、卡塔赫纳、巴兰基亚经历过类似困境，仿佛他必须要挨饿才能为抓住这份职业提供一个合理性。因为生活得挨饿，他的家人不能怪他没有追求法律学位，塔奇雅不能抱怨他没有工作养她，因为他自己为了写书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辛苦。没错，他的法文还很生涩，工作也不好找，但事实是，他并没有真的在找工作。卖机票的钱用完之后，他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在附近的店家换取几分钱。有时候，他说自己从肉店“借”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有一天，他在地铁站向路人索讨车钱——又少了最后五分钱——反而被赏他钱的法国人羞辱了一顿。他写信向哥伦比亚的朋友求助，发觉自己满怀希望的等待，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如同他的外公在那许多年前等待抚恤金，如同他新书里的上校一般。也许，这样的反讽反而成为支撑他的动力。

在某种层面上，他和塔奇雅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修成正果。他们认识三个星期后他就丢了工作；几个月后发生了另一场灾难：“一天晚上，我们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有很奇怪的感觉，我就是知道。怀孕之后，虽然一面工作一面呕吐，我还是出去照顾小孩儿、打扫。我回来时他什么也没做，我却必须开始做饭。他说我很霸道，叫我‘将军’。同时，他在写他的文章和‘上校’——当然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情。他一面写我一面读那小说，我很喜欢。但我们九个月间不断地吵架，不停地吵。很辛苦、很累，我们互相把对方逼疯，我们只是在斗嘴吗？不是，是真的很激烈地争吵。”

“可是，”塔奇雅回忆，“他也很热情，他的内心很温柔，我们互相倾诉一切。男人很天真，所以我教他一些事，关于女人的事，给他的小说很多材料。我的印象是加夫列尔有过的女人很少，当然，当时他还没有和女人同居过。我们虽然经常吵架，但也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以前会谈小婴儿的事，他会长什么样子，帮他想名字。加夫列尔告诉我无数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家人、巴兰基亚、塞培达等迷人的故事。实在很棒，我很喜爱。加夫列尔也常常唱歌，特别是艾斯克隆那的瓦伽娜多——像《空中之屋》。他也唱昆比亚音乐，像《我的漂亮女孩》。他的声音很美。当然，虽然我们每天都吵架，但晚上对彼此的了解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加夫列尔常常在埃尔南·维耶科位于葛内果路家里无尽的派对中唱歌。维耶科非常有魅力、蓝眼、浓眉、很吸引人。他是唯一有房子、有钱、有车子的人——他非常喜爱MG跑车。加夫列尔总是在那里唱着歌、弹吉他，他舞也跳得很棒。我们也有法国朋友住在榭鲁毕尼路，河的另一边，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所有布拉松的歌曲。我第一次去共产党的‘人道节’也是加夫列尔带我去的，同行的有他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在那一方面，我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我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听着男人谈论政治。当时，我对政治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想法，不过我的直觉是要支持进步的思想。在我看起来，加夫列尔是个值得赞赏、专注、有原则的人，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道德这方面，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非常正直、严肃、值得尊敬的人。当时在我的眼里，他和其他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自己曾经说，仿佛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共产党员也有好坏之分。’加夫列尔看我一眼，有点严厉地回答：‘不，女士，只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分。’”

“我必须承认，在怀孕的过程中他非常平和讲理，这一点儿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想，关于生小孩儿这件事他很乐观其成。‘他很自满’，如他们这里的人说：只要我想要的，他都可以忍受。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他知道我对孩子的事很认真，所以他知道我希望他娶我。对于这件事，他很大方也很软弱，他只是放手让我决定。我不认为他像我一样对这件事那么的害怕。也许，从他拉丁美洲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并非不寻常或值得震惊，据我所知，他也许还觉得很骄傲。”

“后来，我在巴黎北部找到一位男护士，他放进一根探针。我记得似乎是加夫列尔找到他的。因为第一次掉出来了，他必须再做一次，实在是太糟糕了，但还是没有用。这完全是我的决定，不是他的。当然，到那时，虽然可能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和上帝已经疏远，但等到我们经历这些时，我已经怀孕四个半月了，非常的绝望。这是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时期。后来我出血，他非常的害怕，差点昏倒——加夫列尔看到血时，嗯，你知道……我在皇家港产科医院住了八天，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晚上到探病时间的时候，加夫列尔总是第一个到医院的父亲。”

“流产之后，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段感情结束了。我一直威胁要离开，终于真的走了，就这样离开，先到维耶科他家去疗养，然后到马德里。我很难过，筋疲力竭。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一直能够掌握，但这场怀孕伤害我很深。1956年12月，我从奥斯特利兹火车站离开巴黎，加夫列尔安排一群朋友带我到车站。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从手术后康复，但内心仍然非常脆弱。当然，我们抵达车站时已经迟到了，行李必须仓促抛上车，我急忙上车，甚至没有时间一一说再见。我有八个行李箱，加夫列尔总说是十六个。火车开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双手捂着脸贴着窗户哭泣。接着，车子开始移动时，我瞪着窗外的加夫列尔，表情感伤的加夫列尔，他开始起步跟上，又被抛在车后。其实，他在1956年真的伤了我的心，他就是无法面对。当然，我不可能嫁给他，对此我从来没有一丝丝的后悔。他太不可靠了，有这样的父亲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对不对？然而在某种层面上，我却错得一塌糊涂，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塔奇雅是位勇敢、幸运、有毅力、勇于冒险的女性，愚蠢或聪明得足以在这些特质成为女性的“权利”之前就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虽然她的故事是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不难想象并非出自她的选择。经历过一段重要的感情之后——她在这段感情里也发现自己为文学这个职业“牺牲”——很难想象她会忍受任何对她而言无法接受的事。也许，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强烈的联系，但在她怀孕之后变调，对事物要求太多——要不就是结婚，要不就是结束。这并不是她第一段认真的感情——不过，这却是双方第一次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

对于堕胎的尝试，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太高兴，海岸区的传统并不认为孩子会是问题。在他的家庭里，包括他的外婆特兰基利娜、母亲路易莎，她们都接纳许多和她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孩子，他也许因而对于孩子的死亡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他和别的女人生小孩儿，梅塞德斯会很不好受，但拉丁美洲人对此比较习惯，不如欧洲人一般地严厉批判。至于他很快回去迎娶梅塞德斯，他也许会想：那又如何？她之前也不过是个孩子。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拉丁美洲男子而言，在巴黎谱出恋曲本来就是意料中之事，若是没有的话，他的朋友反而会很失望。如果塔奇雅把孩子生下来，也许他终究还是会离开她。在他选择梅塞德斯时，他似乎也刻意选择了一个和他来自相同背景的女人，她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喜好。

塔奇雅离开了，但他还有他的小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本小说非常的独特，所设定的时空背景正是他写作的时间，1956年年底，欧洲处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境之中。详细情节早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之前就已经形成，时间是10月，主角是一位上校，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住在马孔多，七十五岁的他在哥伦比亚森林深处一个令人窒息的河边小镇腐朽、凋零，上校等他参加“千日战争”之役的抚恤金已经等了五十六年，没有其他谋生方式。上次收到国家发放抚恤金之机构的来信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然而他仍然每天满怀希望的去邮局查询。因此，他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永远没有出现的消息。他和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奥古斯丁，他是个裁缝，年初时因发放秘密的政治宣传册而被政府杀害。本来是奥古斯丁在照顾两个老人家，他遇害之后留下他的冠军斗鸡，值一笔不少的钱。上校忍受无数的侮辱，只因为不愿意把这只鸡卖掉。对他和儿子的朋友而言（朋友名为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只斗鸡成为尊严和抵抗的象征，也是回忆奥古斯丁的纪念品。上校的妻子比较务实、体弱多病的她需要治疗，并不同意他的作为，时常催促他把公鸡卖掉。小说结束时，上校仍然在顽固地抵抗。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本小说有多重的灵感：第一，由于他总是先有视觉灵感才开始创作——这是他许多年前的记忆，他在巴兰基亚鱼市场看到的一名男子，“带着些许沉默的焦虑”等待着一艘船。第二，属于比较个人方面的，是他自己的外公等待“千日战争”抚恤金的回忆。但就体型上而言，主角的雏形是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父亲，也是一位上校，他比较瘦，因而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象中挨饿的主角。第三，很明显的灵感来源还有“暴力事件”期间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第四，就艺术灵感而言，有来自德·西卡的《风烛泪》、柴伐蒂尼所写的剧本，关于另一名男子与他另一个珍藏的物品（他的狗），在同代的普遍的冷漠之中，在战后的罗马过着沉默、如耶稣苦难之路的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的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来自第五点，也是最直接的一点——他和塔奇雅当时所经历的戏剧性人生，以苏伊士运河危机作为政治处境的背景，在他们的生活和小说里俯拾皆是。

在现实生活与小说中，两位女性都忍受他所诠释为同居男性的自私或软弱，这个男人必须顺服自己，他有比她还重要的历史任务。两位女性都照顾这个男人（在小说里老夫妻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塔奇雅最后厌倦了照顾加夫列尔），她负责家里所有必要的重要工作，发挥母性天分，做着所有的实务工作，他则无益地卖力于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世界里，毫无希望地迟滞着，以斗鸡象征他的勇气、独立、最后的胜利。她坚信在最后会以悲剧收场，他则维持不屈服的乐观。上校儿子的死和小说主要的情节过了九个月时，妻子对上校说：“我们是儿子的孤儿。”此话足以当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恋情的墓志铭。那公鸡（小说、作者的自尊）是个人认同集体价值的象征，让生活得以继续，可平息仿佛纪念碑一般的罪恶感及哀伤（流产，儿子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信条可能一直都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某种散文体，虽然无可否认归属于“写实主义”，但具有如同诗一般的功能。中心主题的等待、希望、气候现象、身体的功能（尤其是排泄，或者在不幸的上校身上，无法排泄）、政治和贫穷、生与死、孤独和休戚与共、天命和宿命，都不可能切割。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对白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借由笔下厌倦人生的角色所传达的幽默，轻微的调整不同，借以凸显差别，是他成熟作品里最重要的特色。如同塞万提斯的独特，那毋庸置疑的幽默在这个优美的短篇小说中得到明确的表现，正如上校自己一般，不论多么短暂的描绘，都成为20世纪小说里最难忘的人物。最后一个段落是所有文学里最完美的一段之一，似乎集中、进而释放整本书所引领出来的主题和影像。疲累不堪的老人想办法睡着了，但他恼怒的妻子无法控制地、用力地把他摇醒。既然他终于决定不要卖掉斗鸡，而是帮它准备上场，她想知道他们现在要靠什么过日子。

“我们要吃什么？”

上校花了七十五年 —— 他七十五年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来到这一刻。他感觉纯净、清明、无敌，那一刻他回答：“狗屎。”

读者也感受到这释放的感觉，在完美融合的结局和释放、解脱感之间不言而明的对比，找不到什么美学的乐趣；一种提升的意识、抗拒、反抗。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如此重要的尊严，如今已然恢复。

数年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成为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巨作，如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中完整的张力、谨慎安排的情节节奏，以及杰出的结局几近完美。作者本人后来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有我“从新闻学来的紧凑、简洁和直接”。

然而，小说的结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总是有另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二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本奇特、令人不安的故事《雪地上的血迹》，也可以称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修正版。如果前一部作品是他对于当时情境的诠释版本，无疑的是为自己辩驳，那么，后面这一本同样清楚的是自我批评，并且对塔奇雅迟来的辩白。他是改变了心意，还是尝试抚慰许多年前的情人？在后者的故事里，一对年轻的哥伦比亚情侣到马德里度蜜月，然后开车到巴黎。他们离开西班牙首都时，那年轻女子妮娜·妲贡德收到一束红色玫瑰花，刺伤了她的手指，一路流血流到巴黎。她一度说： “想一想，雪地里的血迹一路从马德里到巴黎，可以写出一首好歌。”自然，失去这么多她自己的血之后，作者一定记得塔奇雅走了相反的方向，在寒冬之中一路从巴黎回到马德里。这一切是在驱魔吗？在故事里，这对年轻的情侣抵达巴黎时，熟悉法国的妮娜已经怀孕两个月，住进同一家医院——“一家大型、晦暗的医院”，就在当费尔—罗什罗大道旁，1956年塔奇雅治疗出血之处，她当时极有可能在此死去，但实际上死去的是她未出生的婴儿。妮娜未受教育的丈夫这次到欧洲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哥伦比亚，他在巴黎的雪中手舞足蹈，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看到雪时一样。结果，在冰冷、充满敌意的巴黎，比利·桑伽兹·阿维拉完全无法面对危机，而妮娜在医院中死去，他甚至没有在她死前见到最后一面。

塔奇雅离开了。圣诞节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法兰德斯旅社，全部的时间都住在那里，他后来称之为“1956年悲伤的秋季”结束时，大多数的朋友把塔奇雅的问题与她戏剧性的离去怪在他的身上。然而，这本小说已经在最后阶段，他已经找到方法为发生的事提供正当性，至少对他自己而言（他认为不和其他男人谈自己的感情问题是一种荣誉），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虽然有个唠叨的女人，小说尾声斗鸡的存活也是小说本身的存活；最后，小说就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的几星期之后完成，他把日期定为“1957年1月”。小孩儿没有诞生，诞生的只有小说。塔奇雅说，在那几个月那样的情形之下他居然还能完成小说，他很“幸运”。很难同意这和运气有任何关系。

如今没有塔奇雅买食物、讨价还价、煮便宜的餐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勉强度日，就像老上校在小说第一页刮他的咖啡壶一样。他后来告诉朋友何塞·丰特·卡斯特罗，自己曾经在冰冷的阁楼上躲了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只喝自来水，只为了躲避旅社的经理。他的弟弟古斯塔沃回忆道：“我们在巴兰基亚喝酒的时候，我记得贾布告诉过我一个秘密：‘《百年孤独》出版之后，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才走到那里。没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已经沦落到在巴黎吃垃圾堆里的食物，’他告诉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帮过我忙的朋友的派对，派对结束之后，女主人请我帮她把垃圾拿到街上去，我饿到当场就从里面捡东西来吃。’”

在其他方面，他也有未解决的困难。有些朋友认为是他抛弃塔奇雅，因而和他渐行渐远，不再对他亲切大方。他在一家拉丁美洲俱乐部“休息站”找到一份唱歌的工作，他和塔奇雅曾在那里度过几个夜晚，她自己曾经也偶尔在那段时间找到工作。他大多不是唱瓦伽娜多，而是唱墨西哥传统音乐，和一位委内瑞拉画家兼雕刻家赫苏斯·拉法叶·索托唱二重唱，他是动态艺术的先锋之一。他一个晚上赚一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八美元），到处吃人家的饭。他尝试回到《恶时辰》的写作上，然而，和老上校在一起这几个月之后，《恶时辰》对他已经失去魅力。巴兰基亚“洞穴”的朋友成立了“帮助贾布朋友社团”，他们集资凑了一张百元大钞，在“罗登书店”苦思用什么方法寄给他们的朋友最好。豪尔斯·罗登利用他在共产党的经验，解释自己如何学到用明信片寄送秘密信息。他们按照这个方法，同时寄了一封信解释这个做法。当然，明信片比信早到，而愤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盼望的不仅是祝福，嗤之以鼻地大骂：“混蛋！”把明信片丢进了废纸篓。当天下午，解释的信件寄达，幸运的他在旅社的垃圾堆里翻出了那张明信片。

然而，他没有方法可以换钱。当时在罗马寻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摄影师基耶尔莫·安古罗回忆道：“有人介绍他一位叫‘妞妞’的朋友，她刚从罗马来，而且刚领到薪水，身上应该有很多钱。所以他去见她——那时是冬天，他包得很紧——‘妞妞’打开门，迎面而来的是暖气房倾泻出来的一阵暖风，‘妞妞’没穿衣服，她并不漂亮，但身材绝妙，不需要挑逗她就会脱掉衣服。所以，‘妞妞’坐下来——根据贾布的说法，让他很不舒服的是她继续好像穿得端端正正一般——跷起二郎腿，开始谈起她所认识的哥伦比亚和哥伦比亚人。他开始告诉她自己的问题，她点点头，走过房间到一个小小的钱柜旁。他了解到她想和他上床，但他却想吃饭。结果，他离开去吃东西，吃得太多，因为消化不良生了一个星期病。”无疑，这则二手逸闻在传诵的过程中被许多人加油添醋。是“妞妞”带了一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回罗马给安古罗读。虽然安古罗说得非常谨慎，塔奇雅回到马德里之后，“妞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似乎有过一段短命桃花。这无疑对于受伤的自我很有好处。

不过事实仍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时，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只能仰赖机票换来的现金、偶尔来自朋友的接济、些微的储蓄过活，也没有钱回哥伦比亚。不过，如今他会说法文，对巴黎很熟，有不同的朋友和点头之交，包括一两位法国人、来自几个国家的拉丁美洲人，以及几位阿拉伯人。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常常被误认是阿拉伯人——这个年代不只有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不止一次，他在例常的安全搜查中被带去警察局：

一天晚上，我正要离开电影院，一个警察在街上抓住我，在我脸上吐口水，一边揍我，一边把我押到警车上。车上都是安静的阿尔及利亚人，也是在附近的咖啡馆被抓起来痛打、吐口水。他们和逮捕我的警察一样，以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那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挤在警察局附近沙丁鱼罐头般的牢房里，穿着衬衫的警察谈论他们的孩子，吃蘸过葡萄酒的面包。为了惹恼他们，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我整晚不睡地唱着布拉松的歌曲，对抗法律与秩序的凌辱以及愚蠢。

这一夜他在里面交了几位新朋友，阿赫梅·铁巴是位医生，针对这场冲突提供他身为阿尔及利亚人的观点，甚至让他参与了几次代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颠覆活动。不过在经济上，情况越来越糟，一个冷酷的夜晚，他看见一个男人穿过圣米歇尔桥：

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处境，直到某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卢森堡花园旁，整天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地方睡觉……我走过圣米歇尔桥，感觉自己在雾中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可以清楚地听到另一头传来的脚步声。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雾中，在同一个人行道上，和我一样的速度，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格纹外套、红黑方格，那一刻，我们在桥中央经过对方时，我看见他凌乱的头发，土耳其人的胡子，白天饥饿、晚上无眠的悲伤表情，我看见他的眼中满是泪水。我的血顿时凝结，因为那个男人的长相真的酷似在回家路上的我。

后来谈到那些日子时，他会宣告：“我也知道等待信件、饥饿、行乞的滋味；我就是这样在巴黎写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体内有一点点儿的我，一模一样。”

大约这个时期，财务状况非常不同的埃尔南·维耶科在塔奇雅流产后收留了她，解决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的问题，并借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12万法郎让他去付给法兰德斯的拉瓜夫人。某天晚上，从派对出来的路上，虽然酒醉但意识仍然清醒，维耶科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问现在旅社的账单累积到多少？加西亚·马尔克斯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年轻时，人们经常帮助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总是看得出来，不论他的情况有多糟，他从来不会特别自怨自艾，也不会开口求助。最后，在一阵酒醉的戏剧之后，维耶科掏出一支钢笔，在路边一辆车的车顶上开了一张支票，塞进朋友的大衣口袋里，面额大约相当于三百美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加西亚·马尔克斯深深的感激，但也觉得羞辱。他把钱拿给拉瓜夫人时，她的反应是结结巴巴，反而还红着脸不好意思——这里毕竟是巴黎，波希米亚和困苦的艺术家之都——“不用、不用，先生，这样太多了，你先付我一部分就好，其他的以后再付。”

他因而得以活过那个冬天，没有小孩儿的父亲这个角色，没有被一位欧洲赛丝（妖妇）给困住，梅塞德斯还在哥伦比亚等着他。1957年年初，某个晴朗的日子，他看见偶像海明威和妻子玛丽·威尔许在圣米歇尔大道上朝着卢森堡公园走去。他穿着旧牛仔裤、伐木工人衬衫，戴着棒球帽。加西亚·马尔克斯害羞得不敢靠近，又兴奋地想做点什么，结果他从马路的另一头大叫：“大师！”这位伟大的作家，他关于一位老人、大海和一条大鱼的小说某部分启发了年轻人最近完成的小说，一部关于一位老人、政府抚恤金和一只斗鸡的作品。海明威举起手，以稍微带着点稚气的声音大叫回应：“朋友，保重！”

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摄于巴黎法兰德斯旅社。

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前女友），摄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