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5

现在他该做些什么？六十九岁的作家仍然充满活力、满是计划，仍然强烈地受到政治的吸引，如美国人所说的献身“改变”。然而，他还是位小说家吗？《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加入卓越的虚构成分，但仍是一部历史小说。同样地，《绑架》是纪实小说，的确，纪实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很清楚的是，《迷宫中的将军》写的是“当时”，两百年前哥伦比亚如何开始；《绑架》写的是现在，哥伦比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两者都以无可否认的神韵写成。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内心是否还有颇具抱负的创作想象力，或者，世界历史的伟大泉源其实已然枯竭？毫无疑问地，世界虽然臣服于他的脚下，却已经不是成就他的那个世界了。他是否能够回应这个新世界——后共产党、后乌托邦、后现代的世界，如今正跨越时代，进入21世纪的这个疲惫世界？

老实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完整地对这个新时代加以反映，要求一位老人做出反映实在太过苛求，虽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这是他自找的。这是伟大文学的时代，但不是伟大作品的时代。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时期，一般大众和评论家对于大多数伟大艺术家的看法一致，但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少有作家或任何类型的艺术家，让他们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得到一致的看法。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少数公认的伟大作家之一，《百年孤独》是少数公认的伟大小说之一，两者都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公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名单上。除此之外，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经常出现在20世纪“前五十”或“前一百”小说排行榜上。他还能再锦上添花吗？他该尝试吗？

他当然想继续下去。他曾经表示，自己在《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本书之后完全掏空”。不知为何，他总是有办法下定决心、找到灵感获得新的主题、新的形式，也想到下一个计划，先是他想写的小说，随后成为他需要写的小说，再变成绝对必须写的小说。现在也是一样，他还在寻找。的确，他告诉采访者自己希望“回归小说”。一如往常，他自有计划。他手上有三篇短篇小说，他认为加在一起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爱情和女人。他告诉《国家报》：“我身边都是女人。我的朋友大多是女性，梅塞德斯必须学习那就是我存在的方式，我和她们的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开始失去记忆，这是他整个人生和作品的根源。（这也发生在《族长的秋天》受到自传灵感启发的主人公身上。）然而讽刺的是，碎纸机是他家中最常用到的机器。不过，最近他暂缓销毁《爱情与其他魔鬼》 的手稿，送给梅塞德斯当作礼物。他似乎没有察觉到在计算机时代，大部分的故事发展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计算机之中，手稿已经失去大半的魔法，包括财务上的利益。的确，从手写进化到打字机再到计算机生产，可以解释读者心目中作者光辉逐渐淡去的部分原因，或许也是作者自己失去信心的原因。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人成功地抗拒这个过程，他销毁大部分准备中或未完成的作品，刚好符合自己强烈的自信，虽然他不会想如此解释，但艺术家的工作是拿出传统典范上完整完成的作品。

退休这个话题隐隐约约地萦绕着，但所有的征兆都很糟糕。这是所有族长的秋天，即使数百万人都希望桑佩尔辞职，他仍然执拗地拒绝这么做；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被迫退休；卡洛斯·萨利纳斯成功地完成任期，但被威胁会被送进监狱或更糟的处境，只好乖乖出国；没人有办法强迫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但他很快就要满七十岁；革命已经逐渐年华老去，可是有谁能取代他？真情流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参加波哥大的新书发布会，而是前去探望另一位不情愿的退休人士菲利普·冈萨雷斯，他受到指控和丑闻缠身的困扰，在西班牙总理官邸蒙科洛亚宫待了十三年之后，被选民扫地出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到马德里就赶到蒙科洛亚宫，但总理不在家；大作家在蒙葛拉哥国家公园找到孤零零的总理和保镖，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另一位失去权力和荣耀的角色。他们上次见面拥抱时，冈萨雷斯说： “老天爷，兄弟，我想你是西班牙唯一一位愿意拥抱总理的人。”如今，他宣布离职，准备退休；即将取代他的是右翼领袖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

在西班牙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庆祝他的七十岁生日。这是另一场秋天的大事，和探望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并非那么截然不同。菲德尔并没有考虑退休，但他正处于前所未有省思的心境。他是这么一个活在未来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一分钟一分钟地征服现在，却终于有这么一次在思考过去，他自己的过去。他曾经说并不希望特别庆祝，但贾布宣布他仍然要和梅塞德斯一起前往古巴。菲德尔虽然由于公务繁重，无法在8月13日当天正式庆祝生日，不过，他那天晚上仍然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接受他的礼物，一本哥伦比亚卡罗与库尔佛语言学院所出的字典。两星期后，菲德尔透露自己准备的惊喜：他带着贾布、梅塞德斯、几位亲近的同行、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回到他出生的小镇比兰，“一次回到过去的旅程：他的过去、他的回忆、他学说话的地方；射击、繁殖斗鸡、钓鱼、学拳击，他受教育、成形之处；他1969年离开后就未曾再回去，一生中第一次可以在双亲墓前献上花束及敬意，在这一刻之前他都无法做到。是这样的一段旅程”。菲德尔陪着客人在小镇上到处散步，回到旧学校（他坐在以前的座位上），回想小时候的活动（“我比里根还像牛仔，因为他只是电影牛仔，我是真正的牛仔”）。他回忆母亲，还有她的个性及独特之处，他充分回想，感到满足之后宣布：“我没有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的记忆里没有幻想。”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前和母亲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一定得到了很多思考的灵感。

9月，回到卡塔赫纳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家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并没有家的感觉，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因为从圣塔克拉拉饭店可以眺望他家：他们在这里就是觉得不舒服；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这里。一位阿根廷记者鲁道夫·布拉切利曾经采访过玛鲁哈·帕夏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经历，以及《绑架》里对他们的描绘；利用她的关系，布拉切利接触生气但仍乐于提供资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这阵子接受采访的表现越来越具省思与哲学意味，就像处于危险境地的老士兵，带着些许迷惘： 内容有趣、信息丰富，甚至颇具分析性，但已经不为了专注在单一项目上而排除其他，他对于下一个计划已经不像过去一般全神贯注。他再度提到自己虽然是“记忆专家”，却已经开始忘东忘西，特别是电话号码。他的母亲如今有时对他说：“你是谁的儿子？”其他时间她又完全记得，他会问她对他童年的回忆。“她现在说得比较多，因为已经不需要隐藏，她已经忘了自己的偏见。”

他告诉布拉切利自己发现有很多朋友突然满七十岁，这实在是个意外，“我从来没问过他们几岁。”他说自己对于死亡的感觉是：“愤怒。”六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我记得很清楚：某天晚上我在读一本书，突然之间，我想到完蛋了，这会发生在我身上，逃也逃不掉，我永远不会有时间思考这件事。然后突然之间，砰，天呐，逃不掉。我感觉到一阵冷战……就像六十年全然的不负责任一样。我解决的方式是杀掉角色。”他说死亡就像熄灯或是接受麻醉。

自从《抉择》杂志结束，他在《观察家报》和《国家报》的每周专栏开始，他就清楚地处于沉思默想、回顾的心境，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他虽然销毁了私生活大多数书面的线索，甚至是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然而，对于工作上两个特别的层面，他越想越多。首先，在如何做到以及时间点这方面，也就是技巧和时机。他显然是个名匠大师，越来越能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或海明威一样说故事，因而有了他在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写剧本的“工作室”，还有现在马德里和卡塔赫纳的记者工作室。这两者都是关于说故事：如何把现实分解成故事，把故事分解成有组织的元素；如何叙述，让每一个细节自然地引领到下一个细节；如何以组织结构让读者或观众无法停止阅读。第二是内容和动机：因为他的“羞耻和难为情”的感觉，他厌恶表现出感情及内省。然而近几年来，他更有兴趣辨识出自己人生经验中经历过的粗胚材料，几年来在他的作品中为了不同的文学和美学目的而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就某部分而言，这是他控制自己故事的方式，确定一定要经过他的诠释才能形成这些故事。他已经掌控自己的形象三十年了；现在他想要掌控自己的故事。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州帕萨迪纳参加第五十二届美洲媒体协会大会，有两百位媒体老板与会，加上中美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黎戈贝塔·门楚、奥斯卡·阿里雅斯、亨利·基辛格。《观察家报》的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被选为下一届理事长，大家同意下次会议在瓜达拉哈拉举办。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关切他所领导的新闻基金会，发表了一场政策性演说，宣告“记者已经迷失于科技的迷宫之中”，团队作业不受重视，为竞争独家消息而伤害了严肃的专业工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个关键领域：“应该以才华与才能为优先；不应该把调查性报道当成特别活动，因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调查性报道；职业道德不应该是偶然出现，而是永远伴随记者，正如伴随苍蝇的嗡嗡声。”（最后一句话成为他的新闻基金会的座右铭。最重要的口号是：“不要只是当最优秀的，还要以最优秀的记者为人知。”这非常具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正如他的新基金会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主要关切的是个体记者所应该做的事，以改善他们的专业及道德标准；70年代时，他最关心的则是媒体的所有权。如今，他所身处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许，只有他会试图巧妙地应付这双重生活，凭此辩论民主国家中布尔乔亚媒体的问题，却又忠诚地支持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也就是古巴；古巴在卡斯特罗的掌权下从来没有媒体自由，也永远不会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步发表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哈瓦那的《格拉玛报》和《叛逆青年报》。在这个年代里，他已经不能用社会主义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当成借口，他越来越难维持这样的立场。但如果他还在谈论这些议题，甚至假使他想要谈论这些议题，就无法和那些富豪混在一起——例如他未来最大的金主，亦即蒙特瑞的水泥大王洛伦佐·赞布拉诺——也无法说服他们吐出钱来。

桑佩尔在圣诞节前宣布将引入新的电视法，成立委员会，决定电视频道是否不负所托地采取中立。大家都假设不久他就会取消“库阿贝”的播放执照，因为“库阿贝”批评桑佩尔不遗余力，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从1981年以来首次任由当权者摆布。他特地宣布自己不会在哥伦比亚庆祝七十大寿。3月6日，他、梅塞德斯、罗德里戈、贡萨罗和他们的家人，在国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度过生日。不可避免地，所有的拉丁美洲报纸都登载他的七十岁生日，同样记录下来的是《百年孤独》的三十周年纪念。只要报纸上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销售量就和他的书一样好，因此报社只要找到借口就会刊登他的消息。虽然他坚持不要“还活着就接受死后的敬意”，但他打算更加强调自己不在哥伦比亚的事实，因而在所有的地点中，他选择接受9月来自华盛顿的多项周年庆祝邀约，以他第一个出版的故事五十周年作为基准点。在华盛顿，这样的庆祝通常需要主角祖国使馆的合作、安排、批准。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和不远之处白宫里的权贵一直维持联系，那些人士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好友；不论美国多么具有霸权心态，在这个组织中也只是同辈中最年长的而已。贾维里亚唾弃他如今认为是桑佩尔政府的耻辱，愤怒地认为桑佩尔政府浪费掉他留给他们的遗产，却利用自己的关系，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为名安排一系列的活动，以自己官邸的宴会及乔治城大学的晚宴达到高潮，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大学校长里欧·唐纳文神父的贵宾。

随着重要的千禧年逼近，几年来西方文化中发展出周年纪念的趋势。1492年，1776年，1789年，在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下，这些年份相当于临时的主题乐园。在控制范围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变成自己的主题乐园，自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来的文学世界里无可比拟。《百年孤独》这本书改变了世界，不但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也改变了拉丁美洲以外的读者；《百年孤独》出版之后，他自己很快地意识到这一点。渐渐地，他开始了解到自己才是下金蛋的金鹅，包围他的“名人狂热”之剧烈、蔓延力之强，对于他所有的计划、策略、手腕而言，他做什么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也超越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进入不朽及永恒之中。营销手法可以调整，但他的魔法是自主的。他承受极大的压力，必须避免自己人生剩下的时间变成一场漫长、永远颂赞他一生的周年纪念。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迷宫？他还想逃离这个迷宫吗？

9月11日，他前往白宫与比尔·克林顿共进午餐。克林顿已经读了《绑架》的手稿，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送他一本个人化皮面装订的英文版，“才不会这么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把《绑架》的手稿复印本寄给克林顿时，他寄了一张短笺说“昨晚我把您的书从头读到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之一，希望在书出版时把这无价的夸奖用在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的，我肯定他会同意，但如此一来，他永远不会再写另一张短笺给我。”两人讨论哥伦比亚的政治情势，也触及拉丁美洲毒品生产的问题，以及美国使用毒品的问题。

然而，桑佩尔还是不肯让步。华盛顿庆祝会的几个星期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桑托斯家族的政治新星胡安·马努耶见面，讨论哥伦比亚持续恶化的状况。桑托斯宣布会在1997年下次总统选举时争取代表自由党参选。他们是否各自密谋，或共谋把桑佩尔拉下台，只有他们知道，不过，他们提出一个“和平计划”，涉及哥伦比亚所有阵线之间的谈判——但不包括桑佩尔政府！在压力下，桑托斯最后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做一些大胆的事，我们必须让大家表达，以便分担失败，因为我们全都打输这场战争”）。然而，此项计划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曝光之后，桑托斯否认自己试图把总统拉下台。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飞往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华盛顿直接前往马德里，和前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会谈（因而冷落了新任右派总理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不过，菲利普·冈萨雷斯等于是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表示除非桑佩尔同意谈判，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才会支持。

1998年1月，经过严峻而困难的谈判之后，如今年老体弱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终于一偿夙愿，访问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7年向我保证，教皇是个“伟大的人”，我应该读他的传记。）这当然是菲德尔以他的方式表现古巴虽然坚持革命的原则，但也可以做出弹性的调整，也准备和世界上的强权国家谈判；在仅此一次的条件下，他甚至允许庆祝圣诞节。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最有资格坐在卡斯特罗身边的莫过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教皇长期以来积极反共，但在许多层面上也以反资本主义、反对新消费社会的颓废闻名，因而似乎值得冒险接受他的来访。不幸的是，对古巴和卡斯特罗而言，这本来是大量正面宣传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美国，却被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案挤下世界媒体版面。这是双重灾难：教皇的访问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世界性冲击，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克林顿的政治影响力因为这件丑闻及随即而来的弹劾大幅地削弱。克林顿剩余的任期只能坐以待毙，就像桑佩尔一般的无助。其中的讽刺不可言喻。

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不回哥伦比亚参加5月的第一轮选举。不过，通过电视画面，他在墨西哥的家里，解释自己为什么支持保守党二度候选人安德烈·帕斯特拉纳：“和安德烈一起拼命！”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支持保守党候选人！马尔克斯上校会怎么说！他的家族成员以不赞同和麻木的心态看待他的举止。不过，据说帕斯特拉纳和迈阿密的古巴人很接近，也许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此举和其他方法有助于古巴。作为回报，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协助帕斯特拉纳制定教育政策，重要性仅次于他最关注的和游击队的和平谈判。

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自由党媒体凶猛但不情愿的批评。“达塔南”在《时代报》写了一篇才华洋溢的文章，很清楚的是写给目前为止干预哥伦比亚政治，但如今显然已逝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墓志铭。他对于帕斯特拉纳的政权究竟有多少影响力，令人怀疑。不论共同行动或各自努力，没人看见他或安德烈“拼命”。就连头脑清楚的实用主义者贾维里亚，都尝试让古巴在缺席三十四年之后回到美洲国家组织，但这项决议毫不意外地遭到美国的否决。此事等于是对帕斯特拉纳的提前攻击，他也许反而觉得如释重负，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让安德烈掌权的策略胎死腹中，无疑地解释他虽然承诺投入哥伦比亚事务，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如此兴趣缺失。克林顿并没有兴趣改善和古巴的关系，但帕斯特拉纳的“和平计划”承诺终结毒品交易。秋季，经常前往墨西哥探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洲开发银行主席借了一大笔钱给哥伦比亚，好“借由开发达到和平”。接下来的四年间，在国内外的情势演变之下，帕斯特拉纳是华盛顿最尊荣、最受到款待的贵宾之一。10月27日，他首次以哥伦比亚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是二十三年来的第一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出席，身边围绕着一群折中主义的美国“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大部分是音乐家和演员。这样的荣幸是对帕斯特拉纳的反馈，他之前同意克林顿的“哥伦比亚计划”，让人想起冷战策略的颠覆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必定觉得深深难为情，但他此时并未针对此事发表公开声明。

1997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电视时段被剥夺之后，他几乎马上决定买下《变化》，这份杂志原本和西班牙杂志《变化十六》有关系，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转型期间影响力很大。《变化》（“改变”刚好是安德烈·帕斯特拉纳竞选时唯一的口号）是哥伦比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周刊《星期》直接的竞争对手，类似《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之间的竞争。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说弟弟埃利希奥的好友兼同事帕特里夏·拉拉准备出售杂志，他找了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库阿贝”的前任社长，也就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儿子莫利西欧·巴尔加斯（曾在贾维里亚的政府任职，公开批评桑佩尔）、《星期》的记者罗伯托·彭波以及其他人竞标（包括梅塞德斯凭自己的能力竞标）。圣诞节时，交易已经完成，新公司名为“开阐有限公司”，以《爱情与其他魔鬼》中熟知怀疑论的医生命名。1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开始写长篇头条文章，主要关于如他自己的有名人士（查韦斯、克林顿、韦斯利·克拉克、哈维尔·索拉纳），以提高销售。《纽约时报》的拉里·罗特隔年采访他，记录下“1999年1月底的某个晚上，《变化》举办派对庆祝重生，他待到半夜，和两千名受邀宾客打招呼。接着回到办公室，彻夜不寐地写下一篇关于委内瑞拉新总统乌戈·查韦斯的长篇报道，赶在日出截稿前写完。‘我上次做这档事已经是四十年前了，’他说，声音透露出喜悦，‘真棒。’”

查韦斯那一期的杂志揭露了许多信息。乌戈·查韦斯上校就是当初企图颠覆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友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总统的士兵。不过他在委内瑞拉掌权之后，卖给古巴可靠又便宜的石油，救了卡斯特罗的古巴一命，让菲德尔得以喘息。此外，他是个“玻利瓦尔主义者”，主张拉丁美洲团结与独立，他准备把委内瑞拉的前途和自己绑在一起。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在幕后帮助古巴以及促成拉丁美洲的团结，查韦斯也许期待受到他完整而秘密的支持。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查韦斯始终提不起劲，也许是因为他之前和帕斯特拉纳还有克林顿的关系；而且，查韦斯的反美立场不但持续而且还有害。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9年1月在哈瓦那和查韦斯碰面，回到墨西哥的路上，他们一起搭机前往委内瑞拉。后来他写了一篇全世界同步发表的长篇报道，帮《变化》赚了不少钱，而且深具影响力。结语写道：

我们的飞机大约在凌晨三点降落于加拉加斯。我看着窗外这个令人难忘的城市，一片光之海。总统以加勒比海式的拥抱道别。我看着他走开，身边围绕着保镖和他们身上的功勋，我有种奇特的感觉，自己和两个互不相干的男人一起旅行、谈话。一位有着顽强的运气，得以拯救自己的国家，另一位是个魔术师，却很可能是在历史上写下另一页的君王。

若泽·萨拉马戈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仍是共产党员，也是位直言不讳的革命家；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以及如今同样无所不在的若泽·萨拉马戈一起在古巴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戴着眼镜的菲德尔朗读一篇讲稿，表示在跨国资本主义（得益者为大资本家）及消费资本主义（得益者为他们的客户）的时代里，如今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接下来的四十年具有决定性，祸福难料，要看人们是否了解世界生存唯一的希望是结束资本主义体制。没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作何感想，但从他的眼神看起来，他似乎生病了，疏远而心不在焉。然而，他还是非常努力地增加《变化》令人失望的销售率。一篇比写查韦斯文章流传更广的文章是《我的朋友比尔为何必须说谎》，此文震惊了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没有专注于共和党共谋弹劾的恶意，却把此事当成只是一个典型的男人追求的性冒险，如同所有典型男人明显的作为，试图向妻子和所有人隐瞒。

在哈瓦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菲德尔呼吁，结束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破坏世界的资本主义。然而，如今他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回到欧洲，实现另一堆承诺，为他的《变化》文章采访名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涉入一个新的组织，一个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奇怪组合，名为“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表面上的目的是跳出思维框架，思考世界发展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洲开发银行、西班牙新政府共同安排了初步会议。就某部分而言，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拉马戈联袂的另一场表演。在简短的来稿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告拉丁美洲的过去是不真实的命运：“我们成为失败的幻想实验室。我们主要的美德是创意，然而我们却只有重新加热过的教条、外来战争，以及不幸地成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后代，他只是在寻找印度人时不小心发现了我们。”他再度提到作为失败象征的玻利瓦尔，重复自己在诺贝尔奖演讲时所说过的话：“让我们安静地度过我们的中世纪。”稍后，他朗读最新的故事之一，一个外遇的故事《8月见》，事实上，对这样的场合非常不恰当。萨拉马戈扮演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角色，提议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变成黑白混血儿”，就没有必要再争论文化的问题。

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出席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国家报》老板赫苏斯·波朗哥在哥伦比亚卡罗与库尔佛语言学院的荣誉注册典礼。坐在台上的他看起来比以前更苍老，什么话也没有说。接着，如同1992年一般，他发现波哥大的海拔引发了他在欧洲不曾经历过的过度疲倦。他晕倒了，从公众视野消失了几个星期，梅塞德斯否认癌症的消息，要求媒体再“耐心”等一阵子。起初，报道说他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病，叫“一般倦怠综合征”，但大家都忧心最糟的可能性。结果诊断出来是淋巴癌，即免疫系统的癌症。他再次在波哥大病倒，波哥大再次诊断出他的病症。不过这次由于诊断的严重性，他前往儿子罗德里戈所居住的洛杉矶寻求第二意见，证实的确是淋巴癌。一家人决定在洛杉矶接受治疗，加西亚·马尔克斯先是租了一间公寓，后来在医院地产上租了一间平房。淋巴癌的新疗法不断出现，他和当初阿尔瓦罗·塞培达在纽约面对类似挑战时已不尽相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拜访塞培达的女儿帕特里夏，她是一位口笔译员，他们以前拜访美国时就接受过她的协助，最出名的就是与比尔·克林顿的会面。帕特里夏嫁给克林顿的同事约翰·欧瑞利，出身律师的他曾任驻智利大使。如同他后来告诉我的，接受治疗和随之而来的检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每个月“去见医生，决定我会死还是会活”。不过，每个月的报告都传来好消息，到秋天时，他已经回到墨西哥城，每个月定期回洛杉矶接受检查。

1999年11月底，我飞到墨西哥城探望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比我以前见到时还要瘦，头发很短但充满活力。我想到他一生中都说自己惧怕死亡，却在重要的时刻表明自己是个伟大的斗士。这场会面充满感伤，他知道我四年前也得了淋巴癌，但存活下来。他告诉我自己好几个月什么也没做，现在又在看回忆录的笔记，读他出生的那一段，描述给我听。梅塞德斯散发出沉着与决心，但我可以看到这样的努力对她而言已经很吃力。不过，她天生就有面对这种情况的能力，能让丈夫的生活维持正常，包括不特别大惊小怪的平常心。贡萨罗和孩子前来探视，眼前这位祖父的举止也一如往常。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告诉《纽约客》的乔恩·李·安德森，克林顿和帕斯特拉纳之间的“哥伦比亚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美国似乎回到“帝国主义的原型”。9月，他威胁控告西班牙媒体埃菲通讯社，要求赔偿一千万美元，因为他们报道他“帮助协调美国军队援助哥伦比亚”。这大概是他公开和帕斯特拉纳、克林顿以及他们致命的“计划”划清界限的信号。如今他对我说：“至于哥伦比亚，我想我终于习惯了。我想你必须接受。此刻情况显然已经有所改善，就连准军事组织都了解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会有内战、永远会有游击队，永远都会有，这是哥伦比亚的生活方式。拿苏克雷来说，游击队其实住在那边的房子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游击队。哥伦比亚人来这里或波哥大探望我，他们说：‘我是哥伦比亚革命军，要不要喝咖啡？’这是很平常的事。”我猜，这表示他终于放弃以直接的政治活动改变这个无可救药的国家，更不用说含蓄地承认把自己的声誉放在政治保守派的手里实在太过分，如同他许多亲朋好友所告诉他的；也就是帕斯特拉纳及美国共和党挟持克林顿成为他们的政治囚犯。讽刺的是，这场病如今让他获得掩护，让他得以谨慎地从这些不快乐的同盟中引退。也许，该是回到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了。

他偶尔写些文章，和《变化》、卡塔赫纳新闻基金会保持联系，不过主要还是住在墨西哥城，避开镁光灯，专注在康复上；或者前往洛杉矶，他和梅塞德斯得以和罗德里戈一家人相处。贾布和梅塞德斯也和《变化》的记者兼投资人罗伯托·彭波发展出密切的关系，他和《时代报》集团有密切关系，目前派驻墨西哥城。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就像贾布和梅塞德斯的第三个儿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杂志写越来越多自传性的文章，接受夏奇拉的采访，还有一个“贾布问答”专栏，可以让他发表由读者问题所启发灵感的文章。杂志上的广告表示，读者可以在网络上阅读这些文章的电子版。

不过，当然他主要的活动还是写回忆录。他时常开玩笑说，等到人们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通常已经老得什么都记不得了；但他没有提到有些人还没开始写回忆录就去世了。如今，完成这本名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回忆录成为他主要的目标。他也许记得玻利瓦尔的两难，《迷宫中的将军》接近尾声时：“让他震撼的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幸和梦想之间的比赛此刻已经接近终点，其他只是一片黑暗。‘天杀的，’他叹息，‘我要怎么离开这座迷宫？’”

他试着远离政治，不过，偶尔《变化》会把他扯进去。如今，杂志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偏向右派，但如同年轻的记者可能回嘴，他自己也一样。身为第三世界人民领袖的查韦斯时有表现，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根本不可能跟他说话”。卡斯特罗显然不同意这点，因为他和查韦斯经常见面聊天。我告诉他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菲德尔是试着要节制”。2002年年底，查韦斯说自从他们1999年年初见过面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他觉得很遗憾。查韦斯和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查韦斯统治的委内瑞拉拥有石油，所以权力比较大，而且他是以民主机制选出；看起来，除了个人问题之外（包括他和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泰奥多罗·佩科夫的友谊），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认为，对于新时代以及自己过去十年所参与的幕后民主而言，查韦斯是个无法预料的人。

2000年11月，新闻报道蒙特瑞的墨西哥实业家、水泥大王洛伦佐·赞布拉诺打算捐出十万美元，为卡塔赫纳新伊比利亚 - 美洲新闻基金会所主办的比赛提供奖金。两个星期后，消息宣布媒体集团维沙电视台打算和《变化》合作举办墨西哥版的比赛，由罗伯托·彭波主导。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墨西哥新任右派总统维森德·福克斯的就职典礼，刚好和“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的会议撞期，这次不但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参与，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再度以驻会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加上西班牙前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国家报》的老板赫苏斯·波朗哥、国际银行家安娜·波丁，以及既是墨西哥首富又曾是世界首富的卡洛斯·斯利姆，他在2007年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密友；哥伦比亚首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如今是《观察家报》老板，慷慨地赞助卡塔赫纳基金会。身为独立新闻基金会的主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应该和这些刚好拥有大报社、电视台的垄断资本家过从甚密，并不清楚，他显然从未公开谈论过。他现在通常拒绝回应所有媒体的发问，但曾经说不知道自己或其他人在这论坛做什么，直到听卡洛斯·富恩特斯精彩的演讲，解释商业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分界面的重要性！至于墨西哥，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进一步娱乐记者，说自己现在只是“梅塞德斯的丈夫”，有些人认为这是他终于承认自己最近依赖她，并感谢她协助自己经历最近和持续的检验和锻炼。他大部分的头发都长回来，瘦掉的二十公斤又长回了十五公斤，虽然观察家耳语道，他尖锐的机智和完整的表达能力并没有复原。也许化疗加速了记忆力减退，他已经对此抱怨了很多年。

幸运的是，他人不在哥伦比亚。他的老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在波哥大市郊前往乡间别墅的路上，被哥伦比亚革命军绑架。七十多岁的安古罗几个月后被释放，他告诉我，他很肯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释放有关，因为哥伦比亚革命军的人质大多遭到囚禁数年，如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当古。到了2000年年底，大家公认安德烈·帕斯特拉纳也许是哥伦比亚自1948年后的时代以来最无能的总统。2001年2月，一封由杰出人物如艾瑞克·霍布斯邦、埃尔内斯托·萨巴托、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联合写给帕斯特拉纳和小布什总统的公开信中要求，哥伦比亚与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任何联合行动，都应该让联合国与欧盟参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列名其中。再一次地，他表达对于“哥伦比亚计划”的反对之意：这不仅表示他壮士断腕地切割和帕斯特拉纳的关系，也包括他所支持的贾维里亚。

3月，如他所保证，马可司令官率领无武装的萨巴塔拥护者游击队进入墨西哥城。在罗伯托·彭波的协助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暂逃离退休生活，为《变化》进行一项采访。萨帕塔拥护者得到左翼的同情及全世界的支持，包括恰帕斯在内许多政治朝圣地的知名知识分子、艺术人士，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花时间支持的团体。的确，对于普通人的受苦，特别是哥伦比亚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被夹在游击队、准军事组织、地主、警察和军队之间的噩梦中，他对这一切的沉默，使得1980年之后观察他一言一行的人感到不安。然而，这个人从来不曾为了自己的良知而做出取悦群众的政治声明：他总是非常政治化、实际，做自己认为需要的事，与批评他的人所主张的相反，他并不会为了让自己受欢迎而刻意做一些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癌症时，他的幺弟埃利希奥也有自己的仗要打。如同贾布一般，他一面要克服脑癌晚期的病痛折磨，一方面努力想完成一本书《追随梅尔基亚德斯的线索：〈百年孤独〉的故事》。他无法如愿完成这本书，但他和亲友同意应该在他死前发表。5月出版时，埃利希奥坐在轮椅上，几乎无法说话。他是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个，破解祖传文件之后不久就去世，正如《百年孤独》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1998年10月，库奇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过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无力前往埃利希奥6月底的葬礼。

9月11日，纽约世贸双子星大楼在基地组织的飞行员攻击下坍塌，世界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变；这虽然不是小布什总统所设想的剧本，却加速了他本已看似坚决的战争之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前往古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据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滑。纽约恐怖事件的两星期后，同时也是基耶尔莫·安古罗被释放的三个星期后的2001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前任文化部部长及检察总长之妻康斯薇洛·阿劳侯诺葛拉，在乌帕尔河谷附近遭到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的绑架；将近一星期之后的9月30日，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显然是被流弹射中。全国人民都叫她“老大”，她是乌帕尔山谷与其瓦伽娜多音乐节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塞培达、拉法叶·艾斯克隆那（她也是他传记的作者）、丹尼尔·桑佩尔（直到他们为了他所写的电视传记失和）、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朋友。比尔·克林顿也见过她，后来把她写进他的回忆录里。在那些声称为了捍卫哥伦比亚人民与其文化所杀的人之中，她是大家最无法想象的受害者。

到了2002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渐渐开始公开露面。见到他的人注意到他比以前更加踌躇，有时有点迷惑、记忆力不足，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以他接近七十五岁的年龄而言，加上他持续投入《变化》和新闻基金会。这了不起的复原再度见证了他惊人的生命力。话虽如此，回忆录出版的延误，显示他的工作效率已经不如以往。他在2001年7月寄了初版给穆蒂斯，但有什么事耽搁了他的进度，最后，他找来儿子贡萨罗和哥伦比亚作家威廉·奥斯皮纳查证一些书中提到的事实，帮忙填补他日渐衰退的记忆缺口。为这本书做最后修饰之时，他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以九十六岁高龄于卡塔赫纳去世。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去。这一次，贾布还是无法出席葬礼。

8月7日，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这位变节的自由党员，以反游击队的政见就职哥伦比亚总统。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据说他们杀了他的父亲——在就职典礼上对他发射火箭炮。自由党参选人欧拉西欧·谢巴是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忠实的追随者，他再度败北。哥伦比亚人很乐意见到帕斯特拉纳下台，但投给乌里韦似乎也是一大冒险。他是来自安堤欧基亚的地主，据说和准军事组织有来往。不过，他会以异常、几乎非常激动的活力执政，他的风格同时贴近平民及权力主义，使他的支持度几乎高得令人害怕。这个年代有查韦斯、巴西的卢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智利的拉各斯和巴切莱特、阿根廷的基内什尔，他的当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南美洲唯一由右派执政的国家，虽然哥伦比亚已经非常习惯于跟不上脚步。乌里韦成为小布什总统亲密的盟友及支持者。

终于，回忆录出版的时间到了，此书涵盖的时期是从他出生到1955年。最后一刻，“Vivirpara contarlo”（living to tell“it”阳性，活下来诉说“活着”这回事）改成“Vivir para contarla”（阴性，活下来诉说“人生”，沉思人生）。一如往常，英文翻译多加了一点儿浪漫的色彩：“活下来诉说故事”，也就是从伟大的冒险中存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但这并非事先计划，也不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英文版还有一个重点：这本回忆录因为一场插曲而延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死亡、对抗癌症的插曲，以及他英勇的胜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儿，特别是他的读者。

自从出版了关于马孔多的伟大小说之后，他就一直提到他的回忆录，此举应该会让读者稍微了解到他身为作家最深的动力来自何处。他只想回到过去，只想写自己的故事；纳西塞斯想要回到他自己原来的面孔之中，然而，就连他的面孔也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消失在所有的历史之中，就连他的面孔也不断地在改变，从来不会一样。因此，即使他找到原始的那张脸——不朽，神谕——每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也会看见不同的面孔。然而，这就是他希望得到的。1967年听他说到这本回忆录的人一定会想：这个人还活得不够久。但纳西塞斯一直都活得够久，足以看自己的面孔是否还是一样；然而，如果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的面孔很美丽，那么他也注定要一直寻找她、找到她、回到她身边。因此，这本书从1950年路易莎·圣蒂雅嘉在巴兰基亚寻找她失去的儿子开始，为她十六年前的另一趟旅程带来鲜活的回忆：

母亲要我和她一起去卖房子。她当天早上才从家人所住的远方小镇来到此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找我……她在十二点整抵达。轻盈的脚步走在陈列书籍的桌子之间，停在我的面前，以她状态较佳时有点顽皮的微笑凝视着我，我还没能反应时，她就说：

“我是你的母亲。”

如此这般，在七十五岁的那一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这样的场景开始他的人生故事；再一次地，他的母亲担心他不认识她，因此必须自我介绍。他声称这场重逢是他回忆录的中心主题，发生在“我真正出生的那一天，我成为作家的那一天”。是在那一天，他再度得回母亲；他们一起回家，回到最初。

关于他的回忆录，他早在1981年就开始向记者说一些令人意外的话：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在谈他的回忆录，他希望可以很快开始写，那真的会是‘虚假的回忆’，因为如此一来，并不会写到他真正的人生如何，原本可能如何，而是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如何。”二十一年后，他会说出同样的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好，如今有跋来帮他理清：“人生并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人如何记忆、如何细述一切。”

结果，《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成了他最厚的一本书。如同他其他的作品一般整齐地（也许没有往常那么整齐）分成两半，不过，若细看结构，会发现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两半的结尾都是最没有意思的部分——对他而言没有意思，还有不幸的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关于卡恰克土地：首先是1943年到1946年的锡帕基拉部分，其次是1954年至1955年波哥大和《观察家报》 这一部分。

虽然大部分的内容非常卓越，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部实现愿望的作品： 其中隐藏所有的伤害（必须考虑到故事的开场并不是很容易面对）。偶尔深入写到他的父亲，只因为他的“个性”，不是因为贾布自己觉得有敌意或有恋母情结，或是仍然由马尔克斯·伊瓜兰那一边的家族所形象地塑造出来的世界观。一般而言，这本书继续他生命的和解——由《霍乱时期的爱情》所开始尝试的调解。作者谨慎而微弱（通常只有一个句子，有时候只有一行）地恭维他所有的朋友及他们的妻子或遗孀。书中并没有真正的私密情节或告白。这本书包括他的公开生活，以及他“虚假”、发明的生活，但并没有包括太多他的“私人”生活，关于他的“秘密”生活确实着墨更少。

此书的中心主题是叙事者经由成长、不可抗拒的才华、特殊的生活体验而成为作家。（并不是叙事者一面成为作家，同时又发展出复杂而严肃的政治意识，既丰满又形象地塑造他真正写出的作品。）那似乎没有察觉到的讽刺是（等他完成这本书时，他已经失去一些以前有的敏锐注意力）形象地塑造、支配这本书和他人生的，是他意识到这才华之前的时期，而且严格地说，是他能够读、写之前的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传文体也许并不拿手；身为作家的他是外向、直言不讳的寓言作家；但写到自己的人生时，他比较像是个需要遮掩多余表演的通灵人。况且，在回忆录里声称自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事，例如《百年孤独》中大多数幽默的源头，或主张自相矛盾的事实，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同样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色风格（夸张法、对句、格言、置换）在自传式文体中比较会产生问题。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所见到的是一部深具讽刺性的作品：这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公然可看穿的《族长的秋天》里全然地显露自己，如今却在显然透明的《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完全地隐藏自己！

就算只有短暂列入考虑，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回忆录的执迷，很明显地不是因为他据传的虚荣，而是为了对付他的名声及苦闷，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版本的人生和性格。虽然在书的一开头看似如此，但其实这不是一本告白之书。

2002年10月8日，《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在墨西哥城出版，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真正惊人的预售成绩。魔法师又回来了，这次确实是死而复生。

不论从什么角度，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个伟大的存活者。他不但身心承受了癌症治疗的痛苦，也完成回忆录的第一部，他真的活下来说了故事，而且留下一个自己满意的形象，他知道会留存下来的形象。封面上手拿饼干的小婴儿如今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所经历的人生真是一言难尽。他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走过我们都必须经历的迷宫，部分由世界构成，部分由我们对它的洞察所构成。回首过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他天生就是要创作故事，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诉说自己所经历过的存在故事。那个他选择放在封面上的焦虑小孩儿，永远地在寻找自己的母亲，等待这么多年后，终于得以告诉全世界这个故事，他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再度找到母亲，永远地找回她，此后如何得以重生为作家；他所走上的路使他成为风靡全世界的预言家。悲惨但恰当的是，在这一刻，正当他开始进入这本书最后写作阶段之时，她却开始失去记忆；与其说这本书是他的故事，不如说也是她的故事，就在他最后完成所有修饰的那一刻，她却离开了他在书中所记录的人生。

在回忆录的第一部里，实际上他的母亲找到他（完全相同），告诉他自己是谁，带他回到他出生的房子里，那栋他从婴儿到小男孩儿时期，她离开他时他所住的房子，此书真的是集不同文体之大成，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自传作品，也是现代文学伟大古典作家所诉说的故事。其实，这才是他特别想要说出来的故事；面对这趟旅程的生动色彩与启发，诉说这故事的热情时，其他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此书的其他部分是阅读的享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直接地对他了不起的人生与时期娓娓道来，然而，将近六百页里却没有什么可比拟前五十页的辉煌胜利。当然，在他所有的书中，这一本肯定会让读者期待落空。然而，一旦他们改变认知，了解到自传（即使是文学奇才的自传）鲜少如小说般神奇，大部分的读者会认为此书令人满意，会在欣然赞同后再次阅读这本书；而阅读这本书的经验甚至像是温暖、舒服的泡浴，在水温还未冷却之时抚慰人生的艰辛创伤。

三个星期之内，这本书光在拉丁美洲就售出惊人的一百万本，比他所有的书卖得都要快。11月4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了一本到墨西哥城的松园官邸，送给福克斯总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收到一本，他不但表示祝贺之意，还在每周电视谈话上朝着镜头挥舞，号召委内瑞拉全国人民阅读。18日，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来到墨西哥城进行官方访问，自然地，他们拨出时间给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应该也有送上一本。

12月，他再度前往哈瓦那参加电影节，见到菲德尔、比利和其他朋友。1月从电影节回来后，他接受了最后一次的个人一对一采访，不是坐下来采访，而是和一位美国摄影师凯勒·巴赫漫无目的地在他墨西哥城的家里闲逛，从花园散步到书房。他的秘书莫妮卡·阿隆索·葛雷随侍在旁，她说老板记忆力惊人，但很明显地，她常常代表他回答问题。他和巴赫谈到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封面选择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并对结果很满意。他提到自己有一只二十七岁的鹦鹉叫小卡洛斯；他也忘了自己曾经发誓永远不会说的秘密，透露70年代在巴塞罗那时，他的精神科医师朋友（路易斯·费度其）叫他戒烟那天他就戒烟的原因：抽烟会导致老年记忆力丧失。

2003年3月，在联合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进军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其托词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入侵者自己拥有，伊拉克却没有）并藏匿基地组织士兵（事实也是没有，但在入侵之后变成有这回事），有些人认为“9·11事件”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对“9·11事件”的回应中，入侵伊拉克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行动，改变世界的程度更大，不只如美国入侵者所预期，也如“9·11事件”谋划者所预期的。伊拉克人惊恐失措，世界上其他人则麻木而不可置信，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拉丁美洲网站刊登一篇名为“存活但不说故事”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报道战争的挑战。美国于20世纪初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比照巴拿马运河占领了一个区，盖了新的监狱；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逮捕了数以百计、据称是基地的士兵，在此囚禁数年，可能遭到刑囚，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就在同一个小岛上，美国一直声称卡斯特罗政府囚禁对手数年，可能加以刑囚，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说古巴这个岛上没有人权。模棱两可的官腔。后来消息走漏，布什政府如今有了入侵古巴的官方计划，只等他们先处理朝鲜、伊拉克、伊朗这些所谓的“邪恶轴心国”。

7月19日，《国家报》刊登了一张老作家在墨西哥城的照片，图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让自己被人看到。越来越少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公开场合。”他出现时拒绝对媒体发言。很明显地，《国家报》真的想说的是： “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了？他为什么躲起来？他生病了吗？他为什么不发言？他失忆了吗？他玩儿完了吗？”

同时，回忆录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出版，封面相同，周边宣传也使用同样的家族相片。虽然不如西班牙语世界的成功，但此书在英语世界很受欢迎，在法国则差一些。为了配合出版时间，纽约笔会于2003年11月5日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安排了特别的致敬典礼。笔会传统一向保护作家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由于那年稍早，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古巴的关系受到多数美国人的攻讦，这是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主办人之一是罗丝·史泰龙，她不只是前总统克林顿的朋友（他以视频赠礼），60年代初，传说肯尼迪总统和杰奎琳为艺术家、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卡麦罗”晚宴上也见过她的身影。许多纽约顶尖的上流人士、文学家、自认聪明的人都在场，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没有出席一定非常失望。没错，他身体不适；然而，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小布什总统任内在哥伦比亚和中东的政策，他感到极度幻灭。他送给在场观众一则很扫兴的信息，不但不圆滑，而且不知感恩，这也是他乐观不懈的个性中最悲观的宣言——他表示这不是庆祝的时候。虽然如此，2004年1月，拥有广大观众的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奥普拉选书”单元中推荐《百年孤独》，此书一下子从销售排行榜的三千一百一十六名跳到第一名。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有一些长期投入的活动，他觉得无法忽略来自这些单位的邀约，大部分都出席，但仍然没有对媒体发言；如同和蔼的白发巫师一般，他会突然出现在指定的舞台上或颁赠适当奖项。《变化》在墨西哥开会时他仍会参加，此时罗伯托·彭波会照顾他，就像在西班牙有卡门·巴尔塞斯，在美国有帕特里夏·塞培达。

他本来希望自己可以更有活力，勇于冒险。他和梅塞德斯最近换了巴黎的公寓，他们卖掉史丹尼斯拉街上的小公寓，在巴黎最抢手的巴克街买了一间比较大的，就在塔奇雅家楼下。所以，现在他拥有她家楼下的公寓，对于注定失败的爱情，变成既困难又不自在的友谊而言，这是一种奇妙的忠诚。他很少有机会使用这间新公寓，但他的儿子贡萨罗2003年从墨西哥搬到巴黎时，与其家人在此定居了一段时间（贡萨罗想再度从事绘画）。

他暂时把回忆录放在一边，但他有一本已经计划多年的小说，至少已经计划了四分之一世纪，名为“苦妓追忆录”（后来翻译成英文是“Memories of My Melanoly Whores”）。1997年我在哈瓦那见到他时，他就是在思考此书；一年后我们谈起时，显然这本书已经颇有进展。很有可能初稿早在他出版《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很久以前就完成了，他在2002年秋天和2004年秋天出版之间做了少数显著的改变。原本估计是写一本较长的短篇小说，并不比中篇故事长，但最后以长篇小说宣传、出售。

10月，正当整个拉丁美洲期待这部新作时，他回到哥伦比亚，媒体拍到他走在卡塔赫纳街上，看起来有点迷惘、迷惑；同行的有梅塞德斯、如今在新闻基金会工作的弟弟海梅、海梅的妻子玛格丽妲、基金会常任主席海梅·阿贝罗。许多人预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回到哥伦比亚，这使他们非赏难堪。然而，老魔术师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新小说终于推出时，大部分读者感到非常迷惑。简单地说，这个故事诉说一个老人庆祝九十岁生日，决定与一位年少处女共度热情良宵，便付钱给他经常光顾的妓院老鸨帮他安排。他虽然没有夺去少女的童贞，却深深地为她着迷，渐渐与她坠入爱河，决定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她。书中把这名男子描写得异常平凡，一名单身的新闻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直到九十岁才首次陷入爱河。惊人的是，虽然没有言明，这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唯一一本以巴兰基亚为背景的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灵感看起来通常都好像来自影像，但这次却由这引人注目的书名开始，它烙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识之中，等了许多年才有机会变成一本小说。然而，这书名正是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个惊人的标题（而且大抵本来就如此打算）。“妓女（puta）”这个字在文学上比“娼妇（prostikuta）”强烈，“娼妇”比较中性，不太具有轻蔑之意（本书作者在书名中选用的是puta一词），哥伦比亚有些电视和广播电台拒绝允许播报者说出“puta”这个字眼。其次，这个标题和小说内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小说本身坚持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唯一和叙事者有任何性关系的“妓女”是那位他深深着迷的十四岁少女，但她显然未曾有过性经验，不论收受金钱与否，也无法猜测她是“忧伤的”。（这样说起来的话，她也从来没有在角色之中清醒着。）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是，这个句子是一种称为“倒装法”的独特诗作巧思（把通常连在一起的字的功能分开），模仿了西班牙黄金年代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路易斯·龚果拉（1561—1627）。如果这一行文字是来自他的话，有学识的读者会把它解构为“我关于妓女的悲伤回忆”或甚至： “我、悲伤、想起妓女”。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复数的问题：小说主文里仅有的两名妓女是所提及的少女德嘉蒂娜及老鸨卡芭卡丝（除非如我们所见，标题也包括叙述中短暂提到一位名为克罗蒂尔德·阿尔门塔的前妓女，更重要的是，书最后两行提到另一位老鸨卡丝朵琳娜，如此一来则有深远的意义）。最佳状态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解决读者的疑惑：标题暗示的是一本完全情色的小说，但他（目标读者大概是个男性）得到的印象只是自己被这个标题欺骗。虽然某些读者仔细思索之后会认为它其实也够情色。

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承认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关于老男人来到此处，躺在受药物控制的妓女身边，不准碰触她们（这本身就是来自那本小说）。但他承认这一点受影响，可能掩盖了一个事实，成熟男人与没有经验的少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此处是同时发生两个社会现象，但分析上是各自独立的。首先，男人受到“少女”的吸引，少女根本就还很年轻，甚至（如《百年孤独》里的蕾梅黛丝）年纪小到不该有性行为。（大体而言，较传统的唐璜角色比较喜欢诱惑较年长的女性，特别是属于他人的女性，不论已婚或订婚。）其次，对于童贞的执迷。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童贞或伴随而来的荣誉与羞耻综合征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焦点，但女主角安赫拉·维卡里欧并不是少女。不过，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深受大多数读者喜爱，已经七十多岁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他十四岁的侄女及被监护人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姓名缩写和安赫拉·维卡里欧相同）有性关系，虽然平心而论，他也和各种想象得到的女性有性关系。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这个主题最为人知的作品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所谓的争议作品莫过于此。然而，这样的主题为何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如此风行？（并不是说对于女学生的着迷，只局限于拉丁美洲男子。）在拉丁美洲小说中，常被用来作为发现与征服大陆本身的象征，搜掠、占有未知与未探索的，是对于新事物的欲望，对于那些尚未被开发、发展的欲望，但这不太能解释拉丁美洲男人自己冲动的力量超越任何文学上的幻想。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虽然在所有文化里，年轻女性总是被较年长、富有、有权力的男性诱惑、侵犯或收买，但拉丁美洲的少年典型第一次性关系是和较年长的女性，通常是女仆或妓女，因此许多人继续渴望自己从未有过的，即在他们天真没有受过指导时，和一位同样天真没有受过指导的少女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传统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是拉丁美洲文学，甚至也并非普遍存在于拉丁美洲社会的主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妻子九岁（或十一岁、十三岁，说法各异）时就决定娶她。显然他从坚持主张她只有九岁这回事，得到一些啼笑皆非或邪恶的乐趣（梅塞德斯自己也是如此）。然而，也许真正的直觉并不是讽刺或变态，也许他希望预先保留她、留住她，纯洁清白的她，只为他自己保留，永远如此。（当然，但丁很乐意让贝阿特丽切保持清白，连他自己都不碰。）

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和我讨论这本小说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一位少女时期就成为记者的朋友玛丽亚·希门纳·杜赞记得他五十岁在巴黎时就告诉过她这个故事。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他的主人公九十岁。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从他自己非常年轻时就开始写老人的故事，年纪越大时却益发着重于年轻女性的吸引力，这在现代文学中几乎举世无双。就一个外公对他如此重要的小男孩儿而言，他对于青春和年龄的对比（童话故事的精髓）越来越着迷，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世界各版本的封面，使用的是一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深褐色衣服的照片，《苦妓追忆录》的西班牙语版封面照片是一位老人身着白装、龋龋而行，也许走下舞台，也许走进遥远的未知：仿佛最后一次转过身不理会生命（虽然小说本身否定这样的诠释）。不可能不令人想到这些年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出现许多退休上校，但这照片看起来也怪异得像同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身材消瘦、头发稀薄、气衰力微，那个在小说送到印刷厂前坐着修订的他。是否有人刻意这样对比，则不得而知。

由于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因而带有一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相当陌生的手法，对读者来说虽然有意思但不易理解。在叙事手法和角色的距离之间，并没有什么讽刺之处使我们可以批评，甚至对主人公产生可靠的诠释。叙事者穆斯提欧·柯牙多（既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让我们以外号称呼他）在第一页写到他决定九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和一位年轻处女共度春宵时，我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谈到道德和纯洁的原则时，我们不知道该从今天的角度评断他，还是接受在他的社会里（20世纪50年代的巴兰基亚），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记者而言，这样说话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之处。

柯牙多一生中从来没有不需要付费的性行为。他不喜欢横生枝节，也不喜欢承诺。老鸨帮他找来的女孩儿只有十四岁，比他年轻七十六岁。她是工人阶级，父亲去世，母亲病弱，显然并没有兄长；她的皮肤黝黑，带着下层阶级口音，在成衣厂工作。柯牙多希望把她当成幻想中的情人，活着但无意识的娃娃。他叫她德嘉蒂娜——有点怪诞，因为在西班牙民谣中，这个名字属于一位变态、残忍的国王，他想侵犯自己无依无靠的女儿，但柯牙多没有看出其中的讽刺之意。一天早上，女孩儿在他们饭店房间的镜子上留下一句话：“给丑陋的爸爸。”他不希望知道她的真名（更不希望认识真正的她）。最后，在一系列只由老人的需要和幻想所引发的剧情之后，他决定自己真的爱上了这女孩儿，在遗嘱里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她。他没有如自己所害怕的在九十一岁生日死去，第二天早上他上街去，觉得精神焕发，自信会活到一百岁。（自然地，读者会想到对女孩儿而言他最好马上死去。）“终于，这是真正的人生，我的心脏安全无虞，百岁生日之后的随便一天，在欢乐的苦恼中注定死于快乐的爱（不是疯狂的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里，只有年轻人才会为爱而死：爱情使老人生气勃勃。

事实上，有两种可能的诠释尚未被评论提及。首先，曾经刀枪不入、剥削他人、残忍无情的老人如今却受到爱的影响，在女孩不一定知情的情况下被“邪恶的”老鸨卡芭卡丝欺骗并上当，她把贫穷的德嘉蒂娜变成妓女；在小说最后的情节（如今应该是在女孩儿知情之下）和字里行间之间，她仍然在欺骗他。这本小说完全没有处理一件事实，就是主人公所知关于德嘉蒂娜的一切（除了他色情的乱摸及恋童幻想的果实），都是来自妓院老板的中介，他也许就像《玫瑰传奇》的作者或好莱坞电影一般，编造女孩儿和她对客户的爱，给她的对象柯牙多他所需要的。当然，柯牙多拒绝知道所有关于女孩儿的真实细节，他非常明确而坦白地不想知道。如果这次要的情节其实才是主要的情节（或改正的情节），那么，这本小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自我批评面向。至少可以说的是，这老傻瓜因此变成轻蔑的对象（虽然不是怜悯），不过，这当然是对读者而言，但也许对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如此。

另一个解读（不见得被第一个排除在外）是柯牙多受伤的人格。他在十一岁时就与一个同是妓女的年长女性非自愿地发生性行为，地点就在书中同一栋建筑物，也就是柯牙多的父亲工作之处（刚好是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前锋报》工作时和妓女同居之处：“巨塔”）。这样的经验先是使小男孩儿受创，接着迫使他对性行为上瘾。很明显地，这指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前为贾布安排过类似的经历，也在类似的年龄带来类似的创伤；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把这段情节放在接近书尾之处，是否为之解释、开脱？是否有可能表示老人因此无法爱人、不能发展出亲密关系，解释他对于妓女的着迷、对于年轻处女的恋童欲望；也许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他可以回到少年时期的自己，他希望与其有第一次的性经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不可避免地诱导读者问自己，同样的分析是否可以回头应用在这位作者先前小说里类似的幻想；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由如今“终于脱离自十三岁以来就奴役我的劳役”的主人公所叙述的，和三十年前所写的《族长的秋天》一样无情地暴露自己、批评自己。这也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里有意识地原谅他的父亲，却也许无意识地（不太可能）继续怪罪他的父亲，童年创伤的影响延续到成人时期。简而言之，如同他七十五岁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回到那个想法；遗弃他的路易莎·圣蒂雅嘉害怕他也许不认识她，因此在七十七岁所写的“回忆”里，他回到那个想法，父亲在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带着母亲离开他，因而在他少年时期一开始时就扭曲了他性方面的萌芽。

《苦妓追忆录》可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称不上成就的一本小说。然而，如同每一本书，虽然此书的叙事手法相对平淡、平庸，然而，想象力的光芒、偶尔诗意的才华，仍然仿佛从银幕背后出现一般的耀眼。就作者的标准而言，这本书的结构松散，有时甚至简单得令人难堪，欠缺完成度。就他对世界潜在观点的深度而言（其潜力允许每一位读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这个故事），此书与他其他小说同样具有多层次的模棱两可、矛盾心理、复杂度，比《爱情与其他魔鬼》和《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都更具层次；不仅大胆、厚颜地玩弄着幻想，也有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缺少的传统道德指向。这虽然是个令人不安、骇人听闻的童话故事，但还是个童话故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某个层面上，这个结局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人生的文学和哲学旅程也带到终点。他在六十几岁时了解到自己会死，决定每件事都要快点做，“不能挥棒落空”。七十几岁得淋巴癌时，这样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只不过他需要优先级：因此，写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是他最急迫的目标，有些讽刺地，他暂时放弃其他所有的活动来完成这本书。当时已经很明显的是，他的记忆力消退之快令人害怕，因此他反其道而行，决定完成自传之后再开始顺其自然。《苦妓追忆录》的叙事者到最后一点儿也不急——继续赶下去遇到的只是死亡——但决心活得越久越好，并且活一天算一天。不过，他也是存活下来诉说自己的故事。痛苦或矛盾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有在现实体能已经不给他任何其他选择时，才得到这耐心的智慧——如果是智慧的话。

约翰·厄普代克于2005年为《纽约客》写书评时，以他惯有的机智与辩才弥补了可能的动机：

想要在九十岁纪念自己的爱情并不罕见，在生命的漫长啃噬中，如此回忆短暂地抵挡时间的流逝，静默了叙事者耳畔的喁喁细语：“今年或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不论你怎么做都会永远地死去。”趁他还有一口气在，七十几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他如常的严肃表情与无出其右的幽默，写了一封给迟暮之年的情书。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发表时回到卡塔赫纳，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还有另一次会议。（如今他对于卡塔赫纳的会议及观光收入的贡献已经不可忽视。）西班牙国王与王后会在此之前抵达。他们于11月18日来到哥伦比亚，访问期间，这位老家伙和西班牙两位殿下谈笑风生，可能让乌里韦总统感到难为情。如果他们问到他的书，他无疑会解释启发灵感的来源是西班牙公主被国王父亲侵害的故事。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照片里的他对着镜头吐舌头，现在经常被报纸引用。）

已经没有书要写了。到了人生的尾声，过起了退休的日子，他可以开始新生活。2005年4月，在所有的恐惧之后，他在生病后第一次飞越大西洋回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次回到他在欧洲的公寓。再一次地，他旅程的目的是“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在巴塞罗那的会议，如今他似乎对此比其他一切事务都要投入。媒体事先就开始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西班牙，特别是巴塞罗那；这是《堂吉诃德》出版四百周年纪念之时，在巴塞罗那它是年度小说。然而，报道指出他抵达时似乎有点踌躇，甚至暗示他神志不清。

此时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在10月飞到墨西哥城去探望他。梅塞德斯得了流感，因此他两度到我的旅馆来。他看起来不太一样，已经没有典型战胜癌症者的外表：他还是非常瘦，头发仍然短而稀疏，如同2002年写完《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时一般。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以前一样，如同我在1990年到1999年间认识的那个人，只不过老了一些。不过，他现在比较健忘，适当提醒的话，他可以想起大部分过去的事，虽然书名有时记不起来，也能进行正常，甚至幽默的对话。然而，他的短期记忆变得比较差，也很明显为之苦恼，还有如今似乎开始的这个人生新阶段。我们谈了一下他的作品和计划，他说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再写作。接着，他几乎有点可怜地说：“我写得够多了，是不是？读者不可能会失望吧，他们不能期待我再写了，对不对？”

我们坐在静僻旅馆大厅的蓝色大沙发上，眺望墨西哥城南区的外环道路。21世纪在外面飞驰而过，八车道上的车流永不停止。

他看着我说：“你知道，有时候我很闷闷不乐。”

“什么？你，贾布？在你成就这些之后？不会吧，为什么？”

他指着窗外的世界（都市大道，在沉默的张力中，这些寻常人在一个已经不属于他的世界里照旧过着日常生活），回头看着我咕哝地说：“了解到这一切已经来到尾声。”

加西亚·马尔克斯，摄于1999年。

卡门·巴尔基斯（大妈妈），身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拍摄约在2005年，于巴塞罗那她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