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吕西安和阿尔贝两个孩子，外祖母的话太多，母亲的话太少。阿尔贝·加缪年满7岁了。1921年5月7日，抚恤金管理部第一处第二科通知娘家姓桑德斯、现住阿尔及尔里昂街17号的战争遗孀卡特林娜·埃莱娜，根据1919年3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她将得到一份每年800法郎的终身抚恤金，她的孩子每人每年将得到抚恤金300法郎，直至年满18岁。当时一个得到免费食宿的保姆每年工钱是1000法郎，一个矿工年薪是5000法郎，1公斤面包1.22法郎，1公斤牛肉13.62法郎。在桑德斯-加缪家中，“买东西每次都是一点点：半斤糖，二两黄油，5个苏的碎干酪”。

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吕西安和阿尔贝享受可能获得助学金的权利，以及得到免费医疗的权利。如果遇上战争，他们中的一个将被免除到危险区域服役。不过据说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法国已经打完了“最后最后的一次”。他们的母亲在战争期间被一家弹药工厂雇佣装填子弹。女工们每天最多挣5法郎。现在，战争遗孀加缪太太是一名女佣，帮一些人家和商铺做清洁，例如里昂街的那家面包铺。人们叫她埃莱娜，以免跟她的母亲——名字也是卡特林娜——混淆。她与两个兄弟，艾蒂安和约瑟夫，以及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母亲家里。

外祖母生硬粗暴，她有太多的亲人，包括女婿、几个侄儿，都死于战争。现在孀居的埃莱娜在她的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个家庭祖籍西班牙的梅诺卡岛，所以家里人的名字都叫桑德斯、卡尔多纳、居尔萨克或费德里克，但他们已经不讲西班牙语。埃莱娜头发棕色，小个子，眼神忧郁，是家里一个娇弱的孩子。她有些耳背，既不会写，也不识字，只有当别人面对着她说话时，她才能看着别人的嘴唇猜出意思来。在她那一代女性中，近五分之一都是文盲。有些人认为她是哑巴或既聋又哑、头脑迟钝；另一些人说，那是因为她曾患脑膜炎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阿尔贝觉得她有些耳背，并且因为得过一次伤寒或斑疹伤寒，说话时有些困难。他教她如何在一些正式文件上签名。还有一些人说，埃莱娜是在得知丈夫的死讯时大脑受到了刺激。她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汇，吐字不清，把S和X都发成嘘音，将couscous发成coucou，说话时要借助手势，如果将双手并在一起，就是表示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在一起。

无论与大家相处还是独自待在一旁，这位胆小的母亲都不会像外祖母那样骂骂咧咧，她只是抱怨一位姨妈太盛气凌人。在家人面前，埃莱娜既不大喜也不大悲，只以微笑示人。吕西安和阿尔贝争吵时她会说：“我不喜欢烦人的事儿，我不喜欢有人争吵。”她的手指因为风湿病而红肿。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黑色或灰色的宽松罩衫。她会将手肘撑在窗栏上，从一盆天竺葵上面往外观望行人和有轨电车。春夏两季在当地没有什么区别，一家人将椅子搬到屋前的人行道上，跟邻居们聊天。

他们从里昂街17号搬到了93号居住。这里是阿尔及尔东城贫民区贝尔古的中心地带，挨着阿拉伯人居住的马拉布街区。作为一条看不见的界线，里昂街横穿贝尔古，街道以北住的是“土著”，街道以南是其他人等。桑德斯一家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里，楼下一排紧挨着理发店、葡萄酒商店和针织品店。楼房的背后有一棵橙树和一栋简陋的建筑物，里面住着理发师和一个当市政清洁工的阿拉伯家庭，他们家的儿子与阿尔贝一块儿玩耍。

桑德斯-加缪一家人住一个有三间房、带过道的套间，是以外祖母的名义租下来的。桑德斯太太住其中一间，最大的那间屋墙壁上刷过石灰，放了一张餐桌、一个书桌、一个餐柜，地上还放了一张铺着毯子的钢丝床。阿尔贝和吕西安的一个舅舅，耳朵半聋的艾蒂安，就睡在那儿。这个可怜的人希望将来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埃莱娜带着两个儿子住第三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衣橱、两张铁床。单人床母亲睡，双人床给两个孩子睡。一个床头柜将两张床分隔开，一截网眼布盖在一个硬纸板的箱子上。艾蒂安的哥哥约瑟夫1920年从家里搬了出去。有段时间，一个叫米奈特的表妹曾经在过道里睡过几个月。

楼梯拐弯处的蹲式厕所散发出臭气。因为没有自来水。接水得拎着水罐跑到街头的水龙头那里去。盥洗就只能用家里的洗碗槽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在一个锌皮大盆里冲一次澡。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餐桌正上方有一盏煤油吊灯。那个时代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本土，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都是如此，虽非赤贫，也已处在贫困的边缘。什么是20—30年代的贫困？一般穷人家吃不起肉，只能吃点鱼，赤贫的人则连鱼都吃不起。穷人用肥皂盥洗，赤贫者则根本没有肥皂。一般穷人尚可以计算着过日子，赤贫者则只能接受别人的施舍。

在里昂街93号，外祖母将钱存放在一个饼干盒里。家中没有存折、没有年息百分之三的巴拿马债券。1921年新年，外祖母告诉阿尔贝他已经长大了，会得到“有用的”新年礼物。两个女人很早起来去市场，在猪肉店闲聊了半天。穷人过的当然是穷日子，桑德斯太太手紧，女儿手松，两个女人共同管理着家务。有轨电车经过时，里昂街的楼房都在震动。埃莱娜准备着红酒洋葱烧野兔和油焖蜗牛的原料。她耐心地等待蜗牛吐尽杂物，并仔细准备调味汁、肥猪油、洋葱、番茄和胡椒，然后一个孩子将准备好的菜肴交给面包店去上灶煮熟。

食品杂货店出售热得已经裂开的番茄、无花果和甜瓜，以及果肉肥厚的大个儿阿尔及利亚杏。市场上的鱼贩向人们推荐鲷鱼、鲻鱼、火鱼，以及卖得最贵的鳊鱼。星期四与星期天，埃莱娜做了一些餐后点心，两个儿子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她细心准备着柠檬味和橙花味的油炸糖糕。外祖母叫喊着，但并没有把两个男孩赶到外面去，她不希望他俩在外头“闲逛”。总而言之，就像那些不太思考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的人一样，埃莱娜在干活儿和沉默中过着日子。她没有再嫁，谁会娶一个带着两个小男孩、沉默寡言、无声无息的女人呢？安托万是个好心肠的马耳他鱼贩，这个头戴圆帽、手拿方格手帕的英俊男人曾向埃莱娜献过殷勤。她搽了脂粉，换上一条鲜艳的围裙。可她的兄弟艾蒂安就像个监视自己姐妹的阿拉伯人一样，跟她大闹了一场。阿尔贝察觉了他母亲身边有个叫安托万的男人。要是埃莱娜把头发剪短了，母亲就会骂她是婊子，不给她任何再婚的机会。

艾蒂安常去离家不远的咖啡馆。贝尔古有格言说，一小杯茴香酒打舌头上流过，就好像幼童耶稣的尿一般美妙。在吧台前，艾蒂安说笑逗乐。欧洲人用纸牌玩古安歇和拉米游戏，“土著”则玩多米诺骨牌。阿尔贝在那儿学会了贝洛特纸牌的玩法。

贝尔古的河左岸生活着阿尔及利亚的下层法国人，他们乐天、慷慨、爱虚荣、爱争吵，冲动得快泄气得也快。这些人被英国旅行家斯托特称作“新法国人”。他们对待“土著”时的优越感会慢慢消除吗？或者，由于他们自己就被那些来自法国本土的官员、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法国佬所欺负掠夺，他们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自卑感？这些贝尔古的商贩、赶大车的、挖土工、建筑工是无法到法国去度假的。

他们跟贝尔古的阿拉伯人有些来往，自以为了解他们。他们会用艾哈迈德或法特玛称呼阿拉伯人，这些穆斯林名字听起来普通，但是出自法国人之口，就会将某种特殊意味隐含在一贯的居高临下之中。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分享烤羊腿，但是互不串门。下层白人和阿拉伯人对警察怀有共同的仇恨，即使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发生吵架斗殴的时候。这些本地穷人都害怕失业，同声指责阿拉伯人、犹太人、那不勒斯人、巴伦西亚人、科西嘉人、马赛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排外情绪与他们彼此间的团结一致不分上下。

里昂街上，法国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孩子们在喊，狗在相互追逐交媾，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驴子在叫唤。春季里，每天一大早烈日就烘烤在五光十色的城市身上，热气中能闻见肉桂、茴香、番红花、漂白水、大蒜、橄榄和表皮烤焦的甜椒发出的香味。演奏音乐的人带着非洲鼓、笛子和响板从街上走过。一到下午人们就昏昏欲睡。阿尔贝讨厌必须挨着外祖母睡午觉，讨厌这个老妇人身上的哈喇味儿。夏天，阿尔及尔的埃勒·比阿尔、伊德阿上等街区以及市中心就像巨大的洗碗槽一样空空荡荡，但贝尔古不然，放了假的孩子们满街都是，四处捉弄商贩。

在床上方，外祖母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她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脖子上挂着圆形饰物，眼睛明亮而逼人，看上去呆板生硬。人们叫她“桑德斯太太”，儿女们都服从她的权威。一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将她和女儿埃莱娜联系在一起：她们都是寡妇。用一句可怕的俗语说，她们作为女人的生命已经结束。1921年，外祖母60出头，她的女儿差不多40岁。老妇人行事忽轻忽重，即使是在挥舞鞭子或牛筋条抽打两个孩子的时候。女儿哀求她不要打得太重。每次一有事老大吕西安总是首当其冲，比阿尔贝要挨更多的鞭子。老太太对小的一个要偏爱一些。

她很会演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肚子痛，然后当着第三者的面问孩子喜欢妈妈还是喜欢外婆，两个男孩只能在她背后悄悄咕哝两句。桑德斯太太怪女儿不照顾她，怪儿子约瑟夫搬到外面去住。艾蒂安低声抱怨她紧紧抓住儿女不放，埃莱娜只能叹气。

艾蒂安带着阿尔贝和一只名叫“布里昂”的狗去萨布莱特海滩打猎。艾蒂安很容易动怒，又跟约瑟夫发生了争执，为了什么谁也弄不清，反正是穷光蛋之间的不幸纠纷。约瑟夫骂他是“一头粗暴的畜生”。工人没有假期，一个星期要工作60个小时，尽管1919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限是48个小时。艾蒂安精疲力竭，在用长刨干活儿时将自己手掌上一大片肉拉了下来，只能在家养伤。

每个星期四，阿尔贝都要到一个意大利木桶承包商那儿去帮舅舅干活儿。艾蒂安是箍桶匠，他箍桶不用废麻也不用酒椰纤维，却能将桶板装配得分毫不差。他教阿尔贝如何干好这门手艺。随着工业化的出现，油罐车和油罐船开始威胁制桶业。艾蒂安常把他的两个外甥叫作“吕吕”和“贝贝尔”。他在一次修剪葡萄枝的比赛中获得过优胜。过去他曾给伦格公司、安特卡勒公司和李科姆商行干过活儿，这几个家长式管理的公司曾是桑德斯和加缪两家的靠山。谁要是不去冒犯艾蒂安的话，这个性情粗暴的人其实挺愿意帮别人做事。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薄绸巾，慢悠悠地回答别人的问题，不时推起带舌帽子搔搔脑袋。战争期间，他在墙上钉了一张法国地图，用小旗子标出前线的位置。

约瑟夫舅舅在铁路上有份差事，妻子是个钢琴教师。他可以免费乘火车，于是跑遍了北非的乡下，买回来母鸡兔子再倒卖出去，也分一些给他的母亲。她将它们养在楼下的院子里。阿尔贝帮她杀鸡时，他在外祖母眼里成了一个大人。

“他很勇敢。”艾蒂安宣布说。

老大吕西安个头长得结实，却拒绝参与杀鸡。阿尔贝的一个手指头在学校被凳子卡住受伤流血，外祖母却反把他痛打一顿，因为他给人添了麻烦，这不好。桑德斯太太平时显露出的更多是粗暴而非温情。

这一家的孩子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去离家不远的缪塞电影院或同盟街的阿尔卡扎尔电影院看电影。海报上写满了每次上映的节目菜单：开胃汤是埃莱娜和母亲都不太感兴趣的新闻片，接着是喜剧短片，主菜是系列长片。佐罗之类主角在每一场放映时都会掀起高潮。桑德斯太太不识字，看不懂中间插播的片段，就对阿尔贝说：

“我忘了带眼镜来，你给我念念。”尴尬的阿尔贝和旁边的观众都觉得她是在编借口。

这一家人没有古斯塔夫·阿库姨父那样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肉店老板，很爱读书，妻子是埃莱娜的妹妹，夫妻俩都会写字。阿尔及利亚的下层白人有时感觉自己处于想象中的社会等级的下方，地位低于住上等街区的人，自己的下面则是广大贫穷的阿拉伯人。尽管如此，社会阶层在阿尔及利亚的分隔看上去并不像在法国本土那么明显。

吕西安善于交往，招人喜欢，他的学习成绩不如阿尔贝，但比弟弟更会踢足球。他护着阿尔贝，兄弟俩分食一罐甘草柠檬露，舔得嘴上留下一圈黄色痕迹。14岁那年，吕西安进李科姆商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工，每月领80法郎的初级薪水。

1923年，阿尔贝已经在沃默拉街的男校上小学。学校离家约步行10分钟的距离，梯也尔大街将其与阿尔及尔的菜市场分隔开来。临街一侧矗立着学校严厉的外墙，开着三个大门，从其中一个进去是幼儿园，另外两个分别是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学生们上学时就像士兵经过岗亭一样从校长办公室的楼下穿过，然后在水泥操场上散开。低年级在底层教室，其他年级在楼上。白色大理石的楼梯通向往外突出的走廊，下面是栽了几棵树的操场。这是一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市镇小学。学生们一边排队，一边等候老师到来。

“每排站两个人，我没有说五个！”

老师在教室里点名。阿尔莫道瓦尔、加缪、科尔尼翁、埃斯波希托、法西纳、费尔南德斯、弗勒里、阿姆、勒维克、梅蒂奥尼、帕斯基耶、桑蒂亚戈、萨尔伐蒂……很少有学生旷课，连迟到都会被发现。学生们要等到许可才能坐下。冬天，铸铁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每张木课桌上都有一个装紫墨水的小瓶，里面插着学生们的“上士牌”蘸水笔。跟学生一样，教师们穿着黑灰色的外套，衣服边上沾满白色、粉色和蓝色的粉笔灰。黑板紧挨着维达·白兰士版的地理挂图，法国及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海外省是用同一种颜色绘制的，施罗德·嘉鲁代克版教学地图集则将整个法兰西帝国都用淡紫色绘出。教室的墙上挂着照片，巴黎圣母院、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勃朗峰让贝尔古的阿尔及尔人想到了某个天堂，那里有形形色色的城堡、国王和革命者。

历史、地理和公民常识教育课反复强化法兰西是祖国母亲的观念。1923年，二年级的普通课程都由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的著名教师担任。这位教师是贝尔古的一个重要人物，先后在法国卡庞特拉和里尔教过各种课程。校长古莱克先生本人教基础阿拉伯语。热尔曼属于一批由知名教师构成的精英，其中有尼扎尔、戈兰、切卡尔蒂、卡扎莱，尽管他们并非都毕业于布扎雷阿师范学校。热尔曼是高个子，身板笔直，说起话来用词准确。他吹奏单簧管，照着乐谱一丝不苟。有些人说“热尔曼只会按照节拍器演奏”。他爱收集明信片，上课时打学生巴掌，用一条被叫作“麦芽糖”的红木大尺子揍他们的屁股。无论对拼写、标点符号还是对算术、作文的卷面要求，他都毫不通融。他组织心算比赛，每月两次用他那架幻灯机为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男孩们放映地理和自然知识的幻灯片。

教师们的任务是教育孩子、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取得小学毕业文凭，这个法国教育的初级文凭能让他们在公共部门中申请工作。教师们相信社会进步说，与法国本土的教师一样，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激进党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热尔曼阅读《自由思想》杂志，虽然不痛恨教士，但对教会抱有戒心。公民常识教育课上，当“按照教学计划”需要讲到上帝时，他的解释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要实现个人的所有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谈到宗教时，他仅限于列举那些既有的，随即又补充说有些人“不相信任何宗教”。

教师们灌输给孩子一种共和主义的社会观，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于勒·费里的那封《致小学教师的信》：“在道德教育方面，凡是对于正直的人来说不熟悉的东西你们都无须教授。……你们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补充，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代理。”对于阿尔贝来说，热尔曼如同第二个父亲，甚至就是第一个。四年战争之后，热尔曼觉得自己对战争遗孤们负有责任：“我一直把你不幸死去的爸爸当作我的朋友。”学期快结束时，热尔曼隐隐怀着感情高声朗读了罗兰·多热莱的小说《木十字架》。书中描写了战壕生活、刺刀肉搏、受伤的士兵、战争的恐怖，这些都是听写练习的精彩题目：“一阵嘈杂声从右侧传来，又像在叫喊又像在唱歌：‘朱阿夫兵出击了！’一发105毫米炮弹炸开来，随着五声钹响，上尉大喊道：‘第三组前进！’”

阿尔贝知道父亲是朱阿夫兵。在其训言中于勒·费里还说：“你们要传达给孩子的，……是人性化的智慧。”阿尔贝·加缪和同学们被教导说法国永远代表着普世的价值，无论大战后还是在战前。

书上还教导说“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然而阿尔及尔的教师们并不因此就真的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和卡比尔学生是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的后代。1889至1890年的教学计划解释了一种通过教育同化“土著人”的意愿：“……如果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能够融合，土著人就会分享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的祖先就成了他们的祖先。”法国人是那些如潮水般先后在北非大地上涌现过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汪达尔人、罗马人、迦太基人的英勇的继承者。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法国教师，这些思想既不显得有问题，也不显得有种族主义色彩。教师们不认可种族上的等级，却看重同样危险的文化上的等级。课堂上会讲到阿拉伯和柏柏尔艺术，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被介绍得仿佛是罗马人和法国人两次殖民之间一段长达13个世纪的停顿。还有一个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著”士兵的勇敢被看作是他们自发认同法国的一种爱国行为。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孩子来说，教科书带有异国的情调，那上面提到了下雪以及牧场。在贝尔古，也有几个阿拉伯孩子被小学录取。热尔曼教的二年级普通课程班上，33名学生中有3个阿拉伯孩子。这些穆斯林孩子讲法语，他们的法国同学则能够说几句阿拉伯土语。

热尔曼希望阿尔贝能够升上中学。他感觉这个学生挺快乐，却不知道他有多么贫穷。他对阿尔贝说：“你在学习时的乐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脸上表现出乐观精神。按照平时的印象，我完全没有想到你家里的真实状况，只是在你妈妈为了你申请奖学金的事来找我时，我才有所察觉。”外祖母不想要什么奖学金，她觉得阿尔贝应该工作，像吕西安一样给家里挣回每星期的工钱。在埃莱娜·加缪的支持下，热尔曼向老太太历数了孩子的优异表现：他的读、写、说、朗诵都很好。奖学金能够抵消学费，将来再念了中学，阿尔贝就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在下层民众中，老师代表着国民教育热心助人的形象。他们常常会对学生说：“让你爸爸来找我，我有话要跟他说。”“我爸来不了，他得干活儿。”“那就叫你妈妈来。”母亲大多是文盲：“上学太贵了，家里没有钱。”“这我知道，可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到那时候您就不会后悔了。您至少要帮助他拿到小学文凭。”

阿尔贝是个好学生，尤其法语学得好。1924年1月开始的第二个学期里，热尔曼因为妻子不在身边，便每天给四个学生多上两个小时的免费课程，这四个学生中就有12月份取得全班第一名的阿尔贝。由于被推荐申请奖学金，阿尔贝得到了家人的另眼相看。热尔曼也对他说了些外祖母的好话：“她其实是叫得凶，并不怎么咬人。”

继维尔莫日历和连环画之后，阿尔贝又在教科书中发现了文字的神奇世界。家里一本书也没有，艾蒂安舅舅和他的姐姐只会看报纸上的照片与插图。

每天早上，阿尔贝去奥古斯特·孔德大街找自己的朋友皮埃尔·法西纳。他们一起捉弄那个在垃圾桶里翻东西的西班牙流浪汉，又给那个收养弃狗的人制造麻烦。如果下雨，他们就在家里玩。每周四和星期天，两个男孩都要去植物试验园爬树。那里有种着悬铃木、棕榈、竹子和桉树的林荫道，道路两侧是椰子树、温室、苗圃和养蜂场。整个植物园都是属于他们的乐土。他们还去阿道尔夫·布拉赛尔街那个装有铸铁手柄的喷泉附近玩，去砖厂和煤气厂的空地上玩，或者去“绿地”一带，那儿被人专门用来堆放生了锈的铁圈和木桶架。两个男孩练习玩穷人网球，嘴里叼着木头削的雪茄烟，手里抓着临时凑合的球拍。沿着海边的路上，羊群正被人赶往“方屋市场”；再远一些，有人光着身子在海里游泳。

“你不怕淹死？小心你妈揍你！”

“脱那么光你就不害臊？你妈在哪里？”

尽管家长不允许，孩子们还是要一直跑到港口，盯着看那些欧洲来的工头以及那些搬运大煤筐的卡比尔和摩洛哥工人。加缪小小年纪就好争斗，一个名叫麦克斯的男孩以为他是阿尔萨斯人，就把他叫作“德国佬”，这下惹得阿尔贝要求用拳头跟他决斗，结果一只眼睛被对方打得青肿，“这结结实实的一拳是经过精心瞄准的，因为它可以在好几天里醒目地让人记住胜利者的荣耀。”脚下穿着裂口的帆布鞋，身上穿着棉布衫裤，皮埃尔和阿尔贝在街上游荡。春天，吕西安、阿尔贝和皮埃尔一起去看足球赛，这是由英国水手传入阿尔及利亚的一项运动。有的时候，一场比赛开始前会举行列队游行仪式，由铜管乐队在前面开道。

在沃默拉街的学校，阿尔贝学会了对一门极为讲究的语言的尊重，学会了区分未完成过去时、愈过去时、先将来时和虚拟式之间的细微差别。他跟同伴一样说粗话，但知道自己说的是粗话。家里人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不是书上的那种，他照样也喜欢。他的母亲表达困难，给人一种超脱的冷漠感和一种单调的陌生感。

和卡庞特拉或尼斯的工人一样，贝尔古的工人对教士的尊重少于对教师的尊重。阿尔贝受过洗礼，那在贝尔古只是跟初领圣体、结婚、临终涂油礼类似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也曾和三百个孩子一起在阿尔及尔的圣·波纳旺迪教堂接受过坚振礼。桑德斯-加缪一家人没有谁经常去教堂，他们既不去想地狱天堂，也不去想炼狱。提起某个人死了，外祖母会说：“好了，……他不会再放屁了。”

贝尔古与巴伯·埃勒-乌埃德或侯赛因-岱一样，信仰宗教的人有限，但举行世俗葬礼的却不多。如同法国南部，每逢举行宗教葬礼的弥撒时，去墓地之前人群就会在教堂前缓慢挪动。不过，跟马赛或布雷斯特一样，阿尔及尔的墓地每年11月1号总是挤满了人。当地教士的机械说教会让年轻人产生犯罪感，神父们总要提到道德败坏的问题。“我的孩子们，手淫会导致耳聋，有时还会导致失明或精神错乱。”然后念三遍天主经、两遍圣母经。从贝尔古望过去，天主教堂似乎处在富人区那一边。

桑德斯太太坚持要吕西安学习小提琴，正如她坚持要阿尔贝在上中学前去参加一次领圣体。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上中学又去教堂。她约请教区神父尽快举行这一仪式，神父说阿尔贝应该每个礼拜四和礼拜六晚上先去听教理课。

“现在就举行，否则阿尔贝就放弃。”桑德斯太太说。

神父只得投降。阿尔贝因为在听教理课时老讲话，挨了一个教士的耳光。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忘记，远比听课的内容记得更久。

参加完领圣体仪式后，阿尔贝穿着一身水手服，炫耀地戴着领圣体的纪念臂章去学校。路易·热尔曼见到这些领过圣体的学生，咬着牙齿对阿尔贝说：“我记得你和领圣体的同学进教室时，很为自己穿的那身衣服和庆祝过的那个仪式而快活骄傲。我真诚地为你的欢乐而高兴，我想既然你去参加领圣体，那就说明你喜欢那玩意儿，既然如此……”

1924年，法国人更多地忙于准备议会选举而不是宗教节日。左翼联盟赢得了权力。阿尔及利亚反对教会干预公共事务的左派在宣传广告上求助于圣女贞德的形象：她站在柴堆上，四周围着要把她烧死的主教与僧侣，旁边配有说明文字：“百姓们请记住，他们昨天是什么人，今天也是什么人！”思想正统的“黑衣党”动员了一批曾经打过仗的宗教人士参与这场选战。在针锋相对的广告上，一个修道士指着他的一条木制假腿表明自己的爱国，旁边的说明文字是：“不，我们不会退出的！”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不属于下层民众，混账教士在贝尔古不太招人喜欢。传说维约大人在蒙斯塔加纳下船后问一个神父做弥撒的时间是几点，神父回答说：“您想几点都行，没有人上这儿来。”

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徒在狂欢节最后一天要焚烧一幅神父的画像以示庆祝。路上遇见教士，他们会低声咕哝：真见鬼。教士们被看作是会带来不幸的人。加缪是在一种肤浅的天主教边缘文化中长大的，神父们跟人谈论天国，他们自己却在人间挑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巴伯·埃勒-乌埃德的西班牙居民面前，他们会用西班牙语挑拨说，那些不做弥撒的懈怠的法国人生孩子的数量不够多。阿尔及尔的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大地、沙滩、阳光和大海。

为了带学生参加奖学金资格选拔考试，穿着护腿罩的路易·热尔曼到贝尔古来接自己的学生，陪同他们去位于阿尔及尔西边的公立中学。他给学生们买了牛角面包。等到考试结束后，又为他们核对答题草稿。有个孩子答错了一道题。两天后阅卷评委公布了成绩，阿尔贝·加缪和皮埃尔·法西纳都通过了。热尔曼对加缪说：

“太棒了，小家伙，你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