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阿库家肉店的米什莱街，是阿尔及尔的香榭丽舍。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被更名为“比若”的高中离这里大约20来分钟距离。阿库夫妇住的套房位于二楼，第一扇窗户是餐厅，第三扇就是阿尔贝的房间。他常去米什莱街和蒂尔曼街交汇处的“圣母书店”，店主是两个流亡的女人，阿库姨父称她们是“那两个处女”。阿尔贝还去团结路一个新结识的朋友让·德·梅松瑟勒家，他跟母亲住在一起。

文科预备班的高中生们“逛”米什莱街，就像其他人逛巴黎的圣米歇尔大街、剑桥的国王大街或哈佛的广场一样。加缪和弗雷曼维尔坐在学院咖啡馆的露天椅上，挺直身板张望着路过的女孩们。贝拉米克在谈论着肖邦或者舒曼。加缪写道：“有哪座城市能够既拥有历史留下的丰富遗产，又能拥有大海、阳光、灼热的沙滩、天竺葵、……橄榄林和桉树林？在这里幸福触手可及。……在阿尔及尔以外的地方我完全无法生活，完全不能。我会去旅游，因为我想要了解世界，但是我敢肯定，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会有流亡的感觉。”

这些年轻人常常相聚在总督府广场的“交易所咖啡馆”，或者穿过地势低洼的卡斯巴一带的小巷，登上城市的高处。在那儿他们就会接触到阿拉伯人。拥有17万白人和5万5千“土著”的阿尔及尔是一座欧洲化的城市。在纪德喜爱的弗洛芒坦咖啡馆，这帮朋友歇了歇脚。他们对小巧的公主墓地和那座摩尔式房屋情有独钟，后者由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授雷翁·克拉罗设计修建。这群学生没有在为1930年庆典而建的弗朗谢·德斯佩雷博物馆多作停留，而是一直来到城墙一带的炮台和青铜大炮跟前，返回时则取道埃尔·克达尔墓地。到了别处的欧洲人墓地，这群朋友会挨着墓碑坐下来，辨认上面用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马耳他文刻下的碑文，它们讲述的是殖民者的家族传说。一个士兵的姓氏会让人想起一场战役，同年下葬的好几个同姓名字则意味着曾经有过一场流行病。从墓地可以看到大海、巴伯·埃勒-乌埃德的灰褐色石灰岩开采场，以及和巴黎圣心大教堂一样丑陋的圆顶蛋糕般的非洲圣母大教堂。他们顺着卡塔鲁吉街往山下走，路边有帮人写字为业的人，还有几家小妓院。阶梯下方是一片无花果树和西迪-阿布德拉赫曼的陵墓。阿尔及尔的墓地有着新教徒墓地的那种不张扬的魅力。在通向希迪-本-乌尔的路上这群朋友加快了脚步：松树林中那座长长的圆瓦屋顶的“科雷特博物馆”令他们神往，再往前就是围墙环绕的博尔吉·波里尼阿克和一个很大的公园。这帮学生的一些朋友会在那里跟他们会合，其中有画家路易·贝尼斯蒂。他们来到了塞莱斯特村和那家小旅店。马克斯-波尔·富歇觉得旅店带有“法国外省”的风味，还把老板娘叫作“女主人太太”。顺着下山的路走到要塞之前，他们会在西迪-本-乌尔的小清真寺逗留一阵。

加缪喜欢大城市的喧闹，也会享受市郊的清静。阿尔及尔的有轨电车不太结实，在一束束灯光中摇摇晃晃地行驶。殖民者所到之处都铺电车，一直铺到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的电车由三家公司运营：车身绿白相间的阿尔及利亚电车公司、车身棕色的阿尔及利亚路轨公司、车身为黄底带一笔红色的萨赫勒电车运输公司。后两家的线路都通往郊区。各条线路的总站均设在总督府广场。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相安无事：没有正式的种族歧视。

在大多数熟悉加缪的人眼里，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年轻人，但是1932至1933年这段时间，他却感到苦恼焦虑，并私下告诉了罗贝尔·若索和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后者已故的父亲是个贵族军官，而母亲瞧不起住在奥兰的法国人。在加缪眼里，弗雷曼维尔是“最出色”、“最有天赋的”。别名安德烈·帕尔纳斯的贝拉米克则来自富裕的犹太人阶层。弗雷曼维尔根本就不学习，但历史老师却预言他将来会事业辉煌。马蒂厄批评他说起话来桀骜不驯。弗雷曼维尔写诗，亨利·德·雷尼耶认为他的诗“才华横溢”。弗雷曼维尔的学识令加缪感到惊讶，但不太喜欢这个学生的格勒尼耶则不以为然。

克洛德非常喜欢奥兰，喜欢它那黄色石头建成的大教堂，以及街头墙上随处可见的下流图画：巨大的男性生殖器射出如注的精液。和加缪一样，他觉得自己既是西班牙人又是法国人。弗雷曼维尔欣赏美国黑人灵歌，阅读福克纳、海明威、蒲鲁东、饶莱斯、罗曼·罗兰以及托尔斯泰。和罗贝尔·若索一样，他讨厌欧洲移民的思维方式，他们轻率地断言阿拉伯人懒惰、虚伪、爱偷盗、都是梅毒患者。但这些移民又需要“土著”替他们在城市里打杂、在乡下干重活。罗贝尔和克洛德对“土著”微薄的薪水深感不平，敦促阿尔贝意识到这种社会问题不仅是阿尔及尔才有。阿尔贝和克洛德互相借阅书籍，交换看法、文章和诗作。他们还轮流背诵波德莱尔的“外乡人”诗：

“神秘的人，请说，你最喜欢谁？父亲，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我既无父亲，也无母亲，既无姐妹，也无兄弟……”

“那祖国呢？”

“我不知它位于何地。”

他们觉得自己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那么，你究竟喜欢什么，奇特的外乡人？”

“我喜欢云彩……那边，那边，那些美妙的云彩。”

住在奥兰的弗雷曼维尔准备去法国。加缪给他寄去一些热情洋溢的书信：“愿你做一盏十字路口快乐的信号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你是一个想要违反道德的敏感孩子，其实你很善良。自己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要改变自己。……愿你一如既往地既刻毒又高傲，带着那种侮辱人的快乐。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在内心深处，你其实渴望着温情。”然而，“温情并不存在。……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弗雷曼维尔，我甚至不再相信你的友谊，几天前我还曾希望得到它。”阿尔贝给朋友道了永别，不过还是加了一句：“如果能够的话给我写信吧。”

女孩子们很难抵抗加缪的魅力。他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既可爱又迷人。从一个名叫西蒙娜·伊埃的女孩身上，他懂得了什么叫作放荡。西蒙娜长着一张漂亮的布满雀斑的鹅蛋脸，鼻梁挺直，褐色的眼睛透着澄碧，双腿修长。这个优雅的女孩体态性感，同时周旋于几个爱慕者之间，其中包括马克斯-波尔·富歇。她穿着紧身连衣裙，很乐意把自己当成嘉宝、黛德丽、娜迪亚和假小子的角色。她没有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眼下正在旁听大学课程。

阿尔贝第一次见到西蒙娜是在马克斯-波尔·富歇的家里。他约了一帮朋友听音乐，按照纪德建议的方法，将窗帘全都拉上。西蒙娜的继父是眼科医生索格勒博士，她自称是马克斯-波尔·富歇的未婚妻，他们认识那会儿她才16岁。年轻人提到她时都用她名字的首字母“S”称呼。“S”比阿尔贝小一岁，时常招来别人的闲言碎语，年轻人背后说她跟别人上床，这在仍然把贞操看作是一种资本的阿尔及尔富有阶层是不多见的。很多男人都害怕她制造丑闻的爱好——大家都希望不被人注意。

马克斯-波尔·富歇家的窗帘拉开后，客人们感到睁不开眼睛，尤其是路易·贝尼斯蒂。西蒙娜的眼睑涂成紫蓝色，戴着假睫毛，身穿透明连衣裙，那种女性的魅力与神秘使她像一个透着粗俗的维纳斯。

“西蒙娜，你会变成一个婊子的。”继父对她说。

加缪与弗雷曼维尔重新联系上了，他寄了一篇文章给他，对其第一本薄薄的诗集加以挑剔：“老伙计，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怕跟你讲真话，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弗雷曼维尔更喜欢真诚的我。”写下这篇坦率又带些学究气评论的加缪，这时不到20岁。“我承认在你的诗里能够读出一些惠特曼，至少是克洛岱尔的影子，但是坦率地说看不出詹姆斯的影子。不过你还是应该骄傲，而不要感到不舒服。”接着加缪又倾吐自己的心声：“我希望在生活中不要失去你，能够始终和你做朋友，尤其是眼下。我已决心不见任何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是真的吗？原来加缪跟嘉碧姨妈和古斯塔夫姨父产生不和，搬离了朗格多克街：信奉伏尔泰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姨父无法接受外甥把一些年轻女人带回自己的房间，尤其是“S”。

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积极分子，马克斯-波尔·富歇要去农村活动，“S”跟他疏远了。加缪约马克斯-波尔·富歇在植物园见面，他们一直走到了海边。

“她不会来见你了……她已经做了决定。”加缪解释道。

马克斯-波尔·富歇接受了。

“我曾经在想你有没有天分，”加缪说，“现在你为我们提供了证明。”

马克斯-波尔·富歇是否为摆脱了“S”而感到轻松呢？这个光艳照人的女子会带给人一种难堪：她母亲为了减轻她来月经时的疼痛而给她打过一针吗啡，结果西蒙娜便发现了天堂，自那时起她就从母亲那儿偷来处方购买麻醉品。这个花招被发现后，她又求助于其他医生。这个诱人而又令人不安的“S”会引用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付给出租车司机大把钞票，哼唱淫秽小调，谈论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地中海青年》，这本书介于诗体与散文体之间的写作技巧吸引了加缪。后来，染上毒瘾的“S”离开了一段时间。她反省了自己，并受特里斯当·查拉某句话的影响克服了毒瘾，可那句话却让加缪感到不快。西蒙娜对康拉德、兰波的作品感兴趣，对一切感官的放荡兴趣尤胜。

路易·贝尼斯蒂的哥哥吕西安是巴伯·埃勒-乌埃德的一个药剂师，他给了加缪几盒低剂量的缓释性瓶装药。在米什莱街厄尔贡教授家的卫生间里，西蒙娜给自己注射针药。到了学校也一样。她的细高跟鞋和灰蓝色的狐皮长披肩让人惊讶，走路时上身挺直，大步迈开双腿，男人们都朝她回头看。加缪恨不得揍扁那些用淫荡目光看她的家伙，他懂得了什么叫激情和嫉妒。有的时候，他想说服自己相信爱情“一点意思都没有”。1933年7月27日他曾写道：“我被迫从家里搬了出来，哥哥收留了我。”好心肠的吕西安·加缪住在米什莱街117号乙，他不理解弟弟的行为，但是知道如何爱他。阿库夫妇中断了阿尔贝的经济来源：“我几乎是独自一人生活，身无分文，前景未卜。”哥哥现在是商业代理人兼会计，尽自己所能帮助弟弟，干他这一行每月挣1800法郎左右。吕西安快要和一个上门帮人服务的年轻女裁缝结婚了，同时还照顾着母亲。

阿尔贝必须养活自己：“我想做点新闻工作以便继续大学学业。”应该说是以便开始这一学业。困难没有将他压垮。“我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觉得自己充满了无限的潜力。”他没有“陷入一时的怒气去怨天尤人”，阿尔及尔的美丽再次抓住了他的心灵：“从我的窗户看出去，那片天空极为明亮，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那次乌云密布时跟朋友一起去散步的情景。为了那份浪漫，我们是在闪电和雨水中走回来的，那情景非常之美。”20岁那年，他写了一封与其说是给弗雷曼维尔不如说是给自己的信：“我觉得，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心灵即使是在欢笑和充满激情的时候，也经常是忧伤的，而且总是带有悲剧性。”加缪知道他的忧伤只是暂时的：“这些厌倦心情并不是结局。”他再次表现出坚忍不拔：“痛苦没有什么了不起，懂得如何承受痛苦才是重要的。”他的朋友正在奥兰做什么呢？“你那座丑陋的城市。……每次我去，都会因为它透着豪华的俗气而感到恶心。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阿尔及尔。”这段时间加缪较少读书，更少写作：“应该学会适应这种头脑的冬眠期。”作为一种自我安慰，他说自己经常摆弄音乐。他希望假期能够到奥兰去跟贝拉米克待在一起。

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写的书信中，加缪提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他已经没有奖学金，曾经得到阿库夫妇接济的半住校高中生现在成了贫穷的大学生，他希望“在哪家出版社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另外一份税务局的工作他又“没有兴趣”。弗雷曼维尔能够替他在《奥兰早报》找一个专栏编辑的职位吗？他可以一边在奥兰工作，一边通过函授继续学业。他曾经给《南方》和《阿尔及尔大学生》杂志写过稿，在《自由新闻》上主持过一个唱片专栏，因此“不是一个新手”。加缪也想到了“教师的饭碗”，那在阿库看来是可靠的职业。做教师仍然可以继续写作，虽然要冒一些风险：要么在学校闹哄哄的环境中昏昏欲睡，要么在里尔那类城市的迷雾中或者做博士论文的迷惘中恹恹醒来。做过博士论文的格勒尼耶知道这一切。加缪害怕教师生涯会使自己的艺术家才华受到窒息。

他于1933年11月拿到了伦理学和社会学课程的合格证书，要取得学士学位仍然困难重重。拿到心理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后，他没通过第二年6月的古典文学课考试，不过11月份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考试。

在一封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里，加缪提到自己正在读托马斯·曼、马勒伯朗士和克洛岱尔，正在学习德语、“品尝自然科学”，随后话题一转沮丧地写道：“……我给自己定了用四年时间来创作一部自己想要写的作品（因为生病我没有更多时间）。”他没有说能写出一本书来，而是预告要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我们以为自己年满20岁就有了某些权利，其实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有的只是义务。”他提醒朋友当心“轻率的写作会毁掉最美好的作品”。头脑清醒而又多愁善感的加缪还写道：“我非常厌倦，精疲力竭。……刚刚2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很清楚经历痛苦就是在丰富地感受生活。我知道崇高总是与悲剧性相连，而悲剧性却不一定和崇高有关：当它使我们过分悲伤乃至无法哭泣的时候。”他经历了可怕的“没有信仰的痛苦日子”。写信时他的口吻像是克洛德的保护人——后者是个“非常单纯、非常孩子气的朋友”。

和西蒙娜的关系动荡不定，时而和好，时而分手。“除了靠时间来愈合创伤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加缪在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与她在一起的确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还有艺术、爱情。然而，当你眼下的爱情出了问题，那爱情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令人满意了。”他又提到了自己的文章：“没有一份刊物适合我，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发表。为了创作而创作，不仅更美好而且更可靠，不去追求可怜巴巴的所谓不朽。……即使我要发表作品，那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因为孕育一部作品至少也得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相信有所谓早熟的天才。”他同时要应付几个方面的事情：谈恋爱、乏味的日常生活、为将要开始的作品做准备、还要完成学士学业。

1934年2月至6月间，弗雷曼维尔仍住在巴黎。加缪的感觉好一些了，他请弗雷曼维尔帮他再找一份工作，不是为了生活得舒适，而是为了“更多地体验生活”，以便“完成前面提到的那部作品”。弗雷曼维尔给他介绍了一份哈瓦斯通讯社的工作，加缪回信说：“我的身体状况使我完全无法从事夜间的工作，而且我也无法现在就动身。”西蒙娜跟他又和好了。“我急于想生活得更丰富，或者‘更大限度地生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两个共同请你帮助我们，”加缪给这位朋友写信说，他希望能有一份月薪1500法郎的工作，他会到巴黎去一趟，“6月份我不是一个人来巴黎，不过别以为会有什么浪漫，也别以为我跟她的事很简单，事实上比你想的要麻烦得多。”

阿尔及尔大学的哲学专业有一位专职教授、几个临时助教和20来个学生。上课的教室太大，四分之三都是空的。几个女孩戴着帽子，男孩们则是套装加领带。加缪身穿白长裤，头戴毡帽，系着蝴蝶领结，被人看成是一个纨绔子弟。专业负责人勒内·普瓦利耶很重视自己主讲的课程。这位哲学教职资格获得者已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时空观的几种特性》，一本对于前来听课的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非常严谨的科学著作。普瓦利耶深入研究了相对论和量子论。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是一所训练严谨头脑的学校。他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两年，并取得过法律学士学位，此外还对佛教，尤其是吠檀多学派怀有兴趣。当时法国的大学对弗洛伊德学说尚持怀疑态度，而普瓦利耶已经对无意识产生了兴趣。他曾在蒙彼利埃教过书，在他眼中，阿尔及尔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太舒服的城市，这里的欧洲人分隔成几个小圈子：移民、军人和公务员。大学的文学院似乎与世隔绝，14名教师在院里的每次聚会上都隔着桌上的朗姆酒水果蛋糕互相窥视，重复着同样的谈话。普瓦利耶一个人负责四门课，每个学年各两门。10月份他的课堂上有大约12名用功的学生，到6月份就只剩下6个，其中有加缪和来旁听的西蒙娜。比较认真的女孩有米莉亚姆·萨拉玛和莉莉阿娜·舒库恩。普瓦利耶讲解因果关系、决定论和自由概念，将日本神道中的恩典与基督教的原理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的逻辑学和普通哲学课无法唤起学生们的激情，他们的态度认真但思维不够开阔。口试成绩最好的是伊夫·德谢塞勒，他是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出色演说家。论说文与陈述报告的成绩阿尔贝·加缪紧随其后。在普瓦利耶看来，每当书面表达加缪就会脱颖而出，即使他写作的形式成分多于内容。寥寥那么几个的学生，如何能够既像朋友一般邀请其中某个人喝咖啡又不让其考试及格呢？普瓦利耶给自己挑选了几个助教，将普通哲学的一门附加课程委托给格勒尼耶上，他们是同一届参加哲学教职资格考试的，普瓦利耶获得第一，格勒尼耶名列第三。前者偏重理科，后者偏重文科；前者讲课遵循教学大纲，后者讲课随兴所至。普瓦利耶教给学生一种非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对科学的尊重，而格勒尼耶忽视了这个方面。

另外一位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拉丁文学和罗马史教师雅克·厄尔贡。1934年，他有一门课专门介绍罗马的皇帝，其中包括卡利古拉。他的妻子塞弗里安娜有个知名的父亲叫保尔·德雅尔丹，在每隔十天举行的蓬第尼招待会上他聚集了一批以《新法兰西杂志》几大重要人物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和社交界人士。纪德、罗歇·马丹·杜伽尔、克洛岱尔、马尔罗代表文学界，哲学方面的代表是贝尔纳·格勒杜伊森和那位头脑敏锐的学界名流雷翁·布伦什维克，普瓦利耶的博士论文就是题献给他的。厄尔贡欣赏加缪，可惜这位年轻人没有学过希腊文，拉丁文也只是中等水平。在加缪翻译塔西佗的一篇作业上厄尔贡写下这样的评语：“勉强及格。人很聪明但译文质量很不稳定，太多吃不准的地方。”

有一点加缪是吃得准的：他要写作。他发现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此人就是32岁业已成为别人榜样的安德烈·马尔罗。格勒尼耶在自己家里接待过马尔罗，但既没有邀请同事也没有邀请弟子与其认识。在加缪读过的数百本书中，有两本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格勒尼耶的《岛屿》，这本发行量极小的著作如果换个标题可以题为《孤独种种》；另外一本就是马尔罗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人类的命运》。

比加缪年长15岁的格勒尼耶潜心钻研不可见之物、想象之物、绝对之物，以及一开始他并不接受的神性之物。他比普瓦利耶更多地谈到人的有限性和神的无限性，谈到神秘与神圣。格勒尼耶与加缪之间的关系既像是对话也像是独白。《岛屿》是一本150页的著作，书中谈到了空虚的诱惑、凯尔盖朗群岛和一只名叫姆鲁的公猫。加缪在这本书里发现的更多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他能够认同的内容。他觉得格勒尼耶的散文与夏多布里昂和巴雷斯的散文较为接近。在自己这位导师笔下，加缪喜欢的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反讽，些许的疯狂，一种形而上的生活感受，以及他模仿柳德米拉·彼托埃夫扮演的奥菲莉亚的声调来朗读柏拉图对话的那种方式。格勒尼耶的某些观念让加缪着迷：他对不祥事物的预感——格勒尼耶本人则说是警告——、他对沉思的爱好、他对事物的些微现实性的反复思考，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文学上的苦恼。格勒尼耶建议弟子去一趟意大利和希腊，此外，如果不去印度的话，至少要去印度支那看看。加缪可以在西贡找一份教师的工作，路费会由政府承担。

师生两人都喜欢那些无家可归的猫和狗。格勒尼耶声称：“一只公猫要配得上公猫的名声就应该佩戴项圈，这样很快就能赢得母猫们的格外青睐。”跟格勒尼耶在一起你会开心微笑，而跟普瓦利耶在一起就没那么开心，因为他不会敞开自己的内心。在《岛屿》的作者笔下，加缪学到了诸如伟大、反抗、英雄主义、饱满之类词汇。在这个思想微妙、朦胧而审慎的35岁男人和这个极其渴望生活的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算亲密的信任关系。一本正经的加缪和彬彬有礼的格勒尼耶彼此以“您”相称，互致一些短笺书信，后来都由格勒尼耶保存下来。他们常从伊德阿高地一直往下走到乌瓦罗尔，顺路买上一些奶酪。格勒尼耶就像推敲自己的思想一样试着一块奶酪说：“卡芒贝尔奶酪不应该软成这样，主要是本地傍晚热的时间太长了。”加缪欣赏的是死者与生者的主题，而格勒尼耶则时常提起严酷的话题并缄默不语，即使请人喝杯酒他也会感到一种几乎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困难。弟子尽管对生活有不满，还仍然在追求幸福；而师父却不是。弟子贫病交加，有时会为此而吼叫；师父则只是呻吟而已。作为成年人的格勒尼耶身体健康，比起时常受到感冒和发烧折磨的年轻学生来，却更难享受跟朋友们在一起的交谈或散步。格勒尼耶被抽象的思考撕裂，加缪则在与真实的结核病作斗争。

他们对地中海的景色都怀有一种激情。格勒尼耶谈起了一种令加缪着迷的地中海文化。谁要是在某处咖啡馆或酒吧的露天座碰到格勒尼耶和他这位最喜欢的学生，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私下交谈，因为加缪会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艺术付诸实践：“我没有打扰您吧？”“不，您打扰我了。”握不握手他都会这么说。

尽管这种语气粗暴，但加缪的密友们仍然喜欢并欣赏他，而别的同学则感到失望。一个奥兰来的学生亨利·桑松因为不适应，就在加缪这儿碰了壁。加缪用“桑松先生”称呼他以表示对其疏远。有几个女孩讨厌加缪，因为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她们身上，不去追求她们或者拒绝了她们的主动示爱。他不愿跟哲学专业为数稀少的“土著”学生之一，一个名叫昂鲁什的小学教员有任何来往，那是普瓦利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加缪的脸上带着强烈的荣誉感和优越感，有时候会令人感到不快。

格勒尼耶在加缪和贝拉米克面前卖弄悖论与格言：“我们所拥有者皆属多余，所缺少者皆为必需。为了对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有所准备，我决定去参观一处屠宰场。”加缪没有把自己的私生活马上告诉格勒尼耶，不过后者注意到了那位“S”的重要性。加缪给西蒙娜写信的语气要比给弗雷曼维尔写信时造作一些：“我们的桌子被那些山楂花压弯，它们让我想起我们曾经憧憬过的春天仅仅类似于令我们恐惧的死亡”，加缪以这样的喃喃诉说笨拙地与西蒙娜探讨着哲理，“因此我们将在崇敬与泛神论中走向整一性或多元性”。

每到星期天，加缪、富歇、路易·贝尼斯蒂和梅松瑟勒就会去布扎雷阿散步。同行的“S”一会儿跟这个走在一起，一会儿跟那个走在一起。走着走着，这个异想天开的女孩就开始发表言论了。她对梅松瑟勒宣称，当下时刻只有在成为回忆的时候才能获得现实性。另外一个在大学当旁听生的女孩米海耶——后来嫁给了吕西安·贝尼斯蒂——对阿尔贝和西蒙娜这对情侣赞叹不已：

“我要是写一本小说，一定把你们写进去。”

阿尔贝和西蒙娜费尽心思让人相信他们是天生一对。令所有朋友都感到吃惊而唯独西蒙娜的母亲索格勒医生不觉得意外的是，这对年轻人决定要结婚了。加缪这时20岁，西蒙娜19岁，年纪都还不大。在索格勒夫人看来，阿尔贝只会给她的女儿带来益处。路易·贝尼斯蒂怀疑加缪是否陷入了天使情怀：一旦跟西蒙娜结婚，他就得拼命矫治她的问题，把她从毒品和狂乱中拯救出来。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却有着古道热肠。在路易看来，这场婚姻是一个错误，因为加缪原本是强烈谴责违反自然的婚姻制度、谴责束缚人的戒指这一可悲的婚姻象征的。阿尔贝和西蒙娜并不宣誓彼此忠实，既然双方在身体上都已感到厌倦，为何还要放弃各自可能的幸福呢？加缪说：“我想结婚，想自杀，要不就订阅《插图周刊》，总之干一件绝望的事情……”

两个年轻人脱离家庭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但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自主。索格勒夫人以及与加缪重新和好的阿库夫妇将帮助这对年轻人。前者给他们提供了一处住所，而且是很舒适的住所；后者则资助他们一笔小小的年金，并借给他们一辆14马力的雪铁龙。姨父姨妈不接受西蒙娜·伊埃，但承认西蒙娜·加缪。1934年6月16日举行了只有亲属参加的婚礼，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问儿子喜欢什么礼物，他回答：

“一打白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