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时常写下一些创作手记。比起快速记录自己生活并加以评判的普通日记来，这些手记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工具。他在其中为未来的作品草拟一些精彩的片断、谈论自己以及有待塑造的人物、思索时间与空间、寻找“分寸感”。他身上沸腾着某种无节制的冲动，说自己过着“一种混乱的生活”，因而要在纸上将自己的混乱加以整理。在这些手记里，以嘲讽语气直接提到的第三人称“他”代替了第一人称“我”，仿佛对其他人说话更容易与自己拉开距离。加缪曾于1935年（没有标明具体时间）写道：“他在真诚的时候会感到自在。”这种真诚与作为其平衡力量的诙谐同样重要。“将我们从极端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就是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极其悲哀地充满了我们全身，令我们感到愤怒。……幸福常常不过是对自己不幸的同情。”这段话讲的既可能是未来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也可能是加缪自己。在1935年的这些手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我曾向别人要求超出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持久的友谊、不变的情感。”如今他已22岁。“我已懂得向别人要求低于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同伴而已。这方面最完美的人是谁？加里耶罗。至于别人的情感、友谊、高尚行为，在我眼里均属奇迹或曰意外的恩赐。”

作为投入行动之前的一次后撤，作为对母亲祖籍呼唤的回应和对祖籍的敬意，加缪和妻子一起游览了帕尔马。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他眼里既带有神话色彩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一路上他流连于各处名胜，也享受着自己苦涩的乐趣。他喜欢圣弗朗西斯科的隐修院、各地的港口、圣安东尼奥的修道院，以及伊维萨的海湾。格勒尼耶和帕斯卡尔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将这次远足的印象整理清晰之后他在手记中写道：“旅行的代价是恐惧。在某个时刻，由于远离家乡和母语（这种时候一份法文报纸会变得无比珍贵；还有那些傍晚坐在咖啡馆里与别人手肘紧挨着的时刻），你会被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抓住，本能地想要重新躲进自己所习惯的环境中，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感受。”或者更进一步，突然感到了到某个修道院去遁世的诱惑：“我在一个山岗上发现了一座外墙深黄旧得发黑的隐修院。一位修道士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条件是我自己做饭，并且同意很多天里不见任何人。……要是在离这儿800米的那个地方独自一人写作，我一定能够将书写出来。”

加缪被“流感”所困扰，其实是结核病尚未痊愈。由疾病和旅行他联想到了自己强烈的感受力：“眼下的我发着烧却又感觉敏锐，任何一点刺激都会给我内心深处带来震动。……让光线倾泻而来吧，永恒就在其中。”感觉过敏症再次出现，他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遍，因此已经被清理过的回忆：“不应该说旅行是为了乐趣。旅行并无乐趣可言。”甚至跟西蒙娜一起也是如此吗？“我在旅行中想到的更多是一种禁欲。”这就如同某种异教神秘主义的诱惑一般。除了禁除性的快感外，禁欲还意味什么呢？加缪想要迫使自己接受的，并非是让自己戒除或者缺少什么，而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一种纪律的训练。对于他而言，世俗的圣人不做祈祷，而是走近艺术。格勒尼耶和哲学课的影响就在眼前。“旅游是为了自身的修炼，如果我们把修炼理解为对自己身上最隐秘的感觉力，即对于永恒性的感觉力进行锻炼的话。享乐会使我们远离自己，就像帕斯卡尔的消遣使其远离上帝一样。旅行仿佛一门更伟大、更严肃的科学，能将我们带回自己身边。”

从巴利阿里群岛返回阿尔及尔后，加缪与自己身上的病魔进行着斗争。1935年8月，在得知自己的第二个肺叶也出现问题后，他带着一种医生般的冷漠告诉弗雷曼维尔和格勒尼耶：“我于上周五乘货轮出发，但刚到贝热亚，一次轻微的血尿就迫使我去看了医生。他建议我尽快返回阿尔及尔，担心在我目前的状况下，这点小问题可能是结核病引起的。”说完这话加缪又改口了，他是一个放松之后总是马上又紧张的人。

在没有“S”同行的时候，他经常去拉菲家的谢赫拉扎德别墅见一些新朋友，那座别墅坐落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山丘上。拉菲的父亲在谢阿菲诺公司当船长，那是法国第六大航运公司，拥有22艘货船。拉菲太太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主人，她的几个儿子在大学里读法律和建筑。这个家庭是《阿尔及利亚杂志》的继承人。通过一个女大学生柯莱特·普雷沃斯特的介绍，加缪在拉菲家认识了两位年轻女性，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她们俩住在一起，都是奥兰人。让娜前额宽大，长着灰蓝色的明亮眼睛，栗色头发。这个读文学的大学生充满自信，有时表现得很高傲，让加缪这样好相处的人都感到气馁，因此加缪把她叫作“甜蜜的苦涩”。让娜和加缪一样生于1913年，学历史的玛格丽特则生于1912年，她的个头要小一些，眼镜后面柔和的目光带着询问，有一种腼腆的魅力。让娜一家属于烟草工业王国巴斯多斯公司的家族成员，父亲是奥兰地区葡萄种植者协会的主席，还领导着“法兰西行动”运动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因为教皇革除了莫拉斯的教籍而与之存在着矛盾，一位主教因此要求在奥兰田园圣母学校读书的让娜与父亲断绝关系。她虽然不喜欢“法兰西行动”，但还没有到不认自己父亲的地步。被学校开除后她进了女子高中，认识了玛格丽特。思想左倾的让娜希望能够独立，一心想要获得文学教职资格。玛格丽特的祖先分别来自普罗旺斯和阿尔萨斯，她的父亲是牙医。加缪对这两个女孩十分倾心，他不需要向她们施展自己的男性魅力，因为他发现了“女性友谊的某些温柔而有分寸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乐趣。他将自己的人生计划告诉了让娜和玛格丽特，就像告诉另一位女性朋友让娜·特拉契尼一样。他说自己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对将来的成就抱有信心。

很多男性也喜欢加缪，其中包括13岁半就进入谢阿菲诺公司做事的格鲁约、在政府的运输咨询和监督秘书处做事的夏尔·蓬塞，他后来又转到资料部门工作。此外还有借美国小说给加缪看的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现在当了政府部门的秘书长助理。根据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的说法，自学成才的蓬塞是贝尔古反战与反法西斯运动的负责人，这个被共产国际渗透的组织聚集了一批阿尔及尔的进步人士。蓬塞有次提前到里昂街与拉马丁街交汇处的一家酒馆的地下室去参加该组织的会议。

“有个人已经在下边了，”老板告诉他。

一个年轻人正趴在几张靠在一起的桌子上写东西。蓬塞看见一张长长的脸庞，两只小小的招风耳，领口的蝴蝶结和剪裁非常得体的西服上装。

“加缪。”

“蓬塞。”

阿尔贝向夏尔解释说，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按照事先约定”派他作为代表到贝尔古去推动当地支部的工作。

“我很了解贝尔古的那些人，”加缪说，“说到玩滚球、玩贝洛特纸牌或者喝茴香酒，他们个个都是好手，可是对于政治嘛……”

他想创建一个具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剧团。蓬塞愿意一起来做吗？后者同意了。加缪喜欢他的沉着冷静。作为信任的表示，他以“你”称呼蓬塞。不过蓬塞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加缪出生在贝尔古并且已经结婚。他不戴结婚戒指也不提西蒙娜。谨慎与隐私正好合拍。

另外一个朋友罗贝尔·纳米亚来自布里达地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这个充满激情的人也失去了父亲，为了谋生，他先是替一个建筑师做事，后来又替一个画家和一个书籍装订商干活。他阅读《公社》杂志，那是共产国际法国分部的一份非正式刊物，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纳米亚认识富歇，并在他家结识了加缪。他还和富歇一起组织青年共产党人及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联席会议。他们都憎恶战争。纳米亚读过维克多·塞尔日的《人性的祖国》，马克思主义令他着迷，在他看来是一种“必然要出现的事物”。他是“救援儿童工人运动”的负责人，开办了一个电影俱乐部，向同伴介绍布努埃尔和苏联影片，同时还是巴伯·埃勒-乌埃德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富歇想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通向成功的跳板，加缪与他针锋相对，至少有这样的说法：

“至于我嘛，我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通向我作品的跳板。”

他们两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竞争对手。

当然并非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加缪和朋友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阿尔及尔的郊区远足。那些地方有着让人怀旧的可爱名称：舞场，布洛涅树林，蓝色喷泉公园，圣桑公园，法兰西气候等等。在非洲圣母教堂前，他们能够远眺“佩斯卡德海角”和“皇帝要塞”，并能将阿尔及尔的老城区和穆斯塔法一带尽收眼底。远足之后这帮朋友与情侣来到巴伯·埃勒-乌埃德凉爽的酒吧歇脚，男的要了茴香酒，女的要了40生丁一杯的巴旦杏仁糖浆。每一轮饮料端上来，杯托里都会装着橄榄、鹰嘴豆、煎饼和肉酱。让娜·特拉契尼告诉大家：“用牙轻轻咬一下肉酱周围的豆荚，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一挤，咸咸的豆粒儿就会射进你的嘴里！”小伙子们常去海滨区的“底层酒吧”。妓女和皮条客在故意布置的黑暗中四下揽客。左边矗立着一座断头台，右边悬挂着一具包着破布的骨骼，掀起布来一个男性生殖器就会射出液体。开酒吧的家伙是个侏儒，拿着一个阳具模型为顾客祝福。跟“底层酒吧”里那些码头装卸工和抽大麻的人在一起，要比坐在米什莱街咖啡馆舒适的街边露天座更容易让人变得粗俗。加缪追上朋友们后大声道：“哥几个，都玩的开心吧？”

每当大家大声交谈，建筑实习生路易·米盖尔便会睁大了惊讶的眼睛聆听。不过这些年轻人并不总是谈论乔伊斯、苔莱丝·达维拉、纪德、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他们还会讲一些下流故事。随着万桑·斯科托《在巴黎桥下》的曲调，这帮人扯着嗓门唱起埃德蒙·布吕阿的一首歌：

这就是母亲的一颗心

无论谁也弄不清

要是惹它发了火

半夜都难得安宁

小崽子你只有闭眼睛……

歌词的叠句部分是对巴黎“先贤祠”和“奥斯特里茨桥”的嘲笑。加缪写作时喜欢一种精心推敲的语言，而聊天时则喜欢开粗俗的玩笑。这群年轻人来到海滨区的餐馆，加缪身上钱不多，但常常谢绝别人请客，反而爱替大家付账。他又随着斯科托的曲调唱起来：

……你的父亲他在哪里

还在那家咖啡馆里

快快将我埋葬吧

这事跟我实在有关系

塔塔·吕赛特她住在7号

为何她老鸨当得那么好

一伙人接着唱：

钞票汽车还有珠宝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

都是为了向她讨好。

晚上，他们去市中心的时髦电影院或平民影院，去游艺场或“首饰宫”。加缪喜欢看美国的西部片、警匪片和严谨的俄国电影。与安德烈·布勒东一样，这些年轻人喜欢愚蠢和通俗的电影。不过加缪对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绝对与相对的交汇说以及自动写作说均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戏剧是比电影更高级的艺术。

加缪再也踢不成足球了，稍微一活动他就喘气。不过要是看到大街上有罐头盒，他还是会去踢上一脚。和加里耶罗一样，他仍然留意观察巴伯·埃勒-乌埃德和贝尔古的下层平民，那些以庄重的弯腰姿势玩滚球戏的狂热爱好者。阿尔及尔人在每一块平坦空地上都扔滚球玩。在街边、咖啡馆里和学校里人们玩的则是“契克-契克”游戏：欧洲移民们与“土著”在一个竹筒或金属管里摇晃骰子，然后将其倒在手心。大家都喜欢打赌：小孩赌画片或弹子，大人赌钱，上了年纪的、体面的、养尊处优的、老成持重的则拿庄稼和葡萄酒的年景好坏打赌。全国性的六合彩很快就在阿尔及利亚风靡起来，它让穷人怀抱发财梦，让有权有势的人得到娱乐。

加缪又回到童年时常去的植物园，重新看见那里的热带植物，看见那些相互勾着小手指头、耳朵背后插着茉莉花的阿拉伯少年。四处闲逛、海滩上玩耍、海里泡澡是阿尔及尔人的本地习俗。像艾蒂安舅舅那样的穷人玩贝洛特纸牌，有钱人打桥牌。海滩上，欧洲人的孩子和阿拉伯孩子厮混在一起。加缪曾提到，“在阿尔及尔不说在海里‘泡个澡’，而说在海里‘整个澡’。”对此我们别去较真。大伙儿在海港里泡澡，到浮标上休息。谁要是游过某个浮标看见已经有个漂亮姑娘在上面，就会对同伴喊：“我跟你说过的那是只海鸥。”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电气化加上苏维埃，而幸福在加缪看来是大海加上阳光：既免费又没人能剥夺。游蛙泳还是自由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跳水比赛。

“你们想要他怎么跳？”

“英国式的！”

“阿尔及利亚式的，带翻的。”

意思是说：带空翻的。

“水可真热！简直像马尿。”

星期天，如果西蒙娜没有关在自己房间里或者接受戒毒治疗的话，加缪常常跟她或几个朋友一起借一辆小汽车，利用整个周末到距离阿尔及尔150公里的杰米拉去露营：“那座已成废墟的城市在一条很长的盘山公路的尽头，每次转弯时都以为要到了，可总到不了，因此让人觉得特别远。”他喜欢那片荒凉而壮观的废墟，它们激发了他的思考：“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别的问题上我们那么急切地去钻牛角尖，而在死亡问题上我们的思想却显得那么贫乏，……对于死亡和各种色彩，我们不懂得该如何去讨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色彩的美妙课堂，如何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呢？有时候，加缪和朋友们乘坐大客车去城东的本圭海角。西面的蒂巴萨及其罗马废墟也是他们喜爱的一个散步去处：“春天的蒂巴萨有神灵栖居，神灵们在阳光和苦艾的气息中交谈。海面上银光闪耀，天空湛蓝，废墟开放着花朵，阳光倾泻到石头堆上。”加缪将自己写的这些抒情的随笔片断念给朋友们听。

在这样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写作所需的节奏感和语气：“某些时刻，田野因为阳光的照射而让人感到目眩。”各种色彩与气息抓住了这个年轻的作家：“我们走进了一个黄色与蓝色的世界，迎接我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夏天土地的那种芬芳而刺鼻的气味所发出的叹息声。”《梅吕西娜》中矫揉造作的喁喁低语不见了，加缪现在歌唱的是石榴树、桂竹香、松树和柏树，以及“爱与欲望的交融”。他反对那种“害怕享乐”的愚蠢之人，并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在蒂巴萨，我看见等于我相信。……一旦感受、见证了蒂巴萨，艺术作品自然就会诞生。”

这群朋友也去阿尔及利亚的内地探寻。加缪、贝尼斯蒂、米盖尔、罗贝尔与玛德莱娜·若索夫妇一起到过布里达和梅岱亚之间的奚发露营。朋友们说，一个受到过加缪抚爱的奇丑女人曾经醋意大发，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要接近他。这帮饥肠辘辘的朋友来到一个铁道口看守员的家，他的妻子用面包和油渍沙丁鱼招待大家。加缪把面包片浸在咖啡里。大家一起谈论文学、绘画和哲学。

回到阿尔及尔，政治又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自1934年起，作为左翼力量联盟的人民阵线开始反击法西斯组织的威胁以保卫民主自由。人民阵线此前以人民联盟的名称成立于巴黎。数十个组织响应了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于1935年7月14日发出的号召，联盟聚集了四个大的党派及其领袖：一是加缪所鄙视的激进党，党首为埃杜阿尔·达拉第和埃杜阿尔·埃里奥；二是保尔·拉马迪耶领导的社会共和同盟；三是加缪颇不信任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其核心人物为雷翁·布卢姆；四是莫里斯·多莱斯领导的法国共产党。此外参加联盟的还有两个工会同盟：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国联合总工会（CGTU），以及人权联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的关键人物是罗曼·罗兰——加缪对他这个人及其作品都不怎么欣赏——以及在左翼退伍军人中享有盛名的亨利·巴比塞。参加联盟的还有由保尔·里韦、保尔·朗日万以及哲学家阿兰领导的知识界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它发表了一些平淡的和平主义言论。

国际共产主义开始推进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行动，因为巴黎的另一个极权政体可能会与柏林和罗马结成联盟对付莫斯科。统一行动于是成了多莱斯在共产国际驻巴黎代表欧仁·弗里德的授意下宣传的最新指示。共产党人向激进党人、社会主义者和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天主教徒表达了联合的意愿。自1929年以来，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迪、鲍里斯·苏瓦利纳、维克多·塞尔日就描述了苏联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家。在巴黎或者信息传递不那么快的阿尔及尔，人们如果愿意就能够了解到苏联是一个独裁的、警察掌控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几个像皮埃尔·莫纳特这样不容易轻信的、具有自由思想、属于少数派的人，在影响不大的左翼反对派出版物《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文章，赞同苏瓦利纳关于苏联的看法。在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反斯大林主义明确出现在马克斯-波尔·富歇所属的“绿啄木鸟”派别内部以及在阿尔及利亚发行的《箭报》上，就像出现在某些像吉奥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笔下一样。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也出现在《解放者学校》上。这是一份教师行业的机关刊物，订阅者包括加缪从前的老师热尔曼。像加缪这样不谙世故的年轻人并不清楚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漫不经心地表达了对列宁的敬意。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给人以希望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共鸣。加缪怀着比若索和弗雷曼维尔更真切的家庭经历去感受《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的舅舅艾蒂安就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描写过的“那些被迫将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也不免要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而他的母亲则是“顶替男人在劳动”。

苏联向不知内幕的同情者吹嘘它能实现人类的解放。阿尔及尔的左翼活动分子表现得焦虑而咄咄逼人。组织起来的左翼得到了属于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的下层白人的同情，他们还记得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那时公司大量裁员，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铁路员工中。约瑟夫·桑德斯舅舅当时就在铁路上工作。苏联人应该能够消除失业，这一点对于贝尔古的人来说很重要。根据警察局的统计，1934年底阿尔及尔约有200名共产主义活动分子，其中40名被关在监狱里。一年之内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三倍。拥有一千名成员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阿尔及尔支部公开地开展工作，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工会会员中都有下级成员。

遵守纪律、手脚勤快、起早贪黑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依靠有限的手段进行斗争。多莱斯和法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捍卫辐射全世界的革命中心苏联，此外还要和已经不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党的同志一起反对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的右翼联盟，这个联盟中凶狠的“火十字团”在阿尔及利亚有17个分部，每个分部有一千至三千名成员。右翼和左翼针锋相对地组织示威，法国内政部明确希望执行解散政治联盟的法令，阿尔及利亚各省省长暗地里也希望这么做，这些联盟已经成为左翼和卡古尔党的执着追求。共产党抹去了宣传中反对法国和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大论，法共领导成员加布列埃尔·佩里和加斯东·蒙穆梭到阿尔及利亚跑了一趟，阿尔及尔的干部们有的明白了——有的则没弄明白——改变反殖民主义宣传的必要性。基层的活动分子忙于“不放过法西斯主义”，没有领会这一宣传口径的转变。“国家自愿军”和“爱国青年团”在米什莱街攻击销售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日报《人民》的工作人员。警方介入了这起事件。加缪目睹了许多次示威活动。法兰西帝国青年团、爱国青年团、火十字团在米什莱街的大学校园一带与人权联盟、反战委员会对峙。阿尔及利亚当局对此感到忧虑。军人们没有忘记，共产党在摩洛哥里夫战争期间曾经策划过反军国主义运动。这些第三国际的图腾、这些外国佬、这些纪德和马尔罗所捍卫的季米特洛夫、拉科西、塔埃勒曼、人民阵线的演说家究竟是些什么人？阿尔及利亚的民事和军事当局害怕极右翼，尤其是极左翼在冲突中使用的暴力。

两眼闪着光芒、热血沸腾的弗雷曼维尔终于说服加缪加入了共产党。加缪将这件事告诉了格勒尼耶、若索和富歇，后者在知道后觉得好玩，贝尼斯蒂则表示怀疑。加缪没有告诉那几位漂亮的女友，而西蒙娜对政治不感兴趣。超然于混乱之上的格勒尼耶每逢星期天都会在家中接待几个学生和同事。一天下午他谈到了共产主义。这位老师认为，人在加缪这个年龄应该参与政治、尝试一种经历，哪怕以后会抽身退出。

“您既然研究哲学，那就必须关心政治。”

格勒尼耶正在撰写一篇题为“反对正统思想论”的文章，他间接地体验着一种战斗生活：鼓励加缪加入正在物色干部的共产党。在他看来，这位天赋颇高的年轻人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而共产党或许可以“确保一个新的于连·索黑尔获得真正的成功”。加缪并没有把政治活动当作实现自己雄心的途径，他只是对欧洲人与“土著”之间的不平等感到震动。既然共产主义许诺要实现平等，他自然就应该加入共产党。格勒尼耶从一种普遍的准则出发，认为人“有权利享受幸福，但不一定有权利知道真理”。加缪问道：“为了一种正义的理想，是否应该对愚蠢的行径表示赞同？”他不像弗雷曼维尔那么激烈冲动，因而在加入法共前曾再三犹豫。1935年8月21日，他从蒂巴萨给格勒尼耶写过一封信：“您建议我加入共产党是正确的，我从巴利阿里群岛回来后就做这件事。”然而他在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我今天出发去巴利阿里群岛，预计行程15天……我加入了共产党。我会忠诚地工作，作为战士而不是指手画脚的人。他们可以利用我的能力，办报纸（《社会斗争报》）、办马克思主义学校，诸如此类。共产主义的荣与辱都应该去经历，一年之后我会给自己作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作这个总结……我放下了《贫民区》的写作。……我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之后加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呢？可能是在旅行前提出加入，在旅行后被接纳的；或者是将加入的日期提前了。其实在精神上他早已加入，而不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作出的决定。“那些我认为共产主义将会面对的问题，最好是亲身去经历。……我觉得迄今为止共产主义的过激之处都是基于一些误解，可以没有遗憾地将其抛弃。”哪些过激之处？“我觉得长久以来令我却步、令许多有头脑的人却步的东西，是共产主义缺少了宗教意识，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看到的那种自命不凡：想要建立一种仅仅依赖于人自身的道德。……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准备过程、一个为更具精神性的活动准备场所的禁欲过程，总之一种逃避伪理想主义和硬装出来的乐观主义的愿望，以便建立一种使人能够重新找到永恒感的状态。”他是在非正统意义上加入共产党的：“具体而言，在我将要（诚实地）去尝试的经历中，我会永远拒绝在生活与人之间放上一册《资本论》。”

加缪没有声称读过在阿尔及尔很少见到的《资本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无论年纪轻的还是上年纪的，首先受到的都是《共产党宣言》的熏陶，懂得更多一点的人则阅读列宁的某些著作，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加缪没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共产主义对他的诱惑由来已久，当前形势更促使他采取行动，投入到一种对于绝对的探求之中，开始经历一次共产主义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