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见过母亲数数的情景——她不识字。他了解贝尔古工人的穷困处境，也稍微知道一些阿拉伯人的苦难。他靠教课每月挣大约1千法郎，当时一升食用油或一打鸡蛋的价格为5法郎，一公斤咖啡13法郎。他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公正或与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斗争，而且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他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和道德的内涵，也有形而上学的内涵。

法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博爱的政党自居，只有这一点能赢得人们对它的支持，而不是某种作为人类历史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理念。加缪要保卫当女佣的母亲、当箍桶匠的艾蒂安舅舅，以及住在里昂街的那些人。他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寻找一个世俗的教会。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数不多、受到迫害、处于半非法状态，犹如地下活动时期的基督教徒。共产党反对战争，但并不反对所有战争。作为战争孤儿，加缪对这种带有和平主义表象的意愿很容易动心，领导者将此当作一种策略，下层民众则对其怀抱信念。由国际和平战士联盟阿尔及尔分部散发的一份传单表达了当时的和平主义气氛，1914至1918年的现实被用技术术语描述如下：“战争将会波及各阶层民众，……导致老人、妇女、儿童的死亡，或者至少造成全面的恐慌与疯狂。催泪瓦斯会刺激眼睛、黏膜、呼吸器官和胃部。”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共产党的同路人保尔·朗日万宣称：“……在目前情况下，只需要一百架飞机，每架装载一吨瓦斯窒息炸弹，就足以将巴黎覆盖上一层20米厚的瓦斯气体。”对于阿尔及尔10架飞机就够了。左翼的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以为和平就此有了保障，穷人将能得救。以下的简要思路在加缪看来能够接受：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反动资产阶级都应该被阿拉伯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推翻，因为资产阶级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另一方面，应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一样，共产主义作为完美的人类社会模型，标榜能够拯救全人类。有谁比共产党更能以苏联作为夸耀呢？尽管没有引申出一套关于阿拉伯农民和工人的理论，加缪在自己加入共产党的行为中还是看到了保护“土著”的可能性。格勒尼耶认为人民阵线的骚动更多影响到的是欧洲移民而不是阿拉伯人。他说得对，不过这位优秀的教师是从上往下俯视阿拉伯舆论的，他曾经写道：“你要求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呼喊‘全世界都建立苏维埃！’，他们呼喊的却是：‘人人都有鞋子穿！’”

加缪经常去里昂街看望母亲。贝尔古受到了警方的监视。土著事务总秘书处和警察总局的警长科克兰先生曾提到：“在对着里昂街147号的马拉布公墓外墙上，涂有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字样，旁边画着镰刀和锤子。这位警长手里还掌握有“在布拉赛勒街各处小便池里发现的”颠覆性张贴传单。

从1931年到1936年，共产党都在其传单上进行保卫“土著人”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

共产党与共青团

致阿尔及尔的阿拉伯和卡比尔人民书

法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奴役我们、把我们寻求解放的一切努力都扼杀在血泊中、让我们充当炮灰为其利益服务，在多次攻击我们的民族习俗之后，最近又向广大土著人民发起了挑衅，在先知诞生节时举行航空演习……

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这对于加缪来说已经囊括了一切。一个名叫阿马尔·乌兹加纳的阿尔及尔共产党员给加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乌兹加纳看来，但凡欧洲人，哪怕是共产党人，在最好的意义上也仍然是主张家长式统治的，而在最坏的意义上则是殖民主义者。他注意到，共产党人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当作麻痹人民的鸦片加以反对，而把无神论作为先决条件。在他眼里加缪要远比其他人头脑更少僵化、更为清醒。加缪与代表穆斯林贤哲的伊斯兰教学者会的同情者们也经常交往，其中包括在“进步社”聚会的本·巴蒂斯和埃勒·奥克比教长。加缪赞同乌兹加纳的观点，希望推动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本土化。不过如何发展党员呢？他与当地的无产者、阿拉伯及卡比尔商贩并没有深交，所接触的人都局限于精英阶层。他喜欢党员们身上的那股热情，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相互关系中比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存在更多的真理。”他将人与言词区分开来：“一次工人之间的聚会总是比一篇《公社》刊物上刊登的演讲更能让我感动。”

这位尽职的党员也是一位细心的电影观众：“昨天我在劳动电影院（亲共产党的电影俱乐部）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划破的鞋子》，看完出来非常激动。……正是通过电影里的那些事物、那些行为、那种生活，我有时能感觉到新型共产主义的全部分量，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别欣赏马尔罗。”加缪就是这样发现了共产党人之间的友爱。

西蒙娜一直住在诊所里，加缪抱怨道：“我一个人在这儿生活太孤独了。我常去贝尔古，在那里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觉。”通过党组织的关系，他与贫民区的男女老少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在他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员克洛德的信末有这样一句附言：“你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向宗教开放吗？”加缪将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发展为党员，后来弗雷曼维尔也回到阿尔及尔与党小组成员汇合。起初阿尔及尔还没有党支部，为了培养阿尔及利亚干部，巴黎的上级机构在马赛开办了由艾蒂安·法戎主持的培训班。加缪没有参加这个培训班，也没有去听由让·善特隆主办的为期15天的短训班课程。他对这位又名巴尔泰勒的法共驻北非代表怀有好感。巴尔泰勒-善特隆很少见到加缪。这位自学成才的党代表在派驻北非之前只接受过有关非洲知识的粗略培训，他曾经在莫斯科见到过斯大林本人，在法共的一所干部学校接受了速成培训后，他获得了在阿尔及尔授课的资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原理；国家问题；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他曾收到过法共殖民地委员会一名委员下达的与党的方针相悖的指示，那人是《人道报》前主编安德烈·莫雷尔，又名费拉。莫雷尔支持“土著人”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离开巴黎之前，善特隆与法共书记多莱斯单独见了面。多莱斯强调“在突出反帝斗争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如果我们不阻挡法西斯主义，那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如同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所有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样将被无限推迟，并且苏联的存在本身也将受到战争的威胁。”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确信整体中的部分有时会与整体产生矛盾，眼下的“土著”群众就属于这种部分的情况。

善特隆工作的党部所在地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文具店，位于贝尔古里昂街66号，离桑德斯-加缪家住的房子不远。他负责阿尔及利亚三个省的党务，手下有“150名党员，大部分是法国裔，只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柏柏尔裔，而他们却代表着阿尔及利亚全国90％的人口。”阿尔及尔的警察局弄错了情报，统计的共产党人数比实际更多，而善特隆所处的有利位置使他比警察局的线人更清楚情况。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人数并不多，当局能够对他们进行围捕。此时加缪入党已经一年。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对阿尔及利亚年轻党组织的状况感到担忧，向阿尔及尔派遣了代表马塞尔·吉通，他在1936年10月17至18日于巴伯-乌埃德的亨利-巴比塞大厅召开的党代会上发表了讲话。经过一场选举把戏，几乎所有的阿尔及利亚党员——但加缪除外——都成了会议代表，其中包括67名欧洲人和62名“土著”，这是为了给人以“土著”与欧洲人在党的决策机关内地位平等的印象。一个名叫保尔·埃斯托日的代表批评人民阵线的活动“没有支持殖民地独立的要求”，希望法共采取有利于这些要求的立场。吉通回答：在阿尔及利亚首先应该与之斗争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殖民主义。如果先向殖民主义发起攻击，就会落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吉通解释说人民阵线并不是共产党，言下之意：我们没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谁要说共产党不支持“土著”的独立要求那将是错误的。

在共产党地区机构正式书记巴尔泰勒的身后，还有一批欧洲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其中包括乌兹加纳、本·阿里·布科尔、卡杜尔，以及无所不能却并不叫嚷自己已经入党的夏尔·埃斯古特。他是建筑师P·A·埃默里的内兄，几何学家，家庭中的好父亲，现在担任阿尔及尔人民阵线的总书记。他曾私下向个别同志吐露过一些有趣的想法，但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这么说：“没有镇压惩罚就没有社会主义。”

党组织敦促加缪做事。他带动了人民阵线和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下属的一些组织。1936年4月2日，他的活动被写进警方两份相互印证的报告中，一份是省安全局的，另一份是警察总局的。前一份报告估计在吕伊索区斯岱拉电影厅举行的一次集会有150人参加，第二份报告则估计人数为140。安全局的报告称：“加缪先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下属成员，在演讲中介绍了人民阵线的大事记。要明白什么是人民阵线，就必须了解欧洲目前的局势：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正处于亢奋状态；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正在发动一场（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战争；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正试图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根据这份报告，加缪对局势的分析上升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同时还采纳了共产主义神学的观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与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而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最终表达形式。资本主义破产了，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大多数人为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劳动，生产密集但产品只在小范围内流通。”这位持正统观念的演讲者谈到了经济学：“有人将各种原料付之一炬、扔进大海，而全世界却有4千万失业者不知道明天用什么果腹。不过人民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开始反抗法西斯的奴役。”眼见德国的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都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显得缺乏说服力，加缪试图弄明白究竟：“法西斯拥有多种手段控制人民，首先是借助于一些口号的力量，诸如‘祖国’、‘光荣’、‘荣誉’这类屡试不爽的词汇；其次是发动战争；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对人民的分化。……手工艺人、小商人、工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挣脱法西斯压迫者的枷锁。”加缪所希望的只是“稍微多一点公正，大家都能有自由、有工作保障，工作环境能改善一些，尤其希望世界能够和平。”他的演讲从18点45分开始，埃斯古特主持了会议并于20点宣布结束。警察总局密探特别提到，按加缪的说法，“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使本地的土著人与犹太人产生对立”。加缪意识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传统，他还将这一点与“试图用反犹主义对法国进行孤立的德国”作了比较。警察局的这个探员特别提到演讲者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这份报告中，演讲结束的时间是20点10分，与另外一份证词相符。

加缪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没有他的同伴那么多，他没有在里昂街或米什莱街售卖《社会斗争》或《工人阿尔及利亚》这两份党的报纸。党组织不信任知识分子，但是懂得如何发挥其作用，加缪的身份因而是一名没有职衔机动的文化干部。党组织要他在集会上发言，参与文化馆的工作，组织人民戏剧社。在共产党内，与“土著”的关系仍然不稳定。乌兹加纳想要改变路线，加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部分穆斯林在人民阵线时期保持着乐观主义，他们唱道：

土著身份让我们活不下去

正义已经被人窒息。

不要因此而感到绝望

要相信我们的布卢姆同志……

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的居民在世界电影院和练兵场一带集会，“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想要采取的强盗行径，声援埃塞俄比亚人民。” 张贴出来的呼吁书上有20来个参与行动的组织，从社会党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到劳动权利联盟，他们的签名占的篇幅与呼吁书一样长。

1936年，阿尔及利亚当局也在关注极右翼的动向，一些行政部门感觉到一场内战已经山雨欲来。总督办公室主任根据安全局局长提供的信息提交了这样的报告：“根据在人民阵线活动场所收集到的情报，‘火十字团’阿尔及尔分部所属的飞行员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一旦接到命令便会奔赴机场执行飞行任务，将该组织的命令送达内地各处。”有关左翼的恶意流言也成了右翼的宣传内容：“人民阵线的大约50名成员遵照同一指令，可能被指派去机场执行监视任务，阻止飞机起飞。”鉴于这种局势，阿尔及尔省长下令禁止一切集会，包括左翼计划在加缪夫妇别墅附近的伊德阿公园组织的大型野餐会。11月28日，警察与军队被紧急集合，总督府担心“火十字团”要在阿尔及尔举行游行，他们的下属组织可能已经在准备占领邮局和海关大楼。

加缪和党员朋友们每15天聚会一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感兴趣，而是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小组（秘书：玛格丽特·多布莱纳）、一个劳动剧团和一个文化之家，参加的积极分子有玛格丽特、让娜、保尔·拉菲和加缪。作为只是业余爱好者的党员，他们中除加缪以外没有人与巴尔泰勒或乌兹加纳有任何联系。巴尔泰勒夫人倒是告诉让娜和玛格丽特，作为处女的年轻女孩应该避免骑自行车。

1936年元旦，加缪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眼下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诱惑，但是在其深处、最深处，除了荒诞还是荒诞。”加缪式的悲观主义并不排除希望，因为这位年轻的积极分子补充道：“也许正是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欢乐，因为能与荒诞相对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清醒。”加缪没有在党内同志的会议上，而是私下对弗雷曼维尔这位好友谈到了他关于共产主义、死亡、英雄主义、人类信念这些问题的沉思：“与你相反，我在共产主义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冒险和赌博，而不是对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确信。”这句精心推敲过的话，他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以及别的书信中还会再次提到。他不是弗雷曼维尔那样的“一个被热情所累的苦役犯”，与那些崇高而真诚的情感保持着距离：“假如你不够聪明，就有可能随时落入人性多愁善感的误区和那些看似重要的废话之中。”他要弗雷曼维尔以后把信寄到阿尔及尔泰朗里区德里昂上校街10号：他已经搬离了伊德阿别墅。

在书信和笔记中，他很早就制订出了工作计划：

今年一开始我的工作就安排得很满：

1.党务：

　编报纸

　马克思主义学校的事务

　演讲

2.可能会创办一个无产者剧团（其中有一出戏我想到了你）

3.自己想写的一些随笔：面对东方的欧洲（关于马尔罗）；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某些关于死亡体验及其“社会”价值的思考（在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中）

4.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

5.创作《贫民区》

等等，等等。

面对那么多工作我有些害怕，不过就这么着吧！否则今年跟往年就没什么区别了。再说也谈不上什么耗尽全力，我只是想充实地度过自己的青春而已。

纪德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因为马尔罗越来越吸引加缪。这位描写革命的英雄和先驱作家乘坐一架水上飞机来到阿尔及尔，在贝尔古发表了一次演讲。在想到《西方的诱惑》和《人类的命运》时，加缪宣称马尔罗笔下那些可敬和感人的人物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骄傲的欧洲人的世界进行斗争。这个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距甚远的党员在论及《人类的命运》中智慧的长者吉索尔时写道：“他知道我们在不懈地趋近上帝，并且将此当作一个坚定的目标。”

在这篇与大学毕业论文同时撰写的论马尔罗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使年轻作家加缪的个人写作与他关于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的学业论文之间建立起了关联：“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希腊人和基督徒。”马尔罗对于加缪及其那一代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位波德莱尔式的人物身上，行动与梦想紧密相连。他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预言家，以充沛的活力投入到自己时代的各种斗争中，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欧洲范围。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他都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这位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成员没有登记加入共产党，有谁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呢？在《人类的命运》中，他强调了一个加缪所明白的真理：对于穷人和被欺侮、被剥削的人来说，“屈辱的反义词就是尊严”。在印度支那，马尔罗曾“拿走了”几尊柬埔寨的雕像；崇拜他的人则记得他在西贡保护过革命者。马尔罗既有超验性的一面，又有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面，在读者的心中，他的政治性文学和文学性政治已经超越了现实本身，这个人既写作又战斗。阿尔及尔同情左翼的那些年轻人读过他为安德烈·维奥利斯的《印度支那紧急呼救》所写的序言，他批评了殖民主义者在亚洲实施的高压政策，揭露他们“故意混淆殖民主义在即使能被接受的情况下的必要性，以及炫耀这种殖民行为的愚蠢之举”，富于同情心的阿尔及尔年轻人所领会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与年轻的加缪一样，马尔罗既憧憬着政治行动，也憧憬着自己的艺术，他曾写道：“我想当今只有极少数小说家在面对大量新闻报道时未曾徘徊、未曾感到其中正酝酿着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并很快放弃了原来的希望。”加缪尝试写作的文字超越了新闻报道，因为那种新闻报道如马尔罗接下去所说的：“仍在继续法国小说从巴尔扎克到左拉的最强大的传统之一：小说人物闯入到某个世界之中，他在自己发现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将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加缪摒弃了左拉及其自然主义，不过仍然欣赏巴尔扎克。

马尔罗不带哲学意味地谈论虚无、死亡，并且经常提到荒诞，给巴黎和阿尔及尔所有左翼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召开国际作家大会出力，与一批比他年长的作家以及外国作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作家阵线，其中有纪德、于连·班达、E·M·福斯特、A·赫胥黎、海因利希·曼、马克斯·布劳德、伊利亚·爱伦堡。法国的大作家并非都持左翼立场，但支持人民阵线的作家占了多数，他们似乎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取得了统一。

1936年6月，接受大学游戏规则的加缪完成了毕业论文，他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宣称：“所有的专业学习都是愚蠢的，但所有的游戏都有其规则。如果你要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就得遵守规则。这样做愚蠢吗？当然，不过含混不清地艰难表达自己，毕竟仍然是在生活。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着距离。”这句话里“艺术”的首字母用的是大写，“生活”的首字母却是小写。“不过说到底，以后留存下来的，将是一种略微真实的声音、一页将会与其读者相遇的文字。之所以要毕生写作，就是为了要写出这样一页文字来。”弗雷曼维尔不应该将政治、社会参与和艺术混为一谈，每个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共产主义思想中，有“某种经过盘算的实现理想的愿望”令加缪感动。

他还有一些戏剧计划需要克洛德参与：“……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开创、去落实，诸如搭建横梁、舞台、处理各种麻烦事、接电源线——这些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要组织起一批人，带动他们去模仿一种悲剧，一种他们明确感受到却表达不出来的东西——这需要跟大家交谈、尽力阐明构想——，还要在创建艺术理论的同时想着如果哪里着了火应该叫消防队。所有这些一旦上马了、忙活起来了，就该考虑如何使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达到演出状态，让那些心生厌倦的人振作起来，拿他们逗逗乐，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定能在某个夜晚搬上舞台，第二天除了打扫演出场地和清点账目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事情需要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激动的事情。我们当演员、当置景工、严格管理账目、细心推敲戏剧风格。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那会更加精彩。”

阿库姨父不再借车给他用。加缪现在要寻找一辆二手摩托车，并打算与弗雷曼维尔一起度过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