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娜·西卡尔要去巴黎了。加缪就这件事帮她进行了分析：“这里的生活已经不再能使您受益。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最终会成为某个地方的囚徒：他总是与一个小圈子来往，这其实并不好，即使这个小圈子让人感到亲切。”他向让娜保证对她的友情永不改变。对于这位他用“您”称呼的女性，他所吐露的内心要比对那些他以“你”称呼的男性更多。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剧社上，但是告诉让娜“没有几个演员在继续协助他”。他没有勇气从头再来。戏剧与其说是一种必需品不如说是一种附属品：“我可能会放弃这种奢侈。”他已经开始怀念大家在一起排练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美妙的情景我永远都会感到惋惜。”关于一个主题的第一批笔记：“我所得到过的某些最纯洁的快乐和可靠的友情都要归功于她。”让娜则以为他又开始了《幸福的死亡》的写作。他同时还在修改《婚礼集》，觉得让娜将会喜欢这本“随笔集”。他断言这本具有雕塑风格的小册子既有自己的影子又跳出了过去的自己，不过他觉得这本书“写得笨拙而且过于僵硬”。这些随笔结束了一个时期，将他从那个时期里解脱了出来，然而后来读到这本随笔集的朋友们却以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实这并不矛盾。加缪已经从劳动剧团和共产党组织中解脱出来，现在想要获得哲学教职资格，正在为此准备相关材料：学士课程合格证书、大学毕业文凭、没有犯罪记录的法律证明文件。此外还需要准备一份体检证明，因为公共教育部门与军事部门一样，拒绝雇佣身患疾病的人，担心需要为长期患病的公务员支付相关费用。A·列维-瓦朗西大夫自1931年8月以来就为阿尔贝治病。他为这个打算求职的人进行了体检，明确指出加缪“曾经因为浸润到几乎整个左肺以及右肺尖的结核病而接受过鲁贝尔大夫所做的”一次气胸手术。不过手术以来体重已经有所增加。此后列维-瓦朗西继续为他进行人工气胸治疗直至1938年5月，“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患者中学和大学的学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位医生只介绍了大致的情况，实际上加缪曾有好几个月未能到校学习，并且因为患病重修了一遍哲学课。“1938年9月2日的结核杆菌检查结果呈阴性”，直接听诊和X光照片显示了“7年前”那次患病留下的症状，现在这位求职者可以从事教学工作，“无论对自身健康还是对周围的人而言都没有危险”。

9月6日，埃米尔·普热大夫接待了加缪，检查结果也令人满意。这位求职者“健康状况良好”，“1米79的身高，体重为65公斤”。此外，他的身体“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视力和听力正常，……心脏没有任何异常显示，……尿检也没有任何异常。”这份体检报告令人鼓舞，证实了列维-瓦朗西大夫的诊断：“以目前情况看，尽管曾经有过患病史，但是由于7年来左肺得到了合理的人工气胸定期治疗，听诊检查结果呈现阴性”，被检查者“没有表现出任何正在发展中的结核病临床症状”，阿尔贝·加缪“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病愈的人，无须担心病情复发”，他“可以胜任教学工作，应该获得许可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然而，10月8日，阿尔及利亚的医疗监督员向这位申请者表示，“按照现行的规定”不能宣布他为“结核病痊愈者”，任何人的说情都无法改变这名医生的裁定，加缪因而不可能、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到公务部门任职。

他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仍然关注着政治局势。阿尔及利亚的左翼势力正在衰落，极右翼逐渐抬头并且变得咄咄逼人。前共产党人、后来摇身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雅克·道里沃是法国人民党（PPF）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组织各种会议，向中产阶级、退伍军人和穆斯林进行宣传。属于极右翼但不带法西斯倾向的弗朗索瓦·德·拉罗克和法国社会党（PSF）在平民与军人中站住了脚，在穆斯林退役军人和大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在法国本土，法国社会党和法国人民党悄无声息地采取了反犹政策，这对于煽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和“土著人”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策略。很多犹太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都曾经支持过人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道里沃倾向于对犹太人采取抵制措施而不是暴力手段。一些人开始以谨慎的匿名方式散发不标明制作者的反犹传单及歌曲，例如《反犹与反共济会马赛曲》：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让我们握紧拳头

打垮祖国的两大祸害：

那些犹太佬和共济会员（重复）……

让我们朝犹太人脸上吐口水

只要一闻就知道他们是谁……

副歌

发抖吧，共济会会员，

痛恨教士的人们，

前进，前进，

肮脏的犹太佬，快卷起包袱滚蛋（你们这帮猪猡）

欧洲丑恶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已经演变为可怕的暴力，在意大利的初期显得较为温和，在法国处于上升状态，在阿尔及利亚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普通民众满脑子都被灌输了反犹宣传。当艾蒂安舅舅不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而是跟着别人也批评犹太人时，加缪劝阻了他的行为。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裔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籍人也在火上浇油，对自己的法国身份越是缺乏信心的人，就越要表现得自己像个真正的法国人，就越是禁止犹太人要求这种身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宣传战一直在继续，尤其在奥兰尼地区，当地的《奥兰回声报》、《小奥兰人》和《奥兰晨报》都在为排犹主义推波助澜。在这个问题上，弗雷曼维尔一直愤怒不已。

左翼的《奥兰共和报》自1937年起创办，社会党人雷翁·布卢姆和共产党人马塞尔·卡善对这份报纸的诞生表示了祝贺。报纸总编米歇尔·鲁泽（真名是米哈伊尔·科科赫钦斯基）来自巴黎，《奥兰晨报》指责他躲藏在法国语音的笔名背后。鲁泽在一些文章中攻击了梅萨利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一切具有自治倾向的要求注定都是为法西斯利益服务的。”加缪一直拒绝谴责梅萨利党人。在阿尔及尔，处境困难的人民阵线需要办一份报纸。工人国际法国分部拥有《社会主义阿尔及尔报》，共产党有《社会斗争报》，总编是阿马尔·乌兹加纳。阿尔及利亚人还可以读到埃勒·奥克比教长创办的半月刊《正义》，他和西·埃勒·巴希尔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学者一道提出的要求令当局感到担心，尽管只是温和的要求。

为了创办一份名叫《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报纸，让-皮埃尔·弗尔这位农业工程师、自由思想家、理性主义者、埃利·弗尔的孙子，自1937年起与保尔·施密特一道在寻找支持，在共产党那里他们没有得到，因为“作为人民阵线的发起人，法共希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人民阵线各成员组织间分裂的动议，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阿共及其党员不能向《阿尔及尔共和报》提供实际的合作。”

不过弗尔还是找到了一些经费、一个印刷厂和一批合作者。他希望报纸能够发行两万到三万份。他租下了马拉科夫大街8号拐角处、科什兰街9号的一栋两层房子，用于安置印刷排版设备、编辑部和办公室。《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章程于1937年11月5日制定，预告中的第一期报纸后来推迟了出版。弗尔和施密特在整个阿尔及尔地区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在一些咖啡馆里举办讲座，组建了一个有24名成员的董事会，其中包括4个“土著人”：教师穆罕默德·勒沙尼和卡杜尔·马卡西、商人阿巴斯·土耳基、医生鲁弗拉尼。弗尔还成立了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指导委员会，包括8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其中有市政建设工程师欧仁·科隆布、代理商艾黎·高兹朗、几何学家夏尔·埃斯古特。埃斯古特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并非正式党员，他与乌兹加纳是朋友。除了药剂师热洛姆·泽瓦科和从事农业的乔治·拉萨拉斯以外，所有董事都是阿尔及尔人。

仿照《奥兰共和报》，《阿尔及尔共和报》是一个独特的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人担任其董事后就不能再担任参众议员或政府的财政代表。泽瓦科先生后来因为参加参议院选举，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与之相反，《阿尔及尔回声报》是参议员迪鲁的产业，他同时还是船主、面粉厂主和地主。在法国本土，先后担任众议员、政府部长、后来又成为参议员的皮埃尔·拉瓦尔则拥有一个小型的报业王国。《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每个股份只有在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时才能出让。股份的认购者总是拖延出资。弗尔的有限资金使其无法招聘很多记者。报纸呼吁认购股份的公告后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由工会的出版物帮助发布的。

这份信息日报的办报宗旨是“诚实、不模棱两可”，不与公共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和当选参政的人保持关系。这份“充满活力、干净、自由”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将是“劳动者的报纸”。它避免使用“中产阶级”这一说法，因为那会带上布尔乔亚气息，因此它也是“下层阶级的报纸”。在报纸预计面世前5天，弗尔于1938年10月1日出资搞了一次海报宣传活动，红色的海报上有一道光线，当中是一个身穿蓝裤白背心的工人，右手握着一个燃烧的火炬，高举的左手抓着自己的帽子。准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客户们对此感到不满，当时几乎垄断了广告市场的哈瓦斯通讯社开始拒绝向《阿尔及尔共和报》提供很赚钱的丧事告示。弗尔向管理部门提出了抗议，希望在刊登官方告示方面，《阿尔及尔共和报》能获得与《快讯报》和《阿尔及尔回声报》同样的待遇。政府秘书长于是命令各省省长在发布他们的行政公告时也要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刊登，因为政府看不出“有任何妨碍这样做的理由”。

多才多艺的弗尔作为报纸的董事、管理者、人事招聘者，正在物色一名能够担任社长的记者。他在巴黎认识了《今晚报》的编辑部秘书、后来负责新闻版的帕斯卡尔·彼亚。这家报纸由法共创办，用以对抗让·普鲁沃斯特的《巴黎晚报》。《今晚报》的两个主编是路易·阿拉贡和让-里夏尔·布洛赫，负责国外政治版的是保尔·尼赞。

弗尔为彼亚提供的是阿尔及利亚报业工会规定的二类日报薪水待遇，又暗示说，“到一家创办初期的外省报纸工作几年，对于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记者来说应该具有某种好处。”彼亚如果接受将担任报纸的社长，一开始的年薪是4万8千法郎，当时法国工人的平均年收入是2万2千法郎，在阿尔及利亚要更少一些，待遇最好的“土著”农业工人如果干满一年的话，最多挣5千法郎。《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这位创办人给彼亚发电报，希望他从9月1日起就结束原来的工作。彼亚犹豫不决，先是谢绝，后来又同意了。弗尔为他找了一个住处，“离环境较为舒适租金又不太贵的圣-欧仁别墅区不太远”。弗尔特别提到，有钱人眼下都住在穆斯塔法区，那里冬天很舒服，但其余半年里都不适宜居住。他希望彼亚尽快离开《今晚报》！弗尔体贴地说，他的家人可以稍后在到阿尔及尔，这样彼亚太太就避开了9至10月份经常让人感到难受的暑天。不知彼亚如何评价也许会从巴黎来阿尔及利亚定居的照相制版工沃贝尔丹先生？如果可能的话，彼亚还能推荐一名月薪2500法郎的编辑部秘书吗？

弗尔于1938年夏天之前就与加缪进行了联系。8月，加缪在奥兰认识了一批《奥兰共和报》的记者，以及由埃德蒙·夏尔洛创办的《海岸》杂志的通讯员。对于弗尔的邀请他犹豫不决：“我还没有完全接受编辑的职位，甚至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感到有点痛苦。眼下我需要平静和安定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能知道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如果我能断然作出一个决定，那一切问题都会变得简单了。问题是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享受过一段较长的放松和什么事都不干的时期，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下。”加缪最初打算与《阿尔及尔共和报》进行有限的合作：“那个编辑的职位在等着我。我要干的是汇编工作（编辑快讯），还要负责文化艺术专栏。这些工作从下午5点干到凌晨1点，不过上午可以睡觉，下午的一部分时间属于自己。这就是未来的生活模式。”他正在思考另外一部小说和一出戏剧。在笔记中，他为一部尚无标题的小说记下这样的句子：“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份电报：‘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也许是昨天……”

加缪感觉自己更接近工会活动分子而不是政治家。为了撼动埃杜阿尔·达拉第政府，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加缪一直不喜欢激进的社会党人，认为他们是人民阵线的掘墓人。他弄错了：是共产党议员团在议会中第一个撤销了对布卢姆的支持。无论在法国还是在阿尔及利亚，罢工都将是一次惨败。罢工举行的前一天，蓬塞和加缪在电车上从阿格哈站一直聊到贝尔古。他们谈到了苏联。加缪说：“那边至少不像我们这里枪毙代人受过的下级，而是枪毙将军。”对法共干部持敌意的他，却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怀有敬意。蓬塞将他的这种反应归因于“一种感情上的无政府主义根基”，就像加缪的朋友卢亚尔对他宣称的那样。蓬塞认购了两股200法郎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股份，每月收入只有1千法郎的路易·贝尼斯蒂则无力认购，梅松瑟勒此时人在法国。《阿尔及尔共和报》在拼命筹款。到10月27日，已有5609份股票被认购，实际到账903940法郎，尚差216260法郎。

1938年9月，加缪认识了帕斯卡尔·彼亚。他没有一上来就向彼亚提起自己改编过《轻蔑的时代》，也没有提到已经出版的《反与正》。在一篇笔记中他写道：“（与他相处）能得到男人之间交往的那种乐趣，那种抽烟时给对方递个火或者向对方要个火的微妙乐趣：一种默契，一种香烟带来的秘密关系。”对于加缪等一批新手和按工作量计酬的记者，彼亚大概尤其感到满意。按照《阿尔及尔共和报》与《奥兰共和报》之间的协议，前者可以转载后者的部分文章。为了报道最新消息，他们还借助了巴黎的报纸以及无线电广播，包括阿尔及尔邮电广播电台、巴黎广播电台、巴黎电台、巴黎邮电广播电台。弗尔只能给加缪提供2千法郎的月薪。

办一份报纸，无论创办者们抱有怎样的民主决策意愿，到头来实际上都是一个人在主事，充其量两个人，如果他们分工合作的话。加缪先后曾经在阿库姨父、路易·热尔曼和让·格勒尼耶身上寻找父亲的角色，后者离开阿尔及尔已经有一年。帕斯卡尔·彼亚真名是皮埃尔·杜朗，比加缪大10岁，这是一个兄长的年纪。额头开阔、脸庞端庄、肤色较暗、身材匀称的彼亚能让人产生信任之感。他有很多化名，杜桑、马塞尔·拉朋普、梅德塞-莫里尼耶、路易·拉拉纳。加缪和彼亚都是战争孤儿，加缪的母亲是女佣，彼亚的母亲是会计和北方铁路公司的雇员，爱开玩笑的彼亚喜欢把母亲说成是看门人。他对教给自己文化的小学老师也怀有一种感激的温情。他说自己很小就离开了家，当过饭店的门童、跑腿的伙计、酒吧的招待、保险公司的雇员和证券经纪人，说自己曾与地痞流氓厮混，跟安东南·阿尔托和马尔罗也经常往来。据说他曾经和马尔罗在巴黎的院子里一起唱过歌。帕斯卡尔写作诗歌，对当局和体制抱不信任态度，《新法兰西杂志》的经理雅克·里维埃尔看上他时他才19岁。他学识渊博，看书如饥似渴，曾经为伽利马出版社的让·波朗写过书评。他了解阿尔及利亚，因为曾经在朱阿夫第三团服过兵役，后来军队让他退了役，每月发给他50法郎的退伍金。还在当兵时，他就在一份请愿书上签过名，声援在印度支那被通缉的马尔罗。他崇拜波德莱尔，后者曾希望两项原则——人的自相矛盾权利和遁世权利——能够写进人权宪章。波德莱尔还曾写过：“荒诞是疲惫之人所得到的恩赐。”加缪认识彼亚时正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彼亚注意到他身上长了很多疖子。彼亚是个悲观主义者，接近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加缪不是，对于他而言人应该追求幸福。彼亚是个怀疑论者但并没有玩世不恭，他代表的是与野心勃勃之人正好相反的一类人。

本应监管《阿尔及尔共和报》印刷机器调试的《奥兰共和报》技术负责人安德烈·杜凯纳在一次车祸中身亡。不断被推迟的第一期《阿尔及尔共和报》于10月6日问世，八个版面，售价40生丁，全年订阅价132法郎。尽管领导层和编辑部制定过相关政策，但是报纸的定价仍然一开始就超出了大多数“土著”读者的承受能力。对于一个阿拉伯工人来说，《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售价始终偏高。

设计版面时，彼亚将严肃内容与琐碎话题编排在一起，头版右侧的标题《西班牙局势如何？》对应着内页的相关新闻，下方刊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伯奈斯辞职的消息，上方是一张德国士兵的照片，他们“肩负占领苏台德地区的任务，开进了瓦德哈福斯特村”。右侧另一篇文章是吕西安娜·让-达鲁就阿尔及利亚教育所做的一次调查，标题是“你将来不会识字”：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孩子无法进入阿尔及尔的学校念书。吕西安娜·让-达鲁既做大型调查也写时事述评，至少就风格而言，她与加缪后来成为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真正优秀的记者。在很多期报纸上，她连续发表了就贫困问题所做的调查：“阿尔及尔白人贫民区见闻”。报纸的下方还有特约通讯员E·P·迪扎尔关于巴黎投票通过的金融全权法案的一篇文章，迪扎尔同时也为《奥兰共和报》工作，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温和的进步人士安德烈·勒胡，他从巴黎蒙马特街142号发回了所有的国际新闻。加缪希望他的两位奥兰女友吕赛特·莫莱和伊冯娜·杜凯拉尔能够主持一个每期四个版的女性专栏，后来她们承担了这项工作。

阿尔及尔读者在寻思这个彼亚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为了平息各种传言，或许为了让传言更加热闹，《阿尔及尔共和报》在其问世的第二个星期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撰写的半真半假的短文：“彼亚是一位35岁的巴黎人（真实），由于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他14岁就开始做工（真实）。进入海运公司（虚假）4年后，他在马赛获得了高中业士学位和‘物理、化学、博物修业证书’（虚假）。”这篇文章宣称他在巴黎取得了一个大学文科修业证书，而且撰写过一篇关于塔尔芒·德·雷奥的博士论文。事实上，经常替人捉刀的彼亚可能帮别人重写过某篇博士论文。以上介绍以更严肃的笔调总结说彼亚“曾是《里昂进步报》的编辑部秘书、《今晚报》的新闻版负责人，我们就是在该报物色到他的”。彼亚从来都不拒绝制造愚弄人的假消息。

和加缪一样，彼亚将下层白人与上层殖民者区别开来。在第一篇以自己真实名字发表的文章中，他强调“不应把大地主和大企业主的代表……与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混为一谈”。彼亚和加缪一样都厌恶搞政治的人，因为政客会掩盖真相，而记者则努力抓住真相，这两种职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彼亚和加缪一起参观美术馆的各个展厅，谈论吴哥窟、小型黑人雕塑，以及毕加索或马塞尔·塞尔当的最新作品。彼亚不赞同加缪对纪德的欣赏，他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出于一种绝对主义者的尊重，彼亚拒绝从事文学创作，而是献身于新闻事业。在他手下工作、受到过他指正的人都对他的记忆力和博学感到震惊。作为一个完美主义的职业记者，他在报纸对文学作品的引用或者体育评论中都能发现错误。

阿尔及尔人对《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标题式新闻津津乐道，它们经常出自彼亚之笔，是受《被缚的鸭子报》的启发。他喜欢在头版上开一些玩笑：“迷雾河岸大厦的首脑人物招人喜欢，而奥赛河岸大厦的明星就不好这么说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看来，达拉第政府的政令表现出一种独裁的倾向，长远看会“导致这个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其实达拉第与墨索里尼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各种各样的说法经常会出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的笔端。彼亚登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标题新闻：“照这样顽固不化，再过半年达拉第先生就可以成为（恶毒的极右翼报纸）《葛兰戈瓦》的编辑了。”

在彼亚眼中，加缪聪明、敏感、有文化教养，对左翼不抱幻想，但也不接受现存秩序，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现存秩序，而且比起大多数同龄人来要更有生活阅历。

《阿尔及尔共和报》问世的时间非常好：此前几天的9月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但问题是很少有报纸能凭借大量报道国际政治新闻而赢得广泛的读者群，即使退而求其次，将美国明星少年詹内特·查普曼的照片与评论金融全权法案表决的文章放在一起，彼亚也要冒吸引不了读者的危险。从事新闻行业的巨大难题：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如何既能大众化又不至于沦为庸俗？

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编委会在意识形态上作出的理解，一些无稽之谈或者可疑的消息也会悄然出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第一周，该报以新闻界所不喜欢的可能性语气报道说，“佛朗哥也许会将西班牙所属里夫地区的一部分出让给德国”。第二天，报纸又提到了“坦噶尼喀湖可能会被出让给第三帝国的潜在危险”。此外排字工也经常会出排字错误。不过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尔共和报》表明，它分别刊登于头两期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的原则性声明并不是纯粹的修辞。在报纸的第一期上，彼亚有意避免发表意图过于明显的声明：《阿尔及尔共和报》不应该类似于一份党派报纸。

致读者信宣称该报将会有一个办报纲领，即人民阵线的热情纲领。该报明确了自己的敌人，“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旅行推销员、工农业和银行业中的垄断势力”，它要与“某些家族过度的特权”进行斗争。《阿尔及尔共和报》表示要反抗“德国制造”的排犹主义，但是忘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排犹倾向在纳粹之前就出现了。该报反对“想要继续歧视我们土著朋友的社会保守主义”，它要求“立即实现所有法国人的社会平等，无论其种族、信仰和思想观念”，并要求“实现阿尔及利亚土著人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这份报纸起初将一版篇幅用于体育报道，后来又增加到两版，并以一版篇幅报道本地新闻：“从贝尔古到巴伯·埃勒-乌埃德”。《阿尔及尔共和报》突出报道进步组织召集活动的消息，说“有6千名外国犹太人已经准备加入这些组织”。这条消息是阿尔及尔其他报纸上所没有的，所谓客观报道其实也需要对新闻作出挑选。该报称文化之家已经恢复活力，上午组织跳舞活动，此外还有星期日的舞会以及由自由广播波电台组织的系列讲座。

《阿尔及尔共和报》很快公布了自己的政治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卢亚尔、科隆布、达劳尼、高兹朗、穆奇埃里、佩斯特和塞勒，后者是伊斯兰-基督教对话沟通方面的专家。报纸上没有介绍组织机构的刊头，报社领导人、发行人、主编、读者服务部负责人和记者的名单都没有出现。

《阿尔及尔共和报》逐渐完善着各类专栏，包括世界各地交易所信息、分类广告、拍卖告示以及官方公告。彼亚注意到新入行的加缪的写作水平要高于其他撰稿人。此前他并不了解加缪在观察事物方面的才能，后者的手记中记满了各种场面、文章和构思中的中短篇小说。在关于阿尔及尔新闻的“本地”一栏，他记录下自己对警察局经常进行的采访，对社会新闻的严肃看法，与新闻圈子所保持的距离。在一篇手记中他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上流社会的人物或者两个上了年纪的记者在警察局的大庭广众场合吵架，一帮警察围着看热闹。由于年老体衰，吵架双方尽管怒不可遏却打不起来，只能以粗俗不堪的语言互相谩骂：‘你这个混蛋’、‘乌龟’、‘傻逼’、‘饭桶’、‘拉皮条的’。”

“老子做人清白。”

“你跟我不一样。”

“是的，很不一样，你是天下最蠢的蠢货。”

“你再说我就揍扁了你，踢烂你的屁股。”

“就你这小样儿，我一把就能把你摁到裤裆下。老子做人清白。”

加缪不想全力投入去搞新闻，他希望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上，眼下正在写一部长篇、一个剧本和一本随笔集。他的第二部作品将由勇敢无畏的出版商埃德蒙·夏尔洛出版，此前他已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和《反与正》。作为报界的一个新手，他对这一行当既无热情也未全力投入。他在给格勒尼耶的信中说：“眼下我在做一些报纸工作，报道诸如狗被碾死之类新闻，也写点文学方面的文章。您比我更了解这个职业有多么令人失望。不过我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对事物的自由观察，由于不受约束，我觉得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富有活力的，此外还能体会到某种低级的满足感，不过也只好如此了。”假如此前他能够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现在就不会干报纸这一行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接受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编辑。”他并不是怀着皈依宗教那样的心情进入新闻界的，不过对待新闻职业认真投入的彼亚向他表明，诚实地做这一行是可能的。

继资金问题之后，《阿尔及尔共和报》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自身的立场观点与客观的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这是新闻行业的一个共同难题。《阿尔及尔共和报》有一个由古怪成员组成的业务班子和两条电话线，其中2511这个号码总是响个不停。从《阿尔及尔回声报》过来的吕西安娜·让-达鲁是报纸唯一的职业女记者，她本人也以此自夸，这让加缪感到不快。曾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后来负伤返回阿尔及利亚的罗贝尔·纳米亚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撰稿人，此外还有还俗的教士弗朗索瓦·马里，他喜欢宴会吃喝，却缺乏当编辑的能力，只知道围着固定的或临时的撰稿人转，这些撰稿人中包括小学教师洛朗·普雷齐奥西。后来报纸上又有伊沃娜·玛米和皮埃尔·阿尔芒·法布勒加开设的电影专栏，罗朗·兰斯负责的绘画专栏，“团队剧社”的合作者弗朗克·杜尔奈主持的音乐专栏。有时也会有一些投稿者找上门来，例如17岁的何塞·巴克利在听完波尔德大厅一场哲学演讲后就来问：

“给你们写一篇报道怎么样？”

“好的，”彼亚答道，“你就写吧。”

巴克利于是动手写出了文章，彼亚觉得很不错。报纸出来时，文章已经被重写过了，署名是“阿尔贝·加缪”。巴克利来到报社抱怨，加缪感到过意不去，向他作了解释：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重写……”

他给巴克利上了一堂新闻写作课。这个年轻人后来替报纸的青年专栏撰写文章，并和加缪一起讨论精神分析学，尽管加缪对弗洛伊德学说并没有太多的热情。

保尔·巴拉扎罗负责足球专栏。星期天傍晚出了比赛结果，阿尔及尔大学生体协队赢了，加缪乐不可支。彼亚给普雷齐奥西看了体育记者写的那些糟糕报道：

“干这样的总编我实在受够了……”

其实上帝知道他是多么喜欢这份职业！他对加缪信任有加，委托他核对校样或是核实有关葡萄酒行情的报道，加缪顺便还学习了报纸的排版。派记者到国外进行报道费用太高，彼亚有时就将其委托给一些游客。莫里斯·波莱提供了一些关于英国威尔士的文章，概括而言，那里存在着失业问题。波莱被粗体字介绍为“大学教师”，是出于加缪和彼亚对大学时代带着敬意的怀念，还是出于对念过大学的人的新闻素质的由衷信任？都不是，这只是彼亚逗乐的方式而已：在头衔上卖弄玄虚，是他捉弄那些迂腐之人的一种狡黠办法。

报社雇用了两个穆斯林工人，其中一个在彼亚看来可能是警察局的线人。报社的穆斯林临时编辑一直都为数甚少。编辑人员与报社工人之间的关系良好，虽然有时会拌上几句嘴。编辑部的秘书后来被辞退了，因为他对薪水提出过分要求，而且爱喝酒。普雷齐奥西负责两项工作：编辑整理新闻快讯，以及稿件编完开印之前，指示印刷厂负责人需要印刷的报纸数量。《阿尔及尔共和报》一开始发行3万份，但很快就跌落至不足2万份。20来辆汽车每天将报纸送往市区和郊区，但经常都不能按时送到，因为这个原因普雷齐奥西和负责发行的塔巴龙之间发生了口角，有次甚至打了起来，彼此骂对方是“娘娘腔的同性恋家伙”。这是一桩非常具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纠纷：排字工的头儿、共产党人马祖阿耶递了一杯酒给普雷齐奥西，结果双方按阿尔及尔人的方式和解了，彼此还道贺一番：

“咱们握手吧，你是个爷们儿。”

巴黎的《今晚报》为彼亚的离去而感到惋惜，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维吉尔·巴莱尔让人转告他：“阿拉贡问我：‘他那边的报纸办得怎样？’‘我看办得还行！’‘很遗憾，要是《阿尔及尔共和报》办不下去，彼亚就能回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他。’J·R·布洛克几乎以同样的口吻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保尔·尼赞也曾向我大力夸奖过您……”

《阿尔及尔共和报》有时会向外出租自己的办公室，在一个带蓝色玻璃天窗的房间里，志愿服务者为穆斯林文盲妇女上文化课，加缪和女教师卡特林娜·勒鲁弗尔及其学生们一起分吃三王来朝节饼，要是碰巧自己的那一块里找到了蚕豆，按风俗他就成了国王，这让他乐不可支。排字车间的工人有些是阿共党员，有些是亲阿共的，他们都知道加缪曾经入过党又退出了，但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他是个左翼人士，这就够了。弗尔与工人们一起谈判协商奖金的发放与工作时间的安排。

报社向社会发行50法郎面值的股票。为了保持固定的读者群，各家报纸都刊登小说连载，彼亚在副刊版面选登的是司汤达的《桑奇家族》，接着又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和一部侦探小说。罗布莱斯参与了一篇连载作品的部分创作。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懂得欣赏司汤达，为了吸引受电影影响的普通读者——阿尔及尔有25家观众盈门的电影院：阿尔卡扎尔、沃克斯、吕克斯、罗克西，等等——《阿尔及尔共和报》登载了一种电影故事的梗概介绍：将伊罗·弗莱恩主演的《罗宾汉》的故事情节加以摘要改写。这并非放弃办报原则，而只是采取了一种折衷手段。

编辑部的负责人花了几个星期时间了解读者的平均文化水平，这些读者与加缪的母亲和舅舅一样，更容易听懂莉娜·凯蒂或者让·萨布龙唱的《等你回来》，而不是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

《阿尔及尔共和报》呼吁所有人都应该拥有投票选举权，为此它动用了一切手段：通讯报道、时事述评、简明新闻、由莫里斯·维奥莱特、阿马尔·乌兹加纳或本·阿里·布科尔撰写的社论，后两人仍是阿共的领导人。彼亚不搞政治，但是懂得根据形势改变报纸的语调。该报先是将达拉第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对其进行挖苦（“既然可以提出撤职解雇法案，为什么不索性建立集中营？”），随后报纸又变成了中学生式的语气：“达拉第先生并非缺乏良好的意愿，只是缺少时间来倾听我们的呼声。”《阿尔及尔共和报》最终采取了一条较有分寸的路线，因为意大利人已经表现出对北非的野心，德国人则企图占领中欧。达拉第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巡视了一圈，于是《阿尔及尔共和报》在头版以大量篇幅报道：“阿尔及尔昨天热烈欢迎政府首脑的到来，他带来了共和国不会向外国势力屈服的保证……”出于捍卫民主的目的，该报将反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加以报道，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以后再说。在这一点上报纸距离法共的路线并不遥远。

岁末，阿尔贝在手记中写道：“就《卡利古拉》一剧而言，虚构不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剧情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因此卡利古拉在剧中不会说出那句他本来也许会说的唯一合乎情理的台词：‘唯有一人在思索，四周一片荒凉。’”和莎士比亚、莫里哀一样，加缪先是当演员和导演，后来才撰写剧本。他想“重拾有关普罗提诺的研究”，简言之，想写一篇哲学随笔。此时他尚未完成《婚礼集》。

由于不能参加教职资格考试，气象部门的工作又单调乏味，加缪匆匆转入新闻业，这使他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中止了戏剧活动。1937—1938年演出季，他为三轮演出创作了四个剧本：《塞莱丝蒂娜》、《浪子回头》、《特纳西岱号邮轮》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938—1939年演出季，他于3月31日至4月2日将《西方世界的江湖艺人》搬上了舞台。皮埃尔·雷赛，又名夏尔·蓬塞，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报道了演出情况。团队剧社也为自己的长处进行宣传：“我们是个没有明星的剧团，因此演出者不会装腔作势，演员们同时还要负责舞台机械的安装、布景的绘制、电源的布设、海报的张贴和服装的制作。”

加缪对《阿凯亚人》颇感兴趣，看的仍然是尼赞的译本。1938年8月，他提出与团队剧社一起去奥兰演出，为此打算向当地极右翼的市长朗贝尔神父申请一笔资助。加缪不愿再在文化之家一本正经的领导下导演戏剧：“我们成立的剧社是远离一切政治运动的，而文化之家的过问会将其引向一个我曾尽力想要避开的方向。各地的文化之家都是消极意义上的正统学院，甚至连其领导者常常都没有意识到，我是吃过苦头才知道这一点的。”

一个人无法既搞戏剧又编报纸，于是加缪放弃了去奥兰演出的计划。他希望要么专心搞戏剧，要么专心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