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阿尔及尔共和报》第4期上出现了书评专栏，用的是一个陈旧的名称：“读者俱乐部”。“与本报大多数专栏一样，本专栏既没有定期发稿的抱负也没有对图书进行系统评论的抱负。”这篇没有署名的专栏发刊词，让人能够感觉出经过彼亚润色后的加缪的文笔，浮夸的自谦之词掩盖了报社人手不足的真相。“读者俱乐部”呼吁大家都来投稿，并不害怕同时刊登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彼此没有关联的思想”。

《阿尔及尔共和报》难以获得巴黎出版商只为经营状况稳定的日报和周报提供的新书信息。一些朋友，包括做书店和出版的夏尔洛，会告诉他们有哪些新书问世，加缪和纳米亚等另外三名撰稿人便一起进行评论。加缪一共发表了50来篇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同时还要做新闻报道，继续参与团队剧社的工作，以顾问的名义与夏尔洛创办的出版社合作。他睡得很少，大量抽巴斯多斯牌香烟，吃饭没有规律，有时候与若索夫妇一起去海边过周末。彼亚让他主要负责“读者俱乐部”栏目，因为在彼亚看来他是撰稿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个。加缪对文学评论的理解就是要不吝笔墨：他喜欢谈论自己喜爱的那些书籍。他的书评既不溢美也不损人，他不愿做那种为了卖弄自己的才智而尖酸刻薄的评论者。作为文学批评家，他有自己的一些原则，但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当时无论阿尔及尔还是巴黎的报纸专栏作家都不知道雅各布森、托马舍夫斯基和俄国形式主义，也不知道索绪尔与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在文学上的应用。

加缪投入到自己的文章写作中，并且勾勒出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他最喜爱的作家，马尔罗和纪德，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在阿尔及尔的文学小圈子里，他数次借机对这两位作家表达了敬意。阿尔及尔人让·伊吉耶出版了一本他关于纪德的演讲集，加缪对其赞誉有加。在评论安达卢西亚民间故事时，他毫不理会文学批评家通常要考虑的面面俱到。这些民间故事的译文与伊吉耶的著作一样都由加缪和弗雷曼维尔共同创办但是昙花一现的卡菲尔出版社出版，加缪参与了翻译工作。他在评论中赞扬“未署名的译者所具有的艺术品味朴实无华”。事实的确如此。

小说加上剧本，再加上随笔集和哲学论著，常常能像巨大的哈哈镜一样折射出影像，读者从中能够隐约看到经过变形的作家本人以及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时候，他作为记者随意写在纸上的一篇短文，也可能始料未及地成为一面小镜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揭示性，而且更加具体真切。在评论文章中，即使一些普通的思考也会隐约流露出加缪的真实内心：“毫无疑问，爱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对她产生欲望，反之女人对待男人也完全一样。”在加缪这个大男子主义的阿尔及尔好男人看来，这也许体现了一种“男性化的秉性”。

加缪也知道自己的书被别人评论时的感受：《婚礼集》即将出版，“读者俱乐部”的一期版面被全部用来刊登埃德蒙·夏尔洛出版社的加框广告：

阿尔贝·加缪的《婚礼集》新近问世

售价18法郎

该书为初版

其中100册仿羔皮纸版，售价25法郎

20册日本纸豪华版，售价60法郎

真财富书店，夏拉斯街2号甲

《婚礼集》的成功非常有限。加缪收到蒙泰朗的一封赞扬信，蒙泰朗建议他去巴黎发展。他很感激弗雷曼维尔和他们共同的朋友贝拉米克对这本书的肯定。

加缪在创作上没有刻意去效仿谁，但在谈及自己时他提到了吉奥诺：“他属于道德主义一派的散文家，这派作家较好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文学传统。”在加缪这个年龄，一个人可能表现出道德主义而自己并不承认。在关于伊涅阿齐奥·西洛纳的小说《面包与葡萄酒》的评论中，加缪总结了自己的美学原则。西洛纳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在托洛茨基被苏共开除后，他也离开了意共。西洛纳曾经是个“重量级”人物，与之相较，加缪过去只是一名基层党员。西洛纳笔下的主人公皮埃特罗·斯比纳是个共产党员，在加缪看来，他之所以退党是为了继续忠实于工人阶级，但斯比纳并不是工人，加缪这个箍桶匠的外甥想到了谁呢？“如果说这个时代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革命艺术不能无视艺术的高贵价值，不能重新沦落为思想的最屈辱的表达形式。”于是加缪选择了《婚礼集》，以及他正在构思中的《卡利古拉》和《局外人》，作为正面例子以说明《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所存在的缺陷：“在低级的宣传与令人激动的艺术创造之间、在马尔罗所说的‘证明的愿望’（见《轻蔑的时代》序言）与《人类的命运》这样的作品之间，没有任何折衷可言。”加缪选择了激情，因为它不会毁掉艺术作品。

为了报道文学界的近况，他以“因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的笔名撰写了几篇短文。“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的生日是由军人庆祝的。”“身上佩戴着荣誉勋章的让·吉奥诺在回答对此感到气愤的老朋友时，宣称勋章就像良心一样，是他个人的私事。”再见了，吉奥诺！“阿拉贡重申了他对蒂诺·罗西和圣女贞德的崇敬，这乃是帝国所希望的。”永别了，阿拉贡！

“因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提到马尔罗“从巴塞罗那带回了一部影片”，由小说《希望》改编而成，最初的片名叫《农民》。在这个他不久就放弃了的专栏上，加缪同时谈论着文学和政治：“因为把乔治·博奈称作‘达尔丢夫’，诗人皮埃尔·莫朗日被判处5法郎的罚款。如果判到20法郎，那么大家很快就可以做完全讲真话的人了。”

加缪为阿勒杜·赫胥黎的小说《维奇亚的玛利纳》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性长文，文笔有些做作。他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重建世界的愿望，……带着作者所特有的那种融荒诞与逻辑性于一体的风格”。当小说作者提到某种“隐秘而温柔的苦涩”时，那也正是加缪本人的体验。加缪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词汇：荒诞、苦涩、清醒、柔情、伟大、丰富。他的评论才华突然间快速显露出来。他同时在那么多领域工作，连朋友们都没有注意到。他让自己的感性也进行“思考”，在评论两个比他年长7岁的人的著作时，写出了自己最具独特见解的文章。他们都毕业于巴黎高师、拥有哲学教职资格、并不为加缪所认识但是都令他感到惊讶：一个是在业已发表的作品中表现出非政治倾向的让-保尔·萨特，另一个是法共党员保尔·尼赞，彼亚在《今晚报》工作时曾与之过从甚密。

加缪开始评论《恶心》：“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种形象化的哲学。在一部优秀的小说中，所有的哲学观念都已经转化为形象。”加缪专心投入到这篇评论文章的撰写中。《恶心》迷住了他，但是其中的哲学让他感到恼火。在他看来，过多的道德思考“超出了人物与行动”，情节因而失去了真实性。他在《恶心》主人公罗冈丹身上看到了一种“最根本的荒诞性”。加缪并不认同萨特这部小说中的形而上学，宣称“某一类文学的错误，就在于相信生活是苦难的，因而是悲剧性的”。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观察到生活中的荒诞性并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

这篇既有灵感又构思巧妙的文章表达出某种困惑，认为“一部能持久留存的作品的确离不开深刻的思想”。加缪曾在《人类的命运》中读到人生经历与思想的水乳交融，在这位年轻的评论者看来，《恶心》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经历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理论曲解了生活。”加缪从萨特作品中看出了“一些动人的天赋”，令他难以抗拒，但是觉得这些天赋“被挥霍浪费掉了”。他继续说：“事实上，如果单独来看，这部表现奇特沉思小说中的每一章都包含着苦涩与真实，达到了某种完美的程度。”但是整体上这部小说还不能让他完全佩服。加缪从萨特作品中读出的荒诞性与苦涩比萨特本人意识到的还要多。小说应该首先是艺术性创作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恶心》还不是“一件艺术品”，因此这位让-保尔·萨特不是一位艺术家。加缪没有深入到《恶心》表达的思想观念之中，但是他承认这位“萨特先生”的表达技巧和出色才华。在这位已经享誉巴黎并且获得过民众主义文学奖的作者身上，他看到了“无限的天赋”。《恶心》是“一个我们可以寄予全部期望的头脑”写出的第一部小说：一位评论新手所打的赌。又一句响亮的赞誉：萨特先生是“一位独树一帜、生机勃勃的作家，我们急切地期待着他带给我们新的作品和新的教谕。”

加缪顺带还发现了“萨特先生与另外一位作家之间的相似性，人们在谈论《恶心》时尚不曾提及（除非我记忆有误）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弗朗茨·卡夫卡”。他的记忆的确有误：在《今晚报》刊登的一篇短文中，和加缪一样既关心政治又从事文学的尼赞一边假装自己并不认识萨特（“我想他可能是一位哲学教师”）——实际上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已经是朋友——，一边写道：“萨特先生也许是一位法国的卡夫卡”，并指出：“我们所认识的萨特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学小说家。”

加缪这篇文章不是匆忙赶写出来的。4个月前，1938年7月底，他在给吕赛特·莫莱的信中曾说：“几个星期前我读了让-保尔·萨特的《恶心》，关于这部小说我有很多话想说，它与我身上的某个方面太相近了，让我无法不喜欢它，不过那个方面恰好是我想要与之斗争的。此外，写小说应该是将某种哲学思想加以形象化（加缪坚持使用这一表述方式），作品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将这种哲学思想转换到形象之中。《恶心》里既有哲学思想也有形象，但它们是并列而非交融的，这一点让我感到不舒服，因为书中的哲学思想是我所认同的，但是在读这部小说时却有些难过地看到它失去了力量。这个问题我一时很难表达清楚，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不知是哪一种？），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部小说……每当我想谈论它时，就会再次产生以上所说的感受。不过，既然您的塔希提女友认识萨特，我将很高兴了解一些有关他、有关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加缪提到的，是吕赛特的朋友伊冯娜·杜凯拉尔，她在一张照片上身着塔希提人的缠腰布。

加缪对罗歇·马丹·杜伽尔没有加以关注，后者在《蒂波一家》第4卷出版之后，于193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不去关注右翼的那些有才华的、正走红的作家，无论是“法兰西行动”的撰稿人罗贝尔·布拉西亚克，还是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后者发表了也许是其最好的一部小说《想入非非的布尔乔亚》。被加缪忽略的还有雅克·夏尔多纳及其作品《巴尔贝西鄂的幸福》。

写完关于《恶心》的文章三个月之后，加缪又撰文评论尼赞的第三部小说《密谋》，这部作品获得了为记者型作家设立的同盟文学奖。尼赞继续在法共里待了几个月，直至德-苏条约签署，从那以后他就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在《密谋》中，他谴责了归附于法共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加缪写道：“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犯下过错时才会如此恼怒，这种愤怒的声音回荡在整部小说中，说实话那是尼赞针对自己而发的，或者至少是针对他自己年轻时所犯的某些错误而发的。”加缪不会如此激烈地去批判自己年轻时所犯的错误，无论是他的婚姻还是入党。

作为作家和介入社会问题的记者，加缪离尼赞似乎比离萨特更近，但他最喜爱的作家仍然是马尔罗：“如今时常有人批评马尔罗这类作家的浪漫态度，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知道马尔罗在革命中是否更偏爱英雄诗史而不是经济建设（尽管整部《希望》都是对这一指责的回答），而在于想一想这位作家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是否真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在追求英雄浪漫主义。”在加缪看来，“应该感谢尼赞没有为了政治而牺牲艺术”，而萨特则有可能为了哲学而牺牲艺术，为此需要用激情来对抗证明某种观念的愿望，用艺术来对抗图解式的写作。尼赞书中关于巴黎的段落令加缪感动，虽然他对那座城市并不太了解；有关希腊纳克索斯岛的段落也同样令他感动，那是一片他梦中的土地。他曾被迫推迟了一次去雅典和希腊岛屿的旅行。

尼赞笔下的年轻主人公们隐藏了一批没有价值的文件，声称要将其转送到苏联，由此投入到一次错误的密谋行动之中。加缪评论说：“尼赞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入党派（共产党）的问题。”带着一种曾经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过来人的口吻，这位《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文学评论家宣称自己走出了错误：“在我们这里不会有人再关心这个问题了。这几年来，围绕入党问题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与争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解决办法：“不过说到底，这个问题与灵魂不朽问题一样无关紧要，应该由个人自己去解决，别人不应该说三道四。”更多的暗示：“入党就好比结婚一样。”是为了找到一个家庭归宿？加缪没有声称介入政治的作家就写不出艺术作品来，不过艺术应该先于政治：“马尔罗入过党，而他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还想举出阿拉贡的例子。相反，亨利·波尔多先生从未想过入党，但这并不能对他平庸的作家资质起到什么帮助。蒙泰朗拒绝一切朋党行为，却又是本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散文家之一。最后还可以举出尼赞的例子：他不仅曾是党员，而且是激进的党员，但他却是位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作品从《看门狗》到《密谋》都能证明这一点。”

1939年3月，“读者俱乐部”栏目和加缪再次提到了萨特先生。当时德国人出兵占领了波希米亚地区，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在向波兰保证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比起《恶心》来，中篇小说集《墙》更让加缪着迷，他尤其看重“萨特先生引人入胜的叙事，具有深厚的驾驭功力”。

加缪的评论同样也有很多保留。对于他这个刚念完哲学的大学生而言，萨特笔下的人物“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对于他们毫无用处，至少萨特先生是这么描写的。这些作品中的情感常常令人震动，它们所包含的那种残酷的悲怆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因为在这些作品所创造的世界里，人摆脱了自身偏见的、有时甚至是自身天性的一切束缚，他被迫观照自己，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一切非己的他人时那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一句加缪式的犀利评语：人“是孤独的，被封闭在自己的自由之中。这种自由仅仅处在时间进程中，一旦死亡来临，它便会突然间令人眩晕地终止。”对萨特式人物的评判：“他的处境是荒诞的。”加缪和萨特都在思考世界的荒诞性问题，但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加缪认同一切伟大的小说作品都带有哲学意味的观点，认为在萨特和赫胥黎作品中也一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会将其创造的世界以及说教带给读者。萨特先生的说教既体现出虚无也体现出清醒。”加缪想要超越荒诞，在他看来，萨特笔下的人物“到达自身的极限后”，在荒诞问题上表现得不够坚定。对于萨特露骨粗俗的语言，这位评论家有所保留：“猥亵的语言在文学上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毋庸置疑，它包含着某种伟大的因素，例如当我们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猥亵语言时。但是这种语言首先应该服从于作品本身的需要。就《墙》中的作品而言，如果说《艾洛斯特拉特》的语言达到了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不认为《亲密》也做到了这一点，这篇作品里的性描写常常让人觉得没有必要。”加缪在评论《墙》和《恶心》时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向萨特强有力的文学独创性表示敬意，但是对萨特作品中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基础则持保留意见。作为报纸专栏评论家他还会面临另外一种风险：“我们完全可能从两部作品出发就去评论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如果他在这两部作品里已经懂得直奔根本问题，并通过一些固执的人物将这个问题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话。”

加缪的文学评论还经常涉及到其他的国家及其精神氛围。这位酿酒工的儿子希望获得自己的西班牙特性，他在安达卢西亚民间故事里发现了“西班牙人心灵中我们所能抓住的最隐秘的东西：对于风雅的爱好、对于生活的热爱（无论是对其美妙之处还是易变之处），以及他们对肉欲画面的感受力。”加缪的阿尔及利亚性格（但不是阿尔及利亚主义）与这种无限的“爱的权利”融合为一体，呼唤这种权利，是为了让其能够实现。与“和谐”一样，“实现”也是加缪的一个关键词。在随笔《阿尔及尔之夏》中，他描写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传统但是并非没有诗意的民族”，他还在埃德蒙·布吕阿的《波纳寓言集》中重新发现了“我们这个没有灵魂却又生机勃勃的民族的道德观”。加缪喜欢布吕阿语言的活力，评论说“阿尔及利亚人有着自己的语言，不过尚没有自己的文学。”谁来创造这种文学呢？在他看来，除了曾写过《阿尔及尔印象》的蒙泰朗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曾尝试去了解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尔人的精神世界。加缪称赞布吕阿撰写了一本“表现荒诞性和滑稽事的杰作”，他的这篇评论文章并非出于同伴之间的恭维，在他看来，荒诞性会通过机智、反讽、嘲笑和自嘲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加缪在司法机器、卡比尔人的命运和萨特先生的作品中都发现了荒诞。眼下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巴黎或者替那边的报纸撰稿，所以无法接受《地中海》杂志负责人米歇尔·鲁泽提出的建议，后者曾问彼亚：“您是否愿意亲自为我们的刊物撰稿？……我是否可以征求一下吕西安娜·让-达鲁和加缪的意见？”

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加缪从他的文学专栏中拉了出来。1931—1932年他曾经被免除征兵，现在他来到“应他的要求”对其入伍资格进行复查的委员会，于1939年9月9日将自己的军籍簿填写完整，但是他仍然被“免除服役资格”。11月11日他再次尝试应征入伍，还是没有成功。与退役军人不同，曾经被免除兵役的人是有可能被征兵的，加缪对此一直寄予希望。他曾向格勒尼耶解释说：“我要求入伍……并非因为我愿意打仗，而是因为我不希望疾病在这件事中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同时也因为我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太清楚为何要出发打仗的可怜人是休戚与共的。然而给我做体检的复查委员会认定我不适宜服兵役，仍然免除了我的资格；此后，另一个复查委员会通知我和同一批未通过体检的人再去接受检查，结果还是免除了我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