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联合王国和法国向第三帝国宣战。三千多辆德国坦克正在向华沙挺进。加缪在其手记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他以记者的冷漠和作家的温情在手记中写道：“有些人让一个阿尔及尔的著名医生给他们做紧急手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征兵。……在火车站月台上，一位母亲对一个年轻的（30岁）预备役军人说：‘保重自己。’战争爆发了。可战争究竟在哪里？除了那些应该相信的新闻和应该浏览的布告以外，到哪里去寻找这场荒诞事件的标志？战争并不存在于阿尔及尔的碧海蓝天之间，不存在于夏日的蝉鸣声中，或者山岭的柏树林中，它显然不是跳动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的那道年轻的阳光。”加缪头脑中充满了回忆，尤其是对父亲之死的回忆。“再过一阵，大概就会见到泥浆、鲜血和无数令人恶心的场面。”《阿尔及尔共和报》预告一份兄弟报纸《共和晚报》即将问世，主编是阿尔贝·加缪，第一期于1939年9月15日出刊，售价40生丁。《阿尔及尔共和报》每期为八个版，而《共和晚报》只有正反页两个版面，所刊文章几乎没有作者的署名。发刊词宣称，创办该报是因为公众渴望知道真实的新闻。这份新问世的日报每天16点左右发售，与那些“欺骗性的宣传报道”针锋相对。主编手中没有几个撰稿人，该报和《阿尔及尔共和报》一样只订购了广播通讯社的快讯，而不是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快讯。巴黎是最大的信息来源，而阿尔及尔却远离巴黎，加缪只能寄希望于报纸的严肃性与反讽风格。首次出刊的那天，《共和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个疑问：苏联会参战吗？副标题带着不确定的语气：据英国报刊报道，苏联可能打算与第三帝国联手灭掉波兰。报纸编辑部使用了一个条件式句子以保留希望。作为反法西斯的强大力量、左翼人士的第二祖国，苏联就这样在左翼的集体想象界中坍塌了。

苏联人对波兰展开了进攻。《共和晚报》未能避免不实报道，它说希特勒可能打算让位给戈林，元首也许会转而致力于文学和美术；此外，德国将于1939年底向平静的法国边界发起总攻。与绝大多数法国报刊一样，《共和晚报》相信了法国政府的通报：一天之中有3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以及其他虚构的新闻。新闻界有时会满足于刊登一些证明交战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的滑稽细节：“德国巡逻队用手榴弹攻击了我们的防线。”奇怪的战争，奇怪的新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笑的新闻。

《共和晚报》在第二版也刊登占据很大篇幅的小说连载：《巴马修道院》。和身处滑铁卢的法布里斯一样，身处阿尔及尔的该报主编并不清楚战场的总体形势。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让报纸每天的空白越来越多。《共和晚报》声称自己的新闻报道最全面、最具洞察力，但它实际上很难洞察局势。为了抗议新闻检查，加缪在报纸上点缀了许多容易为读者理解的名人名言，加上套框，附有作者名字，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则属虚构。斯宾诺莎、莫泊桑、伏尔泰、莫洛亚，诗句和散文，被借用来表明报纸的立场：“这场地狱般战争的美妙之处，在于各方的统帅都让人为自己的旗帜祝福，并在出发干掉对手之前向上帝郑重祷告。”

人在突尼斯城的让-皮埃尔·弗尔上尉关注着奄奄一息的《阿尔及尔共和报》。9月6日他在给彼亚的信中说：“……告诉我一些我们这份不幸报纸的近况，我在这里看不到它。”没有任何一份阿尔及利亚的报纸能卖到突尼斯城去。10月9日，弗尔再次给彼亚写信：“我知道您已经精疲力竭。”后来他在突尼斯城终于买到了自己的这份报纸：“以你们所能掌握的信息渠道，我想很难做出一份比现在更好的信息类报纸了。……在我手头曾经翻阅过的所有报纸里，我们这一份是最令人钦佩的。……代向加缪转告我的友情……并请彼亚夫人原谅我将您带入了这条死胡同里。非常想念你们。”

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的那一天，加缪在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中说：“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开始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我已经想好了这部作品的形式和特征。那些主要人物仿佛就在我的周围，生活在贫穷之中，漠然忍受着自己的命运。一幅表现这个世界的美妙画面！没有温情，让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栗。近来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将在没有感到（此处手稿难以辨认）的状态下开始创作，这种自由空闲的状态好极了，甚至现在就能感觉到，不过它也让我感到忧愁和不安，仿佛是在重负之下挣扎。但愿我能把这件事做好。我希望从三件必须马上做的事情中脱身出来得到安宁，和你一起去意大利无忧无虑地享受欢笑与生活。”第二天，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昨天我真的开始创作了。我曾告诉你我要先写长篇（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但我现在实际着手写的是一本关于荒诞的随笔。我对这本随笔的思考要比长篇成熟得多，而且已经完成了其中一章（至少是初步）：关于唐璜的那一章。最近一段时间我写起来比较顺，写出的东西比较清晰和质朴，不像原来那么追求效果。昨天我对自己写出的这一章感到满意，不过还没有时间去重读，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大价值。希望能够一直这么写下去不要中断。”

阿尔贝与弗朗西娜时聚时散，经历着年轻恋人的感情爆发期。加缪信任这位姑娘，将一个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她：“《阿尔及尔共和报》就要走到头了，明天将出最后一期。只有《共和晚报》会继续办下去。四分之三的人员都被裁掉了——又多了将近40名失业者！《晚报》留下的只有彼亚、一位编辑和我，谁知道这还能坚持多久呢。……彼亚打算过一两个月就离开，把编辑事务都交给我。我的报酬会稍多一些，要做的事也会稍多一些。（忘了告诉你报纸之所以办不下去，是因为傅尔尼耶广告代理商突然撤销了向我们提供的广告，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此外，事情变糟也是因为我们刊登的‘战争分析’（由加缪创办的专栏）。一位新闻检察官在谈到我时，对某个编辑声称要我当心点，还说‘真遗憾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小伙子却是个坏法国人’。今天上午，他再次要我停止刊登‘战争分析’，我回答他说我们坚信为了抗击希特勒，就必须也抗击那些想要将希特勒的手段引入法国的坏法国人。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抹去自己的一部分过去，他在仍然是写给弗朗西娜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我刚刚清空了两个箱子，烧掉了里面装得满满的五年来积累的信件，简直是一次狂暴之举，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些对我来说曾经是最珍贵的人，那些曾经赞扬过我的人，那些曾经让我感动过的人，格勒尼耶、厄尔贡、克洛德、让娜和玛格丽特、克里丝蒂安娜，所有这些人和其他人的书信，我都付之一炬了，我的心中减去了五年的往事。无意间，我重读了其中的几封信。我曾经是一个小伙子，后来成了一个男人，这两个从前的我完全判若两人。对于曾经爱我的那些人，我从来不曾让他们幸福过，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而这一切是如此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为了做得更好，也许我还应该把你的信件也都烧了。留下这些往昔的证明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已经准备这么做了，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情绪冲动让我继续这样做。还有很多需要烧掉的，旧日习作，写得不伦不类的随笔，几封作家的来信，马克斯·雅各布、奥迪西奥、马尔罗、蒙泰朗，那将是第二批要烧的东西。今天的这把火烧得我浑身发热，想要停下来冷静思考一下。”

这场战争让加缪觉得荒诞，因为在他看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华沙被德国人包围的第二天，也就是苏联人进攻波兰的当天，深受震动的加缪发表了一篇社论，好似一声呐喊：“左翼的积极分子也许从未有过如此之多感到失望的理由。”无论在阿尔及尔还是巴黎，苏联采取的立场都让人难以理解。“无数的希望和信仰都随着这场战争破灭了。”加缪提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矛盾”。他回顾道：“我们中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为何会投入战争。”加缪不赞成肤浅的反战主义，有时还对其加以揭露，但他曾经讥笑过退伍老兵的思想观念。“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了，因为我们明白了人可能会在并不赞同战争的情况下参与一场战争。”后来他的一篇政治社论中出现了一句奇特的话，“我”再次隐藏在庄重的“我们”背后：“我们知道人在某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会变得麻木不仁，会把一切都解释为天意。”1914年被征召参战的那些人，包括加缪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的自己的父亲，以为他们投入的是“最后的一场战争”。加缪在这篇社论里追忆起“过去时光那脆弱而珍贵的形象，那时的生活还保持着它的意义：在阳光与海水中嬉戏时身体所感受到的欢乐，还有绽放的鲜花中姗姗来迟的春天。”当他讴歌柏树、黄连木和玫瑰时，《婚礼集》的作者又出现了，他无法认同当前这个笼罩着战争氛围的世界。《婚礼集》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年轻人望着眼前的世界，对于死亡和虚无他尚未做过清晰的思考，尽管已经咀嚼过它们带来的恐怖。”在上述激情洋溢的社论的最后，加缪再次从悲观主义转向了有节制的乐观主义：“也许反抗的偏激之处正在于失去了对人性的信仰。这场战争之后，树木也许还会生机勃勃，因为自然的世界最终总是能够战胜人类制造的历史。但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一点。”这样的笔调与其说是政治评论，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加缪显得迷惘，而他不是唯一迷惘之人。

在此之前，苏联曾是人类的希望、反战的中流砥柱。现在呢？加缪以让·麦尔索的笔名撰文认为，“眼下的所有迹象都让人相信苏联已经站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阵营”。苏联想要吞并芬兰。加缪的一些共产党朋友只能说是勉强跟随着法共和阿共的路线，这两个政党流失了不少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被捕或者被征兵。初出茅庐的社论作者预料如果不能实现和平，就会出现一场“新的杀戮”。住在报社附近的罗贝尔·若索对此感到愤怒，他不赞同加缪的预言，诘问如果不进行战争那如何才能制止希特勒“这个疯子”。两个朋友为此闹翻了。若索与加缪断交，还因为在玛多和他看来，阿尔贝对待克里丝蒂安娜的方式让人无法接受。

阿尔贝的哥哥吕西安·让·艾蒂安·加缪作为炮兵中士，到设在君士坦丁省的非洲炮兵部队征兵中心报名，加入了炮兵第3团第55大队，而阿尔贝甚至未能加入辅助人员队伍，对此他感到遗憾。吕西安走后，弟弟便尽量每星期去里昂街两到三次看望母亲。沉默的她很少说话：

冷风从窗户吹了进来。

母亲：“天气开始变了。”

“是的。”

“战争期间是不是一直要限制照明？”

“很有可能。”

“那到冬天就凄凉了。”

“是的。”

加缪和其他的共产党朋友没有发生争执，但是停止了来往。在当局拘禁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时，《共和晚报》是阿尔及尔唯一一家提出了抗议的报纸，无论那些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德-苏条约。加缪带着苦涩注意到：“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无论是那些曾经呼吁抵抗的人，还是那些曾经呼吁和平的人。”他没有使用双重语言：私人笔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观点。他既反对纳粹和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也反对“革命的帝国主义”。在1939年那个时期，有多少左翼人士敢于写下（即使他们是这么想的）“今天的苏联已经成为凶狠贪婪的国家”这样的话？《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揭露了纳粹的真实面目，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革命中看到了一种神秘主义。加缪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其实都是宗教，但不能因此就摒弃德国人民或者将他们叫作“德国鬼子”。

为了填满各个栏目，《共和晚报》将希望寄托在它的主编身上，同时又要避免同一期报纸上出现四次相同的署名。作为资金短缺报纸的变通办法，加缪使用了多个笔名：万桑·卡巴布尔、德莫斯、伊莱内、利贝尔、内龙、佩特洛纳、扎克斯、恺撒·博尔吉亚等。其中“马尔科”的笔名负责说明法国人民和英格兰人民（作为法国人的固执口头语，加缪把“不列颠人民”称作“英格兰人民”）并不想消灭德国，并不想要将其奴役、分割。加缪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在法国和大不列颠，好战精神虽然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来势汹汹，但是两国人民都希望打败德国。加缪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向反对这种“灾难性政策”的总理达拉第表示了敬意，这位时事评论员拒绝被当前的事件和宣传牵着鼻子走，只是将冲突看作一种可能的前景。《共和晚报》让它的大多数读者感到不快，甚至渐渐地让它的创始人让-皮埃尔·弗尔也感到了不快。

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一篇署名“共和晚报”、由加缪和彼亚合作撰写的文章回顾了导致这场战争的诸种原因：“我们仍然认为：1．在希特勒提出的要求中奇怪地混合着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合法的要求（两位作者想说的是占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五分之一的苏台德边境350万德国人应属于德国），另一方面是他的一些无理要求；2．近几年来国际政治的发展以同样奇怪的悖论方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合法要求，却又满足了他的无理要求，而且在其威逼之下又作出了原先不懂得及时作出的让步；3．在任何情况下，各国都不可能依赖某个条约或某种既成事实将现状永远维持下去，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会受制于各种悲剧性的局势变化。”彼亚和加缪揭露了凡尔赛条约的不合理条款，也揭露了希特勒主义及其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在这种时候含蓄提到德国人的“合理要求”——不幸是由希特勒提出的！——需要某种清醒或者勇气。《共和晚报》本来应该明确说明“合理要求”指的是苏台德地区及其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地缘政治分析不应该只限于暧昧的表述。在其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大部分文章中，加缪从不暗示当下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具有隐藏的合理性，无论是达拉第、张伯伦，还是莫洛托夫和墨索里尼。他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不管是出自外交角度，还是出自经济或者军事角度。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荒诞的认识吗？加缪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和具有善良愿望的人，没有彼亚那么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在上述文章中说：“我们只相信人类历史中存在的宿命，即那种我们自己造成的宿命。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样能够避免的，也许现在仍然还有可能避免。”在1939年10月那样的时期，能够达成一项令希特勒及其扩张主义满意的解决方案吗？这一点令人怀疑。

加缪与几个漂亮女友之间也出现了不和，她们信任他的文学才华，但在政治上保留了不跟随他的权利。他和布朗什·巴兰产生过几次口角，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您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您并不需要，因为您已经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而且不管是否意识到，总之以某种您试图定义的理想或者宿命观为由，您已经接受了成千上万人类的死亡。无疑您对此感到难过，但是在您看来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因而您接受了这一宿命。”宿命在他的书信、手记和文章中成了挥之不去的念头：“不，这场战争不是命中注定的，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乃至任何时候都仍然可以避免。”在进行了入伍的尝试之后，他于1939年11月11日写下了这段谴责执政者平庸无能的话：“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但是不会接受别人告诉我的那些战争理由”。“仇恨今天已经把我们淹没”，对这种仇恨感到厌恶的加缪认为“唯一可以保卫的价值观”是“爱与思想”。

应征加入朱阿夫第9团的弗雷曼维尔同样也对法国宣战感到厌恶。格但斯克有什么好保卫的？他说。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法国！但是在苏联对芬兰宣战的那一天，他却欣喜若狂，以为资本主义终于要被摧毁了。

加缪很欣赏在战争的氛围中英国的一位和平主义候选人能够参加选举。彼亚和他都坚定地认为不能相信任何政党，他们共同撰写了一篇表达信仰的文章，后来从未发表。文章说《共和晚报》“不会支持民族主义的职业活动分子，以及利用别人的鲜血来豪迈抒情的人。我们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在法国参战后，“和平主义者”是一个会招来危险的词语。政府当局逮捕并关押了属于社会党外围、由马尔索·彼维尔领导的工农社会党中的和平主义革命者。当局指责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和平的天真人士是在自认失败：这些不切实际的傻瓜竟希望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当局将他们与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非暴力的人士混为一谈。加缪所呼吁的是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因而不属于后一类人。希望大家对1939年末欧洲局势进行思考的这个年轻人，也是当年将《轻蔑的时代》改编成戏剧的那个年轻人。

《共和晚报》无视权威，与被称作“阿纳斯塔西”的新闻审查机构进行对抗，该机构在阿尔及利亚要比法国更为严厉，早在1937年就根据总督的指令开始了运作。弗洛里中校是“新闻审查处”的负责人，该处下设一个欧洲新闻科和一个“土著”新闻科，在处里工作的最初是一些军官，后来又多了一些文职人员，“新闻审查官”这一20世纪极有前途的职业在阿尔及利亚便由此产生。在总督指令的保护下，弗洛里没有将自己的工作简单看作是一项军事任务，而是为其构想出了一个强制性的观念，要在报纸上看到“经过明智筛选的新闻”，他的新闻审查处要领导“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斗争”，他手下的审查官们要执行一项任务：“将殖民地报纸的编辑工作引向当前局势所要求的方向。”

以加缪为首的《共和晚报》编辑人员对军事新闻报道方面的审查表示接受，这些记者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挑战并非率性而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对于精神思想的审查。”批判的精神拒绝任何政治路线，而中校领导的新闻审查处不接受精神思想的自由表达。此外，这些被派来进行新闻审查的军职和文职人员大多数都是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或沙文主义倾向的官僚，他们不想招惹麻烦，一旦出现可疑报道，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一禁了事。

他们还对报纸文章进行掐头去尾的剪切，例如由巴黎《民众报》发表、《共和晚报》转载的雷翁·布卢姆的文章。固执的加缪采用了各种打擦边球的方法。《共和晚报》的新闻来源非常有限。他们已经不是在报道新闻，而更多是在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报道关于新闻业的新闻。加缪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战争没有进行明确的表态，而是通过转引法国本土及外国的报道，试图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新闻审查官们尽管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对于《共和晚报》转载的法国和英国报纸的文章片断却不知该如何下手。《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有利于加缪这位《共和晚报》主编的文章：“斯大林行事既不是出于对希特勒的喜爱，也不是为了拯救各国的民主制度，而是基于俄国的利益。他采取的一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对于加缪来说，他要做的不是去赞同什么，而是要作出解释。他几乎再次倾向于尼赞的观点，后者虽然从法共退出，但仍是列宁主义者，他对斯大林表示理解，而对法共的政策则无法苟同。加缪更多是从历史学家而非新闻记者的角度，连续几周在报纸上提出了他自己构想的凡尔赛条约草案，他用扎克斯的笔名宣称“应该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审查官们剪去了这份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希特勒主义的得势本来并非不可避免。”这句影射战前各大国所犯错误的话没有引起审查官们的注意，加缪指的是当时应该保护世界免遭纳粹的威胁，并把德国从这一威胁中解救出来。

作为想象力丰富的主编，加缪创办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栏目：“以战争眼光看世界”。这个密集荟萃了各类匿名文章的栏目一看风格就知道创意者是谁。晚报的刊名下面有一行虚张声势的文字：“一份信息类和评论性的日报（有六个词被审查删去）。”加缪在他最好的栏目里经常引入评论或新闻。“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向读者推荐阅读一些书籍，它们的标题在审查官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有经验的读者来说则意味深长。这些书籍包括阿兰的《战神或被评判的战争》，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该栏目还建议读者思考凯恩斯关于凡尔赛条约在经济上可能导致何种后果的著作。突然间，加缪刊登了——部分内容被删节——伏尔泰《哲学词典》中关于战争的文章，超越历史的论述被借用来解释当前的局势。“看世界”栏目还引用《光明报》、《被缚的鸭子报》、《乌鸫报》和《布尔高涅共和报》这些最不循规蹈矩的法国报纸上的内容。加缪极其厌恶那些好战歌曲，他以研究士兵歌曲为名将这些歌曲刊登出来，实际旨在对其进行抨击。在“令人憎恶的类别”中，他找到了1915—1916届入伍士兵集合时唱的歌曲：

迎着炮火，全体向前冲，

这是最后的战斗……

不知是出于善心还是没有看清楚，值班的审查官批准报纸刊登了作为“法国军队新歌”类别介绍的那些歌词，其中有一首受到加缪的喜爱：

……那是屁股，那是悠悠球

那是傻冒，那是让我们获胜的刺刀

那是小娘们，那是悠悠球

那是带给我们光荣的蠢妞。

带来光荣的战争同时也是一段荒诞的时光。加缪与弗朗西娜交流着自己的内心体验和思想：“告诉克里丝蒂安娜（弗尔姐妹中的老大），我相信自己绝不是唯一正在体验着荒诞意识的人，恰好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大家常说某件事‘真是荒诞’，说完之后他们照样纳税、照样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宗教机构。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一旦说了‘真是荒诞’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事实上这只是刚刚开始。这种需要用一本书才能讲清楚的问题我当然无法用几句话就说明白，不过对我来说这主要是个理性的问题，其次才是道德的问题。对于一战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中的荒诞性就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只有当我们带着严谨与诚实去深入思考老生常谈，才会有哲学思想的出现。我完全可以把‘时光的流逝’或‘人必有一死’这类陈旧话题当作思考的出发点，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有所感悟。而我希望从中感悟到的，是某种人性的、睿智的、属于某个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某种指导性准则，根据这样的准则生活只有在以自身为目的时才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给空想提供借口。况且，既然各种道德观在这样的观点中并不具有重要性，因此它所创立的更多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某种生活的方式。”

两天之后，阿尔贝向弗朗西娜诉说了自己的厌倦心情：“自昨天以来我都处在疑虑之中。昨晚我开始撰写关于荒诞的随笔，此前我已按照自己的心情写出了一些零星片断，但是真正的工作还有待完成，必须一段一段地撰写润色，将所有内容融入一部完整的作品里。这就是昨天晚上我开始做的事情。刚写了半个小时就全乱了，因为写下的那两页与我想要表达的感受比起来很幼稚，我还没有思考清楚，所以迷失在细节之中了。于是我放下了笔，突然想到也许自己并没有能力写这样一篇东西。要说思想每个人都有，但是只有将思想融入到作品中、始终保持住自己对创作的驾驭，那才能叫作家……迄今为止我只是将写作和感受生活当作消遣而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生活也当作了一种消遣的方式。现在，我是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有关构思，开始撰写一部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品，而正是按照我的构思，这部作品必须是一次完全的成功，内容必须始终明晰，每一处都必须完美无瑕。这样的境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即使没有能力达到。”五天之后，写作再次搁浅，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我停下不写了。现在一落笔字里行间都是我想要追求完美的意愿，我写下的与其说是自己感受到并且想传达出来的那种炽热激情，不如说是一场自己并未真正投入其中的智力游戏。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没有把那种激动的情绪融入其中，而缺少了那种激动的情绪，一切都将失去价值。也许需要随意一些，需要某种放弃，眼下我太孜孜以求，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想要做的事，把自己弄得高度紧张，已经不会写作了，甚至在飞快写信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晚上我没有再做努力，以后一旦需要我就会停下笔来。如果不能将自己思考好的内容写出来，我就索性不去写，什么都不写。宁愿看书、散步、等待。等待什么？我一无所知。反正与其写出一篇与自己的全部感受不符的东西来，我宁愿什么都不写。”

1939年12月份，《共和晚报》“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引用了德国人费希特的一段话：“为了显示勇气，我们并不需要拿起武器。生活中往往要求我们的是一种更大的勇气，那就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将自己置于他人的评判之上。”

《共和晚报》的广告来源很少，读者也不够多，销售的数量不到六千份。加缪在“看世界”栏目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必须“拒绝欧洲一切现存的制度，而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他用阿里尤斯的笔名呼吁建立一种有必要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对某个人、某个团体、某种教义的虔信，甚至也不是对某个阶级、某个政府的虔信。”加缪拒绝从属于某个政党或者组织：“只有当我们对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作出思考和行动，并且使经济集体化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他相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既不是由工人国际法国分部也不是由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彼亚一样，加缪深感孤独，这种共同的孤独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12月，他们已经厌倦了和新闻审查官们打游击战，也厌倦了信息来源的匮乏。彼亚撰写了一组论新闻信息的文章，此前尼赞出版了《9月纪事》一书，对慕尼黑协议的传奇故事进行分析，1939年底的彼亚和加缪都感觉与尼赞心灵相通。彼亚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引述了尼赞这部新作中最有教益的部分：长达11页的序言。加缪则密切留意着这些关于新闻从业方法的论述。和尼赞一样，彼亚也在思考信息流通的问题，特别指出了一则国际新闻在流通时要经过的各种环节以及因此而受到的种种扭曲。他将新闻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一个严谨的新闻业应该制定出一些自律的规则。1939年的法国报业界很少有总编会公开宣称自己致力于这种业内的自律。彼亚对记者们的日常工作、各个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各种文献、口头和书面的信息来源以及通讯员所提供的新闻都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讯员所提供的新闻对于《阿尔及尔共和报》来说是不够多，对于《共和晚报》来说则是匮乏。彼亚的系列文章许诺要采取改革措施，但是在第五篇文章经审查被部分删节发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加缪思考并且借用了尼赞说过的一句话：记者“是记录即时事件的历史学家”。即时事件是新闻记者和社论作者的素材，是日报与周刊的当下内容，它们脆弱、稍纵即逝，转瞬之间就会成为需要回望的过去。

这一年的岁末，报社里一片惨淡，大多数的撰稿人都已四散，《共和晚报》的未来看样子面临着威胁。报纸的财政收入微薄，创办者和股东都为此担忧，而且对“以战争眼光看世界”专栏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办报路线感到愤慨。两位重要的领导成员对报纸所持的立场感到恼火，其中之一是作为军队邮政局上校局长应征入伍的卢亚尔，另外一位是弗尔。后者认为《共和晚报》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且报纸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又不具有任何商业价值。彼亚和加缪作为独立和高傲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都不征求卢亚尔的意见，而卢亚尔本来是能够接近总督府的人。由于应征入伍或者意见不合，部分朋友与加缪疏远了。忠实的蓬塞从部队里获准休假，到科契兰街来看他，发现他神色凝重，但几乎没有表现出气馁。

1940年元旦报纸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没有提及当前局势但也并未脱离现实，该社论以加缪式的感人语气声明：“人的唯一高贵之处就是与超越了自己的事物作斗争。今天所应该期待的不是幸福，而肯定是这种绝望的高贵。”这位主编告诉他的读者：“你们将会铸就自己的幸福与尊严。”报纸下方的一个方框里引用的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福音书：“愿世间的和平属于拥有善良愿望的人。”报纸原材料的供应商因为收不到货款而大叫大嚷，价格能够接受的纸张已很难找到。这份报纸在一片敌意的汪洋大海中艰难求生。总督手下的各个部门对该报感到恼火，审查官们更是怒气冲冲。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加缪和彼亚索性公开出言不逊：你们居然查禁了伏尔泰的文字？！而且正在查禁你们自己的上司、巴黎新闻局老板让·吉罗杜的文字！这份规模不大的日报没有泄露任何军事上的机密，但是却传播着一种与时下舆论相反的道德观。比起《阿尔及尔共和报》来，《共和晚报》表达了更多的怀疑与疑问，在某些新闻的上方加上了“本报对该消息的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的字样。别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的讨好当局的，都从不会采用如此慎重的报道口吻。最有来头的《阿尔及尔回声报》用大量的官方公报和政府部长们的宣传口号对读者进行轰炸：“我们将像钢铁一般坚强地赢得胜利。”“我们将战胜敌人，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德国的水雷和潜艇在大西洋战役的初期占据了优势，《回声报》和《快讯报》解释说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法国的部长们就是这么断言的。我们有最好的军队，官方新闻的虚张声势与其信用成了反比。《共和晚报》没有理由希望法国能够与德国达成和解，比它规模更大的那些报纸错误地传播了一种关于战事的愚蠢的乐观主义，它们声称的阵地战尚位于法德边境；《阿尔及尔回声报》吹嘘说：“战争还只是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法国军队牢牢控制着战局！”加缪之所以觉得这场战争还有可能避免，另一个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列颠人与德国人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他高估了希特勒接受和平的意愿，不过从军事角度讲，他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至少不是纳粹的黩武主义。

《阿尔及尔回声报》听命于巴黎，对战局信心十足，而《共和晚报》却是一份独立并且咄咄逼人的报纸。《回声报》的版面上很少有因为被审查而留下的空白，该报驻巴黎的通讯员兼社论作者弗朗西斯科·洛朗撰文要求政府成立一个新闻部，因为“现在只有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太简单化，对报纸内容要么下令宽容放行，要么查禁。”这种新闻观是从公共权力部门和读者角度考虑问题，因此有别于彼亚和加缪的新闻观。洛朗希望能够“恰当左右舆论的神经”，而《共和晚报》读者数量在下降，影响有限，既左右不了舆论，也左右不了当局。

该报的记者与审查官们一直相互谩骂，1940年1月6日，警官戴勒卡夫去了一趟报社，回去后在报告中写道：“彼亚先生（原文如此）接待了我。”彼亚向他宣称，以杜布依上尉为首的军人审查官认为《共和晚报》“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警察与军人常常分不清各种政治立场，将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混为一谈。彼亚还宣称“军队里向来的原则都是不任用有能力的人”，这番话对于解决加缪和《晚报》面临的麻烦当然不会有助益。警长和杜布依上尉向上司作了汇报。经过一番争论，给报纸打了几次电话的杜布依上尉突然来到报社，对《晚报》的样稿又评论了一番。彼亚挑衅地说，他一定会要求将新闻审查处处长弗洛里中校调离岗位。报纸与审查处的游击战现在变成了正式战争，加缪和彼亚没有赢得最后的战役，1月10日这份小报出版了第117期，此时阿尔及尔的奥林匹亚影院正在上映芭芭拉·斯坦维克主演的《永别了》，“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引用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句话：“人类的伟大价值就在于人自身”——这是一声激昂的、含义模糊的、最后的呐喊。就在这同一天，警察分局局长、阿尔及尔省特警队队长布赖特先生要求与报纸主编阿尔贝·加缪先生见面。局长正式通知他阿尔及利亚总督先生已于1940年1月9日签署决定，根据1939年8月24和26日颁布的有关法令，中止《共和晚报》的出版。加缪在通知书背面签了字，禁令的法律权威以及一堆无用的文件得到了尊重。在此之前，《阿尔及尔共和报》已经于1939年10月28日在出了第387期之后“暂时”中止了出版。1940年1月10日这一天结束时，警察局长从报社搜走了110份已经捆扎好、准备向订户递送的《共和晚报》，此外还从各个报亭、烟草店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收缴了1051份报纸。这位政府官员还具体说明了在被没收的1161份报纸中，有107份是在第6区收缴的，5份是在第7区收缴的……《共和晚报》夭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符合逻辑的自杀行为：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使其能够平衡财务收支的读者数量。战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第二个则是批判的精神。1月10日晚上，彼亚和加缪与报社14名工人中的10人进行了商谈，后者希望能够拿到薪水。彼亚说会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来结清他们的工资，他建议工人们先去找点事做。等到2月21日报社的账目审核完成后，工人们的工资每天减少了两个法郎。

一连三个星期，加缪和彼亚都在四处游荡。在经历了艰难但是令人兴奋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然间落入了空虚之中。严肃认真地从事新闻业能够让人充满激情。彼亚现在除了返回巴黎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估计有可能在立场接近共济会和人权联盟的《光明报》或者《巴黎晚报》找到事做。加缪也必须寻找一份工作，彼亚能否帮他也去法国呢？加缪希望找到一些给私人授课的机会，同时再找一份新闻工作干。他和一份正在筹划中的杂志《北非画报》的经理卡尔波奈尔先生商谈过，又去找了印刷官方出版物和六合彩票的艾马纽埃尔·安德烈奥。他必须避免触犯当局：在别人眼里他身上带有火药味。拟议中的杂志未能办起来，加缪再次失业了，手头又没有积蓄，并且和彼亚一样，受到官方机构的监视。

阿尔及尔港务警察局1940年2月8日的报告称：“皮埃尔·杜朗，又名帕斯卡尔·彼亚，被禁的《共和晚报》的社长，于今天11时乘坐‘阿尔及尔城市号’轮船离开了阿尔及尔，同行的还有其比利时籍的岳母昂热诺·玛格丽特、两岁的女儿以及他的妻子。”

阿尔贝·加缪已经学会了在报纸上创办各种栏目，学会了撰写新闻报道、分析文章、评论文章、法律专栏和文学专栏的文章。突然之间，他就像一个已经拿起画笔和颜料的画家被禁止了绘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生活，并且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闻道德观。在参与创办两份特殊的、像一对年迈夫妻一样先后夭折的报纸的过程中，加缪度过了一段苦涩、幸福、清醒和荒诞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