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16日，星期六，一个令人忧郁的周末，加缪抵达了巴黎。他吃了东西，又喝了点马提尼酒，“睡意沉沉”的他看起东西来“更为准确”。彼亚为他在18区拉维尼昂街16号的普瓦利耶旅馆订了一间房，旅馆位于蒙马特高地，邻近克利希大街和蒙马特公墓。在加缪看来，这家旅馆“极其有趣”，“应该称得上是肮脏不堪，里面住着皮条客和无名艺术家，但是再没有比皮条客家庭更为布尔乔亚的了，这些先生们和他们的‘太太’住在这里，后者在自己住的这家旅馆是不接客的，因为有伤风化。”这家“棒极了”的旅馆里到处是告示：“注意遮住灯光！”旅馆老板担心挨罚，还怕德军飞机的炸弹。“老板娘每天早上5点上床睡觉，中午12点之前拒绝照管房客。打扫房间是在傍晚，所有人都认为这很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当然。”他想要借个闹钟，一个“冒牌但待人亲切的亲王夫人”答应借给他一个，“她的派头好似《四分钱歌剧》里的玛尔戈·丽庸，抽着烟在房间里不停地转悠。”他说要回房间去睡觉了，“她回答说我可以放心去睡觉，她会在我睡着后回来，因为她有我房间的万能钥匙……，我觉得如此直截了当的行事妙不可言。我回到了房间，对自己还剩下的几张百元钞票的用途想入非非。”此时的加缪只打算在巴黎住上一到两年：“在这里没法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紧张忙乱。”

《巴黎晚报》的一位主编接待了加缪。当着负责排版的编辑达尼埃尔·勒涅夫和亨利·科克兰的面，这位主编说：

“我们这里可不搞政治……”

加缪很平静地回答：

“当然！”

和彼亚一样，加缪成了排版编辑，月薪3千法郎，每天只需工作5个小时，待遇不错。报社老板皮埃尔·拉扎雷夫和埃尔维·米勒为他们376000法郎的年薪感到骄傲，这在法国报界是最为优渥的待遇了。

加缪是冒着风险应聘的，因为要通过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巴黎晚报》的发行量约为一百万份，比《阿尔及尔共和报》要大得多。17号是星期天，加缪从早上6点工作到11点半，“进展顺利”。他到达巴黎时正值一股寒流席卷欧洲，塞纳河上漂着冰块。他给各处的朋友写信，说现在干的是技术工作，不仅有趣，而且“毫不费力”。他负责排版，埃尔维·米勒认为这个年轻人讲究的是美观，对新闻的质量本身却不关心，不过他的版面确实做得非常漂亮，而彼亚显得要更为专业一些。加缪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纯洁，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对《巴黎晚报》的内容负责。他的一些朋友如蓬塞等是忠实的左翼人士，像莫拉斯一样将这份报纸戏称作“垃圾场”，加缪对此不置一词，他就像在兵工厂干活的工人会说的那样：“我又没有打枪。”作为法国新闻界最大的一家报纸，《巴黎晚报》并不完全像其诋毁者说的那样堕落。按照报纸拥有者兼经理让·普鲁沃斯特以及拉扎雷夫和米勒的意愿，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只有一个，就是依顺掌权者，而不管是谁掌权。它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是作一份温和的商业类报纸，因此本能地站在了对自己有利的政府一边。

彼亚1939年曾在《今晚报》工作过，那份秘密的共产党报纸的发行量是25万份。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和《今晚报》的两位前社长、主编则在挣钱糊口，先前的上级又成了下属：所谓编辑部秘书其实就是技术工人。拉扎雷夫了解他们的来历，对他们宽容而又谨慎，显然不会把编辑的工作托付给他们干。《巴黎晚报》每期四版，售价50生丁，以外交部的公务员和布洛涅-比扬古的工人为读者对象。与《费加罗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相比，这份报纸的质量相差甚远，但是比某些英国的通俗报纸要略好一些。它的撰稿人来源广泛，其中包括某些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安德烈·肖梅为其撰写一些乏味的时事述评，但莫里亚克、布卢姆、乔治·杜亚梅、凯伦斯基、苏瓦利纳、H·G·威尔斯也为它写专栏。拉扎雷夫还求助于让·诺安等为大众喜爱的作者。被加缪蔑视的亨利·波尔多是《巴黎晚报》这块面团里的糖浆，他采访过教皇。此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将意大利投入战争，照波尔多的说法，“低调而难以接近的”墨索里尼（说白了：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未被接见）一直在关注他的作品。

拉扎雷夫有他的办报策略。大牌记者约瑟夫·凯塞尔徒步、骑马或乘车到前线各处采访，他与新闻审查机构的争吵报社只字不提。拉扎雷夫不喜欢报纸上那些“天窗”，因为它们表明新闻审查机构“阿纳斯塔西”曾派人来过。塔罗两兄弟被派到中东，皮埃尔-让·罗内偶尔写几篇文学短评，远不及《阿尔及尔共和报》那些丰富充实的评论。为了吸引普通读者，拉扎雷夫在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法国和英国军人的照片，从普通士兵到将军们都在照片上摆出自命不凡的姿势。作为政府宣传机器的民间分支，《巴黎晚报》宣称法国拥有“五百个实验室”正在日以继夜地研制秘密武器、远程大炮以及“受无线电控制”的武器。一切德国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发明，法国都有办法对付，因为法国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袖珍鱼雷。德国的陆海空三军根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加缪在为撰写自己的长篇小说养精蓄锐。他让弗朗西娜寄给他创作所需的一切素材，无一遗漏：“我希望你至少保存了《幸福的死亡》的原稿，如果是的话，你仔细读一遍第二章，我想你会从中找到：1．开头部分艾马纽埃尔和麦尔索在码头追赶货车的那个片段；2．所有与‘窗边的星期天’有关的文字。如果这两部分的确在第二章里，那你就把整个这一章都寄到拉维尼昂街。”弗朗西娜不愿来巴黎与他相聚，这令他失望沮丧、十分痛苦。

加缪与排版秘书和排版工们亲如兄弟。他做这一行的时间不长，还需要学习，他懂得倾听。科克兰冒出一句难听的话：“我可不想跟一个肺痨一起干活！”勒涅夫在桌下踢了他一脚，把他拉到了一旁。科克兰向加缪道了歉，他们成为了朋友。加缪在科克兰家吃意大利面，却从不向他透露自己在写作。加缪与记者很少来往，只是偶尔碰到像凯塞尔这样的大牌记者，或是罗歇·瓦杨等工作很轻松却待遇优厚的普通记者。与技术工人在一起，他感到更为自在。雅尼娜·托马塞是个嗓音动人的漂亮姑娘，年纪20岁，是拉扎雷夫一年里换的第三个秘书，她在为被大家叫作波波的波莱特募集结婚礼物时，注意到了阿尔贝这个穿粗呢上衣抽香烟的帅气年轻人，便上前与他攀谈。他打趣说：

“您从不和我打招呼，现在却跟我要钱。”

雅尼娜觉得拉扎雷夫和保罗·布兰基耶说话太爱大声嚷嚷。与加缪一样，她和妹妹勒内也经历过贫穷。她们曾住在克利希的一套小公寓里，父亲是巴斯克人，曾做过乐队指挥、工程师、军人、音乐家……他抛弃了妻女，那时雅尼娜只有八岁。两个女孩儿住在外婆家，外婆是巴黎中央菜场的商贩。雅尼娜曾在费尔南·纳唐出版社工作。一天晚上，她在林荫大道的“克里佐”跳舞茶室遇见了加斯东·伽利马家的一群人。作为出版商的伽利马对电影也感兴趣。那一天，加斯东、他的妻子让娜、侄儿皮埃尔和米歇尔及其姐妹尼科尔委托路易·达尼埃鲁上前与这位漂亮的年轻女郎搭话，他邀请她跳华尔兹，激动得不留神踩了她的脚，随后又将她介绍给包厢里的人。雅尼娜虽然只读过三分钱小说，但是知道伽利马代表着什么。

“您应该去拍电影，”让娜向雅尼娜建议道，“您会唱歌跳舞吗？”

为什么不呢？正在失业中的雅尼娜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们提出安排她到《新法兰西杂志》帮人代班三天。皮埃尔·伽利马将自己兄弟的博士论文委托给她打字，他兄弟是当医生的。雅尼娜与疯狂爱上她的皮埃尔开始“谈恋爱”。不久，她在巴黎火车东站送走了轰炸机飞行员皮埃尔·伽利马准尉。

法国置身于对德国宣而不战的奇怪战争中。巴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疏散到诺曼底、布列塔尼、都兰和南方。政府印制了配给券却不发放配给品。有段时间，商人们无权销售酒和牛肉，4月1号到10月15号停止市政供暖，餐馆被告诫向每位顾客只出售一份肉菜，去骨肉为100克，带骨肉为150克，此外还取消供应花式面包以及高档或速溶的牛奶巧克力。军需总长宣称法国军队将是世界上着装最好的：护腿套将代替绑腿布。《巴黎晚报》头版报道，那些朝着胜利大踏步迈进的将军们纷纷获得勋章。在未能击落德国空军的飞机和打乱德国装甲部队时，英国皇家军队参谋长艾伦德赛勋爵一直不厌其烦地重申：“只要德军完好无损，危险就会始终存在。”经常有警报拉响，举行防空演习。一些共产党的议员受到审判，警察在追捕共产党员，对这些《巴黎晚报》只作报道不加评论。大部分被征召参战的共产党员已经重归部队。《巴黎晚报》刊登出法军参谋部寥寥数语的公告：3月18日晚第394号公告：没有任何战事。3月19日晨第395号公告：没有任何要事发生。专家们推敲着这些表述的细微差异。《巴黎晚报》上没有出现不和谐的论调，也没有《共和晚报》式的战况分析。按照该报纸所相信的，法国空军将消灭德国空中力量，梅塞施密特式飞机、多尼尔式飞机和亨克尔式飞机将一串串被击落。3月20日，在议会成为少数派的达拉第内阁辞职，保罗·莱诺当上总理，达拉第就任国防部长。莱诺的言论让加缪感到好笑，尤其当他宣布所有不工作的人将被“捣碎”时。

尽管普瓦利耶旅馆很有魅力，加缪还是搬到塞纳河左岸，在第6区的麦迪逊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对面就是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他全身心投入到正在进行的写作之中。一则创作笔记：“1940年3月。面对茫茫人海，个人主义越来越成为唯一的反应。”

这位排版编辑已经能维持生计。在给应征入伍的弗雷曼维尔的信中，他说自己一直“感觉是在休息”。阿尔贝甚至对克洛德很乐意在上面发表诗作的那些刊物感到失望：“《新法兰西杂志》、《精神》之类杂志糟糕透顶，愚蠢的思想仿佛具有传染性。”他对《世界》杂志抱有希望，这是一份由流亡美国的古格里莫·费雷罗主编的意大利语和英语期刊。他经常交往的有两位作家朋友，妻子让娜是阿尔及尔人，丈夫恩里科·特拉齐尼是意大利人。在巴黎既忧郁又令人厌恶的春天，加缪将“灵魂和面孔的平庸”这样的印象写进了笔记中。阿尔及利亚人常常觉得住在法国的人面孔没有表情。对于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有点儿像失去的天堂”。他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补偿，在一封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我见到了马尔罗，与他共进了午餐。他的眼睛和某个神态很像你，也许现在更像一点，因为你近来瘦了一些。我在一场秘密放映中观看了他在西班牙拍的电影，深受震动。能够发自内心地欣赏一件东西是多么快乐呀！”他写了很多的信，在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感动：“后来，我跟马尔罗和彼亚相约见了一面，与这位满嘴口头语的人待了激动人心的一个小时，他狂热、缺乏条理，却拥有让人惊叹的智慧。”加缪见到了他心中的伟人之一。他想到了夏尔洛可能会出版的一份刊物，便与马尔罗谈及此事，后者答道：“一份刊物要么毫无影响要么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它就会被停刊。”

加缪喜欢爱的感觉，就像喜欢电影和书籍一样。在巴黎的各家剧院，他还没有发现任何称得上是“作品”的剧目。他像个“绝望者”一样写作，经常发烧，头部剧痛，全凭意志在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我有事业要干。”他和弗雷曼维尔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的创作计划：“你知道，在《婚礼集》的‘音阶练习’之后，我觉得可以开始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了：关于荒诞的艺术创作。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一创作计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用不同的手法表现，其系列作品则会形象地说明荒诞之人在生活中遭遇的后果。我可能还说得不够清楚，简言之就是更为具体、更加形象。我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创作，正如你知道的，剧本《卡利古拉》已经完成；小说《局外人》——你曾经看过第一章——写了四分之三；关于荒诞的论著完成了一半，今年夏天我将同时做完这三件事（《卡利古拉》还要再作一点修改）。”加缪有着长远的规划：“之后我将开始后续的创作。你能看出这一切还只是个大概计划，不过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所有自己想要做的究竟是什么，并且确信能够将其完成。”这个曾经歌颂幸福的人此刻想到的是：“至于幸福吗？还是别提了吧。”他委婉地暗示：“虽说我的生活很复杂，我却从未停止过热爱它。眼下我的生活与作品完全吻合，我怀着同样的激情同时应对它们。”是的，眼下的独处和暂时的分离势在必行：“人生的帝国有时可能坍塌，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压垮，因此必须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我们必须就此死去，那也只好听天由命。”出版商夏尔洛希望向加缪和弗雷曼维尔收购他俩创办的昙花一现的卡菲尔出版社，有什么不可以呢？加缪现在已经习惯了巴黎，打算在这里住上三年，他明确告诉伊莱娜·吉昂，在那之后他将重新开始“流浪犹太人的卑微生涯”。从巴黎回望，奥兰有着许多的魅力。“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应该是到处鲜花盛开”，加缪为之神往。虽说巴黎有个把马尔罗和几个“的确非常不错的家伙”，但那些“假艺术家、装腔作势之徒和毫无价值的思想家”又该有多少？加缪差不多写完了《局外人》。“有谁能懂得‘局外人’这个字眼的含义呢？”作为一个客居巴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的局外人，他写的小说真有着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深意吗？眼下他完全用不着为别人写东西，尤其用不着为《巴黎晚报》写东西。“时势变化实在太快，唯一明智和勇敢的态度就是保持沉默。可以利用这段战争时期进行思考，以便为未来作准备。”加缪不喜欢做循规蹈矩之人，早晚他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将居高临下地说话。这位默默无名的排版编辑并不打算真的沉默：“除了想要做点事情以外，我并没有什么雄心。不过假如我也要渴求‘名声’的话，那是为了在某些时候将其派上用场，比如说，战争开始那会儿如果我有名声就会大有帮助。”眼下在巴黎，他所能做的是“等待和写作”。

加缪到拉丁区和14区散步，有时会遇见几个金发女大学生，此刻他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什么！这辈子就做个记者，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可我还想要什么呢？为什么要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生活而遗憾？”然而他的确感到遗憾。他希望能有几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与弗朗西娜的生活，一种与伊冯娜的生活。待在旅馆时，加缪继续着自己的小说创作；到了报社，他眼前晃过的是一篇篇文章和报纸清样。“有人告诉我说炸弹已经开始落到了巴黎。——能活着真是美好。”他在书信中逐条记载了关于自己孤独感受的片断。他在等待弗朗西娜。如果可能他希望伊冯娜也能在身边。“昨天晚上，……我在蒙马特的一家餐馆吃饭，旁边有个老先生费了好大劲才在菜单上找到了不带加菜的套餐。我对面是一个拉小提琴的意大利人，个子矮小，脏兮兮的，喝起汤来狼吞虎咽，连里面的干面包块都不嚼，我要像他那样就会胃痛，而他看上去已经习惯了。另一侧有个相貌丑陋的姑娘，她那眼神冲着我，让我头昏脑胀。每个人都在嚼着东西，拿鼻子嗅来嗅去，紧巴巴地掂量着钱包。我便思忖自己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愿意与这些令人厌恶的家伙为伍。”加缪既想远离这场愚蠢的战争，可同时又想要戎装从军。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也不会故作姿态。他又提到了自己糟糕的身体，令他“厌恶”的健康状况。他比以前更瘦了。在阿尔及尔时，他的皮肤曾经是棕色的。眼下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写作。他记下了几件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前天，住在我楼上的那个女人从阳台上跳楼自杀了，现在院子里到处都还是血迹。她在咽气时说：‘总算解脱了！’其实活着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4月份的一则笔记中写道：“在《巴黎晚报》能感受到整个巴黎的心脏，感受到它那小市民的猥琐头脑。虽然狭小阁楼变成了堂皇大厦，但是人的心灵却没有改变。一颗腐烂的心灵。”

阿尔贝同时想念着弗朗西娜和伊冯娜。他向伊冯娜宣称：“若按常理判断，我很可能会毁了自己的一生，我想说的是，除非弗朗西娜拒绝，否则我将和她结婚。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结交新女友了。”在同一封信的前面，他还告诉伊冯娜：“我不会说我爱着你……”如此看来，他既不爱弗朗西娜也不爱伊冯娜。是真心话还是托词？是炫耀还是困惑？是不愿伤害女友还是意在相反？……过着单身生活（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他，在抑制自己对爱的渴望，并试图对自己非理性的激情作出解释：“为了证明我想要创作的东西的合法性，我需要先否认它的存在。”他对伊冯娜怀着激情并且告诉了她，对弗朗西娜则怀有一种温情，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伊冯娜。由于想要在女人面前将自己表现得透明坦荡，他在“愚蠢地自找苦吃”。“不过，和其他一切比起来，譬如我安排自己生活的方式、我可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目前喧嚣动荡却毫无意义的时局，这样做并不见得就更糟糕。”

由于害怕被人视为可笑或者笨拙，他不敢写“我爱着两个女人”。给伊冯娜的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真想抱吻你又真想背转身去。”当晚加上的一句附言又说：“我会继续游戏人生以便将其输掉，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他说他再也不会写这样的信了。几天之后，“既出于心血来潮也出于最坏的打算”，他答应说要和伊冯娜重聚，他们将互不干涉地生活，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忠诚。没必要在无谓的痛苦中糟蹋掉各自的人生。撰写这些书信时加缪又成了昔日的道德作家和哲学家：“至于剩下的事，就让荒诞之神看着办吧，你知道他既高雅又处事得当，对人有些嘲讽，要惩治起谁来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的信条是决不要拒绝受到惩治，遭到厄运就要懂得忍受。”阿尔贝解释说他写的小说在某些方面与伊冯娜“有相似之处”，他打算10月份将其与哲学随笔和剧本一起拿去出版。

和他笔下的主人公默尔索一样，想到结婚他就有心理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毫无价值可言。他在小说中刚刚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她要是想结婚我们就结。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一样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并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跟她解释说结不结婚都毫无意义，如果她想结，我们可以结。再说，是她要求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话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我同样眷恋的另外一个女人，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对这一点一无所知。又沉默了一阵之后，她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但是也许有一天她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她见我一声不吭，也想不出要再说什么，便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办。随后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认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加缪的影子，也有帕斯卡尔·彼亚、皮埃尔·加兰多、本苏桑兄弟、索维尔·加里耶罗和伊冯娜的影子，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从整体上看，这个人物要高于或者不同于各种成分的总和，作者的创造性想象力赋予了他一种出乎意料的、美妙的、强有力的自主性。玛丽不等于弗朗西娜。作家加缪写起小说来掌控自如，作为一个人的加缪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默尔索没有那么多的思考，加缪却烦恼重重。默尔索表现出了超越犹太-基督教一般道德观的自信，加缪却在寻找出路。默尔索与卡利古拉两个人物迥然有别，但是都体现了这位怀疑自己并想要获得自信的作家经过掩饰的愿望，他们与加缪都有近似之处。卡利古拉在剧中喊道：“爱情算什么？微不足道而已。”他还说：“人生的不幸就跟婚姻一样，你以为自己在作选择，其实你是在被选择。”还有：“生活乃是爱情的对立面。……爱一个人，就是要跟她一起变得衰老，这样的爱情我无法承受。”

乔治·鲍里斯主编的《光明报》刊登了加缪的一篇文章，对莫里亚克寻找巴莱斯后继者的一篇文章加以评论：应该把马尔罗、蒙泰朗、阿拉贡、德里厄·拉·罗歇尔看作是巴莱斯的后继者吗？作为强有力的宣传者，他们都可以归入巴莱斯一派，但是加缪将蒙泰朗、马尔罗与巴莱斯区分开来：前两者将巴莱斯“只是在书本上赞美的”道德规范转化成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生活法则”。加缪也在寻找自己的法则。

他不愿意继续搞新闻，因为与目前的文学创作无法协调：“与一般人以为的相反，从事创作的人（我说的是那些大艺术家，而不是报道文学新闻的记者）几乎都是崇尚行动的人，他们选择了文学这种行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他想到的无疑是马尔罗。一个有关时局的插曲：“希特勒曾经梦想当画家，可他缺乏才华，只能去做独裁者。”加缪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代价。萧伯纳曾经谈到过真正艺术家的那种无情的冷漠，加缪的想法也是如此：“为了创作，必须让心灵变得坚硬一些。”他不相信天才：“至于普通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可以通过工作获得。”

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剧本和小说手稿寄给在奥兰当小学教师的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由她帮忙打字，并与她保持着通信。作品完成后他有了一种踏实放心的感觉，可是又不断地、几乎每一分钟都在由相对满足变成完全怀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日积月累写成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可有时候又因为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与实际写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差距而感到沮丧。我也许在做一件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不过在某些时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充满力量、无比清醒。”有哪位创作者能从整体上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作品呢？“现在我不再作任何判断，而是像个聋子一样工作，结果如何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可笑的是，置身巴黎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其中大部分是自命不凡之人），我却在跟自己笔下的人物相处，而保持住自己的本性，这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

加缪既雄心万丈又无比谦逊。《巴黎晚报》的平庸既令他受到打击，又为他提供了保护。无论如何，他的笔不会为其写作。这份报纸被迫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局势，减少了对小市民读者趣味的照顾。这年三月，罗斯福的特使萨摩·威尔斯试图在交战国之间进行斡旋，但是未能取得成功。芬兰与苏联媾和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布伦纳山口举行了会面，德国、英国和法国继续着奇怪的战争，人们将这种局面称为“白色和平”。德国人入侵了丹麦和挪威，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挪威登陆，擅长口号宣传的莱诺宣称“通往德国的铁路已经被切断”。《巴黎晚报》的办报方针仍然不变：捍卫祖国，站在政府当局的立场说话。4月20日，在法国三千名阿尔卑斯猎步兵抵达挪威的第二天，外交部一位前部长伊万·戴尔博斯声称这次远征“对于盟军是一次战略胜利，对于中立国则是一次力量展示”。22日，《巴黎晚报》头版用大号字宣布盟军夺取了挪威的重要基地，然而就在同一天，盟军却在利勒哈默尔被击败。和大多数其它报纸一样，这家报纸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报界开始胡说八道，尤其当德国国防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时候。

全身心沉浸在《局外人》创作中的加缪此时就像“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跳舞，处在“一种既充满激情又孤独的紧张状态中”。感到沮丧的他给弗朗西娜写信：“刚才我把自己写的小说全文重读了一遍，却被倒了胃口，感觉一无是处，而《卡利古拉》也好不到哪儿去。从我想写的头几行文字就可以判断我能做什么。我悲哀地放下稿子，就有点像已经向它屈服了。这样的状态可不好。”随即他的情绪又转好了：“很多人邀请我，希望约我聚会，五次中我最多答应一次，其他都被我拒绝了，但对此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要创作就必须这样，况且我是怀着巨大的快乐在写作的。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勤奋工作。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我独自一人，感觉疲惫。我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者为了抗拒这样的环境，我写下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并能很快地判断自己究竟有无才能，然后作出一个决定。”

1940年5月1日，距德军发起总攻击之前10天，距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前16天，加缪悲喜交加地给弗朗西娜写信说：“我是在深夜给你写信。我刚刚写完了自己的小说，因为太激动而难以入睡。我的工作当然还没有完全结束，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补充和重写。不过我毕竟写完了整部作品，毕竟写完了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此刻我首先想到要给你写信？现在手稿就放在我面前，我想起它消耗了我那么多的精力和意志，要求我那么专心致志地投入，为了沉浸在它的氛围中，我牺牲了其它的想法和欲望。现在我尚不清楚它究竟有多大价值。近来有些时候，小说中的一些句子、它的语调、它所表现的真实像闪电般从我身上穿过，对此我极为骄傲。然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从中读到的只是一堆灰烬和笨拙的表达。我的整个身心都被这部小说占据了。我要把这些手稿放进抽屉里，然后开始写作我的哲学随笔，半个月后再把小说拿出来修改润色，之后我会找人帮我看一下。我不想在它上面再耽搁太久，因为我已经为它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按照我的写作方式，它已经彻底完成了。近两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在写这部作品，连夜里都还要工作相当长的时间。奇怪的是，写作中途我离开住处去报社上班，回来后居然能非常清楚、毫不费力地接着往下写。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连贯和顺畅地写过东西。眼下我睡不好觉，经常失眠，夜里醒来有时会清晰地看见往后我要写的所有作品，就像当前这部作品是在一种听写状态下完成的一样，仿佛我的创作规划和我想要表现的世界现在已经历历在目。今晚我累得半死。近来我在想《巴黎晚报》的工作是不是让我疲劳过度，其实让我劳累的还有这部小说，因为它要求我持续不断地投入精力，这看起来容易，其实令我疲惫不堪。”

《局外人》中默尔索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喊叫声。”加缪处在作家完成作品后的状态中，既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欣悦，又带着厌倦的眼光觉得作品总是不够完美。他再次流露出带有反讽的怀疑：“最可笑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要知道这可是唯一能让我超越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自己可以原谅巴黎的一切，只因为它让我得以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句消除担心的咒语：“即使这部作品没有价值可言，也有写作本身带来的快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倘若今晚我不是累得要命的话，那么此刻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快乐。”自《幸福的死亡》以来，他在写作上已经取得了进步。默尔索这个人物塑造得要比麦尔索好得多。“不过我想象这部手稿的读者会和我一样感到疲惫，我不知道读者在书中感觉到的那种持续的紧张是否会让很多人吃不消。”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有意制造出这种紧张，我知道它存在于小说中。”这位作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比较满意：“我不知道这部作品写得好不好。让·格勒尼耶告诉我，蒙泰朗向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婚礼集》和我本人。蒙泰朗不知道格勒尼耶认识我，他问格勒尼耶我眼下在做什么，这让我产生了待我的三部手稿写完后将它们寄给蒙泰朗的念头，并告诉他我希望得到什么帮助。我想只有他能帮助我将三部手稿同时出版。”其实蒙泰朗和加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他们都颂扬体育运动和人的身体，都对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苦难与屈辱怀有同情，但蒙泰朗是带着一种贵族的家长式眼光，而加缪对于下层人民则从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从下层出身的。

《巴黎晚报》的工作时间安排有所变动，但他上班的小时数没有减少，只有星期二休息。他很难过弗朗西娜不来巴黎与他团聚，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他小说中的背景将他带回到地中海另一边的王国：“我想起了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那边，那边的夜晚也一样的宁静而忧郁。’”他想念着阿尔及尔和奥兰的夜晚：“我是多么渴望重温那种海边的宁静啊。”是渴望工作之后的宁静休憩吗？眼下他打算在巴黎，或者至少在法国，度过1940年的岁末，以及1941年的夏冬两季，然后返回阿尔及利亚，“重新找回那片绿色的天空”。

5月4日，什么大话都敢说的《巴黎晚报》在头版报道说盟军“不损一兵一卒地”从挪威撤出。这种鼓舞人心的标题新闻只有打过仗的老兵才会明白：“因为有加里波利的撤退，才会有萨洛尼卡的胜利。”无论报纸的编辑部还是法国军队的参谋部都信息不灵。新闻检查变得凶狠起来，《巴黎晚报》上经常开着天窗，于是各种谣传谎言在巴黎和伦敦四起，既有无心的，也有故意的。《巴黎晚报》用大字标题告诫读者：“警惕那些‘消息灵通’之人。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是不会开口的。”要么，大家都应遵从一个非常精彩但是不符合新闻业精神的原则：“正在打着呢，保持肃静。”

加缪留下来的笔记中没有任何关于当时事件的记载，但他的书信表明他对当时的局势并非无动于衷。1940年5月1日，他在给伊冯娜的信中说：“我从报社给你写信，正置身于一片疯狂时局的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去，真叫人感慨唏嘘。”加缪仍然还想参军：“这个月我还会再去一趟体检复查委员会，至于能否被批准我已经无所谓，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所要经历的生活，无论上战场还是待在巴黎都可以实现，至于会不会死亡则毫不重要。今天早晨响起了警报，汽笛声、飞机的轰鸣和防空炮火声将我惊醒，但是随后我又困得睡着了。周围的人在尖叫着，个个紧张不安。”

晚上7点他接着写信。《巴黎晚报》在不间断地出刊，加缪在报社一直待到晚上8点做完最后一次排版。他放弃了和伊冯娜重聚以及计划中的葡萄牙之行。伊冯娜和阿尔贝曾发誓互说真话，对于伊冯娜在阿尔及尔的一个男人——加缪将其叫作阿勒·卡波纳——这位年轻的作家装作不往心里去：“我更希望认识他而不是想象他。”他拒绝嫉妒，或者说试图将其忘怀：“我在想念你。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和你结婚，和任何其他女人也不会，这一点毫无疑问，跟你尤其不可能。不过我觉得永远可以和你相伴，时常见到你，和你一道旅行、喝酒，对你怀着欲望，欣赏你的美，如此等等。”他对自己爱着伊冯娜的分析变成了对自己的解剖。现在加缪实现了长久以来的修道院梦想：“三个月来我过着隐修生活，中止了其他一切事情以便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这段时间里我一个女人都没碰过，我敢肯定这辈子还是头一次）。”他带着忧伤的微笑在信中写道：“我曾经笑着跟你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我们之间的开始注定是通向坟墓。”

加缪想要参加打仗，他在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中说：“倘若可能，我会考虑加入东部前线的非正规部队，开拔赴叙利亚战场，这当然不是出于什么信念，而是因为我宁愿如此也不愿待在愚蠢的法国军队里，你可以想象我如果待在普伊或者弗朗什孔岱会是什么样子……”

在他身上，怀疑离沮丧只有一步之遥。5月13日他在信中将内心想法告诉了弗朗西娜：“……今天早上我不当班。我把写好的小说放进抽屉，然后拿出了哲学随笔准备构思。想到要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我就觉得害怕。面前摆着的这些创作笔记、观点之类已经让我茫无头绪，而且我也担心写作构想过于庞大，会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对我整个一生的总结。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要写的东西的价值恰好就在于其非同一般的规模。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我就只配去汽车行业找份工作干，由于我在那方面并无抱负，所以就必须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难。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无需克服任何困难、顺其自然那该有多好。”加缪还在考虑其它一些计划：“我和夏里耶打算创办的那份刊物也牵扯了我一些精力，他老是催着要我在巴黎办。不过这里的生活使我得以思考很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一方面，我并不赞成夏里耶那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处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开始投入任何事情或者提出任何建议之前，应该首先搞清楚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对有些事情无疑是有把握的，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我认为要重新创办一份刊物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为坚定的信心才行，这需要时间。我觉得保持沉默是目前唯一明智的做法，首先因为它比其它方式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我们所感受到的轻蔑，其次因为它让我们得以思考，对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看得更清楚。只不过，一旦有了哪怕一丁点儿的确实把握，就应该立即行动，哪怕为此付出全部代价。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要写信告诉夏里耶我不想创办一份刊物或者组织一场运动，这一点非常明确清楚。”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还加进去一封14号的信，那天正值德国空军轰炸鹿特丹：“你说得对，卡夫卡总是说同样的话，然而真实的事情总是重复乏味的。他需要有耐心的读者，归根到底，那是何等的了不起啊！在写于昨天、与这封信同时寄出的另一封信中，我大致上回答了你的疑问和你所关心的问题。不过你对我的哲学随笔始终表现出的偏好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仿佛智性的文字比‘外在的’作品更加吸引你，而实际上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并非绝对如此。对于有待完成的工作，我感到有些焦虑。眼下我就该主题写的一切东西都让我喜欢——因为我体验到某种持续不断的激情——我觉得，这些文字的语气是不可能平淡的，即使论题枯燥、给人以紧张感。但我还需要将这些文字统一为一部作品，让后续论述的种种细微差异和情感表达都拥有同一张面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持续不断的洞察力，当然这纯粹取决于我愿不愿意那么去做。但是这些思考并不能减轻我的担忧。”

5月15日，荷兰军队投降。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部队已于三天前抵达色当。《巴黎晚报》解释说，敌人每天都要损失超过一百架飞机。溃退开始了。为了给老百姓打气，《巴黎晚报》接二连三地刊登一些愚蠢内容。这份左右为难的报纸的最奇怪之举，是在头版上方的标题旁边刊登一些标题新闻，让人常常联想起《阿尔及尔共和报》。这些不谐调的标题新闻就像是彼亚的香水被加缪拿来喷洒：“法国在这场博弈中拥有足够的王牌，无需弄虚作假。”这些付印之前才确定下来的标题新闻可以避开新闻审查官和报纸总编室的审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自从在挪威冒险之后，希特勒开始信奉一句新的格言：无需顾忌。”彼亚和加缪的消息来源并不比其他观察家更多。

5月底，《巴黎晚报》的部分编辑和行政人员迁往南特。加缪留在了巴黎，“……在几乎荒凉的报社里，干着双倍的工作。巴黎死寂沉沉，危机四伏，人们回到家中，等待着随时可能响起的警报或者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走在街上，我会随时被人拦住检查身份证件，这种氛围真是太美妙了。”此时彼亚已经作为士兵被征召入伍，隶属第211步兵营第20连第3排，驻守麦松-拉菲特。

加缪经常到特拉齐尼夫妇家吃完饭。让娜曾在夏尔洛出版社出过一本书，恩里科是犹太人，其表兄弟翁贝托·特拉齐尼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恩里科原本靠做羊毛和羊皮生意维持生计，如今携妻子来到巴黎避难。许多政治避难者经常出入于他们的住所，这套公寓位于巴黎第9区孔多塞街43号，靠近克利希大街，离加缪住的第一家旅馆有三站地铁的距离。让娜无法相信就这么失败，她将希望寄托在去往马恩河线的新运输线上。加缪催促特拉齐尼夫妇离开巴黎：

“快走吧，否则不久盖世太保来到你们楼下。”

德军绕过了马其诺防线。5月25日的《巴黎晚报》刊登出感人的消息：“我军已经抵达亚眠郊区”——仿佛法国军队已经攻占了埃克斯-拉夏佩尔！拉扎雷夫还在坚持办报，而担任新闻部长的让·普鲁沃斯特则很少过问报纸的事情。《巴黎晚报》声称德国空军“百分之六十的斯图卡轰炸机”已被击落，还把敦刻尔克溃退的灾难场面描述成秩序井然地登船撤离，好在还没有完全将其说成是一次胜利。夏尔·戴高乐上校被临时晋升为准将，并于6月5日成为国防部次长。10号，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挪威军队投降。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处于“随时可能参战的非交战国”状态。法国政府开始迁往图尔。

5月22日，加缪仍然还能与弗朗西娜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威胁日益逼近，巴黎的局势更加令人恐慌。为了完成工作，直到6月15日我还在卖力干活。我必须告诉你，我本想随后再尝试一次入伍，但局势发展太快，我觉得已经无法将内心的冲动更多用于文学创作，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几天在征召志愿者赴前线驾驶救护车，但必须自备给养。我已经提交书面申请，但是希望能被当作无需自备给养的二等兵对待。我正在等待答复。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你难过，但9月份的时候你就已经理解了我的心情，那种心情现在依然未变。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是荒谬的，但是，当一场游戏变得致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抽身离开。我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工作期限，希望随后能够自由地尽情享受生活，那当然是一种寻求安逸的想法。如果我的申请得到批准，我将在混战之际结束工作，对此我确信无疑，就像我待在安静而孤独的巴黎也会做的一样。一旦事情定下来，我就会要求你的帮助，我会把有关三部手稿的详细‘指示’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