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乌拱廊顺着阿尔泽街延伸，类似于巴塞罗那某些林荫大道旁的拱廊。这里有咖啡馆、商店，以及“摄政王”和“里亚尔托”两家电影院。加缪夫妇在这条街67号安顿下来，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将房子让给他们住，她自己则搬到65号跟母亲一起住。这套房子阳台临街，面积有一百多平米，包括客厅、两间卧室、浴室、厨房，屋后有个洗衣间，两侧各有一个铺着暗色地砖的露台。阿尔贝将一尊木制的镀金小佛像摆放在壁炉上，自从与西蒙娜分手以后，他就一直将这尊佛像带在身边。弗尔一家对待加缪还算不错。这个抗拒婚姻的人总算与弗朗西娜结婚了。但这个27岁的男人总是没有——或者又失去了——固定工作。他经常沉着脸，不愿说话。他觉得丈母娘为人专横，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加缪眼中，这一家人家境非常富裕。比起他的家庭来当然是，但和奥兰别的一些家族比则谈不上。加缪毫无必要地表现得咄咄逼人，弗尔夫人请他“向令尊加缪夫人转达真挚的心意”，阿尔贝打断了她的话：

“没有什么加缪夫人。”

弗尔家餐桌上铺的是桌布，加缪-桑德斯家铺的是一块上了漆的帆布。有时候，阿尔贝故意用一些无产者的方式去激怒“上校夫人”——这是女婿为丈母娘取的绰号，他炫耀地将一瓶葡萄酒放在地上。他和很欣赏他的克里丝蒂安娜相处融洽，她本来是可能喜欢上写作的。

弗朗西娜是小学代课教师。弗尔一家并不被看作是犹太人，她们家只有一位外祖母克拉拉·图布尔是犹太人。这一家的几个女儿都受过基督教洗礼，母亲费尔南德一直在邮政局工作。阿尔及尔的出版商夏尔洛执意要加缪跟他合作，但不能保证给他一份像样的工资，因此加缪必须待在奥兰。生活必需品在阿尔及利亚比法国本土还要稀罕，食物油和脂肪、糖、土豆、肉、牛奶都紧缺。加缪和已经复员的皮埃尔·加兰多常在一起，他们又时常去光顾从前的咖啡馆，喝麝香葡萄酒。星期六，他们一起听弗拉明戈音乐。他们都酷爱足球。维希政府禁止使用英语，那penalty（罚球）、corner（角球）和break（突破）该怎么说呢？

加缪在奥兰和阿尔及尔都有一帮忠实的朋友。他经常去阿尔及尔。朋友们有着和他一样的政治立场，很自然地从当年收留西班牙共和党人发展到现在摒弃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当律师的雅克·维兰在军事法庭上为流亡者和共产党人辩护。加缪自称什么都愿意做，即使去卖古董或者是种菜。他曾梦想与皮埃尔和胡利奥·达维拉一道去开垦某个农场，胡利奥现在已经和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结了婚。加缪可以和后来开了一家画廊兼书店的罗贝尔·马尔丹讨论绘画，他还与杰出的学界朋友、犹太人贝尼舒一家人有着交往，这一家人生活的中心是文化、研究、文凭、书籍世界，这些并不属于每个奥兰家庭。贝尼舒家的祖父曾拥有一家布匹商店，后来倒闭了，现在做其他生意也不成功。他有三个儿子，保罗、安德烈和乔治。保罗在巴黎念完大学预科后，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安德烈与加缪最要好，他比加缪小三岁，喜欢波德莱尔、兰波，尤其热爱普鲁斯特，他的高等教育文凭的论文题目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情感记忆》。安德烈欣赏柏拉图、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严谨，拥有数学天赋。痴迷于心算法的他14岁时就给同伴上算术课。因为患有胸膜炎，他未能参加教职资格考试。“咱俩都是胸部有问题，”加缪对他说。安德烈的妻子玛多是弗朗西娜的朋友。很少将自己的作品示人的阿尔贝把《局外人》手稿给了安德烈，他一个通宵就读完了，在他看来，加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安德烈怀有共产主义情感，一直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以前，每逢耶稣受难日和伊斯兰教斋月的第一天，他都会和一群伙伴坐在咖啡馆里，挑衅般地高唱《自由思想者之歌》。

维希当局的政策在阿尔及利亚重新激活了反犹太主义。高中教师安德烈·贝尼舒被解雇了，他护照上的“法国公民”被改为“犹太原住民”。在克雷米约法令被废止、111021名犹太人被剥夺了法国国籍之后，反犹的阿尔及利亚总督、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的敏感地带布置了机关枪，以防犹太人举行示威活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密度最高的城市，居住着26671名前法国公民和他们的子女。反犹主义在战前就受到市长、社会行动民族联盟和拉丁联谊会创始人、敌视犹太人的朗贝尔神父的煽动，现在在奥兰的下层西班牙居民中传播开来。这种反犹主义成了一种黏合剂，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纽带”，比贝当的个人影响更加有效。公共建筑和商店里都装饰着贝当的照片。奥兰的反犹年轻人要求立即肃清“毒化中学校园的犹太人和外国人”。小学里的犹太孩子先是被一项未经公布的行政措施波及，随后政府又颁布了法律和非正式的名额限制，将中小学的犹太学生人数限定为14％，后又降为7％。阿布里亚尔的继任者伊夫·沙泰尔向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领袖艾森贝特先生解释为什么犹太孩子要被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为了避免犹太小孩在一大群非犹太孩子中间感到不自在，我们认为最好是让他们待在学校之外，并要求犹太社团自己创办私立学校。”这是一种温和的淘汰犹太人的方式。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也没有被强制佩戴黄星，他们只是受到了迫害，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很多犹太人都是中小学教师，还有为数不多的大学教师。阿尔及利亚的所有犹太教师都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安德烈·贝尼舒、莫里斯·萨尔法蒂（路易·贝尼斯蒂的妻弟）、马塞尔·图比亚那和其他一些人申请开办私立课堂的许可。学区区长阿尔蒂领导下的大学行政监察员们负责向申请者提供担保或拒绝担保，他们比警察局和公共安全部门还要苛刻。警察局的一份涉及安德烈·贝尼舒的报告指出，他在战前有过激进思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不良行为。于是贝尼舒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在一些公寓里临时开办了课堂，其中包括加利耶尼大街11号。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精英们对当局很少提出抗议，下层民众就更不会了，公共机构的头脑们则对现状无动于衷。那时阿尔及利亚的欧洲民众和法国本土居民一样，都是贝当主义者。为了响应戴高乐从伦敦发出的一次呼吁，费尔南德·弗尔进行了几分钟的罢工，结果被停职停薪两个月。加缪的这位岳母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团结互助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加缪和弗尔家周围的人为路易·贝尼斯蒂募捐，这位犹太人失去了作为绘画教师的工作权利。加缪一家人为他提供了几天住宿。费尔南德还接待了尼古拉·齐亚洛蒙特，一位具有卓越思想的作家，马尔罗的朋友，他在其组建的西班牙纵队里当过机枪手。受齐亚洛蒙特等经验丰富的外来者的影响，加缪及其朋友们开始思考能够“做点什么”。从法国来的避难者试图前往摩洛哥、英国和美国。齐亚洛蒙特动身去了纽约。奥兰和阿尔及尔的自由派人士都在思考如何与维希主义和德国人进行斗争。加缪知道，即使他到了英国，也不会像埃德加·本苏桑那样被自由法国抵抗力量收留，当上飞行员。加缪和埃勒戈奇一家、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舒库龙一家、科昂医生、阿德雷、阿桑等人一道，筹划着自己采取行动。自1940年11月起，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就在秘密出版一份名为《社会斗争》的刊物。1941年，他们开始呼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呼吁建立民主政府、将土地归还给劳动者、实行工业化、推行住房政策、修建农村可饮用水系统。有待作出合理解释的是为什么苏联要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阿共解释说苏联是在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竞争阻止对苏联的入侵”，苏联“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经过历史发展辩证法不可避免的这一阶段，各国人民将挣脱身上的枷锁，到那时苏联就会帮助他们为争取解放而斗争……总之，先自己帮助自己，然后苏联就会帮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很微弱。

一个抵抗组织网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各地出现，发起者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随后他们投入了积极的抵抗行动。教师们是最初的核心力量，他们要做的是保护被阿尔及尔唯一一所大学驱逐的学生。布里达的教师雅克·沙皮拉组织学生们加入互助协会，其中包括哲学系学生让·本萨义德、法律系和医学院学生安德烈·纳尔波尼、约瑟·阿布尔凯及其亲属、夏尔·盖塔、吕西安·阿岱斯。在阿尔及尔，一名17岁的高中生安德烈·罗斯费尔德后来成为了阿斯蒂耶-皮拉弗尔抵抗组织中马里奥·费弗尔小组的领导者。加缪向路易·贝尼斯蒂提到“要组织大家干点什么”。皮埃尔·加兰多及其伙伴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皮埃尔曾经在朱阿夫外籍军团当过中士，后来以少尉军衔退伍。

在奥兰有文化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有两个人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他们是加缪和让-保罗·德·达岱尔森，这位年轻人曾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德语教职资格会考。相貌英俊的达岱尔森戴着浅黄色手套，遇见妇女总要行吻手礼。他半开玩笑地向加缪宣布：

“我将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而你将是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加缪经常从奥兰去阿尔及尔，在那儿他又见到了特拉齐尼夫妇、蓬塞和纳米亚。作为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纳米亚后来与乌兹加纳一道被关押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一个集中营。弗朗西娜的工作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有时得空她便陪同丈夫一起去阿尔及尔，与“团队剧社”的老伙伴们重新聚首，其中包括吕赛特·莫莱。这些昔日的同好很想把契诃夫的《伊万诺夫》搬上舞台。该剧的主人公是个破产的地主，转而支持反犹主义，因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无意义和荒诞而自杀。弗朗西娜参与一些角色台词的朗读，包括莫里哀《唐璜》中的埃尔薇和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这群伙伴们未能实现他们的计划。索维尔·加里耶罗到了奥兰，玛奈特和她的未婚夫罗贝尔·马尔丹（弗朗西娜的表兄弟）对索维尔的画作颇感兴趣，后来在他们开的“山丘书店”举办过一些画展。加缪借钱给索维尔，却拒绝他还钱。他没有解释，只是说：

“我欠了你很多。”

索维尔没有读过《局外人》，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默尔索的原型之一。

小学教师每天要上8小时班。加缪一个人待在家里晃来晃去，“时间长得不知如何打发”。他甚至忘了休假是怎么回事。他想同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生活，因为在阿尔及尔他又见到了伊冯娜，他还在奥兰附近的特鲁维尔和伊冯娜的母亲及姐妹见过面。眼下在奥兰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在这里我感到窒息，感到不快乐。我决定要离开这里，我不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反正我要离开。这里的任何事情任何人我都不喜欢，这一点我甚至告诉了弗朗西娜。”当过演员的加缪不时地夸张一下：“现在我面对的东西都已经死亡，对于是否能延续它们的生命我已经完全无所谓。我只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三天后，1941年2月21日，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西西弗的神话》完成。荒诞三部曲结束。自由开始。”

他要伊冯娜给他写信，要她把电报发到阿尔泽街或者邮局，由他去取。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哪一天他会跟她一起买票“去世界的任何角落”。现实主义并没有磨灭他身上的浪漫性格，他说自己“已被幽灵吞噬”，不想隐瞒任何东西，不愿“降低人格去说谎”。他断言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其实他刚刚重新修改完自己的荒诞三部曲。他的日子缺乏生机，总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信而不是写作：“迄今为止，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干什么，为此我也一直在做该做的事情。可现在我感觉自己正在输掉这一生，感觉自己正一分一秒地被吃掉、被吞噬，仿佛仅仅是因为怯懦而被剥夺了自己的人生，仿佛在一场拳击赛中放弃了比赛。”

加缪和皮埃尔·加兰多经常去加利亚体育场，看过欧洲次重量级冠军马塞尔·塞尔当与维克多和奥马尔·库伊德里的比赛。他继续写道：“每一天我都会因为看不到自己身上那种熟悉的反应而感到奇怪，因为自己在等待时机的帮助而感到奇怪。”如果伊冯娜在身边，他就不会有孤独一人“枯燥乏味的感觉”。他无法解释是什么晦秘的原因让自己依恋着伊冯娜。他遇见了伊冯娜的一位女友玛丽卡·图彼亚娜，一个迷人却“莫名其妙结了婚”的姑娘。她对他说：

“您一点儿都不像个知识分子。”

阿尔贝一边大口吞下琴扎诺开胃酒和腌制沙丁鱼，一边反驳说自己完全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对此很受用。

在笔记中，他试图分析自己与弗朗西娜、伊冯娜以及一般女性之间的关系：“心灵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爱？没有比它更不可靠的东西了。你可以知道爱情带来的痛苦，却无法知道爱情本身。”这里的“你”既指所有人，也指他自己。“爱情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剥夺、后悔和一无所有。我已经不会再有冲动，有的只是焦虑。身在一个一切看上去都像天堂的地方，但仍然是地狱。我把令我感到空虚的东西叫作生活和爱情。想离开却被羁绊，应该决裂吗？我的心黯淡无光，失落迷茫。一股泪水和爱情的咸味。”这段话之前他还写道：“应该拒绝被女性的吸引力所奴役。”心碎的唐璜已经不再是唐璜，想要忘掉眼前一切的加缪开始胡思乱想：“如果当初我随遇而安，现在就会是个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公务员，并要自己相信那样也挺好。目前的现状也许并不比那种生活更好，而这还是我一直努力的结果。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继续努力。也许将一切放弃了，就会得到某种令人厌恶的安静。”别的人也会生病，加缪提出的建议是对身体的疲惫保持警惕：“没有什么比疾病更卑鄙的事情了，一旦得了病，人就会抵抗不住懒散的巨大诱惑。”至于他和伊冯娜的关系，“也许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激情，不过，假如我比较切实地看待这件事，不带着冲动和狂热，那么我会对自己说除此以外我并不希望还有别的任何东西。当然，我无法否认此刻正在想念你，就像想念一切不在眼前的东西一样。”他的语气中仍然流露出幽默来：“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够高尚。”

克里丝蒂安娜·弗尔送给阿尔贝一条围巾，可是他的裤子已经破了。

“你应该给他买条裤子，”弗朗西娜对姐姐说。

“裤裆的事我可管不着！”克里丝蒂安娜顶了回去。

好在除了家人还有朋友，尤其是皮埃尔。他是个粗人，但是并不粗暴。加缪特别说起，“他是这里我能愉快相处的唯一之人”。此外还可以闲逛，还有这座城市周围的自然风光可看，尽管奥兰在加缪眼中缺乏文化。他在弗尔家中的不愉快经常转变为对这座城市的厌恶。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和朋友一起离开奥兰：“前天我去了一趟特鲁维尔。天气极好，清冽的大风从高原上吹过，到处是三叶草和柔弱的秋水仙。整整一天我都悠闲无事，在那儿碰到一条很棒的狗，一半像狼犬，一半像卡比尔犬，扭动起来好似培养液里的一条纤毛虫，所以我管它叫‘原生’（即原生动物之意）。一整天它都跟我待在一起，这让我很快活。有时候我只有跟动物尤其是狗待在一起才会感到自在。我本想把它带走，可是长途汽车不让带动物。它一直跟在我身边，汽车启动时，它用纯真的眼神望着我。希望以后还能见到它。”加缪一生跟许多狗打过交道，翡虚院的基尔克，克莱蒙的布莱兹·布拉坦，现在的“原生”……狗代表着纯真的忠诚。加缪后来又去过特鲁维尔，回奥兰后就再也没见过“原生”。他习惯了阳光明媚的奥兰周边环境：“这里仿佛是我离开了多年的故乡，现在重又回来，感觉还和当初一样新鲜。”外出散步他喜欢走得筋疲力尽，回家后冲个澡，既幸福又困乏欲睡。

4月初，加缪听天由命地继续待在奥兰这座城市，总之，继续与弗朗西娜一起生活。他帮人补习功课，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当时索格勒夫人替他支付房租，他靠帮人补习功课勉强维持生活。现在他已经快满28岁了，仍然还靠弗尔家提供住处。弗朗西娜有工作有薪水，而他在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又过上了大学生的生活。夏尔洛出版社给的稿酬很微薄，荒诞三部曲能否出版尚属未知。埃德蒙·布吕阿将自己最新写的一本书寄给他看，那是用阿尔及尔方言对《熙德》的滑稽模仿。加缪本想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就像以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的关于《波纳寓言集》的评论文章一样，但是眼下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人会发表加缪写的文章。

安德烈·贝尼舒建议他到自己开办的课堂教法语，这一课堂后来成为笛卡尔学校。加缪的讲课在那些男孩女孩中间大受欢迎，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明星人物，出版过著作，眼下正在撰写新书；知道他办过《阿尔及尔共和报》，还搞过戏剧。多棒的教师！学生们喜欢他那歪着头的姿势，喜欢他的嗓音。贝尼舒慷慨提供的这份教学工作成了加缪得以谋生的手段之一，另外他还在佩克桑斯街18号的私立学校兼课，讲授法语、历史、地理、哲学，并经常为校足球队出谋划策。阿尔泽街的弗尔一家人都在教书：除弗朗西娜之外，姐姐克里丝蒂安娜是斯特凡娜-吉赛尔女子高中的教师，同时还为准备高中毕业会考的一些犹太学生补习功课；二姐苏茜则在另一所犹太学校任教。

加缪有一些特别喜爱的去处：长着粗糙大榕树的阅兵场、塞甘大街：每天一大早，来这里散步的男男女女就络绎不绝；还有西班牙人居住的卡莱尔区，多姿多彩的犹太区，人头攒动的黑人穆斯林村子，那里的咖啡馆挤满了喝茶的男人，耳朵上都插着一片薄荷叶。他还爱到池塘一带散步，那里有漂亮的露台，往下看是港口，往上是西班牙人建造的要塞。春天唤醒了各种色彩与气息，浇过水的人行道和花园湿漉漉的，草药店和货栈里散发出桂皮与胡椒的芳香，还有帆布货包的酸涩气味、涂了柏油的防雨篷布难闻的气味，以及炭火盆上烧烤肉串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加缪重新找到了充沛的阳光、炽热的气候，重新找到了非洲。尘土中，马尿和马粪的气味并不算刺鼻。

“淡水！”卖水的小贩在扯着嗓子喊。

因为城里水管接的是咸水水源。

“看报看报，”这是《奥兰回声报》的报童在叫卖。

一些阿拉伯人在兜售柏柏里无花果：

“买无花果喽！”

加缪对奥兰尼地区的海滩情有独钟。他心中的阿尔及利亚，就是大海、阳光和沙滩，既真实又具有幻想性质。安德烈·贝拉米克说不应该辜负远离市中心的奥兰海滩，然而汽油是配给供应的，时刻表老在变的长途汽车又总是人满为患，于是“皮埃尔一帮人”便骑自行车前往。加缪夫妇尤其喜欢西边海滩的那些小型海水浴场。途经布伊斯维尔的狭窄海滩——那是决定默尔索命运的背景地点，又经过埃勒-凯比尔海滩，他们一行人到达阿因纳·埃勒-土尔克，喝上一杯冰镇柠檬水解渴，然后朝着沙丘和芦苇丛继续骑去。几公里之后，他们徒步穿过乳香黄连木丛和刺柏林，投入了沙滩和清澈海水的怀抱。白天，地中海呈现为绿色，然后是深蓝；傍晚，玫瑰色的微光从天空洒落；到了夜里，海面闪耀着一片粼光。这群朋友经常露营，偶尔会赤裸着身子溜达，沿途撞见几个渔民。阿尔贝双臂交叉，闭上眼睛享受日光浴。伙伴们替他担心，他的肺部虚弱，不太适合这样的阳光照射。大家聚在一起合唱那首英文老歌，旋律舒缓快乐的《绿袖姑娘》：

我亲爱的绿袖姑娘

竟忍心把我抛弃

我爱你那么久长

梦想着和你永远相依

这些露营者在田里偷甜瓜吃。加缪给贝拉米克讲了一则过去在报纸上读到的社会新闻，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一个流亡者回到家乡，留宿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认出他来，把他掐死了。加缪在《局外人》中对这个故事有所影射。

有两个加缪生活在奥兰，一个是公众场合的、愉快的，让人觉得他已适应了这座城市；另一个是私下的、焦虑的，向亲近的朋友倾诉自己内心的忧郁：“以我目前的生活条件，重返奥兰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写信给伊冯娜的女友吕赛特：“如果伊冯娜愿意，我想跟她在这里见一面（仅只是见面而已）。”他又开始了创作：“我总觉得自己有话想说，只有把它说出来，我才会彻底安宁。”荒诞三部曲完成后他曾经获得过安宁，但是需要再次去获得，因为他已经开始构思另外一部著作：“我对奥兰以及所有一切都感到厌倦。要是有足够的钱，我会离开这里，独自一人到山上或是某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住上几天。”6月份，他到法尔孔海角背后的海滩上露营了8天：“近来诸事不顺，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他在阿尔及尔还有几件家具和物品，他需要钱。他让吕赛特帮他卖掉那些东西，收回以前借给埃默里、马迪·斯道拉、米盖尔孪生姐妹和朋友道姆的那些书籍。加缪收到了这些书中的一部分，但他珍视的几套丛书在借来借去的过程中被拆散了！十二卷本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全集》已经不完整。吕赛特后来问过夏尔洛是否持有其中的几卷，夏尔洛回信时提到，“一直有传言”说加缪考虑重返阿尔及尔。阿尔贝告诉吕赛特：“这是奉承人的外交辞令，但与事实恰好相反。让这些传言别再传了。”7月1号至15号放假期间，他甚至连回阿尔及尔所需要的一千法郎都没有。多亏安德烈·贝尼舒一直关照，加缪整个夏天都能担任一些哲学课。

阿尔贝对伊冯娜难以忘怀，处在弗朗西娜与伊冯娜之间令他心碎。这年仲夏他曾给伊冯娜写信说：“即使是我做错了，即使你为此痛苦，对你来说事情也就仅此而已。我从眼下的处境中看不出任何庸俗的意味来，因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没有掺入过任何庸俗的成分。如果别人曾经这么看，我们自己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仍然很清楚。你也完全明白根本没有什么草率或者妥协。你若是给我写信，或者是来看我、叫我的名字、把你的面庞贴近我，那都绝对谈不上荒唐。”信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当然，我没有对你说要你等我，……以前我对你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加缪对忠诚的理解与一般人的不一样：“不管对还是不对，我有一个坚定信念，你也应该有，那就是坚信有一种忠诚超越一切，超越于和我们之上，有了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重聚。如果你不能给我别的，我所求诸于你的就是这一点，我所能给予你的也是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今天所拥有的全部。”他说会去重新找她：“即使不情愿，我也知道这一点确凿无疑，对此既无须高兴，也无须难过。”他与伊冯娜一起去露营了一个星期，陪同他们的有克里丝蒂安娜·达维拉和两个男孩。这几天自由而幸福的日子代替了梦想中的旅行。弗尔家对这件事的反应淡漠。加缪给伊冯娜写了一封绝交信：“我不会再见你了。……原谅这件事情上我所有的荒唐吧。我很痛苦，我爱你，但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

10月份，夏尔洛开出了月薪两千法郎的条件，但这份薪水对于身陷奥兰的加缪来说仍然不够：“我感觉再过两个月就只有彻底做个奥兰人了。”他精神抖擞地参加踢足球，在队中打中锋的位置：“上次训练，我把一只手腕弄脱臼了。”

“看你下回还充不充愣小子，”皮埃尔·加兰多打趣道。

加缪踢进了一个球。

尽管在奥兰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可能需要这座城市作为正在构思中的一部小说的背景。他向吕赛特求助，特别请她“从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借有关鼠疫的医学著作”，借期半个月，“越快越好”。除了“鼠疫方面的书籍”以外，他还开列了一些别的书目。11月，同样是为了借阅有关鼠疫的书籍，他还曾向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求助。

加缪鼓励“团队剧社”的老成员们重新排练，但他认为目前如果将佩玑的《贞德》搬上舞台将是个糟糕的主意：“那会有点儿太紧跟形势了。不过大家都知道关于这类题材我从来都没有好脾气。”假如夏尔洛能够多付一点儿薪酬，他还是决定圣诞节时去阿尔及尔。加缪此刻感到空虚：“我写得跟个国务秘书一样糟糕，没有什么内容好写。”话虽如此，事实上他正在草拟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