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年里，里昂的帕斯卡尔·彼亚一直与加缪保持着通信。3月2日，彼亚在感谢这位朋友寄给他椰枣和果仁糖时，提到《巴黎晚报》秘书处有一个职位，希望加缪能考虑一下。彼亚知道里昂和《巴黎晚报》并无吸引力可言，不过如果加缪来了，他们不仅能重新聚首，而且能再次筹划创办《普罗米修斯》杂志。彼亚知道该如何来办这份杂志：“即使我们不能刊登纯粹的文学作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也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既不同于维希政权立场，也不同于占领军司令部立场的取向。”他希望加缪为这份杂志撰稿：“如果您不是个大懒鬼，不是个最无用的家伙，如同众所周知的那样，您就会以聪明的迂回方式说该说的话。说什么？……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谈谈斯宾诺莎、德国选侯或者当年在荷兰编纂《历史与批评词典》的皮埃尔·培尔。”了解加缪所处困境的彼亚还考虑在一家体育周报为他找一份工作。德里厄·拉罗歇尔是公开的法西斯纳粹党人，对于他领导下的“一钱不值的”新版《新法兰西杂志》首期，彼亚报之以嘲笑。在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的《1940年私人纪事》一书中，作者沙尔多纳为法奸的附敌论调辩护：“贝当元帅已经向法国提出了忠告。历史上最明智的革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当你被强大的力量所击败时，不应该去诋毁这种强大的力量，也不应该抱怨。”在彼亚眼里，沙尔多纳“是个令人作呕的卑鄙小人”。波朗写信给彼亚：“我读了沙尔多纳写的东西，觉得此人卑鄙下流（说卑鄙下流还算轻的）。”彼亚说，有许多并非无足轻重的作家出入于“受阿贝兹影响”的《新法兰西杂志》，他指的是在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兹面前阿谀奉承的那些合作者。对强权感到着迷的蒙泰朗在《新法兰西杂志》上描绘了一种骑士阶层的秩序，过去他曾经想和一批“经过筛选的人”建立这样的秩序。加缪疏远了这个人。被占领时期《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上，出现了拉蒙·费尔南德斯和一批拥护德国人的作家名字，也出现了瓦雷里、艾吕雅、吉勒维克和纪德的名字。从一开始就表示抵抗的波朗在某些人眼里是个冒险赌博的疯子，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个深谋远虑之人，他似乎有着自己的盘算：这份起初被德国人查封、后来又得以复刊的杂志，其实是伽利马出版社的一面挡箭牌。波朗是个坚定而大胆的抵抗者，曾经转到卫生部门待过几天，德里厄把他从那里拽了出来。他微妙地操控着局面，让德里厄拿走了《新法兰西杂志》，鼓励茹昂多加入进去，却不鼓励格诺和马尔罗这么做。地下出版物《抵抗》对这份《新法兰西杂志》进行了揭露：“被占领区的所有文学机构中，唯有这份杂志还在活动，为的是保留一种自由的表象。有两三个大作家与其合作，并且赚了大钱。在这份杂志的掩护下，形形色色的通德合作分子得以玩弄他们的把戏。”这一指责正出自波朗。这个男人长得像俄罗斯娃娃，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加斯东·伽利马知道这一点。除了政治立场以外，波朗怀有对文学的热爱、对人才的尊重。他认为，贝当该干的都干了，幸好法国还有一个戴高乐：“抵抗者与顺从者的区别：前者抵抗是为了拯救原则，后者顺从是为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波朗不是一个信仰矛盾的双重间谍，身处文学和政治机构中心的他，用笼络感情的办法——尤其是对德里厄——在保护着伽利马出版社。在他看来，德里厄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信仰是错误的，但“也许是有勇气的”。

彼亚感到担忧。从奥兰到阿尔及尔坐火车只需11个小时，为什么加缪会犹豫不决？“通常您要更为勇敢一些。”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加缪许诺他的三部手稿。但愿加缪没有忘记用挂号信寄出。他欣喜地再次读到了《卡利古拉》，并终于盼来了《局外人》。刚一看完他就对这部小说有了信心，建议加缪在《普罗米修斯》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乔伊斯的作品就是以连载方式发表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新法兰西杂志》战前连载的《人类的命运》就曾获得过成功。莫里亚克和瓦雷里答应给《普罗米修斯》杂志写点东西：“贝当元帅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无权对同僚说‘不许出声’。”《巴黎晚报》没有任何变化。在彼亚看来，报社里的那些“男同性恋们”优先照顾自己的男伴。他感觉到了阿尔贝的抑郁，几乎每周都给他写信。对于他们的杂志而言，最困难的不是找到一家印刷厂，而是找到他们所需规格的纸张，“46×56厘米，或者大一倍56×90厘米的纸张”。加缪关心杂志人员的构成细节。关于哪些人可以作为《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彼亚向他征求了意见。阿拉贡、波朗、热尔特吕德·斯坦恩，以及精神分析学家皮埃尔·让·茹韦的妻子的文章，“您觉得能不能用？”彼亚开玩笑说：“像您这样一位在克尔凯郭尔家用早餐、在海德格尔家用午餐、在胡塞尔家用晚餐，而且与蓬第尼招待会常客格勒尼耶和厄尔贡等著名人物交往甚密之人，应该有很多的想法。”他希望加缪能为几本值得关注的书撰写评论，比如“仍为战俘的萨特新出的书”。加缪为刊物构想了其他一些名称。“红与黑”怎么样？已经有人用了；“王室之声”可能会引起误会；“曙光”？“快乐的科学”？…… 彼亚索要加缪每封信里都会提到的手稿。他告诉加缪，《巴黎晚报》可能会在阿尔及尔出一份报纸以及一份名叫《七日》的周刊。这些计划如果实现就可以把加缪从困境中拉出来。手稿！手稿何时寄出？1941年4月10日，他确认收到了此前两天寄抵里昂的《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加缪将稿件也寄了一份给让·格勒尼耶。格勒尼耶19日以老师的口吻回了一封信，既有肯定也有保留。肯定之处：“我看了你的手稿。《局外人》非常成功，尤其是第二部分，尽管其中卡夫卡的影响让我感到不舒服。写监狱的篇章令人难忘，第一页尤其精彩。”保留之处：“……但是，由于情节不够统一，加上某些句子过于短促，小说的叙事显得有些松散——次要人物出场过多（养狗人、仓库管理员、非常感人的玛丽尤其如此），开篇的风格不够自然，例如‘我很高兴……’之类句子。不过小说读者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印象。”就整体而言，这位老师给作品打出了略高于及格的分数。加缪的剧本未能打动这位认真的老师：“我不喜欢第一幕中用于勒·拉弗格式手法塑造的那位浪漫的卡利古拉。爱情的绝望、黄昏的场景、女人的乳房（这在你的两部手稿中成了弗洛伊德式的强迫性意象），这一切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也许搬上舞台会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星期后，彼亚给加缪寄去一封更具洞察力的信。“非常真诚地说，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过如此高质量的作品了。我敢断定，《局外人》早晚会占据一流作品的位置。第二部分——预审、诉讼、单人牢房——是关于荒诞的范例之笔，结构完美如同精密机械。最后的15页也令人赞叹。”彼亚认为，《局外人》中有一些段落堪与弗朗茨·卡夫卡和鲁道夫·卡斯纳的作品媲美。加缪的这两部作品后来也让马尔罗为之着迷。他尚未看到《西西弗的神话》，但是已经将加缪的道德观、《局外人》和《卡利古拉》联系起来，对作品进行了意义更为宽广的评论。“对于任何知道您曾经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过荒诞的人来说，这两部作品的问世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惜读过大学或在索邦学习过的人极少能写出伟大作品来。他们的学业通常都超不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以及阿尔康图书馆的范围。非常坦率地说，我很欣赏您高超的驾驭能力，既能陈述默尔索的种种遭遇，又能写下卡利古拉的疯狂独白。”

格勒尼耶认为《局外人》“非常成功”，这是一种有些俗套的说法，而彼亚则是“欣赏”这部作品。格勒尼耶在阅读时“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印象”，但是觉得作品缺乏某种统一性，某些句子过于短促；彼亚则受到震撼，赞叹作品的“叙述语调自始至终恰到好处，而且对形象的描绘独具一格，例如当您写到老佩雷兹脸上的泪水和汗水时：‘它们在这张绝望的脸上铺展、交汇，形成一层水漆。’这只是一个细节，但是却不可忽视，因为一般来说，道德论作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也许除了马尔罗——要么文笔干涩得毫无形象可言（例如沃弗纳尔格、萨德、本雅曼·贡斯当），要么相反，沉湎于堆砌华美的形象，就像第一次大战前的纪德那样。”

格勒尼耶的赞美显得有些造作，彼亚的赞美则非常自然。他也很喜欢修改后的《卡利古拉》和加缪新增加的那一幕：“我感觉卡利古拉说话更多了，这更突出了他‘狂乱’的一面。我觉得在原先的剧本中，观众可能会疑惑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一场骗局还是一个着魔之人，在修改后的剧本中，这个疑惑被消除了。”

很有办法的彼亚弄到了资金和纸张，但是《普罗米修斯》没能得到出版许可。他想到美国去出版这份杂志：这个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的。他问加缪是否愿意由让·伊蒂耶负责一个专栏，加缪表示没问题！彼亚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找人出版加缪的作品。彼亚这架机器开动起来。他把加缪的两部手稿交给罗兰·马尔罗，后者又将其带给了住在南部埃勒海角的兄弟安德烈·马尔罗。彼亚又向波朗谈到《局外人》和《卡利古拉》，波朗期待读到这两部作品。彼亚相信加斯东·伽利马会将其出版。他告诉在伽利马出版社很有影响力的波朗，加缪希望能同时出版他的荒诞三部曲。事情进展得不错。加斯东·伽利马往返于戛纳和巴黎之间，他能够见到马尔罗，而后者的意见会有分量。彼亚向加缪解释他的策略：“如果这位……具有冒险精神的出版家先生对于同时出版三部作品感到犹豫的话”，那加缪就加紧把《西西弗的神话》打印出来，以便促成签约。彼亚对传闻抱有信心：伽利马不愿看到“有才华但未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与自己失之交臂”。彼亚对于德里厄办的《新法兰西杂志》启动困难感到高兴，他与波朗频繁通信，并将有关内容告诉加缪。“关于纪德，波朗给我写了以下的话，你会感觉有趣的：‘这儿的人都在谈论纪德拒绝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的事，说加斯东·伽利马曾强烈地向他提出过要求，但是没有成功。纪德做事总会引起轰动，真是件怪事。如果他只是简单地加以拒绝，那么谁也不会太去注意。但他先是答应，后来又拒绝，就会让人没完没了地谈论，这就有点儿像他在苏联问题上造成的轰动一样，仿佛他身后有一个隐藏得很好的马戏团老板，在指导他真诚行事。’”彼亚不赞同加缪对纪德的欣赏：“感谢我吧：给您带来了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的气息，像我这么一个在里昂混日子的人，能带给你这样的气息可是值得称赞的。”彼亚问加缪是否还在奥兰的高中毕业班教课。可惜！《巴黎晚报》不会在阿尔及尔设点了。

5月，加缪以尊敬但是坚定的语气给格勒尼耶回信说：“我对您能在《局外人》中发现好的方面感到高兴，不过我明白总体上您不太喜欢我寄给您的作品。”他流露出消极的反应：“这让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不太有把握。”也有积极的反应：“不过我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已经开始做的事。……我会继续写作。论荒诞的手稿还没有打印出来，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很想阅读格勒尼耶关于荒诞的随笔。他从奥兰给老师寄去了椰枣和无花果。格勒尼耶觉得加缪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回信说：“我记得上次信中说过您的两部手稿都非常成功。……《局外人》尤其出色。”

加缪收到了彼亚写于1941年5月20和27日的两封信。不知疲倦的彼亚正在为加缪寻找一份工作：里昂周边有好几百名伐木工在干活，也许能给阿尔贝找到一份森林管理员的工作。这样的职位有办公室、电话，有地方住，还带取暖照明设施，“每月工资2500法郎”。《小多菲内人报》的一位同行尼古拉向加缪转达了彼亚的这个建议。此外加缪也可以担任报社驻里昂附近维埃纳镇的“外派编辑”。得让他来法国。彼亚四处活动，希望为自己的朋友找到“一份过得去的、环境不错的工作”。在彼亚的推荐下，加缪心目中的英雄马尔罗看了他的手稿：“显然您的手稿让马尔罗受到了震动，每当他看到喜欢的稿子都会如此：思考良久，或者说是反复思考，然后提出一些表达形式上的修改意见。”彼亚相信马尔罗愿意让加缪知道他写给彼亚的信，于是将那封信抄写了一遍。平时写东西激情飞扬、措辞含混的马尔罗，在这封信中的表达既简单又敏锐，这位《希望》一书的作者说：

我刚刚看完了加缪的手稿。无法来里昂让我非常烦恼，因为当面讨论这样的书稿毕竟比通过书信和摘要讨论要更为严肃。

我先是看了《局外人》。这部作品的主题非常清晰。……总的来说，在读者通过《局外人》或者其它作品熟悉加缪之前，最好先将《卡利古拉》放在抽屉里。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您愿意的话。

《局外人》显然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写作手法既简单又有力，最终迫使读者接受了小说主人公的观点。由于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说服力，因而这种表达的简单和有力就更值得赞叹。而加缪在作品中令人信服地表达的内容，是足可称道的。

马尔罗列出了他在技巧方面的批评意见：

1．句式稍嫌刻板：总是主语、谓语、宾语、句号，有时这会让人觉得有些刻意。不过很容易修改：时不时地变换一下标点方式即可。

2．如能再推敲一下与神父见面的情节将会更好，目前还不够清晰。字面上是清楚的，但加缪想要表达的意思只表达出一部分。这段情节很重要，我知道修改起来非常困难，换了别人也会这么说。

3．我对杀死阿拉伯人一段情节也持同样的看法：写得不错，但与全书整体比起来还不够有说服力，又用到这个词——说服力。也许只需尝试补充一点内容（最多增加一段文字），强调阳光与阿拉伯人的匕首之间的关联。

4．至于所有与大海有关的段落，应该让各个必要和关键之处再靠紧些，目前它们之间还有一些松散。

我不想跟您讲些自认为聪明或者深刻的话，我只想告诉您一点有益的想法，不过这显得有些咬文嚼字，那就只好这样了。至于加缪试图要表达的基本问题，无需担心：他已经表达清楚了。

马尔罗答应将《局外人》的手稿转交给也在南部避难的罗歇·马丹·杜伽尔，一个能提出好建议的人。马尔罗说，如果加缪愿意的话，他还会将手稿转交给伽利马。在马尔罗看来，出版商们一定会“因为这部作品的背景而将其与萨特的书进行比较，对此不用在乎，加缪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彼亚答复马尔罗：“我同意您的看法，小说中杀死阿拉伯人的那段情节虽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修改一下会更好。我跟您的感觉一样，那段情节的进展过快，让读者觉得缺乏说服力。不过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保留这样一段情节，因为说服力的问题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小说最后一段，我同意您的意见：加缪只是部分说出了他想要说的话。不过，是否可能增加潜在的内容而不让作品失去平衡呢？坦率地说，我认为不可能。”

加缪答复彼亚：“马尔罗说话当然要有实在的内容，所以我……把他提的意见看作是他对我的作品加以肯定的表示。他的其他意见也是中肯的：小说第一章是我在巴黎时期写的，比其它部分要早一年，无疑存在需要修改之处。至于风格技巧，如果让人感到过于刻意，那就要进行改动。我写作时自然是在追求一种简约的叙述风格，并故意通篇如此，但无论采用哪种美学风格，都应该避免过度。”加缪重看了一遍默尔索杀人的那段情节，没有看出其中有什么缺陷。

彼亚认为，《局外人》已经被加斯东·伽利马接受，唯一的悬念是出版商尚未全部看到的三部手稿能否同时出版。彼亚向阿尔贝谈了他对马尔罗所作评论的看法：

1．如果伽利马或其他出版商同时出版您的三部手稿的话，那么他（马尔罗）对出版《卡利古拉》的异议自然就不复成立。

彼亚将加缪式的写作技巧置于中心地位：

2．语言的简约并没有让我觉得不恰当。在我看来，唯一能就风格向某位作者提出的异议，是他使用了不恰当的风格，而您的作品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剩下的就只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了。

3．我也注意到神父那段情节的含义还没有全部表达出来，但我并不认为能够将所有内涵都表达无遗……不能因为要把隐含的一切都表达出来而让作品失去平衡。《局外人》是一部让人期待作者更多新作的作品吗？这就够了。能得到如此多评论的作品并不多见。

彼亚巧妙地利用马尔罗、马丹·杜伽尔和波朗来推动伽利马出版三部手稿。他还将《局外人》的一份手稿给了弗朗西斯·蓬日等其他作家看。彼亚收到加缪题献给他的《西西弗的神话》时说：“我为您做的区区小事配不上这样的回报。”他一直在筹划他的杂志。如果到美国出版的计划搁浅，他或许可以和马克斯-波尔·富歇合作，推出某种比富歇创办的《泉水》杂志“更重要更有趣的东西”。

对于格勒尼耶所作的评论，加缪保持着距离：“您的批评意见没有对我产生影响，我仅仅觉得它们是有用的，可以加以利用。”他利用那些意见了吗？说不上。加缪在奥兰泡海水浴，骑自行车，拒绝和弗朗西娜同骑双人车，认为那很可笑。7月，格勒尼耶——他终于收到了《西西弗的神话》——告知加缪他要离开蒙彼利埃。他重新谈了自己对三部曲的看法：“我保留着您的随笔集，还想再读一遍。我认为这部随笔集绝对出色，是一流的作品，与您此前所写的东西有所不同。其中有些令人赞叹的段落，简洁明了，坚定有力。小说与剧本也很好地体现了这部随笔集的主题。是的，真的很出色……谢谢您将它寄给我。”

《西西弗的神话》经由彼亚转交也到了马尔罗手上。10月，得到了加缪通信地址的马尔罗给他写信说：“与我此前的猜测相比，《西西弗》与《局外人》之间有着更多的关联。随笔集让小说的意义更加充实，尤其是将小说开始时单一的、几乎是干涩的笔调，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获得了原始力量的朴实无华。”加缪的这几部作品起到了相互阐释的作用。马尔罗说他见到加斯东·伽利马时将会说服他“相继”出版这些书。马尔罗知道自己的能力：“若是在别的时期，我早已能肯定让他作出决定。他对于说服力的理由决不会无动于衷。剩下的只是纸张紧缺的问题。”接着是一句典型马尔罗式的句子，宣布他这台高能量发动机将会全速运转起来：“等着瞧吧。”

马尔罗在信中还写道：“我将细节问题搁置一边：开头部分有些拖泥带水。既然您已经说过了自杀的问题，后面就没有必要再过多提及。”他坚定地相信《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几乎能同时出版：“重要的是，两本书同时出版，您就能在当代作家中占据一席位置，像他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声音，继而拥有一定的影响和存在价值。这样的作家如今并不多。”马尔罗对一位年轻作家的两部作品作出了评判：“到时候，这两部作品的命运就将开始，但那是后话了。”他顺带提到：“您现在写的是一种关于荒诞的道德观，今后还需要写出一种关于荒诞的心理学来。”

11月15日，加缪从奥兰寄给马尔罗一封信，用几乎是平等的语气（“我亲爱的马尔罗”）表达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字里行间带着一丝紧张：马尔罗是位名人，加缪则是无名之辈。“您是我希望能获得赞许的人之一，而您给予我赞许的那种方式更增加了我对您的感激之情。”他说在彼亚转告了马尔罗的意见之后，他已经“重写了两章，现在已经恰到好处”。关于马尔罗提到的每部作品之间互补关系，加缪说：“某些作品之间可以相互阐释，我正是按照这一设想写作的。”加缪用“作品”一词，而不说“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也许有些天真地坚持要同时出版。”如果伽利马无法做到，那不要紧，他会理解的。“现在，这些作品已经从我手中交了出去，那就顺其自然吧。”是作家的真实想法，还是假装超脱？“不管怎么说，如果手稿能为我带来我所喜爱和欣赏的人的赞同与理解，那就已经足够。”在提到T·E·劳伦斯（不是D·H·劳伦斯）时，加缪对“彻底荒诞之人”下了一个定义：“既是在牺牲又是在游戏；既有史诗般的经历又隐姓埋名。”加缪向马尔罗解释他对马尔罗作品的见解：“荒诞的心理机制在您的某些人物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恭维话。”他本能而又冒险地说：“您知道这是真的。在《人类的命运》中，T·E·劳伦斯完全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在奥兰，都有人在谈论马尔罗加入了新版的《新法兰西杂志》，对此加缪补充道：“我尽自己所能为您辟了谣。”马尔罗告诉加缪，他希望至少能让伽利马同时出版《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

彼亚去拜访了离开埃勒海角搬到马尔丹海角居住的马尔罗，后者再次提到了他对《西西弗的神话》的看法，并且在给彼亚的信中确认了这一点：“我看完了加缪的随笔集，写得很出色，他想说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做到这一点并非很容易。这本书完全阐明了小说的主旨，大大削弱了我对小说细节所持异议的重要性。”的确应该同时出版这两本书。当然还需要解决纸张的问题。对于三部作品的总体效果，马尔罗认为加缪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应该比上一次更加高兴”。这是一位作家在谈论另一位作家：“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看完了加缪的作品，尤其是因为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与之有着相似之处。”马尔罗正在创作的是《与天使较量》。在彼亚看来，“争取同时出版随笔集和小说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波朗读了他写的信。彼亚喜欢细致的汇报：他“逐字逐句地”把波朗的回信抄给加缪看：“我终于收到了加缪的几部作品。《局外人》我是一口气看完的。该如何处理呢？加斯东·伽利马肯定会同意马上出版。”波朗则希望先将这部小说的节选拿到《新法兰西杂志》或《喜剧周报》上发表，他认为后者“在巴黎出版的报纸里还算得上诚实”，这样就能给作者带来五到六千法郎的收入，用以支付两到三个月的生活费。在给彼亚的信中波朗这样谈到《局外人》：“写得太好了，真的好极了。日尔曼娜（他的妻子）和我都被深深地打动了。”随笔集吗？“我对《西西弗的神话》就没有那么喜爱了。写得很有智慧，但说到底仍然只是记录一些形而上事件的聪明的编年史。”波朗从中看出“作者个人思想中的某种晦涩”，对此他不太有把握，希望知道彼亚是怎么看的。波朗还没有读到《卡利古拉》。在一封信末尾的附言中他又提到那部小说：“的确，《局外人》写得实在是好。”

加斯东没有满足于手稿审读员的意见，即使波朗给予了《局外人》最高的评价。在波朗和他的建议下，这部小说于1941年11月12日通过邮局提交给了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参加评审会议的速记秘书雅尼娜·托马塞发现作者加缪就是以前《巴黎晚报》的那位加缪。审读委员会的成员有：马塞尔·阿尔朗、艾马纽埃尔·布多-拉默特、拉蒙·费尔南代、贝尔纳·格勒杜伊森、布里斯·帕兰、让·波朗、雷蒙·格诺，当然还有伽利马家族的成员：加斯东、皮埃尔、雷蒙、米歇尔和克洛德。

彼亚希望波朗修改他对《西西弗的神话》的评价。“与波朗所说的相反，我不相信《西西弗》这样一本书与任何个人面临的问题都无关，仅仅具有智力趣味上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类问题的存在，书中就不会去尝试阐释清楚，最多只会是一篇哲学教师的演讲而已，而《西西弗》恰好不属于这类文字。”他建议加缪不要在德里厄的《新法兰西杂志》上登载小说的节选：“这份杂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臭气熏天。”至于《喜剧周报》，他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建议加缪不要匆忙与伽利马签订这类合同。他喜欢并且了解加斯东，“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对他所提出的条件，任何作者都要经过讨价还价才可能接受。”

尽管法国的生活费用昂贵，彼亚还是希望不久就能在里昂见到加缪，在伊甸旅馆那里，“从前含服务费的房价是22法郎，现在的房价是35法郎，还不包括12％的服务费。”彼亚将“极其高兴能重新见到”他的加缪兄弟。波朗和伽利马正在向法国本土的造纸厂求购北非芦苇纸，加缪能否在那边也打听一下？彼亚提醒他：“您曾经认识一位经济区的大亨，他也许可以给你提供线索。……反正在马尔罗看来，如果有事情需要解决，您就应该像个受利益驱使的经纪人一样介入进来，不必为出版商和造纸厂的盈利而大公无私。总之打听一下北非芦苇纸的消息吧。”

所有这一切热忱而执着的努力获得了成果：1941年12月8日，从马尔罗处得到加缪在奥兰地址的加斯东，从戛纳亲自给加缪写了一封信。在加斯东·伽利马看来，《局外人》“非常出色”，他将很高兴尽快出版这部作品。他应该将合同寄往加缪的何处地址？加斯东·伽利马提出头一万册付给作者10％的版税，一万册以上部分付12％，并给加缪5千法郎的预付款。当时彼亚在里昂的每月收入是4600法郎。

加斯东在巴黎的秘书玛德莱娜·布多-拉默特将手稿交给德军的盖尔哈德·海勒中尉审查，他是德国宣传机构委派负责法国出版业的顾问，在巴黎的文学界很活跃。海勒说他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局外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也许是部反社会的小说？问题不大。反政治的小说？那就更好了。海勒给玛德莱娜·布多-拉默特打电话表示同意出版，还说“如果在纸张方面遇到困难”，他可以提供帮助。

待在奥兰的加缪感觉不自在而且孤单，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悲观心情：“我感到天旋地转，迷失了自我，想要否定一切。我感觉自己遗世独立，想一举打碎那些构成我今天的东西，仅仅为当下保留孤独与虚无。我想要找回命运可以重新开始的那个唯一起点，这个诱惑一直都存在，是应该顺从它还是拒绝它？能否在喧闹的现实之中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或者应该相反，将生活等同于创作，服从于眼前瞬间的念头？我最牵挂的是美，还有自由。”对于自己的创作，他有着清晰而高远的志向。欧洲正处在血与火之中，他想起了“……那些在乱世中进行创作的人：莎士比亚、弥尔顿、龙沙、拉伯雷、蒙田、马莱伯。”他读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认为它们单调乏味，还读了一些印度的书籍，以及圣经预言、佛经、古兰经、尼采、帕斯卡尔、舍斯托夫。他觉得“普鲁斯特和萨德侯爵等人的作品极其单调”，在评注吉奥诺翻译的梅尔维尔的《白鲸》时写道：“感情与意象使其中的哲学意味丰富了十倍。”顺便他还给自己的岳母费尔南德·弗尔起了一个新的绰号：白鲸。他正在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一部关于鼠疫的纪事小说，其中有这样的格言：“意志也是一种孤独。”

1942年初，加缪和出版社方面就出版事宜往来通信。在德军占领区与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所谓自由区之间，法国人靠一种区间卡片通信，每张卡片上能写15行左右的字。2月2日，波朗第一次写信给加缪：“我早就该写信告诉您我是多么地喜欢《局外人》。……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它让我想到卡夫卡或者欧仁·苏，那仅仅是指它‘别具一格’，指它在各个方面的成功，指它的那种完美统一……”从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雷蒙·格诺的来信中，加缪得知《局外人》已经付梓。信中问校样应该寄给谁，由谁来负责审校？格诺说伽利马先生希望这本书能在3月或4月初问世，在附言中他又加了一句：“您的随笔集存在一处‘局部的’问题”，他指的是其中关于犹太人卡夫卡的段落。加斯东重申他建议找两名校对员进行校对，批准定稿付印的意见将在波朗“亲自复审”后由他签署。加斯东希望加快进度，因为纸张匮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至于《西西弗的神话》的出版“有个棘手问题”，他重申最好删去“荒诞的创造”一章，即手稿107至121页“有关卡夫卡的部分”。加斯东希望收到一份加缪的简介和他“在其他出版商那里出版的”作品目录。第二天，波朗在信中又热情洋溢地提到：“我经常想到《局外人》。”他问加缪是否愿意为一期司汤达专号写篇文章，并说“《西西弗》会与《局外人》同时出版”。尽管收到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加缪仍然不太快乐。1942年2月21日，他在给让·格勒尼耶的信中写道：“我的病再次严重复发，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眼下正在进行治疗（又是气胸疗法之类）。”

3月4日，加斯东在信中坚持认为应该将关于卡夫卡的段落用另一段文字代替。他知道加缪病了，为此感到难过：“给您这样写信我非常气恼，其实我更希望毫无异议地出版您的作品。请相信这些异议并非来自我本人。”大人物们也表示了关心。3月10日，马尔罗写信给加缪：“有人告诉我，加斯东·伽利马愿意出版您以前在夏尔洛那里出的小书（我还没看到过）。”马尔罗将《婚礼集》和《反与正》当成了一本书。他在提到加斯东·伽利马现在已经同意出版随笔集时又说：“我觉得他对《局外人》相当兴奋。”典型的马尔罗式句子：“等着瞧吧。”一个星期后，彼亚也来信了。他正在为这位朋友寻找一个休养之处，当然还有工作：“要么到报社、要么教高中会考补习班、要么当森林管理员。”关于加缪拒绝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登载《局外人》节选一事，彼亚认为这不会影响书的出版：“如果每当有作者对其杂志表示不屑伽利马就羞愧或者恼怒的话，那几个月前他早就因为羞愧或者恼怒而一命呜呼了。”彼亚了解波朗的复杂立场，他既要保护伽利马出版社，作为抵抗者又不愿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彼亚既忠心耿耿又坚持不懈：如果《西西弗的神话》不能在伽利马出版，那就在自由区或者瑞士另找一家出版社。加缪牵挂他的这份手稿是否已在排版当中，彼亚安慰说《西西弗的神话》正在转托之中：格勒尼耶将其交给了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马塞尔又转给了让·瓦尔，后者是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许多德国哲学家介绍到法国的人之一。彼亚请加缪帮一个忙：能否在阿尔及利亚搞到卡夫卡的《诉讼》、《城堡》和《变形记》这三部作品？在法国无法弄到它们。他激动地补了一句：“希望您能恢复健康，像当年到卡比利亚地区四处采访时一样勇敢无畏。”

格诺审读完《局外人》文稿，给加缪寄去了第一张热情洋溢的通信卡片。波朗正在修订二校。格诺说：“请允许我对您的这部作品表达赞同和敬意：它非常伟大。”3月29日，得知加缪患病的马尔罗来信表示慰问，他问加缪能否帮他找到利德尔·哈特写的《劳伦斯的一生》，以及一块俗称“白色特朗森”的地毯，尺寸为3.5×4.5米左右。

奥兰的各家报纸循规蹈矩，忠实于维希政权的附敌和排犹政策，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弗尔家、贝尼舒家、本苏桑家都收听比法国和西班牙电台更可靠的BBC广播。抵抗组织正在形成。1942年1月1日，让·穆兰被空投到了法国。美国特工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情报网。1942年2月，被占区“战斗”抵抗组织的一些成员和尼赞的哲学家朋友、共产党员乔治·波利泽尔遭到逮捕。维尔科的小说《海的沉默》由秘密的子夜出版社出版。1942年4月，保罗·艾吕雅发表了诗作《我写下你的名字，自由》，同时不再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加缪一直在以谨慎的语气记笔记。尽管被开除了党籍，这位前共产党员仍然必须保持谨慎。加缪的笔记中有一些经过代码处理的政治评论。针对阿尔及利亚报刊敌视英国的恶毒言论，他分析了这种仇恨的背后原因：“仇恨英国的正式原因有很多（无论是否有道理，也无论是否带有政治色彩），但没有人提到其中最可耻的一种动机：由于自己被强暴打垮而恼羞成怒，于是希望正在抵抗强暴的别人也遭受失败的那种卑鄙愿望。”贝当元帅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对于停泊在奥兰附近埃勒-凯比尔海域的法国军舰遭到攻击一事耿耿于怀。加缪还从总体上对法国人进行思考，探究其不因循守旧、反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类名声的实质：“法国人有着伟大的思想习惯和传统，唯一的问题是缺乏付诸实践的魄力：很快就变成了公务员、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最妙的则是成了归顺的革命者，与官方沆瀣一气，连屁股都不用从椅子上抬起来就彻底改造了世界。”眼下，奥兰已经有一批与抵抗组织保持联系的人实际行动起来。在法国本土，加缪的朋友彼亚等人也已经挺身与抵抗运动站在了一起。里昂有着坚固的抵抗组织网络。加缪认为，“胆小鬼总能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采取行动前首先得理解法国人的心态。加缪理解许多法国人的惶恐，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以或软弱或强硬的态度支持他所拒斥的贝当之流的说教：“回到中世纪，回到原始的精神状态，回到大地，重新找回宗教和古老的解决之道。”在安德烈·贝尼舒家，他听见安德烈的儿子、被他起绰号叫“小绊脚石”的皮埃尔在哼哼学校强迫他们唱的维希颂歌：

元帅啊，您是法兰西的救星

在您的面前我们宣誓

我们是您的手下

一定为您效力、一定跟随您……

加缪笑着骂了小家伙一句。在笔记中，他曾写下“抓捕狂”一词。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已经写了五部作品，一部正在伽利马出版社付梓印刷。他还思考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思考自己像矿工开采矿藏一样开采生活矿藏、从中汲取营养的方式：“作家如果谈论并渲染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那会令人厌恶。不过要注意，杀人犯本人并不见得就是谈论犯罪的最佳人选（是不是谈论他本人犯罪行为的最佳人选，这一点也很难说）。应该想象从现实行为到文学创作存在着某种距离，真正的艺术家位于想象与现实行为之间，他是个‘有能力做’而没有做的人，他有能力成为自己在作品中描写的对象，有能力体验自己在作品中所写的内容，他的限度在于没有付诸行动，而他本来是可能去亲身体验的。”对于加缪而言，存在就是去做，就是行动。虽然加缪不能像某些朋友那样投入武装抵抗，但作家用自己的笔也能行动。

他想起了关于法国文学的传统说法：“有两种风格：拉法耶特夫人的和巴尔扎克的。前者注重语言细节上的完美，后者注重整体效果，大段的篇幅都还不足以充分表达主题。与其说巴尔扎克‘虽然有’法语错误但仍然写得好，不如说‘正因为有’法语错误他才写得好。”奇怪的陈词滥调，连教科书上都这么写。在笔记中，他以大量篇幅反复谈到正在构思的小说，以及奥兰周边的自然风光带给他的快乐：“有谁敢说：我曾度过了完美的八天？我的回忆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而它没有撒谎。是的，这个回忆的确完美，如同那几天悠长的日子一样。那些快乐既完全是身体的，也完全是精神的。……上午一直懒洋洋地躺在沙丘上，周围都是赤裸的身体，到正午阳光灼热，而且每天都是如此，聊着同样的话题。过去青春就洋溢在这种时刻，现在的青春也洋溢在这种时刻。如今30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样的青春持续下去，可是……”加缪已经不年轻了。

为了帮助加缪摆脱孤单，让他重新投入创作，让他来到法国，彼亚一直在想着办法。1942年4月1日，他再次为朋友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来源问题，一是《局外人》的出版问题。他提醒各处的朋友：加缪的健康状况也许需要高海拔的地方生活？彼亚在多菲内和萨瓦一带为他寻找森林管理员的工作，一种林业开发统计员的职位。两名记者布隆贝尔热和尼古拉一直在负责这件事。尼古拉向加缪转告了一个提供帮助的消息：一位名叫勒内·巴隆的教师很乐意将自己在维埃纳的房子借给阿尔贝和弗朗西娜，甚至假期里都可以。彼亚曾经把诗人弗朗西斯·蓬日安排到布尔-昂布莱斯，负责里昂《进步报》的通讯员工作，并担任报纸的销售督察，现在彼亚打算为加缪想同样的办法，同时他还缠住波朗，试图“从加斯东·伽利马那儿搞到一笔预付款”。他积极活动，确信定稿已在印刷之中。格诺向彼亚要加缪的简介和作品目录，帕斯卡尔让阿尔贝放心：“我会给他寄去的，您放心，我会谨慎的。不过，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把您介绍得像一位印度王子、一位前任高官，或者一位还俗的教士，我可以给巴黎寄去十公斤天花乱坠的资料。”彼亚和让·瓦尔一道去见了格勒尼耶。当上大学副教授的格勒尼耶将去里尔文学院就职。他们的话题一直是加缪，谈话中他们才知道加缪没有将自己与弗朗西娜结婚的事告诉老师。格勒尼耶对此没有感到不快，他回忆起曾经见过弗朗西娜：“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妻子很漂亮。”在彼亚看来，格勒尼耶的这句话证明“哲学家中间也还有眼光不错的人”。

马尔罗读了《婚礼集》，认为加缪贬低了自己的这部作品：“您在提到这部作品时想到了太多的缺点，当然其中是有一些巴莱斯的风格，但是毕竟也有许多优点，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会不去苛求它的形式，而它最基本的东西将仍然存在，从中您只会勉强认出当年的自己来。”伽利马希望从夏尔洛那里买下加缪其他作品的版权然后重新出版，加缪拒绝了，彼亚赞同他的这一做法：“您宁愿伽利马手上只有您现在作品的版权，这样做是对的。”

1942年4月，在撰写大段有关“具有解放力量的鼠疫”的创作提纲之前，加缪在笔记中写下：

四月，第二系列。

关于悲剧世界和反抗的思想

布德约维克（三幕剧）。

鼠疫或历险（长篇小说）

加缪经常在咖啡馆里见到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罗布莱斯是奥兰人，退役飞行员，目前在图兰当小学教师。他带给加缪夫妇葡萄酒、面条，还有从摩洛哥走私运来的大米，向加缪讲述了他妻子波莱特患的病。和数以千计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波莱特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得了斑疹伤寒，大部分人后来都死于这种疾病。斑疹伤寒既是一个现实，又是一种象征，而鼠疫则更具象征性。图兰设有一个斑疹伤寒病人营地，被塞内加尔土著步兵构成的防疫圈封锁。罗布莱斯在往来行动时，随身带着一份由一个名叫道尔尼耶的医生签署的通行证。也从事文学创作的罗布莱斯向加缪提供了详尽的描述，加缪一边抽着巴斯多斯牌香烟一边做着记录。为了跟加缪打趣，罗布莱斯自称是加缪所不支持的阿斯摩和卡洛足球队的球迷，而加缪继当年在阿尔及尔大学体协队踢球后，现在支持的是奥兰的卡利亚队。罗布莱斯说自己在写作上进展缓慢。

4月23日，加斯东·伽利马寄出了一份合同，30日又寄出了一张汇款单，然而加缪都没有收到。在彼亚的压力下，稿费的预付款从五千法郎提高到了一万法郎，加缪可以靠这笔钱生活三个月，并支付去法国的旅费。马尔罗很了解加斯东其人和伽利马出版社，他关注着与《局外人》有关的一切消息，向加缪肯定说那笔支付给他的预付款“数目比较可观，证明他（加斯东）对您的作品感兴趣”。

1942年5月，弗朗西娜匆匆来到姐姐克里丝蒂安娜的住处：

“阿尔贝又咯血了，科昂大夫要给他做气胸治疗。”

第二天，脸色苍白的加缪躺在床上冒着汗，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这次发作得够呛，我还以为已经痊愈了呢。”

弗尔一家不害怕病菌传染，再说加缪算是肺结核患者吗？他一边接受着治疗，一边继续写作，指望着稿费预付款的到来。

1942年5月19日，《局外人》在法国印刷了4400册，与格诺的《我的朋友皮埃罗》以及纪德的《戏剧》印数相当。其他新人如奥迪贝尔蒂、布朗肖、茹昂多等，其作品的印数要更低一些。加缪无法为其新书的赠阅本签名，无法在书店看到该书，也看不到最初的评论。伽利马家族和波朗对他的书寄予希望，但更看好阿拉贡、埃梅和普拉的作品。当时西默农的一部作品要印11000册，圣埃克絮佩里的《空军飞行员》印了22000册。加斯东让《局外人》上市的同时，还推出了蓬日的《事物的成见》、列奥纳尔·达芬奇的笔记，以及维希当局欣赏的拉朗达的《幸福的卑贱者》。他没有等待加缪的随笔集付印，此时波朗已将删去卡夫卡一节之后的校样交给了他。按照德国当局的新规定，手稿或校样在付印之前必须交给一个委员会审查。伽利马在等待《西西弗的神话》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伽利马寄给加缪的通信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但这位不放过任何有价值作品的出版商还是加了一句附言：“如果您知道有什么值得出版的作品，请一定告诉我。”

《局外人》以“长篇小说”的名义终于问世了，售价25法郎，封面是《新法兰西杂志》传统的白底加红黑线边框。小说的出版预告于1942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刊登，同时预告出版的还有被德国人视为颓废者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精装本，售价200法郎，以及被维希派和法奸报纸攻击的纪德的作品《地粮》与《新粮》，照相凹版胶印，售价135法郎。同一批交付书店的，还有贝当派作家保罗·克洛岱尔的《扇面百句》，以阿尔法纸限量印刷了三千册，售价60法郎。伽利马每天都是谨慎操作。出版广告刊登在被占区和自由区的各家日报上。寄给作者的20本《局外人》样书未能送达奥兰。

阿尔贝和弗朗西娜申请前往法国的通行证，有关手续办理起来令人精疲力竭。马尔罗认为《局外人》的出版应该有助于手续的办理，他告诉加缪，围绕着一本书的种种传言和发生的主要事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伽利马出版社出书就更是如此。《局外人》的出版“有好书做伴：一本司汤达的著作……”马尔罗和彼亚认为德里厄·拉罗歇尔在推动《西西弗的神话》的出版。

6月17日出现了政治上的转折，拉瓦尔接受了向德国派遣自愿劳工的原则：一批法国平民将赴德国工作，部分战俘将因此得到释放。这一天，加缪终于拿到了一本《局外人》的样书。他感谢波朗又为他修改了《西西弗的神话》，并且关心他的健康：“康复需要很长时间，但我有康复的意愿。”他在与肺结核进行着斗争：“医生给我的右肺叶也做了几年前曾给左肺叶做过的气胸治疗。这种疗法目前每个星期都得做一次，以后间隔会慢慢长一些，等到两周做一次的时候，我就打算离开奥兰，即使每个月还得回来两次接受治疗。……虽然我的身体有所好转，可以出门了，但还无法考虑每个星期去一趟600公里之外的阿尔及尔。我的健康状况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自1941年5月住到弗尔家以来，加缪的病情经历了医生们所说的“进行性发作”过程。

“我曾经确信我已经完蛋了，”他对自己最喜欢的妻姐克里丝蒂安娜说。

肺科医生科昂为他进行治疗。在人工注气形成气胸之后，咯血在几天内止住了。加缪改变了对岳母一家人的看法。她们都在照顾他、爱护他。他放慢了生活节奏，时常看书，不再游泳。他在沉思：“患病无疑是一种孤独的体验，不过十年来我都在试图告别这种体验，我以为已经真的做到了。一切从头开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过上一种合理安排的新生活或者换任何另外一种活法，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最理想的情况是让疾病变成对我有益的好事，就像重新进学校念了一回书。”经历过那些“散淡和没完没了”的日子后，加缪战胜了疾病。他时常散步，一直走到奥兰海边的悬崖处，“那是个思考鼠疫和我想做的一切事情的最佳去处”。

1942年7月，加缪原本希望在蒂巴萨与一些朋友重聚，现在却做着去法国的准备。啊，可以再见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了！“终于能爬出自己的洞穴了！……感觉身上还有些软绵绵的，还算是比较正常。”他到帕莱斯特小住了半个月，那是位于奥兰附近种植园主山坡上的一所房子。本来他都应该到阿尔及利亚或者法国的山区去度过整个夏季和冬季。他请为他提供书籍的吕赛特帮他找贝尔尼的随笔《鼠疫颂》：“我告诉过你我的书已经在巴黎出版了吗？我也只知道这点。”

加缪并不曾思考过该不该在法国出书。某些作家，首先是犹太作家，在那里是被禁止出版的。很少有人能像让·盖埃诺和特里斯当·查拉那样，拒绝在法国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前出版自己的作品。盖埃诺有一份公务员的薪水，查拉也可以维持生计，他拥有一批绘画和小雕像的藏品，还有一位巨富的瑞典妻子。加缪必须设法谋生，而且谋生之时他的感受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他没有作出某些妥协让步：“我不想在（德里厄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东西，如果是作为书籍出版则另当别论。”他希望自己随笔集中关于卡夫卡的章节能够在自由区发表。他赞同波朗和加斯东·伽利马的观点：伽利马出版社是一回事，与德国人合作的《新法兰西杂志》是另一回事。少数盖埃诺那样的圣人能够超凡脱俗，大多数作家里，无名之辈仅能勉强度日，大作家们屈服于对名誉的渴望，其他人则谨慎地周旋，虽然发表作品，但是不为或者很少为受德国人控制的报刊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