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在一学年的工作结束、弗朗西娜有了空闲时间之后，阿尔及尔的一位医生朋友斯韦克林斯基建议加缪到高海拔地区和法国去过冬天。多亏伽利马支付的稿酬以及弗朗西娜的工资，加缪夫妇现在总算有了一点钱。

8月初，夫妻俩到埃莫拉农场住了半个月。这家农场属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家族，靠近阿因纳·埃勒-土尔克。一起去重聚的还有让娜·西卡尔、达岱尔森两兄弟、尼科尔和玛奈特·夏普隆表姐妹。这群年轻人游泳、嬉戏。有天下午，一头小驴跑到了房子的台阶上，引得他们放声大笑。留在农场过夜的人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以奥兰人的方式开玩笑，玛格丽特的兄弟保罗对吉奈特·冈特说：

“啥时候我让搞你？”

加缪躲避着太阳的照晒。尽管天气炎热，他却经常在肩膀上披着一条大浴巾，笑起来的时候似乎很健壮，而朋友们都感到他虚弱不堪。他的呼吸短促，像是在残喘度日。

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回了一趟阿尔及尔，但是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所爱的那些人，包括弗雷曼维尔。他们与两个朋友以及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共进了一顿午餐。罗布莱斯注意到加缪很少说话，身上在冒着汗。

加缪夫妇登上了一艘穿过西班牙海域前往马赛的轮船，就露宿在甲板上。他们的旅伴中有一位名叫路易·若克斯，是比若高中的历史教师，也在阿尔及尔大学兼课，现在要去法国参加抵抗运动。若克斯和加缪相互认了出来。加缪正在读路易·吉尤的小说《梦中的面包》，此书的出版社和封面都与《局外人》相同。若克斯手里拿着的则是一本泰奥菲勒·戈蒂耶的书。在马赛办理完入境手续，包括一项确认旅客身上是否有虱子的检查，加缪夫妇乘火车前往里昂，然而途经里昂的阿尔贝累得已经没有力气去看望彼亚，随后夫妻俩又乘火车到圣艾蒂安，再换小火车去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又坐了几公里的马车，终于抵达了维瓦莱山区海拔一千米的帕讷利耶。

弗朗西娜的姑妈玛格丽特嫁给了演员保尔·爱弥尔·厄特利，他母亲萨拉在一个由要塞改建的农场里，经营着家庭式膳宿公寓帕讷利耶，公寓位于一个有四栋房屋的小村庄的正中间，其中两栋房屋住着农场主勒格朗一家人。弗朗西娜和姐姐们小时候曾来这里度假。厄特利太太像母亲般亲热地关照加缪，甚至免去了他跟人寒暄应酬的麻烦，以免他感到疲劳。加缪夫妇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无需跟主人同桌就餐。二楼有一个木头搭建的阳台，他们就在这个名副其实的露台上休息。厄特利太太没有让他们支付巴黎人要付的房钱：大家只需分摊日常开销即可。透过这座巨大要塞的枪眼，风灌进来，在螺旋形楼梯里呼啸。公鸡、母鸡、鸭子、小牛、山羊在清晨一起叫唤，包括富莉太太在内的女佣们将热水罐送上楼，鞋跟跺得地板直响。一部分旅客住在要塞附属的建筑里，另一部分则住在方塔下面要塞的主建筑内。靠墙放着一些原木椅子，涂过泥灰的墙上用带花壁纸贴到一半高。陶制的餐具装饰着餐厅。客房里摆着茹伊平纹布的屏风。院子中央有一处洗衣池和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树荫遮住了一半客厅。这间客厅从前曾是谷仓，现在被帷幔隔成两半，里面的家具陈设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墩状软座，两把扶手椅，一张原木餐桌，一架钢琴。菜园子连着一大片草坪，一条两侧种着果树的小路穿过草坪，一直通向河边。这一带的景致极美，河对岸能看见高大的冷杉林、苔藓地、三叶草、欧洲越橘树林和林中空地。房客们在两餐之间可以四处闲逛，有些人走到尚蓬镇购物，去邮局或者看电影。另外一些房客，像阿岱拉伊德·格伦巴赫，会去参加救世军组织在尚蓬辖区的会议。阿岱拉伊德觉得这些会议“很有趣很奇怪，就是说肤浅、像在演戏，但是又都怀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很多当地人去参加会议，带着真诚信仰歌唱，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场面既很陌生，又很天真，没有虚假的羞耻感，我感觉简直是在看一场电影。听那些人讲述他们皈依救世军的过程，你几乎会觉得自己待在旁边很冒昧……”

加缪与厄特利太太的雇工富莉太太聊天，觉得她通情达理，有判断力。和加缪的母亲一样，她也不识字。有几天时间他很少出远门，只是躺在草坪上舒展四肢，或者溜达到私人墓地一带。更远处，有渔夫在利尼翁河里钓鳟鱼。维瓦莱山区的饮食要比奥兰的好。农场主们出售黄油、牛奶、奶酪、肉类，还有美味的小马铃薯。萨拉·厄特利提供的伙食超出了政府的配给范围，但价格却很公道。在这个新教徒地区，很少有农民会去黑市上做买卖。加缪与圣艾蒂安的一位医生取得了联系。这位作家渐渐喜欢上了当地的风光：“一个美丽的地方，虽然有些沉闷。到处是数不清的草地、树林、泉水。整天都能闻到青草的气息、听见流水的声音。”一场雨过后让人感觉非常清爽，尤其是在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的闷热天气之后。周边的景色美极了：“我当然觉得这里很美，但这种美还没有打动我的内心，还需要再住很多天，再散很多步。”这里的食物供应说不上完美，“更何况根本没有酒可喝”。

值得安慰的是：加缪交给伽利马出版社的第二本书《西西弗的神话》已经预告出版。9月22日，加缪寄给加斯东·伽利马第一份为样书插页撰写的介绍文字：“现代人的智慧正在遭受虚无主义之患，为了治愈这种疾病，有人提出将其忘掉，回归到从前：回到中世纪，回到原始的精神状态，回到所谓的‘自然生活’，回到宗教信仰，回到各种古老解决之道的宝库。然而，要想让这类安慰具有些许效力，就必须否定几个世纪以来的知识积累，假装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假装什么也未曾学到，就必须抹去那些无法抹去的东西。而这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本随笔集重视我们从人类历史中学到的经验，它给人提出的建议是带着否定的态度继续生活，以此作为向前进步的原则。本书既忠实于现代人的智慧，也对其表示信任。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将本书仅仅看作是一种‘调整’，一种对‘好的虚无主义’的预定义，总而言之，看作是一篇前言。”加缪还给他的出版商寄去了一句更为明白易懂的阐释语，用于新书的腰封：“西西弗或地狱里的幸福。”

加缪到帕讷利耶来既是为了休养，也是为了创作那部业已开头的小说。“我期待着困扰我的这场疾病能够痊愈，除此以外只有一个愿望：写作。我希望在这里进行创作。”天气好的时候，加缪会坐在大宅前的一张石头凳上，聆听蟾蜍的叫声。在他听来，这种美丽动物夜晚的叫声悦耳，像是长笛的声音。有时候，他会穿过邻近的冷杉树，走到利尼翁河边。他喜欢一只名叫“香烟”的母猫，夏天结束的时候这只猫死了。

一些付费的游客来到帕讷利耶，加缪夫妇不跟他们一起分享茶点和覆盆子果酱土司。眼下在法国大家都避免交谈：不了解别人就不会对别人带来潜在的危害。一位叫雷蒙德·格伦巴赫的女房客欣赏这对年轻夫妇，但仅止于跟他们见面打招呼而已。格伦巴赫是犹太人，曾在巴黎的医院当住院实习医生，后来被解雇了。整个尚蓬地区现在成了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所。

加缪冷静地关注着《局外人》出版后的反响。巴黎那边的人向他保证，最不济也能卖出三千册。彼亚写信给马尔罗，要他敦促加斯东按月向加缪支付报酬：“……以我对加缪的了解，他决不会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哪怕因为这种谨慎而死去。”加缪寄希望于此前交给夏尔洛出版社的一本随笔集《人身牛头怪兽或奥兰的歇脚点》能够出版，从而为自己带来一笔收入。没想到这本书竟然被愚蠢透顶的审查官禁止出版。什么罪名？带有地方主义和地方爱国主义色彩。“如果您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个奥兰民俗协会会长的头衔，想要出版什么大概都会得到许可的。”

一开始，加缪对《局外人》出版后的评论界反应感到不满，他私下告诉弗雷曼维尔：“自由区的评论平庸，巴黎的精彩，但是所有评论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最好的办法是充耳不闻，埋头写作。”阿尔贝很想建议克洛德来山区跟自己聚首，但是“不愿意他来了之后感到痛苦：这里没有葡萄酒，没有烟草（每天配给4支香烟），除了乳制品，没有任何解馋的东西，总之会够你受的。”他希望克洛德继续写作，将小说《尽我全力》拿去出版，夏尔洛会接受的，加缪对此深信不疑。

加斯东·伽利马照料着自己的这位新作者，给他写信说：“那些评论其实都很愚蠢，不过《戏剧》杂志刊登过阿尔朗的一篇好文章，另外还有一篇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很赞赏。”加斯东希望结识这位大有前途的作家，第一本书没有获得好评并不妨碍他对一位陌生作者怀抱信任，他做的是长线投资。那两篇文章被他提到不足为奇，因为文章作者都是伽利马出版社网络中的文人。该社旗下的作者马塞尔·阿尔朗7月11日在《戏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占了两栏的篇幅，标题带有恭维色彩：“一位作家诞生了：阿尔贝·加缪”。阿尔朗将《局外人》复述和引用了一遍。这是一篇赞扬的文章，但是写得并不精彩，评论的时候有些勉强：“不管我们对这种思想持何保留意见（我认为与这种思想相对，我们能感觉到某些其他的思想正在形成），重要的是加缪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语气令我们感动。”《戏剧》是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周刊，而文章的结尾有助于促销该书：“……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1942年9月《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自家的杂志当然更要说好话——也同样显得乏味，尽管没有那么俗套。作者费埃希认为加缪的作品表现出一种隐藏不露的“凶恶”倾向，因为这部小说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表达其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费埃希还是称赞这部小说“文笔朴素、准确，表达的主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悲剧性，让人感觉到某种批判精神。”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加斯东就看过其中的评论：“……一部杰作，一部‘陶冶灵魂’的作品，因为其中恰好没有任何说教。”加斯东没有向加缪提到，在阿尔朗的文章发表一周后，自由区的《费加罗报》登载了批评界权威安德烈·鲁索的一篇评论，对《局外人》进行严厉的抨击：“小说的危机（这已是老生常谈）看来日益变得严重。年轻小说家的处女作所暴露出的，常常不仅是才华的平庸。当这变成一种趋势时，更让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鲁索悲叹：这些看破一切的年轻作家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这部小说似乎有意要表现出精神上的被动和道德上的堕落。”文章作者看到了一种“已经形成的才华，……散文家的种种优点”，但是“作品中的现实生活非常贫乏”。这个名叫加缪的作者让人想起“被安德烈·纪德称作背德者的那一类人物”。默尔索身上“没有任何体现人的价值的东西”。

彼亚在里昂一直关注着《局外人》出版后的各种反应，他寄给加缪一期《时代报》的专栏文章。作者埃米尔·昂里约是文学批评界的另一位要人。“我从没有怀疑过昂里约先生是个笨蛋，他写的这篇评论再次印证了我的看法。撇开这一点不谈，他的话其实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局外人》如果赢得赞许将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从鲁索到昂里约，这就是默尔索在被处决的那天所期待的观众。我真想写信给司法部长，建议他把这两人列入陪审团名单，如果他们的名字还不在上面的话。”

有马尔罗、波朗和彼亚站在自己一边，就能够忍受那些专栏评论家的因循守旧和敌意了，加缪带着苦涩这样安慰自己。他在手记中写道：“花了三年时间写出来的一部作品，居然被人用五行字加以嘲笑，而且引文还是错误的。”还有：“说教者猖獗。那些白痴以为选择否定就意味着放弃，以为预言家式的扭捏作态中会有阳刚之气，以为矫揉造作的精神中会有崇高的存在。”

在随笔集即将推出之时，伽利马建议出版《卡利古拉》，但是加缪宁愿等待，谢绝了这一建议。

彼亚还给加缪寄去了一篇莫里斯·布朗肖的专栏文章。在他看来这是评论《局外人》的文章中最富智慧的一篇：“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似乎并未揭示自身的任何真正变化，或者说他所揭示的情感过于简单，比起什么都不说来，反而使他离我们更远，更为陌生，这样的叙述者表现出一种难以超越的客观性。”小说中将司法机构表现为“一种可怕的宿命工具”的段落，让布朗肖想到了《圣殿》的作者福克纳。案件审判的复杂过程在布朗肖看来“人为造作”，彼亚则认为布朗肖“在这一点上完全搞错了，奇怪的是那么多有头脑的人居然没有认识到司法体制的荒谬性质以及法官、律师、证人之类道具的滑稽可笑。”彼亚将波朗写的《塔布之花》寄给加缪，事实上他需要什么彼亚都会给他寄去：“书籍、食品、动物标本。”不知加缪是否已经重新开始创作了？当地的治疗条件还过得去吗？要知道，“《局外人》现在已经随处可见了”。彼亚建议加缪与瑞士的《讷沙泰勒邮报》、《日内瓦日报》和《收藏家报》建立联系，为它们写上两三篇文章后，没准它们就会建议加缪撰写专栏：“这些瑞士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是没有那么浅薄，尤其是不像大多数法国报业大亨那么愚蠢。”

10月份，得到放松的加缪重新投入工作：“弗朗西娜整个9月份都跟我在一起，现在她走了，我必须独自一人待到11月底，到那时我会回到阿尔及尔，可能会在那里定居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很希望能在埃勒·比阿尔或者相同海拔的地方找到一处公寓，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气。“我对于待在阿尔及尔、奥兰或者法国都无所谓。到法国定居我会感到高兴，但是鉴于我虚弱的身体状况，我会死在那儿的。因此理所当然不应该……”尚蓬地区的景色终于“打动了他的内心”：“随着秋天的来临，这里的景致变得相当优美。所有的树木都像是红色或黄色的巨大火焰，阴沉的天空让景物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道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行人。”帕讷利耶的房客们开始离开了：“再过一星期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一位好心肠的老太太（这里的老板娘）了，她就像是从某本妇科书籍中走出来的人物。不过至少我可以继续工作。《鼠疫》的创作已经大有进展，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全部重写一遍。”加缪成了真菌学家：“在没有任何更好的事情可做时（经常是这样），我就去采蘑菇。这种平静的活动能够帮助我忘掉去圣艾蒂安治疗时看到的一切：我从未见过的最苦难的景象。”在他看来，圣艾蒂安比卡比利亚山区还要贫困。与他相伴的，有“三只漂亮的狗”。加缪喜欢柴火的气味：“以前我需要安静，而现在我不讨厌任何人了。要是能够康复、像从前一样生活那该有多好（自打患病以来，我甚至没有跑过一次步）。现在我又觉得自己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当然，最好是我能尝试着乐天知命，而不是去企望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作出决定：11月底就回到阿尔及尔定居。寒冷的天气来了，帕讷利耶的生活变得难受起来：“燕子早已飞向热带地区，而我耽搁得太久了。”很快他就要到29岁了。他申请去巴黎的通行证，打算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首都正在上演《塞莱丝蒂娜》、《哈姆雷特》和辛格的剧作：“总而言之，是阿尔及尔为一切定下基调，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前驱而已。……有时候，我想到健康就像想到一个自己无辜失去了的伟大国度，那里充满阳光和蝉鸣。当我实在太渴望这个国度、渴望它可能带给我的幸福时，就会重新开始工作。等回到阿尔及尔，我的创作会大有进展，但是并不会令我满意，还需要重新开始。……我做事情总会是这样：要想把事情真正做好，就必须重新开始。”

另一篇认真评论《局外人》的文章刊登在《泉水》杂志上，作者是加缪从前在劳动剧团的伙伴亨利·埃勒。埃勒在加缪的小说中看到了多斯·帕索斯的某种影响，认为这种影响使他有可能陷入“写作手法过分机械”的危险，但是“这种单调的叙述，却恰恰非常符合《局外人》的主题。”归根到底，“加缪先生写的不是心理小说或分析性小说，借助于一种崭新的技巧，他成功地赋予了自己的作品以法国最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古典叙事的严谨与纯粹。”埃勒认识加缪，但是并不太了解默尔索这个人物，认为他“没有人的味道，缺乏人性的价值，甚至缺乏人性的真实，尽管小说的唯一框架就是真实主义的愿望。”昔日的伙伴并不一定都是有洞察力的评论家，加缪跟朋友们更容易解释清楚。布朗什·巴兰批评他的作品有些冷酷，加缪在给她的信中说：“《局外人》实际上是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书中人物似乎没有情感乃是有意为之。从这个角度看，您所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这部作品具有双重含义，我试图把默尔索写得自然生动，但这个人物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此外还有一层额外的含义：他是一个系列作品的首篇出现的人物，后续的作品将会使他的象征意义变得更为明显。他所代表的是零起点，而一个处于零起点的人可以获得某种存在。当然还有别的东西，诸如牺牲、忠诚、荣誉、辉煌的人生之类，所有这一切荒诞的美德都保存了它们的意义。”他在信末又写下附言：“我可能于10月28号去一趟里昂，如果您不去的话，我可能会取消这趟行程，但我会在11月底（25号左右）离开帕讷利耶，在里昂短暂逗留后前往马赛。因此很快能再见面了，亲爱的亚洲女郎（布朗什的父亲曾是亚洲殖民地的军官），别忘了我这个朋友，期待着您的来信。”

让-保尔·萨特先生从战俘营回到法国已经一年了，加缪曾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分析过他的著作。眼下萨特在巴黎的贡多塞高中教书，活动极为丰富。他正在完成现象学本体论巨著《存在与虚无》，同时在撰写剧本《苍蝇》，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系列第一部《理智之年》的创作，并且尝试着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抵抗小组，出版了几期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简报，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一度同意为《戏剧》杂志主持一个文学专栏，发表过一篇关于《白鲸》的文章，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决定不为被占领区的报刊写东西。1942年9月，萨特就《局外人》撰写了一篇长达20页的评论。伽利马出版社的总部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萨特不属于该出版社文学部门的智囊成员，但是与波朗和格诺过从甚密，他们向他推荐了加缪的《局外人》。他还读了10月16日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当时该书印了2750册，属于随笔丛书中的第12种，封面为淡蓝色。

萨特关于《局外人》的分析评论是当时最别具一格的，标题带着一种优越感：《〈局外人〉之解释》。我，哲学教师学衔获得者，巴黎高师的毕业生，来向您，年轻人，解释您想要表达的东西：1．您的成功之处；2．您的败笔。萨特很少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评论某位作家。战前，他曾分别为福克纳和吉罗杜写过十多页的评论，只有莫里亚克得到过与加缪相仿篇幅的评论，那篇文章的结尾冷漠生硬：“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然而对于萨特先生而言，加缪先生的确是一位艺术家。对《局外人》着迷的萨特只用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评论文章。他结合当时知识界刚出现的信仰，试图寻找打开《局外人》的钥匙，同时还参照了对《西西弗的神话》的阐释。

如何对这部小说进行归类？在萨特看来，这不是一部叙事性的作品：这种文体“在叙述的同时又在解释、协调，用因果关系取代时间顺序。”这部小说“追求一种持续的时间，一种变化的过程，以及时间不可逆性的明显存在。”萨特因为困惑而感叹：“这部作品由一系列彼此递嬗、缺乏活力的当下时刻构成，在这些时刻的下面隐约可见一架机器的精密结构，我很犹豫是否能给这部它冠上小说的名字。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与《查第格》和《天真汉》一样，是道德家的中篇小说，伴有委婉的讽刺和几幅反讽的肖像，这种类型的小说虽然有德国存在主义者和美国小说家的助阵，在本质上仍然非常接近于伏尔泰的短篇小说。”作为哲学家兼小说家的萨特灵活自如地往来于《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之间，思考加缪就像是在思考自己。伽利马出版社的人不断在说《局外人》是停战以来最好的小说，然而这部有着异域风情的杰作又是晦涩难懂的。与鲁索和昂里约不同——这两个愚蠢之人既不是哲学家，又未读过《西西弗的神话》——萨特透彻分析了默尔索的内心世界：“既非善亦非恶，既非有道德亦非无道德。”这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诞性吗？“如果把人和世界分开来看，那么荒诞既不存在于人，也不存在于世界。然而，由于人的本质特性是他‘存在于世界上’，因此最终荒诞就与人的状况融为一体了。”萨特将自己《存在与虚无》中的海德格尔式概念投射到了《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上。就哲学而言，他对加缪没有作出肯定。而加缪四年前在剖析《恶心》和《墙》时，也没有赞同萨特的哲学。审视加缪作品的萨特表现出了一种亲切的宽容态度：“死亡，多元论，真理与众生无法消除的多元性，现实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种种都是荒诞的集中表现。其实这些主题并不算太新颖，而加缪先生也没有把它们照搬过来。从17世纪起，某种地道法国式的干巴巴的、短浅的、静思默想的理性已把这些主题列举无遗，它们成了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从埃勒到萨特，人们都将“古典”的标签立刻贴到了加缪的作品上。稍后萨特又指出：“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用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不过他对他们的理解似乎并不总是很透彻。”

萨特采用了索邦式的笔调：“我们的作家……”，“让我们来作进一步考察……”，不过也不乏直觉：“所以，采用小说形式传达信息这一事实本身，足以显示出加缪先生既谦卑又骄傲。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既承认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如何解释这部作品在1942年的神秘成功？对于萨特来说，应该将此看作是“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间心心相印。”这句话可以用在所有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上。有时候，萨特在自己喜爱的话题上想发挥一下，但是随即又会泄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沉默乃是话语的真正方式。”萨特的软肋：如何既保持沉默又使用语言？“如何运用概念来表示当下难以理解的、杂乱的种种现实呢？”用一种新的技巧。那么加缪的技巧是什么？“有人（波朗）曾经告诉我，‘这是用海明威的风格写卡夫卡的内容’。”萨特没有看出卡夫卡的内容，倒是加缪曾在萨特的《恶心》中看到了卡夫卡。“加缪先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是人间的，卡夫卡小说要表现的却是不可能达到的超验性：对于卡夫卡而言，宇宙充满了符号，但是我们无法理解，就像我们无法看到布景的背面。对于加缪先生而言则正好相反，人类的悲剧根本不存在任何超验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超过我理解能力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了解这个意义，而且此刻我不可能了解它。一个存在于我的处境之外的意义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我只能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萨特因此认为：“荒诞的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只看到这个世界好的一面。”

《局外人》的风格令萨特着迷，小说中语句的各种拆分方式、对比手法、纯粹的简单句叠加、时间单位的区隔、拟人化倾向、动词的纯粹性和及物性、每个句子单位的独立性，等等，都具有众说纷纭的暗示效果，这些手法的运用极少张扬，只是个别时候有些极端：“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会这样写：‘一座桥横跨在河面上。’加缪先生拒绝这种类型的拟人化手法，他会写：‘在河面上，有一座桥。’”还有更好的例子：“人们说勒纳尔的语言到最后总是‘母鸡下蛋’这样完整的句子，而加缪先生和许多当代作家则可能写：‘有一只母鸡，它在下蛋。’”萨特此时快要完成《存在与虚无》，那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作，难以归类，既不同于博士论文，也不同于抽象的心理学教科书，或者哲理小说。这部关于“存在”的小说锤炼出可以有无数种解释的概念与人物，自为、自在、否定、背信，还对唯我论进行了分析。默尔索不就是一个唯我论者的绝妙例子么？萨特被《局外人》的独创性所打动：“这是一部古典主义的作品，一部有条理的关于荒诞和反抗荒诞的作品。”但他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作者的原意”。萨特没有读过加缪评论《恶心》和《墙》的文章，因此阅读《局外人》是他与加缪的首次“接触”。两位作家通过彼此的写作，这个最好的中介人，相遇了。在写《局外人》的评论文章时，萨特尚未完成《存在与虚无》有关道德方面的最后一章，他将自己这部重要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当然也是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观点）用到了默尔索身上，用到了这个人物实际表现出的以及他所声称的反道德主义上：“本体论自身并不能表达道德原则。”加缪和萨特都在直面如果人不信仰上帝，如何确定道德基础这一永恒的问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关于“目光”的论述既复杂又深刻，而他在审视陌生作家的作品时，目光往往惊人的犀利，远不同于鲁索的那种废话。

在同一期的《南方手册》上，让·格勒尼耶发表了一篇较为简短、才思不及萨特的文章。他称赞《局外人》的语言“枯涩、洗练，有意识地不作渲染”。格勒尼耶回忆起做演员和导演时期的加缪：“我记得在排练《特纳西岱号邮轮》时他扮演的那个未能离开的人物。他表现的不是一个打动我们的无辜牺牲品（要打动人就必须与观众更接近），而是一个看破一切、不懂得与令人厌恶的世界保持距离的纨绔子弟的形象。那仿佛是在表现狼的死亡！”加缪没有告诉格勒尼耶他对这篇评论的看法，但是谈到了他对萨特文章的感受：他既不得意也不失望，更多的是高兴：“萨特的文章是一种典型的‘拆解’。当然，他没有去考虑整部作品中的直觉成分，光凭智力是不够的。不过这是文学批评的游戏规则，其实这样也很好，因为在好几处地方他让我看清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也知道他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正确的，不过为什么要用那种尖酸的笔调？”

作为文坛新秀，加缪现在获得了给法国主要报纸和最好的杂志撰写文章的权利。被占领时期法国出版过许多新书，那些即使不喜欢《局外人》的人也无法忽视这部作品。不仅如此，加缪还拥有了一个读者群。11月，伽利马出版社加印了4400本，半年后又加印了同等数量。但这并没有让身处帕讷利耶潜心创作《鼠疫》的加缪觉得自己真正被理解了。他在手记中写道：“各种关于《局外人》的评论：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写的是‘冷漠’，这个词并不准确，说‘亲切’也许更好些。”他还道出了创作背景：“有三个人被我写进了《局外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我自己）和一个女人。”他没有说仅仅是两个男人，那么那个女人是谁？是伊冯娜·杜凯拉尔，他在私下见面时和书信中常常叫她“女局外人”。

住在巴黎的萨特经常阅读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住在帕讷利耶的加缪则重温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圣经》。1942年9月12日，盟军在北非托布鲁克的一次登陆行动遭到失败。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自由区之间的往来联系保持着畅通。德国人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一带，但是法国的公众舆论却对贝当分子不再寄予太大希望，能够感觉到支持率的回落，尤其是在那些将被强制劳动局派往德国的21到35岁的年轻人中间。患病的加缪不属于这一批人。强制劳动局的这一动员决定促使一些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加入积极的抵抗行动。1942年9月20日，巴黎出现了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的第一期。里昂变成了一个抵抗行动、消息和谣言的中心。彼亚在那里一直关注着加缪，并许诺要去看望他。

加缪开始习惯了维瓦莱的秋天，这里有红色的树林，山毛榉“构成了金黄色的斑块，或者孤零零地长在树林边，如同流淌着金色蜂蜜的巨大蜂巢。”远处不时有美女走过，但是他感到的诱惑已经不像在阿尔及尔和奥兰那么多。加缪又有了必须禁欲的固执念头：“情欲没有任何意义。它并非不道德，但产生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不想创作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但是唯有贞洁才能让人有所进步。有时候——当你让情欲摆脱了道德约束的时候——它是一种胜利，但是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失败，唯一真正的胜利是继它之后才会得到的，那就是贞洁。”几天之后他又写道：“放纵的情欲会导致一种以虚无方式看待世界的哲学，而相反贞洁却会赋予世界以意义。”稍后，这位唐璜故意显得看破一切，用几乎玩世不恭的语气写道：“爱情之外的女人是令人乏味的，而她们却并不自知。要么只跟一个女人生活同时保持沉默，要么跟所有女人上床并去行动。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别处。”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性道德观？即使上帝不存在，加缪也不允许自己为所欲为。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常常就是减去情欲后的工作。在手记中（至少是在他未剪掉的手记中）他腼腆、谨慎、隐秘、自我审视，提到了一个中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构想：由于源自内心的某种要求，主人公拒绝别人向他提供的一切东西、一切得到幸福的机会。他糟蹋了自己的婚姻，卷入到一些并不令他满意的私情中，一直在等待、在希望。”性在加缪眼里常常显得荒谬和无关紧要，但感官享乐和幸福则不同。“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对未来要写的各类叙事作品都已有了打算，走出《局外人》之后——不过一位作家能够真正走出自己已经完成并发表的作品吗？——他重读了自己已经写的和已经出版的作品，然后埋头工作。这个时期，波朗给诗人让·莱斯居尔写过一封信，后者在巴黎办的刊物被禁后，转到布鲁塞尔以《沉默练习》的名称继续出版。波朗在给他信中说：“您愿不愿意读几页加缪关于荒诞的作品？写得非常漂亮。”就这么一句话。

加缪正在创作的小说既有社会意义又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局外人》中，社会内容只是隐约可见，例如在机械愚蠢的司法机器中。对于《鼠疫》而言，社会内容与历史内容将会更为重要或者更为明显。加缪的志向远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要学会的艺术是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移植到想要别人感受到的东西里面去。头几次的成功只能算侥幸，再往后就需要有真正的才华来取代偶然性。换言之天才的最初显露都有着侥幸的因素。”他写的是“天才”，而报纸评论了解到的仅仅是他的才能。

当时有一种治疗结核病的方法是让病人住到高海拔地区充分吸氧，而事实上高海拔地区的氧气稀薄，无法降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医生们当时认为病人越是到高海拔的地方，就越是能增加红血球的数量，这样就能弥补由咯血造成的失血。按照这种理论，病人应该尽量多吃红肉，熟的当然好，生的就再好不过了！医生们还鼓励病人喝红葡萄酒并补铁。加缪就是这一医学神话的牺牲品。另外一种疗法则近乎巫术：通过让肺部下沉和萎陷使其得到休养。加缪避开了结核病疗养院，但是却来到了法国高海拔山区，来到了按照当时的医学观念有助于治愈结核病的地方。他陷入了浪漫的遐想之中。“远离了青春。不是我主动远离人与事（我做不到），而是人与事离我而去。青春从我身边溜走了：这就是患病的代价。”

他接受了患病的现实，同时决心尽快康复，他不希望被疾病控制，而是希望能够控制住它：“疾病是一所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

盟军在北非战场占据了优势。1942年11月初，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了对隆美尔非洲军团的决定性胜利。11月8日，美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0日，奥兰落入了盟军之手。驻扎法国的德军越过了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分界线。11日，意识到与阿尔及利亚和亲人的联系被切断的加缪在手记中写道：“就像一群老鼠。”在此之前几天，彼亚预见到了局势的新发展，他在给加缪的信中说：“很显然，维希当局已经在为美国人介入达喀尔做舆论上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明天就会匆忙占领法属西非国家。况且，达喀尔并非阿尔及尔的近郊。蒙哥马利发动的进攻肯定是认真的，它能取得胜利吗？至少还要几个月的时间，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之间才会有完全被切断的危险。”奥兰的弗尔一家正在担心。彼亚在信中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弗朗西娜担心的。”在美军登陆阿尔及利亚之前，弗朗西娜曾经感到害怕，阿尔贝觉得她没必要那么紧张。

加缪错过了最后一批轮船，因而无法回到阿尔及利亚。与此同一时间，伊夫·布尔儒瓦的妻子则无法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去和丈夫团聚。这位曾与西蒙娜和阿尔贝结伴到中欧旅游的教师，目前是被德军俘虏的军官，同意在一家工厂里担任翻译，而被俘的军官本可以不为德国人工作。简而言之，布尔儒瓦在为德国人效力，并建议让自己做护士的妻子也到德国工作，但是她却无法从阿尔及利亚到达德国慕尼黑。

现在，加缪的手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于撰写《鼠疫》第二稿，以及一个题为《误会》的剧本，这个剧本最初的标题叫《布杰多维奇》。虽然每隔半个月，加缪就要去圣艾蒂安接受人工气胸治疗，但他从未让结核病主导自己的生活：“疾病将我的生活打上了叉，然而也可能为我提供了一道防线。最理想的是从中获取力量，同时拒绝它所带来的弱点，愿它成为在我需要时能令我更为坚强的一种退隐。如果必须为此支付痛苦和与世隔绝的代价，那就支付吧。”加缪在各个方面都感到窒息，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他不能与周围的人说话，现在自由区已不复存在，大家都得低声说话，靠墙根走路。从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加缪获得了创作灵感：“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每个人所遭受的窒息，表现我们曾在其中生活过的那种被威胁和流放的氛围。同时我也想将这一阐释扩展到人类存在的普遍状况。《鼠疫》将描绘出一批人的形象，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曾经思考、沉默，并且经历过精神上的痛苦。”与此同时，阿尔贝还就反抗的主题写下了一批笔记。他正在艰难地、缓慢地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他不是一个急于写出东西来的作家，他的生活从未像目前这样有条不紊。被迫住在山区反而适宜于搞创作。他可以去圣艾蒂安或者里昂，还可以梦想着去巴黎逗留几天，但是穿过分界线需要有通行证。战局的变化让法国人感到措手不及。

彼亚认为安省沃特维尔的一家疗养院比帕讷利耶更适合加缪，应该去更高的地方，那里的空气永远都是纯净的，费用问题他会跟马尔罗商量，他们会再一次争取伽利马出版社按月向加缪支付报酬，加缪自己完全不用去操心。《巴黎晚报》和《进步报》在里昂停止了出版。彼亚建议加缪到内政部阿尔及利亚分局去做个登记：被战事滞留在法国的北非法国人可能有权获得一份补助金。让·普雷沃斯特在里昂还帮加缪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去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的报名，只要打通几个关系，圣-伊莱尔-杜维的大学生疗养院也许就会接受他住进去。波朗亲自出马，希望加斯东至少在6个月内每月付给加缪2500法郎。在给加缪的信中，彼亚说加斯东的“关照有些漫不经心”。他表示出的是一种聪明而谨慎的慷慨。问题终于解决了。彼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加缪。加缪询问波朗，是否有可能在巴黎找到工作？被让·普鲁沃斯特解雇的彼亚也打算返回首都，到一家旧书店与朋友一起做事，实际上他是想要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所以采用了隐晦的说法。12月3日他给加缪写信：“可能会有另外一项活动让我留在这里（里昂）。”12月7日：“最近我会去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旅行三到四天。”

为了取道西班牙返回阿尔及利亚，加缪打算穿越比利牛斯山，并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彼亚。《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创办者让-皮埃尔·弗尔可能住在法国西南部一带，他应该知道秘密交通线。彼亚在信中说：“关于拜访弗尔的可能性，上次给你去信后我曾经研究过，甚至还到佩皮尼昂采访过各色人等，确信眼下是可以见到弗尔的，但是，这并等于说他就会轻易见人，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才能最终见到他。我还觉得，越是贸然行事，就越不容易跟他搞好关系。况且，这样一段路程的开销很大，极有可能漫长而艰辛。根据您上一封信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您不应该马上就去见J·P·弗尔。”彼亚这里可能是将让-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弗尔兄弟俩弄混了。

既像兄长又似父辈的彼亚在为加缪担忧，想象他在山上冷得要命，艰难地去圣艾蒂安接受气胸治疗。他可能真的应该到气候更为宜人的滨海阿尔卑斯、圣-保罗旺斯山区去生活。在那里他可能会更自在一些。在提到阿拉贡和马尔罗的近况时，彼亚的用语不再那么隐晦，以他们妻子的名字来进行代指，说爱尔莎夫妇（即阿拉贡夫妇）住在德龙省的一座废弃农场里，爱尔莎的丈夫靠伐木给家里取暖。若赛特（马尔罗的伴侣）住在科雷兹。他们两家人都在不停地更换住址和环境。等加缪拿到通行证去里昂看彼亚时，“我肯定会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您”。

波朗在与加缪通信，希望能在巴黎认识他本人。能不能为他找一份不太累的工作？在谈到自己的作品《塔布之花》时，波朗既出于天真又出于挑衅，写了一张书法极为漂亮的区间通信卡，上面有一个多次重复、非常容易辨认的字眼，可能会引起审查者的注意：“您已经在怀疑，如果一名做事有条理、有‘科学头脑’的恐怖分子被迫要成为修辞学家的话，那么基于相同的法则，修辞学家同样要被迫成为恐怖分子。如果您同意的话，他的这种处境可以说是荒诞的。”审查者和警方正在寻找抵抗战士与恐怖分子，假如一个法国警探或是盖世太保看到这些字眼，会不会将其视为文学界的恐怖主义？

欧洲的战事变得对德国人不利了。12月底，冯·保卢斯将军的部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在法国人看来，轴心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吕西安·勒巴泰写了一篇冗长而无耻的抨击性小册子《瓦砾》，攻击战前法国的“腐败”，对德国表示支持。伽利马借口纸张不够，拒绝将其发表。

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诗集《爱尔莎的眼睛》从瑞士回来了。作者阿拉贡在诗集的前言中说：“最近一段时期，有些人的华而不实令人厌恶，而我却要讴歌真正的人和他的武器，现在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