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年满三十。人的首要机能就是遗忘，公允地说就连自己做过的有益之事也会忘掉。”在巴黎拉雪兹街靠近塞弗勒-巴比伦地铁站的水星旅馆已经安顿下来好几天的加缪，对自己的现状颇为不满。他继续为《鼠疫》的创作做着笔记：“在思想领域，我们所能做的最节省精力的事情就是承认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同时关注人本身。”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世界是难以理解、没有意义的，但是在1943年的这个岁末，世界的政治与军事进程正在改变着方向和意义，德军的东部防线将于12月被突破，已经登陆意大利的盟军在卡森山一带打响了战斗，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解放法国的部队总指挥，甚至在亚洲盟军也重新展开了攻势。虽然日本人发动过几次突袭，美军还是占领了马绍尔群岛。苏联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国际歌》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国歌。在盟军士兵当中，阿尔贝的兄长吕西安·加缪中士隶属于防空部队的第一炮兵连，后来在意大利晋升为上士，他与数万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人一道参加作战。

在拉雪兹街安顿下来几天后，阿尔贝·加缪写信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这些天来我得找到一个住处，安排好吃饭的地方，还得跑市政府和警察局，挨人训斥，总之一大堆事，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水星旅馆，更确切地说是一栋带家具的房子，坐落于塞纳河畔一个方形地带的中心，周边是亚历山大三世桥、圣米歇尔桥、圣米歇尔大街、沃日拉尔街和蒙巴纳斯大街。去伽利马出版社时，加缪先走瓦雷纳街和拉斯帕伊大街，在蒙塔朗贝尔街转个弯，然后就来到了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他受聘为出版社的审读委员，月薪4000法郎，与作家雅克·勒马尔尚合用一间办公室，后者的知名度高于其得到文坛肯定的程度，加缪觉得这对他不够公平。对于加缪的戏剧作品，勒马尔尚不作评论，不过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曾经合编过一部诗集，得到了审读委员会的认可。到巴黎来之前，加缪曾建议布朗什·巴兰做他的秘书，巴兰没有答应。

靠着薪水和版税，加缪算不上富有，仅仅是手头宽裕了。11月份，他“掉进了400部参加‘七星丛书奖’（由加斯东·伽利马创立）评选的稿件中，这一大堆稿件似乎都等着我一个人看。”加缪和勒马尔尚负责甄选工作。在看完50多本书和手稿后，加缪说他已经头晕目眩。看过的东西都很糟，如果剩下的也是如此，那么费约尔夫妇的儿子塞尔日都可以把他的作文寄来了：“他都会有机会获奖。”

他在水星旅馆的房间有暖气和热水，可以做饭。加缪在那儿接待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和玛丽·韦东。女佣们挥舞着笤帚在走廊里相互追打，老板娘在脸上涂抹亚甲蓝杀菌。加缪发现了几家不错的饭店，可是价格不菲：“无论如何，巴黎还是唯一一座可以——或者几乎可以——让人忘记食品定量配给制的城市。”饭店分为四等，另外还有一种从肋排肉到龙虾的价格都上不封顶的特级餐馆。加缪吃饭的地方，是位于小圣伯努瓦街的小圣伯努瓦饭店，马比荣市场附近的沙尔庞捷饭店，卡内特街的卡斯克饭店、阿萨森饭店、奥古斯丁·舍哈梅饭店、亚历山大饭店，都属于第二、第三等，每餐价格从150法郎到250法郎不等。第四等饭店供应甘蓝、菊芋和甜菜，就像学校里一样，没钱的巴黎人可以花上12法郎光顾300家集体饭店，职员在公司食堂花费15到25法郎。贫穷的知识分子靠“词曲家协会”和“文人协会”的补贴，在歌剧院街付4法郎就能吃一顿午饭。加缪向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大吐苦水。他好几个月没有去剧院了。高乃依的《苏莱纳》被法兰西喜剧院“挖掘出来”来搬上舞台，深深打动了他，因为剧中的诗句美妙绝伦，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如此强烈的震撼。加缪的巴黎生活纪事最后提到了乔伊斯的《代达罗斯》，即《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初版的问世。有些时候，加缪在某个地铁站与伽利马家的人分手道别，他双颊瘦削，面色苍白，步履笨拙，因为怕冷紧紧地裹在米歇尔·伽利马送给他的大衣里，衣领竖着，看起来很凄惨的模样，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一个在充满敌意的、灰蒙蒙的、悲伤的城市中的异乡人。

加缪用暗语告诉费约尔夫妇他在为抵抗组织工作：“你们知道我还想做一些新闻方面的工作。这方面一切顺利，我竭尽所能发挥自己那点小小的才能。”他与“战斗”组织取得联系，并成为“战斗”组织派驻国民解放运动的代表，但是他不碰武器。他告诉费约尔自己担心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和平需要等待太长时间才能到来，那么和平就没有意义，或者只对某些骗子和懦夫有意义。”他认为巴黎人是乐观主义者：“当我们备受威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希望。”

在距水星旅馆两百米远的地方，德国人——国防军、党卫军、托兹组织，这些绿色、棕色和黑色的鼠疫病菌——占领了宏伟的吕特西亚饭店、参议院大楼、蒙田中学，以及塞纳河右岸协和广场的克里永饭店、里沃利街被当作德军司令部的默里斯饭店。在拉斯帕伊大街和圣日尔曼大街，德军的小汽车、卡车与使用煤气作动力的汽车和自行车改装成的出租车混杂在一起。所有大的十字路口都竖立着德语路牌。一发生恐怖袭击，法国警方就会连夜张贴红黑色或黄黑色的布告，上面写有被报复性枪决的人质的名字。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深蓝色制服的保安队员占领了圣米歇尔大街的圣路易中学，对面就是索邦大学和德国人开设的图书馆，该图书馆的管理者之一是罗贝尔·布拉西亚克，一个总爱打嗝、富有才华却投靠了德国人的作家。早上，行人们常常发现画在墙上的V字或者洛林十字。加缪认为“在这个依旧和暖，落叶在人行道上飘滚的秋日，巴黎……太美了。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空无人迹的十字路口。……此刻这座城市散发出一种它将再也找不回来的庄严气氛……在街道的转角处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和面孔。”女人们踩着高高的木跟鞋子摇摇晃晃地走着。没有丝袜的女人会在腿上涂上一层近似丝袜的颜色。“这座城市流露出一副逆来顺受的囚犯模样，令人想逃离或者打碎什么东西。可是，人们还是克制住了，继续前行。”阿尔贝把写给弗朗西娜的书信，通过住在葡萄牙的诗人阿尔芒·吉贝尔转寄给她。

12月20号，他读完了参加“七星丛书奖”评选的全部稿件。他看到了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过的克洛岱尔的《缎子鞋》，“里面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他写道，不过没有说他指的是什么。

他的日子凑合过得去。一位“执业医师”在替他治病，费约尔夫妇希望找一位聪明体贴的大夫，加缪觉得不必要求过高。在他看来，病患和医生的关系“绝对是扭曲的，不平等的。双方都在装腔作势。我的那位大夫最后终于得知我是写书的，他立刻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结核病的书，我们是同行。我向他表示祝贺，他也祝贺了我，我们俩演了一出通俗喜剧。”医生一本正经地向他推荐“感冒康”来治疗他所谓的流感。12月12号这天，他告知费约尔夫妇他会将一位从奥兰来的、困在法国的朋友送到他们那里去。暗语：“这位朋友身体孱弱，因为她得了一种遗传性传染病。”原来她是一个犹太人。加缪必须待在巴黎工作。白天累得精疲力尽，只有在晚上，他才能抽出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和大家一样，渴望一切意义上的和平。”每封信里他都会念叨：“我有一本书要写。”在提到弗朗西娜时他说：“也许她会重新找回幸福的感觉。”1944年初，加缪欣喜地与厄特利夫人再次见面，她带来了费约尔家送给他的食物。“这一切让我更加坚信没有救世主，只有朋友。”伽利马出版社和“新闻工作”令他忙得不可开交。“《鼠疫》的创作就和这种传染病一样时睡时醒，接着再度昏昏入眠。”

接下来的日子他又为萨特的戏剧《禁闭》奔忙。加缪说，这是一出“关于地狱”的剧作，“剧情发生在路易·菲利普风格的沙龙里（正像是地狱），既不分幕也无舞台入口和出口——这会让舞台调度颇为棘手。”预计上演《禁闭》的剧院由盖世太保资助，还在筹建之中。加缪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频繁见面，他是在1943年6月《苍蝇》一剧的彩排中认识他们的。加缪对萨特曾颇为留意，萨特对加缪则没有那么重视。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关系密切。萨特通常不太喜欢和男人待在一起，但是加缪这位既当演员又当导演的作家，却让他着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来扮演《禁闭》中的加尔散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导演呢？刚开始的时候，加缪答应了。他们在加缪寄宿的旅店房间和绰号“海狸”的德·波伏瓦在塞纳街路易斯安娜酒店的房间里排练，或者在萨特和西蒙娜的朋友旺达·科萨克维兹以及奥尔加·巴尔贝扎家里。奥尔加的丈夫马克是一家制药厂的老板和杂志《弩》的出版商，同时也是《禁闭》一剧的出品人。几个星期后，警方怀疑奥尔加参与了抵抗运动，她被逮捕了。萨特被人强迫要用有名气的导演，而不是籍籍无名的加缪，后来他在老鸽棚剧院上演了《禁闭》，由一些职业演员担纲，加缪于是放弃了在这出剧里扮演角色和担任导演。他给萨特寄去一封解除双方约定的短信，西蒙娜觉得这封信写得“很迷人”。

加缪和萨特喜欢在海狸既激动又挑剔的目光注视下大笑。萨特在“花神”咖啡馆写作，偶尔也去“两个丑八怪”咖啡馆，这两家咖啡馆都位于圣日耳曼德普莱区，在此出入的既有抵抗德国占领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有法奸和观望派。水族馆似的圣日尔曼区麇集着法奸，其中包括阿兰·洛布罗、拉蒙·费尔南德斯和雅克·夏尔多纳。花神咖啡馆的一个伙计帕斯卡尔被加缪取了个绰号叫作“笛卡尔”，这让海狸感到不快。加缪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质朴和愉快情绪吸引着她，但她也为“他身上的拉斯蒂涅克一面”而着恼。萨特个头矮小，身板敦实，按照传统的标准有些丑陋，手上总拿着个烟斗，与英俊、身高1米77、叼着过滤嘴香烟的加缪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谈女人多过谈哲学，彼此都惺惺相惜。加缪没有大谈自己的过往，但萨特对他的了解已足以让他对加缪这个人欣赏有加。萨特身上带有原罪感：他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而忧郁易怒、若有所思、有时沉闷但颇具吸引力的加缪则出身于无产阶级。萨特年长八岁，几乎可以扮演父亲的角色。他表现出兄弟般的情意，从不以师长或保护者自居。海狸感到困惑，觉得萨特对加缪的魅力过于倾倒，就像她自己一样。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开始嫉妒对方，但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给铁爪戴上了天鹅绒手套。在海狸看来，他们“就像两条狗围着一块骨头”（萨特）。海狸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她作为女性的性取向和她对待加缪的实际态度是相互矛盾的。萨特非常喜欢加缪的调侃和他对幸福的渴望，喜欢他那些文笔精炼的作品与他放荡的玩笑所形成的对比。有人向加缪提议加入到萨特的圈子里，加缪似乎感到挺荣幸，但是却一直置身于外围。

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萨特的才华横溢与和蔼可亲令加缪感到惊讶。1943年到1944年的这个冬天他不仅完成了两个剧本（《戏演完了》、《伤寒》），仔细润色了《自由之路》的前两章，还写文章赞美莫里斯·布朗肖和卡夫卡，并撰文对德里厄·拉罗歇尔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存在与虚无》于8月出版，虽然没有卖出去多少本但还是取得了成功。一些人回避对这部雄心勃勃篇幅庞大的著作发表看法。波朗宣称该书对黑市交易非常实用：秤盘的一边放土豆，另一边放上一本正好一公斤重的《存在与虚无》。职业哲学家萨特还出版了《想象》、《论自我的超验性》、《情感理论提纲》和《想象物》。莫里斯·梅洛-庞蒂对参加抵抗运动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让-杜桑·德桑蒂说：“瞧，他想别出心裁另写一本《存在与时间》呢。”法国的大学圈子对这个发表小说、上演剧本的萨特大多也持敌视态度，法国的哲学学术机构里主要都是新康德主义者雷翁·布伦斯维克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存在与虚无》真是怪诞！大学教师们也经常光顾花神咖啡馆，德桑蒂听见两位著名教授、布伦斯维克的衣钵传人勒塞讷和拉维勒怀着恶意大肆嘲讽《恶心》与《存在与虚无》中非常重要的“令人厌恶”一词。因为常常待在咖啡馆，萨特在其哲学著作中会提及自己写作的地方：“毫无疑问，咖啡馆就是一种充实的存在，那里有顾客、桌子、软垫长椅、镜子、灯光，以及烟雾腾腾的环境和嘈杂的说话声、杯碟的碰撞声和走路的脚步声。”咖啡馆的伙计变成了具备自我和自为特征的哲学人物。后来，勒塞讷在巴黎高师评价《存在与虚无》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时，恰恰就提到了咖啡馆的伙计。萨特最早的一批读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他著作中所举例子的现代主义特点，而索邦大学的大教授们是不会从花神咖啡馆、更不会到对面的利普啤酒馆去找例子的。加缪和萨特有时会在利普啤酒馆吃午饭或晚餐，然后再到稍远一点儿位于圣日尔曼大街的朗姆酒馆喝上一杯。

加缪不公开评论萨特的理论，对萨特的那些概念他从来就没有奉为圭臬。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像萨特与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和让·普永那样是哲学上的同道，而是惺惺相惜的作家、伙伴、朋友。多喝了几杯之后，萨特突然对加缪说：“我比你更聪明，是吧？比你更聪明。”加缪既为了凑趣，同时也认为萨特说得对，便点头表示同意。当他看到萨特因为瞅见一个漂亮姑娘而两眼放光时，会问他：

“您为什么一脸憋得难受的样子？”

“我这副嘴脸被你看到了？”萨特答道。

加缪注意到附近一带有许多美人儿，“不像上卢瓦尔省那些掉了牙的丑八怪”。

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为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了一个规矩。萨特受康德概念的启发，创立了他的一套理论，他认定，应该有一种必然的、始终不渝的关系将他和海狸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各自还可以有偶然的、暂时的恋情。这种安排很适合萨特。加缪没有把自己的生活上升到这种道德哲学的高度，他无法解决的是同时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女人的难题。他了解萨特和波伏瓦的游戏，但是不会参与其中。他在路易丝和米歇尔·莱利斯（人种学家和作家）位于奥古斯丁修道士河岸的宽敞房子里也会见到萨特和波伏瓦。萨特有自己的一帮“家族成员”，加缪也有：伽利马圈子里的人接纳了他，尤其是皮埃尔·伽利马和雅尼娜·托马塞（他俩在二战初期结了婚），还有他们的表兄米歇尔。他们一起去夜总会，参加娱乐聚会，喝浸泡桂皮的热葡萄酒。皮埃尔从不喝酒，米歇尔酒量很小，三杯下肚就会喝醉。勒马尔尚、格诺和巴塔耶也是他们中的成员。雅尼娜·格诺很放纵，喝得醉醺醺的，她会逐个问客人们：

“您的性生活过得如何？”

萨特圈子里的雅克-洛朗·博斯特成了做蔬菜牛肉汤、煨牛肉和白汁小牛肉的行家里手，前提是手头能有肉。当时还在实行宵禁，零点过后，大家都必须待在朋友家里直至天亮。

莱利斯夫妇在家中为毕加索的剧本《被尾巴抓住的欲望》组织了一场诵读会。加缪是舞台监督和导演，负责分配角色。他读过很多遍阿尔弗雷德·雅里的《国王于布和戴绿帽子的于布》，以及阿波里奈尔写的的《蒂雷茜亚的乳房》。这部作品兼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演出下午五点开始，观众有让-路易·巴罗、乔治·布拉克、阿尔芒·萨拉克鲁、马塞尔·穆卢吉和亨利·米肖。莱利斯饰演“大脚”，萨特演“矮胖”，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表姐”，“洋葱”一角则由格诺扮演。海狸本来是想演“馅饼”或者“焦虑的瘦女人”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安哥拉羊毛衫，佩戴蓝色的大珍珠项链。加缪拿她取笑，惹恼了她。海狸对一位名叫雅克·拉康的医生发生了兴趣。剧中的一些台词让演员和观众联想到了法国被占领的现实。“大脚”说：“仔细考虑过后，还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炖羊肉的滋味，不过我更喜欢洋葱牛肉片或是做得恰到好处的红酒洋葱烧牛肉。”摄影师布拉萨伊拍了一些照片。身处众人中间的玛丽亚·卡萨雷斯光彩照人，超出了传统的审美标准。她的眼睛又长又大，下巴倔强，嗓音沙哑。这位年方22岁的女演员注意到了舞台监督加缪：他手拿示意拉起帷幕的棍子，敲响三下宣布演出开始，将有关布景和舞台调度的注意事项念给大家听。玛丽亚·卡萨雷斯发现这个年轻男人十分迷人：他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声音嘶哑但干脆，心不在焉又神情专注，侧面显得有点高傲，目光迷离，举止带着傲气和疲惫。他应该当演员，她想。玛丽亚·卡萨雷斯已经凭藉在辛格的戏剧《悲哀的黛戴尔》中担纲女一号而在马图兰剧院崭露头角，电影导演罗贝尔·布雷松还选中她在《布洛涅林园的女士们》中扮演角色。莱利斯夫妇家举行剧本的诵读活动在宵禁前一小时宣告结束。

萨特和加缪没有涉足时髦的文学沙龙让自己的声誉受损，他们既不去加斯东·伽利马女秘书的母亲布多-拉莫特夫人家，更不去弗洛伦斯·古尔德的沙龙，这个美国女人每周四都在第16区马拉科夫大街的家中款待宾客。到她家去的有几个德国军官，如负责出版审查的海勒中尉，任德军上尉的作家恩斯特·荣格，此外人们还能在古尔德家见到差不多各种类型的巴黎人：复古派的皮埃尔·伯努瓦，投靠德国人的马塞尔·茹昂多，逍遥派的亨利·德·蒙泰朗和让·科克托，脾气暴躁、愤世嫉俗的保尔·莱奥托，主张抵抗的马塞尔·阿尔朗和让·波朗。

加斯东计划出版一本百科全书，萨特、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专门撰写伦理学方面的相关词条，后来他们写出了一份“团队宣言”。大家迫切期待战争结束：当巴黎和法国获得解放，这个小组将出版一份杂志。

暂时不用承担丈夫职责的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感受到了职业和友情双重意义上的家庭温暖，他先是被正式聘为秘书，然后又成为审读委员，进入举足轻重的审读委员会，与雅尼娜·托马塞-伽利马共事。伽利马出版社没有正式的等级划分，加斯东是出版社的创始人，他的兄弟雷蒙是其副手，负责出版社的财务，最小的兄弟雅克没有参与出版社的业务。加缪与伽利马家的第二代皮埃尔、米歇尔和罗贝尔关系密切。米歇尔比加缪小四岁，他们形影不离，喜欢在一起大笑，阅读，跳舞。一天晚上，在德国军官常去的塔巴兰酒吧，罗贝尔看见加缪情绪冲动好斗，就一把拉住他说：“你可别干傻事，啊！”

虽然神情傲慢，这个魅力十足的流亡者常常显得疲惫。米歇尔欣赏、喜爱、崇拜阿尔贝。罗贝尔是伽利马家的幼子，也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一位。米歇尔有收入来源，雅尼娜和皮埃尔也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加缪总能衣食不愁。他不再受穷，可是会说：

“米歇尔，你没有经历过穷日子。”（言下之意：不像雅尼娜和我）。

神态威严、有魅力、有计谋、心胸大度但吝惜钱财的头号人物加斯东管理着他的出版社，从法国被占领以来一直在巧妙地左右周旋。《新法兰西杂志》先是被停刊，后来又得以复刊。1940年11月，加斯东错误地写信给投靠德国人的记者、《新时代》杂志主编让·吕谢尔，说伽利马出版社正尽力与德国宣传机构的凯塞尔博士进行“合作”。“合作”是个危险的词，不过当时它还不完全具有1944年时的血腥意味。后来加斯东拒绝出版吕谢尔的书。投靠德国人的报纸《小巴黎人报》、《示众柱》和《我无处不在》对加斯东发起攻击，保尔·里什在《示众柱》上这样写道：“伽利马？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来着？……在安德烈·纪德、马尔罗、阿拉贡、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者的书籍下方，在一些可疑的、腐朽的出版物下方。这些书有害吗？当然有害！……还有一些替以色列作宣传的书。伽利马出版的书里有多少犹太人的名字啊……弗洛伊德！……班达！……亚伯拉罕！瓦尔！伽利马是谋杀思想的凶手！”

如何才能为伽利马出版社这艘大船掌好舵？它旗下的《新法兰西杂志》交由附敌的德里厄主持，在二战期间出版了30期，每期印刷量为5000份，过去杂志的印刷量为15000份。加斯东像巴黎的所有出版商一样，必须执行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的指令。“奥托书单”命令销毁“毒害法国公众舆论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书籍，于是一千多部作品——2240吨——被销毁掉了。为了实施长期生存的战略，加斯东策略性地牺牲了部分作者的书籍出版，其中包括阿拉贡、凯塞尔、马尔罗和莫鲁瓦，但是又给某些“被牺牲者”支付月薪。他和马尔罗保持着联系，而马尔罗则是德里厄的朋友。战争期间，加斯东仍然出版了173800本纪德的书，瓦雷里的116785本，克洛岱尔的183350本，佩玑的18550本，圣埃克絮佩里的119250本。加斯东知道波朗从占领一开始就持抵抗立场，不过得到家族中年轻一辈、加缪以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大部分雇员好感的加斯东在抵抗问题上没有做得像个圣徒，他不想把出版社搞垮掉。马尔罗本该是“七星丛书奖”的评审委员。《我无处不在》对他大肆攻击：“马尔罗乃是共产党和国际纵队的人……既然如此……像帕西奥纳瑞亚那样的共产党人所写的书自然会有机会得到出版。”“七星丛书奖”颁给了演员兼作家穆卢吉，获奖作品是《恩里科》。萨特曾经为了他获奖想过办法。有了“七星丛书奖”，伽利马的作家评委便能将一个伽利马的奖项颁给一个伽利马的作家。为了祝贺穆卢吉，加缪提议到王子先生街他喜爱的一家北非餐馆“奥加尔”吃饭，还邀请奥迪西奥做嘉宾。

1944年初，审读委员会——成员由加斯东决定——的构成反映了出版社的政治立场，其中有全国作家委员会（一个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但欢迎任何人加入的抵抗组织）的成员波朗、让·布朗扎、格勒图伊森。新近被吸收进审读委员会的则有格诺和加缪，但加缪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加入，在巴黎和里昂召开的任何一次会议他都没有参加过，因为1944年初的加缪正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全国作家委员会还有几位漫不经心的成员（阿尔朗、勒马尔尚、布里斯·帕兰）也担任着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总而言之，全体审读委员会都站在“正确的一边”，只有附敌者费尔南德斯除外。

加缪与波朗的关系非常好，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请波朗看了《鼠疫》的一些章节。波朗与雅克·德库尔组织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与韦尔科创办了子夜出版社。加缪与富有魅力的格诺关系也不错。格诺写过一些和他的小说一样优美的诗，比如下面这首：

杜伊勒里我的痛

杜伊勒里我的愁

死去的是塞纳河

死去的是巴黎城

格诺为地下报纸工作，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从事着抵抗活动。马尔罗曾一度拒绝参加抵抗运动，因为抵抗组织既没有武器又缺少金钱，但是现在他加入了进来。

通过彼亚和莱诺的介绍，加缪与“战斗”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943年底得到全国抵抗委员会负责人克洛德·布尔代的约见。布尔代采纳彼亚的建议，希望委派加缪担任知识界出版物《黑色杂志》的主编。他们给加缪提供了假证件，一张名为阿尔贝·马泰的身份证。这位马泰是雅克·马泰和玛德莱纳·帕内捷之子，编辑，1911年5月7日生于塞纳省的舒瓦希-勒鲁瓦。证件的颁发日期是1943年5月20日，在被捕或者被检查的情况下，它可以经得起盘问，因为五月份的所有户籍簿在民政部门临时丢失了。后来加缪又搞到一张出生证，可以进一步证实身份证提供的“信息”。抵抗网络的几乎所有积极分子都持有假证件。萨特没有。从1942年初就加入了抵抗组织的彼亚从瑞士返回法国后，使用过好几个化名，如蓬多、雷诺阿等等。他曾是“战斗”组织驻里昂地区负责人马塞尔·佩克的几名副手之一。1941年8月亨利·弗雷奈和让-居伊·贝尔纳等人组织了“小翼运动”，该团体后来与“自由运动”合并为“战斗组织”，弗雷奈是下属军事机构的领导人。《自由报》和《真理报》这两份报纸也合并到了“战斗组织”的名下。最初，报纸的编辑包括乔治·比多、弗朗索瓦·德·芒东、皮埃尔-亨利·泰特让、雷米·鲁尔、塞尔夫-费里埃、弗雷奈和雅克琳娜·贝尔纳。布尔代负责简报的编辑出版，彼亚分管宣传和发行，同时兼任报纸的总编辑，安排《战斗报》的印刷和销售。由于布尔代不再任职于《黑色杂志》，彼亚建议加缪用他的第二个化名博沙尔重组该报。布尔代被捕后，彼亚成为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候补成员，领导所有的秘密活动。他在全国四处奔波，筹建各地的解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均被法共成员所占据。彼亚把加缪介绍给雅克琳娜·贝尔纳，一位出身良好、化名奥热的姑娘。她与加缪同龄，毕业于国立政治学院。贝尔蒂·阿尔布莱希特对她说：“您愿不愿意为一些解释贝当和贞德不是一类人的小报打字？”雅克琳娜的父亲是一位上校，为《战斗报》提供资助。最初抵抗运动成员想把报纸命名为《我们的战斗》，可这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雅克琳娜在里昂认识了彼亚，又向他介绍了几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和一位印刷工人。自由区被占领后，他们都来到了巴黎。报纸的文章常常是在里昂撰写，在巴黎编辑。第一位印刷工名叫马蒂内，第二位是安德烈·博利耶，化名卡尔东。加缪告诉雅克琳娜他准备好承担一切有用的任务：他能写文章，还会排版。排好的文章经过照相制版后寄给法国15个印刷点。通过邮局或者火车寄送报纸要冒风险。曾有一个标着“保养用品”的包裹被寄到巴黎一位没有事先得到通知的化学用品杂货商那里，他惊慌失措，跑到警察局去抱怨，结果反而被怀疑了。

“您瞧，不抵抗和抵抗同样危险。”加缪对雅克琳娜·贝尔纳说。

她在一间女佣的房间里工作。怎样才能找到“编辑部人员”可以集会的地方呢？一位热心人主动提供了他的房子，但周五除外，因为这天他要接待他的“女朋友”，这个细节让加缪觉得很好玩。雅克琳娜·贝尔纳请一位曾经给她父母当过女佣的比利时人帮忙，后者在第八区里斯本街有一套看门人住的房间。抵抗运动成员于是就在这套房间的里屋集会。如有人来这所公寓找人，会推开门问：

“皮诺瓦先生住哪儿？”

“左边第三间。”

没有人会去想为何那么多人聚集在门房的里屋。加缪后来还是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雅克琳娜，说她可以去伽利马出版社找他。她和加缪都没有从抵抗组织领取报酬。她通过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侍者为加缪搞到几个自行车轮胎，此人是为抵抗组织传递情报的。与萨特和莱利斯一样，喜剧院的一些分红演员和领取固定报酬的演员是全国戏剧协会的会员。萨特参加了《战斗报》的一次会议，自告奋勇“甚至要为被压死的狗而斗争”，海狸则提出为抵抗组织充当联络员。《战斗报》通过瑞士和法国南方的渠道接受捐助，某些捐款托付给米歇尔·伽利马，他把钱存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加缪担任了报纸的主编，这份报纸的印刷较为精美，印张规格为25×16厘米。《战斗报》“只有一个领导：戴高乐；只有一个战斗目的：为了我们的自由。”报纸名称“Combat”的字母“C”上有一个洛林十字的图案。报纸的格言：“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胜利都属于那些从不投降的人。”这份报纸成了“统一抵抗运动”的喉舌，该组织由“战斗”、“解放”和“自由射手”整合而成。1943年12月份出版的第53期报纸宣布“老虎”之子米歇尔·克列孟梭刚被关进了集中营。《战斗报》的发行量从开始时的一万份飙升到25万份。法国人从BBC电台或布拉柴维尔电台的法语节目听到的消息要多于从《解放报》、《自由射手报》、《抵抗报》、《保卫法兰西》和《战斗报》等抵抗组织报纸上读到的消息。这几份报纸代表着抵抗运动，并象征性地将各种抵抗组织联系起来，以它们为核心建立起了一批抵抗网络。它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表明了抵抗运动的生命力，同时它们还发出一系列抵抗的口号，尤其是反对强制法国人去德国劳动的口号：

启程去德国，就等于是背叛

背叛，就等于是死亡

此外报纸还号召人们参加“马基”游击队：

你要是有勇气

就该去加入“马基”

《战斗报》每隔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出一期，后来改成每半个月出一期。1943年12月的那期报纸报道了法国南部的一些消息，以及维希当局针对避难于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师生采取的压制行动。报纸提供了关于抵抗活动的一个大体介绍：

“从11月2日到12月2日，‘马基’、游击小组和上萨瓦地区的游击队员共实施暗杀、处决叛徒、破坏敌方设施、夺取军需补给等行动310次，仅有20来次被警方找到了行动者。夺取的烟草、小麦、罐头等等物资可以装满一列火车。60余名叛徒被击毙。”

报纸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未来的十点宣言，彼亚和加缪应该会赞同其中的内容：“我们不想再要一个在资本主义势力面前软弱无力的议会系统……我们不想重蹈人民阵线的覆辙，也就是说眼睁睁地看着改革由一个软弱的政府来推行，被一些敌对改革的公务人员破坏，还遭到完好无损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这种体制宁愿失去法国也不愿看到它被社会主义化。”戴高乐主义色彩的解释：“我们不想再要一个将行政权交给职业政客控制、让政府内阁每隔半个月就倒台、然后再由同一批人来重组的政治体制。真正的民主不存在于这样的混乱状态中。”法国本土左翼抵抗运动的关键：“我们不希望工人阶级再次遭到一个所谓的领导阶层的排挤。我们希望看到，多年以来尤其是展开抵抗运动这几年来获得了全体国民信任的大工人组织（法国总工会、基督教工会等），能够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版上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的幽灵”依旧》提到了抵抗运动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老调重弹的最后一招”作出回应。很多人都在思考，“既然解放到来之时，共产党将成为唯一有效的力量”，那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平衡呢？《战斗报》断言，无论是在阿尔及尔戴高乐身边的政治力量以及临时政府中，还是在法国本土，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都存在着平衡。共产党人可以参与共同的事业：“因为说到底，即使我们怀疑共产党的善意，它至少也具有一种包括它最恶毒的敌人都始终承认的长处，那就是被称作‘政治现实主义’的调动各种力量、实现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共产党人故意组织暗杀行动，杀死德国人和保安队员，由此引起敌人盲目的报复行动，而这些盲目的报复行动又激起了准备起义的民众对敌人的仇恨。

统一抵抗运动和《战斗报》则认为应该避免挑衅行为，整合力量为盟军登陆时的战役做好准备。他们和法共一样都预备在迎来解放时执掌政权。一些抵抗运动成员认为他们在人数上会被戴高乐当作是可以忽视的力量。《战斗报》刊登了将军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旨在倚仗他的声望：“我的同志们，你们正在进行的抵抗，你们在抵抗中所经受的痛苦，正是法兰西的荣耀和伟大的依靠。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加缪把他的反纳粹资料藏在皮埃尔·伽利马的办公室里。他给雅尼娜口述了几篇为《战斗报》撰写的专栏短文。在印刷工莫里斯·勒鲁瓦寓所女门房的协助下，《战斗报》也在他位于阿布基尔街的家中召开过几次会议。

加缪不是“行动小组”的成员，不负责传送武器和军事情报，也不参加破坏行动。他负责的是筛选新闻、计算篇幅、为《战斗报》招募编辑人员，其中包括伽利马出版社的迪奥尼·马斯科洛。他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办公室还是传递情报的地方。在1943年和1944年那个时期，编写一份传单就可能导致被捕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加缪当时正在创作的《鼠疫》中，那些与鼠疫作斗争的人们并不是作为了不起的英雄来表现的。1944年的3至5月份，“博沙尔”重写了以前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是为《战斗报》撰写的。“面对全面的战争，必须进行全面的抵抗”，这则口号旨在鼓动人们采取行动反对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加缪宣称，同情抵抗运动的人和抵抗积极分子所冒的风险一样大。4月份，他抨击保安队说：“斯卡纳赖尔想比唐璜干得更出色，仆人想要超过主子。”5月份，他描述了一列火车脱轨后80余名被捕人质遭到处决的情形。

他给“团结在全国作家委员会周围的法国作家们的杂志”《法兰西文学》撰写了一篇文章，声讨皮埃尔·彼舍。这个对被捕人质遭到处决负有责任的维希分子后来去了北非，戴高乐命人将其审判之后枪决了他。德里厄·拉罗歇尔后来幻想自己能加入红军，而彼舍则以为自己能够从卖力的贝当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这些想入非非的“计谋”让人目瞪口呆。加缪毫不留情地抨击道：“他每天坐在舒适、隐匿的办公室里签署着法令，却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真切预见，对于许多无辜的法国人而言，那些法令将会变成临终前的黎明，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这些人必须明白，在全法国（包括政府机构），空想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在《法兰西文学》上和两位共产党人艾吕雅及克洛德·摩尔根论战，他们认为加缪的文章不够强硬，把彼舍说成是缺乏想象力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理论上，加缪与波朗和艾吕雅是《法兰西文学》的编委会成员，法共党员摩尔根实际负责的是刊物的出版发行。加缪声明自己赞同处决叛徒和法奸。

在加缪所写的文字当中，对抵抗运动贡献最大的是随笔《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其中的第一封发表在《自由杂志》上。受维尔科小说《海的沉默》的影响，加缪开始展望战后的世界，给一位想象中的德国朋友郑重写信，解释了自己为何“现在赞成使用武力”。他反对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纳粹主义。加缪已经真正摆脱了和平主义的束缚。“我们曾经对人类怀有一种愿望，一种想象出来的和平理想。我们不得不克服这种一厢情愿，……被迫走过了很长一段弯路，现在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第二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小故事：一位陪同死囚的神父发现囚犯中有一人企图逃跑，于是发出警报，犯人被重新抓了回来。加缪在信中谈到法国人民：“倒下的都是它最优秀的儿女，这正是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他憎恨的只是那些“刽子手”和纳粹。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灭绝集中营的所有残暴真相，只知道被盖世太保或保安队抓捕的抵抗战士会遭受酷刑，但是仅此而已。

印刷工博利耶在被捕前一刻自杀了。布尔代和雅克琳娜·贝尔纳被抓进了集中营。加缪担心彼亚也被抓起来，于是打算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去里昂营救他。“博沙尔”不参加军事性质的行动，但是会介入其他的一些行动。他请马斯科洛和他一起偷运一台油印机，玛丽亚·卡萨雷斯陪同加缪一起行动。马斯科洛的衣兜里揣着手枪，把油印机搬上一辆小卡车，在第9区罗什舒阿尔大街昂维尔小花园的一处露天咖啡座与两位朋友重新汇合，那儿是皮条客、法奸和抵抗运动成员出没之所。加缪参与行动并非出于必需，而是为了给马斯科洛以鼓励。此前，马斯科洛和埃德加·莫兰一起加入了法共，罗贝尔·昂泰尔姆和玛格丽特·多纳迪厄（杜拉斯）则加入了“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尔朗上尉。昂泰尔姆在第6区离谢尔什-米迪街不远的杜班街他姐姐玛丽-路易丝的家中遭到逮捕，他的朋友罗丹向小组的其他成员发出了警报，马斯科洛则将此事告诉了加缪。“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的档案、文件和复印件都藏在也位于第6区的圣-伯努瓦街昂泰尔姆的家中，马斯科洛去取出这些材料时，加缪就在圣-伯努瓦街和雅各布街的拐角处为他放哨。

加缪所提供的是兄弟般的援助。马尔罗的游击队有一名军官路过巴黎，加缪帮助他在让·莱斯居尔家里找到一个房间。单线联系的原则做法在抵抗运动成员中未得到遵守，有些人将很容易被破译的地址密码本随身携带。马斯科洛很欣赏法共的抵抗运动成员，觉得他们行事更加严谨，不那么喜欢冒险，不像某些戴高乐主义者那样冲动鲁莽。在一份传单中，让·马斯纳克等法共党员暴露了加缪、弗雷诺、萨特和莱斯居尔等人希望参加抵抗运动和地下组织的事，并且提到了具体的名字。这不啻是一封告密信，因为传单很快就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当莱斯居尔把传单拿给加缪看时，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然而加缪想办一份小报，让其迅速面世，他想以此证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