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的关系人尽皆知，他们在一起时似乎一直很幸福，可是对未来却感到困惑，他们打算移民去墨西哥。法国解放后不久，加缪给一直困在奥兰的弗朗西娜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我得到一个寄送加急信函的机会，我想尽快让你对我的境况感到放心。我有好几个月没有你的音讯，我猜你也没有我的消息。我一切都好，虽然有些疲惫。我没有时间把这两年里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都告诉你。我曾试图到西班牙去，后来又放弃了，因为那样可能会在集中营或牢房里待上好几个月，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那么做，我参加了抵抗运动。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这是我的义务。我在上卢瓦尔工作，不久又到巴黎和彼亚在一起为《战斗报》工作。剩下的事情你也想象得到，我以后再告诉你。六个星期前，我差点被捕，然后我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一些无比美好的日子，起义，创办《战斗报》。现在彼亚和我一起办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离开巴黎，但只要可能，我会尽快给你寄钱去，你就可以来这里了。”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可是在你面前我却说不出话来。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为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感到幸福。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团聚的前提。我有两个原因为之努力奋斗。”

“我见到了阿德雷（一位画家朋友），他向我谈起你。你在一支乐队演奏，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曾因为没有你的消息而苦恼。不过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有钱了，你可以一边做你的音乐，一边好好休息。”

“我会尽快把这封信寄出，我没有耐心等待正常的邮件。如果你能回信的话，把信寄到雷沃米尔街100号《战斗报》报社，或者寄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新法兰西杂志》。告诉我你一直在等我、我重新见到的你将和从前一样。”

“用我所有的柔情拥抱你。阿尔贝。”

“替我拥抱你周围所有的人以及我母亲。”

加缪的这封信就像是写给一位朋友的。用的更像是一位哥哥而不是丈夫的口吻。

弗尔一家通知说他们就要到巴黎来了。第一个到的是加缪喜欢的姨姐克里丝蒂安娜，她很快了解了情况。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妹妹，妥善安排不让她们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知情呢？克里丝蒂安娜知道加缪对女人的兴趣。弗朗西娜和她的丈夫住到了瓦诺街的单间公寓。分开的时间太长了，重逢很难。

有18个月多的时间，《战斗报》每份有两页，按照纸张储备的情况采用两种规格，42×57或24×42，售价分别为1.5法郎和2法郎。1944年6月在安德烈·纪德的公寓开会时就确定了最初几期的内容。从《战斗报》秘密出版时起，报纸就明确编辑是“阿尔贝·加缪、亨利·弗雷德里克、阿尔贝·奥利维尔和帕斯卡尔·彼亚”。几周以后，报纸上的名字变了，改用小写字母印上“彼亚，社长；阿尔贝·加缪，主编……”头三个星期里的第一批撰稿人包括保尔·博丹、乔治·阿尔特舒勒尔、伊冯娜·阿尔梅拉、师范学校毕业的皮埃尔·考夫曼和摄影师莫里斯·埃德。10月份和11月份让·鲁热尔、雅克-洛朗·博斯特、热拉尔·雅洛、让·格勒尼耶、米歇尔·安克尔、塞尔日·卡尔斯基、梅里·布隆贝尔热以及一些具有作家气质的年轻记者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亨利·卡莱、阿尔贝·帕勒、亨利·托马也加入了，这些人都是随机招来的。阿斯特吕克起初在《自由射手报》工作，当时该报的负责人之一马塞尔·富里埃是共产党员。加缪在走廊里和阿斯特吕克邂逅，怂恿他到《战斗报》来上班。他还聘请罗歇·格勒尼耶负责戏剧批评栏目，后来格勒尼耶把这个栏目让给雅克·勒马尔尚，自己跑去做报道去了。在解放首都的日子里，萨特发表了《起义中的巴黎漫步》。出于友情，他的名字以粗体字出现在报纸头条。《战斗报》没有忘记宣布萨特的作品《墙》将在广播里播出，朗诵者是米歇尔·维托尔德。萨特受美国人之邀前往美国，并寄来几篇报道《一个法国人在纽约》和《一个法国人在洛杉矶》。他发现舞厅是一种无害的消遣方式。食物供应充足。萨特还给《战斗报》寄了几篇文字艰涩的关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经济类文章，这让加缪和彼亚挺恼火。其余的文章，他给了《费加罗报》，这家资产阶级日报和《战斗报》一起分享萨特在美国写的更加生动的报道。不过加缪还是原谅了这位朋友的小过失。

彼亚和加缪从来没有忘记马尔罗。起初《战斗报》公开表示担心，因为作家可能已经在科雷兹遇害了。后来马尔罗出现在巴黎，《战斗报》在报纸头版刊登了这位英雄的照片，他头戴绣有五条军衔线的贝雷帽，手上拿着香烟。随后，虽然报纸的版面不大，还是刊登了《与天使战斗在一起》的片段。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对《战斗报》而言，文学与卷入当代重大事件的人同样重要。彼亚尊重马尔罗，但对萨特这位“空想哲学家”却心存疑虑。博斯特穿着战地记者的服装——美国的夹克衫和军用高帮鞋多么方便啊！——迅速赶往前线，近距离观察马尔罗上校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旅。博斯特注意到很多军官站在第一排。“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没有用”，上校说，“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一大批难以替代的军官，但必须让士兵们看见他们的军官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战斗报》的通讯员，尤其是博斯特这位富有魅力的活跃的战地记者，其品行和报社的社论撰稿人一样高尚。博斯特写了一篇文章，讥讽那些冲着士兵叫“小伙子”的同行。负责外国政治报道的考夫曼不太爱说教。亨利·卡莱在旁听针对几名因黑市交易被判入狱50年的美军士兵的审判时，大为动情。卡莱为这几名军人辩护，他们得以减刑。他质问那些抽黑市上买来的香烟的读者说：“这种美国烟的味道，你们觉得如何啊？”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战斗报》的文章和报道很生动，但有些传统，不过没有《费加罗报》传统，也不像《世界报》——该报于1944年12月出版——那么字斟句酌。加缪——当时用的是叙埃多纳的笔名——对于贝尔·伯夫-梅里创办的这份报纸很不满。他觉得，《世界报》的一本正经、印刷格式和纸张规格都让人想起业已作古的《现代》。加缪-叙埃多纳相信《世界报》是由戴高乐创办的——这是真的，也是为将军本人服务的——这不是事实。加缪认为《世界报》怨恨抵抗运动。他写道：“《战斗报》是用印出过《巴黎人报》的印刷机印刷的。《时代报》的机器运转得那么熟练以至于都不需要冶金工业委员会的补贴来做严肃的工作——给抵抗运动抹黑。”这些话说得很粗俗。《世界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与《战斗报》的作家主编之间爱恨交织，充满矛盾、误会，明褒暗损的故事从此开始。字斟句酌写出来的社论——有匿名的，有作者名用缩写字母A．C．，A．O．，P．H．（即阿尔贝·加缪、阿尔贝·奥利维尔、弗朗索瓦·布吕埃尔），还有署名的——言辞尖刻。加缪给新闻工作确定了标准。解放几天后，他宣称“我们决定取消政治，代之以道德……”他转发了彼亚发表在《共和晚报》上的关于新闻手法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闻学理论。海德格尔不是曾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吗？加缪也提出一些和本行业相关的问题：新闻应该是什么？在维希分子离开后，新闻将提供些什么？在几个月里，加缪反复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回答。

《战斗报》的印数达到了18.2万份，但是有时会“销路不畅”，有30％卖不出去。加缪的职业伦理道德论惹恼了一些竞争对手。这个乳臭未干、喋喋不休教训人的讨厌鬼是打哪儿来的？他的巴黎同行几乎或者完全不知道他曾为之写过稿的阿尔及利亚报纸。加缪很自然地使用具有集体威严感和表现一致性的“我们”一词：“我们想要什么？是一份清楚的、有魄力的、措辞得体的报纸。”先不谈“有魄力”，他希望报纸至少不受金钱控制，希望报纸“说真话，让公众理解自身的优势”。在他看来，一张好的报纸追求在读者中得到最多的共鸣，而不是最少的。在新版的《战斗报》发行十天后，加缪觉得“不太满意”，他想起了《保卫法兰西》：“当然，在攻陷梅斯第二天，当我们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后，再读到一篇报道玛琳·黛德丽抵达梅斯的文章，我们不可能不生气。我们永远有理由对此感到气愤。”他补充道：“这不是说我们认为报纸必须枯燥乏味。”他反复强调：“很简单，我们不认为在战争期间明星们的花边新闻一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鲜血或者一个民族追求真理所付出的努力更有意义。”他没有思考过是否会有两种，或者更多种类型的公众。他发现战前的一些报纸有一种“轻佻城市少女式的冲动”：“它们希望快速传达信息，而不是提供正确的信息。真相在这种报纸那里不是赢家。”在《战斗报》就和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一样，加缪希望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不要在条件式——表达担忧或者持保留意见的语式，《世界报》也用这种语式——面前犹豫。可是有时候《战斗报》也犹豫呢：据俄国电台报道，希特勒可能死了……《战斗报》也会犯错误。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里，读者阅读这份报纸时可能会以为佛朗哥西班牙已经解体了。

加缪认为新闻批评“等于要求主要文章要有内容，假消息或者不确定的消息不能当作真的消息来公布。”在这位作家、观察家和政治演员看来，“新闻少不了批评性的评论。”可是我们必须把新闻同评论分开。加缪没有注意到仅仅选择某些事件本身就等于是一种观点。他还要求“色彩”，一种风格。他质疑个体才华和集体诚实。一些读者支持《战斗报》的客观，成为订户。加缪回忆起彼亚受尼赞启发，发表在《共和晚报》上的分析性文章，“小心翼翼地，客观地，谨慎地”把记者定义为“简而言之，是时刻关注局势的历史学家”。报纸不应该为体制服务，加缪请青年通讯员和老一辈的评论家要对此提出质疑。在这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有时感到疲乏。纪德说过：“新闻工作的一大过失就是当你有时没有写作欲望也强迫你写。你没有灵感，天气闷热，笔不好用，思维不畅，怎么也写不完一句话。”

为了使《战斗报》具有一定特色，彼亚和加缪欢迎文学家，比如纪德或者贝纳诺斯。加缪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打着作家旗号的记者。他会把一些问题记下来，在《战斗报》的报头上写点笔记：

人类的危机

或者我们可以相信人类吗？……

或者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值得人赞美的事情，

因为无论是从绝对唯物论的角度，还是从绝对唯灵论的角度，

这都不可能。

加缪的社论有他的套路：一个中心思想，两个例证，三页的篇幅。他记笔记、写草稿然后向秘书口述正文。当然，他为报纸写的文章没有文学作品那样修改得多。在彼亚的支持下，他在《战斗报》出版的头两个月提出了政治道德与道德政治的原则：“我们不相信终极革命。”加缪不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说他曾经当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话，现在也不再是了。他不相信历史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结束。“革命并非反抗。四年的抵抗运动，其实是反抗，也就是固执地——一开始几乎算得上是盲目地——完全拒绝一种想让人们屈膝臣服的秩序。反抗，首先是内心反抗。然后反抗进入思想的时候来到了，情感变为想法，本能的冲动以具体的行动告终。这就是革命的时刻。”

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是主要的革命榜样。所以加缪强调指出：“革命，并不一定等于断头台或机关枪，或者不如说，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是机关枪。”他接受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点儿暴力。他明确了《战斗报》想维护的社会的类型：“我们希望法国实行集体经济和自由政治。”他谴责资本主义，信任社会主义，却没有说明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在集体主义制度——这是一部分他这辈人的梦想和独角兽——下发展。英国的工党政策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加缪有吸引力，他宣称：“我们希望立即实现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都不知道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中美洲的“人民民主”绝对和人民无关，也不民主。阿拉贡说过：“要用当时的话说当时的事。”“人民民主”这种说法存活了很长时间。

随着肃清、惩处、清除法奸运动开始，对加缪来说，一个道德问题出现了。经济界的肃清没有知识界厉害。特别法庭对记者和作家比对“大西洋墙”（二战时期德军的海岸防卫体系）的修建者更感兴趣。加缪觉得不要大规模肃清但要认真肃清。在《法兰西文学》和全国作家协会，阿拉贡、艾吕雅、邦达、维尔科、摩根、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支持肃清运动的极端复仇者的姿态出现。我们不能不提到摩根，他写道：“吉奥诺的缄默本身就是犯罪！”出版界的肃清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些曾执行过党卫军宣传命令的编辑——如让·法亚尔——，老资格的社会民主政治家——如弗朗西斯克·盖伊——，共产党人——如皮埃尔·塞热——，以及一些“浮沉子”——如萨特。这些主张肃清的人聚集在爱丽舍宫附近的一家私人酒店。某些人参与抵抗运动越少，就越希望惩罚妥协的同行和法奸。记者让·奥贝莱从伦敦赶来揭发肃清中的“小富基埃-坦维尔”。《小臼炮》的让·加尔捷-布瓦西埃成了鸽派，《基督教见证》的哲学家加布里耶尔·马塞尔也是。

公认的抵抗运动战士波朗和莫里亚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944年9月，波朗从《法兰西文学》编辑委员会辞职，因为《法兰西文学》曾公布过一个被驱逐的百名作家名单。他还离开了全国作家协会。加缪和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和《战斗报》上论战，立场对立。加缪也退出了全国作家协会，他对波朗说：“恳请您通知同志们我辞职了。……在客观精神被视为不怀好意的批评，单纯的道德独立难以为人接受的氛围中，我感觉非常不自在，以致难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您瞧，当缄默对我的诱惑明显越来越大时，这种做法是退出的第一步。”作为基督徒，莫里亚克想到了仁慈；作为布尔乔亚，他关注法国人的和解，在他看来这是必需的；他也许多多少少还想到了他的兄弟，曾在贝当政权医师公会当主席的皮埃尔·莫里亚克，所以他指责主张肃清的人说：“我们的任何愿望都比想把屠夫和受害者的身份对调要好。第四共和国无论如何不能穿上盖世太保的靴子。”加缪则认为报纸上针对个人的攻击太多，太过夸大其词。他担心最终大家会采取与占领时期的报界截然相反的立场。他厌恶死刑，厌恶法国司法机关的附属品——断头台。他从来没有忘记母亲和外祖母对他讲过的事：他父亲执行死刑回来，呕吐了。这个故事——也许是父亲留给他的主要遗产——一直烦扰着他。他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此事。

起初，加缪在社论里没有说出全部想法。莫里亚克——《鸭鸣报》把他叫作“重罪法庭的圣弗朗索瓦”——只提到仁慈这个理由。加缪则提到了正义。曾当过长途卡车司机，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莫里亚克谴责加缪是“站在一项未来的事业的高度”发言，这让加缪感到不快。“每次说到肃清，我就会谈起正义，”加缪写道，“而莫里亚克谈的是仁慈。仁慈的美德相当奇特，以致我呼吁正义似乎是在为仇恨辩护。听到莫里亚克说的话，好像我们在处理日常事件时必须在基督的爱与人类的仇恨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好吧！我们的回答是：不。”这两位作家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巴黎文学界和政界关注着1944年10月到1945年之间的这场冲突。围绕肃清，好几场论战开始萌芽，但没有一场像31岁的加缪对阵59岁的老前辈莫里亚克的这场论战一样“开花”。莫里亚克一边读着加缪写的一篇文章，一边挥舞着《战斗报》，对《费加罗报》的主编皮埃尔·布里松说：“我掌控着我的对手。”两位社论撰稿人提出了占领时期的记者，也包括所有的作家的责任问题。他们嘲讽对方，把文学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两种良心，上了年纪的教徒和年轻的无神论者，针锋相对。他们从抵抗运动中走出，加缪因为创立《战斗报》扬名，莫里亚克因为用“愤怒的弗朗索瓦”这个笔名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作品而获得声望。他们相互尊重，也对对方不满，既令对方感到惊讶，又彼此挑衅。莫里亚克加入《费加罗报》，却站在反佛朗哥主义的立场上，这触动了加缪。

莫里亚克和加缪都没有质疑过肃清的必要性。刚开始的时候，加缪不排斥死刑。两人都要求审判要公正，诉讼应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共产党乐于接受审判迅速的民间法庭。但加缪和莫里亚克都不喜欢。解放可能会把最美好和最低劣的人类本能都释放出来。后来加缪的看法有所改变。1944年9月4日，他提出 “准确迅速的正义”。9日，加缪和莫里亚克在《法兰西文学》刊登的“正确惩罚伪君子和叛徒”作家声明上签名。叛徒比伪君子更难定义。加缪不同意成立快速审判的民间法庭，通过《战斗报》宣称：“我们维护自由甚至是为了那些我们与之斗争过的那些人。”叛徒是什么？加缪认为叛徒就是必须要消灭的“异体”。消灭就要从肉体上清洗。在同一篇文章里，加缪抨击了莫里亚克，他认为面对叛徒，正义应该“让仁慈闭嘴”。莫里亚克为被判死刑的仇英——也仇德——的记者亨利·贝罗辩护，在他看来，不利诉讼不应该制造殉难者。莫里亚克觉得贝罗犯的只是观念上的轻罪，而非叛国。戴高乐赦免了贝罗。巴黎解放四个月后，外省和巴黎的某些法庭的诉讼程序令加缪愤怒了，他说：“一个错过肃清的国家还将错过革新。其他民族都有一副正义的面孔，而我们这个民族展现给世人的只有这张混乱的脸。”

加缪指责莫里亚克是“一名富于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他严肃地说写作时应该不带情绪，就像那些头脑冷静的社论撰稿人那样，比如雷蒙·阿隆就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绝对不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效果。加缪让莫里亚克一个人去原谅，而他自己，他说当“莱诺的妻子”允许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和莫里亚克一起原谅。他的这位参加抵抗运动的诗人朋友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捕并于解放前夕被枪决。7个月后，在一篇1945年1月11日发表的文章里，加缪写道：“我们会拒绝剥夺人类正义的上帝的仁慈直到最后一刻。”乔治·苏亚雷斯和保尔·沙克被处决了。

作家兼记者罗贝尔·布拉斯拉赫的案件震动了加缪，布拉斯拉赫于1月19日被判死刑。一些知识分子签名请求戴高乐赦免他。其中一些人认为作者不应该太因言获罪，另一些人则觉得刑罚应分轻重。还有人担心重刑泛滥，希望重新实现国家和谐，戴高乐主义者和贝当分子和解。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用了一条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理由，提醒戴高乐布拉斯拉赫的父亲布拉斯拉赫上尉在1914年11月13日遇害了——比加缪的父亲晚几周。59位签名的人中有音乐家阿瑟·奥内热，画家弗拉曼克，作家瓦雷里、克洛岱尔、让·阿努伊、科克托、科莱特、波朗和莫里亚克。1945年1月25日马塞尔·艾梅写信给加缪，请求他“做出同情和表现文学界的兄弟情的举动，……也许我只用说兄弟情。我认为持有哪种政治观点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艾梅的话说得很真诚、很肯定，但不得体。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奸还有他们的头目博尼被逮捕了。艾梅说了一句大胆的不假思索的话：“有一天，我对一位朋友说如果弗朗索瓦·维永生活在占领时期，他也极有可能是博尼的人（为盖世太保效力）。”如果加缪同意请愿者们的看法，艾梅请他写信给布拉斯拉赫的律师雅克·伊索尔尼。

27号，加缪回了一封信，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和焦虑。他见过马塞尔·艾梅，但对他的作品没有特别的好感。“您让我度过了难熬的一晚。所以最后，我在今天寄出了您向我要求的签名。……我一直非常厌恶死刑，而且我认为至少我不会以个人身份参与判处死刑，甚至投弃权票也不会。……就是这样，我猜我的这种顾虑可能会让布拉斯拉赫的朋友发笑。至于这个人，如果他被赦免了，如果一两年后大赦令给他自由，对我而言，我希望我写的这封信能够告诉他下面的话：我参加你们的签名活动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一位我根本看不上的作家，也不是为了一个我极其鄙视的个人。”加缪提到莱诺，提到“在布拉斯拉赫的报纸支持德国人和盖世太保的时候，两三个被布拉斯拉赫的伙伴伤害和杀害的朋友。”关于选择意识形态和阵营的问题，他反驳说：“您说他选择政治观点具有偶然性，我对此不知道。可是我知道选择令您蒙羞的事情并非出于偶然。”他一直记得那些被处决了的抵抗运动战士，又补充说：“我的签名出现在其他人的签名中不是偶然，虽然布拉斯拉赫绝不会为（乔治）波利泽尔或者雅克·德库尔签名。”波利泽尔和德库尔是《法兰西文学》的编辑，被德国人处决了，他们和加缪是一代人。在这封信的结尾，加缪请艾梅向布拉斯拉赫转告他说的所有话，并告诉布拉斯拉赫“（加缪不是）一个心怀恨意的人，他觉得（自己）更想退隐而不是参与政治。也许（布拉斯拉赫）会明白他欠缺哪些和加缪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决定了（加缪永远不会）与他握手。”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其他几个人拒绝签名。海狸也想到了波利泽尔，以及诗人罗贝尔·德斯诺。她说如果她宽恕布拉斯拉赫，她就活该“被她的朋友们当面啐在脸上”。布拉斯拉赫犯的绝不是观点性的小罪，西蒙娜·德·波伏瓦解释说“就凭他揭发别人，主张杀人和种族灭绝”，他就“已经直接和盖世太保合作了。”莫里亚克和加缪参加签名的理由不同。布拉斯拉赫没有得到赦免。他于2月3日在弗伦监狱被枪决前，告诉大家他已经知道签名的事：“不管怎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排除所有这一切分歧与对立，对我表示出令我备感光荣的姿态。”他说的不是法国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知识分子。

布拉斯拉赫过后再也没有知名作家被处决——只有记者，如法国新闻联盟主席及与德国合作的报纸《新时代》的主编让·吕谢尔，还有巴黎广播电台的社论撰稿人让·埃罗尔德-帕基，此君曾在社论结尾大声叫嚣“英国，和迦太基一样，将会被毁灭。”——夏尔·莫拉斯仅仅被判刑。

加缪还为《废墟》的作者吕西安·拉巴特请愿。“有人请我签名，参加请求赦免吕西安·拉巴特的活动。虽然我不愿意掩盖此人的过错，恰恰相反，我一定会与曾经的他斗争到底，但今天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驱使我希望大家宽恕这个如今的罪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不要同情心。与处死一个人相比，更为急迫，更值得效仿的做法是给他机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促使我向你们提出这个请求的原因——我说得很简单——，请相信对我来说这绝非易事。”

针对政治人物的诉讼在作家的诉讼之后进行。加缪旁听了审讯贝当。戴高乐免除了贝当的死刑，改判无期监禁。加缪要求对贝当进行“最无情的……审判”。可是在所有的罪人里，他表现出“无辜的一面”。

加缪希望用人类的正义来对抗莫里亚克的上帝的正义，也就是赦免罪人。加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只能够选择人类的正义，尽管这有缺陷。在他看来肃清往往导致不公和差错。正义——以及《局外人》一书中描述的正义带来的荒诞影响——提出了自由的问题。

正义与自由是对立的。1945年7月，加缪在笔记本里写道：“反抗。最终，我选择了自由。因为即使正义没有实现，自由还是能够保存与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并确保信息的传递。一个保持缄默的世界的正义、哑巴们的正义，会破坏合谋，否决反抗，然后重新达成意见一致，但这次是一种最低级的意见一致。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自由的价值正逐渐领先。”肃清运动中的诉讼给大家提出了一些道德上的和纯精神意义上的问题：“但难点在于永远不要忽视它（自由），同时也应该要求正义。”一年以来，加缪对自由和正义思考得一样多。他的结论是：“自由就是能够维护我不以为然的事，甚至在一个我赞同的制度或者世界里也是如此。就是能够认为对手有道理。”在公开场合，在《战斗报》上，是不可能同意对手有道理的，但可以解释对手举出的理由。在社论里，我们可以谈论道德，但不谈论纯精神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审慎和克制，而并非想要保守内心的秘密或者害羞，加缪没有公开表露自己所有的疑问。但在私底下，他承认感到痛苦。1945年7月30日的手记是这样的：“在30岁的时候，一个人应该了解自己，准确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懂得自身的局限，能预见自己的缺失——做自己。而且首先要接受这一切。我们已经到了实用主义的阶段。一切都可以为之，一切都能够放弃。要自然，但戴上面具。我知道的事情多得足以能够放弃几乎一切。只需要每天坚持一种惊人的努力。努力保守秘密，不抱希望，不痛苦。再也不否定任何事情。因为一切都可以被证明。要战胜痛苦。”

1945年盛夏，他看出“将来在法国，肃清运动肯定不仅会失败，而且还会声誉扫地。肃清这个词本身已经相当令人难以忍受了。事情正变得令人厌憎。”某些刑罚不一致的情况十分惊人，比如同一个法庭判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者军团的征召人乔治·阿尔贝尔蒂尼服五年苦役，而战时曾主持《作品》文学专栏的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却被判了八年。加缪认为这既不合逻辑，又不公正。最荒诞、可耻、草率的案件是皮埃尔·拉瓦尔案，他在1945年10月被枪决。1940年加缪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经是一名和平主义者。1945年他写道：“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在我看来是靠不住的，随后我们会知道，总有一天和平主义会不攻自破。”这句话里的“我们”指的是《战斗报》这个团队，而“我”是加缪自己。“我们不能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写的东西，哪怕是和文学有关的话题也不行。”文学作品，比如萨特为《喜剧》写的作品，是可以被原谅的。但固定专栏不行。

面对暴力和肃清运动，还有断头台，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犹豫。他们接受与加缪的分歧。萨特得知加缪和莫里亚克的争执，在布涅塔尼旅行期间，萨特对两名专业人士之间的这场论战作出了评价。他写信给加缪说：“我本想随信附上一篇《西部光线》报的社论，让你知道《战斗报》在外省的声望，可是我没能找到那张报纸。但不管怎么说，你应该知道这篇文章把莫里亚克和你称为当代最伟大的两位记者而且最后你们会达成一致的。”加缪后来认为在他们争论的“具体观点”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是正确的”。

加缪一直惦记着阿尔及利亚。从《战斗报》可以自由发行开始，加缪就在报上提到北非。在他看来，1940年的战败使“法国人失去了雄赳赳的（还是这个形容词！）的阿拉伯民族的敬意”，同时北非的大多数法国人都是维希分子，反对任何解放北非的政策。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对这个依然被称为帝国的，被非正义笼罩的国家的无知程度令人惊讶。除几个阿拉伯有钱人外，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控制了几乎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结构使鸿沟进一步加深。现在900万名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欧洲裔。1945年加缪到阿尔及尔和奥兰地区去了三个月。

1945年5月8日，宣布德国人投降。加缪当时在瓦诺街，和纪德在一起。战争结束和军事审查使其他消息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包括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但在战争期间，有几名本土政治精英放弃了民族同化的想法，希望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国家，尽管这一想法没有深入人心。以梅萨利·哈吉为首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以费尔哈特·阿巴斯或巴希尔·易卜拉欣为首的温和派团结起来，创立了“自由宣言之友”。梅萨利分子考虑组织一次起义。4月25日梅萨利被逮捕。有些人希望协商解决问题。1945年5月1日起，阿尔及利亚的好几个城市发生了游行。5月8日，正好是德国投降的这一天，骚乱爆发了。“自由宣言之友”希望建立“一个加入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联邦的阿尔及利亚自治共和国”。他们希望阿尔及利亚先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再成为法国的联邦。“自由宣言之友”聚集了大约35万名成员和支持者。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会场外，有人呼吁阿尔及利亚永久独立。在塞蒂夫和盖尔马，最早开始的示威游行情况恶化了。接下来几天，几个殖民者的聚居地遭到攻击，一些欧洲人被杀。

这是一个消灭民族主义的好借口。总督政府公布从5月8日到5月13日有103名欧洲人被杀，一百多人受伤，还发生多起强奸。巴黎的报纸，包括《战斗报》在内，首先提的是有欧洲人被害。巴黎的报刊没有谈到“土著”血流成河。一些家庭失去了所有的男人。阿尔及利亚很少有法国本土或者外国的记者。《人道报》报道了塞蒂夫的“反革命”骚乱和“由希特勒破坏分子煽动的动乱”。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样，法国共产党依然否认阿尔及利亚存在民族问题。法国左翼与保守的右翼一样主张民族同化。应该逐步解放阿尔及利亚人，将他们变成遵纪守法的法国人。没有人想过要结束殖民制度。1945年的法国共产党与它在1938年时的态度一样，把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当作苏联战略的附属品。反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取代了1935年到1945年的反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杜瓦尔将军起用外国军团、塞内加尔步兵和摩洛哥步兵——没有曾在欧洲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肩战斗的阿尔及利亚军队。最后，有4560人被捕，1307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99人被判死刑，64人服终身苦役。军人们私下承认死亡人数达到6000到8000。民族主义者说有45000。在阿尔及尔，一千多名示威者在大百货商店附近的伊斯利街被警察逮捕，警察想要夺走写有“释放梅萨利”和“自由阿尔及利亚万岁”的横幅标语。警察开枪了，而且好像也有欧洲人躲在阳台上射击。有两人死亡，兹阿尔·阿布德尔卡德尔和埃尔·哈撒夫。

巴黎新闻界对事件几乎不感兴趣。彼亚和加缪与阿尔及利亚有联系。从5月13日起，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六篇文章。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标题采用粗体字，放在报纸头版左上方。加缪没有谈到镇压。他不在现场，而且几乎没有掌握多少君士坦丁的消息。他的系列文章措辞谨慎，只描述了事件而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今天令北非动荡不安的这些事件，应该避免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把当前的某种形势看成悲剧，其实这种形势只不过需要严肃对待罢了。另一种则是根本不知道今天阿尔及利亚遇到了严重困难。”他提醒或者告诉读者，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相当一部分阿尔及利亚舆论不再相信同化政策。“北非土著远离那种距离他们绝对遥远的民主。”他们“不想再当法国人”；“阿拉伯人要求阿尔及利亚有宪法和议会”。加缪十分警惕认为“土著民众”一盘散沙、闭目塞听的想法。加缪毫不怀疑在阿拉伯舆论中，大多数有识之士追随费尔哈特·阿巴斯，阅读他领导的报纸《平等》。战争爆发后先后发生了几次政治变革。

一位希望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阿尔及利亚职业军人儒勒·鲁瓦见到了加缪，惊讶地发现加缪在谈起阿拉伯人时用的是友爱平等的口吻。加缪说“支持和反对费尔哈特·阿巴斯及其政党的理由有很多”，但是，虽然当时巴黎有人指责阿巴斯和“宣言之友”组织起义暴动，他还是为他们辩护。加缪试图找出骚乱的原因以及能够给阿尔及利亚一个未来的办法。他又恢复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通讯员时的激情，重新拿起笔来，谴责“阿尔及利亚的饥荒”，强调“最明显的危机是经济危机”。官方的食物配额不再值得赞赏：“在相互距离遥远的卡比里、乌阿尔塞尼、南奥兰地区、奥雷斯地区，每个月只能发放4到5公斤口粮，也就是人均每天130到150克。”“土著”的配额——300克——比欧洲人的低。加缪请求“运送粮食的船只和公正”（笔者强调指出）。他依然坚持1937和1938年时的立场，重新提起“布卢姆-维奥莱特计划”：“该方案没有任何改革。它重新提出对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的问题，并赋予6万名阿拉伯人选举人身份。该计划相对比较稳妥，在阿拉伯民众中唤起了希望。”必须重新审视法国全部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加缪表明了自己对费尔哈特·阿巴斯的好感，但没有赞同他。作家相信在“宣言之友”之中有1936年被解散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积极分子正为“阿尔及利亚分裂主义”效力。他不同意费尔哈特·阿巴斯的计划，但了解该计划与阿拉伯人的政治愿望一致。

加缪的系列文章没有写完，他拒绝“职业煽动者”发动骚乱的说法。政治危机早于饥荒发生，它是结构性的，在他看来与经济形势无关。他要求采取“既坚决又民主的”政治行动，但措辞含糊。不过如何才能输出民主制度呢？加缪烦躁不安，忧心忡忡“需要输出的不是空洞的演说，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北非，我们必须当着全世界的面表明我们的决心，让世界人民通过法国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来认识法兰西。”他没有同意他如实转述的诉求——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和议会。

他觉得法国和巴黎失去了阿尔及利亚与主张民族同化的精英分子的支持。他系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这就是正义的无穷力量，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重新征服阿尔及利亚及其人民。”他很苦恼，没有在长期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与费尔哈特·阿巴斯的新政策之间作选择，因为阿巴斯的政策必然会使阿尔及利亚最终独立，该政策的措辞有失谨慎，已经不仅仅是真心希望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加缪的立场很独到，但有时有些含糊不清。它让加缪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战斗报》对阿尔及利亚总督、社会党人伊夫·沙泰尼奥的政策抱有好感，沙泰尼奥试图从殖民者及其在巴黎的压力集团手中夺走租借地，但他没有成功。

1945年5月，在骚乱和屠杀过后，非常亲法的阿尔及利亚作家让·安鲁什在北非旅行了六个星期。他到了塞蒂夫、君士坦丁、突尼斯、阿尔及尔并且见到了费尔哈特·阿巴斯。他给《战斗报》提交了一篇打印出来的长达十页的文章，但被拒绝了，主要原因是文章与加缪的系列文章内容重复。安鲁什认为导致骚乱的原因是饥荒而非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他描述了日常的恐慌情绪是：“去年冬天，人们每天都在替被饿死或者冻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收尸。”安鲁什还宣称民族同化政策已经过时了。

加缪觉察到令很多国家蒙羞的种族主义正席卷世界。他希望法国能够避免。至少在法国本土，公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了解反犹主义的力量：“肯定哪一天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法国人，而且往往还很聪明的法国人对您说犹太人真的很过分。”

1945年8月8日，加缪是唯一一位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表示反感的法国社论的撰稿人。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时事评论员都认为这颗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大量日本人死去避免了大量美国人死去。他写道：“机械文明达到了野蛮的极致。在一个不那么久远的将来，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加缪是唯一立即表示反对的人。他没有否认原子弹的效果：“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摧毁后，由于此事产生的威慑力量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会因此感到庆幸。”加缪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现在必须“更加积极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大国没有高出小国的权利的国际社会”说话。加缪在这篇社论中流露出来的道德使命感比在其他文章里的都要多。他没有看到原子弹的威慑作用。他觉得沮丧。他相信他在《战斗报》上表达的立场会有作用吗？一名社论撰稿人会影响读者，改变他们的观点，修正他们的看法和偏见吗？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为广岛的原子弹感到震惊，然而她和萨特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说出来。

1945年10月21日，法国公民投票选举第一届制宪会议。七个月后，第五共和国——有很多缺陷——诞生了。因为戴高乐和当时的形势，法国妇女最终得到了选举权。共产党赢得了586个议员席位中的159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理所当然”把票投给了左翼，有投票权的穆斯林更是如此。有两个选团。第一个代表561824名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和拥有好听的所谓“本土公民身份”的58000名穆斯林。每个选团选出13名议员。阿尔及利亚有6名法国共产党党员、6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员、2名人民共和运动党员、2名激进社会党党员、3名“进步的穆斯林”进入议会。在右翼方面则有 1名“亲左的共和党人”和4名“保守派穆斯林”当选议员。期间，7名穆斯林候选人中有3名被取消选举资格。正如当选的共产党人阿马尔·乌兹伽那不断强调的那样，非欧洲人代表名额不足的程度荒诞到近乎侮辱。法国的左翼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以后再说好了。反正已经有进步了，难道不是吗？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们的代表的名额已经够多的了，在法国要三倍的数量的选举人才能选出一名代表呢——创下了放弃投票的纪录，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弃权。

和《战斗报》一样，加缪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把票投给了社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