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31日，在刚果和阿尔巴尼亚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敌对状态、马塞尔·塞尔当保住法国拳王的称号（这是当年的一件大事）之后，万桑·奥里奥尔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主席。华盛顿的国外活动协调部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B·莱恩写信给受人尊敬的中情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称根据国务院获得的一些情报，“阿尔贝·加缪，又名P·F·科吕，《战斗报》驻纽约的通讯员，……向该报发回了几篇不准确的、对美国的利益不太有利的报道。”由于情报传递过程中的失误、拼写的错误和张冠李戴，美国的情报部门凭空想象出一个名叫科吕的敌人。

两个星期后，华盛顿的一名中情局特工居伊·奥岱尔确认国务院不了解阿尔贝·加吕（原文如此）或者P·F·科吕其人，于是中情局的雇员努力想知道这个加吕或者科吕究竟是谁。他们摘录了汉娜·阿伦特发表在《国家》周刊上的《法国的存在主义》一文。按照中情局的解释，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调查报告的）对象和让-保尔·萨特”。中情局特工对阿伦特的文章进行了望文生义的阐释：存在主义者反对被看作是原罪的“严肃精神”，把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不真诚都加以拒绝。请看：有人怂恿萨特和加缪申请荣誉勋章，他们竟然拒绝了。于是，纽约中情局的负责人懂得了“一个墨水瓶永远都是一个墨水瓶。一个人就是其生活和行为的总和，……人就是其存在自身”。报告详细说明，加缪不希望被描述为一位存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荒诞并不在于这个世界或者人的单独存在，而在于我们将其相互联系到了一起。报告还说阿尔贝·加缪拒绝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因为他声称“法兰西学院的死活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看完这些分析，中情局差不多放心了。

1945年9月，加缪应美国编辑布朗什·克诺普夫的妻子的邀请前往纽约。他把此事通知了外交部文化事务总局，总局将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文化交流是为账单文明增光的、有用的、非常法国化的东西。文化交流也是盟国之间的一种以文化渗透为手段的现代竞争形式。有时候文化交流也会演变为一种对外关系文化。加缪建议了两个演讲题目，“新闻自由的一年”和“为欧洲辩护”。他明确指出自己的演讲不会造成“政治影响”。他申请了美国的签证并填好表格。当时所有的申请人都必须保证前往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刺杀总统并书面保证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当时莫里斯·纳多吃惊地听加缪发誓说自己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就像他在签证申请中声明的那样。

他于1946年3月10日搭乘“俄勒冈号”轮船前往美国。船上有好几个房间。乘客中有几位官员的妻子、一位领事馆职员、一位皮货商和一位精神病医生皮埃尔·吕贝。这位医生过去是抵抗运动战士，要去美国学习集体精神病学和儿童精神分析疗法。“俄勒冈号”行驶缓慢，船上的设施舒适程度有限。社交活动很少，仅限于在船长的房间开个鸡尾酒会。加缪与吕贝，还有另外一位法国人——他不洗脸——住一个房间，他重读了一遍“《战争与和平》。我是多么喜爱娜塔莎啊！”他学了点儿英语。对于这门语言，他可以流利地阅读，多多少少也能听懂一些，但说得很糟糕。他记旅行日记：“就像多年来所做的那样，我再一次看着（大海），泡沫和航迹在水面上画出图画，出现又消失的花边，液体的大理石……我又一次想找一个词来恰如其分地形容这幅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由大海、水和光共同组成的美妙绝伦的画面，使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加缪躲在一个角落里写东西。吕贝在乘客沙龙弹奏巴赫的意大利协调曲。

“哎呀，您在弹这支曲子啊。我太太也弹这支。”加缪常常说。

“您太太是音乐家？”

“是的，她让我知道了巴赫。”

“俄勒冈号”在夜里抵达纽约。加缪写道：“远方，在雾霭中矗立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面对所看到的东西，我没有被打动，心情平静、淡漠。”他看见自由女神像高举着火炬，而不是剑，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卡尔·罗斯曼那样。将近11点的时候，轮船靠岸了。加缪是旅客中唯一被怀疑的人。最后，移民官请求他原谅自己耽误了加缪先生的时间，一位法国职员把他带到位于西街70号的旅馆去。

法国文化参赞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一家很棒的私人旅馆办公，每天工作半天，他写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在加缪之前，他还接待过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罗贝尔·凯卢瓦、玛德莱娜·奥泽雷。列维-斯特劳斯是个古怪的参赞，他想输出一些美洲灰松鼠到法国的公园，还想购买印第安艺术收藏品。他与加缪彼此很友好而又保持一定距离。参赞觉得作家多半是一个“思想正统、道德高尚的左翼人士”。加缪则认为这位当了外交官的知识分子非常沉默寡言。参赞把加缪——文化交流大使——带到一些有音乐表演的小咖啡馆去玩。

作家在纽约四处漫游，他写信给他“亲爱的，最爱的”雅尼娜和米歇尔：“是的，你们的朋友是一只垃圾桶，一个下水道，一个保持本色的孩子，因为他依然还没有寄出文字来表达酝酿多年的对你们的绵绵深情。”阿尔贝告诉了他们双胞胎和弗朗西娜的事，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让他们住在出版社旁边大学街17号自己家里。加缪写道：“要描述居住在这个类似露娜公园，地理学家叫作纽约的城市里的八百万‘野牛’的奇怪生活方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在这里，行驶着10万2千辆绿色、红色、黄色的，被昆虫学家称为‘甲壳虫’的出租车，这些‘甲壳虫’停下来，又开走，像训练有素的蚂蚁一样在大街上穿梭……，25万2千头穿戴得像歌剧里的将军或元帅似的‘野牛’站在建筑物的门口，一些吹着口哨拦下‘甲壳虫’，另一些给我们开门，还有一些带着我们像五颜六色的浮沉子那样在50层高的大楼的笼子里上上下下，这样的笼子会被《圣经》注释者们叫作‘升降机’以纪念圣母玛利亚——在这里她的处女身份是吸引不了很多信徒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上帝的赐福，因为最终没有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加缪对纽约的印象是矛盾的，这让他感到困惑。他想，我们或许会问自己能否在“疯子中间或者在世界上最理智的人中间”找到自我，“是否这里的生活像有人说的那么容易？或者这里的生活就和它表现出来的一样愚蠢？在别的地方，只需要一个人时却雇佣十个人，服务速度还没有真的加快的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应该说美国人是有羞耻心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和因循守旧的人？捡垃圾的人戴着裁剪上佳的手套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还是无关紧要？这里的马戏团在四个不同的圆形演出场同时上演十个节目，所有的观众都兴致盎然，但一个都看不见，这种做法好不好？一天晚上，几千名年轻人与我一起，听着管风琴曲，在昏黄的灯光下滑旱冰，他们的神情既严肃又投入，就好像正在解一道八次方程题一样，此情此景是否很能说明问题呢？”

多年以来，加缪写信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倾诉心曲，毫无顾虑。他们是他“亲爱的老东西”、“亲爱的双胞胎”、“我的野鸽子”、“亲爱的左舷和右舷”、“罗穆勒斯和瑞摩斯”、“我善良的亲爱的人儿们”。他寄去他的“祝福”，自称“把你们弄得精疲力竭的你们的父亲”。他的“老伙计米歇尔”是加缪鄙视的文学圈中的人，但这个伽利马首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兄弟。加缪很了解雅尼娜。这对婚姻成功的夫妻和他们夫妻不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加缪的向导是多洛雷斯，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医生。多洛雷斯·瓦内蒂·埃伦瑞切，身材纤细，供职于战争情报办公室。“她讲的行话是我听过的最地道的，”加缪说。她对萨特有一定影响，曾说：“想想看，我曾经和拿破仑睡过觉呢！”她令海狸觉得不安，后者暗自担心这个“偶然”会不会代替自己这个“必然”。她对加缪解释说美国人不喜欢思想观点这类东西。加缪没有用法国人的口头禅“有人这样说。我对此不相信”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社会杂闻都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注意到文化界的人喝很多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美国人喜欢奢华，连选择领带都品味低下，他们热爱动物，包括中央公园的大猩猩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原生动物，美国人一大早就喝果汁，美国的冰淇淋很美味，那里的物价是固定的，气温骤冷骤热，晚上成千上万扇窗户灯火通明，他们爱洗热水澡、吃维他命。加缪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靠电力来运转的、由“15个嘈杂吵闹、忙忙碌碌、充满娱乐、还带着一种机械的失落感的大城市组成的”特大城市。在他看来，美国人“真诚、好客但又冷漠，时而高高兴兴，时而又把什么都忘到九霄云外”。警方从来就不要求路人出示身份证。他弄明白了“这里任何谈话的诀窍在于说了就像什么都没有说过一样。比如‘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对吧？——是的。——春天会很美的。——我也这么想。好吧。现在您喜欢上美国了吗，加缪先生？——对！我很喜欢呢。——您说的对。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对吗？——是的。——您还会回来吗？——当然。’——诸如此类，等等。”

加缪在第五大道文化参赞办公的地方举行了一场用他的话说“令人厌恶”的新闻发布会，有15名记者参加了发布会。他提到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拒绝谈论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声称自己读过美国小说，包括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的作品。是的，美国小说的写作技巧对他有一定影响，不过这种技巧会不会导致文学表达方式贫乏呢？“而且连美国的小说家们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写法。”

就在50来万美国人因为工资过低举行罢工前几天，加缪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和他一起的有一位名人——维尔科，还有一位加缪不认识的名叫雷翁·莫查纳，又名蒂梅雷的人士。拥有688个座位的麦克米兰阶梯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加缪被要求谈谈戏剧、文学，甚至哲学。他想也许谈谈铁路工人、矿工，谈谈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成年的他这代人更有意思。这一代人“在希特勒掌权时是20岁的年纪”。经历过西班牙内战、慕尼黑、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战败、四年的占领期，“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令人感兴趣的一代人”。加缪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反对行文清晰、完整的叙事甚至完整的句子。绘画没有主题，摒弃真实性甚至画面的和谐。音乐放弃了优美的旋律。至于哲学，它告诉大家没有真实，只有现象，可能有Mr．Smith、M．Durand、Herr Vogel，可是这三个个别现象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有人提问：“是否有一场人类危机？”加缪举了四个例子来回答。一天晚上两名被告被绑在盖世太保的一间公寓里受折磨。女看门人来打扫卫生。一名被告指责她是帮凶。她很生气地回答道：“我不掺和房客的事情。”在里昂，加缪的一位朋友耳朵被撕破了，他被带出牢房接受第三次“审讯”。审问过他的德国军官关切地问：“现在您的耳朵怎么样了？”希腊被占领期间，有一名德国军官准备枪决被作为人质的三兄弟。人质的母亲向德国人求饶。他答应放过他的一个儿子。由她来选是哪一个。她选了年纪最大的那个，他有小孩。同时她也判了其他儿子的死刑，这正是军官想看到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几个被抓进集中营中的女人途经瑞士回国。她们看见了一场葬礼，大笑起来，歇斯底里地嚷道：“原来这里是这样处理死人的啊！”

加缪解释说，今天有一些聪明人宣称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人类历史将把他神化并且为暴行正言。加缪不希望有人以为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像英文中说的“that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占领者们的想法和做法完全符合黑格尔的那条可恶的原则：“人是为了历史的需要被造出来的，但历史被造出来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加缪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我们都应该摒弃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或者宿命论的思想。联合国将在纽约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请求在纽伦堡审判后宣布在全世界废除死刑。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今天，在法国和欧洲，有一代人认为任何一个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有信心的人都是疯子，任何一个对发生的事件感到灰心失望的人都是懦夫。”加缪的行李中装着《鼠疫》的最新草稿，他说鼠疫并没有消失。

他尊重美国人对自由和幸福的热爱。一位大学生告诉他有一件事情反映了人类危机：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捐晚会筹集的善款被人偷走了。但与会者决定再捐款一次，而且捐出了更多的钱。加缪在手记上写道：“典型的可以说明美国人的慷慨的事例。他们的好客和诚挚都发自内心，不刻意，不矫揉造作。这是他们身上最好的品质。”演讲结束后，他受到很多人的赞扬，感到非常高兴。

在瓦瑟学院发表演讲时，他看到“一群亭亭玉立、穿戴时髦的年轻女孩从草坪上走过”。美国的校园不像破败的法国大学，加缪高兴地说：“在这里，我们为年轻人所做的事值得坚持。”他很享受作为演讲人的乐趣，因为他受到心态开放、热情的听众热烈的欢迎，觉得自己被人理解。他没有即席演讲，虽然没有念讲稿，但会看笔记。后来慢慢地，在巡回演讲中，他逐渐脱离笔记，即兴发挥。听众的提问和自己的讲话同样令演讲人感兴趣。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答案。5月1日布鲁克林学院第二次举办法国日活动，加缪在那儿结束了他的巡回演讲。学院院长哈利·D·纪德翁斯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的讲话，“不是大国却很优秀的国家……”加缪说他期待见到更易动情的美国年轻人一代。他强调人类最危险的欲念是惰性。普通人以为只要好好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全部责任，然而这还不够。必须参加其他斗争。美国年轻人的问题和疑虑与欧洲年轻人的一样。他是否预料到几周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再是国内问题了，而是国际问题。加缪谈到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他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或者说过于简单：欧洲悲观主义——抑或是加缪悲观主义？——认为任何生命都是一场悲剧。而按照美国乐观主义的说法，任何生命都是美好的。这两块土地必须相互取长补短，达成团结。美国大学生应该给法国朋友寄去包裹，和他们通信。应该有成百上千的美国学生到法国去。加缪同意富布赖特参议员发起的一项庞大的永久奖学金计划，该计划资助大学生往返大西洋两岸的费用。加缪是存在主义者吗？“不，”他叹息着回答。

他喜欢百老汇，喜欢那里的剧场、霓虹灯、宽阔的街道和城铁。加缪是个知道去哪里游玩的游客，他去中国城，去布朗克斯区，还跑去欣赏《萨米的保尔瑞街》讽刺剧中刻画过的年老色衰、令人发笑、处境凄惨但又令人厌恶的女歌手的演出。他到处游玩：“温柔的夜色笼罩着华盛顿宽阔的草坪，天空变成红色，草地开始变黑，成群的黑人小孩在草地上用木棍击球，发出欢乐的笑声，随随便便穿着件衬衫的美国人精疲力竭地躺在长椅上，他们刚从老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酒吧回来，用剩下的那点儿力气吮吸着装在消过毒的硬纸壳里的冰淇淋，松鼠跑到你的脚下来刨出只有它们才知道名字的小甜点的碎屑，在城里成千上万棵树上，无数小鸟欢唱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和依然发白的天空中，玉腿修长的女人大步流星地走在四周高楼林立的路上，她们美丽的面孔和没有爱意的目光给了夜空片刻轻松的时间。”

他返回纽约，又到黑人聚集的哈林区、犹太人聚集的布鲁克林和平民区康尼岛去。他向居伊的兄弟雅克·舍勒——他把自己布日瓦尔的房子借给加缪住——和法国学校校长让·瓦里耶咨询该去哪里游览。4月11日《局外人》英译本出版。广播里在谈论“阿尔贝·加莫斯”。一些女人，既有年轻的也有中年女人，到处跟着他，百万富婆多萝西·诺曼一再向他发出邀请，埃莉诺·克拉克给他送来鲜花。他去看了画家雷德尔和费噶里的画展。有一个人毛遂自荐要做加缪戏剧的监制。是的，他将把《卡利古拉》、《误会》，还有加缪以后所有的作品搬上舞台，这个人——哈罗德·布龙里——把作家给迷住了。阿尔贝与他和杰瑞·文特尔医生一道去听黑人钢琴师洛克的演奏：“他站在一台钢琴前弹奏。他的弹奏充满节奏、力量、精确，他全心投入，就像在跳舞，脑袋和头发左右甩动。”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沃尔多·弗兰克——他比布龙里还要严肃——认为在美国这里“个性就意味着孤独”的看法是否正确？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第二天，弗兰克寄来一张便条恭维说：“您昨晚的演讲非常棒——尤其从道德和美学的角度而言。……当时您的身边围着那么多人，我就不想加入他们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而且您对我并非一无所知。”第二天，他又写了第二张便条：“我希望您能尽快读到我的新小说。……附言：要想领略美洲伟大的艺术——以及伟大的诗歌，应该去西班牙美洲。”加缪在手记中写道：“W·弗兰克是我在这里遇到的极少数具有优越感的人。他对今天的美国有些失望，把它与19世纪时的美国加以比较。在这里‘伟人’总是孤独的。”弗兰克也和马尔罗通信。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邀请加缪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家中去参观。

加缪邂逅了安德烈·布勒东，和拉扎雷夫一样，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度过了战时。布勒东拒绝学习英语，他说这是为了避免污染他的法语。两位作家到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保护区去露营。加缪对超现实主义从来不感兴趣。他对以安德烈·莫鲁瓦为首的战争期间留在美国的法国人的态度有所保留。而布勒东无法忘记萨特在《一位企业主的童年》中对一位超现实主义者的恶毒言辞。加缪＝萨特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敌对情绪。当时超现实主义没有萨特主义或者加缪主义时髦。

一位陌生的19岁年轻人，威斯理安大学的学生米歇尔·维纳韦尔在加缪下榻的旅馆的大堂和他搭上了话。他用法语和英语写过几篇中篇小说。

“我想写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写过了。”他说。

“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到巴黎来的时候，给我打个招呼吧。”加缪回答。

加缪很和蔼，这位被让·格勒尼耶、马尔罗和波朗、彼亚和纪德保护过的人现在变成了善意的保护人。他力图避免陷入文化交流大使喋喋不休的旋涡，花时间与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一起，如他在奥兰认识的热尔梅纳·布雷、贾斯丁·奥布里安和尼古拉·基亚罗蒙特，1941年他曾帮助他们前往摩洛哥。

《时尚》杂志的主管编辑杰西卡·戴夫出版过一本人物肖像画册，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声名显赫的塞西尔·比顿的推荐下，加缪注意到了她。4月16日，在一次“令人生厌”的会见后，杰西卡·戴夫把帕特丽西亚·布雷克介绍给加缪认识。帕特丽西亚年方20，美丽动人，长着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秀发。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位钢琴家，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是个早熟的姑娘，在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的史密斯学院历史专业学习，即将毕业。她还在史密斯学院的法语之家学习，进修17世纪至19世纪作家的作品。帕特丽西亚拿到了艺术学学士学位。她熟悉让·瓦尔，也曾痴迷于杜兰斯，会谈论克尔凯郭尔。她为《纽约时报》文学栏目写过几篇文章。在《时尚》杂志，她是个地位不高的撰稿人，每周挣35美元。

在女人面前，加缪常常使用歼击轰炸机飞行员的技巧：他挑逗对方，他的计划往往能得逞，然后，他很快离开。加缪立刻邀请帕特丽西亚第二天见面。她答应了，他们再也没有分开。飞行员陷入了热恋，情意绵绵，不怕被人注意。他公开与帕特丽西亚出双入对，还告诉皮埃尔·吕贝自己爱得很深。现在他住在中央公园西边的一套双层套间，套间有客厅、厨房和两间卧室，这是他的一位仰慕者、皮货商扎阿罗先生借给他住的。加缪对吕贝说：“您难道不觉得这个小帕特丽西亚，就她的年龄而言，令人吃惊吗？她是不是代表某一类型的美国女孩？”

吕贝认为她与众不同，和他认识的年轻姑娘不一样，是非常少见的，“只此一个”。他对年轻美国女孩并不太了解，但帕特丽西亚在单纯的外表下面，拥有才气、天赋和成熟的思想。加缪笑了。帕特丽西亚很高兴地陪加缪去布林茅尔学院发表演讲。这对恋人有时会令人反感。加缪33岁，这个年纪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皮格梅隆，但还当不了道德导师。他引导帕特丽西亚在文学和政治的海洋中畅游，并帮助她避开一些暗礁。帕特丽西亚发现了普鲁斯特，她说普鲁斯特拥有伟大的智慧。一半的智慧，他说。她比加缪对诗歌更感兴趣。他帮她给圣-约翰·佩尔斯写了一封推荐信。帕特丽西亚非常激进，是共产党员——当时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她需要解毒药。加缪告诉她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仅是空想主义者。他们还是凶手。阿尔贝对中国城里餐馆的热爱令帕特丽西亚得到不少乐趣。有一次和几位法国人共进晚餐时，他不断惊慌失措地拿眼睛瞟她，因为一位客人的妻子一边撒娇，一边用腿在桌子下面挑逗他。

加缪一直对夜总会着迷。帕特丽西亚不得不陪他去。与可笑的低级夜总会相比，她更喜欢剧场。他们观赏了劳伦斯·奥利弗在《俄底甫斯王》中的表演，还观看了谢立敦的《批评》。他强拉哲学史学家艾蒂安·吉尔松去科帕卡帕拉夜总会。他还能带一位托马斯主义者上哪儿去呢？帕特丽西亚为了尽快结束晚上的这类活动，伪装晕倒。她不太喜欢流行音乐，但很欣赏加缪跳慢舞和狐步舞的样子，这个时候，他看上去彬彬有礼，就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

他建议她打印几页《鼠疫》出来。他在手记上写道：“鼠疫。塔鲁经常和危险的西班牙人打交道。他只喜爱激情。”帕特丽西亚和阿尔贝就处在激情之中。他们是“三条河上的岛屿上的岛屿”，阿尔贝用这个奇怪的名字来称呼纽约。

加缪长胖了点儿，但显得疲惫不堪，甚至让人联想起尸体。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他放纵自己的病态趣味，收集关于生命终结的词汇，并朗诵出来，他还对美国的丧服发生了兴趣。伊夫林·沃格继加缪之后来到美国，她后来写了《被爱的人》一书，她既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美国。加缪出很多汗，不时发高烧。和帕特丽西亚一样，他抽烟抽得厉害，但极少喝酒。如果他觉得不舒服，还咳血的话，他就会离群索居。他在便条里反复说自己快死了。他告诉帕特丽西亚他害怕死亡即将来到，就在一两年以后；在记事本里，他说自己需要快节奏地生活：“为什么不让我内心的渴望，让我迫切希望找回20岁时那颗不安分的心的强烈意愿得以实现呢。我知道药方是什么，我将久久地眺望大海。”他对时间的流逝，还有实实在在已经过去了的时光非常敏感。

“我觉得自己很脆弱，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25年后，我就57岁了。还有25年的时间写书，找到我寻觅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衰老和死亡。我知道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还在想办法克服小小的诱惑，避免毫无意义的谈话或者无聊闲逛浪费时间。我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身上的两三个缺点。然而我距离卓越二字还很遥远，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多次因为失望而有自杀的冲动，他留有A·约费写给雷翁·托洛茨基的一封信的副件：“我一辈子都在想政治人物应该懂得及时离去。……现在，似乎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离开我的生命，给它画上一个句号。”

加缪替伽利马出版社处理与雷诺和希施科克出版社的官司。伽利马曾拥有圣埃克絮佩里作品的版权，但圣埃克絮佩里在占领时期将《小王子》和《战斗飞行员》的版权给了美国人。当雷蒙——加斯东的弟弟、米歇尔的父亲——抵达纽约时，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刊《为了胜利》攻击了他。“这个反对美国编辑——犯下帮助法国作家大罪——的伽俐马来做什么来了？”当时《新法兰西杂志》是站在德里厄·拉罗歇尔一边的。加缪在写给加斯东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周刊是本“蹩脚杂志，只会表达那些1941年待在沃多夫酒店，每个星期花上1000美金租个套间的勇敢的法国人的观点”。加缪陪着雷蒙。雷蒙“容易激动，一想到要和美国人的律师见面就忧心忡忡。他希望抛开一切。当然（根据伽利马家族家规第三条的规定），雷蒙一直对业务一无所知，在这个新世界他感觉自己变得神志不清。”加缪强调指出这件事的重要性有限：“你们（伽利马出版社）在这里遇到的媒体不会比法国的更糟糕。”阿尔贝和雷蒙发现了美国的第二大“国民运动”，那就是诉讼。加缪非常高兴，“我在这里的‘使命’没有成效”，他告诉米歇尔说：“但后来我发现我有演说家的天赋。你知道《时尚》的姑娘们怎么叫我吗？‘年轻的汉弗莱·博加特’！！！你知道，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拿到一张拍电影的合同。”

加缪曾答应访问蒙特利尔。布龙里买了一辆二手车。他们才到阿地伦达山脉——荒凉的高原山区，在纽约州北面——，加缪就想回去。不过他答应要一直走到蒙特利尔。他在唐尼露营地给帕特丽西亚写了一封信：“星期六，晚上九点。……我想办法获得了我需要的片刻宁静与孤独，好给你写信。我想你会喜欢藏在阿地伦达深山中的这个地方的，我们已经到了两天，我们在当地的山间漫步。这是一栋孤零零的老房子，平时渔夫和猎人会来住，可是现在人很少。我现在在起居室，坐在宽大的壁炉前，头顶上是屋梁。刚才下过一场暴雨，现在夜深人静，只有蟾蜍、小鸟和蟋蟀的叫声……我亲爱的，离开你我感到很难过，对自己很不满意。我本来不该迁就不令任何人失望的想法。唯一有价值的想法其实是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最后，我要求布龙里尽快返回。”加缪首先想起的是“曾经困扰”蒙特利尔的“大麻烦”。在这次神秘的旅途中，他在手记上写道：“我唯一想说的话，到这里后我已经说不出了，也许我永远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他不是对美国人感到厌倦了，而是对美国感到厌倦。“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突然停止了。就像我会不做解释就疏远某些人一样，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兴趣（弗朗西娜为此责备过我）。我很清楚有上千个对它感兴趣的理由，我能够为它辩护，我可以重新发现它的美好和前景，然而只是我的心不再说话。”

他写信告诉雅尼娜和米歇尔，他是用疲惫的双眼来审视美国人的：“是的，我准备好离开这个美国了，……从精神上已经离开它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衣冠楚楚、继续在800万死人中间游走的躯壳而已，而这800万死人也继续伪装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都市生活着。”纽约是美国的精神首都。加缪还说：“不，这个躯壳与你们幸运地见到的那个有魅力的特别的人不一样。”

加缪承认他无法理解美国、美国人、纽约人，这和法国人不同；从托克维尔起，法国人就坚信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人。“经过这么多天，我对纽约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可是这个城市依然既令我着恼，又吸引着我。……纽约与奥兰相似。”这是一种有分寸的批评，因为装在他行李中的《鼠疫》一书中的奥兰没有多少吸引力，然而这也是一种赞美，因为奥兰在阿尔及利亚。“（这些美国人）非常像阿尔及利亚的我们的移殖民们，可是我不能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加缪急于“重新见到欧洲的缺点毛病。重新开始故作风趣，甚至有恶意的谈话，还有嘲讽、高傲、激情，他们的谎言，你们可亲的法国面孔。”

加缪又上了船。帕特丽西亚没有去码头送他。除了法国本土、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这次为期三个月的美国之旅是作家的第四次长途旅行。就像十几年前那样，他不能再写作了：“旅行没有乐趣。我早就应该看出来这是自讨苦吃。”他专注而谨慎地发现了新世界的一小部分。不像哥伦布、狄更斯和托克维尔，他没有对美国人做概括性的描述。他也没有像之前的萨特和后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给美国人下一个定义并贴上标签。他们局限于单一地解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本主义。加缪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当蓬塞问他为何不出版一本游记时，他谈起他的美国之旅，他说：“在任何地方我都受到热烈欢迎，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会像萨特那样在喝完别人送的汤后往盘子里吐口水。”他对路易·热尔曼提起美国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强大，尊重自由，但是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尤其对欧洲一无所知。”

加缪在心里想象出了一座金字塔。顶端是阿尔及利亚人、阿拉伯人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下面一层是生活在地中海盆地的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接下来是斯拉夫人，他们是具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文学魅力，同时又渴望幸福生活的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一直心怀警惕。在写美国的文章中，他用了十几页篇幅来描写纽约。对于阿尔及尔、奥兰和巴黎，他都有一定概念，或者固定或者有变化，可是纽约呢？“关于这座城市，我只保留着这些强烈的但转瞬即逝的感情，急不可待的思乡之情，痛苦的分分秒秒。”极少有文学旅行家像他这样审慎谦虚。“想起纽约，一言以蔽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更进一步：“是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听说有一些城市就像某些女人那样，挑逗你，让你心烦意乱，伤害你，你要竭尽全力才能战胜她给你带来的那种既愤怒又快乐的强烈感情。”加缪会在亲密的人面前流泪——帕特丽西亚曾见过——但他很少在文字里承认这点：“……有好几天，我看着纽约，眼中流着泪……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充满没有燃尽的煤屑的味道。……最后，我就这样记住了纽约，就好像我们看着一个陌生人，既难以忍受又觉得甜蜜，一边含着同情的眼泪，一边又狂热地想要否定一切。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激情吧……”在文章的结尾处，作家对纽约说再见，或者说是令人痛心的永别：“是的，我爱纽约的清晨和夜晚。我爱纽约，用这种有时会让您充满不安和憎恨的强烈的爱，当我们需要放逐的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加缪带着一个重达80公斤的箱子——里面装着糖、咖啡、蛋粉、大米、巧克力、面粉、婴儿食品、肉罐头、肥皂和洗衣粉——回到巴黎。他同时也带走了作家的思念、痛苦和愉快：

1946年6月24日，巴黎。

帕特亲爱的，经过十二天的海上航行和一天的陆路旅行后，我终于抵达了我的老巴黎，这一路上都是你，我的遗憾，还有我们之间的这种令人失望，但又美妙无比的东西。

大西洋上天气晴朗，我白天都待在阳光底下，上岸的时候，我的脸像黑人的一样……

加缪在放逐中重新找到了一个王国。平常他是喜欢巴黎的，但不喜欢巴黎的某些圈子：“生活在这个永远美丽的巴黎是我仅有的安慰。好几次，我一个人在城里散步。只有用这个办法我才觉得我是在和你一起散步。”帕特丽西亚曾送给他一个钥匙扣，上面挂着一枚5分钱的硬币——刻有水牛图案的镍币。加缪像个大学生那样容易动情：“当我拿钥匙时，你熟悉的那头‘水牛’微微灼痛了我的手。要是我看见你写的信，会怎么样呢？”

从前，与弗朗西娜的重逢很不容易。在《鼠疫》中，所有的重逢都很短暂：“他真想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恨不得一口气奔出城门外，飞到他爱人的怀里。但他现在知道这已不可能了。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像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思想准备。幸福来得真迅速，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

加缪把自己写的书寄给帕特丽西亚，替她订阅了《方舟》和《现代》，并很高兴地收到了美国丧葬专业杂志《小箱子与光明的一面》以及《尸体防腐者月刊》。“这是神圣的读物。”七月末，他到塞纳-马恩省的乡下隐居：“我必须在这里完成《鼠疫》。……我发现这本书有缺陷，……目前我还没有准备发表它。”在巴黎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一切”都抱有怀疑。在圣-热内维埃夫山间的微光中，他仿佛看见了出发前夜与帕特一同走过的第八街的灯光。“……丑陋的房屋顶上的红色天空，冷漠的人潮，你对我转过脸来，你的脸蛋让我觉得它比整个城市都要美丽。啊！帕特，如果现在你在这个毫不吝啬展现它的美丽的巴黎该多么好啊。”

接下来的一封信是这样的：“1946年7月18日，巴黎。……我和两个不会说法语的美国人喝了一杯。我努力听懂他们说的话，努力找词表达我想说的话，我仿佛找回了在美国时的感觉，我想起了纽约，想起了我们住过的那座岛屿，我无法不让我的心怦怦跳动，无法不想起我曾经多么快乐，这就是幸福。”加缪的一种倾向是：他有权获得幸福，并在幸福过后，努力体会到自己曾经幸福。他的第二种倾向是：在必要的时候，艺术工作可以取代幸福。“如果我工作的话，事情就会变得简单。……我不喜欢我写的任何东西，我感觉它们都是无可救药的失败之作。”萨特在巴黎的喧嚣中写作，不太去乡下或者海边。加缪写作时则需要孤独——待在尚蓬。他拼命抓住任何有可能见到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人，虽然这样的机会寥寥：“昨天我在大街上邂逅了你的让·瓦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她是一个长着棕色头发的高个儿女人。十几年前我在阿尔及尔认识了她。（他还没有她的下巴高，只到她的肚脐，真的。）”帕特丽西亚证实瓦尔很矮，只有新娘的肚脐高，还不到她的下巴。加缪也与弗兰克和布龙里通信。布龙里“认为生活是荒诞的”，他的“天真和洋洋自得”打动了加缪。与这位说谎成癖的布龙里的短暂加拿大之行令加缪感到厌恶。但加缪并没有冷落他，而是对他保留着一种有距离的友情：“我想既然我们不能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连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也不必要了。一句话，我马上就要回到修道院去了。”

加缪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在精神上，他的慌乱不安比旅行归来后的失望情绪更严重：“我无法找回平衡。我不能说在动身前往美国前我生活幸福，然而我能忍受我的生活。”他优雅婉转地说：“现在，我对此再也不感兴趣。我再也不能重新进入我过去的生活。除此以外，我对我的作品也感到怀疑。不过最终我会走出来的，因为我必须这样做。”他拒绝了很多邀请，但去阿尔卑斯山结核病疗养院做了一场演讲：“这百余名年轻男女患上了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痛苦的疾病，他们渴望生活，却远离生活，看到他们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几天前，他曾到过“世界上最美丽地方”，那是“鲁尔马兰，沃克吕兹的一座小村庄，离阿维尼翁60公里。我住在一栋翻修过的城堡里，城堡的房间用石灰粉刷过，布置有罕见的古董家具，我成天在小山坡上的村庄里散步，山坡上种植着橄榄树和柏树。白天阳光明媚，傍晚天气和暖，夜里满天星斗。在那里，我几乎感到了幸福，也就是说我不停地散步，感觉想要哭出来。”

8月3日，加缪抵达旺岱。他必须完成《鼠疫》，这本他已经写了五年的纪事体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