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丽西亚想要写作。加缪在向她提供建议的同时，把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告诉了她：“如果你不喜欢自己写的东西，不要为此感到不安，找到自己的声音、语调和内心的真实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人们以为首要的东西是天赋，作家的工作只是把这种天赋表达出来罢了。然而并非如此！作家的任务在于尽可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去写作，经过这番努力，他可能会找到在自己身上寻觅了很久的东西。文学创作并非通俗意义上一件乐事，这是一种奴役，是一种可怕的自愿为奴的状态，而创作带来的快乐则很像夺取重大胜利后的那种快乐，带着一种忧郁的芬芳。”他告诫帕特丽西亚要有耐心、勇气和严格的时间保证，然而就他本人而言，同时要为《战斗报》和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哪里还能找出时间来呢？一般说来，加缪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他在写给美国女友——他的“美国宝贝”——的信中说：“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变成一个身披水貂皮大衣的死魂灵，……虽然所有的女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如此。”

1946年8月5日，他住到了米歇尔·伽利马的母亲，即雷蒙·伽利马第一任妻子的家中，那是距离南特40公里的穆吉耶镇，离海边只有两公里——加缪觉得那里的海水很凉。住在那里的加缪既有勇气也有时间。他就像与家人在一起一样度过了八月份，住在“一栋极为宽敞古老的房子里，屋里布置着精美的有年头的家具、古老的地毯和古画。那里没有电，但这是巴尔扎克常常提到的旺岱城堡中的一座。大公园、美丽的树木和迷人的光线让这里具有一种宁静和庄重的气氛。”他对帕特丽西亚承认他虽然并不幸福，但内心平静：“我在这里找到了安宁。也就是说我在绝对的安静中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我正在完成《鼠疫》。……除了这本书和你（这是一回事，因为分离往往很难。），我什么也不想。”作家没有把生活和正在写作的小说分开，他借助《鼠疫》中的分离主题，逃避过去和现在的痛苦。加缪感到放松：“有一次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因为我的马跑开了，可是我马上站起来，没受一点儿伤。”8月21日，他写道：“我那么勤奋地工作，昨天我完成了我的书。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还无法作出判断。面对这本奇怪的，从形式而言有点类似怪物的书，我的眼睛瞎了。我还不知道我把它叫作《恐惧》还是《鼠疫》好。”他的第一反应总是怀疑：“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么，是重见光明、重新感觉到自己的才华和力量，还是看到你在我面前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翻阅了《不夜城》，一本精美的关于纽约的摄影辑，还读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梅尔维尔传》。梅尔维尔笔下的白鲸，就是恶和鼠疫的另外一种象征。加缪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从那里将戈比诺的小说《七星》以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寄给帕特丽西亚。返回首都的他厌恶巴黎的天空“沉重苍白，就像快要下雪了似的，然而又没有下雪，只剩下不祥的预兆和凄凉，……的确，这段时间什么都不顺利：身体欠佳，心情不好，尤其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写《鼠疫》，修改了其中的部分章节，这本书令我沮丧。最后，我决定就这样把它拿去发表，如此一来失败就是彻头彻尾的了，这会让我学会谦虚。”

加缪从来没有花这么长时间来写一本书。1943年，他去掉了一个人物斯蒂芬，代之以格朗和朗贝尔，还删除了一些“浮夸”的段落。他从来没有强调过一本书的使命和道德。在1946年那个时期，鼠疫意味的就是极权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就像当时对马尔罗而言，加缪也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西方的美国，而是来自东方和苏联。加缪已经由主张孤独地反抗，变成了支持集体反抗西方世界的不公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残暴。他不相信艺术现实主义。要想指出《鼠疫》这本集小说、记叙文和编年史于一身的作品是针对哪种制度或者体系是徒劳的。作家希望他的作品“被人从多种角度解读”。这本小说的内容很容易看出来是比喻抵抗运动成员反法西斯的斗争，但潜台词则是暗示反对任何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加缪克制自己，没有冲动地表示反对斯大林共产主义。《鼠疫》既着重描写了有可能团结在一起的信徒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对立，同时对与疫病作斗争的人和鼠疫携带者之间的对立同样着墨颇多。

在出发前往美国前，加缪出于需要研究哲学，对存在主义有兴趣。他很少对存在主义下定义，只是说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他很乐于刊登一条简短的启事，由萨特签名，向大家解释他们不属于同一思想流派。在加缪看来，存在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的代表人物是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主张理性批判，最后回归宗教，另一种，我把它叫作无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有后来的萨特，这种存在主义最后也以神化，不过仅仅神化历史告终，历史被认为是唯一绝对。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他们相信历史。”他抛弃了上帝，也抛弃了被神化为不断进步的历史：“我很明白宗教解决的重要性，也能非常清楚地体会到历史的重要性，从绝对的角度而言，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后者。”他嘲讽地说：“有人强迫我在圣奥古斯丁和黑格尔之间作出选择，这令我非常烦恼。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真理。”

《鼠疫》不是一本非基督教著作，但在加缪的作品中，这本书反对基督教的方式最冷静、最具有说教色彩，不过，加缪还是给予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帕纳卢教士说话的权利。作家在修改手稿期间在手记上写道：“直面罪恶问题的唯一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人物是圣奥古斯丁（加缪说得过于简单化了）。在他之后，基督教致力于提前找到解决罪恶问题的办法。结果就在那儿。因为这就是结果。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时间，但今天他们被这种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毒药给毒害了。他们对罪恶感到厌烦，或者向罪恶屈服了，这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至少，他们不能再忍受在这个问题上撒谎。”

1946年12月，加缪在巴黎拉图尔-莫布尔大街修道院对一些多米尼加人发表了演讲。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多米尼加人非常“激进”。对加缪而言，他只是去他梦想中的修道院而已。在座的有信仰宗教的作家朱利安·格林。他在日记中写道：“人实在太多了，二楼的两间沙龙都挤满了人。我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加缪坐在两米远的地方，面对着我们。……他病了而且显然相当疲倦，但他说话的方式仍然让我觉得非常感人，是我们期待的1946年的法国天主教徒的说话方式。他没有试图口若悬河，而是不由自主地令人感动；是他的真诚赢得了这种效果。他讲话很快，用词简练，会看笔记。他的面孔略显苍白，目光悲哀，笑容也悲哀。演讲结束后，梅迪厄神父问我是否要说点儿什么，我示意说不，因为如果没有至少几分钟时间来思考，我是无法回答的。在座的人，无论是让·瓦尔、（于贝尔）伯夫-梅里，还是皮埃尔·莱利斯和米歇尔·摩尔都没有发言。有几个听众提问，可是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差劲，还不如保持沉默好呢。其中一位是长着一张天真面孔的前革命者，他说的这番话让大家吓了一跳：‘我有慈悲心，而您，加缪先生，我谦卑地告诉您，您没有。’加缪只笑了笑作为回答。……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是您皈依前的奥古斯丁。我在和罪恶作斗争，但我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加缪回答基督徒的问题比马克思主义者多。他对这些信教的听众提到奥古斯丁教义中的两个主题，即没有受洗的孩子会被罚入地狱，没有慈悲心的人会受苦。他授权帕纳卢负责“维护上帝”。他抛弃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包括教义和宽恕。他从来不接受原罪和人类应当受苦受难的想法。本质上，他喜欢帕斯卡的风格。但是加缪离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离否定自由的宽恕或者宿命论很远。帕纳卢在第一次布道结束时劝诫人们要有耐心：“不要比上帝还着急。”加缪似乎就比上帝还着急。他无法解释鼠疫或者上帝的问题。罪恶，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谜，加缪的立场和同样也没有宗教信仰的里厄相同：“塔鲁不代表我。小说家——如果说我是小说家的话，我对此不确定——笔下的人物理所当然象征某些‘愿望’。……代表我的人是里厄。”罪恶之谜让基督教真理变得虚幻。然而天主教徒乐于把谈论上帝的无神论作家拉到自己这边来：如果您说了这么多关于造物主的话就是为了否定他，你其实已经承认自己是他的创造物之一了。信徒们都被加缪的真诚吸引住了。

后来，格林在谈到他时说：“他的面孔如此感性而富有人情味，深深打动了我。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如此明显的正直，几乎立刻赢得了我的尊敬；简而言之，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在那些欣赏加缪的人眼中，他的魅力还在于他很容易令人觉得诚实。

梅迪厄神父在读完《鼠疫》后写信给加缪：“对我来说，基督所要求并赋予的信仰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我们都是帕纳卢神父。……您帮助我们对人类和基督有了不可思议的了解。”这样，加缪帮助的基督徒比共产主义者更多，也许是因为他与前者的关系没有令他感到矛盾的缘故。他们知道他是无神主义者，但依然期待他皈依，虽然他过去从来未曾有过信仰。当时在法国，基督教正被抛弃，每次获得无神论者的尊重，基督徒们就会觉得很高兴。继多米尼加人梅迪厄之后，加缪在阿尔及尔高中念书时的同学、耶稣会会士乔治·迪迪耶也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的依然是《鼠疫》。迪迪耶看出加缪拥有“尝试理解信徒观点的正直品质”，但他并不能认同自己和帕纳卢神父是一样的人：“……和他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甚至没有他那样的孤独感。”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16年的宗教生涯是思想日渐深邃、心胸不断开阔的过程，对我而言，它使友谊变成一种力量和快乐，使我感觉每一天都更加美好。”迪迪耶强调“彼此不可缺少的感情，……基督的爱并不会消除其他情感，只会渗透到这些情感中，用它的温暖和柔情感染它们”。

尽管有这些交流，但在当时，与证明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上帝是否存在相比，加缪更关注共产主义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神化。十月底，阿瑟·科斯特勒和同伴马梅纳来到巴黎，他们打算创作一部戏剧《暮色中的酒吧》，科斯特勒关于政治的疑问与加缪的相同。他们融入了加缪、萨特和波伏瓦的小圈子中。科斯特勒是匈牙利人，热情洋溢，积极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年代时是乌尔斯坦柏林小组驻巴黎的联络员。他是德国共产党员，1932年曾赴苏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关在佛朗哥监狱，后来又转入法国威尔内集中营，最后去了伦敦。现在他是一位知名的英文作家。他的小说《零与无穷》的出版揭露了斯大林主义和发生在莫斯科的那些审判。他因此一举成名。与加缪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立刻产生同志友情”。他们有共同点，都挨过饿，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与科斯特勒一样，加缪也欣赏一位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坚决，立场分明，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他的作品《动物庄园》是美国当月最佳图书。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加缪和科斯特勒就用“你”称呼对方。科斯特勒经常到巴黎来。他和萨特一样，喜欢在谈话的时候连珠炮似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加缪不太爱这样。萨特关注哲学概念，科斯特勒喜欢谈科学概念。他的思想似乎处在沸腾兴奋的状态。萨特派的人知道科斯特勒反对斯大林，但始终相信他是左翼人士。科斯特勒对萨特说：“您是一位比我出色的小说家，但作为哲学家，您不如我。”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他吸引住了，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可是她不太喜欢他的哲学观点，而更喜欢加缪的。萨特和海狸觉得他有书呆子气，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唯科学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少得可怜”。海狸很随便就写下了上面这些恶劣的评语。

大家都非常喜爱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马梅纳。海狸承认她有“敏锐的思想”、“弱不禁风的优雅”。他们真诚相待，举办一场又一场的聚会。西蒙娜一会儿钟情于阿瑟，一会儿又爱上阿尔贝。前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后者却不然：

“想想看以后她会在萨特的耳根子旁说些什么！”加缪叹息着说：“太可怕了，这个长舌妇，这个不折不扣的女学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共产主义的问题一直使世界动荡不安。中国共产党再次与蒋介石开战，胡志明进入了河内，斯大林宣布苏联不会参加核武器竞赛。科斯特勒、萨特和加缪一致认为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主动。必须捍卫全世界的人权。在法国，人权协会是由法国共产党在遥控。怎样创建另外一个组织呢？在作家、哲学家马内·斯佩尔贝——他是德国犹太人，科斯特勒的朋友——的陪同下，一个代表团前往布洛涅去拜访马尔罗。看到马尔罗家的雕像、油画和仆从后，加缪在手记上冷冰冰地写道：“我站在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杜布菲的画中间。”这次会面是谁提议的？是马尔罗吗？目的是为了吸引戴高乐派的进步作家？抑或是左翼的作家想让马尔罗重新回到以前的阵营来？这将是马尔罗和萨特之间的最后一次私人冲突。科斯特勒宣称必须结束诡辩和虚假欺骗。斯佩尔贝尝试勾勒出即将成立的组织的轮廓。当有人谈起无产阶级时，马尔罗表示怀疑：

“这是什么东西？”

萨特觉察出来这个筹建中的组织是对付法共——他心目中无产阶级的最佳代表——的武器。他反对加缪支持的这个计划。必须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苏维埃阵营之间作出选择。据加缪回忆，萨特说：

“我无法用我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单纯反对苏联。因为不经审判就处死几百万人的确比虐待一名黑人要严重，可是虐待一名黑人是某种延续数百年的状况的结果，归根结底，它代表了多年来几百万黑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遭遇不比几百万被抓进集中营的捷克人好。”

萨特式的辩证法。萨特没有弃权，他选择了东方。此前不久，与海狸、阿隆和彼亚在高尔夫-尤安酒店吃午饭时，萨特说过几乎相同的话。在马尔罗家，加缪没有提出这个二元问题——要么是美国，要么是苏联——，而是寻找第三条道路。在讨论中，他认为不可能“根据其他人说的话，就下定义说这究竟是恐惧还是真相。”如何建立政治价值体系呢？

“您难道不相信，”加缪说，“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价值体系缺失负责，难道不相信，如果所有我们这些信仰尼采主义、虚无主义（他想到了马尔罗和自己）或者历史现实主义（这是指科斯特勒、萨特，有时还有他自己）的人，公开说我们错了，说存在着道德价值体系，并且说我们以后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建立和阐述这一道德价值体系，您难道不认为这是希望的开始吗？”

法国知识分子很少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斯特勒觉得与马尔罗或者萨特相比，自己与加缪的观点更相近，但他认为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点混乱”。在科斯特勒看来，萨特的封闭体系表达的是“一种犹太教法典式的辩证法”。不愿意揭露斯大林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误入歧途，这让他感到困扰。据加缪说，萨特宣称：“我们必须说，作为作家，如果我们不揭露应该揭露的事，我们就背叛了历史。在那些追随我们的人眼中，我们所谴责的是对此保持沉默。”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加缪之间还有别的分歧。《战斗报》——加缪已重返工作岗位——的两位社论撰稿人阿尔贝·奥利维尔和雷蒙·阿隆在加缪的支持下，倾向于拥护社会党。雅克-洛朗·博斯特和萨特一样，憎恨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抗议。

“如果你不满意，就走开。”加缪说。

“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博斯特既礼貌又固执地反驳道。

《战斗报》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利维尔和阿隆赞成不对宪法进行公民投票，而其余大多数人则认为应该投票。该草案——后来取消了——建议实行单院制，议会大权独揽，执法机构没有多少权力，共产党对此非常感兴趣。

有一次在鲍里斯·维安家参加聚会时，加缪心情恶劣，攻击莫里斯·梅洛-庞蒂，因为梅洛-庞蒂写了一篇文章《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文章标题戏谑地模仿科斯特勒的《瑜伽修行者与特派员》。梅洛-庞蒂字斟句酌地为莫斯科的案件辩护。萨特替“梅洛”说话。虽然博斯特和萨特打圆场，加缪还是重重地甩上门，一走了之。

尽管如此，萨特和加缪表现得似乎朋友关系不会因为政治观点而疏远。他们在皇家桥酒吧、里普咖啡馆或者蒙帕纳斯的多米尼克（俄国餐馆）见面。科斯特勒和女友通常住在伽利马出版社附近的蒙塔朗贝尔酒店。科斯特勒认为“要想真的成为某人的朋友，应该从20岁时就开始”。所以，他觉得自己与加缪的关系“更像是一种默契，而不是深厚的友谊”。加缪夫妇、科斯特勒和女友、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餐馆吃晚饭，然后去格拉维利耶大街的一家小型舞厅。马梅纳在1946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看到K紧紧搂着海狸（我觉得她这辈子实际上从来没有跳过舞），与看见萨特（他和海狸一样）搂着加缪夫人跳舞的场面同样有趣。”科斯特勒把这帮人带到舍赫拉查德——加缪两口子和萨特他们都不知道这家酒吧——去，点了俄式冷盘、伏特加和香槟酒。萨特马上就喝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也醉了，痛哭流涕。弗朗西娜有点儿醉意。马梅纳写道：“加缪说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被我深深吸引，不过因为K的关系，他什么都不能做，当我告诉他我和男人调情不会困扰K，因为这不代表什么时，他说我是那种会让人坠入情网的姑娘。”西蒙娜向阿瑟示爱。科斯特勒听着《黑眼睛》，感动地说：

“如果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我们绝不可能成为朋友。”

马梅纳相信加缪根本不重视弗朗西娜（doesn't care a damm about her），不过她感觉得出来弗朗西娜有多么在乎加缪。萨特把胡椒和盐倒在纸盘子里，然后再倒进自己的衣兜。夜里很晚的时候，他们还去中央菜市场的一家小酒馆吃浇上白葡萄酒的牡蛎。当时所有人都用“你”称呼彼此了。萨特被邀请参加白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加缪说：

“那么，你要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发言了。”

萨特回答：

“我很想能够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发言。”

加缪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喝酒？因为喝了酒，什么事情都变得重要了，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结论就是：我们因为无能和谴责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聚会没有解放前那么刺激。

马梅纳写信告诉姐姐塞丽娅说：“你真的无法想象加缪是多么迷人和热情。”加缪临时邀请萨特——萨特很少答应去朋友家——、海狸、科斯特勒、马梅纳，还有一位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记者哈罗尔德·卡普兰和他的妻子去家中吃晚饭。萨特谴责这位记者的美国人身份，因为美国人是自由的敌人。科斯特勒责备萨特维护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接下来，就是生气、争吵，然后互相道歉。萨特写了一封信给科斯特勒：“您曾经是他（卡普兰）的担保人，我对此无话可说。”接着，他坦率地解释了这一幕发生的深层原因：“在那次聚会上，我心烦意乱。”在同一封信里，萨特滔滔不绝，尽显他的口才魅力：“我们在舍赫拉查德饭馆时，就发生了分歧，我（出于精神上的欣赏，而绝非心里想要诋毁您）把友谊给您，而您迟迟不肯接受（因为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参加可能会成为我们友谊基础的共同行动）。我不认为我的观点比您的高明，或者您的看法比我的更胜一筹，我觉得它们都不完善，而且这既不是您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如果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人与其行动真的不可能划清界限——，这种冲突会继续存在下去。”萨特指出这次争执的结果：“我们相处将不再开心。”近一段时间，海狸觉得加缪让人无法忍受，而且过于反社会主义了——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犯了大错。一天晚上，在他开车送海狸回家的路上，他维护戴高乐，攻击多列士说：“戴高乐将军至少比雅克·杜克洛长得好看一点。”加缪没有和戴高乐走得近，他离法共更远。

他们一如既往地在巴黎的咖啡馆、夜总会和餐馆聚会。阿尔贝和马梅纳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一段风流韵事中去。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把这些事记在日记本里，还写信告诉姐姐。她11月7日的日记是这样的：“在地铁里……加缪说：‘我不能离开你。’（原文用的是法语）我说我无法确定能否像他那样把这件事当真。过了一会儿，加缪温柔地说：‘在你身边我觉得很好。’我说：‘我们以后怎么办？’他回答：‘离开。’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外省。’”这段对话颇有海明威的风格。马梅纳到安托瓦内剧院观看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和《可敬的妓女》，两部旗帜鲜明反美的作品。

马梅纳在阿维尼翁与阿尔贝重逢。加缪说：“这个星期，你给了我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与不幸。”马梅纳写道：“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说：‘你知道，你会把我忘了的。’他说：‘当然我们会忘记一切，可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我会把你遗忘的世界里。’”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去一个又一个的咖啡馆约会。在马梅纳回伦敦前，加缪把《鼠疫》的某些片段给她看，给她寄了一束花和一封信：“我无法想象你要离开。如果我不克制自己，我的冲动一定会把你带走。而且，我无法把你从我这颗你认为不好的心中抹去。（鲜花），在西班牙，意味着激情和暴力。但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我们有理智。再见，亲爱的异乡人！如果你回来，不要马上抛下我孤独一人，回头再看我一眼。失去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知道了。”

对于加缪而言，伊冯娜是个可亲的异乡人，他更不愿意帕特丽西亚离开自己。这些女人不是匆匆过客，因为他会真切地思念她们。他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理由很浪漫，就是为了找到独一无二的那个。他是一个霍夫曼或者普希金式的唐璜。还有一个理由——但不确定——是：每次都是出于新鲜感，加缪才跑去勾引女人，就像莫里哀或者莫扎特笔下的男主角那样。他周旋于一个又一个女人中间是为了战胜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我被感冒和发烧折磨着，”他对同样也是结核病患者的马梅纳说。他担心他的作品会失败，尤其是《鼠疫》。加缪习惯征服，尽管他知道这很可笑。没有人爱他爱得足够深，他希望这样，并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马梅纳。怎么样在每次分手时都避免犯罪并安抚弗朗西娜呢？他的情人，通常都不是头脑简单、仅仅是过客的女人，但很少有法国本土的法国女人。他喜欢外国女人或者特别的女人：西蒙娜·伊埃、伊冯娜、弗朗西娜都至少和阿尔及利亚有点儿关系。玛丽亚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加缪不会完全天真地选择距离遥远（从地理意义上而言）的女人。蒂尔索·德·莫利纳笔下的唐璜从那不勒斯王国风流到卡斯蒂利亚，加缪则是从美国到英国。每次艳遇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加缪都觉得踏实，沉浸在浓浓的幸福之中。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令唐璜陶醉。每逢这个时候，加缪这个花花公子也表现得真心诚意。他请求马梅纳和帕特丽西亚转过头来看他一眼，不要离他而去。萨特坚持他的理论——海狸是自己的“必然”，他的女人换来换去，多半都是无足轻重或者他根本不会平等相待的傻女人——除了多洛蕾丝，她是个例外，让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威胁。萨特不拿不可能有未来的恋情当真，他会断得干净利落。传说中的唐璜追求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唐璜”加缪则像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那样，需要禁欲。“修道院”这个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加缪相信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为何不能爱两个女人呢？既然可以爱两个，为什么不爱更多？对他投入激情爱过的人，他的感情从爱恋变成了喜欢，对所有人，他都保留着一份脉脉温情。他不像萨特，会突然分手，找来海狸做帮凶，对被他抛弃的人冷嘲热讽。加缪是他那代人和从事他那种职业的人的一个代表，他们希望自由自在。而且，他是个北非人。

像萨特那样，加缪对他的所有女人，多多少少都要撒点儿谎。马梅纳写信告诉姐姐，加缪和弗朗西娜结婚是因为她怀孕了。如何解释他与弗朗西娜的关系呢，因为北非人的风俗，要对女方的贞操负责，还是要为说过的话负责？不如更简单一点儿说：“她有喜了，所以我娶了她。”

加缪写了篇消遣之作，写完后就扔在抽屉里，这就是《哲学即兴剧》，手稿有36页，打印出来有40页，这是一部滑稽剧，作者用了一个化名安托万·巴伊。他用莫里哀式的手法，指责伪存在主义者是圣日尔曼的糊涂虫，目标直指被某种萨特主义愚弄的迟钝的人。这部作品模仿17世纪的喜剧，台词节奏很快。滑稽可笑的剧中人针锋相对，他们的对白时而生动精彩，时而沉重抑郁：

“这个世界是荒诞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荒诞的？”

“因为它无法解释。……”

“您有如此的才智真是可喜可贺。”

“上帝，这种哲学多么令我满意！我觉得我会一刻不耽误，立即加以采用。”

新哲学推销员奈昂先生去拜访外省的一位市长兼药剂师维涅先生，维涅把女儿索菲嫁给了他。奈昂有一本否定宗教的书。该书宣扬人是自由的，因为人什么也不是。万事都没有原因，一切皆出于偶然。奈昂，就是萨特，可维涅并不完全等于加缪，或者奈昂和维涅同时既是萨特又是加缪。《哲学即兴剧》像一部自我批评和发泄之作。奈昂先生说的话模仿了《存在与虚无》中的语言。他告诉维涅夫人自己的座右铭是：“顺其自然。”维涅先生吹捧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我应当完成我自己，同时帮助你成为你自己，这样，在做我自己的同时，我必须做你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吃夜宵的原因。清楚了吗？”

在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描述高高在上的存在论之后，加缪开始思考人的心理。奈昂在向维涅推销巴黎的这种了不起的哲学时，如此这般为焦虑下定义：“这是一种对我们无法定义，而且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故感到担忧的普遍情绪……焦虑，依然焦虑，一直焦虑……然后我们就被拯救了。”奈昂希望人们可以在“禁闭”中考验人类的爱。受奈昂的影响，维涅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犯罪、乱伦或者有恋童癖的女婿。加缪有几个朋友是同性恋，但是他憎恶有恋童癖的人，而且萨特对某些同性恋者的迷恋让他不舒服。在《即兴剧》中，加缪没有进一步谈论哲学，而是把矛头转向文学批评。奈昂逃跑的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长说这个病人的职业是批评家，他的“办法是从来不读自己谈论的作品，这是这种美好职业的常规。”加缪心烦意乱，怒气冲冲。奈昂提议投票“支持那些废除自由的人。……只有当法国人消失，法国才会有共和国”。当维涅对自由的爱得到圆满，他投票给“那些希望废除自由的人”。在《即兴剧》中，在法国，人们“如此痴迷于爱国主义，以致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是两个或三个国家的爱国者。在这个国家，人们以和平的名义痛苦挣扎，以自由的命运安排自己服苦役”。

1946年11月10日，法国人选出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618名议员中有183位是共产党员或者来自与法共结盟的党派。法共在选举中赢得了28.6％的选票，并宣称拥有80万名党员。26名阿尔及利亚议员中有11名代表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在欧洲，冷战风雨欲来。加缪写信给帕特丽西亚说：“欧洲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恐慌情绪弥漫。我刚在一系列文章里表明了立场，‘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我明白一旦采取某种论调将会多么的孤独。……我们不能逃避责任，但是我不喜欢扮演牺牲品。”

加缪希望通过11月11日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拒绝了一味讨好共产党的左翼的要挟：“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的肃清，因为那样可能会助长反动势力……你们应该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保持沉默，因为那会有利于共产党。”他认为1946年人们生活在对专制思想的空想之中，坚信救世主必定降临。《哲学即兴剧》中的一个角色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会懂得不会有太多的救世主。”加缪首次揭露了右翼和左翼中的弄虚作假者，这些人提出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却不顾人民的异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进步的思想基础之上，二者都相信奉行它们的原则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平衡”，这两种意识形态其实半斤八两。世界生活在恐惧之中。加缪反对“把历史看作一种绝对”的哲学“（黑格尔，还有后来的马克思都是如此，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任何产物都是好的）”。

法国社会党人如何自我定位呢？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召开了一次大会，但加缪对会议不满意。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了。在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只获得105个议席，拱手让给法共24个。居伊·摩勒成为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他也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显而易见，”加缪写道，“我们的社会党人受雷翁·布卢姆的影响，更由于迫于形势，至今都没有强调过的道德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担忧的首要问题了（结果并不能够为手段做辩护）。他们曾经希望——这是合情合理的——参考某些比杀戮要好一点儿的原则。”加缪——总是投票给社会党——至今始终追随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明确的是，”他又说，“同样是这些社会党人希望保留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革命者，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忠于党的历史，相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社会党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想或者说不能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混淆状态。加缪没有攻击社会党人，但是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或者说，他们同意结果可以掩盖手段，也就是同意杀戮可以被证明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他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正确的哲学，只是保留了其中有用的批判的部分。”他没有再度质疑革命的必要性，但对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表示怀疑，这是“罗曼蒂克的思想”。空军和装甲兵团足以确保完成一次漂亮的镇压。加缪认为在1946年，革命者们的一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1789年和1917年，”他写道，“依然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不再是能效法的榜样。”他假设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会爆发革命，然而在1946年，革命注定失败，因为实现革命的国家会看到它失去了美国贷款，“作为法国人，作为革命者，我们其实并不自由。”革命者一词是什么意思？在加缪看来，这种渴望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乌托邦，但它追求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必须避免战争的危险，不管这种战争是否使用核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事先就同意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假设的幸福，几百万人死去。……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需要在世界上和各个国家都实行民主。加缪的理想是选举产生一个世界议会。他相信联合国，相信会产生一种“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对实行了多年的制度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实际上相当于革命”。他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只是泛泛而谈。他还相信他业已接受的某些“药方”和想法的作用，如戴高乐——并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的对铁路、天然气、电力、煤炭、雷诺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加缪说：“这些改革不会仅在一个国家是可行的。”

加缪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新社会契约的实施方案：“我们不能用对付鼻炎的办法治愈鼠疫。一场撕裂全世界的危机只能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加缪拒绝爱或者恨某个国家，比如美国或者苏联，也拒绝爱或者恨某个国家的人民，比如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然而，在东方的威胁与西方的威胁之间，他更敌视东方的威胁：“我们了解我们与所有的人太相似了。……在寻找俄国人民中一直存在，也就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所说的的世界的源头的同时，爱这个民族的最佳方式不是希望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冒险，而是希望他们在经历过那么多考验之后，能避免一场新的、可怕的流血。对美国人民和灾难深重的欧洲来说也是如此。”加缪支持对抗奴役、谎言和不公正的全球对话。他预见，在五大洲，“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暴力与宣教之间将斗争不断”。身为记者，加缪往往要特别注意形式，有时候面对读者措辞谨慎。私底下，他把话说得更明确：

我做完一个关于对话的声明后碰到了塔尔。他看上去有些沉默，但目光中依然流露出和我邀请他加入《战斗报》时一样的友善。

“您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

“那么您将会成为凶手。”

“我已经是了。”

“我也是，但我不想再当凶手。”

“你们曾经是我的教父呢。”

“这是实情。”

“听我说，塔尔。真正的问题在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永远反对对您执行枪决。而您，您会被迫同意别人枪决我。好好想想吧。”

“我会的。”

1946年年底，加缪疏远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派的存在主义者，力图深入了解革命和反抗的概念。他构思出一个写作的主题《荒诞与反抗的关系》。当然，他不会在文章中谈及自杀。他在手记中写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在已经把虚无主义的结论发展到极端后，接受自杀的时代。这可以从这个时代轻而易举就接受了杀戮，或者杀戮会得到辩护的现象中得到验证。……制造恐怖的那些人把自杀观发展到极致，这就是合法屠杀，也就是集体自杀。”

加缪不知道在世界上，他的思想并不如此孤独。1945年，在伦敦，一位比他更年轻的思想家出版了一部著作，详细解答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卡尔·波普从1939年起开始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除了阿隆和其他几个人外，该书没有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和加缪一样，波普认为必须与所有的鼠疫和暴力作斗争。上帝是不存在的。人通过与非正义的斗争，赋予历史意义，就像朗贝尔和里厄所做的那样。波普也痛恨专制主义。他批判马克思主义，试图寻找科学历史决定论的根源，大肆攻击时下流行的形而上学和政治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脉相承，到马克思时发展到了顶峰。波普比加缪更像哲学家，简而言之，他凌驾于欧洲两大思想流派，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论和法德的理性主义之上。他在伦敦举办的一次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主持的研讨会上，评述了自己所写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认为共产党和纳粹都神化历史。加缪的分析不及波普结构严谨、条分缕析。然而，和波普一样，他完成了从刀到语言（from swords to words）的思想转变。萨特当时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这一表述蹩脚得令人难受。我们能否想象一位物理学家说：“牛顿是不可逾越的？”加缪不像波普或者阿隆那样有那么多概念作为武器，加缪以小说和报纸为战场，发挥他的才华——他也有力有不逮之处——，与最明显的专制主义大本营——共产主义作斗争，同时也没有忽略其他的专制集团，如佛朗哥集团。

在法国，他独自，或者几乎算是独自前行。他的朋友、反马克思主义的贝尔纳·葛罗艾修森1946年9月去世了。法国共产党的智囊领导班子的人员流失还没有开始，三年以后，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不是政治领袖——打开了闸门。加缪比波普走得要慢。波普早就在遥远的地方致力于解剖马克思主义，指出共产主义的弊端所在。在新西兰，波普没有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恐怖和友谊就放弃自己的立场，没有屈服于时局的压力，也没有因为战前或占领期间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情谊而停止斗争。加缪生活法兰西的暖房中，那里就像一座孤岛，对来自外国的思想，从维特根斯坦到波普，知之甚少。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但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才发生的矛盾，那就是加缪先接受后来又拒绝以哲学家自居。他首先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和醒世作家。《鼠疫》讲的是世俗的信条。加缪的观点很快发生了质变。他抛弃了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假说，抛弃了接受一切打着革命旗号的暴力的做法，抛弃了今天个人承受苦难是为明天全世界和全社会谋幸福的理论。他要为他的这种拒绝找到理由，同时也没有忽略自己的作品。《鼠疫》是一部感情流露之作，令加缪得到了解放。加缪提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要尊奉的信条：“我喜爱投身当代事件中的人胜过对当代事件表态的文学作品。在生活中表现勇气，在作品中展现才华，这已经不是太难办到的事。作家只要愿意，就应该介入时事。”萨特已经凭讲黑人问题的《恭顺的妓女》一剧介入了。加缪不喜欢该剧。《禁闭》的作者很快放弃了这部草草而就的作品。但不管怎么样，萨特依然是位艺术家，不过，他和加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