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和弗朗西娜·加缪终于成为了一套公寓的房客，这是伽利马家族在巴黎第六区中心地带拥有的一套房产，位于塞吉耶街18号的一处私人公馆内，离拉丁区只有几米远。塞吉耶街的一端是圣-安德烈艺术街，另一端通向塞纳河的奥古斯丁修道士河岸。该公馆套间的天花板都很高，布置得很马虎，取暖也困难。加缪夫妇的公寓包括门厅、餐厅、客厅、两间卧室——父母和一对双胞胎各住一间——、厨房和带淋浴的卫生间。加缪很喜爱自己的孩子，管他们叫“两个淘气包”、“小士兵和小橘子”、“两个强壮的小家伙”。这两个孩子的确是够缠人的！去伽利马出版社时，加缪会先穿过布齐街——这条街上有一处非常漂亮、多姿多彩的市场，几乎是阿尔及尔或西班牙的那种风格——，然后来到了圣日尔曼大街。加缪关心孩子和他们的健康——让的体质显得有些虚弱——，但是不大习惯夫妻间的共同生活。来访的客人能够觉察出他们家里的不安情绪和丈夫的烦躁。生活的负担不轻松，食物的供应得不到保障。两年来加缪一直和雷吉娜·于尼耶保持着通信，她是法国人，在美国经营女帽生意，对加缪怀有母亲般的崇拜。雷吉娜在信中问：“您愿意接受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给您的东西吗？”她寄来了一批包裹，里面有奶粉、糖、生咖啡、沙丁鱼、布丁、披巾、毛线衫、给让的小熊玩具以及给卡特林娜的布娃娃。雷吉娜·于尼耶在给加缪夫妇的信中说：“最近寄给你们的包裹包装得不如以前的好，你们应该看出来了，我的手不像原来那么灵活，我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和加缪的母亲患的是同一种病。“我的手开始变形了，因为我必须不断用手干活，所以手一直在疼。我想我的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有时候在我的胸脯下方会出现一些斑点：我必须停下来并且平静一会儿，斑点才能消失。阿尔贝，我建议您撤销给我的200美元汇款单，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不希望对这么大一笔钱负责。”就像雷吉娜牵挂着双胞胎一样，加缪也牵挂着于尼耶小姐的健康，他在信中说：“亲爱的雷吉娜，得知您在遭受病痛，我们都很难过。我们相信随着春天重新来临，您的身体会好很多。弗朗西娜和双胞胎的状况都不错，只是卡特林娜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两个孩子总是爱闹好动，让我们很开心。我们终于安顿下来，住在自己家里了。”

圣诞节时，加缪一家到布里昂松小住。加缪得以休息：“这里的冬天拖延了那么长时间，工作又让我如此疲惫不堪……我只希望赶快离开巴黎，还有我所生活的文学圈，然后去地中海。我渴望阳光和孤独。”他给雷吉娜寄去一张服装流行式样表：“这样您就可以知道此刻巴黎正流行的东西，您可以从中得到灵感来满足您的那些爱挑剔的女主顾……对我们而言，在法国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我们几个已经对此感到厌烦。”他考虑把让和卡特林娜送到奥兰的岳母家，以便让弗朗西娜休息一下。“至于我，我继续工作。我正在写一个剧本和一部哲学随笔。”说起这本随笔，他显得很乐观：“就快完成了。”

加缪告诉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巴黎圈的人——首都的生活对他而言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去瑞士、阿尔及尔、英国短暂旅行都没能使他得到喘息。他很羡慕在摩洛哥的费约尔一家：“我被工作压垮了。《鼠疫》马上就要出版。我又主持了几个月《战斗报》的工作，以避免报纸即将倒闭的命运。罢工、财政危机、某些人很懦弱、普遍消极怠工。”加缪请求原谅现在他的信件都是用机器打印出来的。为了节约时间，他口述。另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我的字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我不想给您增加辨认的负担）。”

加缪亲历了《战斗报》的第一次衰落。他想从头再来，他对弗朗西娜吐露心扉：“关于《战斗报》，一切都很简单。彼亚和几个人想退缩。我曾经说过（可能这是我的错），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可能是一种放弃。彼亚回答说要领导一份报纸就要相信它能成功，他不相信《战斗报》能成功，因此，他应该离开。最后，他同意如果我成为报社的社长，并让他一直做具体工作（这是彼亚一直在做的），他就留下来。我首先进行了改革，然后负责监督工作。实验期被定为六个月。如果销量回升，彼亚就会明白报纸可能成功，他将重新接管他的工作。我说我同意做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实验，但时间不会更长（这样我就可以去度假了）。这意味着每天晚上6点至9点我必须在报社。我做好安排，周六就可以不去了。对我来说，这差不多可以给我节省出三天的时间。”

形势一点儿也不“简单”。《战斗报》的销售量不再有“底线”，基本读者数和印刷量降至10万份并且有20％未售出，有时达到30％。仅1947年，《战斗报》就预计会有1900万法郎的财政赤字。大家谈起接手者——《北方之声》或者由阿隆联系的银行。彼亚建议先停办报纸然后再重整旗鼓。在布洛克-米歇尔和皮埃尔·加兰多的支持下，他一月份在里尔与《北方之声》的老板雷翁·沙代进行讨论，沙代保证每月提供给报社50万法郎以及广告收入。在远方的加缪也赞成，不过“沙代巴尔扎克的一面”让他担心。沙代主张有秩序。保尔·博丹成为主编。报纸的销量更少了，发行量很低，而且1947年2月11日至17日巴黎新闻界的罢工——又一次——对报纸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彼亚休息了几天并将他的保温瓶和著名的夏朗德软底拖鞋带走了。一天，他对罗歇·格勒尼耶、纳多、维韦以及帕勒说：“如果你们在我的抽屉里再看不到我的夏朗德软底拖鞋，我就是真的走了。”令人惊奇的是：彼亚发电报确认自己离开。传言：一些人猜想他带着担保金去与戴高乐主义者会合了。加缪沉默着。奥利维尔转而支持戴高乐。重返报社后，4月22日，加缪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战斗报》没有被选为某个政党的报纸。”戴高乐建立了他的联盟么？好极了！加缪宣布《战斗报》将不会脚踏两条船。为了重振我们这个集体，他宣布：“我们感觉最接近的，虽然不乏失望，是社会党。”

在戴高乐主义问题面前，因解放运动团结在一起的撰稿人们也出现了分歧。戴高乐即将成立一个政党，法国人民联盟，并且宣布任何人不支持他就是反对他。马尔罗是戴高乐主义者，萨特是反戴高乐主义者。加缪有多年的共和思想，不信任政党主义和凯撒主义。他常常在报社出现，但写得少了。不存在选择戴高乐或系统地反驳其建议的问题。加缪想“平等地”对待戴高乐主义者和其他党派。这不是别的社论作者，如弗朗索瓦·布吕埃尔或阿尔贝·奥利维尔的选择。奥利维尔想明确态度，于是在四月份加缪与他的不和变得更严重。一开始，加缪拒绝了，不想终结这份“不幸的报纸”。最后，奥利维耶发表了一篇文章：“戴高乐将军以他的权威支持关于宪法、法国政治机构以及政治制度的构想。人们尊重还是不尊重这些有充分根据的构想？这是真正的问题。”加缪没有指责。又出现了别的冲突。奥利维尔想倡议法国接受被苏联拒绝的马歇尔计划。二元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你接受马歇尔计划，你就变为美国的附庸；拒绝它，你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马歇尔计划对所有东方国家和苏联开放，谋求重振全欧洲经济并阻止欧洲大陆转向共产主义。法国和英国不难使公众舆论接受这个计划。

在塞吉耶街，加缪召集《战斗报》的几名记者讨论报纸遇到的困难。怎样弥补亏损？戴高乐认为《战斗报》的人都很友善但神经有点儿不正常。马尔罗转达了一些戴高乐主义者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没门儿！与亨利·弗勒奈同为报纸创刊人的克洛德·布尔代希望回来，引荐了突尼斯的实业家亨利·斯玛加，这个人准备买走《战斗报》一半的股份并称准备清偿亏损和债务。就像所有的接手人一样，斯玛加保证不会干预报纸的编辑事务。没有别的出路了。1947年6月1日，股东将他们的股份让给了布尔代。彼亚对布尔代有偏见，不想加入这样的《战斗报》。在“股份转让”会议上，他拒绝了付给他的支票并站起来：

“你们的做事方式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竟然让人说我离开是为了投靠戴高乐主义者。再见吧！”

彼亚不接受人们认为他唯利是图的说法，而且他一直坚信加缪没有反驳这些流言蜚语。布洛克-米歇尔、雅克琳娜·贝尔纳、奥利维尔、吉蒙、加缪感到震惊。当有人问彼亚他为什么倒向戴高乐主义时，他用一句俏皮话回答：

“因为戴高乐有幽默感。”

尽管雅克琳娜·贝尔纳尝试让他们重修旧好，但彼亚和加缪还是再没有见面。

乔治·阿尔特舒勒尔、让·塞纳尔、莫里斯·纳多、雅克·勒马尔尚仍留在《战斗报》。罗歇·格勒尼耶后来去了《法兰西晚报》。斯玛加买下《战斗报》另一半股份——完全控股。布尔代太天真了。加缪感到失望，但解脱了，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轮新闻生涯。他将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从伽利马出版社领取作为审读委员的酬劳。为了独立，他珍惜这份工作。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手记中写道：

没有明天。

系列1　荒诞：《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卡利古拉》和《误会》。

系列2　反抗：《鼠疫》（及附录）-《反抗者》-《卡利亚耶夫》。

系列3　《审判》-《第一人》。

系列4　伤心的爱情：《焚尸的柴堆》-《论爱情》-《诱惑者》。

系列5　修改的作品或伟大的小说+伟大的思考+无法上演的剧本。

《卡利亚耶夫》：就是正在准备中的《正义者》。加缪已经在10年内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两个系列。他做了一个15年或20年的简单计划。

1947年6月3日，《战斗报》的印刷量达到了十二万五千份，但订阅量降至六千份。加缪有礼貌地遵从游戏规则，向读者告别，解释说报纸将继续办下去。他苦笑道：“我们亲爱的同志克洛德·布尔代，这份地下报纸的创刊者之一——以前他的政治倾向一直与报纸接近——，……已经决定挑起经营这份报纸的重任。”这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再见-安魂曲，布尔代对加缪心生怨恨。加缪对所有写信给他，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的人都发了一封措辞凄凉的通函：“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它给了我很大安慰。”他亲自给几位合作伙伴写了回信，例如排字工图拉蒂埃。加缪像彼亚那样悲观，反复说一份公正的报纸是不可能生存的：“我们缴械投降，因为我们太正直。这份报纸，我们原本希望以它为荣，现在却变成了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耻辱。”

流言四起：彼亚是拒绝报纸出版的人，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他嫉妒加缪的声誉。不可能。加缪离开《战斗报》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劳累、健康状况不好、有作品需要完成。彼亚后来加入戴高乐派的另一家新闻机构。两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这在法国很重要——加深了。

6月初，加缪收到了《鼠疫》的首印本。该书的印刷量达到了两万两千册，并在6号开始出售。十天后，又印刷了两万两千册。从7月到9月共售出五万两千册。这是加缪第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他赢得了受人尊敬的评论奖。大部分的文章写的都是称赞的话。

纳多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伤害了加缪：他的报纸持保留态度。在文章中有一部分加了框：

“总之，”塔鲁简洁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也能成为圣人？这是我眼下知道的唯一具体问题。”（《鼠疫》，第279页）

纳多分析指出作者有一种成为圣人的倾向，这既不让人惊讶也不出人意料。它让人“不舒服”。在他看来，鼠疫不只是一个事件，它是“流行病之前或之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独立于流行病的”——加缪对这种解释并不赞同。《鼠疫》是一部具有浓厚二元论思想的作品，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象征性困境的一种写照。这本书用了几年时间才完成。纳多用和解的姿态推荐这本书：“《鼠疫》中的一些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罕见，引人联想，并触动读者的心。尤其它针对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或拒绝的荒诞。作者的功劳在于不带任何艺术修饰，没有妥协地将它表现出来，典雅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火热的兄弟情谊。”没有艺术修饰？我们可以解读为：1．没有足够的文学价值。2．从美学观点来看，它不及《局外人》。纳多竭力推荐阅读《鼠疫》。纳多是彼亚聘用的，加缪事先不知情，这位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对《鼠疫》的世俗和人道主义寓意进行评价。在加缪看来，纳多对超现实主义热情过度。

面对这番冠冕堂皇、机械地一步一步说坏话的叙述，朋友和认识加缪的人知道他很脆弱，并不总是让他知道他们的反应。在美国的巡回研讨会上，萨特没有称赞该书的价值。在公开场合，他赞赏加缪的才华。但私下里，他宣称加缪不是一个天才。

在打发妻子和孩子去奥兰之前，加缪带他们去帕内利埃度假，奥兰对弗朗西娜一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加缪不快乐。评论奖？“……成功的悲哀。……如果对我而言一切更加困难，就像以前那样，我将更有权利说出我想说的话。在此期间，我还能帮助许多人。”他为一个剧本随便写了几段对话。他告诉玛格丽特·多布莱纳他的忧伤，还有他很高兴回到尚蓬：“在这里，我远离一切（而且我很高兴如此）。……在只给我留下失望的《战斗报》的故事结束后，评论奖也不能令我安慰。”

当他给“海狸和波勒克斯”、“图蒂·冈蒂”、他的“亲爱的人儿和鱼”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写信时，他不再那么自艾自怜，而是语气愉快。和这两个伽利马在一起，加缪喜欢欢笑：“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已经来了五天，这个地区一切都那么宁静。晴朗的日子，天气阴沉的日子，轻风，小雨和微风。”加缪是在写诗，至少文字押韵。我找到了世界的真相。我在这里做的事情值得表扬：与双胞胎在夜里旅行就像被罚入地狱。

当我去到乡村

我到了天堂。

……最后，简单一点儿说，我们住在城堡的主塔里，就像夏多布里昂住在孔堡——，但是，不孤独。一楼，住的是双胞胎。二楼，太太和先生。三层归先生使用。事实上在城堡主塔的顶层，我放任自己陷入无序的灵感中。

清晨，我被人反抗

夜里，我遭到腐蚀。

这是我的时间安排，包括吃饭和睡觉（我吃饭、睡觉就像一个哥萨克人一样）。在闲暇时，我满怀与伟大而有益的爱不可分割的柔情和忧伤，思念着你们。……你们已经猜到此刻我正在阅读《墓畔回忆录》，我采用了它的风格。

加缪收到了由伽利马出版社新闻服务部门提供的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节选：“我被埋在鲜花之下，这使我怀疑，或者说这加深了我的怀疑。”他认真地阅读评论。萨特浏览涉及他的文章，甚至以更快的速度！现在在这个圈子里，萨特不需要评论，他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加缪统一通知了整个法国新闻界，但他还是特别关照某些记者，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周刊的记者：

我离开巴黎是对的——尽管《周六晚报》派了一名记者到我这里来。由于得到的信息有误，这个可怜的家伙，经过第戎、里昂、圣艾蒂安，然后再搭乘公共汽车，又步行了4公里。当他到达后，应该给他准备担架了。他走后，我很平静。

如果你想做记者

你最好带上蜜里萨药酒。

弗朗西娜的身体状况很好。她什么也不用做，或者说几乎什么也不用做，这就是她该做的。她阅读柏拉图的著作，说苏格拉底很聪明。这是我的看法。她同意。‘不管怎么说，’她说，‘他对小希皮阿斯不好。’卡特琳娜得了肠绞痛，他们给她喝米汤。让有大肠杆菌，但是他能与它们融洽相处。至于我，我在慢慢康复……

啊！我的小宝贝们！活着真的很难，而谈论自己更难……

这两个伽利马几乎总是给加缪带来好心情。米歇尔宣布将很快重印《鼠疫》。加缪开玩笑说：“米歇尔白说也白做了，我从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假设我们真的再印5万册《鼠疫》，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那么好吧！如果我赚一百万，出版商将赚五百万。我走得越远，出版商将走得更远。因此到最后，我们越成功，被人剥削得越多。这就是我要更换出版商的原因。”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人提出要授予我荣誉勋位勋章。”他又有了负担。“我庄重地拒绝了，说我正在准备挣一张汽车券。听到这番利欲熏心和冒失的话，对方放弃了。”加缪没有做七星丛书奖的评委。他认为最好把奖颁给年轻作家。和他一样，加斯东·伽利马也认为将评论奖颁发给加缪很可笑：“这一切是一种恼人的轻率行为。我知道加斯东没办法。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放弃年度午餐会。”

费尔南德·弗尔和表妹尼科尔·夏普隆来到帕内利埃。“上校夫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善她的女婿与弗朗西娜的关系。然而，费尔南德是个能干的、尽心尽意的、有时又有点严厉的祖母，把双胞胎照看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就像《鼠疫》被交给读者后一样，《战斗报》留下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与众多完成作品的小说家一样，作家“被解放了”，但惊惶失措。他犹豫着：“我不知道。我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我只想到了旅行。”他做了一次计划中的旅行，去见路易·吉尤。一路上，加缪坐的是让·格勒尼耶的新车雪铁龙11。他们用两天时间，行程四百公里，参观了孔堡、圣-马罗和圣-布利尤克。加缪见到了父亲的坟墓。起初，他认为这次旅行没有“任何意义”。他不了解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在这片土地上默默无闻地死去了。后来作家突然无比震惊地意识到：“埋在这块石板下的父亲比他还年轻。”这是一位年龄很小的父亲。

加缪回到了巴黎。他更喜欢夏天的首都：天气晴朗；圣日尔曼-德普莱的那些家伙们到别处玩去了；作家有了空闲时间。他的办公室里热得让人受不了。他对雅尼娜和米歇尔说：“在《新法兰西杂志》只有我一个人，勇敢地承担如此庞大而又多样的事务，接待不会说法语，向我要求国外出版权的好心人。”与七八月间众多法国公司一样，出版社空无一人。加缪从这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不停接听电话：“这里是外国事务办。这里是商务部。这里是文学部。是的，您有作品。这里是《特洛伊木马》（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办的杂志——他因为冒犯法官而被起诉）。这里是《现代》（萨特办的月刊，监督正义和所有法国机构）。《地理杂志》，是我。是的，亲爱的，是我，雷蒙。……在歌剧院，当要表演火枪手穿墙而过时，人们让同一批的合唱队队员重复走过，简而言之，幸亏有了歌剧院的这个妙计，我使外面的人相信，那些个没有责任心的负责人没有把出版社留下不管，我抓着《新法兰西杂志》的胳膊，我使它坚持下去，使它战胜风浪并确保它能活下来，不过同时，在这三伏天里，它搞垮了我的身体，把我推向死亡。”8月17日，加缪接待了一位意志消沉的童年时的朋友。他的妻子把他送过来：“他很和蔼，但是有健忘症，害怕别人割掉他的睾丸。我已经说服他相信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他差不多平静下来了。”

加缪在构思一出戏剧：《戒严》。“将有一个角色是给（热拉尔）菲利普的，还有一个角色给玛丽亚（卡萨雷斯），……这会是理想的角色分配。”他工作不多，在脑中把这些“想法搅成麦激凌”，他还在谢弗罗兹的一个游泳池里游泳。

在勒尼·托马塞和奥迪勒·德·拉莱娜这几个断断续续的合作者之后，现在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有一个全职的秘书。这是贝娅特丽克丝·迪萨勒介绍给他的苏珊娜·拉比什。她聪明、忠实。加缪给她取了个“优雅的牝鹿”的绰号。苏珊娜也是结核病患者，她在圣伊莱尔-杜-图韦的学生结核病疗养院里待过一段时间。她是剧作家的后代，《鼠疫》的最后一版就是她打印出来的。她完全弄不明白做文秘这行需要保密。她收集加缪的草稿并把与这位大人物有关的事情记在日记里。他发现了，痛骂了牝鹿一顿，当着她的面将日记烧掉。拉比什具备作为唯一的私人专职秘书必需的优点，忠实、耐劳、耐心、具有过滤电话和分发信件的洞察力，她也有一些改不掉的缺点，狂热崇拜，好奇心很重。她传话，有时还会加油添醋，制造事端。她的位置很不讨人喜欢：她几乎知道加缪的全部生活。她应该闭嘴，保护隐私。她狂热地崇拜作家，当他接待某个漂亮女人时间过长，她就会赌气。当然，这是为了让他欣赏阳台上的花。拉比什出于善意而编造谎言。

出了名的加缪被人追逐。阿尔贝·加缪和让·德·梅松瑟勒在年轻时互相许诺要回信给对方。加缪尽力信守诺言。他将信件分类，让秘书根据不同情况删节或增加内容。这段时期使他产生灵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若纳斯》，讲述一位不再画画的画家的故事。忙得不可开交的若纳斯-加缪花在基本工作——他的作品——上的时间少于用在额外的事情——通信上的时间：“走运的是，他工作的越少，名声越大。……不管怎样，如此多的义务不允许他闲逛和无忧无虑。他觉得自己总是慢了一步，总是有罪，甚至在他工作时，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就像若纳斯一样，加缪经过了怀疑的阶段：“他对自己说现在他再也不工作了，他很幸福。”当加缪担心再也不会写作时，他是不会幸福的。在《若纳斯》的结尾，画家的一位朋友看着白色的画布——是一束白色的叶子？在那里，若纳斯-加缪用非常小的字写下——“有一个词人们可以辨认出来，但不知道是应该读作‘孤独’还是‘团结’。”

不过，加缪正在写随笔《反抗者》还有《正义者》。《手记之二》：“我重读了所有的笔记，从第一页开始。这行字跳入我的眼帘：风景一点一点地消失。现代的癌症也吞噬着我。……向当代精神提出的最严肃的问题是：因循守旧。”接下来，是感伤，表面上看上去是玩笑话：“幸运的基督徒。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宽恕而将慈悲留给我们。”这些文字有时也不是那么冷嘲热讽。加缪让人将其中一些打印出来，并作了删节。如果作者拒绝暴露隐私，他认为将来可能会出版的私人日记就会显得不自然。

加缪积极介入到当时的政治事件中去。他反对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1947年10月，一些知识分子在11月份的《精神》上第一次发表文章，呼吁国际舆论。在签名的人中，有报社社长埃马纽埃尔·穆尼耶，撰稿人让·玛丽·多梅纳克、布尔代、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加缪，两本很有号召力的书《集中营世界》、《我们死亡的日子》的作者大卫·卢塞。这篇宣言作为和平的前奏，提出不依附两个大国。它要求欧洲在经济上团结，在对外政策上和军事上奉行中立主义。分歧很快出现，梅洛-庞蒂划去了他的签名，并拒绝在《现代》上发表呼吁的部分节选。11月，加缪同意让·达尼埃尔在他的杂志《卡利班》上转载他的文章《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他们在呼吁国际舆论的文章中加入了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新秩序……不能只是某一国家或者甚至某一大洲的，尤其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它应该是世界性的。”

暂时每两个月出版一期的优秀月刊《卡利班》，由于经费问题，在《读者文摘》，以及几本享有盛誉的月刊《精神》、《现代》、《欧洲》和文学刊物《恩培多克勒斯》的夹缝中寻找位置。《精神》属于基督教左翼，《现代》和《欧洲》私下里是亲马克思主义的。《卡利班》反对《读者文摘》，刊载完整的原创作品，反对把通俗文章庸俗化。加缪给编辑部打电话推荐吉尤的《平民之家》和托尔斯泰的《主与仆》。曾用笔名让·达尼埃尔的让·邦萨伊德1947年10月成为《卡利班》的主编。他曾经在议会办公室工作。他是让-皮埃尔·布洛克的全国新闻机构协会的部门领导。加缪喜爱《卡利班》和27岁的让·达尼埃尔。现在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生活在巴黎。勒内·普莱文的内阁首脑、同时也是议会主席的让娜·西卡尔帮助《卡利班》，亲手将一百万法郎送给达尼埃尔：“对处境困难的媒体，给予一些帮助是完全可能的。议会办公室有秘密资金。”文化关系部长路易·若克斯为法语协会和法国学校、代表团、使馆订阅了一千份《卡利班》。

《卡利班》上的文章涵盖了文学、政治、哲学、杂闻和社会新闻，盖埃诺、埃坦布尔、路易·马丁-肖菲耶、加缪和萨特都向它投过稿。就像加缪一样，布里达面粉厂厂主的儿子让·达尼埃尔觉得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也有学士学位和高等哲学研究文凭。他放弃了哲学教职资格考试，进入新闻界。他对文学感兴趣，喜爱阳光、女人、跳舞，有文学野心。后来他出版了一部小说《错误》，由加缪作序。作品刻画了一个叫维尔玛斯的人，这个人物的灵感有一半来自《鼠疫》的作者：“通常，魅力与朝三暮四是同时存在的，在他身上，魅力是性格丰富的标志。他有虚情假意的一面，但这是他的自然本性；就像所有人一样，他很好地扮演了一个角色，不过这就是他本人，他表现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在维尔玛斯身上我只看到一个弱点，就是：他热衷艳遇，虽然他与一位令人喜爱——他也爱——的女人结婚了。”达尼埃尔和加缪互相吸引。《错误》：“困难在于我非常爱维尔玛斯的妻子，在我看来，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伴侣；可是维尔玛斯！他的友情是多么有感染力！他的一举一动是多么热情！他以一种惊人的敏锐挽住你的胳膊，使你远离孤独，让你相信情感相通。”加缪和达尼埃尔之间建立起“神秘的友谊关系。”一些支持加缪的人与《卡利班》有固定的合作关系，例如，安德烈·贝拉米克——笔名安德烈·贝莱里——，让·达尼埃尔的情人玛丽·苏西尼也是。

地下共产党日报《解放报》的社长，拉维热里的议员艾马纽埃尔·达斯蒂耶想与加缪对话。《解放报》社长长达六页的文章的主题是：应该先从刽子手中救出牺牲品。他看出加缪是一个逃离政治，在道德中避难的知识分子，达斯蒂耶讥讽道：“我是和平主义者。您是和平主义者。可您的和平社会运动就像是对抗结核病的社会运动（达斯蒂耶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个结核病人），目的是防治结核病但又拒绝预防它的办法。”加缪的第三条道路显得不现实，就像他的社会契约与国际议会：“人们惊奇地看到您把难以避免作为借口将世界无政府主义合法化。”除了计划成立的机构，达斯蒂耶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也有分歧。对站在法国共产党一边的达斯蒂耶而言，地球上受苦的人都将通过暴力解放自己：“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奴隶发明了死刑、监狱、大炮、原子弹。奴隶、无产阶级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抢来这些武器和手段。……只有他们的胜利和一场社会变革才能结束这些手段。”

加缪认为需要“给社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是不需要激进地改变“社会”。他“不耐烦地、怒气冲冲地、固执地”把自己的回应告诉让·达尼埃尔。加缪在达斯蒂耶身上看出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也看出了斯大林冒险分子：“您不明白，达尼埃尔，这一切的严重性。……当阿拉贡、卡萨诺瓦和卡纳帕在这些法国小作家中散布恐怖时，拉维热里的达斯蒂耶先生假装相信危险来自我，假装相信我竟会忘记所有这些他从来没有给予过起码关心的牺牲者！”加缪写了九页纸进行反驳，并用了一个粗鲁的题目：《骗局在哪儿？》加缪不是一个恭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顺从导致的是盲目的教条，绝望走向暴力哲学。”他谨慎而坚定地谈起马克思主义。有人批评他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也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到自由：“这是真的，我是在苦难中学到它的（加缪谈的是习惯贫穷，但他把这看作苦难）。不过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你们说为了消灭战争，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我也想这样。然而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必须向它宣战。这是荒诞的，并且我仍然认为人们不是以更坏去对抗坏，而是应该用不那么坏去对抗坏。”

达斯蒂耶和加缪的论战，一位通过发表在《行动》周刊上的“刽子手中的蓬斯·皮拉特”，另一位的阵地在双月刊《左翼》。“我们从来没有拥护过集中营，”加缪一字一句地说。站到“红色侯爵”（达斯蒂耶的外号）一边的萨特没有与加缪直接交锋，他从表面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入手，逐一用共产主义的论据来反对民主和资本主义：“原则上，我们所有人所拥有的权力或所谓的权力只对少数人来说才有其真正意义。按照法律，每个成员都自由地拥有，比如自由地拥有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资本家自由地拥有他的劳动工具，工人自由地拥有他的工资。”财产法认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现代》的主编用中学生的口气说：“自由，就像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中看到的那样，是一个恶作剧，……结果只会导致一个人要求增加工资，仅此而已，这已经是一个人希望将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希望将自己从阻止他成为人的任何境况中解放出来而提出的要求。”在这场决斗中，文章里的剑都套上了皮套。在《卡利班》上，支持邱吉尔的加缪发表了《民主，民主的实行》、《最不坏的制度》。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加缪觉得温斯顿·邱吉尔比约瑟夫·斯大林显得“更左”。这一次加缪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拐弯抹角，他认为不能接受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把两种相反的推理加以区别：“第一种说：‘我们从不改变人’……另一种：‘我们可以改变人。……但是他们的解放要依赖这些要素，并且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以使他们得到好处’。”加缪的结论，极其简洁：“合乎逻辑地压制：1．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人；2．不同意要素的人；3．既不同意要素又对改变要素的方法不同意的人；4．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的所有人。”加缪既批评专制制度又批评乌托邦主义，二者有时会被人混为一谈。他支持“拒绝以某个理论的名义或者以盲目的救世主降临说的名义去加重这种苦难”的人。在随笔《反抗者》中，他进一步深入，尝试将批判性分析与马克思的预言说分开。

他还在《卡利班》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他为可能生存的报纸与广大读者之间的关系下了定义：“1．如果一部小说有时候被概述出来，它就不能被压缩。”杂志记者，撰稿人应该记得“2．普及不是庸俗”，“3．我们能够在不停地观察语言规则，考虑风格与独特性的同时，对大众感兴趣。”既不应该提供假消息也不应该提供不完整的消息。世界是复杂的，既不是玫瑰色也不是黑色：“4．不可以像对待垂死之人那样歧视大众，还应该不断对大众说一切会更好。”最后，加缪谈到了他自己：“5．只有一种事物比绝对的悲观主义更愚蠢，那就是绝对的乐观主义。”一家声誉良好的报刊不会哗众取宠，描述享有特权者的得意生活，或者成天做出大难临头的样子。对于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职业”——新闻工作，加缪有一种想法：“除了一两家（加缪认为是《战斗报》、《自由射手报》，《世界报》有时也是），冷笑、玩笑、丑闻构成了我们的新闻基础……”

与《自由射手报》的乔治·阿特曼、《世界报》的于贝尔·伯夫-梅里一样，加缪认为报纸应该指引读者，而不应该被他们的趣味或本能推着走：“应该引导大众，这是报刊要扮演的角色。”加缪的语气像启示录中的语气。他在三家报纸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失败，足以保证他不会再继续痛苦下去。他看出记者中有杰出人物，但他反复思考，“当这些杰出人物背叛时，社会将会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公开地死于愚蠢与庸俗将是对我们社会的一种安慰。”

这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受人重视，但从长远而言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报刊来说就像是奏响了一曲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