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阿尔贝·加缪35岁，诗人勒内·夏尔41岁。加缪不是现代诗歌的狂热爱好者，但是他帮助勒内·夏尔出版了《伊普诺斯的书页》。这些诗歌的新颖之处在他看来“光彩夺目”，他打消了加斯东·伽利马的顾虑。加缪对加斯东和另外一些人说：“评判我们同时代的人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说有人有天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勒内·夏尔。”

加缪在勒内·夏尔身上看到的是一位诗人兼哲学家：“夏尔理所当然地提出恢复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悲剧性乐观主义。从恩培多克勒到尼采，一个秘密从一个顶峰传到另一个顶峰，在消失多年以后，夏尔重拾这个艰难的、非同寻常的传统。……这种诗歌既古老又新颖，把精致与朴素结合在一起。”从夏尔的作品和人身上，加缪看到了一种道德。他接受了一种暗含的观点：诗歌可能是哲学的缩影，诗歌可能是一种真理。在他看来，夏尔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诗歌本身。夏尔曾是超现实主义者，但现在不再是了，这让加缪满意：“经过超现实主义的洗礼，夏尔只保留了其中最好的部分。有一天人们会把超现实主义者定义为最后一批敢于以适当的方式说出‘爱’这个词的作家。”夏尔与超现实主义保持着距离：“别相信超现实主义，这个‘流派’从前很优秀，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加缪喜欢夏尔的表达法：“只为爱而弯腰。”还有他描绘的画面：“新生儿脸上发热的含羞草。”以及他的座右铭：自由、不平等、博爱。关于1940年，夏尔的论断是：“法国的反应就像从睡梦中被惊醒的落魄人。但愿在同盟国阵营忙碌的修理工和木匠不会成为新的破坏者。”

加缪对罗歇·格勒尼耶宣布夏尔是一位古典作家。欣赏并不是对等的。夏尔翻阅过《局外人》，还有《鼠疫》，不过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小说：“我对现代小说没有好感，我不懂得‘欣赏’它的主题，也不懂得将它的情节、内容和语境结合在一起。”他的朋友于尔班·波尔热问他：你认为加缪的作品如何？勒内·夏尔带着南方口音嘲笑道：

“这是一位‘赫’记者，一位很‘很赫’的记者。”

然而，如果有人攻击加缪，夏尔会予以回击。从1946年秋天开始，他们定期见面。加缪在阿维尼翁的欧洲宾馆住下后，开始在当地寻找房子，并找到了一处，不过他嫌贵，在“和我一起度过三天，讨人喜欢的-了不起的-令人安慰的漂亮小伙子勒内·夏尔”的帮助下，他重新找了一处更好的。夏尔把几位抵抗运动的同志介绍给加缪。他喜爱“加缪自由自在、带着沉思的快乐。”夏尔带他游览吕布龙、阿尔彼耶、环抱利斯尔上拉索尔格平原的旺杜，他看到了一个热情洋溢地把普罗旺斯当做阿尔及利亚的土地的加缪。后来，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加缪在帕勒姆，也就是夏尔生活的利斯尔上拉索尔格附近租了一栋村屋。

加缪想让夏尔与伽利马家的一个女儿联姻，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并且这位有很多情妇的诗人也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加缪有一些像父亲一样的长辈，例如，路易·热耳曼、让·格勒尼耶；也有亲密的弟兄：关系平等的罗贝尔·若索、形影不离的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长兄一样的帕斯卡尔·彼亚。他发现夏尔是一位长兄，感动他、驯服他、令他着迷。加缪在马里尼纳机场迎接他的母亲和侄女吕西安娜时，这样介绍勒内·夏尔：

“妈妈，这是我的兄弟，你会爱他的。”

身高1米85以上，结实，长着铁匠般的手指，夏尔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石柱、一棵不能被砍倒的树。他的头在诗歌的星星里，身体扎根于普罗旺斯省的土地。在手记里，加缪想到了马拉美：“夏尔。由于一场难以理解的灾难而落到人世间的一块石头。”夏尔拒绝辩驳，给人的感觉像个骗子或讨厌鬼。他像加缪一样吸引人，说话带着利斯尔上拉索尔格口音，他不是那些在私人旅馆租房，或拥有宽敞的公寓、庄园或磨房的巴黎作家中的一员。这也让加缪感到踏实。后来夏尔住到利斯尔上拉索尔格附近、布斯克拉特的一栋小房子里，周围有杨树、椴树、松鼠和山雀：底层有一个房间和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在壁炉上或搁板上，放着涂了漆的法国梧桐树皮，他在上面写下一些很久以前即兴创作的诗句。他的个性——几乎——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厌烦接待客人。当他讲故事的时候，总是混淆真假，添油加醋。版本不同有什么重要的嘛。美，就是牺牲了真实的真理。夏尔不断地让他的大部分听众吃惊，包括加缪。

战士夏尔和他的传奇都让加缪惊叹。1943年9月他加入了法国战斗力量。夏尔给加缪，还有他的抵抗运动成员朋友马克斯·菲舍尔、罗歇·路易或者弗雷德里克和战斗运动联络员玛丽-克洛德·迪里奥讲抵抗运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如何找到火腿或武器，有人如何说一名诗人不懂怎么拆卸冲锋枪。抵抗运动成员，无论真假，作为老战士，都爱回忆那段艰苦岁月。夏尔承认，他们的讲述有夸大其词的一面。这些成年人重复了这些“一百次，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回忆这些已经过去的可怕的事情有乐趣。当我们经历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们是极为可怕的，当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如此庆幸一切都已经结束。可怕的事情是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事。” 加缪听夏尔讲故事，充满仰慕。在巴黎，他接触过几个假抵抗运动成员。他主动说他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夏尔讲得、渲染得那么好，以至于加缪记下了他的故事：“勒内·夏尔在占领区的火车上，天亮了。德国人。一个女人掉了一个金币。夏尔用脚踩住并还给了她。女人：谢谢。她给他一支香烟。他接受了。他也给了德国人香烟。勒内·夏尔：‘认真考虑过后，女士，我把您的香烟还给您。’一个德国人看了他一眼。隧道。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我是波兰人。’过了隧道之后，勒内·夏尔看了德国人一眼。他的眼里充满泪水。在火车站，出站时，德国人向他转过头来，并眨了眨眼睛。夏尔微笑着回应。‘混蛋，’正好看见这一幕的一位法国人对他们说。”加缪还记录了一则神奇的趣事：“夏尔与植物公园里一只雌狮的爱。他越过栏杆抱住它的头。它朝天躺着。它张开了它短短的爪子。”

在着迷了的加缪看来，夏尔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诗人拒绝生活在巴黎，排斥邮局、荣誉和勋章。加缪热爱足球，夏尔热爱橄榄球，他在玩橄榄球时折断了一根手指。他宁愿提起这处伤而不是打游击时中的几枪。加缪和夏尔爱女人，不过夏尔有点儿怕她们。他用征服者的外表和有些强硬甚至粗暴的态度来掩饰他的恐惧。诗人和小说家互相诉说秘密。阿尔贝对他“亲爱的勒内”说：“必须在遇见道德之前遇见爱情，这是真理。否则，二者都会死去。人世间是残酷的。相爱的人应该一起出生。然而只有我们经历过，才能更好地去爱，是生活使爱情分离。没有出路——除非有运气、一见钟情或痛苦。”夏尔不是把他的挫折和进退两难的爱情忘在脑后，就是他首先想起他的作品。在加缪看来，《清晨》中的诗让他变得更加伟大：“您满怀信心向前。至少在这条路上，您从不犹豫。一切都给您带来累累硕果——当今少有的‘创作者’之一……”

与雅尼娜和米歇尔在一起的信任的时候，他寻找快乐；与夏尔在一起，他很自然地用严肃的口吻，有时甚至有些夸张。“我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他说，“我一直努力拒绝孤单、冷漠……我愿意与别人在一起。但是有一种命运，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就在一切都不简单的斗争中。”他半严肃、半玩笑地结尾：“我给您写信就像是在给我的朋友或我的兄弟写信。不过不要认为我太悲伤，您知道我有自己的哲学。”过去，加缪不认为他和夏尔必然相遇——他拿一些相信星相学的演员开玩笑，并给他们迷信的权力——然而，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觉得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必然、一种命运。夏尔后来在回忆他们的友谊时说：“我碰到了他，很快我就知道我们将一起走一条路。”友谊也有它的一见钟情，有时在回忆时可以被美化。在加缪题献给夏尔的所有书中，友谊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他给了他一本《婚礼集》：“致勒内·夏尔，为了把我还不认识他，然而已经孕育了我们友谊的理由的那段岁月带回到我们两个中间。兄弟般地。”夏尔也变成了加缪“同甘共苦的兄弟，他的爱”帮助他活下去。加缪送给他一些唱片，其中有莫扎特的《唐璜》。他们开着加缪心爱的雪铁龙汽车，在巴黎和普罗旺斯之间四处旅行。在丹-艾尔米达日的一家小旅馆的酒吧，老板把他们错当做出名的无赖：疯子皮埃罗和弹丸德德。

一家黑市贵族住的乡村旅馆，看到我们迫于形势和因为没有汽油而下了车。……我在蒙马特见过上百个这样的老板，靠女士们的慷慨过活，常常站在优雅的女客和20来盏玫瑰色的灯罩中间，他看到来了一辆黑色的汽车，从上面下来两个令人厌恶的工人，其中一个极其粗壮（夏尔，当然了）。对话（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但是基本内容没变）：

夏尔：你好，我们想住宿。

老板：几间房？

夏尔：两间。

老板：我这里只有一间。

夏尔：里面有两张床吗？

老板：只有一张床。

夏尔：谢谢，我们不想要了。

我（总是比较实际）：既然这样，我们想吃饭。

老板：好的。

我们坐下来。我们聊天。老板很快从柜台和身后传出好几杯酒。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

老板：应该给我打电话订房间的客人没有打电话。

我：不满意的应该是老鼠。

老板：正是这样，那么，你们想住宿吗？

夏尔：是的。

老板去拿了一杯酒，带着卡片回来了。

老板：你们应该明白，会有人监督的，不过，你们可以写你们愿意写的，我不问你们要身份证。

夏尔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明白了。我们开始填写卡片。

他写的是：‘企业主。’我：‘记者。’老板回来了。

我：您看这样可以么？

老板：关键是您不写疯子皮埃罗就可以了。

结果很清楚：第二天，一份数目极小的账单，老板来推车，让它发动起来。原先我们可是和上流社会人物的人在一起的。

他们居然像土匪，对于既懂得百里香、鼠尾草，又谈论伊壁鸠鲁、赫拉克利特的诗人和小说家来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夏尔成了拉多——《约拿斯》中安慰画家加缪的人物——的原型。

两人计划创办一份杂志。1949年4月《恩培多克勒》出版了。“堂吉诃德是我的老板，”夏尔说。他关注伽利马出版社对他的诗歌的兴趣，但没有变得庸俗。他们在一起嘲笑巴黎的文人和他们的自命不凡。加缪发现“夏尔不喜欢孤独，却出奇地孤独。夏尔不能想象自己没有友谊，可是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无法喜欢他们。所以，他对几个他尊重的人有要求，有时甚至是苛求。……他值得我们支持并完全接受，因为他拥有如此罕见的品质，以至于没有他，今天的世界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生。”他是我的朋友，不管他是对还是错。

夏尔认识在距帕勒姆和布斯克拉特几公里远的冈夫种田的马尔蒂奥一家很久了。他与这家热情的玛塞勒·马尔蒂奥、他的儿子诗人亨利、女儿让娜和让娜的丈夫于尔班·波尔热关系密切。在冈夫，弗朗西娜、阿尔贝和双胞胎遇见了波尔热一家与他们的儿子热拉尔和雅克。后者与卡特琳、让同岁。不管是大家在一起，还是分开了，波尔热一家和加缪一家相互都很喜欢对方。于尔班高大、安静，与他的名字很相称。于尔班是圣雷米德普罗旺斯地区的药剂师，喜欢普鲁斯特、托尔斯泰和贝尔勒的书——他不知道加缪认识最后一位——，他不说巴黎政治文学圈的任何不是。波尔热一家和加缪一家常定期一起在卡贝的沃克吕兹或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纪德的朋友皮埃尔-埃尔巴家度假。在那里，于尔班的一个医生朋友索维替加缪看病。波尔热一家也来巴黎。让娜和弗朗西娜写信给对方。于尔班成了一位加缪可以信赖而不用担心会被评判、被伤害和被背叛的人。波尔热、夏尔和加缪是朋友。

加缪常对一些人有戒心，尤其对那些指责他是手段灵活的文学家、培植伽利马的年轻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的人，但与于尔班、让娜在一起时，加缪表现得很直接，完全没有“我是-阿尔贝·加缪”那种令巴黎震惊的派头。孩子们也在被加缪称作“神童”的雅克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团体。阿尔贝和于尔班无话不谈而没有任何顾虑。他们欣赏沉默和保守秘密。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如果你要说的话不如沉默不语好，就不要说。”加缪吐露他的观点、他的建议、他的困惑：保尔·布尔热不是一位那么糟糕的作家，应该阅读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为什么弗朗西娜不学开车？波尔热比加缪年长两岁。不到40岁以前，阿尔贝对他说：

“以后必须要告诉我40岁是什么样子的。”

在加缪资助下，波尔热后来在格拉斯开了一间化验室。弗朗西娜也觉得可以完全信任波尔热一家。她可能比阿尔贝更能接受巴黎这个圈子，但在那里她总觉得被人监视。加缪喜爱帕勒姆，租来的房子，还有冈夫。友谊有它的暗语，阿尔贝经常对玛塞勒·马尔蒂奥说：

“当你做笋瓜芸豆汤时，我就到了。”

加缪喜欢沃克吕兹原始而悦目的景致，一位机械工在修理拖拉机，一位农民在用硫酸为葡萄杀菌。一位农民注视着在法国梧桐树下写作的加缪：

“那么，你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傻念头，你会把它写下来吗？”

“应该对许多作家说这句话。”加缪对波尔热说。

在格拉斯，一些化妆品厂的老板请加缪做客并虔诚地问他：

“您认为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工人正确吗？”

“试试用他们挣到的钱生活一个月，然后你们就知道了。”

波尔热一家与加缪一家在帕内利埃重聚了，加缪很开心回到那里。安德烈和马多·贝尼舒带着他们的“小绊脚石”皮埃尔也来了。加缪买了一本《完美垂钓者手册》。于尔班笑着注视着他：他在钓到一条大鱼后差点儿掉到水里。在河边悠闲地钓鱼非常适合虚弱的身体。保尔·厄特利叔叔是个豪放的人，他讲他扮演的角色，小角色，还有好运气，有很多：

“从里昂到瓦朗斯，需要足足40分钟。我在火车上做爱了。正好花了这么长时间！”

可爱的保尔并不富有：

“人家已经很穷了，还必须节衣缩食！”

这些故事让于尔班、安德烈和阿尔贝入迷。与他的密友在一起，加缪褪去了他全部的庄严，摘下了面纱。与弗尔一家在一起时也这样。弗朗西娜应该每周给他们写信，否则，电报就来了：“没有消息，担心。”

费尔南德·弗尔不只是爱她的小女儿弗朗西娜：她崇拜她并且不自觉地压制她。她有三个武器：弗朗西娜身体不好，加缪品行不端，她是家长。弗朗西娜希望有朝一日加缪可以改邪归正，但只抱有一点希望，完全不热切。首先是克里丝蒂安娜，其次是弗尔太太，她们都怀疑这个见异思迁的人虽然是个好父亲，可他不会改邪归正。在费尔南德面前，大家都不提玛丽亚的名字。

她非常爱她的双胞胎，我们的孩子，身为母亲大人和外祖母大人，她有做不完的事情。她洗、熨、织、做糕点，一手包办卡特琳娜和让的事。弗朗西娜多么需要休息啊！费尔南德高高在上又关心备至，专横独断又体贴入微，她精力充沛的程度与弗朗西娜优柔寡断的程度相同，她安排作息时间。早餐变成了一场仪式：弗尔太太称牛奶巧克力、量面糊的分量，米糊要熬很长时间，否则，大家都知道，容易引起便秘。费尔南德常常发号施令。如果让娜·波尔热用酸醋调味汁来做菜，她会批评说：

“您还没有搅打过。好的酸醋调味汁应该先乳化。”

让娜和于尔班也体会到了加缪反复提到的烦心事。他克制自己。为了缓和气氛，克里丝蒂安娜留了下来，她活泼、聪明，几乎和她母亲一样专横，但宽容一些。阿尔贝可以和克里丝蒂安娜一起玩掷骰子。他不和苏茜一起玩，苏茜细腻、热情，但说话让人受不了：

“阿尔贝，吃古斯古斯的时候不应该喝这种酒。”

弗尔一家不再把加缪看成一个没有未来的波希米亚人，不能养活家人。现在，总的说来，情况更糟了：他生活在一个虽然吸引人但不可能经常来往的圈子里。弗朗西娜喜欢这个圈子。在法国本土，弗尔一家感觉自己是从乡下来的。

弗尔家的人知道弗朗西娜的长处和弱点。她对孩子们温柔和蔼，坐在钢琴前演奏巴赫和斯卡拉蒂时全神贯注；在需要作选择时，她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需要扣上行李箱时，她会慢半拍。在实际生活中，阿尔贝是直线前进，弗朗西娜则会走来走去，在原地打转转，常常显得戏剧化。

让走路不稳。

“他得过小儿麻痹吗？”弗朗西娜有点儿担心地问。

让的脚上扎了一根刺。弗朗西娜垂头丧气，跑去看了几个医生。

即使在度假，加缪也逃不开他的名气。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为了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跟着作家到了尚蓬。

“这个人还有什么没有写过？”加缪问波尔热，“剧本么？”

这个好好先生晃了晃一部悲剧的剧本。谈起戏剧，加缪笑着对波尔热说：

“如果我想赚钱，我就应该写那种只有两个角色的剧本。戏剧，付出太多了。”

阿尔贝也对于尔班说：

“你很清楚弗朗西娜和我，我们将一起度过一生。”

让和卡特林娜非常喜欢波尔热一家。于尔班变成了“爸爸2号”，而“美丽的让娜”则成了“妈妈2号”。加缪在信中称他们为“亲爱的内弟和弟媳”。热情、乐于助人的于尔班和让娜既不评价阿尔贝也不评价弗朗西娜，不管他们和睦还是不和。于尔班看出加缪越来越内疚，这与他对幸福的追求是相悖的。在他看来，加缪就像一个不能拒绝糖果的孩子。他的基因里就携带有爱情因子。加缪喜欢爱就像有人爱吃、爱走路、爱游泳一样。一些人酷爱巧克力、草莓、熏鲑鱼、黑色的猪血肠（加缪就是）、英国香皂、法国啤酒——或女人（还是加缪）。但其他人不喜欢。

在南方，波尔热和加缪去尼姆看斗牛要比去佩尔皮尼昂看橄榄球比赛容易。在沃克吕兹、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维瓦尔希斯，弗朗西娜和让娜四处购物，变成爱做蠢事的小姑娘。丈夫们没有重建世界：他们不在巴黎。度假时，加缪把巴黎人给忘了。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萨特在一起，大家不谈粥、麻疹、假期。聚会和酩酊大醉的时代结束后，加缪一家和萨特他们见面少了。评论家兼教授勒内·拉鲁向加缪提出一些很明确的问题，加缪写道：“（与萨特的）友好关系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会面有时间间隔，但很热络。我发现萨特有最了不起的说服他人的才华，不过他的书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环境是不相容的。从艺术的角度讲，我们只能谈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从思想的角度讲，德国哲学哺育了萨特，他对德国哲学的了解让人钦佩，而我一直喜欢柏拉图胜过黑格尔。”加缪补充说他“真正的导师”是让·格勒尼耶。

在巴黎，萨特对玛丽亚比对弗朗西娜熟悉。有一段时间，海狸非常喜欢弗朗西娜。一段时间之后，却完全不喜欢了。现在把萨特与加缪分开的只有共产主义、加里·戴维斯和家庭生活。加缪希望自己首先是艺术家，而萨特首先把自己看成哲学家。他用一部小说、一部戏剧、一个电影剧本、一篇抨击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的哲学精髓先于小说存在。

加缪有两本《存在与虚无》，一本是精装版，一本是1943年版的。在书里，他着重标出一些段落：“……尤其，形而上学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在这本书的开头，有几处批注、几个疑点，满篇的双杠或三杠着重线。然而从183页开始，批注少了很多，好像加缪中途厌烦了。《存在与虚无》是人人谈论但很少有人能够读完的书。突然，在第317页，加缪的批注又出现了。他着重划出：“我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别人看见了我。”

简单说来，萨特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对此他有一点儿骄傲。上帝不存在了，可萨特是上帝。战前，他专注于文学和新闻工作，现在他嘲笑这些：上帝不阅读他写的评论。加缪从不自信，甚至对自己的才华也不自信，但他一直是极度敏感的人。不管是让·格勒尼耶还是勒内·夏尔都不能让他有信心。《星期六晚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玛丽亚的消息都会伤害她。同样一条涉及萨特的消息则只会让萨特感到好笑。他们都果断，但方式不同。谈到一个对手时，萨特说：“这是头蠢猪。”然后转到另一个他不喜欢或喜欢的话题上去。萨特用一句话就把对手否定了。加缪则只在心里想，闭口不言。萨特一笑了之，加缪会反复考虑反驳和进攻的话。对一个敌人，加缪首先会想他是不诚实的或者是骗子，然后再改变他的看法。本质上，对萨特而言，“这个下流胚”首先是指对方愚蠢，然后才说他有恶意，很少有例外。而对加缪来说，正相反。在《存在与虚无》的513页，加缪标出：“正是为了逃离这种我们可能改变的情况，我们才组织了这个动机复杂的情况。”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推断萨特的这些动机是粗暴的、彻底的、专制的。加缪没有绝顶聪明的萨特的哲学技巧——往往长篇大论——，他更不安于现状、更洞察入微。加缪是感性的。萨特长着棕褐色的皮肤。追随我的人会爱我——如果他高兴的话——，而其他人，都是蠢猪，除了我的母亲，一位女圣人，还有海狸……她不是真正的圣人……萨特没有复杂的优越感：他知道或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加缪自认为是优秀的语言匠人或艺术家。萨特有那么多的词汇和概念……他任随它们占满自己，把自己带走。他发现每个名称背后有一个实体，每个表象下面有一个本质。他可以牢牢坐在椅子上每天工作12小时。加缪则更谨慎，绝不具备法国式的达观态度。习惯上，他工作四五个小时，手中拿着笔，前后左右走来走去，只有他全力以赴写随笔《反抗者》时例外。萨特不受约束地活着——没有家庭，因为这个萨特式的家庭更像没有孩子的舒适的宫廷和适应各种形式的放荡不羁的后宫。加缪仍然被困在双重生活的网中。在萨特看来，加缪就像所有那些误入婚姻歧途的人一样，一直有资产阶级化的危险。萨特因为他的优越感，相当喜欢傲慢的年轻拥护者。加缪更欣赏令人尊敬的忠诚，不管是比自己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人的。共同点是，这两个男人，同为著名作家，都是没有父亲的孤儿。萨特高高兴兴地厌恶他的父亲，这很不公正。加缪经常忧伤地想念父亲。两人都热爱他们的母亲。只有在阿尔及尔或邀请母亲到来法国时，加缪才不会给她写信。萨特不时住在母亲芒茜太太家，她是一位迷人的巴黎资产阶级女人，总对她的“普鲁”感到惊奇。芒茜太太仰慕萨特，但并不是一直都能理解他，她承认这点。而加缪夫人只知道她的儿子很有名。

加缪和萨特相互疏远了，放弃了差不多每周一次的午餐聚会。加缪不同意萨特的哲学立场，尤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对加缪来说，萨特的敌人也是他潜在的敌人。暂时的结论是：一旦看到诽谤萨特——有一段时间加缪曾认为他是“我们的狄德罗”——的人，他知道应该和萨特站在一起。我朋友的朋友并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朋友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敌人。

萨特周游世界，他的用词不断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多么有趣啊！孤独？哪个问题，哪种孤独？萨特不想到修道院隐居。萨特理想的隐退地点是罗马的一家不错的三星级酒店。加缪在手记中写道：“我从上流社会退出，不是因为在那儿我有敌人，而是因为我没有朋友。不是因为他们总习惯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我比我本人更好。这是一种我不能忍受的谎言。”

萨特从来不因撒谎而自责，他的谎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自相矛盾，他竟然还能从中发现深刻的真理。真理就像一个辩证法千层糕：一层奶油-谎言，一层面团-真理，一层……自从解放以来，萨特就不再为家人或所有人对他的看法感到不安。谁能“思考”萨特？他知道自己是平凡众生中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又要求别人把他看做一个普通人。理论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萨特还要比别人更平等。谈起他与萨特的关系，加缪感到苦恼：“我一生中的幸运，就是我遇见、爱上的（也让我失望）都是一些非同一般的人。而在其他人身上，我懂得了美德、尊严、自然和高贵。令人惊叹的事——也是让人痛苦的。”不久以后他又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稍微自重一些吗？”还有：“没有一种东西是我们专门为一个不否定他人的人造出来的。当我们无法顺从地否定别人时，这是一条永远没有结果的法则。无限爱一个人就是杀害其他人。”萨特自省的时候，从不让自己沉浸在这类悲伤的想法中。加缪说：“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曾竭尽全力让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杀人。……我们从不爱任何人开始，然后我们爱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接下来我们只爱几个人，最后只爱一个人。”

在夏尔或波尔热面前、在与帕兰谈话时，或者与纪德或马丹·杜伽尔吃晚饭时，加缪在思考，试图与自己妥协。他想成为另外一个人。解放以来的每个早晨，内心完整的萨特演奏管风琴，喝苏格兰威士忌，活跃在市里和舞台上。在书里或文章里，他愉快地接受自己。加缪仍然处在分裂状态。这两位醒世作家一点儿也不相像。萨特身体极好，经得起酒精也经得起兴奋剂。加缪身体虚弱，却认为自己有“令人惊讶”的精力。应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