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鼠疫》取得成功以后，加缪可以靠版税生活了，不过他拒绝他的物质生活由作品的成功来决定，他也不想让他的作品由成功来决定。在出版社从事的第二职业给了他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必须承担义务。伽利马能成为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出版社，靠的不是营业额，而是它的作家名单。从1911年开始就是出版商的加斯东·伽利马超过了他的同行贝尔纳·格拉塞、德诺埃尔、勒内·朱利亚尔。加缪是他在二战期间发掘出来的，一直忠心耿耿。解放时，加斯东遇到了几个司法问题，因为他曾同意由德里厄来领导《新法兰西杂志》。德里厄理所当然是审读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过五次审读。伽利马并不经常出入某些法奸的沙龙，不过他认识海勒中尉。加缪为加斯东辩护，在司法机关为他作证：“我声明，我了解伽利马出版社从1942年到1944年的活动，我与这个出版社有长期的关系。公众都知道出版社与由德里厄·拉罗歇尔先生领导的《新法兰西杂志》是完全分开的。……我认为我有义务证明伽利马出版社多次在我困难时帮助了我。1943年和1944年，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一直是我与那些与我有联系的《战斗报》的活动分子约会的地方。虽然加斯东·伽利马先生不知道这些活动的细节，但他知道主要内容，并在这方面一直给我支持。……伽利马一家一直掩护并保护我。”许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作家，继续在伽利马出版社出书——加缪认为这很重要。作家认为，如果加斯东被判刑，就等于给他，还有许多更出名的人，瓦雷里、纪德、萨特判刑。伽利马被免予起诉。档案中还有一些荒诞的指控。巴黎军政府总参情报处在解放后做出结论：“伽利马出版社应该是德国的情报和宣传服务机构的代理人。”

对他的一百多名雇员，甚至对一些秘书或包装工人来说，加斯东·伽利马，首先是“加斯东”，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大家不说“伽利马”先生。想见伽利马家的人，或商务经理路易·达尼埃尔·伊尔施不用预约。只要有人敲门，平易近人的加斯东就起身接待。如果这个滑头不想回答某个问题，他就会用普鲁斯特、纪德和公司的轶事来岔开话题。加斯东调和矛盾：“我总是使那些有全部理由不被容忍的人被容忍。”他感激加缪和其他为他辩护的人。即使战争期间他没有英勇的举动，他也不再是可耻的了。遇到海勒中尉或恩斯特·荣格上尉就卑鄙么？

加斯东很高兴在他的名单中有阿尔贝·加缪，这位享有盛名、可以赚钱的作家，而加缪本来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个出版商，解放后就搬到巴黎的夏尔洛那里的。但是有谁被伽利马出版社接纳后，还愿意离开呢？尽管儒勒·鲁瓦的《幸福山谷》获得了勒诺多文学奖，夏尔洛的生意却很差。夏尔洛，成了伽利马成功的牺牲品，由于没有出版能力和足够的资金，他于1950年关闭了他的巴黎桥头堡。在出版社工作的夏尔·蓬塞又回阿尔及尔去了。加斯东实行一条简单而残忍的原则：别人不能从我这里抢走我的作家，可是如果我可以的话，当然，我会抢走别人的。对伽利马忠诚表明加缪甩掉了夏尔洛。加缪与夏尔洛的文学负责人安鲁什之间发生了财务纠纷，经过协商，加缪收回版权并可以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婚礼集》。

加斯东欣赏并尊重加缪，不过，在他看来，加缪不是一位不朽的作家。米歇尔、皮埃尔和罗贝尔谈论“阿尔贝”，但对加斯东说“加缪”或更庄重的“阿尔贝·加缪”。在编辑和作家之间左右逢源的加斯东也有自己偏爱的对象，例如，莱昂·保罗·法尔格和瓦莱里·拉尔博、普鲁斯特和圣-约翰·佩尔斯。出版社有两个目标：文学价值，还有如果可能的话，经济效益。加斯东对二者都很看重。战前，他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赔了钱，但一点儿没有吹嘘，他又靠《侦探》赚了回来——圣-约翰·佩尔斯应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他一直为他在战前就出版了进步周刊《玛丽亚娜》而感到自豪。为了提供更长的作家名单，加斯东·伽利马应该兼容并蓄。他厌恶宗派分子、教条主义者，然而他必须包容其中的一些人。他认识一些风格伟大，但人格渺小的作家。在波朗看来，加斯东·伽利马为人心底坦白，不过与其他出版商相比，他却很难把握。他招揽了他的独生子克洛德，克洛德毕业于政治科学自由学院，是法学博士，懂法学比懂文学更多。加斯东觉得与他的侄子米歇尔很亲，当克洛德当战俘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米歇尔将领导出版社。

加缪觉得这个家族很有趣：他们的激情、热情，还有裂痕。他就像家里人一样不拘小节地对待这家人。雅克是加斯东的一个兄弟，在财务部门工作。一战时，他在炮兵部队待了四年，操作 75排炮。他待人亲切但有点神经衰弱，常常给阿尔贝和米歇尔一再讲述他的战争轶事。加缪听着。老战士们的战争——尤其是他父亲的——总能打动他。有时加缪会礼貌地躲开，躲到办公室或阳台去。

加缪不是伽利马出版社的中心人物。作为审读委员，他加入了审读委员会并负责《希望》丛书。审读委员会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周会就好像教堂里的弥撒：大家把审阅图书当作领圣体。委员会聚集在伽利马的办公室。椭圆形房间的三个窗户朝向花园，花园里常举办深受欢迎的鸡尾酒会，但加缪很少参加。右边的窗户前是加斯东·伽利马的现代化的书桌。加斯东背靠墙坐着，手拿电话或矿泉水瓶。某些人觉得他是个骗子，眼神迷人或冷酷，像个世俗的红衣主教一样，主宰并统治着这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打着领结的样子就像一个身穿便装、酒后兴致勃勃的膳食总管。对面是他的儿子克洛德，寡言少语而忙碌。左边窗户前面的座位安排很对称：雷蒙·伽利马和米歇尔。在50年代，围绕着他们呈半圆状分布，在主祭加斯东和雷蒙的视线范围内的是一些出名或不出名的杰出人物。办公室的两头是：迪奥尼·马斯科洛，他是米歇尔儿时的朋友，在成为国外事务部门的负责人之前是秘书兼审读委员，还有罗贝尔·伽利马，他负责文学秘书处。在他们中间，像乡村教堂中教民的铜板跪凳一样，座位顺序是不变的：布里斯·帕兰、阿尔贝·加缪、雅克·勒马尔尚、让·布朗扎、雷蒙·格诺、罗歇·凯卢瓦、马塞尔·阿尔朗、多米尼克·奥里——唯一的女性——、让·波朗。

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角色相当于议会总务主任的秘书做大量记录，这些都是国家机密。记录要么不知放哪儿了，要么就是放在保险柜里然后假装丢了钥匙。在有权发言的15个与会者中，伽利马家族的直系亲属组成了牢固的强有力的少数派。伽利马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某些默契把他们联合起来了。“我坚持我的看法”也是这家人心照不宣的口号。伽利马出版社既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不是一个专制体系。审读委员会不是自己选出来的。当有一个空缺出现，加斯东就会任命新人。很难给加缪时期的审读委员会的主要氛围下定义。没有一点儿的庸俗或大众化，也不过度前卫。在这些智者中，最有特色的作家好像是格诺和读者最多的加缪；最细腻的是凯卢瓦；最神秘的是波朗；最得体而又不因循守旧的是让·布朗扎、雅克·勒马尔尚、马塞尔·阿尔朗；最有哲学思想的是布里斯·帕兰；辞藻最丰富——有时有点混乱——的是迪奥尼·马斯科洛，他从抵抗运动时期起，就想到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也不可能留在法共。波朗一直是审读委员中最有威信的一个，也是最活跃的一个、最亲近太阳加斯东的一个。

他在主持会议时不会施加任何过大压力。大家达成默契，审读委员会对被讨论的作品所发表的意见和记录——从第一条到第三条——是保密的。但就像部长们的建议一样，很难避免消息外泄：作家们要聊天的。波朗宣布会议开始，谈一周来读过的作品，他阅读量很大。要把审读记录汇总起来，每个人都要交报告。加缪参加会议时，很严肃地读自己的报告。当他觉得一本书值得注意时，他就会做很长的记录，如果作品没有任何意思，就只写四行。对秘书处来说，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因为加缪的笔迹难以辨认，都是潦草的小字。有时加缪对加斯东说：“我很乐意把这些记录收入我的丛书。”

波朗喜欢开玩笑或者恶语伤人，总爱东拉西扯。罗贝尔·伽利马像秘书一样，做书面总结。加斯东向罗贝尔转过头来：

“这本用了。”

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按照出版社传统的措辞说：

“我觉得这本很好，但是我希望审阅第二次。”

“谁愿意再读一遍？”加斯东问。

大家按作品的种类分配工作。加缪负责随笔和小说。一些决定是在委员会以外做的。加斯东对自己说：我让这个约瑟夫·凯塞勒或雅克·勒雷的作品通过并不难。他们——委员会的权威人物——会讨厌我，说这本书很差，会说我出版它只是为了赚钱。

一些丛书不经过审读委员会，七星丛书或黑色系列——是独立的——的负责人只与加斯东、克洛德和米歇尔商议。

加缪的私人秘书苏珊娜·阿涅利曾经是七星丛书的图书印刷技术员。她长着一张弗吉尼亚·伍尔夫似的脸，像刀刃似的。她是个大块头，对她的伟人一直忠心耿耿，会神色疲惫地抗议：我实在受不了他了，他的那些电话，他的那些女人，他应该和她们分手！他把我置于难以忍受的境地！然而她不会离开他，而他也欣赏她。与出版社的众多女人一样——职员中有70％的女性——，她好像爱上加缪了。她不再称他“大师”。一些男人，很天真的，嫉妒加缪。因为他来以后，某些人说他是个野心家。战后，他上午11点来，下午则是17点。现在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算这里不是《战斗报》，也可以像在《战斗报》时那么自由。好，要不请个病假行吗？行，这是回答。

一位名作家享受到的首先是他的名气。销路证明读者的存在，来信证明他们对他的关注。有人可以卖出很多书，但是收不到任何来信。从《鼠疫》取得成功后，加缪好像几乎无法应付了。多亏了“牝鹿”，他才能控制局面。萨特几乎从不回信，要不就是把接力棒，那些信，交给秘书。解放后，法国人在寻找自己的思想导师，于是成包的信件涌向加缪，有时一周有上百封。要求谈话的信很快变成了催告书。疯子、半疯子、强迫症患者、童子军、摄影师，还有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人的卡尔什和卡蒂埃-布雷松——他们是索邦大学的教授，到各种文学评委会和各部跑关系——，所有的人都纠缠加缪，甚至包括中学生：“如果您能就您的哲学理论，告诉我几点您的看法，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演员、传记作家、专题作者给他写信、约稿——文章、评论、前言。来信来自和平之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语联盟、文化部、左拉之友协会、住房共济会、瓦隆知识和艺术进步协会……还有人写信要求帮忙。Sehr geehrter Herr（德语：亲爱的先生）。年轻的大师，admirado escritor（西班牙语：我崇拜的作家），亲爱的不回信的先生（enclosed photo，英语：内附照片）。Sono un giovane student di Torino（意大利语：他们是都灵的年轻学生）。有人不经过伽利马出版社的文学秘书处就把小说、诗歌和剧本直接寄给加缪。他们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而且要快。“牝鹿”筛选来信：我负责在阿尔贝·加缪先生不在时拆阅他的信，……他的返程日期还没定……加缪建议大家在11点左右去《新法兰西杂志》见他。有人把论文交给他，有人建议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头衔。“您什么时候写您第一本书的？您改动很多吗？生活，那么复杂，它常对您微笑么？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感到真正的幸福？”

“关掉邮电局吧。”加缪叹气道。

他想和布里松、莫里亚克、还是X、Y、Z一起吃午饭？“我是医生，我的一个病人自杀了，我希望……”“此外，我想详细了解您对下面几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关于上帝

“第二，关于人类

“第三，关于世界

“如果能为您做点什么，我会更加高兴……”

《小臼炮》的主编让·加勒蒂耶-布瓦西耶客气地请加缪填写一份问卷调查表：身高，体重，外省和国外的直系亲属，获得的荣誉，汽车，运动，宠物。加缪亲切地回答：“我只告诉贵刊我的户籍状况（简单的）和地址（而且，是错的），其余的一切，包括从宠物到第二个女人只是我自己的私事。如此渴望了解我的私人生活，只能被解释为是因为一种不合理的爱好。我对个人自由也有这种不合理的爱好。我知道，对您讲这些，我会发现《小臼炮》的主编与我是同道中人。”

著名的杂志和一些默默无闻的期刊都请求加缪加入他们的编辑部。他拒绝了，但订阅了一份。您是一位正直、诚实、善解人意……的人。他谦恭地、策略地、受虐狂似地、不知疲倦地回复着。有人向他要书？他给寄过去。不，他不能参加慕尼黑市建市800周年的活动。他就是他小说中的若纳斯，甚至比这位画家更甚，被借钱的人、出版商、翻译者、评论家、索要亲笔签名的人包围着。他感觉有负担，他曾作出让步，答应给一些朋友如吉尤、让·格勒尼耶等人写序言。他不再妥协了：序言之类的东西不至于带来敌人。然而他一直关注那些“不幸国家”——从西班牙到希腊——的来信人。他甚至不能再答应到圣伊莱尔-杜-图韦的结核病疗养院演讲。如何回复男崇拜者和女崇拜者——可能很漂亮——的不断来信呢？如果加缪寄出的是一封短信，写信人会指责他冷漠。“牝鹿”婉转地说：很不幸，您建议的日期不合适。如果有人骂的太过分，加缪会发火：“比如说我不喜欢您谈论我的工作时的态度。我告诉您我是工人的儿子，我经历过苦难，贫穷和劳动在我看来从来不是荣誉。尊重它们，是的。崇拜它们，不。为了养活我所爱的人，我也工作，而且很努力。这一直使我避免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一种复杂的低人一等的感觉。……您对我谈到荣誉。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名望。在每封骂我的信里面，都会对这种名望含沙射影。我想告诉您，有时候，我觉得名望很沉重。我并没有追求过它，却在没有作任何妥协、自由的状态下得到了它。……让我告诉您，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人’。”尽管是好意，加缪还是树了敌。阿涅利弄丢过很多信：“在整理时，我发现了您的信……”

同行们的来信，从西罗纳到凯斯特勒，让他感到安慰。加缪不能拒绝所有交给他的宣言——法国式的狂热。当然，他会在纳多的文章上签名替被指责进行色情描写的亨利·米勒辩护。从1949年起，“牝鹿”积累了一些外交辞令般的解释，都不是简单的、很坏的托词，例如加缪被强制要求休息，必须卧床。他犹豫是否要成为国家预防结核病委员会下属的疗养院阅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像纪德、杜亚梅或罗歇·马丹·杜伽尔一样，他将只是理论上加入，最后他同意了。

严肃的提议需要考虑后再答复。让·勒努瓦想改编《局外人》。伽利马出版社的财政智囊们要价1000万。怎么办？加缪-若纳斯：“事实上，他可以经常离群索居以回复现在他收到的大量信件，他的谦恭不会没有回报。来信中的一部分与若纳斯的艺术有关，而其他的，要多得多，是关于来信者本人的。”

提要求的人的水流从来没有枯竭过：“我研究的问题是同性恋，如果您能告诉我您对此的观点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加缪亲笔回信：“亲爱的先生，我没有时间——对此也没有研究的兴趣。”加缪-若纳斯：“他回复那些最急的信——往往来自不认识的人——，而把那些不急于回复的信，也就是朋友的信，留到一个较好的时间。”

加缪作为正式的审读委员，可以保证文学评价绝不涉及政治路线，他写道：“如果您认为出版社的意见受政治考虑的影响，那么您完全错了。只用看一眼伽利马出版社的作家名单，名单上有政治倾向绝对不同的作家，对此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加缪的位置既是让人羡慕的，又是艰难的。如果某些朋友的书被拒绝，他就成了罪人。如果他们的书被接受了，又有人会认为他不够负责。有时，他必须解释为什么拒绝。弗雷曼维尔曾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过《从各方面看都很好》。只卖出大约400本，加缪说得很准确。因此，他为弗雷曼维尔的另一本书弄不到资金。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医生朋友斯塔查寄来一份稿件，加缪对他说：“作为朋友，我坦诚地告诉您：您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往往无法理解的语言在写作。”

有人以为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权力很大：甚至连他的第一位岳母索格勒医生，也向他推荐了一个21岁的男孩子写的东西。当有阿尔及利亚人或阿尔及尔人出版作品时，加缪总是很兴奋。他的朋友安德烈的兄弟，也就是博学的保尔·贝尼舒交给伽利马出版社一本特别重要的书《伟大世纪的伦理》。加缪没有参与，但当格勒图伊森和阿尔朗采用这本书时，他说自己很高兴——而且他确实很高兴。加缪对有良心的一贯反对派莫里斯·茹瓦耶的回忆录表示赞同，“不过第二个审读委员比我严格，”加缪写道，“所以，犹豫之后，出版社放弃出版你的书。这并不是我认为这本书无可指责，它用词准确，某些结构很紧凑。但事实上，这本书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过于狂热了……请你更仔细地看一下书的风格吧。”加缪成功地推荐了一些特别有天赋的朋友的作品。他使让娜·泰拉西尼的《高利贷的悲哀》得以出版。尽管他的“西班牙语明显不完美”，可他对翻译者的要求特别严格。

在他的审读笔记中，他主动并成功地维护了他熟识的让·布洛克-米歇尔和让·达尼埃尔。他深入分析说：“注意：这一部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尽管事件相对复杂，但是叙述清晰、有序，全书文笔优美而感人。毫不犹豫地采用吧。”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与《阿尔及尔共和国报》的评论员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喜欢去爱。一部小说不是一本化学教科书。对那些抱怨自己的作品没有被真正审读过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文学评价是一件世界上相对性最强的事情，……尽可能简单地表达它就足够了。”这种个人的、有限的因素在一个领域内往往很起作用：“我不太相信我对诗歌的评价（即使这是首散文诗）。”加缪鄙视军事诗，但如果作者是阿尔及利亚人，他就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他对卡特布·亚希纳说：“我被您的诗深深吸引住了，有时我都觉得这些诗句过于和谐了，但突然呐喊声响起来……这就是打动我的地方。”他无法出版这本诗集，不过后来他把其中的几首推荐给杂志，首先给了《非洲存在》。在诗中，阿尔及利亚变得更亲近了。“您和我，”这位黑脚给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写信说，“都是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撇开目前的一切争吵，只有相似之处。”

关于居伊·迪米尔的第二部小说《他们日子的早晨》，加缪写道：“总体上很美，很能引人联想，有点儿怪异，然而却神奇地‘被扎了一下’，感觉身临其境了。尽管有两三点不足，我已经告诉您了，我还是认为它比‘小姑娘们’（《模特小姑娘》是迪米尔的第一部小说）更好。我猜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它绝不会有困难。……合上书之后，读者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您的叙述的。您是一位作家，……尽可能地努力地写吧。”加缪对居伊·迪米尔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迪米尔也是肺结核患者——，不过他认为迪米尔在新闻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而且热衷社交生活，他有可能写不出一部文学作品。

在伽利马出版社，加缪也负责科学散文：“虽然我的科学知识不足以使我可以进行透彻的评价，……我也不可能对作品收集的资料、深度，以及您探讨柏格森的理论的理由毫不敏感。”他还淘汰了出色的医生梅内特利耶的作品《这个极化的世界》，经过谈判出版了荣格的作品。审读委员会常常成为他的挡箭牌：我本人很喜欢您的作品，但是您又能怎么办呢，如果大多数人……加缪拒绝的时候会鼓励对方：“您给我寄来的那本特别的小说才华横溢。”鼓励别人的时候，他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可以给您说实话，我写过两本特别糟糕的小说，后来第三部才出版了。”暗指放在他抽屉里的《幸福的死亡》。他夸大其词了，要不就是两本草稿中的一本完全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与罗歇·吉里约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吉里约是一位大学教员、社会党人，作为传记作者和评论家，他对作家加缪很感兴趣。吉里约提交了一部小说。加缪很痛心：“您的书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引起了争议，结果，书被交给了几位审读委员。最后，我马上要告诉您，书被否决了。就像我一样，审读委员们都承认叙述稳妥，细节真实，主题也真实。不过作品的表达手法让人不舒服。有人谈到《自然主义的阴沉》。我已经极力表示很难用色粉画的色彩来表现工人阶层。然而，咱们私下说，由于考虑到过于真实了（我知道表现劳动者阶层时的这种顾忌），的确，您写得太接近事实了，这本书缺少变成艺术作品的必要过渡。”

1949年和1950年，与波朗或格诺相比，加缪参与伽利马出版社的工作少了很多，但却是一个严格的合作者。他叹息道，这个审读委员的差事耗尽了他发现与欣赏的能力。如果长期埋首在稿件之中，就不可能永远精神饱满。一位处于窒息状态的审读委员，再也不可能辨别出好书。除非他发现一本非常出众的作品，他必然会犹豫不决。加缪向加斯东和伽利马的领导班子解释说，他们应该准许合作者有研究假，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头脑清醒。为了完成他的一部作品，他躲到乡下去了。

年复一年，本不是发现者的加缪却要对才华进行定位。他鼓励罗曼·加里或罗歇·伊科尔。他发现了卡米耶·布尼凯尔的优点和缺点，并请他在自己的评论中找出表示好感的符号。在纽约见过面的年轻的米歇尔·维纳韦尔来看望这位作家兼审读委员，并按照预先约定的，带来了他已出版的小说《拉多姆》。加缪花了一点儿时间接待罗贝尔·潘热，并告诉他，关于他的小说《列那狐与指南针》，他已经“写了一份很好的审读报告”。他热情地接待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为了支持他欣赏的作者，他给他的美国出版商发电报：“科诺坡夫女士，……在法国作家中，皮埃尔·莫瓦诺是我们最寄予厚望的作家之一。他在目前的法国文学界表现突出。”

当然，加缪愿意接待作品被采纳的作者。对于被淘汰者，写信时最好多多安慰。伽利马出版社拒绝了玛格丽特·尤瑟娜尔的《人物悲剧》：加缪对这篇来稿的优美赞赏有加，（“我没有说剧本的内容”），但是，唉，就算“审读委员会同意（他的）意见，伽利马出版社也并不主张出版剧本”。就这样简单地拒绝了，尤瑟娜尔没有看过出版社的作家名单。

作为审读委员，加缪很精明。他直接和一些作家谈话，即使他知道他们是属于其他出版社的。挖墙脚，这是出版界的一条游戏规则。虽然弗雷德里克·格朗代尔还在合同期内，加缪后来还是很高兴地读到：“……出于我的个人意愿。”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是瑟伊出版社老板保罗·弗拉芒的人，加缪试图将这位朋友网罗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但最后白费力气。在罗布莱斯身上，加缪看到了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人，一位具有柏柏尔人精力的作家，还有一种双倍的慷慨的力量。

编辑加缪把给他写信的人——他的作品的拥戴者们——编织成一张网。《证据》报的弗朗索瓦·邦迪带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四处旅游。加缪让他“修剪”手稿和书。只购买外国出版的作品是不够的，应该追根溯源。安娜贝尔·威廉-埃利建议他出版雷克斯·瓦尔内的《飞机场》，哎呀可惜，别的出版社已经采用了。

加缪不是一个博学的人，但是他拥有内行编辑的品位。他问日内瓦州图书馆的馆长他是否能够最后得到完整的本杰明·康斯坦特日记的原稿。他拜托安德烈·贝拉米克翻译洛尔加的作品。在阿尔及尔时，夏尔洛曾很迷恋这位西班牙作家。贝拉米克翻译了洛尔加作品的80％。加缪是如此喜欢这位迷人、谦虚，对所有人都很和蔼可亲的安德烈，以至于他像对待密友那样，用反语亲切地称他为“蟒蛇”。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不管是在国处还是在法国，都与加缪关系亲密呢？米沃什找到了一个答案：“……我不想在您身上发现大师的影子，而是想发现一个使我的存在有点合理性的人。”来信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加缪，他筋疲力尽，不得不将一部分信件交给“牝鹿”处理。从南美回来后，他的信越来越多是打出来的，甚至给朋友的信也是如此。他给吉尤的信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路易，我口述这封信是因为这样要简单得多。其实我躺在床上，可能还要躺很久。我身上显露出的症状——你曾见过的——表明我的老毛病将要复发了。”吉尤回信时也亲切地称他为“我的阿尔贝”。

尽管医学和治疗方法有了进步，加缪还是每天生活在疾病的威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