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院子一侧

伽利马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大小的公司。加斯东一直是老板——职员们希望涨工资。要参加总罢工吗?一些干部,例如迪奥尼·马斯科洛,支持请愿的人。怎样可以既保护劳动者又不冒犯老板呢?用什么样的语气写一份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的请愿书呢?怎么样说:“我们不想在我们亲爱的出版社里罢工,可是总罢工与我们休戚相关?”伽利马出版社不是雷诺汽车公司。迪奥尼·马斯科洛与勒尼一起精心起草了请愿书,后者是米歇尔·伽利马的妻妹,与马斯科洛在一起工作。

加缪没有工会会员证。他在哪里报名呢?不能在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总工会,也不能在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加缪似乎特别受小职员欢迎。他的地位比较高,在男人中,他的西班牙作风、他的风流多情和他职业上的成功常常使人不快。他在办公室外表现得彬彬有礼、风度优雅吗?有人说他表现得太过了。然而加缪很有威信。于是大家带着请愿书来找他。他第一个签了名。签名活动得以顺利启动:阿尔贝·加缪、迪奥尼·马斯科洛、勒尼·托马塞……

请愿书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员工代表,会计让·普雷塔、商务部门经理爱德华·卡昂出现在5位伽利马家族成员加斯东、克洛德、雷蒙、米歇尔和罗贝尔的办公室里。代表们将请愿书交给克洛德,克洛德很生气,威胁说要解雇几名职员。代表们退出了办公室,很不高兴。克洛德的反应让米歇尔很恼火。雷蒙厌恶冲突,一言不发。加斯东很烦恼。罗贝尔不愿夹在树皮与树干、叔叔们与侄子之间。他想开溜。加斯东命令他留下。米歇尔解释说,伽利马不是一个反动工场。尖酸刻薄的克洛德觉得很奇怪,竟然是加缪——你的朋友,米歇尔!——马斯科洛——你的朋友,米歇尔!——还有勒尼——你老婆的妹妹,米歇尔!——主使的这件事!伽利马家的人开始互相谩骂。后来大家才平静下来。

克洛德比米歇尔更像个商人,他在政治上是中间派。米歇尔的文人气质更重一点,倾向左翼。他认为,请愿书不是攻击性的,他也这样对阿尔贝说:“我们还是讲民主的!”而阿尔贝曲解了家族成员中某些人的反应。事情解决了: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就此结束。但事件使米歇尔与克洛德之间产生了鸿沟。阿尔贝是米歇尔的朋友。有一段时间米歇尔总是幻想并计划离开伽利马,成立自己的公司。加缪会和他一起。

与亲近的人在一起,加缪也有状态很差的时候。为了洛尔加作品全集的出版,加缪负责组织翻译,罗贝尔则忙于行政和合约之类的事情。有一位翻译很讨厌。在他看来,提供的报酬不够高。不可能再多给了,预算已经定了。这名翻译有误解。加缪劝解他。罗贝尔来到阿尔贝的办公室。怎么办呢?加缪居高临下地说: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老弟,你就是负责杂事的。他公开摆出一副不要把抹布和餐巾、文化和商业混为一谈,我是贵族,而对方是贫民的样子。罗贝尔觉得受到了伤害。啊,阿尔贝,他竟然这么想?就让他自己去摆平吧。这件事也得到了解决。加缪像西班牙贵族那样道了歉。作记者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排版,但是作为编辑,他不管图书的出版印刷过程。在伽利马出版社,他希望做一名和别人一样的员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身为作家,他的书——就像格诺或波朗的书一样——是不会交给审读委员会来评判的,马尔罗或萨特的书都不一定能这样。

他负责的《希望》丛书于1946年推出,这套丛书包括24部作品。人们最开始建议丛书取名为《普罗米修斯》,加斯东没有接受。书目中有萨特的朋友的作品,这些书都销量可观,书名充满活力与希望:科莱特·奥德里的《赌输了》(2750册),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最后一种职业》(3300册)。诗人勒内·夏尔的《伊普诺斯的书页》令加缪赞叹不已(刚开始印了3850册,对诗集来说很可观的数字),丛书中还有他的另一部作品《爱之信札》。让·塞纳克出版了他的《诗集》,由夏尔作序。加缪唯一发现的新颖的作品可能是让-保罗·德·达岱尔森的诗歌,他受艾略特的影响,发明了一种法语无韵诗。达岱尔森1955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秋天的巴赫》之后,才被别的杂志认可。加缪编辑了一些小说,其中有让·达尼埃尔的《错误》——他从中认识了自己,并得到乐趣。他还出版了几篇法律纪事体小说,即罗歇·格勒尼耶的《被告的角色》。加缪与这位比他小六岁的前途无量的作家有联系。当他向加缪宣布他要与一位神职人员结婚时:岳母家意味着什么,你是明白的……,加缪笑着回答:

“很好,即使是做蠢事,也要有音乐伴奏。”

加缪还出版了《你可以杀死这个人》,书中收集了精心挑选的俄国革命生活场景,由吕西安·弗亚德与拉扎雷维克翻译并做介绍,书中还附有布里斯·帕兰发出的“警告”。1947年,加缪出版了布里斯·帕兰的《选择的困境》。1949年,他自己发现并让公众也发现了西蒙娜·韦伊的作品,帕兰也注意到这本书:《扎根》,副标题是《向人类宣布义务的序幕》(3300册),他推出了《超自然认识》,尤其是《工人的处境》(11500册)——丛书中销量最好的一本。到《致一位教徒的信》(7700册)和《希腊的起源》(6600册)出版时,公众的兴趣降低了,但这两本书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的法国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来加缪还出版了西蒙娜·韦伊的八部作品,这位教职资格获得者愿意体验工人阶层的生活,并曾以厨师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她的经历遭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嘲笑。韦伊,是位教徒,她揭露了无产者的不人道的生存条件,使加缪为之着迷。但是他不喜欢她对不幸和死亡的迷恋。通过她,他认为他懂得了人类可以怎样走出虚无主义。就像艺术家的工作一样,工人的劳动也应该找到一种意义。后来加缪请马尔罗为萨万科夫的《未曾有过》作序,没有成功。“您是唯一有资格谈论虚无主义,以及虚无主义所导致的恐惧和绝境的人,……小说的结尾(精神,而不是力量)让人想起《与天使战斗在一起》的结局。”在介绍《希望》丛书时,加缪写道:“这套丛书形式简单,地位卑微,但也许有助于揭露悲剧,同时揭示悲剧既不是解决的办法也不是绝望的理由。这些必要的考验能否成为希望,取决于我们。”他的丛书的确非常朴实,它呈现的更多是黑色而不是玫瑰色。

加缪发现了维奥莱特·勒迪克,她也曾得到海狸的鼓励。她在几个题目《窒息》、《扼死》、《谋杀》之间犹豫不决,觉得它们与丛书中其他图书的名字一样吸引人。维奥莱特抗议并发誓说:“在您的办公室里,我说谎了:我总共写了125页而不是200页。”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的负责人应该是心理学家、医生,还要有点儿像银行家。

加缪不是每周或每月都要查问账目的作者。他既不像蒙泰朗——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也不像萨特——既然伽利马已经按月付钱了……罗贝尔·伽利马也保存着作者账目的记录,他建议加缪看一下《鼠疫》的账目。为什么不呢?接下来,他就像往常那样开玩笑说作家服苦役、受剥削。加缪既不崇拜也不厌恶金钱。他害怕金钱在新闻界和电影界的力量,然而他也知道金钱的价值。萨特在散步时口袋里还装着大面额钞票,加缪不喜欢这种不把金钱放在心上的做法。萨特给小费时特别大方。很好,但毕竟,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加缪不会过于大手大脚。至于汽车——他总让车门大开着(“我不喜欢小心翼翼。而且如果有人偷我的东西,那是因为他需要”),他满足于开一辆旧“雪铁龙前驱车”,还挺怀念20岁时开过的一辆B14。让·格勒尼耶写东西时注重细节,根据他的记录,当时法国的火车座位分为三个等级,加缪乘坐二等车厢。他不到出名的裁缝那里做衣服。他喜欢穿法兰绒裤子、粗呢西服、有时打着难看的领带——这被伽利马出版社的年轻人嘲笑过。他爱打扮,习惯到马德莱纳附近的帕基耶街的奥尔特伽理发店理发。孩子们应该学习金钱的价值。双胞胎从来没有见过他浪费。加缪给他们讲自己的童年,让他们明白,贫穷是高尚的——但苦难不是。他不需要拥有太多东西,被照相机、汽车、厚地毯、豪华家具包围。加缪并不反对财产,但必须适度。在他看来,奢侈会使人变得软弱。

他不太适应巴黎的机制。设立文学奖是加斯东的策略。他相信这对销量有好处,不过并不认为获奖就能保证作品不朽。如果伽利马出版社在评选委员会中占据有利地位,高质量的稿件会蜂拥而至——这几乎是所有出版业老板的看法。加缪差点因《鼠疫》而获得勒诺多奖和龚古尔奖。他决定往后不接受任何奖,既不要法兰西学院的奖也不要摩那哥公国的奖。如果授予他诺贝尔奖呢?波尔热夫妇问他。他笑了。荣誉是可怕的东西。加缪与儒勒·鲁瓦在孔蒂河堤上散步,他指着法兰西学院那栋迷人的建筑说:

“向我保证你永远也不会进入那里。”

伽利马开列出了一串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名单,保罗·克洛岱尔、雅克·德·拉克雷泰勒、亨利·蒙多……格诺和出版社的其他作者进入了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可是加斯东,和加缪一样,厌恶法兰西学院。他认为,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文学奖对年轻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事。然而,就像加缪很讨厌的巴黎知识分子圈或半知识分子圈一样,高高在上的评审委员会:背信弃义,恶毒,冷漠,心胸狭窄。伽利马出版社也有社交生活,但是优雅、安静,就像审读报告一样。

加缪刚到伽利马时,正值战争期间,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欢迎他。但就像所有的微型社会一样,现在关系变得微妙了,对一些人温柔,而对另一些人冷酷。在审读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格诺和波朗,年复一年,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与加缪关系融洽。加缪不会忘记他们是最早给他写信谈论《局外人》的人。格诺与他之间没有友情,但显然相互尊重。格诺比他大10岁,加缪看出格诺喜欢用大笑来掩饰羞涩,还发现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类似百科全书的人。格诺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笔记,平易近人,此外他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简单说来,格诺没有加缪似的忧心忡忡,不过他感觉自己和加缪一样亲近受辱的穷人。

加缪没有太多描写过同时代的作家。一篇文章是比交谈时的一句话更有分量的证据。他被格诺的小说《我的朋友皮埃罗》所吸引,在纸上写了好几行字:“雷蒙·格诺的书是朦胧的仙境,在那里,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没有年龄界限的忧伤交织在一起,尽管其中并不缺少苦涩,然而好像它们的作者一直拒绝得出结论,好像他服从于一种严肃的可怕的命运。”

波朗有威严的气度,说话时的准确程度与他公牛似的脑袋形成强烈对比,他从不冷落任何人。在伽利马出版社,他是文学图书的二老板。戴高乐对法国有一些想法,而波朗则对伽利马出版社有一些想法。

波朗与加斯东·伽利马一起淘金,曾发现过一些巨大的天然金块。他对不合常理的事物处之泰然,但厌恶文学走私贩子。他不介入出版社的财务,不过他向加斯东建议为一些懂行的人出版齐奥兰的书或为《法兰西晚报》的读者出版凯塞勒的书。加缪觉得,在这个患了高度神经官能症的文学圈子里,波朗将不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他也许虚情假意、故作亲切,其实凶狠,但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他都很勇敢。在加缪眼中,他一直是那个在占领时期,在家用一台油印机刊印宣传小册子的人,小册子里他的笔迹很容易辨认出来。幸亏有了加斯东·伽利马和波朗,出版社到现在还存在,虽然后者的玩笑话、暗示、用紫色墨水写的小纸条会激怒加斯东。加缪的想法是——关于波朗的作品,他不会写一个字——这一切都值得敬重。这位抵抗运动成员比他更早怀疑肃清运动的暴力性。在加里·戴维斯事件中,波朗站在他这一边。他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义的人啊!战前,萨特对波朗阿谀奉承,他——对加缪——揭露萨特是“一个蠢猪,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写拙劣文章的人……”,“用错误的悖论来掩饰简单罗列的陈词滥调”。波朗对加缪的作品有信心,但不认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安德烈·多泰尔,这是他偏爱的一位作家。波朗对加缪没有研究。他们都知道彼此忠于文学,不过不是忠于同一种文学。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有分歧,对于政治路线,他们都同样反感。儒勒·鲁瓦、让·安鲁什和其他人喜欢谈论北非派,加缪向波朗承认:“我只告诉您一个人,说实话,北非文学,差不多就像荒诞那样,开始让我感到厌烦了。”加缪疏远了有进步共产主义倾向的蓬热,而和波朗走得近了。在他们的通信中,加缪在结尾处写的客套话,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对波朗写的信末用语,由“衷心地”过渡到“友好地”,由“祝您安好”过渡到“满怀深情地”。

他感觉与布里斯·帕兰更亲近。帕兰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孔,深陷的小眼睛,花白头发和塞纳-马恩省农民似的体格,外表看上去颇为可靠。他评论柏拉图,但说话直爽。加缪喜欢帕兰在他维德罗的牧场上挥舞长柄镰刀的样子。帕兰懂得俄语,也了解苏联,经过考虑——加缪是由于失望——,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了。

加缪曾一度与雅克·勒马尔尚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的交情很好。勒马尔尚有责任心,是位勤勉的审读委员,也曾经是《战斗报》的记者。如果加缪有三四份稿件要处理,那么勒马尔尚就有一打左右。这个人的文学生涯最后陷入了绝境。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有一瓶朗姆酒,在南方,11点之后,大家会说,喝朗姆酒的时候快到了。几年来,加缪和迪奥尼·马斯科洛相处的很好,但会争夺米歇尔·伽利马的友谊。

至于伽利马出版社的其他权威人物,加缪则与他们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微妙的关系。马塞尔·阿尔朗对他很尊敬。加缪吃惊地发现他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不过《新法兰西杂志》派是什么样的呢?有一点儿纪德的笔法、马丹·杜伽尔的笔法,还有一点点雅克·科波的风格,再加一点儿波朗的风格,追求,而且常常能做到修辞的漂亮。加缪并不完全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但准确地说,波朗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大量的评价外加矫揉造作。如果只有米歇尔、雅尼娜与罗贝尔·伽利马,出版社的氛围会让加缪感到很快乐。但如果被卷入某些阴谋,他会很恼火。作家成堆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准确说来,人们放大了他们的缺点而忘记了他们的优点。往往一部作品要比它的作者更优秀。加缪觉得吃惊:“《新法兰西杂志》。奇怪的地方,它的作用本来是激发作家,结果却让人在那里丧失了写作和创作的快乐。”他在手记中提到“作家的仇恨,可以在一家出版社里得到集中体现”。甚至连最伟大的作家也相互监视、相互嫉妒,并且总认为他们的编辑为他们做的不够。某些人,但为数极少,例如萨特或马尔罗,几乎永远被排除在心胸狭窄的人的范围之外。虽然马尔罗支持戴高乐主义令加缪不快,但马尔罗仍然有很好的名声。加缪爱他的书,甚至崇拜他的书:

“我们还能找到比《轻蔑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希望》更好的书吗?”他问道。

1948年,萨特与马尔罗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现代》的一篇文章中,梅洛-庞蒂宣称马尔罗属于“失去希望的同盟会”的成员。马尔罗希望伽利马放弃这份杂志,对占领时期的档案的事,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些威胁的话:有人可以把这些东西交出来。加斯东很生气,不能忍受这种要挟。伽利马家族的人开会商量对策。雷蒙、克洛德和米歇尔认为最好牺牲萨特而不是马尔罗。加缪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马尔罗的作品更重要。加斯东屈服了。1948年,《现代》归入朱利亚尔出版社门下,不过萨特仍留在伽利马。

罗歇·马丹·杜伽尔凭借他的气度、气质和生活方式,获得了加缪的完全尊重。他比加缪大32岁,两人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欣赏托尔斯泰。马丹·杜伽尔这个人藏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后面。他的风格朴实无华,既不古老也不前卫。他很早就决定生活在农村,远离巴黎的混乱嘈杂,以便安心完成他的《蒂博一家》。这位巴黎宪章学院的学生有坚强的性格和谦逊的人品,他在克莱蒙、贝莱姆和索沃泰尔度过了20年。他只工作而不对别人说长道短。他就像加缪一样,也是一位对自己有怀疑的作家。欣赏是相互的,例如,保护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需要,加缪说:“罗歇·马丹·杜伽尔赞同作家应该呈现给公众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个人。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他请求他的朋友尽量替他严守秘密,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在伽利马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本义和喻义两方面,伽利马都是迷宫)中,加缪还喜欢去见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加缪厌恶阴谋诡计,不管是真的还是臆想出来的,他还反感那些假装虔诚的人和伪君子的批评。他再次希望离开巴黎,这次不是只想在卡布里斯住上几个月。他对让·格勒尼耶抱怨说每天用于他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禁止进入”。他后悔工作得不够:

“我只见那些我喜欢的人。我厚颜无耻地利用我的疾病来避免见差不多所有的人。”

“我总是说您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去这里或者那里。”格勒尼埃回答道。

老师和学生一直保持用“您”来互相称呼。

“两年来,这些巴黎人,他们把我放在他们的文学集市里。我不喜欢他们爱开玩笑的德行。”加缪说。

格勒尼耶肯定地说他还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并补充道:

“常去侨民家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阿拉伯人离我很远。”

“最好的地方,”加缪得出结论说,“是在中部地区,例如,普罗旺斯、昂蒂布、戛纳,尤其是穆顿,这些地方几乎没人来。”

由于疾病缠身,又有写作的需要,加缪想离开。加斯东同意他请假。

和萨特一样,加缪也不喜欢社交生活。弗朗西娜接受了奥里奥尔总统的午餐邀请。加缪很生气,取消赴约,并在一次旅行的时候给母亲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在总统家里吃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吃,因为他们拒绝了邀请。

“这很好,儿子!这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路的。”埃莱娜·加缪叹息道。

加缪后来还谢绝了巴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邀请。除了用几个周末或者几天时间与玛丽亚在一起,在其他忙里偷闲的时候,他尤其喜欢去卡布里斯,去看他的油橄榄树、尚蓬湖和松树。在那里,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加缪说“这让人觉得有气无力”。他对于尔班·波尔热承认山谷让感到压抑。他还没有摆脱幽闭恐惧症。

在别人家或者在酒店,加缪都显得要比在自己家——在她们家、弗尔家——幸福和放松,好像他不可能适应世俗婚姻的形式一样:“我比较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且我无所谓死在那里)是酒店的房间……我从来都不能沉醉于别人所谓的内心生活(它往往与内心生活相反)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幸福让我苦恼和忙碌。”从拉尔博、法尔格到加缪,从克斯利到雷韦尔,这些法国作家都喜欢酒店:在酒店,我们享有所有的权利而几乎没有义务,对自己的义务除外。我们可以不必管别人的时间安排。年轻的时候,加缪不尊重金钱,但是尊重金钱象征的工作。出于喜欢简单,而不是节约,他总是取笑伽利马出版社的提成,但从不抱怨出版社付给他的作者或丛书主编的酬劳的比例。马尔罗像个贵族似的住在专门摆满艺术品的酒店里,而且在拉塞尔餐厅有自己专用的餐具。萨特过着老学生一样的生活,根本不存在金钱问题。加缪既不吝啬也不浪费。他很大方,他会定期寄支票给结核病疗养院的阅览室、西班牙流亡者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他在里兹酒店与布朗什·科诺坡夫会面,然而他自己不会选择豪华或著名的酒店。在巴黎或者阿尔及尔,在特别富有的朋友家,奢侈让加缪感到不舒服。加缪从来不是吝啬鬼,也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他与那些在他看来以吸别人的血为目的的机构争论,如词曲作家协会。他动用他的权利,拒不接受官僚主义专横的决定。从全国作家协会时代开始,他对各种作家协会或者俱乐部,甚至连文人协会这样无害的组织,就有些蔑视。他让米雷耶·多里翁负责管理他的文学和戏剧作品的版权事务,自己则保持距离。

50年代初,他最缺少的东西是时间。为了节省时间,而且因为长期的旅行总让他疲惫不堪,他总是拒绝诱人的提议,包括日本新潮社出版商佐藤义亮邀请他前往日本的提议。

加缪厌恶别人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为钱写作的人。一位年轻的作家请他给一本销量很小的杂志写篇文章。他希望加缪能够谅解,因为他不能支付稿酬。在这位年轻作家看来,“大作家都认为”不付报酬“非常可恶”。加缪的回答很干脆:“我不知道大作家(毕竟,我还不算其中一员)会因为没有稿酬,就如此不舒服。在我看来,正相反,倒是年轻的作家会抱怨,不过,这是合情合理的观点,也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加缪生硬地说:“按照克洛德非常有诗意的说法,我还没有到要储蓄的年龄。”他没有“时间”,这就是答案。

修改别人的稿子要比对付自己的作品更容易,也更被动。加缪说自己懒惰,但不停地考虑工作的事。如果一本书还在创作之中,他就不会有真正活着的感觉。不管在家里还是在酒店,他都是手写。除了弗朗西娜、玛丽亚、几位朋友和“牝鹿”之外,很少有人能重读他所写的东西。他会重写很多,在笔记本上、在纸片上记下一些想法。加缪一直在思考三部曲中某个系列的一本书。在脑海中,他有一个宏伟的工作计划,他知道他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然而他又常常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种成功。在写《鼠疫》之前,他曾在手记上写道:“使我的书成功的原因正是使他们对我说谎的原因。”后来在1950年他又写道:“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初的两个系列:不撒谎的人,也是不真实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谎言的分量,1948年、1949年、1950年他都在手记中提到过。

加缪害怕创作力枯竭。他对于尔班·波尔热说,和别人相比,他缺乏想象力。想到一个念头和一个主题,再到把它们实现,这中间是有距离的:笔记本上的一个符号、几个单词、两行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扩展开来。萨特写作时与说话时不一样,加缪就更不一样了。然而,在萨特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墨水,写作是出于本能,他在哪里都能工作、都能适应噪音,甚至还会寻找噪音。加缪需要在卡布里斯、在尚蓬、在右岸的酒店里或是某位作家朋友出借的公寓里,过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因为长期待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我的永久地址”——,他想彻底逃离它。有时,他又害怕孤独感——迫使他写作的原因。他不喜欢别人强迫他再版年轻时的一些作品,如《婚礼集》、《反与正》,不过因为不再认为作品有“严重的不足”,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被困在加缪式的强硬与顺从的混合状态中。即使很出名了,他仍然怀疑自己,并在作品中寻找一种连贯性。不像普鲁斯特、马丹·杜伽尔、儒勒·罗曼、乔治·杜亚梅、约翰·高尔斯华绥那样,他没有写过系列小说和传说。诚实的帕兰对他说《反与正》是他的作品中比较出色的:“他搞错了,因为在22岁时,除非天才,人们才刚刚懂得写作。但是,我理解帕兰说的话,知道艺术的敌人和同情的哲学……。这些拙劣文字中的真爱比后来的文章中要多。”加缪默默地怀念“那个贫穷与光明的世界”,因为他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他从威胁艺术家的有害危险中幸存下来,心存感激与满足”。在40岁以前,加缪这样描述自己:“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的中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是的,改变生活,而不是改变我崇拜的这个世界。也许,我就是这样开始从事目前这个令人不舒服的职业的,无知地走上了这条我正艰难前行的钢丝绳,还不确定是否能到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一种需要拒绝和同意的艺术,我就变成了一名艺术家。”在他积极介入时事的时期,并不经常提到艺术家这个过时的称呼。当他同意按照自己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写道:“我承认,我的某几本书的成功一直让我感到惊讶。当然,我已经习惯了,虽然这很卑鄙。”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那些不了解这种可怕的怀疑的人认为他千方百计吸引人。“作家这种职业,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他又补充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荣的职业。”这个加缪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肯定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隐约在寻找一种平衡:“介于我所说的和真实的我之间的那种状态,也许有那么一天,一旦我敢把它写出来,我将完成一部我梦想中的作品。”当他反复说,经过20年的工作后,他认为他的作品还只是刚刚开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是真诚的。这个家伙,他这是在矫情。

加缪将一些稿件带回巴黎家中,或者带去度假。别人的作品甚至淹没了他自己的。他的身体好转了,他把他的健康状况告诉米歇尔·伽利马:“在这儿新拍的一张X光片表明病情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我恢复到莱曼三月份时很赞赏的那种状态。应该将这归功于梅内特利耶的治疗吗?尽管还发高烧,但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当然,我给你写这些时带着巨大的满足感,不过,经验告诉我,在真正高兴起来之前,我还要等待。”

他又回到卡布里斯,在弗朗西娜的帮助下,加缪忙于写作《反抗者》,并收集资料:

我想让你赶快给我寄三本书来:

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纲要》——《新法兰西杂志》大开本(在我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

放在同一个地方的:伯特兰·罗素的《19世纪思想史》(《新法兰西杂志》思想书库)。

还有一本埃利·富尔的《形式的精神》,和一些艺术类书籍放一起,都在客厅的玻璃壁橱里。

……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在世外桃源待了漫长的几个月后的我很了解这一点。我不幸福,也从没有感觉如此忧郁,但是至少结束了这些可耻的日子。我一直因为什么也没做而觉得羞愧,既不能接受这种羞愧,又不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来终止这种羞愧。

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就是我唯一可以说的关于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它,但我一如既往。

1951年2月27日,加缪给夏尔写信:“已经有一个月了,我陷在无休止的工作之中。极度的孤独和期盼结束的渴望使我每天在桌子旁边坐上10个小时。我希望在3月15日之前写完。然而,分娩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我觉得孩子会很丑,这种努力让人筋疲力尽。”

终于到了三月份,在纪德去世(加缪对此感到难过)后的3月8日这天,他向弗朗西娜宣布:“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我的随笔,我还没有太反应过来,大脑一片空白,筋疲力尽。……现在你不用回信了,我马上回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我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待在家里会容易些。我已经写完了,然而,却没有感到一点儿快乐。我曾经希望对我,还有那些支持我,让我感觉自己与他们紧密相连的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将会是决定性的一步。这本书如果成功的话,本来可以以它的方式对这个时代有重大影响,并告诉世人我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你看,我的野心还不小。但是我非常怀疑它是不是成功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种天赋我无法拥有。我总是向自己提出超出我能力的任务,这使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也使我筋疲力尽。结果就是这样。当一切明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吕西安·贝尼斯蒂去拜访加缪,发现他特别疲惫,“在修道士的房间里像一位苦修士一样地工作”。

加缪给玛丽亚写信:“结束了,但我并不感到幸福。可能是怀疑或劳累的缘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需要恢复,因为还有事情要做。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我将在3月10号前完成。之后,还必须再全部看一遍。但是对于这些工作,巴黎不是障碍。相反,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点儿精神恍惚,没有休息,也没有娱乐。我的睡眠不好。心态上从容一点儿就会有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加缪回到了巴黎,3月11日他对夏尔说他完成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了几天。6月26日,他又对夏尔说:“我还在修改书里的一些章节。……毕竟,我放手的时候不会一点儿也不担心的。我本来希望自己是一个既真实又有用的人,但这要求时时刻刻都宽宏大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孤独。”加缪对夏尔说在这本书上耗尽精力后,他进入了一种“失重”状态。7月10日,他再次给夏尔写信:“现在应该等待。”

7月,交战国开始在朝鲜谈判。加缪当时在尚蓬,租下了莫勒街的普拉塔纳别墅。他和孩子们一起钓鳟鱼。弗朗西娜满怀深情地看着她的这个小世界。加缪担心朝鲜的局势——“特别担心。但是觉得他们会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加缪对路过尚蓬的让·格勒尼耶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转折、这样重大的改变。一种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倾向是怎样出现的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倾向古希腊文化,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又更倾向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我相当疏远犹太教,因为它的反自然主义会使他们精神封闭。”

“然而,”格勒尼埃说,“您的反抗非正义的思想和您的人道主义与犹太教是很接近的……”

加缪打断他:

“可是我认为,为了获得幸福就应该反抗,应该热爱自然,应该有对目前生活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生活的智慧。我非常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

后来,在这位好老师面前,忧伤的加缪又回到了他的学生时代:

“我选择了一个与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时代有关的主题作为我毕业论文的主题,这其实并不反常。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加缪进一步给《反抗者》润色。他与让·格勒尼耶在尚蓬和帕内利埃之间散步,沿着克莱斯河——这条河最后注入利尼翁河——行走,一路观赏壮观的金雀花。现在,在尚蓬地区,关于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研讨会和会议接连不断,这里已经变成文化人的避暑圣地。大学教师、医生、工程师在这里聚会、沉思、讨论。连救世军都再次出现,并张贴他们的广告:“上帝在寻找你。”

“如果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就不会再找了。”加缪脱口而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