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和加缪一样，曾是一名左翼人士，很早就批评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参战的时候，他就见过与无政府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人。奥威尔也是肺结核患者。加缪差点就和奥威尔、纪德、西罗内和科斯特勒一起参与撰写《失败的上帝》（指共产主义）一书的编写。奥威尔死于1950年1月，死时47岁，加缪不认识奥威尔本人。

当时，加缪的家在夫人街29号。阿尔贝成了房子的主人。为了买下这套公寓，米歇尔·伽利马和他成立了一家房产公司。后来加缪买下全部股份。这个家再也不用在借来的房子和租来的公寓之间来回漂泊了。夫人街很安静，住户中资产阶级较多，距伽利马出版社步行需要一刻钟，并且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咖啡馆很近，在四主教喷泉附近的书报亭买过报纸后，加缪喜欢在咖啡馆待上一会儿。北边是圣日尔曼大街，还有咖啡馆和啤酒店；南边是卢森堡公园，加缪可以带着孩子们在那里散步，孩子们很喜欢那里的旋转木马、木偶和驴子。

“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加缪这样表达对弗尔一家的恼火。在他生气的时候，他把弗尔太太叫作“资产阶级妇女”或“伪君子”。费尔南德一直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虽然有时会打孩子们耳光。加缪认为岳母一家让他的妻子感到压抑，可是也就听之任之了。旅行的时候，在火车车厢里，如果有人问能否抽烟，费尔南德的回答是：“是的，有人会咳嗽的。”加缪经常或旅行，或在农村、山间短暂居住，并不经常在家。弗朗西娜的姐妹和母亲围着她，都是深爱她的禁卫军，她们让加缪想要躲得远远的。在夫人街，加缪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了一个长沙发。去伽利马出版社前，上午他就在那里工作。加缪不在的时候，弗朗西娜弹钢琴。蓬塞评价道，有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嘟囔说：

“如果每天你都要听上6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对于兼职父亲的第四个工作，他做得很好。他给双胞胎讲故事，解释说1913年他“出生在一辆流动马车上”，当时他的母亲正在去蒙杜尔的路上。他经常谈起他的母亲、双胞胎的祖母。双胞胎见到祖母的时间比见到费尔南德的时间要少，因为她住在阿尔及尔。就像大多数情况下，母亲的家庭要比父亲的家庭拥有更大的权力。圣诞节时，加缪的母亲会寄来礼物，给卡特琳娜和让的是成包的糖果，而给儿子的则是黑色的猪血肠。

加缪扮演父亲的角色时很严肃，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温柔而严格地爱着孩子们——希望和天真的象征。不管是在夫人街还是在假期里，他都愉快地执行他的教育原则。他称双胞胎为“可怕的东西”、“鼠疫或霍乱”。

早上，他突然跑进孩子们的房间，嘴里还一边唱着：

乡下的人们，你们是否听见，

从山上传来的尖叫声？

卡特琳娜和让也跟着父亲大叫大嚷：

于勒是赫丘利斯

西普里安是音乐家

妈妈是梦游者

而我无忧无虑，吧、吧、吧

然后三个人又从头开始，提高了一个八度：

吧、吧，于勒是赫丘利斯……

加缪还跟孩子们一起唱老歌：

有人在巴布·阿祖穆街

兹姆兹姆布姆布姆

发现一个被谋杀的死人

警察来了，兹姆兹姆布姆布姆

让在外形上像他的父亲而内心则像母亲。后来他也弹得一手好钢琴。就像妻子一样，加缪也因为让对音乐敏感，觉得很骄傲。有人在让面前说出“上帝”这个词时：

“这是什么意思？”让问道。

卡特琳娜的性格更平和一些，她精力过剩，喜欢画画，法语作文和体育很好。在她的眼镜后面，长着一张严肃的小脸。加缪说她心态开放、性格果断，在生活中不会遇到问题。他担心的是更内向一些的让的未来。加缪无法想象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儿子。他强迫让踢足球。让后来喜欢上了国际象棋。加缪是个典型的阿尔及利亚人，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男人”。他担心孩子们的健康，尤其是让。不过到了冬天，他会强制他松开衬衣的领子。加缪对岳母家的影响感到恼火：

“一个男孩子，由这些女人们来抚养，这绝不可能！”

让说起话来反应敏捷，令所有人感到惊奇。一次和姐姐吵架时，他严肃地说：

“趁我还有力气生气的时候，放开我！”

他母亲走过来说：

“你们真的就无事可干吗？”

“在无事可干的地方什么事也干不了，这并不是件好玩的事。”让反驳道。

卡特琳娜自然是很喜爱父亲，她把他叫作“定心丸”。让跟外祖母和克里丝蒂安娜阿姨都很亲近，直到12岁，上街时他还会拉着她们的手。独身的克里丝蒂安娜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当姨妈的角色。她带着双胞胎经过夫人街的一头到老屋街的一个集市去，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她说：

“你俩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

加缪欣赏这种好意，但不喜欢这种做法。同样，当米歇尔·伽利马毫无理由地送给孩子们金属玩具、布娃娃、带小球的迷宫时，加缪说：

“米歇尔，他们会在这些无聊东西上浪费好多时间的。”

阿尔贝对米歇尔的慷慨总是持保留态度。他一再说：

“米歇尔，你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贫穷。”

虽然没有孩子，但是米歇尔一直对他的继女安娜很大方。他给她买照相机、手表。阿尔贝取笑他这样做。孩子们一过玩长毛狗熊玩具的年龄，加缪就主动送给他们一些“有用的”玩具——就像他的祖母桑德斯一样——作为圣诞礼物：一件外套，书籍，唱片，这些是很“体面”的礼物。

无论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台式足球游戏，还是描画摩卡咖啡包装盒上的人物，加缪都会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公民素质教育：不应该乱花钱；卡特琳娜，你应该尊重楼里的勤杂工；你俩应该自己擦皮鞋；女佣人不负责伺候大家吃饭；让，别剩东西在餐盘里；每个人都该把自己的那份沙拉吃掉，是的，要吃几片生菜叶。儿子让加缪感到不满：为什么别人问他是否还要吃土豆时，要等两分钟才能听到回答？吃饭时别把胳膊支在桌子上；小孩子不应该说粗话；你们俩别再打来打去；卡特琳娜，你为什么像个男孩一样？你俩去读儒勒·凡尔纳的书。

“喂，你俩懂规矩吗？”父亲问。

卡特琳娜和让齐声回答：

“吃-饭-时-不-许-说-话。”

加缪开玩笑地教训道：

“安静一分钟！”

双胞胎噗嗤一声笑出来，父亲也笑了。不管是在夫人街还是在“雅米”家或别的朋友家，加缪不愿意做“既然家里有好几个女人，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让她们管孩子好了”的那种男人。

说到教育，加缪主张世俗类型的。虽然附近有几家私立学校，如面向资产阶级天主教徒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新教徒常去的阿尔萨斯学校或波舒埃学校，但他不送卡特琳娜和让去私立教育机构。加缪想马上就替他的孩子在一家公立高中的一年级报名。可是名额已经满了，每个班只有50个学生。他倾向公立高中，因为孩子们可以成为半寄宿生。在那里，他们就能摆脱过于女性化的家庭氛围。卡特琳娜和让后来上了夫人街的幼儿园，随后入读距离加缪家公寓100米远的一所很不错的小学以及蒙田中学。再晚一些时候，让去了由安德烈·贝尼舒创办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学校，还有路易·勒·格朗学校；而卡特琳娜上的是维克多·迪吕伊高中。

在双胞胎眼中，加缪有威信，会表现出严厉的一面。他会倾听他们的诉说，并不把自己当成完人，听得进批评意见，让两个孩子觉得他们的意见与大人的意见同样重要。在卡特琳娜和让面前，加缪不会自以为了不起：

“今天我碰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他既谦虚又聪明。”说着，他用手指指脑袋表示那个人的可笑。

父亲教育孩子们要懂礼貌、尊重他人，还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如果让的成绩不好，加缪会说：

“我会把你送到修车厂去当学徒。”

卡特琳娜给他看自己写的作文时他会说：

“是不是过于像作家和大人写的了？”

加缪不责骂常常淘气的女儿。她说她盼望第一次领圣体：

“为什么？因为你想要一条漂亮的裙子和礼物，还是你信仰上帝？”

“裙子和礼物。”

“你觉得这样显得很出众吗？”

他没有再提到这件事。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加缪从来不会表现得像在公众面前那样刻板。他解释说谎言扼杀了生活。卡特琳娜在一只抽屉里发现父亲的抵抗勋章。

“你在哪儿找到的？把它放回抽屉里。”

就像弗朗西娜一样，他爱逗孩子。弗朗西娜曾看着卡特琳娜的鞋笑着说：

“12岁就穿39码的鞋！你爸爸和我，我们的脚可都长得很漂亮的啊。”

虽然加缪对亲近的人反复说他不适合婚姻，但他从没有说过：我不适合做父亲。一位没有父亲或祖父做榜样的父亲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会有一些困难：他什么都要靠自己发明。加缪从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他以前——或现在——是病人。和米歇尔在一起、在雅尼娜或弗朗西娜面前、远离双胞胎的时候，他会边开玩笑边说起他的肺结核。阿尔贝和米歇尔谈到对生命的信心时，笑着得出结论说因为肺的问题，他们不可能对生命有信心。他总是对雅尼娜说：

“我们肯定死在你前头，你要用防腐香料保存我们的尸体。把我们俩人放在客厅里，每天晚上来和我们说话。”

弗朗西娜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尽管时常会精神抑郁，但从不抱怨。加缪觉得自己有罪，并为此感到愤慨。妈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生活！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尊重别人，但是他却伤害了弗朗西娜。他跟蓬塞提起玛丽亚·卡萨雷斯。蓬塞想，这对一位妻子来讲，要求太过了，可怜的弗朗西娜。

加缪沉默无语。格勒尼耶提到加缪曾跟他说过的话：“弗朗西娜从来没有快乐过。在奥兰游过几千次泳，只有一两次是让她满意的。她需要宗教信仰。她无法接受生活中那些不幸的事情，总要问自己为什么。而我则是个肤浅之人，虽然会去想同样的事情，但是仍然可以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她却做不到。我是一个粗人……”弗朗西娜似乎诚心诚意地更为亲近寡言少语的神秘主义者让·格勒尼耶而不是加缪，她甚至觉得格勒尼耶迷人的花体字写得很漂亮。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偶尔与西罗内调调情。

后来，加缪基本上不住在夫人街了，只是每周四的中午才过来。吃罢晚饭，孩子们把自己的练习册拿给他过目，父亲的语气平和，但是评价却很严厉。

从1950年到1951年，加缪对于夫人街家中的紧张气氛非常不满，对自己做丈夫的处境感到愤慨。他个人生活的中心一直是玛丽亚·卡萨雷斯，她是他“生活的守护神”。他的艳遇不断，对象常常是一些女演员，多得就像天上的流星。在孩子们面前，加缪表现得平和快乐，但是跟玛丽亚在一起时就没那么平和快乐了，他会向她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在手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还说：“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和谐、从容、最终的平衡，但总要走过最崎岖的道路，经过混乱、战斗，我才能得到这一切。”他常常不喜欢自己：“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工作仍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工作上他花的时间比在其他事情上要略少，但投入的才华却同样多。“生活的才能与创作的才能并非两码事，生活与创作需要的是同一种才能，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只能创作出矫揉造作作品的才能，也只能支撑一种浅薄的生活。”1951年的头六个月主要用于完成《反抗者》。既要写作，又要抽空做父亲，还要应付女友，即使只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女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缪将巨大的创伤留给了自己，只是在日记中冷漠地写道：“1951年6月11日。收到雷吉娜·于尼耶告诉我她要自杀的信。”雷吉娜在美国自杀了。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加缪心情沉重，由此联想到了过去这一年：“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逃避夫人街，加缪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撰写他的哲学随笔。他从来没有把如此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上。三年前，他就向编辑宣布他的“哲学随笔”差不多“完成”了，还补充说：“近期没有创作小说的计划，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

夏尔洛出版社破产后，从阿尔及尔来法国的蓬塞路过巴黎，在第一区博若莱街的一家小旅馆里见到了加缪。从他的房间加缪能看到王宫花园。阿尔贝告诉夏尔他正在全力以赴从事一项很重要的研究，他“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但不是“所有的”著作。至少从1943年起，加缪就在酝酿有关“反抗”的概念，1945年，他写了一篇15页左右的文章，叫作《关于反抗的思考》。“什么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尽管他有所拒绝，却不并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让我们来看看反抗的具体表现。”这几乎和后来《反抗者》定稿第一章的开篇一字不差。

加缪把他的随笔拿给许多人看，但是没有给萨特圈子里的人。乔治·巴塔耶曾于1949年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写完。加缪觉得离目标还远着呢。他在一种质地优良的羊皮纸上写下了第一稿，好像特意要写在“贵重的”纸上，好像他是在为后代而写。他将这部著作题献给让·格勒尼耶，因为后者对他的政治思想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老师在战前鼓励他加入了法共；另一方面，受老师的影响，他写的又是一部反正统观念的论著，他在书中提及马克思的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文章时说：“今天我们正处在救世主降临说的鼎盛时期：一种为所有的杀戮提供辩护的救世主降临说。”在这部著作里，加缪想要仔细研究未公开身份的左翼人士所持的正统革命学说和天才的马克思所宣扬的救世主降临说。格勒尼耶和加缪见面了，地点是在老师定居的玫瑰丰特奈，离当年阿尔及尔另一位哲学教师勒内·普瓦利耶的别墅不远。此时的格勒尼耶已经读过《反抗者》的手稿，加缪向他介绍了自己书中的基本思路：

“我想要讨论人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人性的范畴内。从否定到肯定。”

“您的书与莫拉斯反对革命的观点如出一辙。”格勒尼耶说。

“那也只好如此了，……想说的话必须得说出来……”加缪答道。

在政治上问题他无法接受奉承讨好的说辞，谁也不能让他颠倒黑白。

“您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格勒尼耶提醒他说。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加缪润色了手稿，于1951年7月12日将一份打字校对过的样稿寄给了勒内·夏尔：

我亲爱的勒内：

随信附上我好不容易写完的东西。我知道这份手稿涂改之处甚多，我尽量改好之后才拿去打印，不过我知道您会看明白的。但愿它在形式上能符合我们共同的希望。不管怎么样，我是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把它交给您的（当然我也感到担心）。昨天我们的会面让我颇有收获，或者说，您使我打消了长期盲目工作后的一些疑虑。在我们美好的、亲密的友谊之路上又多了一块洁白的石头。深情地拥抱您……

这本书的副标题可以叫作《反对某种革命观念的人》。对于加缪来说，这部关于政治和艺术理论的著作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通常他在笔记和私人信件中流露的思想比在一些经过推敲的作品里要多。他在信中告诉一位通信者：“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它恐怖的一面。……在15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流血革命，还有一定数量的暴动。而在同一时期，英国没有发生过一次暴动（加缪似乎忘记了宪章运动和19世纪大不列颠的工人暴动），却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道实现了一种无可辩驳的、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民主制度。因此，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于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

在撰写《反抗者》的前后，加缪向让·格勒尼耶等一些人强调了上述观点。40年代末期，巴黎的进步知识界以及《现代》杂志圈子里的人并未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世界的某些真相——警察国家的制度、集中营世界——，以免让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受到牵连。他们给革命的真相涂脂抹粉，自欺欺人地认为苏联制度的负面性质只是表象，他们要么怀着诚意要么怀着恶意把自己看作是“现实主义者”。加缪说：“有时候，我憎恨当今这个时代。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所憎恨的不是现实本身，尽管它们是那么的卑鄙，那么的残酷。我憎恨的是纵容现实的那些谎言。（俄国）如今是一片奴隶的土地，遍布瞭望台。……这种集中营式的体制居然被尊奉为解放的工具和未来幸福的学校，我就是要与此斗争到底……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在我看来比正义更伟大，如果不是真理本身，那么至少是为追求真理而付出的努力。我们不需要希望，我们只需要真理。”当然不是什么“辩证的”真理。

1951年的加缪在左翼知识界中更加孤立了。当时已出版了两部小说但还不怎么有名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家让·迪维尼奥于1949年退出了法共，两年之后，埃德加·莫兰公开效法他们二人，此前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与法共拉开了距离。仍旧留在法共的有哲学家让-杜桑·德桑蒂、亨利·勒费弗尔、罗歇·加罗蒂。50年代初的加缪很快就要年届40了。他在苏联大使馆听到一位俄国官员这样说：

“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想想吧，我们曾经有一千万政治犯，现在已经少多了。”

知识分子大批退党的真正开始是在1956年，此外还有一些作家退党：阿尔封斯·布达尔、艾梅·塞泽尔、让-皮埃尔·夏布罗尔、多米尼克·德桑蒂、雅克-弗朗西斯·罗兰、克洛德·鲁瓦、罗歇·瓦扬、罗贝尔·梅尔、克洛德·摩根，后来还有若尔热·桑普兰……

加缪在《反抗者》中致力于一次目标远大的哲学练习，他想把自己的生活阅历，以及自己对于社会、文学、哲学的了解和读过的相关书籍都加以融会贯通。他在书中同时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投入到一场典型法国式的、有时甚至具有危险的哲学探险之中。几年之前，他曾在手记中写道：“我想如果论述中出现了矛盾，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天才。”现在他成了名人，由于希望能够发挥一点儿作用，所以他想把自己所赞同的进步思想中包含的种种矛盾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希望通过反抗的概念超越荒诞。然而当反抗想要具备革命色彩时，它就会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又会将它推向一种新的荒诞——屠杀。真正的反抗者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拒绝被侮辱。1917年以后（加缪认为还要早得多），屠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临时的道德观。掌权的革命者，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右翼，都以未来人类幸福的名义为囚禁和屠杀辩解。现在加缪想要提出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对于人类的苦难，他的怜悯不是伪装的。他的人道主义情感，他对穷人，对被剥削者、被迫害者的同情，都出于一种非宗教的慈悲心。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某些人是如何出于（演变为革命的）反抗名义，接受了集体性屠杀的？某些党员（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之后，是如何在20世纪创建了极权国家的？人类不再相信上帝，但是某些人，尤其是在西欧，却把人类历史神化了。

《反抗者》分析了当前的时代及其弊端。加缪试图避免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主义，而不是观念本身。他反对不宽容和仇恨的精神。在他看来，一切艺术家首先是反抗的创造者。该书构思过程非常艰难，不断修改的提纲表明了这一点。在加缪看来，如今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服务，甚至可以把杀人犯变成法官”。这部表面看似简单的随笔其实具有精心修饰的形式和多重的视角，该书反对黑格尔式的对人类历史的神化，但是仍然带有一点儿黑格尔的风格，既想解释好艺术又想解释好历史，以及艺术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艺术。此前不久，阿拉贡出版了《共产党人》的第一卷，在这部文集中描述了“我们亲眼目睹诞生的共产党人”。加缪则在自己更为深入的书中刻画了非共产主义的反抗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反抗者拒绝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拒绝上帝创世说，然而对于自由和正义，他的拒绝则变成了肯定。通过反抗，人摆脱了个体的命运，重新创造了人类的统一。形而上的反抗是拒绝，是对这种拒绝的觉悟和对自我的觉悟：“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摆脱了上帝之后，人进入了历史，反抗变成了革命。然而历史的反抗也会变成对形而上反抗的否定，并且为罪恶进行辩护。

《反抗者》有五条基本线索，对此有的人觉得繁琐，有的人则认为完备。加缪在勾勒出反抗者的轮廓后，研究了他所说的形而上的反抗，随后谈到了历史的反抗和艺术的反抗，全书以“南方思想”作为结束，这一部分较少分析，更为抒情，更具加缪个人的风格：《婚礼集》的作者推崇地中海文明的平衡感，将其作为地中海以北丧失了平衡感的极权主义的对立面。他赞颂节制，就像1937年对阿尔及尔文化中心的听众曾经说过的那样。自由与正义是对立的，必须找到一种使双方不受损害的妥协状态。加缪阐发了一个表面上是悖论的观点：完全的自由导致正义缺失，完全的正义也会使自由失去意义。

在他看来，空想理论家们，尤其是德国的空想理论家，他们是波普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者，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他们应该为20世纪的不宽容承担责任，为催生出宗教裁判所的思想和政治上的绝对主义承担责任。追根溯源，导致历史决定论歧途的主要责任人是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承袭了他的衣钵。与卡莱尔一样，黑格尔最早描述了伟大人物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他从本质上拥护国家主义的部族制，赞成狂热颂扬那种把一切竞争对手视为敌人的国家体制，也就是注定要通向战争的国家体制，他应该是Führerprinzip（德语：元首制）的始作俑者。黑格尔把历史过程的阶段性成功变成了一切集体行为的道德原则，而个体的行为又必须服从于集体行为。他将宣传的谎言和对真理的扭曲变成了可以被接受的东西，战争与荣耀成了令人向往的目标。最后，黑格尔还把英雄人物的辉煌生命与平庸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对立起来，对战争和流血加以理想化。替最坏的事物寻找辩护方法的缺口就此打开了。

为了上升到理论，加缪在论述时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那是他的直接知识，即罗素所说的亲知），但更主要的是以摹状知识和书本知识为基础。他的这部随笔变成了没有连贯性的精神自传。他的革命经历有限：作为阿共党员，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时，他看出了党在玩弄诡计，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抵抗运动没有变成一场革命，而加缪直到1944年还在渴望着这会发生。他的革命朋友拉扎雷维奇、罗斯迈尔——以及他认识的鲍里斯·苏瓦利纳——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革命背叛了纯粹的革命理想。他们向他推荐了一些见证者撰写的书籍，这些人包括从苏联的古拉格和德国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以及苏联“真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清醒见证人维克多·塞尔日。加缪做了一件值得钦佩而且很少有人会做的事情：几年以来，他倾听了一些对俄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见证人的看法——这些人为数并不少，但是仿佛因为偶然的原因，很少有人去倾听他们——，此外他还阅读一些往往被视为禁忌的书籍。他试图帮助出版“第一位对共产主义醒悟的人”苏瓦利纳的一些著作，但是没有成功。1950年6月他正在撰写《反抗者》之时，被苏联封锁的柏林召开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这次大会得到了40名知识分子的支持，包括法国的加缪、布卢姆、纪德、阿隆、鲁塞、莫里亚克、雷米·鲁尔，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厄普顿·辛克莱、詹姆斯·伯恩海姆，意大利方面则首推西洛内。加缪没有参加柏林会议，但是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它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在手记中还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从《反抗者》的第一页开始加缪就写道：“一个终生唯命是从的奴隶，现在突然意识到了难以再接受新的指令。”宣言中说：“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极权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人类在历史和文明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威胁。”

加缪的这部随笔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幻想有着最清醒觉悟的那批人士的精神状态。1951年3月，为知识界交锋而创办的刊物《证据》问世，这份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受弗朗索瓦·邦迪的领导，后来接受过介入文化领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财政支持。但加缪和阿隆等人对此不知情。有人看到加缪为了彻底了解俄国恐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历史，曾经向拉扎雷维奇等朋友请教；此外，在与布吕克贝尔热神父的多次交谈中，他还为自己对神圣之物的执着思考汲取了营养。十年以来，他阅读或重读了柏拉图、克尔凯郭尔、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舍斯托夫的著作。对于黑格尔，他似乎不再那么苛求和学院式地寻章摘句，在给《精神现象学》作评注时，他也会引用其中的一些章节，或者是伊波利特和科热夫等专家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他的阅读仍然还是片断性的，往往借助于亨利·勒费弗尔和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编纂的文选。

他的书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马克思，有几处涉及到列宁，斯大林则完全没有被提到。加缪希望超越血腥的革命精神，超越荒诞事物所包含的那种荒诞性，因为它通向的是死路一条：“荒诞的事物能够超越自身。”他在寻求一种能够重新赋予行动以内在逻辑的纯粹的反抗性。除此以外，《反抗者》这部随笔还是对小说《鼠疫》所作的一种理论阐释。《西西弗的神话》与《局外人》互为对照，《反抗者》和《鼠疫》同属另一个系列，该系列还包括剧作《戒严》和《正义者》。在这部热情洋溢的随笔中，加缪向“志同道合者”解释了当下的时代，并让自己的思想内在一致起来。这部随笔也是“为理解我所处的时代而做的一种努力”。他在影射《西西弗的神话》时说：“在否定的时代思考自杀问题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50年代，应该思考和反对的是基于政治理由的屠杀。

这部著作的核心与灵魂，是对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尤其是苏联和法国的革命提出了彻底与富于创见的质疑，这在当时是一次勇敢的行为，尤其对于加缪这样一个被看作是左翼的作家而言。历史老师曾教导中学和大学时代的青年加缪说，革命与民主是一回事，对革命行动的任何批评都是反动的，反对或批评法国革命，就是密谋反对自由、背叛法国以及法国所肩负的普世使命。在50年代那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纂的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在大学里占据统治地位，窒息了自由的讨论。加缪既不是大学里的史学家也不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却站出来反抗官方的、经过删改的历史叙述，他的这一行动要远远早于后来大部分出自《年鉴》学派的法国新史学家对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重新审视。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或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加缪基于直觉、推理和自己的研究，以相反的眼光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和苏联的恐怖联系起来。他指责法国国民教育部以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左翼知识界编造了一整套的历史神话。他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在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和代议制民主的价值的同时，描绘并揭露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象征体系中最血腥的一面。对于50年代来说，更为离经叛道的是他一反当时的潮流，将抨击矛头直指格雷万蜡像馆中那些大革命时代的名人，他们一直被看作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和抵抗运动的精神。索邦大学专门设有一门法国大革命的课程和一个教授职位，乔治·勒费弗、阿尔贝·马蒂耶和阿尔贝·索布尔等权威的史学观成了学术圈内和大学之外的“教义”，而加缪的思维方式却独树一帜。法共的记者、干部、史学家和领导人都戴着雅各宾时期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布尔什维克革命，加缪却带着与众不同的天真和胆量，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雅各宾主义，对一些不可触犯的历史人物提出了指责。任何一个法国高中生，只要他的家庭不是极右翼的，都会对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怀有公开的或私下的敬意，然而反对圣像崇拜的加缪却把圣-茹斯特批得体无完肤：“……他的语气……总是一锤定音。一连串不容置辩的断言，公理式的、说教式的演说风格，……格言和警句发出的轰鸣，仿佛代表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各种定义和冰冷干脆的命令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原则应该是温和的，法律应该是无情的，判决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典型的断头台风格。”这番评论与公共教育机构的教科书和众多教育者所介绍的那位虽然无情但是非常纯洁的圣-茹斯特大相径庭。加缪所识破的圣-茹斯特首先是一个狂热分子，这个人置身其中的雅各宾革命试图建立起一种道德的、犬儒主义的宗教。他代表着一段血腥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卑鄙的手段在那个时期被用来为理想化的目的服务。加缪指出了那个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公立中学（私立教育机构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夸大了大革命的灾难），人们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路易十六被处决也许是匆忙投票作出的决定，但作出这个决定是必要的。加缪在和平时期的1951年写道：“这是一桩令人反感的丑闻：把一个软弱和善良的人被公开谋杀说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这次死刑判决还不算登峰造极，后来更离谱事还有的是。”我们在此无需评论加缪的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他把路易十六的死看作是君权神授历史的结束，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处死国王以及弑君者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在脱离主题以很长篇幅讨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加缪尊重马克思所作的分析，而不是其救世主降临说。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一位“启发人心智的无与伦比之人”）和俄国虚无主义者之后，加缪认为左翼在50年代信奉的唯一价值观就是革命。打着责任的旗号，革命者们为自己谋得了所有的权利。

加缪还否定了文学史上的一些时髦人物。在他看来，萨德是在为极权社会唱赞歌：“萨德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受欢迎，可以用一个梦想来做解释，他与当代的政治倾向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要求绝对的自由，凭借理智冷漠地实施非人性化。”萨德小说中的色情内容单调得可怕，不过加缪还是承认了这位侯爵的两个优点：他憎恨死刑——这一点和加缪本人相似——，并且与某个俄国的恐怖分子一样认为，政治杀人犯应该亲自偿还罪孽。加缪还抨击了阿尔蒂尔·兰波和自称伯爵的洛特雷阿蒙。他没有质疑作为诗人的兰波，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对作为人的兰波却提出了质疑。在加缪看来，兰波在其作品中是一位反抗的诗人，但在其结局悲惨的生活中却不是一个反抗者。关于这一点加缪的评论较之以前更为精彩：“这位魔法师、通灵者，这位总是承受劳役却从不妥协的苦役犯，这位生活在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腰带里永远揣着八公斤金子，那腰带不停敲打他的肚皮，让他直抱怨因此患上了痢疾。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那么多年轻人的那位神话般的英雄吗？那些年轻人不会像他一样蔑视这个世界，但是一旦知道他身上的那条腰带，也许会为他羞愧难当。”一个少年时代的叛逆天才，成年后也许会变得循规蹈矩，甚至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在加缪作出这番评论时，法国的文学教科书仍然墨守成规、胆小怕事，不敢批评作为人的兰波。高中的教材《法国文学插图史》由埃米尔·阿布利、保罗·克鲁泽、夏尔·奥迪克编写。他们都是专业教师，前两位还担任教育部总督学。这部教材向通灵者、诗律的解放者和“借助于狂热幻觉翅膀”的魔法师兰波表达敬意，进一步巩固了兰波作品如《圣经》般的地位。他们对兰波最终结局的概括没有加缪描述的那么悲惨：“他最后供职于亚当出口公司，成为该公司在阿比西尼亚的代理人。至于魏尔仑，他在《被诅咒的诗人》中写的那些诗令唯美主义者赞叹不已，后来跑到殖民地的荆棘丛林中从事非法食品交易，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忘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幻想。”加缪希望一个人的生命、他的行为和思想能够保持一致。在法国，人们往往强调应该把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好感与他的著作分开看待，人们也总是轻易就把塞利纳的作品和他对犹太人的狂热仇视分割开来。

加缪从不以诗歌专家自居，但是在这部随笔中，他坚持要设立一个判断诗歌价值的正确尺度。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是一个几乎算得上天才的初中生的作品”，这“几乎”一词犹如死亡判决，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洛特雷阿蒙是受超现实主义者们崇拜的诗人，二战之后依然是一位公认的重要人物，在谨慎的总督学阿布利和克鲁泽看来，洛特雷阿蒙仅仅是带有一点儿“怪诞的浪漫主义”特色而已。孤军作战的加缪甚至谴责了被浮夸的左翼意识形态奉为图腾的那些诗人。接下来，他谈到了超现实主义，用柔和的词语跟布勒东和阿拉贡进行了清算。加缪对早年超现实主义者的布勒东比对共产党人的布勒东较为和气，他向“在卑鄙的时代选择了爱的布勒东致敬。这一点不应该被忘记，他是唯一深刻讨论过爱的人”。然而，布勒东引起轰动的那次宣言还是让加缪无法接受，他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拿着手枪来到大街上，冲着人群随意开火。加缪含蓄地认为布勒东应该为说出这样的蠢话而后悔。

自《西西弗的神话》发表以后，加缪和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分歧在于对自杀的不同看法：“他们在谈到自杀时，就像是在谈论一种解决之道。克勒韦尔认为这‘也许是最公正、最彻底的’解决之道，到头来他和里戈、瓦榭一样自杀了。阿拉贡后来谴责了那些喋喋不休谈论自杀的人，然而赞美毁灭自己却又压根不和别人一起参与，这样的做法不能为任何人带来荣誉。”加缪再次倾向于那些宣言与行动相互一致的人。他补充说：“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仍然保留了它所憎恨的‘文学’那种纸上谈兵的最糟糕的做法。”

加缪还断言“超现实主义者……已经选择了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服务”，说到底，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同谋。加缪的这番话似乎不够公正，因为到了50年代初，超现实主义者已经成为没落的小团体，与二三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他们不应该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同谋。从美国回来后，布勒东就表明了反对苏联体制的态度。尽管他继续歌颂萨德、歌颂如儿童般幼稚的女性，以及客观偶然性、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黑色幽默，但他却只是一个没有信徒，或者几乎没有信徒的预言家。他的幻觉既是非现实的，又是动人的，读他诗歌的只有少数党员，尽管莫里斯·纳多写出了那本精彩的超现实主义史。超现实主义者已经成为了历史，至少是成了文学的历史，他们已经不再从事文学。在经历了德军占领和抵抗运动之后，继续宣称“唯有超现实主义使自己有资格探索各种力量，从而改变天平的平衡”诸如此类的声明还能获得什么反响与意义呢？在《反抗者》出版之前三年，布勒东就已经遭到过法共同路人罗歇·瓦扬的猛烈攻击。加缪虽然彬彬有礼，但是绵里藏针，他和瓦扬一样强调了布勒东的那些非理性主义的尝试。瓦扬利用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来摆脱超现实主义，而加缪则恰恰利用超现实主义中他所反感的那些方面来进一步清除共产主义。瓦扬和加缪对布勒东相继发起的攻击似乎有些过分。加缪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激烈，既是出于个人的厌恶感，也是基于严谨的论据支持。

《反抗者》的结尾颂扬了不带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分寸感，加缪以抒情笔调歌颂“南方思想”，用地中海精神反对北欧精神，用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反对黑格尔和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扭曲了的马克思。他的语气庄重，时而还夸张地表达怒气：“在遭此共同的苦难之时，古老的呼声重新响起，面对历史，大自然再次站立起来。……在当今这个卑鄙的欧洲，最高傲的种族因为被剥夺了美和友情而正在死去，我们这些地中海人尽管被抛掷到这里，却始终都生活在地中海的阳光之下。在欧洲的漫漫黑夜里，阳光般的思想、兼具南方和北方双重特征的文明，正等待着黎明的到来，事实上它已经照亮了真正可靠的道路。”为了超越虚无主义，加缪借助于修辞并常常采用夸张手法。此外，他的这部随笔不是以论证结束，而是以形象化的夸张表达收尾：“在眼下这个时刻，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拉开弓箭再次显露身手，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抗这一进程的同时，去征服我们每个人已经拥有的一切：从田野上收获的微薄庄稼，以及这片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爱。在眼下这个真正的人终于能够诞生的时刻，应当让当前的时代及其狂暴保持住青春的状态。弓已经张开，木头在咯吱作响，当弓张到最满之时，会有一支笔直的箭疾射而出，那是一支最刚劲最自由的箭。”

在这部随笔里，加缪想要独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国所处的圈子，反抗他曾经属于其中一员的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他的自我救赎体现为以作家之笔进行的艺术反抗。写作，就是要以行动反抗历史，反抗这段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佛朗哥主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来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读者和评论者应该首先注意到，加缪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离经叛道，即使他提到过的周围其他人如罗歇·卡约瓦和于勒·莫内罗也曾攻击过左翼的图腾。加缪出版《反抗者》的时间比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要早四年，比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的《极权的诱惑》要早25年。

尽管并非出自本意，加缪也和其他法国人一样闭目塞听。他没有一直读过卡尔·波普的著作，但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在他们眼中，马克思始终是值得尊敬的、宽厚大度的，他们没有批判马克思这个人本身，不像莫纳特那样因为反感这个让女仆怀孕的天才，就对他不再感兴趣。在波普和加缪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不科学的。波普和阿隆一样更为透彻地研究并且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加缪则跳过了这一部分。

世界各处有许多批评家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结果，不论这些结果是不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和预见到的。最终看来，奥威尔、波普和加缪的思想是有分量的，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法国作家中，在世界范围内被欣赏或被诋毁的阿尔贝·加缪，是唯一一个表达了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

他于1951年夏天修改了《反抗者》的校样。对于读者来说，小说家比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会拥有更多的听众或者更大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