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反抗者》全书刊行了。在这之前，加缪先将其中的某些片断交给了一些杂志发表。《南方手册》自法国被占领以来，一直是他青睐的刊物，这次登载了书中论洛特阿蒙的章节，而头一个被这些文字冒犯的便是安德烈·布勒东。当加缪在10月12日出版的文化周刊《艺术》上读到布勒东的反击文章时，他并不感到吃惊。在超现实主义的斗士和教皇眼中，加缪是一个循规蹈矩、向现实屈服的人：他竟然指责“现代最杰出的作品”，即洛特阿蒙的诗作，这真是罪不容赦。文化周刊们对各种论争向来是求之不得。一个星期之后，《艺术》刊登了加缪的回答。他声称自己并非向世界屈服的苟安之辈，“我所努力的重点，就是说明虚无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对它至少都部分地负有责任——正是造成屈服和卑躬屈膝的原因之所在，它和真正的反抗所给予我们的历久而弥新的教诲是格格不入的。”

这场尖锐的论争愈演愈烈。“教皇”在11月16日的《艺术》上和埃梅·帕特里展开喋喋不休的对话：“加缪拼命鼓吹，并且藏身其后的那个反抗的幽灵到底是什么？是据说人们得讲究‘节制’的那种反抗吗？”一周以后，人们读到了被越发孤立的加缪的一篇耐心的回应文章：“布勒东那并不充分的哲学批评仅仅以马克思主义为靶标……（他）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颓败的世界中，马克思主义者得独自承担起所有的罪过，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我的书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书中的确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然而这并非我想说的话。虚无主义并无好坏之分，世上只有一场漫长、严酷的征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投身其中。”布勒东和他的信徒们并不打算就此收兵。知识界并不对这场交锋感到惊异：布勒东一向是喜欢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至于广播和报纸，它们在一旁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布勒东和阿拉贡一样，是加缪在《反抗者》中指责过的少数几个在世的作家之一。通常说来，人们对他的责备要少于对他的崇敬。加缪的书中并无一字提到马尔罗。他在私下解释了此事。马尔罗正如日中天，而布勒东几乎已是明日黄花：“我在《反抗者》中没有提到马尔罗，因为我在引证范本时，只依靠那些业已完成的作品。唯一我考察过其思想态度的活着的作家是安德烈·布勒东，不过人们可以认为超现实主义已经属于历史……至于马尔罗，他的创作还在进行之中。”

在《反抗者》出版前数日，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和加缪在吕泰西亚旅馆聚餐。分手之际，加缪对他说：

“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

新著面世之日受到了欢迎。11月2日第一次印刷就刊印了16800册，同月19日又印了11000册，接下来在12月5日、1952年2月29日和7月9日又3次重印，仅头4个月该书的销量就高达60800册之多。此后销量有所减少，第5次重印要等到1954年2月16日，而且只印了5500册。加缪受到了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媒体的攻击，不过这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

“这真让人遗憾。您的书在右派那里大受欢迎！”阿尔贝·贝甘对他说。

这样的评论在加缪看来实属滑稽。如果右派声称地球是圆的，是不是也得反驳他们？那些来自温和右派的颂扬多半限于总结或者复述书中评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段落，它们并不让加缪感到惊讶。

加缪急急忙忙赶回阿尔及尔，他的母亲摔断了一条腿。在致弗朗西娜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到家的时候正下着阿尔及利亚式的倾盆大雨，此刻大雨尚未停歇。妈妈已经进了诊所，我一直守在她身边，只离开了几个小时去睡觉。今天早上她接受了手术，一切都还不错……此刻她正在睡觉，总的身体情况相当好。长久以来她一直充满勇气和感性，我爱她……至于我自己，很疲乏，但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必须得说，自从书出版以来，我就陷入了重重困境，而且一直到最近，情况都是越来越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继续忍受这样的职业，还有这些孤独带来的考验。”

加谬对自己“产出”、出版了这本书是满意的，因为终于卸下了重负，他有理由感到快乐，可与此同时他却对自己最近的前途感到忧心。他表达了一些他很在乎的理念，也有节制地谈到了他自己。11月22日，他对玛丽亚倾诉了自己的不安：“在我现在要说、要做的事情面前，我感到了几分犹豫。好几天以来，我宁愿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说、要做的事。或许，这是我在自己的使命面前体会到的一种恐惧吧。我从未有过这种恐惧，它也许和疲累有关；或许，还因为我忽然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让我一路前行至此的任务原本是没有穷尽的，它带给我的唯有无边的消耗和失落。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任务，我就什么都不是，我的作品更是无从谈起。有时，一想到未来，我就精疲力竭、眩晕不止。”

“虽然看上去不太像，我实际上是在做忏悔。”第二天，他在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中这样说。他产生了旅行的欲望，首先想到的是去伦敦。马梅纳寄来一张题为“我的两个小丑”的双胞胎兄弟的照片，让他开心不已。她告诉他，书里自己最喜欢的一章是“反抗和艺术”。加缪回答说，他也持同样的看法。可是，和《反抗者》里的文学论述比较起来，媒体总是更关注其中的政治性内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加缪曾经概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尤其是在《鼠疫》发表以后，他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残余——在加缪眼中，现实主义根本不可能存在：“描写如果要成为现实主义性质的，就得是无边无际的……现实主义只能是对世界的没完没了的列举。”

在11月24日出版的《费加罗报》的文学副刊中，盖埃诺肯定加缪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主题，这个主题“来自他的纯净，来自他的真实的苦痛，来自于他对这个时代的卑下和伟大的深刻感知。”盖埃诺在他的颂词中把加缪和马尔罗联系在一起：“从《人类的命运》到《反抗者》，贯穿其间而不断推进的，是法兰西理性精神的一幕戏剧。”加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盖埃诺并不欣赏他的某些先驱如萨德和洛特阿蒙，但他断定加缪本人“走在一条大道上”。至于马尔罗，他在伽利马出版的《寂静的声音》一书已经提出：“阿尔贝·加缪有理由废黜布勒东，甚至兰波的王座。”

左翼知识界中非共产主义的一派，也在由前《战斗报》成员克洛德·布尔代主编的《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意见。这份小开本的周刊印刷简朴，甚至没有图片，编辑风格模仿的是英国的《新兴政治家和国家》杂志。它虽然外观不起眼，其意识形态却在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文化人中颇具影响。布尔代于12月13日和20日接连发表了两篇评论《反抗者》的长文，总的调子是友好积极的。可是加缪和他的一些朋友却注意到《法兰西观察家》上的一个注释，该注释称赞了共产党人皮埃尔·埃尔韦在党的刊物《新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对加缪不够友善的文章。敏感的加缪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更看重这个注释，而不是布尔代本人的那两篇文章。

布尔代在《反抗者》中“看出了卓越的剖析工作”——此乃嘉语，也看到了“编撰的工夫”——此乃慎语，他认定加缪的分析中“字字闪耀着作者对此一问题的巨大激情，它和他的一生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他的第二篇评论认为加缪“首先写出了意识形态的反抗的历史，这种反抗并没有直接在集体行为中得到实现；其后他又论述了历史性的反抗，在其中，理念和事件融为了一体。”加缪“精妙”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即它将假设和预言混为一谈。布尔代不啻给加缪颁发了非共产主义派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证。由他开具的这张世俗性的、坚持共和民主本位的思想证明看上去完美无缺。不过，布尔代和加缪在一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虽然这个问题和《反抗者》没有什么关系：对前者而言，尽管法国共产党人屈服于苏联人，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仍旧有必要和他们一起工作，而加缪则拒绝这种政治立场。

加缪在等待着各种月刊对其作品的评论，也等待着《现代》杂志编辑部必将会给予他的重视。后者在9月间就收到了《反抗者》的样稿。11月和12月过去了，一篇评论文章都还没有刊登出来，不过加缪并不担心。这份杂志的编辑、管理可谓一片混乱。萨特在这里是“统而不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则小心谨慎，更愿意扮演一个组织者和读者的角色。就在这年8月号的开篇处，《现代》杂志还刊登了加缪的《尼采和虚无主义》一文。

这份月刊一向善待加缪，在小说《鼠疫》出版以后，曾经发表了两篇长篇评论，都是出自重要的合作者的手笔。第一篇评论的作者是艾田伯，他针对《真理报》上一位评论者的攻击捍卫了加缪。尽管有一些保留，他还是称赞加缪“放弃了‘现实主义’的资源”。艾田伯并不赞成《鼠疫》的全部结论，但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作者的好感，对他的意图、公正性和人道的热忱的好感”。让·布永则论述了加缪的乐观主义：《鼠疫》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他还讨论了加缪的第二部“小说-叙事”中的某些方面，不过他主要是向作家的“文学才能”“致敬”——“致敬”一词学究气太重，不怎么在《现代》杂志上出现。在布永看来，《鼠疫》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符合人性的。他认为加缪肯定了“恶的外显”，这就自然使其招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布永还同时指出，加缪的作品对基督徒具有吸引力，“他们总是会相信，反抗将会演化为屈服，或者保留足够的尖锐以便完成被称作‘美好灵魂’的天命；他们同样相信，荒谬将在神学中找到一种说明。”这两篇评论都不无保留，但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对加缪的正直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尽管人们不必接受他对世界和历史的全部看法。无论如何，加缪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萨特的势力范围中他将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每周日下午，萨特总是在波拿巴街自己的办公室里主持例行的编辑部工作会议。1951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会上一再要求有志愿者出来处理与《反抗者》有关的事务。出于友谊的缘故，人们不想抨击加缪的作品；然而，又没有人真的看好这本书。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

该书在销售上的成功诚然无疑，加缪更关心的却是究竟有多少买书人真的食髓知味。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写道：“《反抗者》卖得不错，却难说有多少人在阅读它。书引起了一些并不明显的漩涡湍流，就像一些转瞬即逝的气泡。”他接受了不少采访，有些无关痛痒，有些则是有助于说明问题的。面对《文学小报》的记者，他宣称：“至于我自己，我并不相信孤立的作品的存在。在某些作家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构成一个整体，每本书都依靠其它作品的光亮才被照明，每本书都处在其它作品的目光之中。”

1952年2月10日，让·昂鲁什向加缪寄去一封赞同和否定参半的信。加缪以一种回避性的姿态回复说：“我想近期内再对你谈这个问题。”他为自己辩护道：“发生在北非的事件让我绝望不已，我难以摆脱这种情绪。”对印度支那的局势他很少留意，相反，他十分关心北非问题，比如民族主义者的抗议、殖民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梅萨利·哈吉发出的种种威胁等等。萨特则更关心越南东京湾的局势和印度支那持续的游击战争，法国的一般民意也是如此。

2月22日，仍然在西班牙“前线”的加缪和萨特都来到瓦格拉姆大厅，他们来此是为了声援被佛朗哥的法庭判处死刑的西班牙工会运动领导者。尽管爆发过争执，加缪还是建议，布勒东应该在他的朋友夏尔、吉尤和西洛纳的陪同下出庭。加缪在大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人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用他对朋友们说的话说讲是“很伤脑筋地”——通知加缪，《现代》杂志的评论可能不会站在他一边。萨特是在几个月的沉寂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而评论《反抗者》的将是弗朗西斯·让松。按照“海狸”的说法，萨特希望发表的是一篇立场坚定，然而不失礼节的文章。话说回来，萨特多年前写的《论〈局外人〉》一文，也不尽是赞美之词。3月，加缪给萨特寄去一份富兰克林的手稿，此人是一家比利时月刊《揭穿谎言》的主编，但萨特向来对自己和他人的手稿都大而化之，竟将其遗失了。在这个世上，加缪并不形单影只，他收到了不少私人的、令人感动的祝贺。汉娜·阿伦特写信告诉他，“我已读过《反抗者》，很喜欢。”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兹在阿根廷有一种被窒息活埋的生存感觉，在读完这本书后，托米沃什给加缪寄去他自己的作品，这犹如传递这样的话语：“我们处在同一条战壕中。”

在1952年复活节的假日里，加缪在上卢瓦尔省的巴纳列等待《现代》杂志刊印，他向被他称为“亲爱的手心手背”的米歇尔和雅尼娜坦承了自己刚刚犯下的错误。一天他搞砸了于勒·罗曼在附近举行的一个活动日。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就乡村的人口流失问题做了一次讲座。加缪打趣道：“我们这些文人的命运不也同样如此吗？”他嘲笑自己，也嘲笑了他的出生地：“在孟多维，人们大概要给我盖一座亭子，我希望那是一座音乐亭。”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加缪感到自己的状态好多了。“眼下一切都很好，只是我进不了工作状态，心绪不宁。我就像一只在墨汁中游泳的乌贼，两眼茫然，心如死灰。”

哲学家弗朗西斯·让松是萨特思想的一位阐释者。他的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文章长达20页，刊载于《现代》杂志1952年5月的“专论”栏目中，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让松首先发难，把埃米尔·昂里约和让·拉克鲁瓦在《世界报》上以及布尔代在《法兰西观察家》上支持加缪的文章归于作家本人的指使。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应当为关于自己的评论负责。让松狡诈地声称：“如果我是加缪，不管怎样，我会感到忧心忡忡……”从第二页开始，他便开始了不加掩饰的攻击：“这一在其笔下处处可见的自我陶醉，难道不是出于他那杂乱无章、毫无定见、因而诡异多变的思想？”加缪的思想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抄单”。让松没有忘记称赞加缪的文笔：“从严格的文学角度来看，这本书可谓接近完美。”可是说到底，文笔也脱离不了内容：“人们担心，艺术在这里已经迈出了通往异议的第一步。”让松承认，在这一自我确信的艺术中，他并不喜欢那种“对节制的渴求”。接下来，他回到了加缪的作品本身。《鼠疫》并不像《现代》杂志的其他撰稿人理解的那样；让松写道，《鼠疫》是一个“先验的叙事”。和更早的《局外人》不同——在加缪的前一本小说里，世界还是被一个“具体的主观性”来观照的，它正是在其它具体的主观性的参照下才显出其“局外”的特性——，《鼠疫》“居高临下地，从一个脱离了具体境况的主观性出发来叙述事件，这一主观性并不体验事件，而是限于静观它们”。让松文章一半以上的言辞，都像粗糙的浆糊那样揉在一起。他得出结论，《鼠疫》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小说”。诸如此类的形容语更为他贴在加缪身上的标签增加了敌意的色彩。加缪的小说传递的是红十字会的伦理，显然，就萨特本想为加缪保留的敬意来说，一位批评家本该做得更好些。

在让松的眼中，加缪无法从形而上学的反抗转换到历史性的反抗。从其文章的第7页开始，他猛烈地抨击加缪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语。他怎么敢带着同情悲悯的情怀去谈论路易十六，甚至，从这个人身上竟联想到基督的受难？！让松同样不能接受的是，加缪竟然怀疑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尽管他也在两位哲人身上区分了分析家和预言家的不同身份。这位随笔作家居然“在革命萌芽的酝酿中，拒绝一切历史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总而言之，加缪的意图，就是把“革命”的概念化约为“人的神圣化”。让松最后作出判语：“毫无疑问，加缪根本不承认经济基础的地位。”他认为，这场论争的核心在于，“加缪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将合乎逻辑地通往斯大林体制，可到头来他又不得不满足于或巧妙或笨拙地向我们指出，造就斯大林体制的是斯大林本人。”让松不接受加缪对革命的工联主义或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好感，他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检视加缪的过往：严格地说，加缪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在他身上总有一个被扭曲的自我的存在，也许，只有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这个短暂的时刻有过例外。“不管怎么说，抵抗运动总是在这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少许幻象趁机而入。可解放的时刻一旦来临，加缪又在历史中找到了悠然自得的感觉，以至于他竟然想把历史道德化。”而让松则重新用哲学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用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资产者的眼光看来，资本主义的面目或许比斯大林体制更少几分‘扭曲的抽搐’；可是，对那些井底的矿工、被警察追捕的马达加斯加人、因为参加罢工而遭到制裁的公务人员，还有那些被凝固汽油弹轰炸的越南人、被宪兵团围剿的突尼斯人来说，资本主义又是怎样的一副面目呢？”

这份尖刻远过友善的评论的结论是，当然加缪无需为无视马达加斯加人、越南人和突尼斯人苦难的冷漠负责，但他的作品说明，他的确负载了一种伪哲学、一种关于革命的伪历史观：“《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让松的评论最后归结到这样的呼吁上：“在这里我们要求加缪不要屈从于诱惑，要求他重新在自己身上找到个人化的声音，唯其如此，他的文字才能成为无可替代之作。”

《现代》杂志经由萨特的秘书让·科通知惊讶不已的加缪，杂志当然将登载他的反驳文章。6月30日，加缪细细修饰之后完成了这篇文章，并最后发表在8月的那一期上。起初，加缪在初稿上直呼让松之名，但后来他抹去了这个名字——在一场文学性的论争中，他实践了某些政坛人物如戴高乐惯于含沙射影，将对手之名隐去以借机将其虚无化的谋略。加缪沿袭自己给报刊撰文的旧习，依然以“主编先生”开头，这让萨特很气恼。在加缪眼里，杂志的主编应该为刊载的文章负起连带责任。这位随笔作家选择了一种讥讽而有尊严的笔调。有哪些意见赞成《反抗者》？就此加缪写道：“人们判断一种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根据它是属于左派抑或右派，尤其不根据左派或右派是如何对待这种思想。不然，笛卡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而夏尔·佩玑则成了安托尼·比内的支持者。”在1952年，加缪还敢这样表白：“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告诉《现代》杂志的读者，他被极右派的周刊《里瓦罗尔》所攻击侮辱。在传统的右派阵营里，克洛德·莫里亚克在《圆桌》上批判了他。加缪注意到，许多右派的报纸都“时常恭维《现代》杂志作者们的书，从来不谴责这些作者们和维里耶先生（全国雇主协会主席）共进早餐。”备受伤害的加缪并不想任人宰割。提到让松对《反抗者》的文体所作的赞美，他嘲讽地写道：“信仰进步的作家们告诉我们，好的文体属于右派，而左派作者由于其革命的德行，写出来的文字都应该让人不知所云。我看不出他们这么说有什么冒犯性可言。”加缪声称，他对自己在美学上的成功并不像让松那样肯定，“如果我的思想有欠连贯，那么文笔好一些，能够限制内容的损害也是不错的。想一想，如果人们要通过令人沮丧的文体去阅读混乱的思想，那滋味还不如流放呢！”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把他的作品解读成“反历史的教材和弃权主义者的教理问答”。他还指出，《现代》杂志现在拒绝承认，从《局外人》到《鼠疫》，他的作品其实表现出一种演进——这个词指的是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参与。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研究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在20世纪的历次革命中看到了一种把人神圣化的倾向。此刻他妙语连珠，说理时就像让松一样毫不妥协：“经济成了我们的陈词滥调……数以百计的出版物把极有耐心的公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历史的经济基础，或者电力对哲学的影响上面。《现代》杂志乐此不疲地加以论述的东西，我有何必要再去饶舌不止？重复之外总得有特别的发见才好。”

在作家看来，让松的文章企图“再一次把他排除在外”。加缪想通过他的书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至少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就像纯粹的历史主义一样让人恼火。”他的作品并没有否定历史——这毫无意义。他只是想批判那种把历史绝对化的态度。加缪并没有放弃有效性的思想。让松把“印度支那人、阿尔及利亚人、马达加斯加人和井底的矿工们”都“劈头盖脑”地扔到他的脸上。实际上，让松说的是“突尼斯人”，加缪却听成了“阿尔及利亚人”——人们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他每天都引以为谈资的阿尔及利亚人，直到战争时期为止，都是我的同志，我们一起从事着艰苦的战斗。”在巴黎很少有人知道加缪曾经是共产党员，也少有人知道他一度同情梅萨利的民族主义而反对“党”。加缪提到了他的书中的一个注释：“用我的原话说，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混合了最有效的批判性方法和最可商榷的乌托邦救世论’。”他提高了调子，开始抱怨萨特，当然并未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大名：“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想为自己的出身赎罪，哪怕由此带来矛盾，以他们自己的才智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回复文章显示出惊人的、毫无节制的自由。针对“主编先生”，他得出结论，自己已经“厌倦了”和“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一样，“始终如一”地“从批评者那里接受关于有效性的说教，这些批评者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这句话含义极其隐讳，或许千万名读者中也未必有一人能够明白，他指的是在1944年法兰西喜剧院的解放战斗中疲累得在椅子上睡着的萨特。

被卷入事态的萨特愤怒不已，自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的19页的答书用语尖刻，兼有个人的意气和实质性的批判，其不留情面的攻击比布勒东更为激烈，首先是针对加缪个人，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更猛烈地抨击他的作品。在文章的开头，萨特还是比较温和的。加缪将他称为“主编先生”，他则回应道：“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

当然，用不着加缪来教他如何使用法语虚拟式。“我宁愿看到，我们目前的争执都是理念上的，其中不掺杂任何源自受伤的自尊心的怨恨……您决然把我拉入了事态，语气是这样决绝，以至于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否则那和懦夫何异。”他宣称，自结识加缪以来，他要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出对对方的看法。萨特埋怨了加缪的性格，例如他“阴暗的自满”、“顾影自怜的脆弱”，还有他“沉闷的放纵”，而所有这些缺点，都让萨特至今不能对加缪道出他内心的想法。萨特生性喜欢争论，他就像一个执矛的斗牛士，这次终于忍不住说了重话：“您实现了您的热月政变。”和加缪的隐讳不同，萨特显得咄咄逼人：“默尔索在哪里，加缪？西西弗又在哪里？今天这些真心实意鼓吹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又在哪里？他们如果不是在流放地，就是被谋杀了。”萨特当然很清楚，流放是加缪笔下的一个主题。主编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一种强暴的、装模作样的独裁在您身上建立了起来，它依靠的是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企图把道德法则扶上统治一切的王座。”加缪身上有牧师和教师的习性，这种习性首先反抗的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他自己，对此萨特十分反感。他的答复文章已经不再是论辩，而是化为一支利箭：在他看来，加缪的文章充满了教师爷的口吻，曾有的从容气度已经荡然无存。而萨特自己则语带恭维而不失平易，仿佛是一个大人居高临下地对一个孩子讲话：“告诉我，加缪，靠了怎样的神迹，人们不剥夺它所申述的人类生存的理由，就无法讨论您的作品？”加缪将他视为资产者，而加缪本人，此刻作为功成名就的作家，又是何种身份呢？“我不认为您是博洛尼亚失业的共产党人的兄弟，或是那些在印度支那反对保大皇帝或殖民者的悲惨的长工的兄弟……也许您曾经贫穷过，可现在您已不穷了，您是个资产者，和让松一样，和我一样。”“也许”一词颇为恶毒，因为实际上萨特对加缪的贫寒出身知之甚详。萨特还不会就此停住：“您远远不像圣凡尚·德·保罗或一个穷人的‘姐妹’……您看，家长式的说教我听得太多了，请容忍我不相信这种家长作风。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归根到底，加缪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权利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萨特从加缪书信的方法中辨认出了某种要挟的成分。“我并不指责您的来信的浮夸之处，这在您是自然的，我指责的是您如此悠然自如地玩弄您的愤怒。”加缪的答复在萨特眼中无疑过分雕琢了。萨特本人的回复不乏闪光之处，也并非草率而就，可他下笔纵横捭阖，锋芒过处，从加缪的人格、让松的人品一直论到马克思的理论：“您称我为主编先生，而尽人皆知我们相交已有10年。我同意，这不过是一种手法，您对我说话，而您的话明明是反驳让松，这是一种不正当的手法。您的目的不是要把您批评的对象变为一个物、一个死人吗？您谈到他，仿佛谈到一个汤碗或一把曼陀铃，但从不对他说话。这意味着他被置于人类之外。通过您的一己之身，抵抗分子、囚徒、斗士和穷人们将他化为了一块石头。”让松使加缪“非人化”，而萨特则反过来将其“物化”。和让松一样，他仍然向作为作家的加缪表达了敬意：“这与您的文学价值无关，您擅长写，这关系不大。”这个声明带有一半的尊崇，仿佛一个职业拳手在向另一个拳手致意，然而也仅限于此，因为萨特接下来宣称：“您擅长写，他（让松）擅长推论，或相反，这都关系不大。您自封的优越、给您权利不把让松当成人的优越，该是一种种族的优越。”萨特的怒火渐旺：“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外行呢？如果您的书是用匆忙搜罗的第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推论得不很正确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这位获得过教职资格证书的前巴黎高师学生存心出言不逊，咄咄逼人：“至少，我还与黑格尔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您大概既没读过我，也没读过他的东西。但您不去追本溯源的习气真是根深蒂固呵……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和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您痛恨思想的艰深，您匆匆宣布没什么可理解的，以便事先逃避人家指责您没有读懂。”

萨特比让松更明白这样一回事：苏联集中营的存在对加缪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告诉那位糟糕的学生，他，萨特，是反对集中营的：“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媒体’每天对此事的发挥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萨特并不经常回到古拉格这个主题上来，这是他和加缪之间最主要的分界线。萨特并不偏袒东西方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我认为，集中营的丑闻牵连到我们大家，您和我，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铁幕只是一面镜子，世界的两半各自反映着另一半：这儿螺帽动一圈，那边螺丝就旋进一层，最后，这儿和那边，我们既是拧者又是被拧者。”这就是萨特的辩证法：共产主义世界的罪恶，总是对应着资本主义同样可耻的罪行。

这几个月来，萨特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正经历着一场政治转变，例如后来并未完成的《共产党人和和平》一文就是如此。在7月、10月和11月，这些文章和加缪与《现代》杂志之间的争论相伴始终。在理论方面，三年以来，自他和加缪一起经历革命民主联盟的失败以后，萨特一直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或是相反。从这一年年初起，他就开始接近共产党人。萨特，这个每天清晨醒来时都在反躬自问应该为哪位受难者发出不平之鸣的人，致书万桑·奥里奥尔总统，呈请他关注亨利·马尔丹的境遇。这位海员对印度支那战争深恶痛绝，因写了抗议书而被判处5年的监禁。亨利·马尔丹的遭遇对法国进步人士来说乃是一桩大事。加缪尽管也认为对马尔丹的审判是一件丑闻，却拒绝加入他们的集体行动。而萨特则不然，在他眼中，事无大小都必须放到美苏全球对抗的背景下加以看待：“亨利·马尔丹事件，即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对抗。”当《现代》杂志发表第一篇与加缪有关的文章时，萨特正在意大利。此时在巴黎爆发了反对朝鲜战争中的美军司令李奇微被任命为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的游行示威。一些巴黎的游行者喊出了“鼠疫”的口号，因为威尔弗雷德·贝切特——这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澳大利亚记者——宣称，美军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在法国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以流产告终。对萨特来说，不管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多么愚蠢，其语言是多么刻板，这个党毕竟代表了工人阶级。至于苏联，尽管斯大林主义令人不快，也仍然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图景。可对加缪来说则不然，极权主义的恶行必须毫不迟疑地被揭露，而且根本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萨特却认为，自己是站到了长时段的历史观中，一切反共分子在他眼里都是“走狗”。这段时间，加缪的事情在萨特心目中并非头等大事。好几个《现代》杂志的合作者，特别是克洛德·勒弗、艾田伯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都准备与萨特的政治立场保持距离。在1953年初斯大林临死前宣布所谓“犹太医生阴谋”之后，艾田伯特别指责他在这起反犹迫害中缄口不言。

1952年的春夏，朝鲜战争给一切国内的和国际的政治争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连巴黎文坛也不能置身事外。美国人不管相关的谈判正在举行，于6月间派遣500架轰炸机攻击鸭绿江大坝，以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同意交换俘虏。在这个问题上，善恶二元论的思想是颇有吸引力的，而正邪不两立也正是萨特的态度。他指责加缪不像他一样积极介入、干预这些事件。当然，加缪在反对佛朗哥专制和法国殖民政策上的确尽了自己的责任，可他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束手束脚：“如果要把您的原则付诸实施，那么就意味着，越南人尽管是殖民者的奴隶，但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又是专制的暴君。”在这些句子的字里行间，其实涉及到的是另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而无论是萨特还是加缪都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后者保持了一种谨慎的、不轻信的态度：越南共产党人究竟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否准备牺牲其他支持印度支那独立的人？萨特扮演了教师的角色：“为了配得上对斗争着的人们施加影响的权利，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萨特没有自欺，他不为羞耻心所累，他不像加缪那样——在《现代》杂志的主编看来，加缪发出的各种谴责的声音是互相抵消的。萨特就像一位斗牛士，刺出他最后的锋利一剑：“您是自己迫使自己谴责西西弗的。”

忽然，仿佛要显出他和让松的决绝不同，还要给事情留出些余地，萨特放低了调子，好像他仍旧想挽留而不是取消这份友谊。他带着恭维的语调，如同一个教师被以前曾在自己班级里读书的昔日学生感动不已：“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也许明天您还可以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这是怎样的一种怀旧呵。“那是在1945年，人们发现了抵抗战士加缪，如同人们发现了《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一样。当人们把地下《战斗报》的编辑和那个正直到拒绝说他爱母亲、爱情妇，而被我们的社会处以死刑的默尔索拉到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您既非前者亦非后者，进而发现这个表面的矛盾使我们加深了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的时候，您几乎是一个榜样。”这里说的“人们”指的正是萨特自己，他有一种为生者撰写讣告的天赋：“因为您在您身上概括了时代的冲突，您通过热烈地经历这些冲突而战胜了它们。您是一个人物，最为复杂、最为丰富——您是最后一位，也是来得最为及时的夏多布里昂的继承人，一种社会事业的最坚定的捍卫者。”萨特的抒情性的笔调暗藏杀机：“您具有所有的运气和所有的优点，因为您将对伟大的赞颂结合于对美的热情，将生之欢乐结合于对死亡的感觉。”在肯定加缪作为思想者，内在于法国古典的、与笛卡尔一派相异的传统之后，萨特又再次回到作为个人的加缪。他让自己表现出忧郁，以便更好地抨击他的对手：“我们那时多么爱您。我们那时也是刚刚投入历史的新人，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承受了它，并不明白1940年的战争正好和在此之前的岁月一样，只是历史性的一种模式而已。我们在您身上用了马尔罗的一句话：‘让胜利归于进行了战争而不爱它的人们。’”这真是对历史的缩略变形：须知在二战前，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都是平静悠闲的旅人，静观着历史风云的起起伏伏，而加缪那时早已投身其中。

接下来他又谈到了加缪作为作家的一面。萨特似乎忘记了他曾赞誉过《鼠疫》的成就，还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用辞谨慎但立意正面的评论，这一次，他在积怒之下对加缪以前的小说展开了回溯性的攻击，因为这些作品是“神秘化”的产物：《鼠疫》中的细菌，指的是德国人。萨特重读了《婚礼集》中的某些篇章。不过在这些指责之外，他对加缪的小说倒也不无积极的感受，试图去理解作者：“人们认为，是您的生活环境，甚至是最痛苦的环境，挑选出您来证明得救是每个个体都能得到的。”对《鼠疫》和《婚礼集》，以及据说在加缪小说中出现的对上帝的仇恨，《现代》杂志的主编先生显然还是心存好感的，尽管也颇多保留。即便考虑到萨特是一个一向用语夸张泛滥的人，也得承认，在他的圈子里，除了保尔·尼赞，还没有人能够这样打动他——不要忘记，在谈论尼赞和加缪时，他都使用了“榜样”一词。

然而他终究不能心慈手软。历史引领着人们，从他们的存在之上穿过。因此，萨特又一次将加缪置于唯心主义者的行列之中，因为据说他把罪恶都归咎于历史。萨特再一次为生者撰写讣告，为可疑分子提前举行葬礼：“只要有事件供给养料，您的人格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它正变成幻影。在1944年，它曾代表着未来，到1952年，它已成了过去；而在您看来最令人愤慨的不公，就是这一切来自外部，而您丝毫未变。”接下来便是这样的诛心之词：“您只有一半生活在我们中间。”萨特很了解加缪，知道他的脆弱堪与布勒东相提并论，于是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您觉得我冷酷，请不要害怕；我很快就要说到我自己，而且将使用同一种口吻。”此时，萨特已经开始构思《词语》一书。以下的供认并不仅仅属于文人：“您令人完全不能忍受，但这是环境使然，您毕竟还是我的‘邻人’。”萨特从不唉声叹气、多愁善感。在1952年的恶劣氛围中，一个叫加缪的人的命运，他的思想或是他并不存在的思想的命运，都是无足轻重的。教师爷萨特决心将他眼中的最后真理强加给加缪这名顽冥不化的学生：“而马克思从未说过历史有一个目的……他只是谈论过史前时期的目的。”萨特将加缪从历史中驱逐了出去，因为“您只不过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如果加缪希望回击萨特，他当然可以在《现代》杂志上找到发表的园地。萨特宣称他打算就此止步：“我说了您对我曾经是什么，您对我现在是什么；但无论您能够对我说什么和做什么，我拒绝反驳您。”主编先生富有挑逗性的回击以这样一句话收尾：“我希望我们的沉默将使人忘却这次论战。”这真是绝妙的结语。可是让松却还不肯罢休，他又发表了一篇29页的新的文章，并冠以一个中气不足的题目：《向您道出一切》。斗牛仪式似乎已经结束，而持矛的斗士则重新回到竞技场。让松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模仿萨特和加缪，他再次出言不逊，再度以萨特式的口吻指责加缪唱着“过分的高调”，以及“一种单调乏味的夸张和（在《反抗者》中表露无遗的）对伟大的追逐”：“您总是高高在上！可我并不习惯和什么圣贤交谈。”在让松看来，加缪选择的是一种心如铁石的姿态，他同样也相信，加缪真正在意的与其说是人，毋宁说是上帝。加缪试图摆脱义人、虔信者、孤独的隐士和虚伪的反抗者。让松摆出萨特的腔调：“就这样，您选择从历史中抽身而出，为的是更好地迎击它。”

让松的第一篇文章在整个巴黎文坛和记者圈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用巴尔扎克式的隐喻来说，简直好像在一个罐子里放进了许多蜘蛛。让松提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我评论您的书的时候，我不仅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在我自己的内心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抑制现象：一旦涉及到您，人们就丧失了在涉及其他人时通常具有的那种评论权。人们总是对您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让松展示了一个无籍籍之名的评论者在面对一位负有盛名的作者时的那种志得意满：“阿尔贝·加缪，一位绝对的道德布道者……我觉得，评论您已经成为一种禁忌。不过，我并不喜欢禁忌，我厌恶自己内心里有时企图遵守禁忌的诱惑。”一种尖刻的批评所带来的快感无疑正在让松的笔下滋生。

无论就参与这场辩论的哪一方而言，辩论本身在形式上的意义其实都远胜其实质的价值。除去人身攻击和意气用事，争辩的核心集中在对共产主义，即所谓“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上面。在萨特看来，社会主义的明天能够具有人道的面孔，尽管他并不拥护斯大林主义，也非法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无意与之决裂。他相信法国共产党代表的事业就其终极目标而言具有革命性，而他本人与之并肩作战，坚信自己是一个历史性的、处于“境况”之中的人物，对共产主义来说他是一个异端而非变节者。萨特和加缪合二人之力，再度演绎了1789年和1917年革命大潮中的悲喜剧。前者是雅各宾党人、布尔什维克，后者则近于吉伦特党人和孟什维克。萨特用“资产者”这样的言语对加缪大加攻击。在他身上，对资产者的仇恨与其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神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加缪很少使用这类词语。尽管承认资产阶级是文化的承负者——虽然它有其固有的弱点——但在50年代初期，他们两人都不认为这个阶级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本质。萨特所传扬的是关于资产阶级的想象套语：撒谎者、恶棍、剥削者、暴发户、粗鄙无文的人，尽管口头上拥护人权，却大行殖民掠夺之实。当他强迫自己接近法国共产党时，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资产者的队伍，但他至少与其保持了距离。当他把加缪视为资产者时，他就将其转换为所有剥削者的同谋。让松、萨特和加缪都和马克思打着乒乓球，萨特指责加缪拿一堆拣来的二手知识当玩具，可萨特自己的知识是否就那么可靠？雷蒙·阿隆这位马克思的耐心的读者一向认为，加缪和萨特在这方面同样都是不足为训的。

为加缪本人所不知道的是，右派阵营里真正消息灵通的人士也不喜欢他的书。阿隆曾经是《战斗报》的社论作者，眼下则为《费加罗报》写稿，他并不看好加缪：“……辩论的主线变得越来越松散，写作的风格和道德家的调子都毫无哲学的严谨性可言。”在阿隆看来：“加缪的思想既是平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而这场争论则是可笑的……无论萨特还是加缪，他们既非共产主义者，也非‘大西洋主义者’……他们都承认在两大阵营中都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加缪试图同时揭发双方，而萨特……尽管并不否认事实本身，但他站在东方阵营一边，只想揭发另一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策略，但它却与一切哲学无关。”阿隆曾经是萨特的朋友，却从未曾与加缪相交，他在评论中与后者保持着距离。这还是教职资格获得者与学士学位获得者、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受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启示的社会学家与热爱尼采、帕斯卡尔的作家之间的不同吗？在日后的一篇文章里，阿隆更为细腻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加缪所怨恨的不仅是苏维埃制度下的某些现实侧面，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在他看来就是完全的专制和极权，这种专制的合法性是由一种哲学来启示和论证的。他谴责革命者无视一切永恒的价值，无视一切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时代差异之上的道德。他指责他们将活生生的生命祭献给一种据说是绝对的善，祭献给历史的终极目的，这个目的的概念不仅充满矛盾，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存在主义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加缪仍然相信，某种有待确定的社会主义，某种近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是英国工党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可能的。就其漠视经济因素这一点来说，加缪和萨特都是那个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有同样的愿望去改造世界，他们都想要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世界秩序。可他们的热情却并非一致。萨特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加缪则告别了革命阶段：他是一个反抗者，完全抛弃了雅各宾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普遍主义。

在法国，萨特被非共产主义左翼中的一部分人奉为旗手。法国的知识界并非左派的一统天下，但在《精神》和《现代》、《法兰西观察家》之类刊物的势力范围中，是他而非加缪扮演着领袖的角色。在这场长途跋涉的终点，加缪和萨特在他们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那位《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年轻评论员曾高度评价《恶心》和《墙》，却并不信奉小说作者的哲学。萨特也是如此，在《〈局外人〉之解释》一文中他称赞作品的艺术成就而贬抑了作者的思想。对加缪，萨特终归怀着文人相轻的那种感觉，他曾对让·科表露过这样的话：加缪就像“一个小学教师，不是因为他的哲学学识，而是因为他那傲慢的道德家的口气”，他是“思想的明星”。在这里萨特使用的当然是双关语，因为法语中“明星”一词还有“小汽艇”之义。据让·科所言，萨特把自己视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装甲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