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7日，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之后缴械投降。4000人战死或负伤，8000人被俘，损失的兵员占整个法国远征军的百分之五。这与其说是一场军事溃败，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和外交的灾难。5月8日，加缪在日记中写道：“奠边府之败。就像40年一样，这是惊惧和耻辱交加的时刻。在屠杀发生的夜晚，一切情况都十分清楚。右派政客将不幸的人置于无法防备的死地，与此同时，左派躲在背后向他们开枪。”

加缪对亚洲问题其实并无系统的了解，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直觉。和“左派”人士不同，他拒绝接受善恶分明的二元论。在左派的神话中，对印度支那法国士兵的最好评价是野蛮人，最坏评价则是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或者是外籍军团的炮灰、为殖民主义者驱使的侏儒。下级军官们都是一些狭隘无知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高级将领则是一些从事非法勾当的野心家，在战略方面极度拙劣——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并非虚言，奠边府的惨败就是明证。许多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从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一切学到了民族主义一词的真谛，也由此萌生了对独立的向往。加缪觉得，印度支那事件比《现代》杂志的讨论所揭示的要更为复杂。这些“不幸的人”也许并非只为捍卫“红脚”、印度支那银行、米其林轮胎和河内的有轨电车而战斗。在看待这段历史时，加缪并不接受进步主义的视角。他认为，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这是少数几个他抱有好感的政坛人物之一——决定干预是不得已而为之，为的是在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保留一个多少还算自由的越南。

加缪更加关注的是北非局势，而他介入此事的途径也不止于发表请愿书和写信。在通过蓬歇转交的一封致德谢塞勒的信中，他为因“颠覆罪”而在卜利达受审的56位“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成员提出了辩护。1954年3月22日，在奠边府失陷前不久，他写信给勒内·科蒂总统，为因谋杀3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的7位突尼斯民族主义者辩护。加缪希望当局宽大为怀，他自称是“一位独立作家，他关心北非问题是因为个人的出身，并在任何时候都希望就此毫无偏私地发表意见”。他告诉科蒂总统，“整个世界都被交付给国家的理性”。加缪同时还很关心奥尔良维尔的地震受害者，他和梅松瑟勒等人一起参加了为难民募捐的活动。

奠边府失陷之后6个月，在1954年10月31日到11月1日的夜间，从子时到凌晨3点，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省发生了数十起谋杀事件。这起严重的袭击不像1945年的谢迪夫骚乱之后那样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在阿尔及尔、莫里石油公司、阿尔及利亚电台和阿尔及利亚水电公司都发生了炸弹爆炸。宪兵队和军队兵营都受到了袭击。这些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在比斯卡和阿里斯之间公路的75公里处，一位名叫居伊·莫内罗的小学教师被拖出客车，然后被人用冲锋枪打死，实际上，他被误当成穆斯林法官哈吉·萨多克，后者才是袭击者真正的目标。莫内罗的妻子也在袭击中受了伤。这起事件震动了加缪，小学教师居伊·莫内罗之死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路易·热尔曼的安危……在巴黎，很少有人关注这件事情。《世界报》上只有寥寥数语的报道：“在阿尔及利亚，同时发生了几起针对警察局的袭击事件，有数人死亡。”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和平素骚乱不止的摩洛哥、动荡的突尼斯，特别是与奠边府的惨败相比，7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死又算得上什么轰动一时的新闻呢？此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拥有至少800名战士和400件武器，反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民族解放阵线”（FLN）还拥有约1200名后勤保障人员。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既不知道“民族解放军”，也没听说过“民族解放阵线”，他们的影响力还主要局限在卡比利山区。在阿尔及尔，总督说了一句适用于任何情形的套话：“局势是令人忧虑的，但并没有到悲剧性的程度。”对统治当局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未卷入抗争事件。驻军的司令官谢里埃尔将军手头毕竟还掌握着3500名士兵，这比仍然处于草创阶段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要强大得多。

六位历史人物凭借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发动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在这个人口1000万的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政党可能掌握着最多5万名战士，其中大部分都在城市和乡镇。新一代的反抗者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到此时为止，阿尔及利亚人不管是欧洲移民后裔还是本地土著，也不管是赞成还是厌弃梅萨利·哈吉和费尔哈特·阿巴斯，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艾哈迈德·本·贝拉、侯赛因·阿义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卜迪亚夫、拉巴赫·比塔特、穆罕默德·基德、克里姆·贝尔·卡西姆这些“特别组织”（OS）的核心成员，该组织策划了发生在11月1日的谋杀事件。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战士和专门人士之外，政坛上很少有人知道，像梅萨利这样的老一代已经被年轻的一代人超越，后者已经决定，反殖民大业不能故步自封，它必须吸引全世界，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本土精英们的认同和支持。这些新一代的战士是“民族解放阵线”前身“团结和行动革命委员会”（CRUA）的成员。他们渴望唤起麻木不仁、沉睡中的穆斯林大众。他们反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般的欧洲人。然而，独立运动在斗争伊始却酿下了大祸：居伊·莫内罗被杀害了。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宣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行省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完全不同于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在这些地方，孟戴斯·弗朗士已经着手推动非殖民化的进程。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他在国会演说时强调了他的政策的两个侧面，即经济和镇压的两手：“军事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仅此并不足以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阿尔及利亚人民作为法国人民的一部分在我们中间能够获得家园一样的感觉，就像我们每一个法国人一样。”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和袭击事件拉开了距离。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在11月2日发表文章，质疑“类似的反抗行为是否是破坏分子所为，目的是为了引起恐怖。”很快，法共政治局得出结论：“法国共产党不能支持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反抗行动，因为它们即便不是殖民主义者自己策划和挑唆的，也将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主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也同时采取了反对11月1日行动的立场，宣布必须“停止鲁莽的、未经思考的和个体化的行动……因为它们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且必然和殖民主义者相互唱和。”

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是梅萨利一派首先挑起了反抗行动。梅萨利长期以来都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他不想让别人夺走他革命旗手的地位。《世界报》则认为，“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是幕后的策划者：“对相关责任的推定是合情合理的。”这份报纸特别提到了“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内部的分裂。不管怎样，人们无法从这一系列“事件”——这个词用来描述眼下难以描述的微妙局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得到“阿尔及利亚能够长治久安的保证”。“民族解放阵线”则想让人民遗忘那些主张改革，拥护实现社会公正和文化双语主义的温和的伊斯兰学者，转而支持他们的纲领。阿尔及利亚警方的某些专家得出结论说，局势正在逐渐失控。深感震惊的加缪在于尔班·波尔热面前并不否定殖民主义的劣迹，但他强调：

“这太可怕了。在那边并不是只有阔佬。”

他关注着自己的家乡：除了几千个大产业主和工业资本家，大多数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都是无产阶级、工人、小职员。

一种不对称的局面是，尽管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满本国（宗主国）当局的作为，但巴黎却很能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感。阿尔及利亚离法国毕竟太远了。人们——首先是左派——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阿尔及利亚的“富人”不超过两万，“黑脚”们的生活水准比法国本土居民低至少百分之二十。加缪很了解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他说道：“如果说法国人腹中空无一物，那么我们则是头脑中空无一物。”他很少和土著居民打交道，只是和土著居民当中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些来往。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和战士，他知之甚少。由于作家与乡村和山区的群众并无联系，他能了解的主要是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当这些欧洲人对巴黎不满的时候，他们会愤怒地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但一旦他们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就像眼下在1954年11月这样，他们又会站在法国一边。大多数居住于此的欧洲人都未能认识到一个社会学和人口学事实的重要性：他们的人数是98万4千，而伊斯兰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比他们要快得多。阿尔及利亚的“土著”人口现在是900万，这是真实的力量对比。欧洲人越来越集中到城市。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中的精英也在增多，但增长的速度并不足以让某些人——例如谋杀事件的策划者，不管他们是不是知识分子——满意。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是突尼斯的3倍，但184名突尼斯律师对应的是78名阿尔及利亚律师，医生之比是153对应75，药剂师（费尔哈特·阿巴斯便是药剂师）之比则是79对应36。在战前，《阿尔及尔共和报》就已经指出了学校不足的事实。

“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尽管还不为大众所知——是“重新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人们将为此展开争论，试图弄清楚是否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民族解放阵线”心目中的国家是“主权独立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符合伊斯兰的一般原则”。在这个组织的内部有不同的派别，这和阵线本身及其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统一意志构成了直接的矛盾。在1954年，《反抗者》的作者尽管并不完全否认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但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革命运动。就“民族解放阵线”而论，其反帝和反殖的话语已经在一种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融为一体：加缪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欧洲人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务员、高级官员和技师职位，而从事下等工作则是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专利”。在穆斯林人口中，失业人口大约有100万。他也清楚，共和国政府和殖民当局掠夺了众多的土著民众，占领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未经开垦的公共土地；他同样也了解，当地的选举充满了营私舞弊，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竭力抵抗被穆斯林人口同化。加缪长久以来都为此种种现象忧心不已。在法国本土，各种小道消息流行一时，对前途茫然无措的不安情绪十分普遍。R．特诺是《游击队员》杂志的记者和《被缚的鸭子报》的撰稿人，属于极端自由左派，他于11月24日致信加缪，约其写稿，但加缪并未满足他的请求。特诺写道：“这些日子以来，每当虑及阿尔及利亚局势，我就经常想到您。有一个时刻我已经不知所措……我无法接受恐怖主义和对无辜者的屠杀。然而，小学教师居伊·莫内罗的死和牺牲，并不能赎回制度的罪过。”特诺知道，只要有机会，加缪都会对居住在法国的马格里布群众揭露种族主义每时每日犯下的罪行。

1954年12月6日，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齐聚都昂餐厅，对法国来说，此事的重要性虽不及阿尔及利亚骚乱，但也算得上是个公众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欧内斯特·海明威之前4天，龚古尔文学奖被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因在伽利马出版的巨型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而获此荣誉的。评审委员会在第二轮投票才作出最终的决定，9名投票者中最后有7人支持波伏瓦，另外两人则支持索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专家雷蒙·拉·维尔尼亚。

伽利马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在评审委员会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有4人是委员会成员，他们是菲利甫·埃希阿、皮埃尔·马克·奥尔朗、雷蒙·格诺和阿尔芒·萨拉克鲁。此外，还有一些与伽利马有临时合作关系的作者，如亚历山大·阿尔努（他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过4本书）、安德烈·比利和弗朗西斯·加尔科。主持评审委员会的罗兰·多热莱与伽利马出版社没有关系。热拉尔·鲍尔青睐让·勒维尔齐的杰作《转变》（今天我们知道，这才是候选名单上最佳的作品）。委员会原来的成员高莱特新近去世，法兰西学士院补充了让·吉奥诺。而格诺和萨拉克鲁原本指望的替补是雅克·普雷维尔。巴黎文坛之风云莫测，由此也可见一斑。

“海狸”接受了文学奖，却拒绝一切采访申请，只有《星期天人道报》是个例外。她指出：“左派知识分子应当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工作。”此时人在意大利，正因患流感而发烧的加缪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要竭尽全力恢复健康。我太需要充沛的精力。我并不希望生活过于容易，但如果生活是不轻松的，我的力量也要配得上它。”12月12日在罗马，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手边拿到一份报纸。又是一幕巴黎的喜剧，我都快忘记它了。龚古尔的笑剧，这回轮到了《名士风流》。看上去我倒是不在场的主角。实际上，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份出自抵抗时期的报纸的主编），还有其它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思想、感情，还有行为，无一例外。萨特生活里那些可疑的事件被慷慨地贴在了我的背上。除此之外都是垃圾。但这一切都非有意而为，倒是如呼吸一般自然。”加缪告诉蓬塞，波伏瓦利用了他和萨特之间的失和来为自己谋利。

“你无法设想她的厚颜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例如，她把萨特做过的不少相当可疑的事情转移到小说的主人公亨利（他的原型是阿尔贝）头上。小说里，亨利把一出戏拿到一家剧院去上演，它的老板娘在被占领期间和德国人的关系不清不楚。可是，在战争中间给过波伏瓦剧本的人不是我，而是萨特。”

在这里，加缪指的是《苍蝇》，他在这出戏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对抵抗的号召。加缪继续对蓬塞说道：

“她很难忍受我和萨特之间一度有过的友谊。你知道，曾经有几年，我们三人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日子一起吃饭……”

他进一步解释了他和坏脾气的“海狸”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她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希望和我上床。我回答说，关于这种事情，我总是习惯独自决定。对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是一种羞辱。”

谈到这些事情，话题已经远离了政治上的纷争和哲学上的分歧——不过也很难说，科斯特勒就认为，许多政治行为中都暗藏着性事方面的失意。加缪面对着《名士风流》一书引起的种种谣传和诽谤，既感到愤怒，也感到苦涩：

“他们在背后对我说了无数污言秽语。”

这段时间，为准备构想中的一本可能名为《第一人》的书，加缪做了很多笔记；此外，他还想写另外一本书，其创作计划更加不确定，但那将是他的《浮士德》。西蒙娜·波伏瓦宣称她的得奖作品并非一部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她讨厌这种体裁。可很明显，小说的主角之一亨利·贝隆就是按照加缪的形象塑造的，而罗贝尔·杜布赫伊的原型则是萨特。在萨特与加缪之争发生后两年内创作的《名士风流》于是成了秋后算账的产物。亨利主持的报纸很像《战斗报》，而《希望》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负责的那套丛书以及马尔罗的小说。亨利作为“海狸”眼中的加缪的代言人，说道：“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了解我是谁，可事实上我本人不是固定不变的。”小说中的女主角安娜——一位精神分析师——克隆了波伏瓦本人，她对亨利作出了判断。萨特曾经在《现代》杂志上评论加缪说，他的书“组织得过头了”，风格显得“刻意，以至于做作”。现在，轮到“海狸”来评论亨利-加缪这二位一体的人物了：“他的小说是过分地古典了。”从《名士风流》一开篇起，女小说家就把杜布赫伊塑造成一个太阳般的角色，而贝隆只是一棵小行星：“从20岁起，他就对杜布赫伊五体投地，深感自己必须模仿他，结果是，他总是昏昏欲睡，还吃药丸。”萨特本人正是常常借助兴奋剂的效果来写作的，特别是依靠右旋苯丙胺。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父亲般的人物，杜布赫伊被塑造成所有人的，特别是亨利的导师。他用典型的萨特式语言评论小说《希望》：“如果说您的小说愉悦了所有的人，这是因为它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厌烦。它不攻击、不禁止，它逃避所有的真实问题。人们用消遣的心态读它，就像读本地的小报一样。”加缪曾经把自己的痛苦向波伏瓦倾诉，在小说里，亨利则向罗贝尔的妻子安娜诉说：“我将向您坦承一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说，我想说的东西可能一钱不值。”亨利·贝隆不会口头表达，只会写文章。

“海狸”的想象力并没有混淆视听。几年前，一个名叫安托瓦内特·诺曼的女记者曾经想以家政人员的身份混入加缪家，但被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识破。女记者承认自己是想在一位大作家家里进行摸底采访，结果她被立刻赶出了门。西蒙娜·德·波伏瓦则在小说中把一个名叫玛丽-昂热·比才的女记者放到了安娜和罗贝尔·杜布赫伊的家里。西蒙娜-安娜神奇地与让-保罗-罗贝尔结婚：在她的书信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会把萨特称为“我的丈夫”。萨特和波伏瓦了解弗朗西娜和加缪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前者的抑郁症。在小说中，亨利有一位正在病中的妻子保拉，她非常仰慕自己的丈夫：“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他的生活与创作的成功完全融为了一体。这样的成功是如此纯粹和完美，简直是世人的楷模。”另外一边，安娜则说道：“我真感到不安，保拉如果对亨利这样说话，他一定会烦死的。”亨利已经不再爱保拉：“我不想行事卑鄙，可我也无意做一个烈士。有时候我觉得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当人们不再相爱，那就让他们不再相爱吧。可另外有些时候，不再爱保拉，似乎又显得有点不够公正。唉，这都是同一个保拉。”

在文学方面，亨利·贝隆得到了保守派媒体的吹捧：“整个右派都为你送上鲜花，这真让人心烦。你告诉我说你对此无能为力，可即便如此，这仍然是让人心烦的。”这样的话与让松责备《反抗者》受到右派的青睐无异。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亨利与一位女演员若塞特有染。而在巴黎，人人都知道加缪和卡萨雷斯的关系。为了讨母亲和情妇的欢心，亨利为一位士兵做了伪证，使他得到了不予起诉的处理。而贝隆-加缪也的确保护过一位附敌合作分子、盖世太保的线人。加缪在解放时曾呼吁赦免布拉西亚克。现在，小说对现实的变形处理即便是合法的，至少在道德上也是诽谤性的、可鄙的。

《现代》杂志上的加缪形象曾经是一个反抗的灵魂。在《名士风流》中则有如下的描写：“他只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结果一步步滑向了右派；因为在左派那边，即便你是正面人物，也没有多少仰慕者……罗贝尔说，亨利不喜欢人家指责他被共产党吓倒，他更想进入反共阵营。这样一来，他就和我闹翻了。”杜布赫伊自己并不无条件地支持共产党，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党站在一起，就像萨特一样。西蒙娜·德·波伏瓦让他说出的话与萨特本人这些年来的言论如出一辙：“挑起反苏的言论，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事情，特别在目前更是如此！”杜布赫伊-萨特还说过：“我知道苏联并非尽善尽美，如果真的那样，倒是令人惊奇的！可不管怎样，毕竟只有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名士风流》出版前几个月，萨特发表了他的第三篇论述共产党人与和平问题的文章。他在寻找工人阶级遭受心理挫折的原因，进而试图从哲学上、经济学上展开有独创性的、推演细腻而严密的建构——按照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说法，这是萨特的“超布尔什维克”时期。“海狸”-安娜对此陶醉不已：罗贝尔“几年来埋头研究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没完没了。想想看，哪怕只是为了熟悉马克思主义，这需要怎样的努力！至于写作是根本谈不上了。”罗贝尔希望共产主义能够取得胜利，但他也同样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世界上生活。此外，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以科斯特勒为原型的人物斯克亚西纳，此人说过：“你们正在把整个欧洲出卖给他们！你们都是同谋！你们感到害怕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你们是叛徒，因为你们感到害怕了。”

在小说的结尾，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亨利用50年代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见风转舵的本领，一摇身变为罗贝尔的女婿。这部小说集历史叙述和评论为一身，对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倒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如果书和文章可以被视为行动本身的话，那么它已将萨特和波伏瓦不光彩的立场和盘托出。同样是对真人的小说处理，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源自他对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的细腻的观察，而《名士风流》则是处心积虑滥施诽谤的产物。文学是否有权做一切事情？在这部长河小说中最触动人心、最让人惊愕的是，萨特-杜布赫伊在安娜-西蒙娜面前表现得像个孩子。“海狸”和儿童的关系始终是不清楚的，这种含混性在也许是她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伽利马出版社，微笑和冷笑相伴相随。加斯东和此事保持着距离。加缪有他忠实的支持者：巴兰、雅尼娜、米歇尔和罗贝尔。他们感到尴尬和为难的是，既要对加缪表达慰问之意，又不能让后者觉得，他在众人眼中是受到伤害的对象。定居在法国的米沃什询问过加缪，为什么他不对此事作出公开的回应。

“人们不会和散发臭气的阴沟去辩论什么。”加缪回答说。

龚古尔文学奖事件过去了，而阿尔及利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伽利马出版社所在的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周围，声援阿尔及利亚反抗运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个问题上，加缪也受到了孤立。法国以萨特为首的某些进步主义者，其立场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他们一致决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还有一些人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反对被他们命名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冲突继续延伸，眼下，北非局势倒真的当得起“战争”这个称呼。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宣称，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秩序。不少作家如罗歇·马丹·杜伽尔或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并非身属左派，也支持反对战争的抗议行动。一向接近加缪的勒内·夏尔则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他认为它代表的并非解放运动，而是民族主义思潮。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人如迪奥尼·马斯科洛、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昂特尔姆、埃德加·莫兰等则试图影响加缪。有些人认为加缪风格浮夸，有些人还觉得他过分敏感、自尊。有时，加缪感到自己被背叛了：罗贝尔·伽利马担任了“知识分子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司库，还负责征求签名，他甚至得到了一位不问政治的人物勒马尔尚，以及米歇尔·伽利马的签名支持。米歇尔躺在家里，印刷好的抗议文稿放在他面前，这时加缪出现了：

“米歇尔，你在这上面签名了吗？”

“这个……你听我说，阿尔贝……”米歇尔嘟哝着。

“我不是说，在上面签名就错了，也不是说组织抗议的人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做是危险的，你会承担手上沾血的危险。”

在阿尔及利亚的最早“事件”之后几个星期，加缪在一封信里首次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在马赛或者巴黎的啤酒馆里反对殖民主义总是轻松惬意的。”人们指责他和殖民主义划不清界限：“我很清楚这样的指责来自何处。但阿拉伯人也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提到共产党人“在1936年背叛了阿拉伯人”。“而与此同时，我却始终和他们在一起。然而现在，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我是法兰西-马格里布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正在发挥它的作用。”在私下里，加缪还谈到了他在战前短期加入共产党的那段历史。他感到，自己虽然没有遭到阿尔及利亚友人的指责，但的确和他们分隔开来了。在和让娜·特拉齐尼聊天时，他承认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让阿拉伯斗篷沾上了血”。

“那些革命者会把我们赶出去的。”让娜说。

“不。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加缪回答说。

马尔罗的观点似乎也和加缪出现了差异。在《希望》的作者看来，要继续保留殖民地是不可能的，即便法国人的确具有某些权利。马尔罗觉得，加缪不肯妥协，拒绝协商的立场是过于僵硬了。

1955年初，孟戴斯·弗朗士任命人种学家、戴高乐派议员雅克·苏斯泰尔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从上年11月起，一波接一波的杀戮事件又引发了奥雷斯山区的恐怖主义行径。殖民者反对提出改革方案和同化穆斯林政策的苏斯泰尔，因而他得不到当地欧洲人的支持。更糟糕的是，他们侮辱性地视苏斯泰尔为“土著犹太人”。军人们也不支持他，因为他背后是出卖了印度支那的“卖国贼”孟戴斯·弗朗士。苏斯泰尔上任伊始也变得犹豫不决：警察和军队的干预都无法阻止武装反叛蔓延到卡比利亚和北君士坦丁地区。他试图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展开对话，但即便和费尔哈特·阿巴斯坐在一起，他也无法提出一个政治性的解决方案。于是，总督所能做的就是开展一些零敲碎打的改革，例如创办若干社会服务中心、增设学校、增加穆斯林可担任的公务员职位数量等等。渐渐地，他开始屈从于军队的压力。在北非服役的职业军人和新兵都有权享受额外的津贴。苏斯泰尔还扩大了驻军的编制。加上预备役军人，他手头能够动用的兵力达到了10万2千人。他还放任成立了特别军分区（SAS），也即建立手持冲锋枪的公安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为基层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当局还掌握着一支机动的乡村警察队伍，法国人在这方面还能得到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的协助。苏斯泰尔还把原有的强制同化方法重新命名为“一体化政策”。人们眼下谈论的，只是“忠实地”实施1947年通过的法规而已。

这一时期，传媒领域的一个事件是，由前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才智卓越而雄心勃勃的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和职业传媒人弗朗索瓦丝·吉鲁领导的一个记者团体创办了《快报》。该报刊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中左，并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配。塞尔万-施雷贝尔家族已经拥有《回声》这份日报。起初，《快报》是《回声》的周六增刊。它的第一期看上去像一份印刷简朴的美国小报，标题套红，出版于1953年5月16日。孟戴斯·弗朗士政府在1955年2月被议会推翻。在使法国退出“印度支那泥沼”之后，孟戴斯·弗朗士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在议会信任投票中，支持和反对者之比是273对319。在第四共和国内阁更迭频繁的传统中，他的政府只执政了7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1955年10月13日，《快报》成为日报，其目的是为了使孟戴斯·弗朗士重新上台。

从阿尔及尔时代以来，加缪对记者这一行一直怀有沉重的记忆。自离开《战斗报》以后，他多次拒绝了媒体要他加盟合作的提议。就像托尔斯泰一样，他认为新闻界经常沦为“知识分子的妓院”。很快就被人们亲热地称为JJSS的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和弗朗索瓦丝·吉鲁都在设想创立一份可读性强的、有质量的报纸。为此，他们需要得到一些“大人物的签名”，例如莫里亚克、萨特、加缪等等。JJSS了解加缪对孟戴斯·弗朗士的好感。《快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让·达尼埃尔和加缪有交情，他受托转告作家，《快报》邀请他加盟，并允诺保证他的言论自由，希望他能够经常为报纸提供稿件。尽管不无犹豫，加缪还是接受了这份诚意。他盼望结束《反抗者》带给他的孤立状态，同时又被阿尔及利亚问题弄得心烦意乱，在这种情况下，他告诉达尼埃尔：“我在这个时代是孤身一人。但您知道，我同时又是和这个时代结为一体的，非常紧密地结为一体。”结合和孤独，这截然相悖的两个词正是加缪的两个主题词。他接着说：“新闻，对我来说总是实现介入的最佳渠道。”靠着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推动，加缪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三次新闻生涯，他告诉达尼埃尔：“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孟戴斯·弗朗士重返政坛。”巴黎充斥着无数政客，政治家却屈指可数。在后者中间，有些人能力出众、富有效率，且依旧深怀人性。加缪看上了孟戴斯·弗朗士：“我觉得，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在国会，孟戴斯·弗朗士证明他确已解救了若干被监禁在摩洛哥的孩子。在谈到这起事件时，他的口吻是真诚的，在加缪看来，这是一种“不可能带有欺骗性”的真诚。深受感动的加缪后来在卢维埃孟戴斯·弗朗士的家里见到了他。他们一起吃过几顿饭。在政治家眼里，加缪是许多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位。他是否读过作家的书？加缪，他是宝贵的。政治家带着敬意这样回答。

在获得了对合作条件的保证以后，加缪动身去了希腊，他将在那里度过20天的假期。他看到了曾萦绕在自己梦境中的古老城邦和岛屿：迈锡尼、阿尔戈斯、德尔斐、雅典、米科诺斯、提洛岛、奥林匹亚……他在希腊遇见了阿尔及利亚时的旧友弗兰克·图尔纳，还为几部短篇小说如《来客》、《叛教》以及长篇小说《第一人》搜集了不少素材。在贝拉米克，他在古代文明面前倾倒不已，忍不住谈起在起伏的山丘间错落呼应的一座座庙宇是如何出色地掌控着空间布局。

他在准备为让·格勒尼耶的《群岛》的新版本写序言，同时向《快报》寄去了第一篇文稿，内容是号召救助被地震摧毁了的沃洛斯。他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建筑师和考古学家，深觉这些人“远离了我们这种错误的职业，远离了我们的小小私愤、我们空虚且只有破坏性的团体以及毫无意义的残破的孤独……他们带着创造性劳动的热情，从事着真正属于人类的工作。”沃洛斯让他想起了奥尔良维尔。塞尔万-施雷贝尔被作家的文字吓坏了：谁会欣赏这样的文章，哪怕它完成的速度倒是很及时？可达尼埃尔提醒他，报社已经向加缪允诺了言论自由，如果他不肯刊出这篇文章，他将失去加缪。于是言论自由就这样开始了。JJSS致电加缪：绝妙好文。

加缪于5月16日“心情紧张”地返回巴黎，从此一头落进新闻界的天罗地网。他在《快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前两天，《法兰西观察家》“文坛传真”专栏的一篇简明新闻——其副标题是“酒中掺水”——指责了加缪，语带讥讽，可谓胆汁里调蜜：“文坛是一个大家庭，天色已晚时，它漫游的浪子终于归来了。阿尔贝·加缪先生对媒体的看法想必和弗朗索瓦丝·吉鲁太太不尽相同，不过，他现在准备在《快报》上开设文学专栏了。”这短短几句话激起了加缪的长篇回复：“说到弗朗索瓦丝·吉鲁太太——你们是准备把我和她对立起来的——，……我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她对媒体的理念。而且，我与《快报》合作，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是它自愿给予我的。相反，为了一些全然相悖的理由，我不可能和《法兰西观察家》合作。因为我对一份时论周刊的功能以及对新闻的客观性的看法，和这份杂志的主持者们全然不同。”透过《法兰西观察家》，加缪看到的是虚伪和“挑拨离间的才能”。他告诉吉鲁：

“您别被他们吓住，那不过是一群走狗。”

克洛德·布尔代和吉尔·马丁内发表了两页长的回应文章。吉鲁来自妇女周刊《她》，曾在那里做过社论作者。《法兰西观察家》的负责人于是宣称：“毫无疑问，我们对《法兰西星期天》和《她》这种报纸的编辑理念并无好感……”加缪对拉扎雷夫团队的欣赏并不超过布尔代或马丁内，但他认为这个团队中的某些编辑、记者还是值得尊敬的……《法兰西观察家》的文章继续解释说：“这样看来，不同的新闻观必然反映了不同的道德取向。在以商业经营为主的媒体中，所谓的‘好记者、好编辑’，指的是那些对时尚的变动最为敏感，最能适应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人。这些理念如今主要来自美国，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许多同行业已轻易地接受了典型的美国精神……”美国媒体的风格同样吸引着塞尔万-施雷贝尔和拉扎雷夫，而《法兰西观察家》则不想接受一种旨在诱惑读者的办报理念。“如果把如今《快报》的言论和1944年至47年间加缪和彼亚为《战斗报》撰写的稿件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我们的惊讶。”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是，加缪背叛了地下媒体的理想。人们开始质疑《法兰西观察家》的诚信度，而这正是加缪所希望的。他已经忘记了布尔代曾经为《反抗者》说过4页纸的好话，现在布尔代和马丁内不得不提醒他。

事件开始升级了。心怀怨怼的加缪在6月4日的《快报》上撰文：“我们都在看门人的家里，她认为住在四楼的艺术家过分高傲了，这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对《法兰西观察家》谨守教义的主持者来说，《快报》代表的是反共产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左派。至于吉鲁简直就是巴黎时尚的代名词。三年前，她发表了题为《巴黎大全》的一组写实作品，《法兰西观察家》编辑部的全体成员简直从中嗅到了她对成功甚至是对金钱的丑陋热爱。布尔代和马丁内在比较了《法兰西星期天》与《快报》之后更是语出惊人。《法兰西星期天》、《法兰西晚报》和战前的《巴黎晚报》一样都是吹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它们追逐的是血、是眼泪，读者喜欢感官刺激，他们就投其所好，而丝毫不问对读者心灵的陶冶。但这些评价并不适用于《快报》。这是一份通俗而不庸俗的报纸，它检视分析所有的社会问题，充满火力和现实感，比《法兰西观察家》的文风更加清晰，它希望争取到大量的读者群众。《快报》开创了深度报道的先河，创设了经济专栏，特别是创造性地用漫画的形式来分析经济问题。而在当时，即便是受人尊敬的、老牌的《世界报》也没有常设经济专栏。孟戴斯·弗朗士作为政治家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首先是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这一点与当时的大多数政坛人士和作家都不相同。在左派一方，人们主张的始终是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希望以国有化的途径来保障社会公正。某些接近孟戴斯·弗朗士的人士如法国财政稽核官西蒙·诺拉，一直在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远见，铲除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旧观念。

在这起争论中，人们又一次发生了冲撞。对吉鲁来说争论主要涉及办报的理念，对布尔代和马丁内来说可就主要是个政治是非的问题——这是对待共产主义的两种态度。加缪站在了塞尔万-施雷贝尔一边，反对法共及其战术同盟。加缪对JJSS本人并无太多好感，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主要是观念性的，而且细究之下也有很多差异。加缪气质庄重，甚至显得拘谨过头，而塞尔万-施雷贝尔的庄重似乎更多是强装出来的。在公众面前，他们总是表现出对对方的看重，JJSS主要是以技术预言家的身份出现，而加缪显得是个政治伦理家。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唐璜式的做派。可对相距如此之近的两个引诱者来说，世界显得太小了。塞尔万-施雷贝尔对文学一窍不通，他相信的是科学，是“效能”，这是他的口头禅。他总是高扬着下巴，摆出一副强势者的神情——他是“经理”、是“管理者”，这些词如今和JJSS、PMF（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的姓名缩写）、可口可乐以及信用卡一起，穿过大西洋来到法国，并很快风行一时。在谈到塞尔万-施雷贝尔时，孟戴斯·弗朗士表示他是个难以控制的人。即便对他崇拜有加的吉鲁也承认，让-雅克简直连一丝一毫的幽默气质也没有。他比加缪还不爱笑。JJSS是个富家公子，是个天生的头儿，傲气十足却颇能迷惑人。即便投身于反殖运动的老莫里亚克也给《快报》写了张“便条”，他也对这个媒介大亨，特别是其弟让-路易产生了偏爱。JJSS对自己的能量具有足够的信心，但并不总有能量或者技巧去将这种信心转化为胜利的果实。

在这个讲求活力，推崇效能，盛行技术至上理论，因而节奏迅捷明快，作风时尚的《快报》编辑部中，加缪并不感到自在。他研究过香榭丽舍大街91号的这块领地，在这里，他的熟人总是比朋友多。他对马尔罗性格反叛的女儿弗洛朗丝怀有美好的感情，也尊重其他一些人。报社秘书长菲利普·格伦巴赫收到过加缪赠送给他的《战争与和平》，上面有作家的题词：“……我读过的最美的一本书。”塞尔万-施雷贝尔一心要把法国和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他企图用自己的习惯、自己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癖好去影响整个社会：在《快报》编辑部，人们用餐盘吃饭，在大厅里做体操，人们用“您”来称呼自己的秘书，却叫着他（她）的名而不是姓……这些做派在法国可是一种大跃进，因为这个国家在称谓礼仪方面一向墨守陈规：按照法国习俗，人们在孟戴斯·弗朗士有生之年，都得称呼他“总理先生”。在夜晚校稿已毕将要付梓印刷的时候，JJSS会拿出几瓶维生素片分给皮埃尔·维昂松-蓬代或者达尼埃尔，嘴里还急急地念叨着：

“来点儿这个，让，可不能懈怠呢，不能懈怠。”

塞尔万-施雷贝尔曾经创办过一份带有倾向性的报纸，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现在，《快报》也同样采取了反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立场。JJSS有一个偏执的野心：他想当法国总统。对他来说新闻界只是晋身的阶梯、一种政治手段，他因此常常蔑视记者。有时，他也露一点儿口风给他的合作者弗朗索瓦丝·吉鲁，她也正在学习政治。吉鲁的文章总是写了又改，精益求精，她传授的是新闻行业中的导演术。在《法兰西观察家》，一篇普通文章往往会变成一篇论述文；而在《快报》，新闻报道没有导论、分析和结论，它要求的是攻击性、叙述、人物和小说般的精彩结束。公文用语和行话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有声有色的描绘哪怕有离题之嫌，也总是受到鼓励。例如下面的文字就是一例：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系着深蓝色的领带，身着灰色的斜纹西装，他早晨6点33分起床，在牛奶里加入4勺燕麦粉。7点09分，他给国防部长打电话。或者另外一则：在都昂餐厅，当宣布龚古尔文学奖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记者们吃了350个千层一口酥、150个吐司（每个吐司都被切成8片）。加缪很尊重弗朗索瓦丝·吉鲁的职业精神，但并不信任她。她从来不回应他的微笑，也许在她眼中这只是机械的表情而已。在加缪看来，这是严重的失礼。而在吉鲁看来，加缪敏感柔弱的心理也太夸张了一点儿。

加缪和皮埃尔·维昂松-蓬代在一起倒能相互信任，他负责的是内政方面的报道。他和主管外国业务的达尼埃尔的关系也不错，跟后者一起参加了几次晚会，甚至有节制地逛过几次酒吧、夜总会，那里的女人们都管加缪叫“写《鼠疫》的阿尔贝”。在连续发行5年之后，《卡利班》终于结束。让·达尼埃尔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安德烈·贝尼舒向他推荐了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还是选择做一个全职记者。在他那间工作室里，加缪谈起了阿尔及利亚。让·达尼埃尔一向和《快报》幼稚而又狂热的美国情结保持距离。深感困惑的加缪向他问起：这个塞尔万-施雷贝尔，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他来说究竟是反对殖民主义重要，还是实现个人的野心更加迫切？说到底，JJSS是不是个广告商，而不是真正的记者？在编辑部，加缪还重新遇到了那个急性子的罗贝尔·纳米亚。

在《快报》上，孟戴斯·弗朗士有他的“意见”要发表，莫里亚克有他的“便条”，密特朗有他的“政治看法”，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则有他的“言论”。属于解放那个年代的争论被抛诸脑后了。加缪忽然意识到，莫里亚克对战争期间的附敌分子宽容是有道理的。两位作家之间的接触总是彬彬有礼的。有时候，莫里亚克会对加缪感到恼火，觉得他不太明白事情……还有点儿土气。莫里亚克是否读过《婚礼集》？当他得知加缪是女佣的儿子时，他的态度变得和缓了。他们之间从未发展出心心相印的感情。对加缪来说，莫里亚克根本不了解阿尔及利亚。

从1955年5月14日到次年2月2日，加缪发表在《快报》上的35篇文章后来也收入了《时文集》。对政治局势的关注训练了艺术家加缪。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孕育之中。风雨之后作家热情依旧，他想向世人证明，除了左的和右的极端选择以外，在阿尔及利亚还存在着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

加缪为《快报》撰稿是为了阿尔及利亚，在他的意识里，这是指为了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