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微笑，操着他那特有的、处于阿尔及利亚方言和巴黎腔之间的口音，阿尔贝·加缪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外貌：“我是费尔南德、汉弗莱·博加特和日本武士的混合。”他懂得如何消遣自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和他的女人们一起听音乐。他的趣味很简单，喜欢《唐璜》和莫扎特所有的五重奏，还有贝多芬的四重奏和马勒的《大地之歌》，最好还是卡特林·费里尔演唱的！在电影方面，他是个兼收并蓄的观众，没有任性狂热的偏好。他喜欢费里尼、马科斯·奥菲尔斯、奥森·威尔斯和伯格曼的影片。英格丽德·图林在《野玫瑰》中的表演是他所心仪的，博加特在霍克斯执导的《夜长梦多》中的演出也让他着迷。他很少去歌剧院。但每当他在剧院、电影院度过一个夜晚，重新坐到收音机前时，政治问题就攥住了他。一旦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

在反抗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加缪参加了一个为法国海外领土的死刑犯争取赦免的委员会的活动。他在发言中提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矛盾和衰弱，指出：“（法国）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却拿着木棒。”这一段时期，尽管他在《快报》上的文章涉及许多主题，诸如核武器问题、佛朗哥对西班牙的统治、僵化的共产主义思潮、工人艰苦的生活条件等等，但只有阿尔及利亚问题才是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不停地和朋友们澄清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各种误解。1955年7月1日，他和让·格勒尼耶在马休斯家里吃午饭，席间对他说道：“看来，除非出现点儿什么严重的事情，人们不会关心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从来没有内疚感，他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加缪不会不提白人的种族主义，不管它有没有父爱的外表，但是，他带着既严肃又仿佛开玩笑的口吻补充说：“我们是法国的犹太人。”——他指的是，他们在法国本土受到了歧视。他为《快报》写了两篇文章来阐述自己对恐怖主义、镇压和阿尔及利亚未来的思考。这些文字在逻辑上承接了他17年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的言论。他提醒法国读者注意到半途而废的布卢姆-维奥莱特改革方案，以及阿尔及利亚总是充满作弊的选举。阿拉伯群众“在绝望和屈辱”中生活。加缪并不宽恕罪恶，但他试图去理解：“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样，恐怖主义来源于希望的缺席。”加缪对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一视同仁，他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很贫弱，在勇气上却很充沛”。他也同样重视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人的观点。他一贯谴责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显然他指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作为。当他面对《快报》主要持自由政治立场的读者群，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主被当地人围困在孤立的农庄里的时候，加缪特别强调，在巴黎的人们没有权利轻率地看待这场冲突悲剧。有人把“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抗者和越南的独立战士或者法国二战时期的抵抗者们相提并论。但对加缪来说，这样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不是不可能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巴黎组织召开有各方参加的会议，包括法国政府、殖民当局和阿拉伯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还是材料收集不足，加缪列举的阿拉伯政治组织是费尔哈特·阿巴斯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纲领民主联盟和梅萨利·哈吉的民主自由胜利运动，他好像还停留在1937到38年的主观视野和客观事实中。他的谈话对象不是在北非的穷乡僻壤或者城堡王宫里的阿拉伯人，不是联合国，甚至也不是巴黎，他们只存在于他的主观设想里。他建议解散现有的阿尔及利亚议会，重新组织公正的选举：一个真正的阿尔及利亚议会将能够解决其内政问题，而包括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位于巴黎的联邦议会则负责处理“法国-阿尔及利亚联邦”的事务。加缪又重新找到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调子和用词：“如果说殖民主义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某种托词，那将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被殖民的人民的确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和发展。”他梦想着看到殖民体系变成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其中法国人带去他们的技术，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财富。

1955年8月20日到21日，71名欧洲人和52名穆斯林在菲利普城附近的北君士坦丁的行政部门所在地被屠杀。作为报复，1273名“敌人”或者“叛乱分子”被处死。欧洲人现在越来越分不清普通穆斯林和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战士的不同，后者作为圣战参加者，比乌合之众的强盗要有组织，但是又算不上真正的军队。殖民当局动用军警日益强化镇压。居住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作家们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渐渐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散文作家和诗人让·阿姆鲁什给于勒·鲁瓦写信说：“我读了他（加缪）在快报上的那两篇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正确的意见。可是我不相信他宣扬的最终解决方案。弊端比他说的要深得多……在当地人和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之间，没有和解可言。……总而言之，我不再相信阿尔及利亚能够继续属于法国。像我这样的人以后将会被看成怪物，纯粹是历史错误的产物。未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是说阿拉伯语的，他们在伊斯兰教中汲取思想的源头，要不他们就一无所有。如果他们不这样想问题，他们就会落后于时代。阿尔及利亚人也许弄错了，可他们暗地里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对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来说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仅供寄居的国度。”

加缪在意大利度过了夏天的一段时光，忙着写出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的初稿。其中一篇已被初步命名为《堕落》的小说已经大致成文。回到巴黎之后，他立刻与《阿尔及尔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埃德蒙·布吕阿取得联系：“借此机会，我想告诉你我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担忧以及本地媒体的调子。不管菲利普城的惨剧在我们心中制造的愤怒是多么合情合理，我们这些更熟悉历史和政治的成年法国人，都有责任比那些无知的、容易因冲动而变得残忍的群众保持更大的冷静和克制。”加缪熟悉阿尔及利亚的舆论：“我知道，你对贵报的导向有影响力，因此我请求你发挥这种影响……努力促成和解的实现。”

阿姆鲁什在卡比利亚山区住了两个星期。当地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之迅速让他感到震惊。他担心“圣战”的前景，遂建议莫里亚克领头，要求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权威们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请您相信我，摩洛哥的问题相对单纯，而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活跃着两个左派小团体。其中一个是“欧洲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以天主教徒皮埃尔·肖莱为核心，此人长期以来一直和皮埃尔·波比和皮埃尔·罗什一起，致力于促进与童子军、“民主自由胜利运动”的青年成员以及与北非穆斯林大学生的联合。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已经从法国共产党中分离出来，它的某些成员则和“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三位皮埃尔也经常拜访在“民族解放阵线”中身居高位的萨拉·卢昂希和奥马尔·拉伽。这些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作为坚定的独立主义者，还团结了一些知识分子，例如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哈尔比、本·克达、本·雅夏，以及欧洲人乔治·哈贾德和达尼埃尔·蒂姆希。肖莱表示，就在四五年前，“宣称阿尔及利亚有贫民区还是一件犯忌的事情；对一个资产者来说，有三个情妇比有一个阿拉伯朋友要有面子得多。”这些激进主义者团结在阿尔及利亚青年联合会的旗帜下，鼓吹发动穆斯林大学生起来参加社会运动。蓬塞和加缪一样，都认为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能不重视“黑脚”们的特殊处境。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加缪这位最著名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宣布自己的立场。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并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苏斯泰尔在禁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活动以后，又勒令已经恢复了业务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停刊。法国共产党一向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棒：《人道报》程式性地提及阿尔及利亚人民“公正的要求”，却禁止入伍的党员开小差。当一位被征召入伍并深感迷惑的左派青年向加缪求助时，加缪告诉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能够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护当地的欧洲人，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但加缪反对法国移民自行成立所谓“自卫军”。他写信给蓬塞：“阿尔及利亚局势让我深感不安。这个国家的现状让我食不甘味、虑不及它。一想到……我就想再动笔写点什么……眼下，因为左派和右派的态度都让我气愤，我简直寝食难安。”他请求蓬塞为他提供一些信息：“也许你能帮助我，让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说蠢话。”

加缪在让·格勒尼耶家里和他再次谈到了北非问题，后者读到莫里亚克发表在《快报》上的一篇文章，吃惊不小。这位小说家认为摩洛哥的苏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应该重返王位。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让加缪特别感到惊讶的是，这位苏丹从未谴责过同样于8月20日发生在乌德-泽姆地区的杀害欧洲人的事件，这起事件及其严重性可与阿尔及利亚菲利普城的血案相提并论：

“我难以理解这一切，”加缪告诉格勒尼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怎样，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必须找到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

他已经开始了与《快报》的合作，与莫里亚克的距离拉得更远了：“经过一番犹豫，我还是答应了为《快报》写稿，因为有孟戴斯·弗朗士，他知道有理性的人该说什么、做什么。可是莫里亚克……他周围全是年轻的阿拉伯人。现在是他写《阿敏塔斯》的时候。”

让·格勒尼耶向加缪询问，在阿尔及尔人们是不是还能安居乐业。

“不能了，”加缪回答说，“晚上人们上街都得带着枪才行。我母亲吓坏了。前两天，在她住的街区，一个阿拉伯商人正在关店铺的卷帘门，后面就有人捅了他一刀。”

“在那边的法国人不能让这样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

“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你去注意当前席卷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针对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欧洲人），你会发现，最可笑的事情是他们居然崇拜以色列。他们说：‘以色列人才知道怎么正确地和阿拉伯人打交道！’”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需要持枪外出。到目前为止电影院还在正常营业，只是为防止恐怖袭击，在入场检查之后要关闭栅栏门，散场之前也禁止任何人中途离席。局势当然还是透着火药味儿。

在摩洛哥问题上，新任的政府总理埃德加·富尔和法国舆论一样，都在准备作出让步。富尔的名言是：“在相互依赖中的独立。”然而这样的思路并不适用于阿尔及利亚。他在广播里呼吁：“法国的全部荣誉和它对人类负有的使命，绝对地、无保留地、毫不含糊地要求我们，保留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使它继续留在法国的大家庭中间。”

加缪回应了富尔和那些含糊其辞的议员们。在一篇题为“失踪者”的文章中，这位政论作者再次呼吁举行真正的选举：“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事实上，它连它自己也不是。这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土地，被远远地隔绝在人类的视线之外。它的原住民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它的士兵被认为是在妨碍历史的进程，生活在那里的法国人被认为是异族，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沉浸在一片血雾之中。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失踪者，对它的记忆、对它的抛弃让有些人感到惆怅；另外一些人也还愿意谈论它，前提是它不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加缪并不想显得超越一切高高在上，他只是希望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立场，包括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他喜欢用“阿拉伯人”来称呼的原住民。对他来说，《法兰西观察家》、《快报》、《现代》等左派和自由派的媒体都采取了一种非善即恶的绝对二元论的态度。当然，右派报纸，特别是《费加罗报》、《曙光》以及外省的媒体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非都是嗜血的野蛮人，阿拉伯人也不都是狂热的刽子手。住在法国本土的，也不都是推卸责任的人、对殖民帝国充满乡愁的军官和将军。”1955年10月16日到18日，加缪在已改为日报的《快报》上再一次指出：“和人们带着惊人的无意识所习惯重复的不同，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另一方面，它庇护了超过百万的法国人，这一点人们却经常遗忘。”

和以往一样，雷蒙·阿隆总是习惯于对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讲话。加缪讲话的对象则是被统治者，他那富于说服力的笔调既和共产主义及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媒体水火不容，又同时与右派针锋相对：“读某些媒体，人们脑子里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阿尔及利亚上百万的欧洲移民都手执马鞭，口叼雪茄，坐着卡迪拉克汽车。”当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描述卡比利亚山区的贫穷时，他分析了当地的物价和收入。在为《快报》写的文章里他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用具体的经济材料说话：“在阿尔及利亚，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不是产业主，而是雇员和小商人。这些雇员的生活水平虽然比一般阿拉伯人要高，却低于法国本土的居民。”“这里跨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被确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甚至低于法国本土最不发达的地区。此外，在社会补助方面，一个有3个孩子的父亲能够获得7200法郎，而在法国本土这个数字是19000法郎。这就是所谓的殖民地的得益者阶层。”当然，加缪并不否认一般白人多少享有的特权和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偏见。在反抗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那些已经不被称为“强盗”，而是“亡命之徒”、“恐怖分子”和“反贼”的人发动了一次大罢工，地点主要是在君士坦丁省，而不是奥兰省。加缪给于尔班·波尔热的印象经常是忧心忡忡，难掩悲观情绪，但面对读者他却宣称事犹有可为，不要放弃希望：“我呼吁双方都同时作出公开的许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伤害平民。在目前，这样的许诺或许难以改变现状，但它至少可以制止事态滑向无可挽救的境地，并为未来保留下那些无辜的生命。”不久他又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非常严肃地指出，法国媒体对两位从屋顶失足摔下、性命垂危的工人，只吝啬地给予微不足道的报道，却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位英国女士和她的求婚者彼得·汤森的种种不幸。“玛格丽特公主的遭遇不管有多么可怕，至少有一样好处。”加缪开玩笑说。“关于她的痛苦的无休无止的报道——尽管它让我个人感到精疲力竭，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过来——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六神无主的媒体暂时摆脱生活中平庸无聊的琐事。”作家一向亲近无政府主义者和非共产党的极端左派，他把《快报》开辟成了自己的战斗园地：他揭露说，一位名叫皮埃尔·莫兰的持极端自由派立场的年轻工人因为“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了不当观点”而被监禁。在文章的末尾，加缪还透露了莫兰后援委员会的地址。在《快报》的作者中，加缪差不多是唯一可以犯这样的“错误”的人了。如果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地址都在报纸上公布，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快报》此时每期的印数是135000份，由此来看，作家能够对数十万读者施加他的影响。

有一天，他在“三桅战舰”餐厅和让·格勒尼耶吃饭，这个餐厅位于离伽利马出版社不远的伏尔泰河堤：

“我收到几封谈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信，还是有文化的读者写的，大概是波尔多的什么教授吧！信里居然说：‘就让阿拉伯人和在北非的法国人自己想办法好啦！’”

加缪认为，这样的观点说明推卸责任和无知的状态在法国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在战前，格勒尼耶曾经设想可以引导加缪从政，这个想法他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在1956年的众议院选举来临之际，居伊·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名列共和阵线的候选人名单之首。

“您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去参选呢？”

“我的叔叔阿科每次看见有人想当议员或者部长，就会说：‘瞧瞧，这个人野心倒不算大！’”

他告诉格勒尼耶，梅内特利耶医生正在用锰和铜为他治病。他还说，他的母亲和艾蒂安舅舅一样，不愿意来法国定居，哪怕是在环境接近北非的南部也不行。每当埃莱娜来到法国，她都会站在位于宁静的夫人街的那套寓所的窗前，看着街上的车流。阿尔及尔可比这热闹多了，难怪她思念有轨电车的喧嚣和人潮涌动的景象。

“唉！这里没有阿拉伯人。”她对自己的儿子说。

她不愿意住在法国，他理解她。

加缪总是觉得，孟戴斯·弗朗士在选举之后，会重新成为总理。他尽量抽出时间写作，但写政论文总归妨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告诉蓬塞：“我的生活让我不安……总是在方方面面都显得落后……大概我得活上三辈子，才能打点好这些事情。”他总是盼望着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休战。他表示自己“对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厌恶”，可是“不管怎样，不能当逃兵”。他把希望寄托在孟戴斯的人格上面：“我不认为靠孟戴斯·弗朗士一个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看得见他的界限，不过我不属于什么政党，也不参加什么选举。可我相信，也许他能帮助振兴经济，甚至提高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前进。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除了他，没人能够推行一个合适的、兼顾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权利的政策。”当然，加缪仍然为自己保留了批评可能成立的孟戴斯·弗朗士政府的权利。

他知道孟戴斯属于自由派，主张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而不是实现它的独立。在选举之前，他在《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可以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选举活动。我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觉得不自在。其次，我不掌握某种说话方式。一个训练有素（也可能是走样的、歪曲的）的头脑善于琢磨对手的理路，也因此必然会在竞争中体验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最后，还因为我素性不信任议会舞台上的种种把戏，这种怀疑心理至今也不能摆脱。”加缪宣扬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之间自由的、基于相互尊重的团结与融合。他区分了两种解决方案，或者是真正的融合，或者“继续……以前历届政府的政策，施行一些隔靴搔痒的改革来混淆视听，仿佛给癌症患者吃阿司匹林。”而融合，在加缪看来，是共和阵线政纲的核心。该阵线在1956年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二的选票，但这个胜利并不那么坚实，因为共和阵线只是一个中左翼政治力量的联盟，它由波尔多市长、戴高乐派的沙邦-戴尔马发起创办，其“图腾”还有孟戴斯·弗朗士、摩勒和密特朗，后者当时还属于小小的“共和左派联盟”。选举产生的混乱纷杂的议会包括13个党派或小团体，其中有144名共产党议员、95名社会党人、83名无党派议员、56名人民共和运动成员、52名布热德分子、24名社会共和党人（即戴高乐派），以及同样数量的埃德加·富尔派的成员。

法国的军事机器正在运转，越来越多的新兵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就像以前被派往摩洛哥和突尼斯一样。士兵服役期也增加了几个月。一些后备役军人也被重新征召入伍，以弥补现有兵员的不足。在政治家明言之前，军人已经先行卷入了这场偷偷摸摸进行的战争。加缪每周到《快报》编辑部去两次，修改要发表的社论。他经常和让·达尼埃尔交谈。和蓬塞一样，达尼埃尔是他在政治问题上最好的交谈者。在他面前，加缪总是显得充满热情，并且不加掩饰地表达内心的冲突：

“谁也不能带着内心的分裂继续生活。我是说，我们不能接受民族解放阵线的方法，可同样也不能接受牺牲这个群体的任何做法。我们的团体是由阿尔及利亚的非穆斯林群众组成的。人们不应该再把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分离开来对待。有穆斯林，有非穆斯林……”

有些巴黎人显现出来的无知在加缪眼中极为可笑。作为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女人气的左派”。

“这真是一种要命的轻浮。有些人居然主张，被占领的阿尔及利亚为了赶走占领者，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来争取解放，换句话说，有权对非穆斯林进行报复。”

加缪表示，他比一名巴黎的教授更能理解“民族解放阵线”的穆斯林。现在，许多教师都挺身而出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他们谈论独立，并且，开始渐渐地绕开人民，谈论起“阿尔及利亚国家”这个概念。

“现在，”加缪对让·达尼埃尔说道，“人们在对我们谈论什么‘阿尔及利亚国家’，这一点让我很恼火。‘民族解放阵线’可以为创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斗，那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责任，对这一点我不知道什么，我是说，至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们现在主张，早在殖民政府之前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这不是又要挑起新的纷争么？”

对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是“祖国”，而不是什么“国家”。

“您知道，这跟‘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现在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居住着两种人，一种是穆斯林，另一种不是……两个族群都有同样的权利获得正义，有同样的权利保存他们的祖国。”

殖民当局是属于法国人的，可实际操纵权柄的是巴黎。在作家看来，在法国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们都忘记了一个事实：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案都必须获得住在那里的法国人的同意。加缪自己是这个法国人群体中的一员。作为知识分子，他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为捍卫一个族群而去损害另一个。《反抗者》的作者再次出现了：

“没有理由放弃，也没有理由去指望一个据说是正义的历史。只有以正义为目标的斗争才是重要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国对阿拉伯人的镇压是不义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暴力方法也同样如此。”

加缪打算为实现休战而努力：行动是梦想的姊妹，而写作是行动的兄弟。他在1956年1月10日的《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人民休战”的文章，同时向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发出呼吁。文章面世后两天，他写信给蓬塞：“必须发表一个共同声明，我可以和不同派别、不同信念的人一起发言。我不是这个摇摇欲坠的王国的预言家。”加缪对某种集体行动寄予希望，单纯论述个人观点已经不能令他感到满足了。

1月12日，作家在利普啤酒馆一楼和让·格勒尼耶吃饭。格勒尼耶有个习惯，总喜欢记下菜单，好为下一次光顾这里做准备。这次他们吃的是鲱鱼、羊腿、沙拉和水果。这一天，加缪情绪不佳，对休战的前景也不抱什么期望。

“看来，免不了要有一场实力的较量了。”格勒尼耶说道。

“也许还不至于，”加缪答道，“不过每一方都会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货色拿出来。不管怎么说，眼下事态的发展，第一个后果就是让人人都得摘下面纱。”

“那边的移民一定情绪高昂。他们肯定觉得自己被本土的法国人给抛弃了。”

“这是肯定的。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让自己变成美国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新玩意儿：四发左轮手枪。当坐着汽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时，他们会随身带着手枪。在那边，人们管这玩意儿叫‘法阿词典’。如果他们看见哪个本地土著有一点点可疑，就向他放两枪，第一枪没打中，就要补第二枪。然后，他们再换一种武器，向对方的马车再开两枪……他们管那些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出去抢劫的本地人叫‘半个寄宿生’”。

“真遗憾啊，”格勒尼耶说道，“在土著和移民之间，没有多少像您这样，和您辈分差不多的人。不然，我们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阿尔及利亚。”

他接着说道，如果加缪不是在1940年被迫远走，他本可以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格勒尼耶又谈起让·达尼埃尔在《快报》上发表的文章，觉得他在攻击法国。

“如果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被杀，《快报》会幸灾乐祸的。”

这个判断并不正确。《快报》和让·达尼埃尔的文章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之前不久，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终于也变得不可避免的了。让·达尼埃尔被他密切关注的这场战争折磨着，他指出，在阿尔及利亚，军警机构开始进行集体镇压活动。自《快报》改为每日出版以来，加缪对其新闻风格越来越有保留，觉得它太张扬，不甚合他自己的品味。可现在，问题涉及的不只是文笔，而是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报纸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我想过退出，”他对蓬塞说，“可是在选举前夕，这是不可能的，这会被看成是一种怯懦。”

1月27日，知识分子反对北非战争委员会在巴黎互助会大厅召开大会，萨特、曼都兹和埃梅·塞泽尔等人都出席了。萨特发言时强烈主张阿尔及利亚立即独立，要求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起来斗争。阿姆鲁什列席了集会并试图发言：“我来自卡比利亚，是基督徒……”可他的话立刻被淹没在嘘声里。

在阿尔及尔，蓬塞经常与画家和城市设计师梅松瑟勒、建筑师罗兰·西姆内和路易·米盖尔在玛尔莎咖啡馆的后厅里聚会，话题常常是关于戏剧的，听众主要是穆卢·昂哈纳、布阿朗·穆萨维和穆罕默德·勒布贾维这三位穆斯林商人。这家咖啡馆是阿马尔·乌兹加纳的妻子的产业，而乌兹加纳曾经参与过将加缪开除出共产党的活动。在当地，以青年和体育处的教师科尔多夫妇为核心的剧社颇有影响，但参加这些“戏剧”聚会的人总希望超越狭隘的文学争论。渐渐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罗布莱斯一起聚集到卡斯巴俱乐部。“玛尔莎”小组创办了一个争取和平委员会。加缪在阿尔及尔停留时指出，重要的不是发动争取和平的运动，而是争取实现休战。“和平”这个词在他眼里总带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味，总是摆脱不了与莫斯科发起的“争取和平运动”的瓜葛。加缪将要去阿尔及尔宣讲他的主张。

在抵达阿尔及尔的前一天，《快报》上刊出了他写的“为人民休战”一文，内容是反对鼓吹全面战争。蓬塞和米盖尔到机场接他。加缪微笑着介绍了《快报》的记者帕特里克·凯塞尔：

“我们俩来这里，也是为了进行我们的‘圣战’。”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军事氛围日益恶化。几天前，刚刚有95人死于冲突，包括军人和平民。当地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和自卫委员会。朋友们陪同加缪前往圣乔治旅馆下榻。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时，就阿尔及利亚问题纠缠我的不安、绝望情绪今天一扫而空了。在这里人们至少在进行斗争，虽然斗争很艰辛——因为所有的舆论都反对我们。然而，我总是在斗争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安宁。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有什么资源，特别当他们只能通过文字来介入公共事务的时候，总是生活得像一个懦夫。他们用高调阔论来弥补自己的无能。只有在斗争承担风险才能论证思想。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这个拒绝承担责任、居心不良的法国更糟的了，它真像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沼泽地。是的，我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我又充满了活力。”

在圣乔治旅馆，加缪再次见到了石油工程师、水文测量专家安德烈·罗斯费尔德，加缪曾经与他一起访问过阿尔及利亚南方。罗斯费尔德曾经是一位抵抗战士，曾两次差点被维希政权处死。在法国解放的战役中，他还担任过伞兵部队的军官。加缪告诉他，“民族解放阵线”想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役，以便在平民和军人中都制造混乱。现在，必须阻止这种恐怖和镇压之间的恶性循环。在罗斯费尔德看来，加缪来阿尔及尔不只是为了抗击各种极端分子，这位作家还想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所有代表保持接触，以便促使他们参加对话与和谈。梅松瑟勒见到了阿尔及尔市长雅克·舍瓦列，市长许诺在市政府大厅为对话提供场所，但后来当局又改变了主意。当政府告诉大会的组织者，不能按原计划向他们开放皮埃尔·博尔德大厅时，加缪想到了去租一个电影院。

一连串的预备会议在激动而混乱的气氛中召开了。罗斯费尔德相信，除了加缪以外，米盖尔和其他一些人都知道“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觉得，加缪一定藏在他的兄弟吕西安、罗布莱斯、他的伙伴德·贝勒古尔和他本人身后，以便和会议的其他组织者保持一定的批判的距离。在一次会议当中——当时的主持者是罗布莱斯，地点在都耶街——，一位阿尔及利亚小学教师忽然把矛头指向了加缪：

“见它的鬼去吧，您鼓吹的休战！我们需要的，是立刻、绝对，并且不带任何条件的独立。”

加缪后来告诉米盖尔：

“我在问自己，我这是干吗来了？真是糟透了！他们不想看到人们妥协退让，是不是？”

另一场会议在马希迪纳剧院举行，在场的有受人尊敬的朗弗里神父、迪索修士，后者代表阿尔及尔总主教府，他是杜瓦尔红衣主教在接到他呈交的报告后派来的。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人，穆斯林占据微弱的多数，其中包括乌兹加纳、穆萨维、昂哈纳，还有卡勒迪大夫、尚杜夫律师等人。新教方面的代表有博莱和卡皮厄牧师。罗布莱斯、加缪、梅松瑟勒、米盖尔也在场，还有一位叫普拉克斯的预备役少尉，他刚刚被囚禁过，在布泽格扎被“民族解放军”的一支部队解救出来。在和游击队员一起生活的几天里，他们的纪律性给普拉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发言让总督府很难堪。对围绕在加缪身边，怀有善良愿望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会议来证明，在阿尔及利亚的不同族群和阶层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是有可能的。迪索修士发言时指出，对话应该是“非政治化”的。犹太教大经师（在马希迪纳剧院里没有以色列人）、大主教和牧师们都同意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博莱解释说：“伊斯兰教学者们没有同意。”穆斯林们表示，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观看”。不过，尽管他们保持沉默，最后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加缪确定了一个有限的目标：在他所设想的休战期间，冲突双方应该保证不攻击平民、囚犯和所有手无寸铁的人员。他还特别强调，应该在“欧洲和阿拉伯”的不同宗教与政治流派之间展开对话。他不顾蓬塞的告诫，在口头和书面发言中都坚持使用“法国人”、“阿拉伯人”这样的字眼，而不是“阿尔及利亚人”。一些穆斯林指出，当务之急不是谴责或者赞成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而是使已经开始的战争人道化。加缪强调说，不应该贬低法国。有些人赞同他的观点。有人又提出了“叛徒”的问题，“民族解放阵线”很难不处决这些人。加缪则说，他希望“民族解放阵线”能够表示赞同，而且他的希望并非空想。又有一些与会者提议会议扩大讨论的范围。但加缪认为应当限于讨论现有的问题。蓬塞在茹费里街一家名为“巴格达”的阿尔及利亚餐馆组织了午餐会，席间梅萨利的律师、受邀从巴黎赶来的伊夫·德谢塞勒和乌兹加纳争辩了起来。这个场面让加缪感到不快，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对话的穆斯林只信任“民族解放阵线”，而他自己和蓬塞一样，并不想把真理都归到“阵线”一边。有些人希望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也是作战的一方，而不要只把他们看作是凶手、罪犯。

19日，另一场会议在“富足”运动的现场召开，参加者有20余人，包括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教师，如曾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过的洛朗·普雷齐沃齐。加缪在开会时始终站着。一个穆斯林说话的大意是：你们叫我们放弃恐怖主义，但我们只有在获得独立的预先保证之后才能这么做。加缪一言不发，随即离开了会场。

最高层次的大会来临了。按计划，它将于1月22日举行。按照勒布贾维的提议，会场选在政府广场和大教堂之间、宫殿附近的“进步俱乐部”，为此，会议组织者预备了上千个文件夹。加缪准备了35分钟左右的大会发言，他在圣乔治旅馆的房间里，向美国文化中心的秘书兼翻译埃芙琳·肖万口述发言稿，由她把文字打印出来。阿尔及尔的气氛依然显得波涛汹涌。在加缪抵达这里前两天，曾有人建议他不要住在圣乔治旅馆。前不久夏尔·埃尔尼在这里举行过演讲，会后一片骚乱，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入住之后，加缪通过电话和信件接到过几次死亡威胁。他可能遭到绑架。但他执意要下榻于此。罗布莱斯的朋友、情报局的专员贡萨莱斯——他们曾经是师范学校的同学——警告加缪，自由派的敌人、咖啡店主奥尔提兹和布热德分子古塔耶的手下曾印刷了一批假邀请函。眼下他们又在这么干。接到梅松瑟勒的通报后，警察局长表示他将亲自指挥维持“进步俱乐部”门外广场的秩序。勒布贾维也保证他将组织穆斯林前去维持秩序。在迪旺街的一间寓所，加缪遇到了乌兹加纳、勒布贾维和穆萨维，向他们提出了他心中最具本质性的问题：强迫法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保证平民的安全。可是谁能代表“民族解放阵线”做这个保证呢？加缪并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在“阵线”内部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我不认为法国政府会接受这个提议，”勒布贾维说道，“对他们来说，对平民的镇压，是恢复秩序的前提。”

“那么，”加缪回答道，“如果只是法国政府不接受，而‘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了这个提议，我将像一个朝圣者一样走遍法国，四处揭露法国政府。这样会引起反响的！可不管怎样，‘民族解放阵线’得接受提议才行。”

勒布贾维再次提到了总的局势：

“我们的确有和‘民族解放阵线’联系的渠道。如果在您这一方，您能够和某位政府人士进行一次谈话，那么就有成功的可能。”

加缪答应去找同情“民族解放阵线”和穆斯林的人，却拒绝与支持“阵线”的欧洲人来往。他理解阿尔及利亚人，不过他自己总归是个欧洲人。因此，他不愿去见安德烈·曼都兹教授，此人是研究圣奥古斯丁的专家，政治上很活跃，在他主办的刊物《马格里布意识》上为“民族解放阵线”写过一篇宣传文章。

加缪在紧张的气氛中抵达“进步俱乐部”，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哥哥吕西安的两个朋友。加缪笑着介绍他们：

“这是我的保镖。”

下午4点30分，二楼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大部分出席者是欧洲人，包括许多妇女。穆斯林妇女很少。有知识分子、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蓬塞注意到，来这里的工人很少。欧洲人的政治立场已经从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的左翼转到了极端右翼。穆斯林群众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总是犹豫不决，等待着从斗争中产生一位胜利者。俱乐部外面聚集着上千名骚动不安的抗议者。他们叫喊着：

“枪毙孟戴斯！”

“处死加缪！”

也有人在喊：

“加缪和我们在一起！”

抗议人群中有极端狂热分子约瑟夫·阿夏里。在巡警和共和国保安警察布成的防线之外，是上千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有些人还带着武器。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是罗布莱斯，因为蓬塞这时候不愿意抛头露面。在罗布莱斯身边的是白人神父库克，他是阿拉伯问题专家，此外还有卡勒迪大夫、卡皮厄牧师和梅松瑟勒。普拉克斯少尉本来也应该到场，但他被军方阻挡住了。主席台上空着一把椅子，那是给费尔哈特·阿巴斯留的。没有犹太教经师到场。台下前排坐着加缪的一些朋友，例如路易·贝尼斯蒂和弗兰西斯大夫。吕西安·加缪差一点儿没能到场，因为他没有接到“新的”邀请函。

加缪神情严肃，一字一句地念着发言稿。他是来促进团结，而不是挑起不和的。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阿尔及利亚，他同时面向这片土地上的两个阵营讲话。他的“号召位于一切政治之外”，可这究竟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在阿尔及尔，一切都是政治的。加缪忠于自己，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当事件越来越紧迫，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正在日益增长，也许我心头的怀疑将会超过我的信心。”20年来，他始终希望看到阿尔及利亚的“两个族群”之间和睦相处。会场外面，某些集会者——他们数量不多，只是“一小撮”——要求加缪站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完全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边。

为了找到通往“希望的共同体”之路，必须实现对话，而这就要首先实现休战。加缪承认，斗争总是越演越烈，很难平息，因为人的热情已经被点燃：

“‘已经没有再讨论什么的可能性了。’这句话使我们的未来，使我们的生活的机会都变得黯淡了。从此我们将陷入一场盲目的战斗。法国人决心漠视阿拉伯人，即便他们在其内心的一角知道，阿拉伯人要求尊严的呼声是正义的；阿拉伯人也决心漠视法国人，即便他们在其内心的一角知道，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同样有权在这片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上获得安全和尊严。每一个人都被囚禁在怨恨和仇恨之中，再也不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

费尔哈特·阿巴斯来到了会场。加缪和他相互拥抱。作家呼吁持温和立场的阿拉伯人站出来讲话，就像那些自由派的法国人一样，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很快后者“就会闭口不言”。加缪最担心的是这两个族群——他从来不说“民族”——会最终彻底决裂。此刻，《反抗者》的作者正在透露心曲：

“我们过于轻易地向命运屈服了。我们过于轻易地相信，只有血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强者只有踏着弱者的尸骨才能往前去……”

一些石块砸在会议厅的窗玻璃上。加缪脸色苍白，加快了语速：

“有文化和信念的人的任务不是……不是逃避历史性的斗争，也不是为那些残酷的、没有人性的事业服务。他们的任务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帮助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在被压迫者所处的命运中帮助他们实现自由。”

他的结论是：

“我们还在这里用刀剑进行决斗，而世界正在像超音速飞机一样飞跃。此地的报纸在描绘这些可怕的、丢人现眼的争吵，而其它的媒体正在报道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成立。明天，如果欧洲内部实现了和解，整个大陆的财富就会成倍地增长，波澜所及，将会使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仇恨变得全然过时。”

被感染的听众对他的发言报以掌声，而加缪最后以抒情般的调子结尾：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是“既拒绝施加恐怖，又拒绝让恐怖落在自己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牺牲者。在他之后，库克神父、卡皮厄牧师、卡勒迪大夫和罗布莱斯先后发言，时间都不长，但一致呼吁人们在要求停战的声明上签字。加缪向埃勒·奥克比教长致意，17年前，作家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捍卫过他。教长年事已高，是罗布莱斯往圣欧仁亲自登门邀请后才来参加会议的。他来时躺在一副担架上。散场时，与会者分散离去，以免遭遇聚集在外面的反对者。有几个代表留了下来，待在后厅里。贝尼斯蒂在和乌兹加纳交谈，他在设想建立一个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共同平台，促进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团结。

“我亲爱的贝尼斯蒂，”乌兹加纳说道，“在领土收复主义盛行150年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仇恨，我们现在要求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

贝尼斯蒂无言以对。参加会议的一些欧洲人暗自寻思，自己是不是落入了陷阱。加缪在停战问题上的许多对话伙伴——以勒布贾维为首——很接近“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层。“阵线”总是通过中间人介入，他们派遣了像乌兹加纳这样的代表；可是既然他们预见到法国政府不会接受停战，那么前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把加缪的朋友们和其他的欧洲人分割开来？或者，倘若真的出现奇迹，法国政府居然同意停战，那么“阵线”是否会借机要求对方承认自己的合法性和地位？随着散会后人们的口耳相传，聚集在政府广场上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加缪的发言内容。范妮·雷诺坐在人行道边哭泣。她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大学区的雇员，能说古典的阿拉伯语和当地土话——同时掌握这两种语言在“黑脚”们中间是很少见的——，在政治上，她属于由基督徒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组成的小团体，其男女成员大概有20来个，该团体还和“民族解放阵线”有联系：这是他们的选择。范妮和皮埃尔·肖莱一起在大学生中间做过调查，发现其中穆斯林和欧洲人的比例是一比十，这恰恰是阿尔及利亚实际人口构成比例颠倒之后的数字。这个结果被公布在《马格里布意识》上面。范妮很清楚殖民当局高层的自欺想法，他们希望不通过本地人而给阿尔及利亚人带来幸福。她与“民族解放阵线”有密切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地下组织“阿尔及利亚工人联合会”（UGTA）的创始人之一穆罕默德·达里尼的中介。现在，这位女战士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一直在等待加缪担保、支持这个很小的亲近“民族解放阵线”的欧洲人团体。他们认为，加缪一直在努力建立第三种势力。而现在，他们认定加缪是一个“坏蛋”（还不仅仅是个“笨蛋”）。事实上，在参加斗争的精英中间，无论左派、中间派，甚至是右派，人人都在期待阿尔贝·加缪的支持：他在阿尔及尔的威望实在太高了。

在政府广场上，在奥尔良公爵的塑像下面和周边，在巴布-阿祖恩街和德·拉·里尔街之间，在总主教府附近和大教堂的前面，涌动着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中间还混杂着不少“民族解放阵线”的负责人。在共和国保安警察组成的防线的另一侧，另外的人群也十分混杂。这里有怀念维希时代的人——代表极右派的凯尔特十字很快就会出现在阿尔及尔市建筑的墙上——，有和布瓦耶·邦斯在一起的小土地主，有与咖啡店主奥尔提兹的布热德分子混在一起的城市商人，有“莱茵-多瑙”军团的老兵，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派分子、“自由法国”运动成员，他们的首脑是阿夏里。此外，还有大量的大学生。

加缪的发言通往的是一条死胡同、是陷阱，引发的是各种各样有意无意的误解。罗斯费尔德认为，加缪所以很快离开俱乐部会场，不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由于他担心聚集在广场上的数千名穆斯林和数百名“黑脚”会动起手来，引起流血冲突。“停战请愿”事件敲响了父爱制的阿尔及利亚的丧钟，殖民体系和加缪一心想捍卫的以联邦制为范本的一体化原则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从此，在居伊·摩勒已经过时了的政策的推动下，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斗争双方也日益阵垒分明。

在“进步俱乐部”的会议结束后不久，一支“民族解放军”分队袭击了布吉附近的一座灯塔。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袭击者放过了灯塔看守者及其家人。这就是会议带来的结果吗？加缪和他的朋友们仿佛被夹在历史和道德之间、镇压和恐怖主义之间，成为了一切极端分子的共同理念的牺牲品，这种理念就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加缪觉得自己的发言让朋友们失望了。梅松瑟勒认为，休战的想法很好，然而即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休战状态也持续不了一个星期。卢亚尔则前往巴黎拜访犹太人联合会的秘书肖拉基，希望他能够号召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与加缪并肩行动。

会后第二天，加缪即拜访了杜瓦尔主教，他和主教已经有三年的交往。作家还见到了苏斯泰尔总督，他自称也对作家的事业很感兴趣。没有人质疑他的原则本身，可问题是，该如何实施呢？苏斯泰尔又提到了“半个寄宿生”，他们白天是农民，夜里就成了“民族解放军”的士兵，换句话说，是盗贼。

加缪的朋友、记者埃德蒙·布吕阿在《阿尔及尔日报》上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情况。“阿尔贝·加缪昨天跳出一切政治立场之外，提出了感人的呼吁，希望冲突各方能保护无辜的平民……可以设想，那些当加缪在挤得爆满的大厅里发言时，却聚集在会场外发出敌意的喊叫的抗议者，如果能听到加缪讲话的内容，定会为他们的喊叫感到羞耻，他们还会为这位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同乡长久地鼓掌。”

在细细探视了母亲以后，加缪返回了巴黎。他在《快报》上发表了自己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最后一篇社论“向前的一步”。针对有人嘲笑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文章写道：“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中间引起的嘲弄会超过对它的赞同。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无知和无能的迹象。如果有人需要，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毫不费力。我坚信在阿尔及利亚实现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自由和解是可能的。我也相信，促进自由的、平等的人之间的联合代表了最公正的解决之道。然而，提到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措施，在进行思考，并在长久地比较了现有的各种观点之后，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犹豫和彷徨。”显然，这样的笔调和大多数社论作者那种自信无所不知的风格相去甚远。

让加缪和很多投票支持共和阵线的人感到失望的是，勒内·科蒂总统选择了居伊·摩勒而不是孟戴斯·弗朗士来组织政府。后者担任不管部部长一职，被排除在外交事务的决策圈之外，外交部交给了克里斯蒂安·比诺。31日，摩勒总理在一个授勋典礼的演说中宣布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政府的意志，是首先重建和平，把人们从惊惧惶恐中解脱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首先结束恐怖主义行径和盲目的镇压行为……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不能单方面地被决定。”摩勒宣布要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包括建立人民协商体系、设立单一的选举团、进行自由选举等等。这一天，加缪又见到了让·格勒尼耶。据他回忆，加缪说：“阿拉伯人提出了疯狂的要求：建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法国人从此将在那里被视为外国人，除非他们改换国籍和信仰。战争无法避免了。”

“如果法国放弃一切，”格勒尼耶问道，“该如何做呢？”

“法国不会放弃一切的，”加缪答道，“因为法国不可能同意他们把120万法国人扔进海里。”

“本土的法国人有再次目睹慕尼黑阴谋之感。”

“是的，是左派的慕尼黑阴谋。”

加缪遇到了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现在他改名为克洛德·特里安，作为政论作家在欧洲广播一台有很大的名气。他在节目中经常谴责扫荡和酷刑。

“我觉得，”加缪说道，“你得鼓起勇气，才能每天早上都反复接触这些问题。请尽量解释得清楚一些，让本土的法国人不要那样自私。你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高声谈论你的痛苦，我们大家的痛苦啊……你瞧，克洛德，和我相比你至少还有一条优势，你有听众。”

2月2日，加缪发表了一篇没有时间标记的文章：“感谢莫扎特”。他找到了在“神圣的地狱火中死去”的唐璜，“莫扎特知道所有的艺术家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创作者，为了成长，他都必须了解自己的限度，并且依靠这种限度。超越界限就意味着毁灭。”加缪提到了“我们的抵抗和我们的希望。在如此接近我们的时空里，莫扎特曾经生活、创造过。因为他的存在，一下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就都找到了存在的价值。”这些话，是加缪留给《快报》的最后的文字。

2月6日，在阿尔及尔，对局势大感惊恐的总理居伊·摩勒发现有些工人、小人物拒绝了他的政策，转而支持极端派分子。他受到了扔西红柿的“礼遇”。摩勒在当地欧洲人的压力下屈服了。起初，他曾任命持自由派立场的卡特鲁将军为总督，现在却要求对方“辞职”，代之以罗贝尔·拉科斯特。加缪告诉让·达尼埃尔和罗歇·吉里约，他不赞成这项人事任命，并感到绝望。新上任的怯懦的殖民政府屈服于欧洲人的游行示威，也丧失了穆斯林的信任。在阿尔及尔，梅松瑟勒和其他争取休战的人士（包括乌兹加纳在内）联合向摩勒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摩勒仍对那些西红柿心有余悸，他忙不迭地把请愿书放进皮包，也不问问这些请愿的人究竟是谁。

“我把它贴在我的心上。请相信拉科斯特，他在这里就像我本人在这里一样。”

请愿者失望地走了出去。拉科斯特让他的秘书来接待梅松瑟勒。

2月8日，让·格勒尼耶和加缪又在利普啤酒馆吃饭。加缪告诉他，自己已经从《快报》辞职，因为他无法苟同塞尔万-施雷贝尔本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观点。在加缪看来，孟戴斯·弗朗士根本不该参加这个把他作为人质的新政府，在里面当一个无权无责的部长。摩勒已经向阿尔及尔的骚乱让步，在这个情况下，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负起责任来。

“这些天来，”格勒尼耶说，“在《快报》上还是第一次谈到了其他的、不是‘封建势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孩子。这么写的是达尼埃尔。他的文章总比其他人的要温和、公正一些。”

加缪把他的辞职信通过气压传送投到了圣神父街邮局的收信处。在发出之前，他有过瞬间的犹豫：“就这么发出去了吗？啊，是的，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就得这么做。现在我终于自由了。《快报》每篇文章付我3万法郎。”“如果一周写两篇，那一个月就是24万法郎。”格勒尼耶帮他计算，他对这些财务细节很在行。接下来，加缪谈到准备去南方一趟，他想在那里找个能够消夏的地方，还打算给他母亲买座新房子。

在通行的政治分类中，蓬塞、梅松瑟勒、米盖尔、罗布莱斯、西穆内都属于左派，而罗斯费尔德则偏右。加缪很清楚这一点，可他希望和所有“黑脚”们的代表都保持接触，他在法国已经脱离了这个群体。在穆斯林中间，他认识像穆卢·费哈奥恩、穆罕默德·蒂博这样的作家。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加缪也把为他提供信息的人进行分类。他对罗斯费尔德和让·格勒尼耶解释过他辞职的情由：“我离开《快报》……是因为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原因，可它们合起来能够解释我的立场：一是莫里亚克加入法苏友协，二是摩勒在阿尔及利亚的表演……”对加缪而言，法苏友协决非“一个文化组织，所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东西都不止是文化的”。他在“民族解放阵线”等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反抗和革命中，看到了莫斯科和开罗幕后操纵的那只手臂。这一判断使加缪和他的许多友人分道扬镳，也无助于改善他与弗朗西娜，以及与他的内姊、岳母之间的关系。费尔南德觉得《快报》的手段很“卑鄙”。加缪常常谈起他辞职的决定，在他下决心的过程里，理性和种种具体的纠葛各参其半。他再也找不到《阿尔及尔共和报》和《战斗报》时期那种热情与友爱精神。他在《快报》的身份是临时撰稿人，按稿件字数计酬。他很少去报社，也不分享每晚校稿完毕开印时的欢乐，相比之下莫里亚克倒是喜欢去编辑部，他在那个充满高等街区品味和进步主义气氛的环境里感到很自在。加缪对JJSS的广告策略也十分反感。在报社成员中，他只和达尼埃尔有贴心的政治性交谈——但阿尔及利亚问题令他们渐行渐远——，此外他在那里的伙伴就只有皮埃尔·维昂松-蓬代了，他继加缪之后不久也离开了报社。偶尔，他也在编辑部秘书处和纳米亚聊天，纳米亚希望加缪能成为总编辑。最后一点是，加缪虽然喜欢报社迅捷的行动风格，但他讨厌看不到自己的思想，也不能保留自己的手稿。一篇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哪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总是会把问题简化。加缪既感到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深深的孤独。纳米亚是国际纵队和《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老人，加缪总是问他：“我们能为阿尔及利亚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能，”纳米亚回答说，“除了保持沉默。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把我们当成叛徒的。”

“你的话有道理。”加缪回答道。

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行动。这位内心分裂的人不再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言，为的是“不再增加自己的不幸，也不再增加别人对他的愚蠢的评论”。他信奉两大原则：他强烈谴责一切杀戮平民的罪恶行径，可他理解“民族解放军”的战士——这不是指恐怖主义分子，那些人可能会杀害他的母亲。和以莫里亚克和达尼埃尔为首的许多《快报》的撰稿人不同，他在情感上、理智上都不能接受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在他看来，独立会让许多穷苦的白人，比如他的母亲、舅舅、兄弟，以及他的妻子的一家都在这片土地上变成外国人，或者是身份不完整的暂住者，可这片土地也是属于他们的。纳米亚说得对：在右派和“黑脚”们眼里加缪是一个叛徒，因为他不称颂属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本土的左派来说他同样是个叛徒，因为他不肯站在“民族解放阵线”一边。对加缪而言，问题的核心与核心问题就在于这“独立”二字。这是一个漫长的误会，因为在加缪和塞尔万-施雷贝尔及弗朗索瓦丝·吉鲁之间从未就此问题有过开诚布公的讨论。是加缪主动疏远了《快报》，而不是相反。对报社来说，未能挽留住他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人们了解加缪敏感的个性，但大家，特别是弗朗索瓦丝·吉鲁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卓越的记者。谁也没有想到决裂会源自政治立场的分歧。在加缪看来，“独立”更多的是一个预卜，而不是对事实的预言。临别之际，一向自信的JJSS说道：

“加缪，我们还会再见到他的。”

他错了。加缪——后来他向维昂松-蓬代透露了这一点——甚至停止了阅读这份报纸，这样的决裂更带有象征意味。在加缪离去之后，萨特给过《快报》几篇重要的文章。发生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事件没有重新拉近加缪和《快报》的距离，因为他无法理解有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和他不同。

罗斯费尔德告诉他，他的一些朋友为起初当他在“进步俱乐部”演说时反对他而感到懊悔。加缪回信说道：“我理解您的朋友们的不安。您可以转告他们，如果是关系到我自己，那么我连一秒钟也没有埋怨过他们。可这件事情应该引起他们的深思。目前的局势，恐怖分子对平民和孩子的卑鄙杀戮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应该是个惨烈的教训。”他接着又说：“今天，我实在不忍心看到阿尔及利亚被交给塞里尼（极端派报纸《阿尔及尔回声报》的所有者之一）之辈以及那些‘左派’，他们不久前在互助会为武装抢劫分子的旗帜鼓过掌。”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相比，加缪在信件里更能敞开心扉：“此刻，我几欲羞愤而死。如果我认为某项任务是可能的，即便它看上去很疯狂，我也会为之竭尽全力……可我们正在迈向深渊，我们已经在深渊的边上。法国舆论的变迁，我曾经尽力向那些怀有良好愿望的（起码是没有抵触思想）的阿拉伯人解释过，却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现在，这些舆论已经逐步接受了战争的想法。”加缪能够理解罗斯费尔德的朋友们，但他为他们“总是受苏斯泰尔的影响”而感到担忧。苏斯泰尔抛弃了原先的自由派立场，他被恐怖主义吓坏了，扔掉了联邦主义和一切被形容为“放弃”的政策。“在经过思考之后，我完全不信任苏斯泰尔。您可以把我对您说的话转告给您的朋友们。但愿他们能够理解，一个像我这样，从未体验过失望的滋味，也厌恶吹捧和沾沾自喜的人，对您说这样的话决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内心处于分裂的境地，这是我的老实话。”

对在那里居住的大部分欧洲人来说，只有一个阿尔及利亚，它是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他们接受一种最终通向分离或者独立的行动和协商是根本不可能的。苏斯泰尔的继任者“驻节部长”（总督的正式头衔不再是原先的“定居部长”，摩勒放弃了旧的称呼）拉科斯特一再拒绝会见蓬塞、梅松瑟勒和米盖尔。

在巴黎，加缪采取了一些步骤，企图让政府相信休战的主张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可事实上当局空言塞责的种种蠢行已经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当米盖尔和卡勒迪大夫来到巴黎时，后者向一位记者谈起了这些事情，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愤怒的加缪从此不再见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加缪的朋友们和他本人一样，从未得到“民族解放阵线”明确而积极的表态。唯一稍微可堪欣慰的是，伊夫·德谢塞勒给加缪带来了梅萨利有条件的同意。休战的可能性总归还是丧失了。摩勒表示可以进行协商，但必须以实力为后盾。他的确相信能够压制住极端报社派和军人。在他看来，休战只是一种道德尝试，只能破坏和阻碍他的计划的实施。和许多西方政治家一样，摩勒对第三世界并无详细而系统的了解。1956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始者们聚集在克罗地亚的布里俄尼岛，纳赛尔上校、尼赫鲁和铁托元帅共同表达了他们“对渴望获得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同情”。不过，他们也提到了“欧洲的因素”，并拒绝会见“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代表团。从君士坦丁到奥兰，高呼“法国之阿尔及利亚”的口号，反对恐怖主义的欧洲移民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主义到处发生着冲撞。阿尔及利亚进入了“塑胶炸药”的时期和“革命-镇压-暴力”的恶性循环。195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开始实施紧急状态，对新闻的审查制度也重新恢复了。